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950芯片和955: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

 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 自序--------------------------------------------------------------------------------　　通常，在一本书的开头，作者都要写上一篇简短的献词，但是，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重录我的生命中并不怎么光彩的一段经历，再现一段我一直想要忘却的历史，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它献给任何人。
　　既然如此，那么我便借了写这本书的机会，着重展现一些事件的真实面貌。譬如，在书中，我引用了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其中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那份报告只不过废纸一一张——跟新加坡提交的那一份报告比起来，它让人感到羞愧。
　　另外，我认为还有必要问英格兰银行和“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几个层次较高的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譬如，在巴林银行倒闭后，为什么还会引起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货币损失？那些所谓的“专家”是否有能力对那些货币进行有效的套做交易？或者他们只是在进行赌博？
　　我没有被遣送回英国去接受审讯，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我不想谎称我对此决定背后的内幕不知或者不懂。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实：新加坡政府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他们被禁止接触英国人掌握的大部分能用作证据的文件。而在我被扣留在德国期间，SFO所做的陈述与此正好相反。
　　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暴露内幕。但是我仍怀疑它会导致新闻媒体的热烈炒作，就像读者们常常见到的那样。只是这一次的故事却是完全真实的。在写这本书时，我一直坚持着“真实”的原则，以告诉读者事情的真实面目。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我的描绘方式感到不安，但是，在将书读过多遍之后，我觉得我的描绘应该是公正的。为了不伤害别人，我在书中两次使用了化名。好在这两个人算不上书中的主要人物，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本书中提及他们。所以，我想这个处理方法应该是妥当的。
　　借此机会，我想向一些人表达我的谢忱。首先我要感谢爱德华怀特利先生，是他帮助我写成了这本书。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监狱当局格外帮忙，允许他一次一次地来探视我。但愿他日后一切顺遂。我还想对我的律师们表示感谢，尤其是史蒂芬波拉得、阿伯哈特凯普夫和爱娃丹宁弗尔德。是他们接了我的案子，帮我打完了那场官司。
　　第一次入狱时，有人对我说：“现在你可以看出谁是你的朋友了。”这绝对是至理真言。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但是，我又无法一一回信——朋友们的来信实在大多了——我只能在此感谢所有给我写信的人。我未曾收到过指责我或批评我的信，但我确实对我以前引为“朋友”的一些人感到深深的失望。尽管大多数朋友都抗拒了悬赏的诱惑，但还是有三个人将自己出卖给了报社，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姓名——我不想将自己降低到他们的等级——但是，我想，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的。
　　我想感谢我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好友，他们一如继往地支持着我。他们的爱是我的精神支柱。要是没有他们的爱和帮助，我肯定无法坚持到现在。这又谈何容易！对我而言，适应现在的环境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但是，你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给了我不小的帮助，让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丽沙说声“谢谢”。在整件事情中，她都是我的力量泉源，在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她总是不断地激励着我。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安心服刑，尽快回到她的身边。我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丈夫。 序言　在可达金乃巴罗度周末--------------------------------------------------------------------------------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那天是我的生日。乘筏航行的服务已经中止，我们只好驱车两个多小时赶到火车站去，准备坐车溯流而上。但是，我们要坐的那列火车却出了问题。那是一列非常不可靠的老车，没有人知道它当时是中途抛了锚，还是脱了轨，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远行。在二战期间，士兵们就是坐着这列火车在马来西亚境内纵横南北，对日作战的；后来，他们又坐着这列火车仓皇避开日本军队，那些士兵可是真正尝到过仓皇逃生的滋味的人。
　　丽莎和我返回饭店，溜达到游泳池边。位于可达金乃巴罗的香格里拉饭店是一处新建的休闲度假场所，其游泳池为一巨大的弯月形，周围摆放着一些蓝白两色的帆布遮阳桑越过波光粼粼的水面，我注视着遮阳伞下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全身发红，光着的脚丫冲着我所在的方向伸展着，脚掌显得又白又软，像松软的棉花或羊毛。这些人可能是经纪人、银行家、律师或者石油大亨，还可能是像我一样的期货交易员。他们都是侨民，喜欢冰啤酒、鸡肉还有跟头脑简单的女人调情，他们也喜欢金钱。我打开汤姆克兰士的恐怖小说，努力将精力集中起来，我倒是能跟他们讲讲关于金钱的事情。
　　身后有只行动电后响了起来。“他们终于找到我了。”我转身去接电话，但随即意识到那是别人的电话。我已将自己的行动电话关闭，并把它放在房间里。谁也别想用电话找到我，我做了个深呼吸，又躺到椅子上。逃跑竟然也如此简单，我所做的不过是关闭了电话，拎了两箱行李，用现金买了两张机票而已。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新加坡境外了。新加坡的监狱我已蹲过一晚上，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二点十五分收盘的铃声响起来时，大厅里的叫喊声终于能停止下来了：整整一天，每个人都在向我叫喊，实际上是我站在交易大厅里，每位经纪人都大声向我喊话，我也大声回答他们，我买了市场上现有的所有期货合同，那天，日经指数下跌了三百三十点，但如果没有我，它一定会跌破一千点大关，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挥舞胳膊大声喊话、呲牙咧嘴、填写票据，然后将票据送到管内勤的办公室去；要不就是拿起电话，大声回话，然后给乔治打手势，让他在一万八千一百点买进，在一万八千点买进，在一万七千九百点买进，我成功地让市场反弹了好几次，但是回天乏力，市场还是下跌不止。
　　我又赔进了好几百万英镑。但具体多少，我并不清楚。我感到害怕不敢将它弄清楚。那些数字绝对能让我吓个半死。我关掉显示萤幕，在上面跳跃的那些绿色的数字马上就消失了。
　　它们不过是屏幕上的数字，和真正的现钞似乎完全是两码事。
　　我对当天的交易情况做了一下总结：这天的情况真是可怕啊——在一个一路下跌的市场上，我却一直在买进；每当我想抛出时，却总有人已经抢先了。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我的参与，涉及五百份合同的大宗交易平均六个月才会有一次。而今天，一大之内，我就经历了两宗这样的交易了。有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市场了。我敢肯定，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这么多大额票据同时出现终究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且，他们每次都能赶在我们行动前几秒钟下手。我又损失了一大笔钱，只有老天知道这笔钱的数目。我一直在试图解缓我们面临的局面，而结果却是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我尽量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点：今天星期四，两天后就是我的生日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要求我们支付至少四千万英镑的保证金，但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放弃努力了。
　　我悄悄溜出交易大厅，快步向外面走去。一路上，我向好几个人点头示意，向他们露齿而笑。我看到许多人看见我后吃惊的表情，但那也掩盖不了他们满脸得意之色。他们全身是汗，满脸通红，就像刚从舞池出来一样。经纪人们也看着我，他们清楚，我今天的交易额几乎是天文数字，他们为此而惊异不已。他们一定在心里琢磨，他们的总经理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客户做了如此巨额的交易，一定在琢磨我是否已做套期交易。他们清楚——其实整个亚洲都清楚——我手头上的期货合同的总值累计起来已达一百一十亿英镑，相当于日本在这个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根据他们自己做成的交易额，他们很容易就能得出我已成多头者。由于我在新加坡市场上占了百分之四十的份额，这一点很难瞒住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其他人都嗅到了伦敦的巴林银行完全忽视了的一个事实：我已被牢牢地困在这个市场里，无路可退。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起来，是负责监控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日本经济新闻报》，他们想了解我在这种情况下，作何打算。“我们想称之为‘巴林银行危在旦夕’，你看可以吗？”那位记者问道。
　　“随你们的便，”我用愉快的口气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情况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那些合同是否全部在三月十日到期？”
　　“这个你们自己等着瞧吧，”我说，“我不清楚客户们会有些什么举动。”
　　“但是，如果你们不采取相应措施的话，市场是不会止跌回稳的。”那位记者指出。
　　“咱们说到这儿吧，”我打断他的话，“我要接别的电话。我们以后再谈。”
　　我“砰”地一声挂下电话，对刚才听见的电话的人吼道：“我再也不接电话了，一个都不接。”
　　又有两部电话响起来，都被我挂断了。让那些人自己去猜想吧。丽莎这时走过来，递给我一份关于“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的最新报表。我看都没看它一眼。我知道，它足以将我惊怕至死。我已经一个月没去看它了。我很清楚，我们的财务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今天，我本想抛出所有合同，退出市场，而实际上，却是在努力维护它，以免市场全部崩溃。结果是，我又买进了四千份合同，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市场上再次损失惨重。我环视周围，没有人来，于是我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一堆碎纸情、胶水、剪刀及撕碎的信件等杂物下面，我拿出“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的报表，我在最近交易情况这一栏中胡涂乱抹了一会儿，然后在这一栏底下划了一条线：到今天日经指数以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点收盘时为止，我有六万一千零三十九份日经二百二十五种合同为多头，二万六千份日本政府债券（JGB）合同为空头，同时还有一些欧洲货币及日经期权。我真不敢去想我到底损失了多少。
　　“尼克！”
　　我回转身来，同时将桌面上的文件全部收拢起来。是托尼·雷尔顿在叫我。老托尼是个大好人。他身材高大，已微微有些发福。他总是急于取悦于人。看来，我必须用一些不相干的杂事来唬弄他了。
　　“哦，托尼！你好吗？”
　　“我很好，尼克，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我冲他微笑着说，那会明确无误地告诉他，我在市场上大有收获。
　　“我找了你一整天了。”
　　“对不起，那边太忙了。”我点了点头。一切让他去猜想吧。
　　“还真是那样，”他钦佩地笑着说。
　　他也是一位在伦敦风闻了尼克·李森传奇式的成功故事的人，我可不能令他失望，他还跟一周前一样，对我的帐户一无所知。其实，到现在为止，他已在这个办公室里晃荡一个月了，可怜的家伙。
　　“尼克，我和西蒙·琼斯谈到了收支平衡表上的亏空问题，我们想知道你今天下午能不能和我们碰碰头？另外，詹姆士希望能在星期六开个会。”
　　“哎哟！”我仰面靠在椅背上，“真不巧，星期六是我的生日，丽莎和我想出去庆贺一下。星期日倒是可以，”我尽量不惹他生气，“但星期六不行：还有，今天下午的会议能不能晚一些开始？丽莎刚来过电话，说她病了，所以我想回去看看。我四点三十分回来，可以吗？”
