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之女林莉的文革遭遇作者： 王金昌 1970年1月陈伯达处通知广播局军管小组：“转告广播局军管小组，林莉、沙安之（已于文化大革命前调往湖南长沙）二人有问题，要求离开电台。”军管小组1970年9月12日以《关于林莉的情况及军管小组处理意见》为题报告如下（摘要）：
伯达、文元同志：
今年一月，伯达同志处通知我们，转告广播局军管小组，林莉、沙安之（已于文化大革命前调往湖南长沙）二人有问题，要求离开电台。当时军管小组已掌握林莉苏修特嫌方面的一些情况。即以参加学习班为由，叫林莉到房山广播局农场劳动，对林的问题继续审查。局里整党建党开始后，林莉（预备党员）向军管小组提出要求回局参加整党建党。军管小组对此比较慎重，专门作了研究，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林莉，原名徐俊生，苏联名立立夫，女，现年39岁，湖北省黄冈县林家染铺湾，革命干部出身，学生成份，1954年12月参加工作，1966年4月入党，北京电台苏东部俄语翻译，订稿人。
林莉的父亲林仲丹，又名林育英，张浩，1922年参加共产党，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曾任过一二九师政委，延安职工学校校长，职工委员会主席，1942年病逝于延安。毛主席曾亲题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林副主席题挽联“浩气长存”。
毛泽东（前排）等中央领导给张浩抬棺
据林仲丹同志的前妻涂俊明和林莉的同父异母哥哥林汉雄（水电部建设总局）、林肖硖（原哈尔滨市委书记）介绍：林副主席和林仲丹同志的关系，是出五服的堂兄弟。
母亲徐克俊（徐克峻），又名徐克静，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大革命前在广州参加妇女讲习所，后入党。1929年在刘少奇手下任过秘书，1934年去苏联，不久，被送到苏联专政部门作苦役，1950年回国，经原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党籍，分配在云南省妇联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来北京，1968年冬因抵制街道居民审查而自杀。
据调查：当满洲省委遭到破坏，中央指定林仲丹同志代满洲省委书记时，以徐克俊作掩护，后结婚，不久林仲丹同志在抚顺煤矿开展工人运动时被捕，徐克俊到上海工作，1931年生下林莉，1932年被捕，1933年出狱，1934年去苏联。
丈夫阚玉瑶原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俄文教员，1966年9月畏罪自杀。
林莉于1934年随母去苏联，1938年寄养在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次年9月在该城读书，1945年加入苏联共青团，1947年申请加入了苏联国籍，1949年进莫斯科大学读书，1954年毕业，同年回到人民大学任教，1958年调入广播局，1962年恢复中国国籍。
林莉在莫斯科大学期间，曾和苏联保安部有过联系，作情报工作。
据辽宁发电厂工程师郭自成交待：他曾是苏联保安部的情报员，1951年3—4月回国前夕，曾向苏联保安部推荐过，林莉可以接替他的工作。
1951年底，苏联保安部成员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第一次找林莉，地点是阿尔巴特街居民住地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家交待了任务，叫她收集中国和别国留学生的情况。
林莉交待说，1952年“三八”妇女节后，她和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就没有联系了。
林莉回国后，还与苏联有联系。据调查：第一，林莉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同班同学沙巴林关系甚为密切。1957年至1959年，沙巴林在中国学习期间，曾到过林莉家，1958年林莉还给了沙巴林两张票进广播大楼看戏。1962年沙巴林第二次来苏驻华使馆工作，给林莉打过电话，见过面。第二，1958年夏，苏联伊万诺夫第一国际儿童院庆祝建院25周年。该院院长和院医给林莉写信，邀请林莉赴苏参加校庆，或让林莉将自己知道的原儿童院同学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以及家庭情况等）。林莉接信后，积极组织这一项活动，到处发信，收集情况，最后向儿童院寄去五十多个人的情况，还附有照片。同时，原儿童院学生阿达阿波斯托尔（罗马尼亚人）也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建议中国学生届时参加校庆活动，中组部写信给林莉：“若你认为需要同阿达阿波斯托尔联系时，直接写信给他”。
