麦苹果39:有学有术的张之洞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会引发政坛动荡，戊戌维新时的政坛更是云谲波诡，险恶异常。因为最高层出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这两个政见完全相反、斗得你死我活的两个权力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司令部”。在这风云变幻时刻，身处漩涡之中的大臣自然危险异常，稍有差池不仅会丢乌纱帽，甚至有“丢脑袋”之险。

洋务与维新结盟

此时的张之洞，正处政治漩涡之中。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代表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而名声扫地，被投闲京师，张之洞则取代李成为影响最大的封疆大吏，成为具有开明色彩的洋务派领袖，一举一动，皆引人注目。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变法，但上书不达，决定先组会结社推行维新。北京、上海是他活动的重点。1895年11月，北京成立了第一个维新团体强学会，并创办机关刊物 《中外纪闻》。强学会成立，得到了一些中央重臣和地方封疆大吏的支持，以洋务著称的张之洞这时在南京捐银5000两，并要儿子张权和亲信杨锐入会。谭嗣同在给人的信中说，强学会官方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朝廷内的翁同騄与朝廷外的张之洞，甚至认为现在能够顾全大局、通权达变、讲求实际的重臣，只有张之洞一人。梁启超也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也”。

在筹备北京强学会之时，康有为在1895年10月中旬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在南京二十多天，每天与张共进早餐，每隔一天就长谈一次，每次都从午后谈至深夜。对上海成立强学会的主张，张之洞大表支持，并答应捐银1500两作为经费。他甚至向康有为表示，中国如有维新党，自己愿当领头人；如果有维新领袖，自己愿意跟随。此会的成立宣言 “上海强学会序”虽由康有为撰写，但却由张之洞署名在报刊公开发表。因此，时人多以为张为上海强学会会长。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不少入会者都与张关系密切，其中梁鼎芬、汪康年等数人不是他的幕僚就是他的属下，会务即由汪康年主持。同时，上海强学会还创办了《强学报》作为机关刊物。但是，张之洞虽然极力支持上海强学会，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列名之请：“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大力襄赞甚至要幕僚主持会务自己却坚不入会而在幕后指挥，实足表明他的谨慎老道，为自己留有余地。

果然，在朝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久就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张之洞闻迅立即解散了上海强学会，要他的幕僚致电上海各报，宣布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停刊。虽然如此，“洋务”与“维新”此时仍是共同点远大于分歧，维新派也理解张的无奈，所以双方继续合作，并将遗留资金转到新创刊的《时务报》，这笔资金为《时务报》所筹款项中最大一笔。

1896年8月创刊的 《时务报》发起人是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三人。三人中，汪是张之洞的幕僚，黄也曾是张之洞的属下，张又是最主要的“出资人”，所以虽然梁为主笔，但汪任经理，掌管报馆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才华横溢，博古通今，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宣传新思想，别有魔力，往往使人“急读之下，狂舞万状”，古国为之震撼。梁启超后来回忆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张之洞对《时务报》也是大力支持，下令湖北全省官销，颁发《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赞扬说：“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报费当然由官府支付。

《时务报》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梁启超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张之洞亲自写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来。他在信中谦卑地写道：“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并捐银500元。梁启超字卓如，此时才24岁，地位不高，而张已经60岁，且是堂堂湖广总督，竟纡尊降贵恭称梁为“卓老”，急欲与梁结识的迫切之情跃然而出。1897年初，梁启超从广东省亲归来途经武昌，拜见张之洞那天恰逢张的侄儿结婚，宾客盈门，但张接到通报后当即撇下众多客人，专门殷勤招待，晚上还正式设宴为梁洗尘接风，提出请梁出任两湖书院院长，或留其幕府任职，许以两千金相待，均为梁婉拒，但他与梁仍畅谈天下大事，直到二更时分才依依话别。张的如此热情，使梁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对张也不吝赞美之辞。

联盟破裂

可惜，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结盟并不巩固，接踵而来的不是进一步加强团结、联手制衡力量强大的守旧派，反而是双方各持己见，公开分裂。维新派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兴民权”，梁启超的许多文章大力倡言民权、同时激烈抨击官场的腐败无能，甚至汪康年也发表了《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这些都使张之洞大为不满。梁启超在第40期的 《知耻学会序》中痛斥官场现状：“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张之洞读后大惊失色，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禁止该期在湖南发行，怒责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张还要他人致信汪康年，劝说道：“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汪自然奉命唯谨，生怕报纸惹事。而梁启超则执意宣传变法维新，双方矛盾不断，日益尖锐。最后，梁启超于1897年11月被排挤出《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梁、汪互相公开激烈指责、抨击对方。后来，梁启超还忿忿回忆说张之洞 “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自己与张的关系“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