　　“好吧。”托尼高高兴兴地回到他自己的办公桌去了。他低下头，集中精力去看文件。他也有他的会议。
　　我转过身，到办公桌继续看手上的一组组数字。如果托尼·雷尔顿是从文件的最后部份看起的话，或者曾经核过帐的话（哪怕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核对帐户不过是每个审计员每天早上开机后该做的第一件事）。他早就该看见过这些叫人惊心动魄的数字。我真不敢相信，他到新加坡已经一个月了，而且他的办公桌就紧挨着我。到现在，他也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帮助我改善目前的财务状况。只需做一件最最基本的事，他就可以完全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了。当初听说总部派遣他到这儿来时，我方寸大乱，以为一切都要完了。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对这儿的情况依然毫无察觉。他坐在我的左侧，听我和布伦达格伦哥在电话上交谈，听我向他申请更多的资金；他也看过SIMEX发来的所有关于“八八八八八”帐户的信件，知道我们损失了一些资金，但他仍然没有明白整个事件的严重性。我差不多要认为我可以安然无恙地待到三月份了——那是丽莎的姐姐来看我们的时候。但是，明天就是发放红利的日子，也就是说，到了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了。
　　电话铃响了。克里斯汀娜·里姆用手捂住话筒，问我：“纽约道琼期货营业处给你的电话，接吗？”
　　我摇摇头，然后听见她解释说我正在接电话，过一会儿我会给他们打电话的，她甚至记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个电话我是不会打的了——给巴林银行省一笔电话费吧，市场上的每个人都开始猜到我并未做套期交易。日本的经纪人们雇用很多人手来测算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收支差，山一证券测算结果和事实非常接近。在新加坡市场上，我占了全部份额的百分之四十，在这个市场上，我是唯一的买方。这实在太荒谬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有巴林银行的管理人员毫不知情。其实，只要将我提交给sIMEX的财务状况报告（其中包括“八八八八八”帐户）与提交给总部的报告（其中没有提及“八八八八八”帐户）进行对照，不出半小时，他们便会对这里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了。
　　这时，西蒙·琼斯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可真是件稀奇事。
　　以前，这傲慢的家伙总是打电话，从来没离开办公室到搂下来看我。
　　“尼克，”他说，语气很轻松，“我们把收支平衡表又看了一遍，我们被搞糊涂了。托尼霍斯周末就到我们这儿了，所以我想我们最好在星期日前就做好一切准备。”
　　“那当然，”我笑道，“没问题。托尼·雷尔顿已通知我四点三十分开会了。我可以在开会时讨论这个问题。”
　　“你可真是个明星。”西蒙说罢，和托尼·雷尔顿聊天去了。
　　我转回办公桌前。现在我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我必须离开。关上行动电话，我将它放进口袋里。然后，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报表胡乱摊在桌面上，想把它们撕了——可是，西蒙和托尼就在附近，这种举动也太明目张胆了。能不能把它们随身带走呢？可是，这又会带来很多损失。况且，我马上就要度假去了——该死的度假！最后，我把那些文件锁回抽屉里。他们会找到那些文件的。明天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如果还没发现“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话，他们会打开门找到这个的。明天他们肯定会发现“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明天SIMEX就会打电话来催我们支付另一笔高达五千五百万英镑的保证金了，那时候他们就找不到负责人了。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推开椅子。
　　“再见！”我向办公室里的人说道，“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走出办公室，走进电梯。电梯门刚合上，我就掏出电话，拨了丽莎的号码。
　　“嗨！你好吗？”丽莎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快。
　　上帝啊，她可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最初的那件事，那是在一九九二年，金姆那个蠢猪犯了个错误，损失了小小的两万英镑。可是从那以后，这里的失误接连不断，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今天又有数以万亿的英镑化为了乌有。
　　“我马上来接你，”我尽量使声音听起来自然一些，“我想和你谈谈。”
　　“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五分钟后接你，你到楼下等着我，好吗？”
　　“我等你。”
　　我把电话放回口袋里。它马上就响了起来。电梯还没有到达地下室停车场，我拿出电话，看了看，把它关了。
　　在地下室里，我走向汽车，打开了车门。我刚把车子发动，车里的电话就响了。我往后仰仰身，把它关了。然后，我就把车朝出口开去，我将车卡插入栅栏门，门开了。车驶进了克员码头，交通并不拥挤，十分钟后我就到家了，我看见丽莎站在楼梯旁边，眼望着车流，神色有些不安。我把车开到路边，她上了车。
　　“是绑架吗？”她开玩笑说。
　　我将车开进车道，汇入车流，感觉安全些了，只要我不断地移动位置，那就没有谁跟盯上我了。那个“八八八八八”帐户就在办公室里，等着有人来找到它，等着事情的总爆发，可怜的托尼·雷尔顿。
　　“听着，丽莎。你可能不会相信，”我的声音在发抖，“我的工作出了一个很大的漏洞。我必须离开这儿。”
　　“你是什么意思？”
　　“我赔了很多很多钱，我必须离开，我得辞职。我已经犯法了。天啊，新加坡人会发疯的，他们会把我抓起来的。我真说不清事情有多糟。”
　　“尼克，”她转过脸来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下个月就要拿到你的红利了，你却说什么你必须离开这里，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不得不离开这儿。我今天就得走。我得离开新加坡。
　　等他们明白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会跟他们谈的。但是我不能待在这里，看着他们把这事捅出来；我受不了这个。再说，你也该休息几天了，是啊，”我感到自己的话是那么软弱无力，“你也该休息几天了。”
　　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沙哑，我真恨自己。我恨自己没能多帮帮丽莎，我为她的流产而痛恨自己。对我来说洗澡间里那团血肉胜过世上所有金钱。
　　“情况不至于那么糟糕，”丽莎在安慰我，“最近一段时间你的压力太大了。你为什么不找丹尼谈谈呢？”
　　我看着眼前的路，机械地随着前面的车向前开。在这里，还有在别处，我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功：我工作出色，有深爱我的妻子，是全家的骄傲。但是，两年以来，我每天都在受这个问题的困扰，现在，我妻子搞不懂我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我这都是为了你啊，”我差点说出声来，“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让你幸福吗？只有这么做我才会有可能再次获得成功呀！”
　　但是，我明白，我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必须用那样方式去获取成功。来保全我领导的这个部门，来保全我的领导地位。这样我才能在交易大厅里做大笔的买卖，赚大笔的佣金。遗憾的是，现在我才明白，即使我像父亲那样，只当个泥瓦匠，丽莎也不会改变对我的爱。
　　“好吧，”我说，“我送你回家，你先去收拾行李。不管出什么事，你都别接电话。我去看看丹尼。”
　　“等一下，”她说道，看了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炸弹录影带出租店’在这附近，我去把押金取回来，有二百美元。”
　　我将车开到路边。丽莎进店找该店经理谈话去了，她出来时，满脸笑容。
　　“他们不能把二百美元都退给我。但是，我固执己见，他们只好给了我一百八十美元。”
　　“太棒了！”
　　丽莎在我们的公寓附近下了车。我给丹尼挂了个电话，他不在。我打通了他的行动电话。
　　“丹尼吗，我是尼克。可以打扰你几分钟吗？我出问题了，想跟你谈谈。”
　　“来吧，伙计。我现在在理发。五分钟后咱们远东大酒店见。”
　　我把车停好后，发现丹尼正用手挠后颈部。
　　“头发理得真快！”我跟他打招呼。
　　“就剪了剪，”丹尼说，“我们吃点饼干怎么样？”
　　我们一起走进酒店里，我突然想到该给杜里特公司的维楼打电话，问问他在伦敦买了多少日本政府公债（JGB）。
　　“说说吧，什么问题？”丹尼一边带着我上楼，一边问我，“工作方面还是女人方面？”
　　他给了他女朋友一些钱，用命令的语气让她自己去逛一逛商店。他肯定是发现我的脸色很凝重。我们坐在他房间的阳台上，看着街上的车流。我们面前，摆着丹尼准备的茶水和巧克力饼干。
　　“我的帐户没有被核准，”我说，“数额很大。这事现在随时都可能被发现。”
　　“数额多大？”
　　“很大，大得成问题。”我说道。我们再也没谈论数额的问题。
　　“我想，当局可不希望有这种事。”丹尼摇了摇头。
　　“当然不会；巴林银行也不希望如此。”
　　“巴林银行又能怎么样呢？解雇你？然后呢？你现在要回家了，那么红利是拿不到了。这是很糟，但并非世界末日。起码，你还有健康和自由。”
　　“我必须离开新加坡。”
　　“好了，你先休息几天。等事情闹出来了，看看情况如何。”
　　丹尼建议说，“事情可能比你想像的要好些。”
　　“我必须离开新加坡，”我说，“我不想待在这儿，等他们来抓我。他们一看见我就会把我送进监狱的。”
　　“现在应该做的事是吐实情，”丹尼说，“但我也没有太大把握。听着，等我把马克的法拉利债务一笔勾销之后，我坐头班飞机去雅典。等他平静下来后我再回来。他不会从我这里知道任何东西。”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我真想把数额告诉他呀！
　　“好吧，”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离开这里。是的，我要离开新加坡。我和丽莎马上去机场，飞往甫金。我们明天和你、琪丝在那里见面，再看事态的发展情况吧。我肯定会被开除的，让我们在那儿接受一个一个的坏消息吧，”我们一前一后下楼，上了车。丹尼把车开到我的公寓那儿去接丽莎。
　　“我把电话线拨下来了，”她说，“看来确实有人在找你。”
　　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半小时。我们三个谁都不相信我是在逃跑。他们俩说到下周要聚会一次，我都几乎信以为真了。丹尼有些朋友要陪，所以我们商定下周二聚会，丹尼和丽莎还因挑聚会地点争执了起来，不过最后说好了去一家名叫“KEYAKI”的日本餐馆。我看着窗外，数着和我们擦身而过的汽车的数目。每辆车都有可能是送我上监狱的囚车。
　　“你现在是第二个拉格柏林。”丽莎突然说了这么句话。
　　“拉格柏林是谁”我对这个典故可一无所知。
　　丽莎和丹尼都笑了，然后他们告诉我拉格柏林假装自杀的事，我也笑了。这主意还真不赖。
　　我们买了下一班到吉隆坡的机票。当天晚上，我们住进了雷捷特饭店。次日清晨，我起草了发给詹姆士巴克斯的传真，也就是我的辞职报告。我嘱咐服务台的小姐一小时后再发出，这样，我们便有足够的时间搭上飞往可达金乃巴罗的航班。我们本想去甫金，但是所有的航班都没有机票了。可达金乃巴罗位于马来西亚东部，邻近婆罗洲岛与坟莱。这地方风景季丽，更重要的是，它不属新加坡管辖。我们不想在吉隆坡过周末。
　　经过两小时的飞行后，有辆小巴士将丽莎和我接到了香格里拉饭店。我们到达这个地方时，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走出房间，来到游泳池边，去看那茫茫的大海。
　　“嗨！小寿星，醒一醒，要茶吗？”
　　是丽莎在说话。她微微地笑着，看着我。我是多么爱她呀。
　　我侧过身，看着窗外的游泳池。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原来，这里太安静了：没有人朝着我叫喊、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也没有托尼·雷尔顿、西蒙·琼斯、玛丽·华尔兹或者托尼·霍斯等人的打扰，这里没有人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觉得他们这儿有汉堡吗？”
　　我对汉堡的酷爱早已被传为笑话了。在东亚的每个城市都有麦当劳速食店。由于添加了食盐及从野外采收的香料，这些速食店里的汉堡比国内的味道更好。我想，要是有麦当劳大汉堡品尝大赛的话，我肯定会拿世界冠军。
　　“应该有吧。但是，你吃一个汉堡，我们就得到健身房去锻练半天。”
　　“你太多虑了！让我轻松几天吧！”
　　丽莎站起身，又低下头来吻我。
　　“我要帮你恢复健美的体形。你的腹部。”
　　“一言为定！”我笑道，“找客房部联系一下。”
　　我们手拉手走回房间。在经过报摊时，我瞥了一眼报纸的标题。昨天，也就是星期五，日经指数下跌了三百点。
　　“他们抓住了退出市场的好时机，”我说，“市场形势已经开始好转了。”
　　“那就应该没什么事了吧，你说呢？”进房间时，丽莎问我。
　　“看起来是这样，”我点点头，强迫自己相信自己的说法，“他们在星期五上午收到我的传真后，了解了当前的财务状况，就会中止在新加坡的一切交易。这样，市场价格便会止跌回稳了。”
　　“但是，为什么你仍然不能恢复原职呢？”
　　“他们当然不会再让我干了，我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那并不全是你的错。”
　　“可是我是主管。咱们别老是说我的事情，好吗？”
　　“周末过后我们怎么办？”她问。
　　我看着丽莎身后的窗外。在香格里拉饭店里，有蓝蓝的游泳池、漂亮的遮阳散迅速的客房服务，可以享用整洁的红色或绿色的餐巾、火热的阳光、冰凉的啤酒，还可以坐上橡皮艇，乘风破浪。还有那列老火车，如果它能正常运行的话，一切是多么完美无缺呀！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长时间的身心松弛。
