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早餐几点开始:阿拉伯伊斯兰哲学 - 文章中心 - 中穆网 - 最大的华语穆斯林社区

阿拉伯世界自1858年拿破仑侵占埃及后，进入近代史阶段。那时以武力进行的反抗西方殖民者、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的斗争在当代则以思想、文化领域的评译西方文化，挖掘传统精华，谋求阿拉伯民族及伊斯兰教的复兴为宗旨的社会思潮形式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延续和展开。       笔者曾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埃及开罗大学和科威特学习与工作，深深感受到作为阿拉伯世界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埃及文化繁荣、思想开放，充满了浓厚的交流与讨论的气氛。在现当代，埃及产生了一批阿拉伯文化启蒙思想家、宗教改革家和哲学家，如拉法尔·塔赫塔威、穆罕默德·阿布杜、宰基·纳吉布·迈哈茂德……而科威特在科伊战争中领土失而复得，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多国部队救助的对象，因此战后西化与亲美倾向日重，同时国内伊斯兰教界内部关于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的争论也异常激烈，成为思想较为活跃的阿拉伯国家。无论是在早期文化启蒙运动中，还是在今天社会与学术问题的讨论里，埃及与科威特都是走在前列、极富时代性的国家。由此扩展至整个北非、马革里布地区及西亚各国，纵观其思想流派、社会思潮运动，可以总结出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当代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主要流派；二、当代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与西方哲学；三、当代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反思与发展。三者结合在一起反映出当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哲学思想与文化的特点和趋势。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
      在第一部分中，笔者试图澄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一概念，因为这一思潮及其运动一直由18世纪中叶延续至今，是伊斯兰宗教复古倾向的集中代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是指主张复兴伊斯兰教，使其回到最初的原始教义，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的遗训，恢复《古兰经》、圣训的真实精神的宗教神学思潮。其思想渊源可溯至公元9世纪（伊历3世纪）的伊斯兰教法学派罕百里学派，在今天，其影响遍及整个世界的伊斯兰教国家和广大的穆斯林地区。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宗教政治现象和社会改革运动，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卡蒙所说：“我们不得将产生于某种社会环境及特定条件下的宗教政治现象与发生于一千多年前的具悠久渊源的文化遗产相混淆。”被西方传谋“炒”得灼热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一词在阿拉伯人那里，被冷静地赋与“政治伊斯兰”（常十分醒目地出现在阿拉伯文报纸及刊物上）这样的称谓，这是对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客观更贴近现实的认识。澄清概念并明确其内涵是讨论问题的第一步，伊斯兰教史上的原教旨主义在近代瓦哈比教派及其运动中（最后以建立沙特王国而告终），曾是伊斯兰复古浪潮的起点，但这一名词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用来指称那些符合伊斯兰教行为规范以及宗教机构的学者权威们的言论的宗教活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主义（塞莱非耶），绝不是西方传媒所误导的“政治暴力”、“国际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后者带有明显的宗教与种族歧视。阿拉伯文的“原教旨”（乌苏里）一词为溯本求源、崇尚伊斯兰的原初教义，与当今谈虎色变的极端、暴力、恐怖的含义相去甚远，无法为广大穆斯林接受。而“政治伊斯兰”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一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政治现象，消除人们因一些政治事件而对伊斯兰教及其信徒所产生的误解，正面称谓发生在当代穆斯林社会里的政治思潮及运动。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思潮及其运动发生于一些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受西方思想渗透的伊斯兰国家。面对时代的挑战，宗教人士求助于伊斯兰，政界人物利用伊斯兰，而广大百姓则呼应伊斯兰，于是出现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世界性宗教及政治运动。当代伊斯兰原教旨运动，首先发生在1979年的伊朗。伊玛目霍梅尼回到伊朗，宣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全面执行伊斯兰教法。由此也产生了区分传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政治伊斯兰的标准：人们将代表原教旨立场与代表政治伊斯兰立场的分界定于是反对现政权的，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还是只限于伊斯兰权威人士的活动。原教旨主义者尊重政府当局，其讨论的内容只在社会伦理规范领域，它致力于消除伊斯兰礼拜中的迷信及伪信行为，并进行伊斯兰教义的学术研究，不涉足政坛。法国学者法朗索·