媒体的“出资人”与具体办报的“新闻人”间之复杂关系，非外人能够厘清。但不管怎样，当时即有人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公开分裂，明显对变革不利。

在维新运动中，属张之洞管辖的湖南是最富朝气的省份，因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省级领导坚决支持维新运动，为其他各省所罕见。陈宝箴曾任湖北布政使，与张关系密切。湖南新政开始是大办新式企业，改旧书院为新式学馆，提倡“时务”，同时还创办旬刊《湘学报》，以开启民智。这些并不悖离“洋务”的框架，所以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他还通过官方力量，使该报能在湖北全境发行。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在陈宝箴支持下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经常举办公开演讲，宣传维新。不久，他们又创办了日报《湘报》，使湖南的维新声势迅速大震。湖南维新运动的急剧发展引起了张之洞的警觉和不满，对《湘学报》从支持到屡有批评，表示官方不再订阅，对观点更加鲜明的《湘报》，反对更加强烈。3月末，《湘报》第20期发表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宣扬民权、议会等学说，张之洞读后大为震惊，忙致电陈宝箴，要求制止这类言论。他怒斥道：“《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在张的严令下，陈宝箴将有关《湘报》收回，并不再发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相反，从第37期起，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这些做法，必然使湖南维新人士对张极为不满，谭嗣同就对张的心腹汪康年抱怨说，他的做法使“湘人士颇为忿怒”、“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1898年4月，变法维新已呼之欲出，新旧矛盾斗争更加激烈。这时，张之洞发表了影响极大的《劝学篇》。他自己说写此书的目的是想“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此书详细论述了“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对顽固派和维新派都有批评，但此时维新派风头正健，此书的主要所指则是“暗攻康、梁”，反对变革政治制度、反对民权理论。

这样，从实践到理论，张之洞都明确与维新派划清界线、保持距离。

《劝学篇》发表后，光绪皇帝因其“权衡新旧”、反对守旧而谕令将其颁行全国，称赞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守旧派则因其批驳康梁而视为守旧、维护名教之论，并将其大量摘录于攻击康梁的《翼教丛编》中。由于维新派大都是地位不高的读书人，并无政治威望，无论怎样，张之洞仍是重臣中少有的以“新”著称者，所以光绪皇帝颇想让他来京主持维新大业。保守派也知道皇上要维新，所以希望由张来主导维新而不是康梁主导。因此，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徐桐在1898年4月保奏调张入京，经慈禧同意，光绪帝立即电召其入京。得此谕电，张之洞正在病中，但立即复奏说：“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他于5月初乘船东下，准备经上海北上。但事有不巧，当他5月15日到达上海后，却接到要他回鄂处理沙市教案的谕旨。原来湖北沙市突发民众反教运动，民众还烧毁日本领事所，一场中外纠纷和大规模民变一触即发。清廷意识到“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紧”，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忙要督鄂多年、威望甚重的张之洞打道回府平息此事。5月27日，张之洞返回武昌。

历史总是充满偶然因素，此时距“百日维新”已不到一月，如果沙市教案晚发一月，由重臣张之洞赴京主持“变法”大局，以后的历史，或将改写。

为自保不择手段

虽然回到湖北，但此时朝内的维新之事已紧锣密鼓，如此政治大变动，张之洞自然密切关注，暗中活动。百日维新开始，光绪任命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参与新政的这“军机四卿”中，刘光第、杨锐均与张关系密切。刘、杨均为张之洞托陈宝箴出面向光绪举荐。尤其是杨锐，为张的“第一亲厚之弟子”，且长期为其幕僚。张的儿子也在北京，但凡有重要事情，张都托杨办而不托其子。朝中事情无论巨细，杨锐自然也向张详细禀报，实际是张的坐探。当维新高潮康有为得势时，他曾密电杨锐，自己与康素来不和，要杨警惕康，“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9月中旬，慈禧坚决反对光绪皇帝变法的态度已明，光绪地位已岌岌可危，光绪正是通过赐密诏给杨锐向维新派透露这一消息的：“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

在这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的儿子、侄子、侄女婿、门生黄绍箕、心腹幕僚钱恂及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全被他派往北京，触角伸向各方，四处打探消息，与各种人物联络。深知宦海风波险恶的张之洞明白，如此关键时候，任何信息都不能遗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就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夕，张之洞得知有人向朝廷奏请要他进京“入枢”主政的消息，急忙电告钱恂：“如拟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他深知，此时进京，将直接卷入慈禧与光绪的尖锐冲突中，无疑跳往火坑。