　　我可以感觉到背部几个月来一直非常紧张的肌肉正在松弛下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听见自己正用轻柔的声音安慰自己。“今晚我们去意大利餐馆，明天我们去坐橡皮艇，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再说。现在我已不是巴林银行的人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北上游览泰国，再绕道澳大利亚，下个月再从那儿直接回英国，再静观局势变化。现在你告诉我，我的生日礼物在哪里？那个提袋里藏着些什么？”
　　丽莎从壁厨里拖出一个大提袋，从中取出家人给我寄来的卡片和礼物。我最高兴做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卡片上他们手写的那些话。我总爱想像他们在家里的写字台书写这些卡片的情景，然后他们把卡片寄往新加坡。这些卡片经过了千山万水，最后终于在我们飞往吉隆坡前被放进了丽莎的提袋里。我看着邮票上女王的头像——她现在是巴林银行的客户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呢。巴林银行所有的上层人物都谈论过她的帐户。
　　她打算向巴林银行投资四千万英镑。四千万英镑如今也只能算作杯水车薪。天啊，如果我造成的亏空只有四千万英镑的话，我会高兴得放声大笑的。我还会出去，到游泳池边跳板上去翻几个筋斗的。
　　“我们给我母亲挂个电话吧！”丽莎说道，“她一定想在你生日这天跟你通话。还有你父亲。”
　　“是该给他们打电话。但是，等明天再打吧，”我说，“他们会一切都好的。”
　　“但是，他们一定以为我们还在新加坡呢。”
　　“我们可以在明天打电话时告诉他们我们出来度周末了。”
　　“这是给你的礼物。”丽莎笑着说。
　　我把包装纸打开——那是一张以斯坦福山为视点而画下的新加坡的老画。我们都笑了。
　　“我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有人敲门，他娘的，会是谁呢，我看了看房间的四周，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但丽莎已经跑过去，把门打开了。
　　“我是客房服务员。”这位服务员穿着浆洗过的白夹克，手里推着餐车。
　　“这是你的汉堡，”丽莎笑着说，“还有薯条。”
　　当晚，饭店通知我们说，那列古旧的火车又开始营运了。
　　我们决定星期日清晨出发去坐橡皮艇航行。因为那天日经指数只下跌三百点，所以我没有收看CNN的新闻节目。我们很早就离开了房间，这时饭店大厅里还没有什么报纸。其实谁在乎是否读报呢？我们是在度假，我们就该无忧无虑。我迫使自己相信，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已经辞职，也接受了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等我们度完假，下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搭上了火车，和其他五、六个游客一起溯河流而上。
　　那五六个人包括一对韩国夫妇和几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总是笑容满面的。我们把一个充气橡皮艇拿到河边，穿上救生衣，戴上头盔，摇摇晃晃地上了橡皮艇。
　　河流的源头水流非常平缓。静静的绿水在两边奇形怪状的河岸之间缓缓流过，河岸上是葱郁的树木，爬满了葡萄藤。
　　我坐在橡皮艇的前部，一只手拿桨，另一只手垂在水里。天色晴朗而凉爽。我喜欢在这种天气里顺水漂流。很快，我们便到了第一个峡谷。橡皮艇以双倍于刚才的速度向前冲去，弹进泛起白色泡沫的河水里。我抓紧橡皮艇，朝丽莎看去。她正笑着。
　　由于浪花飞溅到她的脸上，她金色的头发紧紧贴在额头上；在脑后则垂着一条马尾辫，她显得那么婀娜，那么开心。她朝我灿然一笑，拿起带在身边的防水照相机。我正在想，趁着我们中间没有别人挡着时跑到她身边去，突然有人喊道：“抓紧！”
　　但是，为时太晚了。橡皮艇被卷进一个大浪里，又被浪掀起来，一下就将我甩到了水里。我闭上眼睛，双手抱头，感觉到橡皮艇软软的底部正从我头上经过。由于没有做深呼吸的机会，我只好闭上眼睛和嘴巴，让水流挟带着我前进。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突然想：“何不就此而去呢？何必要再浮出水面呢？”这真不失为一了百了的好办法，人们会裁定：意外死亡。
　　这样，我就不必去知道托尼·雷尔顿的近况；不必了解他打开“八八八八八”帐户后会怎么想；不想去猜测他会把下巴磕到办公桌上还是整个瘫到地板上，也不用操心巴林银行、日经指数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了，这样，我就完全解脱了。但是一想到丽莎，我就使劲蹬腿，浮了上来，不错，我是逃离了现场，但我并不想抛下丽莎不管。刚浮出水面时，我的眼前直冒金星。
　　“尼克！”
　　我看见橡皮艇了。丽莎在向我摇手。
　　“我把它抢拍下来了。太精彩了！”
　　我朝橡皮艇游过去，橡皮艇已停在河边。这时，我看见一个导游跳进了河水里，我以为他是救我来了，我正想向他挥手，告诉他我平安无事，却发现他根本没朝我这边看一眼，倒是去追赶被我带进水里的船桨去了。
　　“我还以为你上不来了呢！”丽莎叫道，“你的人寿保险投的是哪家公司？”
　　我气急败坏地钻出水面，抓住已泡得发软的船舷，说道：“我也以为自己完了呢。”
　　“我们正想给你放一个救生艇过去，”丽莎笑道，“真是什么时候你都有惊人之举。”
　　我爬到船舷上，几个中国人伸出胳膊来帮我。他们拍着自己的胸脯，又笑又叫：“噢……！”
　　“噢！”我应和他们的叫声，擦去脸上的水。
　　我低头看了看腿部。小腿肚子上有一块明显的发紫，而且肿了起来。
　　“幸亏这儿没有食人鱼。”我揉着膝盖说。
　　“抓紧！”导游告诫我们，“下一个峡谷就要到了。这个峡谷可不同寻常。”
　　我们便又开始全力以赴划桨了。随着船艰难地行进，我们不断地眨着眼睛，因为总有水溅到我们的脸上。
　　划出峡谷时，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向后靠在船舷上，看着葱绿的森林缓缓向后退去。看到不远处的码头后，我和丽莎相互点点头，一起来了个后滚翻，跳进河里，向下流漂去。由于穿着救生衣，我们可以仰面躺在水面上漂流。除了静静的流水外，我什么都听不到。
　　回到饭店，我们重重地躺到床上。
　　“我该不该吃汉堡？”我问。
　　“你那条腿怎么样了？”丽莎翻过身来看个究竟。
　　“你要亲亲它，它马上就会好起来。”
　　丽莎低下头来，轻轻地亲。
　　“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点头回答，“但我的胳膊是真的撞疼了。”
　　“是否也要亲亲它？”
　　“其实，我脖子也碰到船上了……”
　　“我的肩膀倒是真疼。”丽莎说。她侧下肩来，让我看穿比基尼泳衣留下的白色印痕。
　　“看来我们不能吃汉堡了？”我低声说。
　　“改期吧！”丽莎说。
　　星期一早晨，我和丽莎从睡梦中醒来，周围是那么安静。
　　周末已经过去，到了我们该回吉隆坡的时候了，我们商定，由丽莎回新加坡，把我们的物品分类整理，另外将公寓里的家具打包运回英国。她还要把巴林银行的钥匙还给他们。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她再飞到甫金跟我会合。我们要在甫金待上一个星期，因为有几个朋友到周末才能来，然后，大家一起飞往澳大利亚。把我辞职的事告诉我父亲和丽莎的父母之后，我们就回家。父亲一定会非常不安的，但他肯定会明白，我在新加坡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会帮他做泥瓦活，安安静静地度过夏天。丽莎则想回家后去她叔叔的店里帮忙——她叔叔在伦敦大街开了家三明治店。
　　这天的天气真不错。我们俩在游泳池边躺了一上午。最后，收拾行装的时间终于到了。
　　“我们去买些饼干路上吃吧！”丽莎说。我们走进饭店里的商店，浏览货架上的商品。
　　“这里有普林格和丽兹饼干，”我在看卡片时，货架的另一端传来了丽莎的声音，“有雅各水果和果仁脆饼。你要哪一种？”
　　我抬起头，想去看看该买哪种饼干。这时，有个人经过我身边，向收款台走去。他手上拿着一份《新海峡时代报》。报纸是对折的。在报纸的一角，我偶然看到了一个加粗黑体的标题：《英国一家商业银行倒闭》。
　　一时间，我再也不在乎该买什么样的饼干了。丽莎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已经被惊吓得迈不开步了。
　　“丽莎，”我低声说，“买一份那种报纸。我现在看不了这个。巴林银行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阅读那篇文章了。文章提到了一个交易员的失踪，此时，我朝窗外望去，看着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是在婆罗洲岛北部沿海的中部。我们进退维谷，仿佛已被关入樊宠。如何才能挣出樊宠？丽莎正准备在付款单上签字。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东西上留下笔迹。”
　　“谢谢。”糖果店里的售货员微笑着说。第一章　在沃特福的生活：从沃特福到巴林银行 　　我在酒吧那儿转过身，托起装满啤酒的锡盘，挤进人群，向朋友们所在的地方走去。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避开人们的肩膀和胳膊的碰撞，一心想着保护那些啤酒瓶，所以直到出事前的那一刹那，我才抬起头。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我的周围出现了一大片空白，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双手托着锡盘，抬起头往上看，正好能看到一把椅子从大约七十五英尺高的地方凌空而下。这把带倚背的椅子用硬木做成，棕色的油漆已有不少裂纹。我当时一定是非常吃惊，扬起的下巴正好跟往下坠落的椅子形成了一个直角。由于没有用手保护，椅子的一条腿不偏不倚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鼻梁骨被撞进了颅骨，在眼睛后面的某个地方炸开了。我想大叫，发现嘴巴和下颚都不听使唤了。摔倒时，我看到锡盘闪电般地撞到地上，但是我无法听到任何声响。锡盘里装了十一瓶啤酒呢。我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是一片狼藉。
　　史蒂弗则是个幸运儿。他这个肇事者可真是幸运得有点无耻。我躺在医院里治疗受伤的下巴时，他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那时候，有一些保安人员冲了进来，在舞池中站成一排。
　　他们将闹事的人彼此分开。我被人群拥挤到了舞池的一边，而我要去的地方却是另外一边，这时，有几个保安人员盘问我，也正是这时候，我的下颚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史蒂弗当时和我在舞他的同一边。他被人按在墙上踢了几脚。混乱之中，他碰巧碰到墙上的一个红色按钮。紧急出口的门被打开了，他一下摔到门外，门周围堆满了垃圾箱，有一两个人跟了出来，又踹了他几脚。但史蒂弗还是跑出了楼道。他来了俱乐部门口，想重新进去。
　　“我是想把你从那儿拉开。”他说。
　　我尽量让自己脸上不要有汪何表情——伤太重了，笑一笑都非常难受，接着，他重新来到舞池，就看见我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赶紧找了一个保安人员将我架出了俱乐部。
　　这时，警察也来了。我们被送到了医院。
　　次日上午十一点，史蒂弗和劳伦斯一起送我回家。跟下颚比起来，鼻子受的伤更严重，我感到鼻于是那么巨大而麻木，就好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麻醉药一般。我的两只眼睛分别都能看见这个硕大的鼻子，所以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变成斗鸡眼了，闭上眼睛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回到家，我便走进浴室，躺在浴缸里睡了过去，醒来时，水早凉了。然后，我对着镜子刮脸。那情形，真跟削烂苹果一样，因为脸部红肿，极容易被刮伤，擦伤的部位便又开始流血。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穿上笔挺的西装，再带上一把阿斯匹林，出门去上班。起码，由于满脸青肿，别人看不出我有什么其他不适。
　　“尼克！你怎么啦？”每个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似的。
　　“没什么，”我说，“昨晚上碰上了一起车祸。我坐在后排，脑袋碰到前面的座位上，把鼻子和下巴磕伤了。坐在前排的人好多了，他们有安全带嘛。”
　　其时，我是在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那是所有美国银行中，最成功的银行之一。我在期货与期权结算部接受培训。那时，我年仅二十，年收入已达二万英镑，不久前在沃特福市买下了我的第一间公寓。在我的朋友们看来，这些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之中有泥瓦匠、电工、管道工，还有一些人在商店工作。在搬进公寓的头一天，我请朋友们聚会，却发现自己并没准备刀叉等餐具。于是我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在那里享用了许许多多的“梵达露”。回家时，每个人口袋里都装了不少刀叉。真幸运，那不是家中国餐馆；否则，我的厨房里只能有筷子了，接下来是解决照明问题。有人从房子外面的大铁箱里拣来了一些旧灯泡，把它们全部接到了总线上。这些灯泡一明一暗，闪烁不定，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霓虹灯一样。
　　但是，在工作方面，我却是全银行职员们学习的模范——有谁在意我来自哪个阶层，也无人知道我如何打发每一个周末。在银行里，我衣着得体，进步迅速，期货与期权市场正快速发展，但是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人明白其运行方式。在这个市场上，摩根斯坦利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者。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培养了大量的后勤人员（包括我）来理清每一笔交易的情况；同时，也招聘了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让他们走进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为银行服务。