      艾布·利哲明智地提醒人们：“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即任何一场伊斯兰运动的基础绝不只局限于《古兰经》的经文及其智慧的集册，该运动的主体是由人构成的。了解那些数以百万的伊斯兰教徒要比搞懂《古兰经》的条文困难得多。”（〔法〕法朗索·艾布·利哲著：《政治伊斯兰——南部的呼声》，开罗，第三世界出版社1992年阿文版）从阿拉伯国家及伊斯兰国家的近代史来看，我们应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演化过程、发展趋势分清彼此界线，研究其缘起与演变。政治伊斯兰运动发生于阿拉伯穆斯林人民反对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社会背景之下，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民族运动的失败使伊斯兰运动得到发展，成为取而代之的宗教政治现象，开始由清真寺内的宗教宣教进入到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东部的伊朗、阿富汗，西部马格里布的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各国都有着独特的表现。与政治伊斯兰相关的“暴力”现象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在阿拉伯国家缺乏真正的民主，使“对话”成为不可能，而现政权的镇压导致了更强烈的反镇压的暴力事件；二、社会风气的腐化及经济的停滞不前，导致民众怨声载道以至采取极端行为。阿拉伯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转化以及施行经济开放和自由市场政策的过程中，均未使其摆脱困境，反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复杂的社会现实，造就了当代伊斯兰的鲜明个性——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与本国政府的世俗化，它超越了宗教信条所能起到的作用。
      如果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的建立采取的是一种内省自足的思维方式，方法是向古老的宗教创意、教典经文中索取理论支柱，构筑理论框架，以此感召民众，指导穆斯林投身改变现状、实现理想的战斗中，是一种以史鉴今、立足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来争取民族兴盛的进步运动，那么，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则是在特殊历史状态下，后者——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则是采取外向的、吸纳异族文化经验，面对现实，把眼光扩展到这个时代、整个世界，从中提取有利于本民族复兴发达的素材。两者的方法截然不同，一个回溯古老历史，一个探寻现实世界；一个试图将伊斯兰净化成一尊纯粹的古井，一个企图变革伊斯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它们虽然在方式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目标是一个：振兴伊斯兰教，强盛国家及民族。
      从这两种思想及运动的发源地来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起于阿拉伯半岛内部，这里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也是最富伊斯兰教传统思想的地区。而伊斯兰现代主义则是在首先遭受西方（法国）殖民入侵的埃及，较之封闭保守的阿拉伯半岛腹地（如沙特王国），埃及首当其冲地被炮舰、枪弹打开国门，在饱受殖民者劫掠、奴役的同时，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打破了（一直延续下来的）阿拉伯伊斯兰宗教文化自身的内在稳定性，迫使其吸纳新的养分，重新积蓄活力。
      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因其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阿富汗尼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将世界各国穆斯林的政治利益放在首位，在呼吁解放思想，重视科学的同时又强调坚持伊斯兰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反对无神论和盲目崇拜西方；穆罕默德·阿布杜持教育救国论，毕生致力于改革旧的保守教育制度，增设现代新学科，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兼具传统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宗教改革家，他主张剔除伊斯兰教中落后、不适时宜的信条，弘扬理性主义传统，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认为这是强盛国家、造福民众之根本。此外还有印度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创始人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他的思想明显地具有东西合璧的特点，他一方面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提倡伊斯兰教中的“创制”（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和理性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号召学习近代西方科学文化，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主张思辨和自然主义观点。（参见吴云贵：《近代伊斯兰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像历史上发生的文化思潮及运动一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主义始于翻译、介绍西方思想理论的运动，而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埃及人拉法尔·塔赫塔威则被称作伊斯兰现代文化启蒙的先驱。他翻译了各类书籍，除政治、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外，还包括农业、水产、医学、工程学、建筑学、军事等多个学科。塔赫塔威在博览群书、翻译介绍的同时，以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的头脑对原著进行编辑、加工和再创作。他具有成熟的批判性和创新精神。在现代他大概是第一个在记述历史的同时注意到现时社会问题的阿拉伯学者。塔赫塔威作为现代阿拉伯世界第一位启蒙思想家，针对国家与国民的愚昧落后，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精神，教育并感染了一个时代，为它带来智慧的灵光，知识的力量，影响深刻而长远。
      泛伊斯兰主义学说的创立标志着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形成，其创始人阿富汗尼（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伊历1254年生于卡布尔附近山区村落一个德高望重的家族。曾在印度求学，后就职阿富汗穆罕默德可汗的政府，他一生游历多国，学术活动影响很大。）阐述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旨：即以《古兰经》为主宰，统一在伊斯兰教旗帜之下，团结友爱，成为统一的伊斯兰的面貌，组成统一的伊斯兰政府实体。他认为伊斯兰哈里发思想的影响和伊斯兰教的凝聚力首先应运用于反殖民主义的战场上，这位革命的哲学家以其思想和社会实践，建立和完善了泛伊斯兰主义理论。阿富汗尼认为只有以伊斯兰宗教信仰为基础，人们才会认识到彼此互为需要：“凭借这种宗教关系的纽带，将土耳其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联系在一起，宗教关系代替了血统关系。”