此时的“万万不可”与几个月前“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形成鲜明对照。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把握时机的艺术。政变发生后，他指示属下与荣禄、袁世凯等慈禧宠臣加紧联络。政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清廷尚未点名抓捕梁启超时，张之洞就致电有关者说“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他一方面表明自己忠于慈禧的态度，但一方面又急电有关人士，想营救心腹杨锐。他辩护说，杨“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捕，实系无辜受累”。为杨辩，其实也是为自己辩。但在营救杨的同时，张又致电慈禧太后要求严惩维新党人、严惩包括杨锐在内的“六君子”，以此洗脱自己。对杨锐的死，张之洞内心其实异常悲痛，所以1902年当他再署两江总督来到南京时，又到曾与杨把酒畅谈古今诗文、经史百家的地方，捐资修楼，名为“豁蒙楼”。世人都以为“豁蒙楼”命名出于杜诗，而不知其实是感慨旧事，为杨锐而建。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杨锐曾在张面前将杜甫长诗《八哀》背诵无遗，并反复吟诵其中“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张之洞当即大为感动，印象深刻，故修此楼怀念故人。

虽然与荣禄拉上关系，荣还主动告他要给慈禧的 “训政大典”发“贺折”，但他毕竟又有开明、求新的名声，特别是曾与康梁关系密切，杨锐、刘光第、陈宝箴等均是他的属下，所以他又成为保守派攻击的目标。几个月前曾保奏过他的徐桐现在又上书慈禧，指责他变节，成为康、梁的同路人，要求严惩。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分裂，是戊戌维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洋务派的支持，维新派其实只是几个毫无权势的书生，很难大有作为；没有维新派打前锋，洋务派便会暴露在最前列，成为守旧攻击的对象。

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张之洞想方设法将曾与维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尽可能抹去，有些做法甚为可笑。维新运动初起时，张在南京代理两江总督时与康、梁交好，一次游镇江焦山时突然对时局大发感慨，遂在松寥阁题写长诗，其中有赞扬维新派人士的字句。天下名臣题诗，寺僧自然将其精装悬壁。戊戌政变发生，张忙派梁鼎芬乘小兵船星夜赶往焦山，问寺僧张督的题诗是否还在。寺僧拿出卷轴说：不敢损毁。梁鼎芬忙说：张总督想再题跋于后，题好后再还给你。于是将卷轴取回，撕碎后烧毁。

为了洗刷自己以求自保，张之洞开始不遗余力攻击、迫害康梁等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逃亡日本，在日本继续反对慈禧的维新活动。张之洞以“通洋务”、能与洋人打交道自命，所以不断通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驻武汉领事、驻华公使要求日本政府将维新人士驱逐出境。日本政府认为，张未来在中国政坛将举足轻重，而且张许诺如果自己渡过目前政治危机，日后将扩大与日本合作。在张之洞三番五次的要求下，日本政府最后同意他的要求，向康有为和王照施压，使二人先后离开日本。后来康有为从加拿大乘船返港，途经日本横滨，日本政府仍拒绝其上岸要求。为了在境外将康有为“搞臭”，张之洞竟将其心腹幕僚梁鼎芬充满编造、诬蔑之辞的《康有为事实》送给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刊布发行。在他的软硬兼施下，日本政府同意报纸刊登此文。

这一系列举措，终使张之洞平安度过这场重大的政治危机，甚至更获慈禧信任。但是，曾经热情接待、夸赞康梁的张之洞，现在为自保又如此不择手段、欲置康梁于死地而后快，必为时人所不齿。章太炎在政变发生后曾鄙夷地对友人说：“今日中国之反覆小人阴险巧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确实，以“儒臣”、“忠信”著称的张之洞在这次风波中的表现使其道德形象严重受损。

其实，张之洞也格外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论，曾问自己的幕僚高某：“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某回答说：“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岑西林为岑春煊，袁项城为袁世凯，岑袁是否如此另当别论，说张“有学无术”，显然是门生、幕僚深知老师、幕主心事而曲意讨好的谀词。张之洞闻之高兴不已，故作谦虚实为自夸地说：“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精通权术者，大都不愿承认自己精通权术。

其实，对张之洞最为准确、客观的评价应是“有学有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所推崇的“学”，即儒学所称的仁义礼智信只能用于“平常时期”，而在生死关头的“非常时期”，他所实行的恰是他在书本中所不屑、所严斥的“术”，如荀子之倡恶、申不害之教人不诚、韩非子之教人不务德行、公孙龙之巧言无实、鬼谷之阴贼可鄙……但是，这种丝毫不讲信义、不顾道德的权谋术数，其实并非张之洞的特例，而是专制制度下绝大多数官员面临此情此景时合乎理性的选择。在面临革职甚至杀头之险时，能不顾身家性命而坚持理念的官员毕竟少而又少。因此，不必以“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在道德层面对张之洞们过分苛责，在专制制度下，确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专制制度必然使官德败坏，而官德败坏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史可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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