　　我是一九八五年开始工作的。那年我十八岁，刚刚离开学校。不久，就加入了位于市区的考茨公司。那是一家能经常为女王服务的银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尽管每天有清算不完的支票，但我却从来没有遇到一张是查尔斯温莎签过名的。
　　事实上，尽管考茨公司声名显赫，它也面临着许多银行共有的问题：比如有人进行支票诈骗活动、有的妇女瞒着丈夫进行大额透支等等。我能在该公司任职是相当幸运的：工作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三百多名毕业生申请这一职位，而公司只约见了其中两人，最后将这份工作给了我。但是，在该公司工作的每一天，我只是把数不清的支票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四处堆放，然后再将它们包捆起来，放到某个巨大的储藏室里去——这里的工作是越来越枯燥乏味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有位朋友告诉我摩根斯坦利银行需要人手。我去应聘了，并且马上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告诉我说，我可以到货币交易部门工作，替银行清算所有的货币交易情况；也可以到期货与期权部工作，清算更为复杂的交易情况。我选择了后者。从那天起，我将来的生活就确定下来了。
　　每天上午，我都先坐火车到尤斯顿，再坐地铁到牛津马戏常我已远离了家庭生活。在办公室里，我忙着处理各种清算问题。直到晚上六点左右。但是，很多时候，我要忙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要在尤斯顿给家里挂个电话，让父亲驾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到家后，父亲去睡觉了，我则给各位朋友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周末的娱乐也往往以这种形式开始。在西装革履地工作一星期之后，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出去放松放松。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其他职员肯定想像不出我还有那么狂野的休闲方式。那天晚上，看完一场足球赛之后，我们一群人挤进一间迪斯科舞厅，然后，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我们站在舞厅的各个角落里，轻轻松松地交谈，就好像全身赤裸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朋友史蒂弗有个非常可爱的习惯，每次看到他比较感兴趣的女孩，他都会走上前去，将他的阳具从裤裆里掏出来，把它轻轻放进女孩子手里。在这间名叫“找回的天堂”的迪斯科舞厅里，他又心痒难耐，向一个女孩做了这件事情。当时，那个女孩正高高兴兴地跟她的男朋友———位身材高大的黑人——说话。女孩的男朋友马上警告史蒂弗说：“你给我马上滚出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史蒂弗不为所动，仍然待在舞厅里。正是这时候，我答应再去买一次啤酒，然后是，史蒂弗想跑过来把我拉开，而椅子早就砸在我身上了。史蒂弗的所作所为令人生气，他确实该挨打，但是，我却不怎么认为就因为有了他这么一个朋友，我就应该受那么重的伤。
　　我母亲去世时，她一定感到很幸福，因为当时她刚刚听医生说，尽管她已身患癌症，她至少还能活上十年。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她的床边时，她还说，这样的活，她就能亲眼看着她所有的子女结婚生子，拥有幸福的小家庭，她告诉我们，医生已向她保证，她会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子，尽管当时沙莉才十岁，维克多利亚也只有十三岁，母亲却相信，她会看着他们长大成人。那晚离开她的病房后，我们都心情振奋，庆幸她还能继续爱护我们。她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是她的辛劳，才使我们有了健康的生命和幸福的生活。过去，由于和我一起上学的朋友都有普林格牌羊毛衫，我也向母亲要这种毛衣。结果，她就加了几次班，赚到了足够的钱，满足了我的要求。小时候，我做的蠢事自然不止这一件。是母亲使我认识到，我可以努力学习，也可以交很多朋友。那时候，我的同学大致分成两派——一派学习刻苦，一派酷爱足球，而我则被两派同时接纳——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我甚至当上了负责维护纪律的级长。爱踢足球的那一派本来是极讨厌级长的，但他们却仍然认为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要知道，这两派可是死对头埃而我之所以能和这两派同时友好相处，这种自信来自我的母亲——是她使我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便自然会有收获。
　　次日上午我在上班时，有个护士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到医院去。母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
　　“今天下午去行吗？”我问。
　　“不行。”护士回答。
　　她们的语气非常坚决。我立即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坐地铁到尤斯顿，然后又赶上火车，回到了沃特福。但是，为时已晚。我的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维克多利亚和沙莉苍白的脸色告诉了我一切。母亲已被送到太平间了，而我始终没有勇气去见她最后一面。我支撑着到殡仪馆参加了她的葬礼，但是。
　　我一直没有去过安葬她的骨灰的地方。我是受惊过度了。我想回去跟她说几句话，和她告别，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出要说什么话来说给她听。我把这件事一再拖延。但同时，我对自己发誓——也是对母亲发誓，我要承担起照顾全家的任务。我要尽全力帮助几位妹妹。
　　母亲自给我的唯一的遗产是她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将取代她的位置，成为家庭的拣梁，从此我必须全力以赴，来养活整个家庭。她曾鼓励我考好每一场考试；她曾帮助我打好向考茨公司求职的申请表。我在家时，她总是替我烫好衬衫、擦亮皮鞋。后来，我到了摩根斯坦利银行。此时我清楚地认识到：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有母亲的帮助，我只能靠自己了，父亲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他一直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事情，也不明白我为何每天西装笔挺到那么老远的城里去上班，我弟弟和我是同时毕业的，他早就在建筑工地上帮助父亲和水泥了。
　　父亲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他那狭小的世界里。他是个泥瓦匠。我想让他从忙碌的周末中解脱出来。但是，我是家中的长子，两个小妹又还在上学，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想像不出我在每天的工作中接触到的钱的数目。我告诉朋友们我在银行工作时，他们都认定我是在沃特福的巴克雷斯银行当出纳，数着十元一张的小钱。事实上，我在学习周转巨额的资金，把上亿元的英镑兑换成美元或日元，然后再将它们迅速存入某家合适的银行。所以，我负责处理的金钱数额是巨大的，而我每年二万英镑的薪水加二万英镑的红利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这件事在沃特福盛传了很久。
　　几年后，我的一位妹妹的前任男友偷走了母亲留下来的一些戒指和我们家里的电视机。如果我或我弟弟看到他，肯定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他曾恳求我们打断他的鼻梁和下巴骨就算了，但这样也太便宜他了。遗憾的是，他从此销声匿迹，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在银行里，我每天都在数不清的期货、期权交易清算单中忙碌不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替银行赚钱的是那些交易员，那些交易员在LIFFE的交易大厅里赚下大笔的薪水和红利时，我却被困在后勤部门做这种整理文件的工作。沃特福的朋友对我每年能带二万英镑回家已经是瞠目结舌了，可是，要是母亲还在，她一定会鼓励我不断进取的。我立志要当上交易员。在这一点，我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每个自尊自重的后勤人员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上交易员，当穿上那种颜色滑稽的夹克，在交易场地中不断大声喊话。他们都知道，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可能赚一大笔钱，才有可能买下一辆保时捷，我自己倒并不在乎有没有名车。我只想表现得更好，赚更多的钱来资助家人。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
　　当时，交易大厅里的红人是一位叫詹姆斯韩德逊的交易员。他为摩根斯坦利银行高薪雇用，业务非常繁忙，我仔细审查了由他经手的一些交易清算单，然后通过电话，与他一起解决了一些有疑问的地方。经过努力，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与他共进午餐的机会。吃饭时，他提出，由于业务太多，他想找个帮手，替他打理一些琐碎的事务。尽管我当时的年薪已有二万英镑，但是我情愿减薪也要得到作他的助手的机会。因为我知道，一旦进入交易大厅，我很快就能让自己发挥更大作用。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他表示同意，我太高兴了。尽管这份新工作的年薪只有一万五千英镑左右，但是它却是晋升之阶的第一级。我将获得现场学习做交易员的机会。我的老板却拒绝放我走。他说，我必须在清算部继续工作三个月。
　　我把这话告诉詹姆斯，他说他不能再等。而我的老板又是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的。我失去了那个工作机会。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下午，我辞职离开了摩根斯坦利银行。我给一家职业介绍所打通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给我介绍个工作，他们回答说，巴林银行清算部要一个人。他们还告诉我说，巴林银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家商业银行，规模不大，但是备受推崇等等。当晚，我就去巴林银行位于波特索肯大街的办公室。在和一位名叫约翰盖、非常安静迷人的负责人谈了半小时之后，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在和史蒂弗一起度过周末之后（在那个周末，史蒂弗又玩出了新花样：他从背面靠近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孩，把他的阳具放在她的头顶上），我为接替我在摩根斯坦利银行里的职位的人写好了注意事项。星期一，我正式到巴林银行工作，那天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第二章　巴林银行--------------------------------------------------------------------------------　　巴林银行在一七六三年由弗朗西斯·巴林爵士创建于伦敦。它是世界首家“商业银行”。它既为客户提供资金和有关建议，又像一个“商人”一样自己做买卖——像其他商人一样承担买卖股票、土地或咖啡的风险。由于善于变通、富于创新，巴林银行很快就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无论是到刚果提炼铜矿、从澳大利亚贩运羊毛，还是开掘巴拿马运河的项目，巴林银行都可以为之提供贷款。但是，因为巴林银行有别于大街上的银行，它并不开发普通客户存款业务，所以巴林银行的资金来源比较有限。它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生存、发展。
　　在我于一九八九年初入巴林银行时，它就是如此运作的。
　　那时，该银行的职员都持有证券交易许可证，透过闪烁着绿色字符的大萤幕，随时报告全球每个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尽管如此，巴林银行的运行原则仍然保持不变。
　　在巴林银行总部里，装饰着许多旧时的股票。它们都被用画框装演起来，挂在墙面上。这些股票面积很大，颜色多为绿色与褐红色，股票中间刻有带高顶礼帽的人及蒸汽火车的图案。某一边的下面还有波浪形的水樱有人告诉我，早在一八○三年，刚刚诞生的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南部的路易斯安纳州时，所有资金就出自巴林银行。当时，所有流动现金的结算都是以棉花的价格和废除奴隶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为基础的。
　　尽管当时巴林银行已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家犹太人开办的、名为罗斯蔡尔德的银行，它仍然是各国政府、各大公司及许多客户的首选银行。一八八六年，巴林银行发行的“吉尼士”证券上市时，当时的情景可真是蔚为壮观：购买该种证券的人手持申请表格，像潮水一样涌进巴林银行；结果，不得不动用警力来维持秩序。这和二十世纪八○年代英国电信公司发行股票时的情景颇为相似：很多人排队等上几小时，买下少量股票，然后再伺机抛出——等到第二天抛出时，股票价格可能已经两倍了。