还据查，解放后，从苏联回来的大批学生中，不少人当过苏方的情报员，有的人回国后还与苏方情报机关保持联系，林莉的问题和这些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他们的问题又和中央组织部帅孟奇有直接关系（林莉的母亲与帅孟奇关系非常密切）。据帅孟奇专案组同志讲：“这批回国的人的问题不是林莉一个人的问题，要有就是一批人的问题，但这批人的问题不是轻而易举能解决的。这方面帅孟奇没有过关。”
军管小组认为：林莉的母亲和爱人虽然不好，本人的问题也较复杂，但她的父亲林仲丹同志是革命先烈，对林莉的处理政治上要很负责，安排要妥善。目前，继续留农场审查，多给林莉做工作，并同有关部门联系，把问题查清楚；鉴于林的问题比较复杂，有些问题一时又搞不清楚，准备叫林到广播局河南信阳“五七”学校安家落户；考虑到林莉有2个孩子，也想让林到广播局郊区所属工厂安排适当工作。
对于以上报告，姚文远做了批示：“送总理、康老、江青、春桥同志阅。”
总理针对：“准备叫林到广播局河南汝阳“五七”学校安家落户；考虑到林莉有2个孩子，也想让林到广播局郊区所属工厂安排适当工作。”做了批示：“两者究以何者为妥，需与林莉本人一商，以解生活和照顾她的两个孩子为主……”
1971年913事件之后，遵照中央首长对审查林莉问题的批示，对林莉的问题，又进行了调查：
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开始对林莉进行专案审查〈三月办隔离学习班) ，重点审查了林莉与林彪是否有政治关系和苏特嫌疑问题。同时，对林莉的苏特嫌疑问题也进行了复查。
一、林莉与林彪是否有政治关系的问题：
经查未发现她与林彪、叶群见过面。
据原“林办”秘书李文普交代：“叶群说过:这个人(指林莉)我知道，她是首长(指林彪)的远房侄女，她是在苏联长大的。” “ 我们不必管她。”
二、林莉的苏特嫌疑问题：
( 1 )林莉与苏联保安部的关系问题，是在一九六八年辽宁发电厂找她调查该厂副厂长郭志成的问题时才交代的。据林莉的多次交代: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大学时，她同苏联保安部门的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发生联系，至一九五二年三月止，共联系过四次。第一次明确了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号码以及下次的联络方式、时间和地点等;第二次谈过当时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情况；第三次反映了一个苏联学生的情况;最后一次接受了一瓶香水和一盒糖，以后再无联系。
经向和苏保安部有过联系的郭志成、王继飞以及在苏保安部工作过的郑一俊、嵇直等人调查，除王向苏保安部介绍过林的情况、郭向苏保安部推荐过林外，均未能对林莉与苏保安部的关系提供直接旁证。
（2）、林莉回国后与苏修使馆及其人员的联系问题，她一九五四年回国不久和同学张兰一起去过苏联使馆登记护照。经张兰证实，情况相符。一九六一年九月林莉又去苏修使馆，据她说是去办理退出苏联国籍手续的。经查，当时她确曾要求退出苏联国籍。按规定，退出苏籍须到苏修使馆交护照。关于她进使馆后的情况如何，无法查证。
林莉在莫斯科大学的苏联同学瓦吉姆·沙巴林，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O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九六一年十月又来中国任苏修使馆三等秘书。据林交代，沙巴拉第二次来中国后，曾给她打电话约她见面，并给她的丈夫阚玉瑶写过明信片，上面附有电话号码。据查，林、阚接到电话和明信片后均向组织做了汇报，目前尚未发现其他联系。
三、林莉与苏联国际儿童院通信问题：
一九五七年七月，苏联国际儿童院院长维亚特金和大夫达维多娃分别给她和其他人来信，为了庆祝该院建院二十五周年，希望他们给该院的工作提出意见，告诉该院曾在那里学习过的中国学生的情况。她和其他同学一起回了信，并提供了一些原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同学回国后的情况。经查，林莉接信后召集在京的原国际儿童院同学研究，由刘莫扬执笔回信，信后附有五十多个中国学生的名单，包括姓名、学历和回国后在何单位、任何职。
林莉回国后和瞿独伊、韩铁声、牟景林有过一些接触，经查，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政治关系。
林莉（前排左2）
1973年10月专案组写的调查结论是：根据上述调查，没有发现林莉和林彪有政治关系，也没有发现林莉参与“九·一三”事件的可疑情节。至于林莉交代她与苏保安部联系的情节是否属实，是否脱离联系以及一九六一年后同苏驻华使馆三等秘书沙巴林是否有其它联系的问题，经多方调查，未能找到直接证据，目前又无调查线索。因此，可解除对林莉的隔离审查，分配适当工作，对其长期考察。
可见，对林莉所谓“苏特嫌疑”等问题是在陈迫达，“林莉有问题”先定性的情况下，将林莉的正常工作和接触，颠倒是非的欲加之罪，是纯属莫须有的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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