阿富汗尼的民族思想是构成其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另一主要成分，两者的结合是当时所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的客观产物：殖民主义蔓延，帝国主义威胁，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的敌人，需要穆斯林集结一切力量投入反侵略的战斗。阿富汗尼将世界性的伊斯兰与区域性的民族思想结合在一起，他的思想学说是近代伊斯兰国家复兴运动的重要动因。他的著作使得伊斯兰民族在遭受了衰败与奴役之后，重新恢复了勇气和自信。他所创建的泛伊斯兰主义理论是当时历史时代的产物，它启蒙了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伊格巴尔反西方殖民、净化伊斯兰的革命。阿富汗尼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改革的倡导者。他的《答无神论者》和《阿富汗简史》两部著作在东方世界，尤其是在穆斯林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现代主义包含了阿拉伯伊斯兰各主要国家及其仁人志士为使本国本民族文化适应时代的需要，与西方现代文化抗衡争雄，使国家民族摆脱愚昧落后、受人侵掠歧视的状况，重新崛起的全部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它大致包括早期的翻译运动，中期与殖民者进行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及后期在宗教文化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改革活动。在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成分和世俗主义的倾向。
      在伊斯兰现代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过程中，穆罕默德·阿布杜（埃及）、穆罕默德·拉西德·里达（黎巴嫩）、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印度）、阿密尔·阿里（印度）、穆罕默德·伊格巴尔（巴基斯坦）等一批既具有传统穆斯林的宗教素养又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宗教神学、哲学、教育等领域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智慧重新审视伊斯兰教的思想内涵及其社会价值和作用，架构现代伊斯兰文化理论。
      二、伊斯兰与社会主义
      在第二部分（当代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尽管有阿拉伯学者著书阐释西方存在主义理论（如埃及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巴达维）以及实证主义学说（如宰基·纳吉布·迈哈茂德），并把苏非思想与存在主义作比较研究，但终显人单势孤，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未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大气候，产生巨大影响。而阿拉伯思想家及社会政治家在接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付诸实践方面却做到了这一点。19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国家在受到西方殖民统治与先进科学挑战的外部刺激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当时伊斯兰国家所遭受的内忧外患中，意识到伊斯兰教自身的弊端，并采取灵活的态度。开明进步的宗教界人士反对盲目信从传统的宗教权威，坚持独立判断的权利，改革伊斯兰教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就是创造性运用“创制”的结果，它使传统信仰和制度的意义发生转变，使之符合近代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他们看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希望，在排斥效仿西方政治体制，而在本土又寻找不到根本解决途径的情况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理论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在伊斯兰世界传播这一思想。无论是把伊斯兰教的济贫税和关于禁止高利贷的规定说成是含有社会主义的特点，还是把社会主义合理分配财富的思想与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概念联系起来，其目的都是让穆斯林们能够顺利接受这一思想主张，并积极地运用于拯救和治理自己的家园。在使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宗教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伊斯兰”等说法，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倾向，各有偏重，前者试图借用现代观念（社会主义理论）证明伊斯兰教的某些属性和本质，使伊斯兰教贴近现实世界，恢复伊斯兰教的权威性和统治地位；后者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看清了现代社会的弊病所在，希望以现代的理论、体制救国家，他们借助伊斯兰教的巨大感召力和普遍的群众基础，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使其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并付诸实施，使祖国摆脱外国的殖民统治，重新赢得主权和繁荣。
      尽管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理论学说，如早期的印巴次大陆的伊格巴尔、乌巴德拉·辛迪以及希赫兹·拉赫曼·西赫瓦维，还有此后理论较成熟时期的赛义德·库特布（著有《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穆罕默德·安萨里乃至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者：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巴基斯坦的亚齐兹·拉赫曼（其后执政的人民党主席布托也推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政策）等，他们的思想和政策都显示出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理论相互拼凑的痕迹。在埃及，大穆夫提为埃及推行的社会主义路线论证，肯定公有化政策符合伊斯兰教精神和伊斯兰教法，纳赛尔进而肯定“穆斯林的宗教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而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则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考虑到了我们阿拉伯和伊斯兰传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前者是以“社会主义”来肯定（不如说是“修正”）伊斯兰教，后者则以阿拉伯和伊斯兰的传统来装点社会主义。