　　在二十世纪初，巴林银行已经得到一个特殊的客户：英国皇室。由于巴林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卓越的贡献，巴林家族先后获得了五个世袭的爵位。这算得上是个世界记录。尽管我对巴林银行的主人如何如何并不在意（它不过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而已），但我还是对它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要说完全不了解其历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走在哪条走廊上，你都会看到许多介绍性的文字和图片——它们都在强调巴林的光荣历史。
　　在我刚到巴林银行工作时，巴林家族中爵位较高的是艾锡伯顿勋爵；那时，他正准备从董事长的位置退休。他是玛格丽特·柴契尔的好朋友，他使巴林银行成功地当上了英国最大的公司BP公司伪董事长，同时也成为全球最大的二十家企业之一。巴林家族的另四名爵士分别是北布鲁克勋爵（其祖先包括第一位北布鲁克伯爵、也是印度总督；第一位艾德米·拉尔提勋爵）、瑞弗尔斯都克勋爵、克罗默勋爵（其祖父曾任埃及领事；其父亲曾出任英国银行行长，并在尼克森执政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最后一位是霍威克勋爵（其父亲是英国派往肯尼亚的最后一名殖民总督；他自己则创建了巴林慈善协会，该协会控制着巴林银行，已为慈善事业捐献了大量的资金）。
　　走在楼梯上，我还可以看到墙上挂着许多巴林家族成员的肖像，画中的人都安详地凝视我头顶上方的空间。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叫人觉得他们属于那种经过世面、而且一切如愿以偿的人，而且他们对相隔一定的距离来控制他们家族庞大的帝国非常满意。他们不必再亲自动手了。他们已经雇用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来为他们工作。这对于我，二十二岁、刚离开沃特福的尼克·李森来说，确实是件好事。我已做好为之工作的准备。为他们工作，我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
　　在同摩根斯坦利银行一样，在巴林银行，我仍然在期货与期权清算部工作，但是九个月后，我就发现，在伦敦总部我是很难发展的。那时清算部里由我负责向一个级别相当高的老板汇报业务情况。借着这个工作机会，我留心观察，明白了我至少要等上十年才能爬到他那么高的位置。我对工作的兴趣很快便消失殆尽，于是我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
　　巴林银行在八○年代获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当中，最辉煌的一笔当数克里斯托弗赫斯在日本创建从事股票交易的分部的做人业绩。由于正逢日本股市开始大幅上扬，巴林银行很快在该市场上占领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整个八○年代，克里斯托弗赫斯都算得上全英国薪俸最高的银行家——其年薪高达三百万英镑左右。尽管人们并不清楚其准确的数字，但是却都知道，他的年薪确实有那么高。这些报酬全都来自他的远东地区所做的交易。日本是他开始发展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亚秒（各国或地区，譬如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尼，他都已开展了业务，做着巨额的交易，人们称之为“老虎”经济，因为在我们看来，远东是个奇妙的地方，在那里工作可以迅速致富，可以享用廉价冰凉的啤酒，还可能会有像詹姆斯庞德那样的艳遇。
　　所以，我争取到了到印尼工作的机会。但是到达雅加达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巴林银行的海外业务并不像传闻说的那么出色——那只是一种表象。在总部，我曾读到过不少资料，夸赞它在远东的业务手法新颖、经验独到、有极佳的顾客基础等等，满纸都是溢美之辞，而真实的情况都是：一团糟。在雅加达，巴林银行甚至连一问办公室都没有。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婆鲁旁达饭店的一间客房的外面工作。巴林银行拥有价值一亿英镑的股票，却无法把它出售给客户，因此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股票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且，那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懂该如何让一切变得秩序井然。他们只知道把那些票证随意堆放到标准渣打银行的地下室里。我看到这些小山似的票证后——这些都是不记名债券，拿到这种债券的人可以马上将它兑换成现金——我立即意识到，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克里斯托弗或许已经拿到了他那高达三百万英镑的年薪，巴林银行也因为成功地打入了亚洲市场而备受赞美，但是在这些虚华的外表下面，却是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亏空已达一亿英镑的事实。如果审计师要求严格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认为巴林银行负债过多，这样巴林银行便可能失去聚积资金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比例就会严重失调，就会使巴林银行的借贷能力大受限制。
　　在那间没有窗户、空气稀薄有如地狱的房子里，我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些股票清理完毕，那是我生平做过的最艰难的一件事。巴林银行的问题是它将一定的股票卖给投资者，又购入同样数额的股票来维持平衡。但是它所拿到的票证却与要买的票证不符。一九八九年股市下跌以来，当年认购了巴林银行股票的投资者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付款。主要的几条有“类别不对”、“票面设计俗不可耐”、“证明文件有问题”等等。这些理由全都是事实。
　　在那十个月里，我每天都在堆成山的文件中开掘出一段短短的进山之路。我终于弄清了哪些银行与巴林银行有过业务往来，然后找出相应的票证和有关的证明文件。接着，我便四处奔走，向各家银行索取报酬。在去各家银行的路上，我都是步行的，手里提着装满各种票证的帆布包。如果有人抢劫我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票证，并且可以马上将它们兑换成现金，在印尼发行的票证全都是“不记名证券”，其作用如同普通支票。所以，不论流通到谁的手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我愿意的话，我真可以带着那些证券逃到南美去，如此，我这一辈子就可以不必工作了。
　　在到达雅加达之前，我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月。尽管人人都说香港是个好地方，但是和雅加达比起来，我还是痛恨这座城市。在人人都爱去的“赛马”酒吧，我见过一帮自以为是的经纪人、银行家。这些人认为自己是上帝对全世界的馈赠。他们在酒吧里夸夸其谈、旁若无人。他们异常自负——自负得毫无道理。相比之下，雅加达太美妙了：这里没有那种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人则应为他们卖命的前殖民主义者。这里的酒吧里只有玩弹子游戏、喝啤酒、安安心心过日子的印尼人。
　　最初，巴林银行曾告诫过我，离开饭店时一定要他们的司机蒂罗开着有空调的车来接我。这样，我便不会有在步行被打劫或被谋杀的危险了。但是，我却发现，在雅加达根本不存在这些危险。所以，我经常独自出去晃荡，就像我是在家乡沃特福一样。我常常在酒吧里玩一种叫做“胜者上”的弹子游戏，同那些和我一样技艺高超的当地人在凌晨三点时一决高下，同时也决不肯输给任何一个西方人。
　　在雅加达度过六个月后，巴林银行给我派了三名助手。起初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当我走进我们的地下工作室时，却看到了一名美丽的金发女郎。她正瞪大眼睛看着小山似的票证，显然是太吃惊了。
　　“到底是派我们做什么来了，”她问，“难道是叫我们把它们都烧了吗？”
　　“我已经处理了一半了，”我告诉她说，“你真该看看我刚来时的情景。”
　　她名叫丽莎·西姆斯，在肯特郡长大，这是她第一次到国外工作，我一向自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丽莎却真的让我惊奇不已。
　　到一九九○年圣诞节，我们已将巴林银行的收支差降低到一千万英镑。审计师们也认为，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不必受这些债务的影响。当时高达一亿英镑的负债记录也可以从电脑中删除了。克里斯托弗赫斯在获得同样成绩后无疑得到了一百万英镑的报酬，但我和丽莎并不在意。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卓越有成效，我们俩已经在热恋之中。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回到伦敦。从此，我被视作期货与期权结算方面的专家。我有耐心、有毅力、又善于逻辑推理，所以我相信自己终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一直低着头，我并不害怕别人向我提出一些最愚蠢的问题。但是，在巴林银行的伦敦总部里没有人敢提出愚蠢的问题，以免当众出丑。其实，在我看来，那些看似简单、愚蠢的问题恰恰是最难回答、最让人深感知识匮乏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我整整一年都在视察巴林银行在欧洲和远东的业务（差旅费自然由巴林银行支付）。我陪着银行负责发展的托尼·狄克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四处寻找巴林银行发展的新机会。我们到过法兰克福，建议在这座城市里设立办事处，以便打入正在成长的欧洲市场。我们也到过香港和马尼拉。下半年，我们抵达新加坡。
　　那时，巴林银行已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并没有开展多少业务，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拥有大约七十名员工，他们做着买卖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做市场调查、向客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销售银行办公设备等工作，但他们不具备做期货交易的能力。如果有客户要求买卖期货或期权，他们都另找其他的交易员。这样，巴林银行便失去了一笔笔佣金。托尼·狄克和我便建议他们充分利用在SIMEX里的位置，并配备充足的人手，以便抓住良好的发展机会。
　　在雅加达获得成功后，总部便承诺说可以在海外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在一月份和二月份，托尼·狄克和我一直在讨论新加坡分行的情况，于是我便提出说我愿意到新加坡去开展业务。托尼向詹姆士·巴克斯谈了这件事——詹姆士是巴林银行南亚区经理，他也听说过我在雅加达获得的成功。
　　三月，托尼·狄克终于回来告诉我说，董事会认为新加坡分行确实需要我，而且，如果我不去新加坡，那里的业务将无法开展。他们希望我能在新加坡分行成立期货与期权交易部门，并且让它营运起来。我将出任总经理、招聘交易员及后勤人员，也将赚到很多的钱。听到这个消息，丽莎和我都非常兴奋。十天后，我们举行了婚礼。
　　我有点无所适从。大家都坐在我身后，随意地交谈。喧闹声突然沉寂下来，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她已经到了，这时，我的表弟约翰看见门口有人给他打手势，便俯下身开始弹奏风琴。我几乎听不见音乐，只站在那里，与观礼者一起静静地等待。大约在丽莎走到教堂中间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转过头，看见她正和亚历克一起走过来。她似乎不是在走路，而是轻轻地向我飘过来，她挽着亚历克的胳膊，双眼正视着前方。我几乎晕厥——丽莎太美了，我没有仔细观察她的礼服，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件象牙色的丝质华服，像一大片白云，拖着她缓缓向前飘动。她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觉得仿佛有一个力场正向我靠近，将我一点点向后推动，我完全停止了呼吸，血液从大脑流出时，我才本能地做了个深呼吸。
　　丽莎在我身旁站住，透过她的面纱，我们四目相对。我们俩都微微有些受惊。对她的爱太深，所以我几乎不敢冲她笑一笑。她显得那么美，又有些苍白虚弱，就像一个磁娃娃似的。这时，和煦的阳光从我身后的窗户射进来，照在丽莎的脸上，她向我微微一笑，我看到了她红润的双颊。穿着象牙色礼服的丽莎手持一束颜色鲜艳的鸯尾花，头上也插着不少鸯尾花。我想，用红、黄等鲜亮的颜色来与其婚纱柔和的象牙白搭配，是丽莎的一贯风格。站在她身后是她的伴娘：她的妹妹娜廷我的妹妹沙莉以及瑞淇、妮娜（后面两位的年纪小一些）。她们都穿着饰有白色花边的绿色天鹅绒上衣和格呢裙装。
　　我们面对牧师。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丽莎，所以我没有听见他致欢迎辞，也不知道第一首赞美诗什么时候响了起来。因为正是封斋期，我们不能用鲜花来装点教堂，唱诗班的席位也空着。但是，早春的阳光照耀着丽莎，她手中和发束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溢满了整个教堂。
　　尔后，我们走出那小小的教堂，来到它那并不太高的诺曼塔边，和圣爱德蒙德王、殉道者们站在一起。风吹动女宾们的帽子，差点刮走亚历克的礼帽，大家都畅快地笑着，同时用手按住帽子，又扯住裙子，不让它被风吹起来，在给我们拍照的约翰打开他的不锈钢相机套（该相机套上有用来存放镜头的小孔），然后对准了我们，他在小孔中放了一些加伏特加酒的橘子果冻。
　　彩纸像云彩一样洒在我和丽莎的脸上。我看珀琪把她手提包中的彩纸发给每个人，同时高兴地笑着、叫着。最后，我们沿着砾石路走出教堂，经过墓地，到了一棵栗子树下。栗子树刚刚开了花，白色的花朵像一个个锥形冰淇淋，在绿色的树叶之中随风起舞。我们停下脚步，又拍了一些照片，然后便坐上那辆老劳斯莱斯。这是辆非常豪华的轿车，后座用皮革制成，十分舒适。我和丽莎面朝车后玻璃窗坐着，看人们兴高采烈地向我们挥手，看他们用手抓住帽子，看他们点燃香烟，看他们将婚礼上用的纸塞进手提包，看他们四下拍照，看他们跟着车跑上几步。最后，我们驶上马路，将他们留在了后面。司机是个大个子，胡子雪白，他说话很有海明威的风格。
　　“恭喜你们。”他说。之后，他再没说一句话。
　　我和丽莎看着对方，两只左手握在了一起，于是，两只新结婚戒指便在一起闪烁光芒。
　　“嗨！李森夫人！”
　　“嗨！感觉如何？”她笑道。
　　“到乡下兜风是个不错的结婚旅行方式。”
　　我俯身去吻她。我担心会碰坏她那精心梳理的头发。但是，接触到她的双唇时，我闻到了她头上的花香——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可以令人忘却一切。
　　“亚历克先来！”我们站在一起准备照相时，约翰叔叔大声说。大家都乐了。我看见女孩们搓着手，想让自己暖和一些。
　　丽莎和大家一起开心地笑着。穿着薄薄的结婚礼服的她显得那么从容自在。女士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真是大惑不解。这和男士们穿礼服不同，因为我们总是穿着这种衣服，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婚礼；而新娘们结婚礼服一生只能穿一次。尽管它隆重得像参加舞会时穿的晚礼服，但新娘们穿着它，却总是非常自在。
　　经过草坪，我们走进附近的一家修建于乔治时代的饭店，来到舞厅。我原来想，一定要记住新婚之日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整个下午和晚上的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我发现那是因为教堂里的仪式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挥之不去的缘故。即使是在和别人谈话时，我也在下意识地回想起教堂里的情景：我和丽莎肩并肩站在一起，度过了我们此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深爱参加婚礼的每个人，但我最钟爱丽莎。经过当众宣誓，我们俩从此确立了一个秘密而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旁人无法破除也无法理解。
　　亚历克与珀琪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人。在我们的婚礼上，他们的招待非常周到，非常出色。
　　“我是有失去女儿的感觉，”亚历克在致辞时承认，“但是，我也为她高兴，至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接着，他宣布了我和丽莎将去新加坡住上“半年到两年”的消息。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我环顾四周，逐一看看我的亲人和好友们。我和丽莎会想念他们的。我们会回来的，但是我们彼此要分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站起来致辞。可是刚刚开头，说了句“我和我妻子，”大家便拍起手来。丽莎确实对人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致辞完毕之后，亚历克的朋友约翰走到乐器旁边，弹唱起《电话诉衷肠》。我和丽莎滑入舞池时，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两曲下来，舞池里已挤满了人。我们一直跳到了凌晨。
　　唯一的一个意外事件发生在艾力克张身上。他是我在巴林银行的同事，同时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的丈夫。
　　“今天过得高兴吗？”丽莎问他。
　　“比我自己结婚时还高兴。”他说。
　　他的话一字不差地传到他妻子索尼亚的耳朵里。索尼亚是个身材庞大的女子。听见丈夫的话后，她冲着他跑过来，并假装要挥拳揍他。不幸的是她没有把握好距离，结果她丈夫的脸上挨了重重的一拳。他“轰”地一声倒了下去。后来，由两个人架着他，才把他弄到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驾车到维克多利亚，搭上了去威尼斯的东方快车。在威尼斯的西普里安尼饭店住了三天。在威尼斯，我们每天都愉快地徜徉在它的各条街巷、大小广场，欣赏那粉红色的房子与高耸的教堂。我们把硬币投进图片彩灯，看那或蓝或红的招贴广告画突然亮起来。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酒。然后在三月料峭的寒风中拥抱对方，等饭店的汽艇将我们从水路送回去。一周后，我们脱下冬装，飞往新加坡。第三章　抵达新加坡，建八八八八八帐号--------------------------------------------------------------------------------　　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时，我立刻感受到了金钱的存在。在为巴林银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逐步接近它；而只有在新加坡，我才突然有了这种感受。在过去的六年里，我在不同的银行里做着相同的事情；在后勤部门不停地数着纸币，不断地找出别人的问题。现在，我终于可以走出办公室，在交易大厅直接和钱打交道了——我觉得它就悬挂在我的面前，等着我去把它拿下来。尽管我看不见它，它仍然身价很高。
　　看着那些身穿红夹克的交易员们忙忙碌碌的样子，我联想到了电闪雷鸣的暴风雨。空中有着无数道闪电，我只要给出正确的信号，就会像一个铜质的导体一样被闪电击中。
　　“有什么事吗？”我问弗南多。弗南多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天才，负责大阪的日经指数。他说话速度太快，我手下的新加坡籍职员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话。
　　“没什么事。”
　　“这里太平静了，没人做交易。”
　　我们边等边看。面前的萤幕上几乎没什么动静。萤幕上的绿色数字偶尔也微微跳动，但数值却没什么改变。市场的走向变化无常，我至多能预测三秒钟内的变化。乔治，我上任后招聘的第一位交易员，打出了一万八千五百九十的手势。我必须仔细观察他的手势。我的工作组织刚刚形成不久，我正在熟悉那些疯狂的手势。和赌马的人一样，我们用手势来表示价格。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九月的期货合同。和道琼斯指数上样，日经指数的测算是以相关股票价格的浮动为基础的。透过期货合同这种方式，你只需付上一小笔保险费，便可以以一定价格在将来买进或卖出有关的股票。合同的到期日往往有四种：三月末、六月末、九月末或十二月末。由于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又由于人们对日经股票指数的市场表现有不同的看法，其价值可以有很大幅度的波动。期货合同与日经指数的走向基本相同，但由于有时间差与期货市场的财务杠杆作用的影响，期货往往要比指数本身更加变化无常。
　　“五百九十，有小额交易。”我告诉弗南多。
　　“六百，交易仍然清淡。”
　　其实，我并没有直接做任何有关交易的决定。我只是在这里执行弗南多从大贩发出的指令。我们已经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设立分部，但我却没有获得自己参与交易的授权，我只是弗南多的指令执行者。我透过电话接到他的指令，然后打手势把指令告诉乔治，然后再告诉弗南多我们是否已执行指令。我们做的事情十分简单。我们是在套做：弗南多密切关注大阪的期货合同，我则每过两秒钟就告诉他一次新加坡市场上的情况。有时候，当地的某位交易员可能在某一市场上买进，又无力同时在另一市场上交易，这样，他就会使SIMEX的市场价格上升，从而使大阪与新加坡的期货出现一个持续几秒钟的价格差。
　　“情况如何？他们是多头吗？”
　　“我肯定他们是多头。他们整天都在试图卖出。”
　　乔治打了一万八千五百八十的手势。这和萤幕上显示的大阪的指数一万八千六百不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秒钟。
　　“这儿的价格是五百八十，”我告诉弗南多，“有一个客户想大批卖出。他马上就来，我是否该告诉他最新历史低价？”
　　许多交易员都给自己制定了日收益或日损失的上限。如果市场价格已与他入市价格相差甚远，譬如他认购的价格为一万八千七百，而市场价格已跌至一万八千六百的话，便达到了他规定的限额，他便不得不抛出，以减少损失，这叫“限价补进或卖出”。透过向某个客户报告最新历史低价，我将为市场提供一个新价格，从而使市场有所变动——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会下跌。我要查看市场情况，看是否能找出这样一个卖方，因为一旦我的报价下打上交易大厅里的萤幕，整个市场上的人都会看见它。这样，很可能会促成一笔交易。
　　“你应该找出这样的卖方，”弗南多回答说，“让他尽量卖出更多的期货。准备买进。”
　　“多少？”
　　“二百最好。现在……就买。”
　　我向乔治打出表示价格为五百八十的手势，然后将两个手指头向我身体的这一方向移动（这表示二百），同时把掌心对着自己（表示买进）。我弹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提醒乔治特别注意价格。
　　乔治转过身，伸开双臂，开始朝交易场地喊话。我听见他说了一遍，紧接着就有许多交易员围过来，跟他谈交易。很明显，他跟其中一位达成了协议。他进进出出了几次，然后转过身来朝我点了点头。在交易单上记下这笔交易后，他又开始等待。
　　“办妥了，”我告诉弗南多，“我们五百八十的价格买进了二百。”
　　“尼克，我已以五百九十买进。”
　　我们同时在新加坡买进，在大阪卖出同样数目的期货，盈利一万六千英镑。其风险在于我们必须在市场价格上涨前的二点五秒钟内做完这笔交易。我抬眼再看乔治时，他已经在打表示五百九十的手势了。跟大贩比起来，SIMEX这个市场要小得多。所以，只有资格在sIMEX交易的新加坡交易员常常能将sIMEX的日经指数改变，而同样的期货在大阪的价格就很可能不同。sIMEX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这里只有真正的买卖双方，每一笔交易都透过喊话来完成。而大阪市场上的报价与投标都是显示在萤幕上的，其运作方法与sIMEX很不相同。显示在萤幕上的各种报价与投标可能会影响到交易员们对市场走向的预测，而在SIMEX市场上，人们看不到市场走向的外在表现。在sIMEX市场上，人们可以在萤幕上看到大阪的市场价格，却看不到其成交量。因此，用萤幕显示大阪的价格，便可以制造出一种市场价格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假象，然后，我便可以在SIMEX和真正的买方或卖方以似乎对他们有利的价格做成交易。比方说，现在sIMEX市场价格五百六十点，我会要求以六百点、五百九十点和五百八十点分别抛出一千份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人买进。透过这种方式，人们会得到这种暗示：市场价格不会攀升，因为在日本市场上，有许多期货等待售出。于是，人们就会抛出手上的期货，我也跟着他们抛售。等市场价格下跌之后，我再以低价买进。这样，我便获得了一些收益。这是一种耗费体力的活动。如果巴林银行的交易额足够大的话，我们便可以驱动整个市常透过同时了解两个市场的情况，我们可以自由地投入或退出市场。—只要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现在才只是上午八点五十五分。
　　从技巧上讲，套做期货期权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唯一的风险是：我们能否在几秒钟之内，顺利地将弗南多的意思由我传达给乔治，再由乔治来完成这笔交易。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风险，因为它不容许任何人在我们之前做成同样的事情。否则，市场就会朝对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我们就会被“套牢”，这样，我们就必须以一个不大合适的价格成交，这会造成收益方面的减少，甚至会导致一定的亏损。用这种方式做交易还真不错，所需的收益保证金也很少。你只需在某件事上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也许一天，也许一个上午——你便可以赚取一笔财富。一般说来，做这种交易必须当机立断，因为夜长梦多：一夜之间，可能有总统被暗杀、橘子收成因冰雹而削减或者火山爆发等等。很少有交易员能保证一夜之内其财务状况不会改变——他们的收益可能是巨额的，亏损的时候数字也会同样庞大。一旦市场的波动在某一天之内达到一千点，很多人都会因此破产。当然，也有像华伦·布菲特这样完全从事长远投资的大投资商，资金经理们也总在研究十年为期的资金使用情况，但更多的投资商例如乔治·索罗斯更愿意在两三天内立即看到其投资的结果：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很快得到收益。如果你是交易员的话，这些钱都可以变成你的奖金。由自己的决定何时买进或卖出的交易叫“自主交易”。我曾想涉足“自主交易”，但是在新加坡的第一年，我对做远在日本的弗南多及近在新加坡的客户们的指令执行人已感到满足，透过为客户服务，我们赚到了不少佣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交易达到平衡，必须保证巴林银行不会有任何风险。但是，在新加坡，我们又还没有获得启动大笔资金来冒险的批准。这些事情足以让人昼夜难眠、殚精竭力。但是，我却极想在这方面一试身手。
　　我聘请了几位帮手。我让乔治·塞欧与马士兰·图拉迪这两位交易员替我在交易大厅工作，请艾力克·张帮我接电话，还雇用了力塞尔·孙与诺哈斯林·达哈森在办公室负责清算工作。因为我当时还没参加资格考试，所以还不能亲自到sIMEX交易大厅去做交易。但我是这个小小工作组织的总负责人，我深信会成为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一九九二年度，客户开始逐步增加。我初到新加坡时，SIMEX还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日成交量只为三千次。多数与日经指数打交道的交易员都在大阪做交易，因为在大阪，他们可以大笔买进，大笔卖出。一九九二年夏天，正当我的工作组织刚刚步入正轨时，商业界里风云突变，大阪市场开始对期货期权交易员实行一些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这些交易员在做交易时必须缴纳比以前高得多的保证金，其利息归大阪当局拥有。同时还对最低佣金做了明确规定。大阪当局是明显的判断失误：几周之内，许多交易员纷纷将交易转移到新加坡。