对于当政者来说，两者都一样，都是为了迎合民众中的不同思想倾向，达到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这一第三条道路的确定（既拒绝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生活方式又避免东方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模式）即“伊斯兰＋社会主义”，或“真主＋社会主义”，尽管仍有教界人士极力反对，这一政治道路仍然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如埃及实行纳赛尔主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是复兴党的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土耳其的阿塔图克世俗的社会主义等等。这样，宗教文化迎合了精神需要，而非宗教文化迎合世俗的需要，虽然从来也没有作过正式的区分。（参见〔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正如有些人士在强调伊斯兰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所指出的，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精神原则之上，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两者或许在某些形式和词句上有共同之处，但本质上则是完全不同的，其理论基础是根本不相容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产生，不容否认与忽视，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作品，是阿拉伯国家为争取独立、繁荣与进步，将两种极不相同的意识形态进行调和的产物：即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东方的一种古老宗教，与产生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相融合，有其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从跨文化传通学的角度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往来，就存在跨文化传通的问题。文化使我们在下意识之中受其限制而趋于特定的行为和传通模式。当人们研究其他文化并进行不同文化间比较时，是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出发的。他们的观察和结论无不染有他们自己文化特定的价值取向的色彩。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的群体（或文化）更优越，自己的价值观念是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准则，这种现象称为“本土文化中心主义”。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们正是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界定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特性的，其目的很显然是为了更好地“为我所用”——为了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这大概是跨文化传通的最重要目的所在。
      三、反思与展望
      90年代初，阿拉伯各国学者们展开了对阿拉伯社会理性危机问题的讨论，对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思想进行了反省与展望，探究造成当今阿拉伯社会出现理性危机的思想及社会根源，认为让哲理性（哲学）讨论合理进入宗教生活会改变目前阿拉伯社会生活出现的理性危机局面，使人们的精神生活重新焕发光彩。他们分析了导致当前科学思想受到打击、出现理性危机的三种因素：首先，“讲逻辑的人便是不信教的”这句古谚误导人们将宗教信仰与逻辑思维对立起来，指出逻辑思想不会动摇宗教信条，中世纪伊斯兰法学家们正是通过理性论证才获得璀璨的精神成果；其次，广泛运用宗教经文解释最新科学理论的做法在自称为“宗教斗士”的思想家中十分流行，这样将导致人们自视可以非科学的方法解释宇宙现象；第三，针对“科学是物质性的，具体而有形，因而与宗教相抵触”的观点，提出科学是人类理性针对物质世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放弃科学，人们就会停留在蒙昧时代，对于自然界表现得无能为力。
      导致阿拉伯理性危机的另一原因是宗教派别排斥异己，各据一方，凡与本教派观点不同者均被视为异教徒，乃至造成屠戮，引发战争，而宗教思想的偏执与政治上的专制是并行不悖的。理性力量的丧失，对批评及讨论活动的遏制，和对绝对统治的确认都会引起宗教极端行为和政治专制。在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某些相对民主的时期，很显然未出现宗教极端现象。至于哲学，其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公开讨论并提出异议，没有绝对的接受与服从是哲学思维的基本准则。因此，政治的独裁或是宗教的极端行为只会出现在那些不具备哲学素养的人身上。

      学者们认为产生这场危机的症结在于：对作为独立的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方向的阿拉伯思想没有清楚的认识，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像贝壳那样固守着已有的思想文化传统，不求新的发展；二、盲目引进西方文化，不考虑它是否适应本民族的特质和现实生活。在过去的两百年里，阿拉伯民族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这样就失去了繁荣文化的基本条件。提出新文化工程首先应将阿拉伯及西方主要思想流派综合一处，对它们的基本构成因素作客观分析，找出共同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建设新文化工程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化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实现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把握；二是理性对人类自身弱点的控制。真正的文化应该让人们具有一种兼容精神，能够自由地思考，并以睿智和善意的诱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引人以正道。打开各种文化间相互交流的渠道是建设新文化工程的最重要的背景条件，呼吁伊斯兰思想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要顺应时代变化进行革新，使其在国际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