　　很快，我的电话便从上午八点市场开盘到下午二点十五分收盘铃响一直响个不停。日成交量也从三千次急剧上升到二万次。我便一直不断地接收着弗南多的指令，把指令传达给乔治或马士兰，紧接着又接下一个电话。下午二点十五分之后，是清理一天的工作成果的时间。在每个工作日的这个时候，我都从SIMEX出发，穿过广场，步行到二百码之外的海洋大厦去——巴林银行的办公室设在该大厦中。然后便开始查看所有的单据，确保每一笔交易都没有纰漏。我往往要工作到次日凌晨。这里的情况混乱得和当年的雅加达如出一辙，但我相信自己能够应付。要做的事情只是静下心来，埋头做分类整理的工作。当年在摩根斯坦利银行接受的培训，使我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深诸期货期权交易之道的人员之一。我清楚期货期权交易该如何清算，也了解客户的买进或卖出在不同的市场表现中意味着多少钱的出出进进。
　　无论做什么交易，错误都在所难免：有人会把手势看错，从而使买进合同的份数不对；有人会在错误的价位购进合同；有人可能不够谨慎；有人可能在本该购买九月的期货时买进了三月的期货；还可能有人将“卖出”的手热错看成“买进”。一旦失误，银行就只有蒙受损失，在充分信任银行的基础上，客户买进或卖出之后，会在成交价格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交易。
　　如果是我们的错，我们就必须设法妥善处理错误。如果错误无法挽回，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把该项错误转入电脑中一个被称作“错误帐户”的帐户中。由于该错误而引人的损失——有时候也可以是收益——就会抵消公司全部收益的一部分。
　　刚开始在新加坡做交易时，我们有一个“错误帐户”，其帐号为九九九○五。我们将所有的错误都记录下来，然后将它发往伦敦；某一天，我接到了对巴林银行清算工作全面负责的乔丹·鲍塞的电话。
　　“你们能不能再设计一个‘错误帐户’，记录那些较小的错误？那些小错你可以在新加坡自行处理。我们不想让那么多小错误麻烦我们，你们一天居然有五十个错误，这需要一百个分录来改正。审计师们要向你们提问了。”
　　我放下电话，去找力塞尔。
　　“你能不能建立另一个档案？”我问她，“我们要再开一个‘错误帐户’。”
　　“当然可以，”她清除电脑萤幕，键入一些命令，“可以了。
　　你想要什么帐号？”
　　“你们的吉祥数字是多少？”我问道。
　　“八，”她说，“在中国文化里，八是个非常吉祥的数字。”
　　“帐号必须由几个数字组成？”
　　“五个。”
　　“那这样吧，”我笑道，“我们用一个最吉祥的帐号吧：八八八八八。”
　　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就这样诞生了。
　　时隔几周，伦敦方面又来电话了。
　　“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乔丹说，“把所有的错误都直接报告给我们。我们现在的新电脑能处理这种错误帐户。顺便问问你：你们的错误怎么这么多？”
　　“看看这儿的交易场地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他说，“这里看起来很乱，但是经营状况良好。”
　　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刚建立起来就搁置不用了，但它并没有被删除。它仍作为一个真正的错误帐目存在于电脑之中。
　　几个月后，我想起了它，并把它从电脑中调了出来。
　　那天是七月十六日，星期五，大家都想离开办公室。我们已经接受了海外联合（金银期货）银行（OUB）的邀请，要去“硬石”咖啡厅聚餐。我们大向往冰凉啤酒了。sIMEX的空调系统已瘫痪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个人都早已把领带拉松了。大家都大汗淋漓，而电话却一直响个不停。那些天我格外忙碌，因为我新近聘请了金姆·王小姐来给我和艾力克帮忙，我应该时时提醒她。但是，由于忙于给乔治或马士兰打手势，我几乎无暇顾及她。好在她似乎应付得不错。
　　二点十五分收盘铃响了，周围一片欢腾。这天市场价格上扬了四百点，我们的工作相当出色，也赚了不少佣金。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交易场地了。回到办公室，我又得面对成堆的交易单据。到晚上六点时，我已完成了一半的清理工作。这时，我被弄糊涂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张求购二十份合同的单据找不到对应的成交凭证呢？这要真是一个错误的话，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我看了看签名：是金姆·王。
　　我又把所有的单据都重新点了一遍。到八点时，我已能够确认：金姆·王确实铸下了一个大错。客户要求购进二十份合同。她却卖出了二十份。而该客户一定认为他已经买到了那二十份合同，我们必须让他得到那二十份合同。由于整个下午市场都呈上扬态势，巴林银行抛出合同的价格已低于全天的市场平均水准。事实上，我计算了一下，如果要改正金姆王的错误，让该客户得到二十份合的话，我们必须买回四十份合同——这意味着二万英镑的损失。
　　我把头埋在手掌中，心里暗骂那该死的蠢猪。她到底怎么搞的？我靠在椅背上，环顾空荡荡的办公室，还有那些黑色转椅。回想当天SIMEx交易大厅中的情景，那真是乱得像个疯人院似的。人们都忘了自己在做什么了吧。我发誓这都是西蒙·琼斯和迈克·吉利安的错——那两个一毛不拔的小气鬼不允许我聘用任何有丰富经验的人。他们只知道压缩开支，这样他们的奖金自然多一些。西蒙·琼斯以年薪四千英镑的条件雇用了这个女孩。这真恶心，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提高短期收益和他自己的奖金。
　　我离开办公室，带着那张单据去找西蒙·琼斯。他在办公室里，正准备出去。
　　“西蒙，”我靠在门框上，说：“今天我们出了一个大漏子。
　　新来的那个女孩让我们有了四十份合同的损失。这个数字太大，时间也太晚了，我们已无法打电话纠正这个错误。”
　　“损失多大？”西蒙把一些文件收进公事包，准备走。
　　“以收盘价计算，损失为二万英镑。”
　　“炒那蠢货的就鱼，”他“啪”地一声合上公事包，说：“她再也别想在SIMEX中工作了。”
　　“也不全怪她，那儿乱透了。”我说，希望能让他放过金姆。
　　“那儿是很忙，这个我知道，”西蒙的口气有些改变，“但是我马上要搭飞机离开。你为什么不给贝利斯写封信，深谈这件事呢？”
　　“好吧。”我转身从他身边走开了。
　　到达“硬石”咖啡厅时，我感到心里有股无名之火在燃烧。
　　我被要求做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我要用有限的、毫无相关经验的人手来做大笔大笔的交易，而这仅仅是因为巴林银行太吝啬，不愿高薪聘请真正的行家、高手。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付给职员的年薪是可怜的四千英镑而不是四千五百或五千英镑，我们才遭受了二万英镑的损失。而这损失很可能在几秒钟内就弥补了，如果下星期一的开盘价高于今天的收盘价的话。
　　我并没有得到处理一晚上的财务状况的授权——更别提一个周末了。
　　我走进餐馆，想找到金姆，告诉她她被除名后，我便可以去一醉方休。但是等我挤进大厅时，几乎和一个娇小的女孩撞个满怀，那姑娘正朝我急冲冲地挤过来，满脸是泪。她低着头，哭得很伤心，几乎看不见眼前的东西。那正是金姆。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
　　“尼克，那笔交易的事，我真的非常抱歉。”她说，“我只是脑袋发昏，被那些事情搞糊涂了。”
　　“没关系。”我对她说。刚才我还想冲着她大喊大叫一番呢。想到此，我感到羞愧。“是人都会犯错误。有时候，我的错误比这还严重呢。我会把它记入错误帐户，这样就不会有人在意了。他们不会看这条记录的。”
　　“我很抱歉。”她又哽咽着说，“其他人都玩得很开心，我却一直在等你。现在，我要回家了。”
　　她跑出门去了。我朝巴林银行的职员们看去：他们果然玩得很开心。有五、六人在桌子上跳舞，大家都在唱那首《祸中有福》：“我说，嗨，嗨，嗨，你，你，祸中有福！”
　　丽莎和乔治坐在一起，我松了松领带，走了过去。
　　“来杯啤酒吧？”乔治嚷道。
　　我端起一杯加冰的“虎”牌啤酒，将它一饮而荆“你碰见金姆了吗？”乔治问，“她刚才在找你。”
　　“她找到我了。”
　　“嗨，亲爱的。”丽莎走到我身边，亲了亲我，问道：“一切正常吧？”
　　“一切正常。”我又端起了一杯啤酒。
　　音乐变了。
　　“嘿，否极泰来！”在桌上跳舞的那帮人朝着天花板大声吼道。接着传来玻璃被砸碎的声音和阵阵笑声。
　　我叫了一份汉堡，又想起了金姆·王。此时，她正坐公共汽车回家。她和父母一起住在城市的另一头。对她来说，要在sIMEX再找一份工作绝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她在巴林银行才工作一周就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由于是和父母同住，她还必须给父母一部份钱——尽管她的年薪不过四千英镑。她当然不会在“硬石”咖啡厅待一晚上，否则，那会花去她整整五十英镑。
　　金姆·王第二天上午没来上班。电话铃又响个不停，我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给安德鲁·贝利斯写信。巴林银行仍然缺少四十份合同。日经指数倒是还维持着当日收盘价的水准。损失也还是二万英镑。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下午收盘后，我去找力塞尔·孙。
　　“我想把这个错误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你能帮帮我吗？”
　　“当然可以。”她清除电脑萤幕，调出该文件。“是个什么样的交易？”
　　“二十份三月到期的日经期货。”
　　“好吧。”她笑着对我说，“没问题。”
　　这样，我便为客户——富士银行——虚构了一笔他们买进二十份合同的交易。为了做得天衣无缝，我在当日的交易记录表上做了个记号，表明已按他们要求的价格买进。这样，这笔虚拟出来的交易便会按正常的程序存入电脑；以后力塞尔孙做报表时，它也会与当日的交易记录吻合。但是，如果我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话，还是会有问题暴露出来的，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做那笔交易输入电脑。我还必须对金姆实际售出的那二十份合同进行处理——这也好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了。
　　金姆犯错误导致的结果是富士银行卖出了二十份日经合同，我的补救措施的结果是历史被改写——富士银行现在已按其要求的价格买进二十份合同；错误帐户八八八八八中已记入一份以相同价格卖出的合同数目相同的虚构中的交易，同时也记入金姆实际做成的那笔交易。因此，富士银行卖出二十份合同的记录被改成了买进二十份合同的记录，八八八八八帐户则记入了四十份合同的差异，即巴林银行缺少了四十份合同。sIMEX是无法知道我的篡改行为的，因为原始的交易已被写入八八八八八帐户，而篡改后的帐面与他们的记录是吻合的。另外，由于虚构的买进，卖出二十分合同的交易在价格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价格差异，所以它们更可以互相抵消。我只须将四十份合同存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便可以弄清这个错误带来的损失在最开始时到底是多少了。
　　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我得到了一点时间来考虑如何对它作进一步的处理。但是，我感到我可以用来考虑的时间还是太少了。周末，金姆告诉我说她胜任不了sIMEX的工作时，这种感觉更加深刻。
　　“好埃”我再次诅咒她说，“我真不该掩盖那四十份合同的事。我们开除她不就结了。”
　　“你跟我一样留不住人嘛。”西蒙·琼斯听说金姆离开了，他便跟我开玩笑，“他们都受不了这儿的快节奏。”
　　他对这种事完全不以为意。去年一年，他换了差不多半打秘书。
　　“你把那家客户的事处理好了吧？”
　　“对。”谈话到此为止。
　　西蒙·琼斯并不想了解具体的情况。在证券股票方面，也经常出现类似的错误，所以他对记录虚构交易非常了解，他自己也干过这种事。承认错误不是良策，因为这意味着要为客户以更高的价格买进股票，然后偿付给客户现金，因为客户已直接将买卖清单输入了电脑，并依据清单上的价格计算税额，而且其证券财产目录也会反映出该价格。所以，如果你以不同的价格为客户购买一份合同的话，上述所有算定的数据都会失效，同时会影响到客户的套做交易——客户可能以其要求我们代做的价格做成了相反的交易。此外，跑到客户的代理处去承认自己愚蠢的错误，也不是老道的交易员所为。因此，在出错之后，交易员往往用虚构交易的办法作为补救措施，将问题化解在内部，这在交易员当中几乎也成惯例。
　　我集中思考，考虑如何才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把它报告给伦敦的错误帐户？这个错误太大了。而且，时机已过，我的动作太慢了。太可怕了，金姆的错误已变成我每日为之头痛的问题。如果我是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发现这个错误的话，或许我还来得及和西蒙·琼斯仔细商谈此事，或许给日本方面打电话，看他们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或许坦率将它报告给总部。但是，我对谁都没说，我隐瞒了这件事。
　　在做期货交易时，人们每天都必须支付给sIMEX数量不等的现金，如果交易失败的话，这笔现金称做“差异保证金”。每天，SIMEX都要做每个交易员或客户买进或卖出多少期货的流水帐，一旦市价朝某个交易员不利的方向变动，那么sIMEX就会向他收取一笔现金，然后再将它转交给对应的交易员。反之，如果市价朝某个交易员有利的方向变动，那么，他也可以透过SIMEX得到一笔现金。SIMEX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金融机构，它将买卖双方对应起来，然后使金钱每天在这个交易员中间流通一次。
　　每日收取一次现金的目的在于避免由于某些交易员拒绝履行契约责任而引起的市场问题或引起的对其他交易员的影响，期货、期权市场变幻无常，如果在到期时不能保证付款的话，那么市场上的输家就会因负债过重，无力偿还而破产。这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所有交易员的破产，而透过每日收取保证金，SIMEX则可让市场上的每个交易员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一旦差异保证金过多，交易员就不得不减少头寸。
　　为确保巴林银行有足够的现金支付每日的保证金，也由于在市场变化特别险恶的情况下，SIMEX可能每半天就收取一次保证金，我们一直在开办储蓄业务。
　　金姆的错误导致的二万英镑的损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然而，三天后，由于价格上扬二百点，它便猛增到六万英镑。我必须采取措施来减少损失了。我买进了二十份合同，将金姆卖出的二十份抵消，这样报表上的收支便成为零。这使损失减少三万英镑。
　　六万英镑不是个小数字。实际上，它是太大了，以致于我不敢将它告诉西蒙·琼斯。现在，我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一周以来一直将此事秘而不宣呢？所以，我只好将损失六万英镑的事掩藏起来，将它转入八八八八八帐户。如果我将它告诉了西蒙·琼斯的话，他一定会解雇所有正为巴林银行效力的交易员，他甚至会禁止我去交易场地。而金姆犯下这个错误时，我主持的期货期权交易业务刚刚开始蒸蒸日上。所以如果西蒙·琼斯因这次损失而向我发难、让我重返清算部门，那对我而言是不堪忍受的。况且，那根本不是我的错。
　　我几乎无暇去想我所做的一切终究是一种犯罪行为，还是一种解决棘手的问题的方便之道。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大卫·摩斯欧，他在第一大洲交易所（FCT）工作。
　　“我这里有十份合同无法结算。”他说，“乔治发誓说我让他买进，但实际上我说的是卖出。”
　　“那我们看看录影带吧。”我建议说。
　　“录影机上什么都显示不出来。”他说，“我们已经试过了。”
　　“那我们买进五份，卖出五份吧。”这是标准的解决方法。
　　“好吧。”他表示同意。
　　现在，我又有五份合同需要在别处结算了。我给乔治打通了电话，让他四处问问，看是否有人愿意买进五份。严格说来，我们是不准在SIMEX市场收盘之后再做交易的，但大家为了能够平衡，往往在下午收盘后进行交易。当时，金姆的错误给我带来的麻烦在于四十份合同的数字太大，无法隐瞒。而且，我发现有错时，时间已经太晚——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利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是个极有用的尝试——它为我争取了不少时间。而我当时担心的是那四十份合同，是如何尽力帮助苏柯将它们处理好（苏柯是巴林银行东京分行证券部负责业主交易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期货经纪人。她是马来西亚人）。关键的问题是：苏柯是业主交易员，她经手的都是数额巨大的日经期货合同。我做成的所有交易都要存入她在东京的帐户。一旦这些交易的记录失衡，她就会重新检查，就会削减头寸。那是我滑向深渊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即到一九九二年底为止，我已将三十次差错记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这确实糟糕，但也还不致于是灾难性的。我向伦敦报告了某些错误，但那些可能给我新招聘的雇员们带来麻烦的数量较大的错误都被我转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那不是我们这些雇员的钱，也不是客户的钱，那是巴林银行的钱，但每个银行都有错误帐户，只是巴林银行有了两个这样的帐户。在月底检查打字槁以备巴林银行帐户部仔细审阅时，我解决了所有的开口头寸，将八八八八八帐户做了日记帐分录，使其收支差重新变为零。我将自己唯一的收入——我赚来的佣金垫了进去。这可能是一种愚蠢的办法，其实现的条件是损失额不能大于我的收入。我明白，一旦内部审计员问起来，或者损失增加，我就必须另想方法来掩盖它们。
　　我在闹钟刚要响起来时醒来了。我本能地伸手将闹钟顶部的按钮按下去，这样，它就不会吵醒丽莎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去洗澡。我一向酷爱泡澡。我仰面朝天地躺在浴缸里，用脚趾上上下下地拨弄着热水，直到丽莎进来，告诉我该走了。新加坡的黄昏和黎明都是转瞬而逝。我醒来时天还是黑漆漆的，走出浴室天已经大亮了。我觉得有点怪怪的——走进浴室时还是黑夜，而出来时已经是白昼了，我根本就没有看到黎明。
　　我们离开公寓时，沙发上刚刚坐过的地方还皱皱的。我们坐在那儿看过录影带。我把垃圾袋拎了出去，还有那些沾了善前酱的比萨包装盒。
　　丽莎把我送到海外联合银行（OUB）大厦底层。那是交易员们平时聚会的地方。我到时他们正站在那里，身着长袖衬衫和长裤。但是，在新加坡，没有人穿西装外套。离开新加坡回国时，人们往往已累积了六件质朴的夹克、六件磨得发亮的长裤了。我看见丹尼，给他买了杯咖啡。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市场很坚稳。你看看昨天的美国指数和昨晚的道琼斯指数就知道了。”
　　“而且，日元价值也在下跌。”
　　“通货膨胀的情况如何？”
　　我们这些人总爱讨论诸如此类的话题，仿佛我们知道市场情况，有什么招术似的。其实我们俩都清楚自己一旦进入市场，也是喊破喉咙，抢在二秒钟内做成交易一再过一秒钟，我们便又会改变主意了。
　　“这样吧。”丹尼将咖啡从左手传到右手中，说道：“跟你赌一百美元，我赌市场价格会继续上扬。”
　　“赌就赌。”我说，“你肯定会在最后一小时败下阵来。”
　　我大口喝下柳橙汁和咖啡，和丹尼乘电梯来到交易场地。
　　一百美元的赌注在我们眼里似乎比每天要买进或卖出的数百万美元都要重要。我那件黄蓝两色的条纹夹克正挂在椅背上，翻领上别着通行证（写有姓名起首字母的徽章）。我的通行证上用的是丽莎姓名的起首字母：LJS。每个交易商都用三个字母，而他们也往往根据这几个字母给别人想出五花八门的绰号，有个女孩用的是BJS，结果几个月之后，人人都叫她“吹牛大王”（BLOW JOB SPECIAL1ST）。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她只好改用其他的字母给合。我自己也是在几个月后找个机会灌醉了乔治，从他嘴里套出了别人叫我的方式。
　　“再清楚不过了。”他醉醺醺地说，“LJS代表LOANCHYOU（卵球）”。
　　我仔细推敲了一会儿。
　　“那J和3到哪儿去了呢？”
　　“什么J和S”乔治似乎大惑不解。
　　“中间的J和结尾的s呀。别忘了，我用的是LJS。”
　　“我们根本没有去想后面的两个字母。”乔治笑道，“那已经够了：小卵球一sMALL DICK。”
　　“但是，这儿有三个字母你们却只取其一，这太不像取浑名了。”
　　“别那么学究好不好。”他说，“它就是你的浑名。你越争辩，越摆脱不了。”
　　所以我就成了“小卵球一SMALL DICK”。
　　乔治和马士兰分别选用的是GSE和AD1。显然，他们慎重考虑过，所以也就免去了绰号的困扰，因为谁也造不出有意思的浑名。我朋友丹尼用的是VIZ，但是人们却普遍称之“气泡”（BUBBLE），因为他是希腊人一BUBBLE ANDSOUEAK，或者称之为“3D”—3D代表DANNY DON’TDRINK（丹尼不喝酒），这正好与事实巧合。沙力福丁的名字要长得多，他的全名是沙力福丁宾珀基曼。他的通行证上干脆就用了DIN。因为他觉得，他那长长的名字已在他周围创造了足够多的噪音了，但我们都叫他“肥仔”。他果然不负众望——一九九二年初他进sIMEX工作时，体重仅为四十三公斤，一年后他已重达七十多公斤了。
　　我走进我们在SIMEX的工作间站在电话旁边。电话静静地待了几秒钟。我抬眼朝交易场地望去：那些执行委托的人都穿着红色的夹克。在中国，红色是大吉大利的颜色，所以这里几乎所有的夹克都是红色的。只有那些大个子西方人——英国人或美国人才敢穿其他颜色。这时，第一块信号板亮了，我拿起了电话。
　　上午十点左右，我正给“肥仔”打“卖出”的手势时，电话外线响了起来，这事可有点不同凡响。更为不平凡的是打电话人的自我介绍。“我是田安穗，我想知道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
　　田安穗是sIMEX的总裁，他请你帮忙时，你一定会帮的。
　　“很高兴能为您效劳。”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一些，同时，我看见“肥仔”正在交易大厅中拼命地打手势。很明显，他是和另一位交易员吵起来了。一时间，我怀疑田安穗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利用八八八八八帐户所作的非法行为了。
　　“SIMEX的一位老客户想跟你谈谈。我会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的。如果他打电话时，你能好好接待他，我将十分感谢。”
　　我这时还真摸不清他的意图。
　　“那当然。”我答应道。
　　“他叫菲利浦·波尼弗伊。他住在拉夫尔斯饭店。”
　　十分钟后，外线又响了。
　　“是李森先生吗？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帮帮我？我叫菲利浦·波尼弗伊。”
　　“我一定尽力。”
　　“你能不能过来喝杯茶？四点怎么样？”
　　菲利浦·波尼弗伊说完这句话后就竟自挂了电话。
　　我静静地站着，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外线又响了。我迟疑了一会儿，终于拿起话筒。今天的外线电话已经够多了。
　　“晦！”原来是丽莎。他问：“今晚我们干啥？”
　　我们说好了一起出去吃饭。之后，我离开交易场地，截了一辆计程车，直奔拉夫尔斯饭店。我在大厅挂了个电话，按要求来到二楼，然后敲响木漆的房门。菲利浦·波尼弗伊比我想像的要年轻一些。浑身上下干净利落，身着蓝色西装，“牛津”牌皮鞋，“HERMES”领带。客房里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某一边的桌上放着一只手提箱。波尼弗伊正用行动电话与人通话。
　　他示意我坐下，指了指茶几上的点心，又认真地听起了电话。
　　大约三十秒钟后，他说：“好吧。”然后，关了电话。
　　“李森先生，”他握着我的手，说：“人们建议我找你帮我的忙。”
　　“但愿我能帮上忙。”
　　“我在sIMEX有很多生意。”他一口气说下去，“相当可观的买卖。除乔治·索罗斯外，我在日经期货方面的买卖没有谁能比得上。有时候我可以在一个交易日内做五千份合同的交易。”
　　一个交易日内五千份合同！那真是个庞大的数字。那意味着每月近十万美元的佣金。
　　“巴林银行能做这么大的买卖吗？”
　　“你希望透过我们进行结算吗？”
　　“不，FIMAT为我作结算。”
　　FIMAT是法国社会银行总行（FSG）在新加坡的经纪部。我用小汤匙搅了搅茶水，想一想有什么还需要问的问题。
　　“请问您在哪儿任职？”
　　“我在欧洲信托金融公司工作。该公司总部设在巴哈马群岛。”
　　这些便是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消息。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菲利浦送我到门口时说。
　　饭店的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闭时，我才意识到我那杯茶根本没喝一口。我想，菲利浦·波尼弗伊到底是自己把它倒进水池呢，还是等服务员来收拾它。
　　我给迈克·吉利安打了个电话（迈克在东京分行任职，是巴林银行全球证券、期货、期权销售部经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大客户。
　　“好极了。”他说，声音里含着一丝气恼，因为他没被田安穗选作联系人，“你们可以拿更多的奖金了。”
　　可以听出来，他感到很痛苦。我可以想像得出他听电话时的样子。迈克的脸瘦瘦的，脸上有块肌肉是突出来的——那是一次骑自行车出事的结果。我从不信任迈克——尽管他给人的印象是工作十分卖力，但他同时也是个爱在背后给人使坏的人。每次和他打交道，我都非常谨慎。尤其是得知他曾极力将我的业务经费压到最低水准之后。
　　“那好像是家叫做‘欧洲信托金融’的公司。”我说话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设在巴哈马群岛。”
　　“好地方。”迈克若有所思地说，“一直设在那儿吗？”
　　“不是。”
　　“超级潜水运动……”
　　“我们是不是对他们作例行的检查？”我终于切入了正题，“查一查他们的信用等级？”
　　“这事交给我办吧。”他说。
　　两周后，我被告知欧洲信托金融公司完全适合做巴林银行的客户。
　　某天上午，我正忙于为富士银行买进时，电话响了。
　　“我是波尼弗伊。”他平静地说，“我希望能买进四千份合同。”
　　四千！SIMEX平均日成交量仅为二千。四千可真是个庞大的数字。
　　“好的。”我表示同意，“我们会在大阪和这里同时做这个交易的。市场价格现在为三百五十，但是可能会马上变动。”
　　“尽量在低于四百时买进。然后再看情况。”
　　我给乔治打了个手势，让他过来。
　　“我们要买进四千份六月到期的合同。”
　　“四千！我的天！”
　　“今天的流动性怎么样？”
　　“紧极了。你要是抛出五百份，市场马上就会变动。”
　　“艾力克，还有其他要求抛出的交易员吗？”
　　“有好几百。”
　　我思考了一会儿。市场马上就又上涨了一些。
　　“好吧。我们就卖出这些合同来止住上扬的势头。一旦奏效，马上又买回来。我让大阪方面买进一千，你在这儿买进一千。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早些时候的买主会来抛出他们的期货，我们早些动手的话，他们会到快收盘时再完全抛出，这时两方面可再分别购进一千份。”
　　乔治返回交易场地，稍稍等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挥开双臂，演戏似地报出二百份。他又叫又跳地闹了好长时间。老天，他的样子就像他正看见世界末日来临似的。穿红夹克的人围着他，购买并不踊跃，于是市场价格便越降越低。乔治招呼着大家，仿佛他卖的是一钱不值的臭狗屁似的。市场上的人都必须判断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卖主。过了一会儿，终于有几位交易员们开始相信，他是有大笔期货等待卖出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交易员拿定主意，纷纷赶在乔治之前将期货售出。交易大厅里喧哗声又高了起来。乔治的表演十分出色。人们已经不再注意他了。他显得那么绝望，不断地向我打手势，通知我当时的市场价格。价格已从四百点跌到了三百点。我朝距乔治几码远的马士兰点点头。马士兰便开始买进，而乔治仍然作势要卖出。自然，乔治卖得很不顺手。到马士兰已购入五百份时，乔治也转而收购那些受他的影响而要求卖出的交易员的期货。等他们又购入五百份时，市场价格已逐渐回升到了四百点。我又购买了一些合同，这时，喧闹声更大了。乔治又买进了几份之后，昂首阔步地回到我身边。大阪方面的收购比较成功，那边的价格比较稳定。
　　“我们已购进了一千五百份。没人发觉我们的意图，我们在五百点时，像一架偷袭的轰炸机一样，又突然抛出。那时候，市场的表现真是太可笑了。”
　　到吃午饭时，我们已成功地购进了三千五百份。现在，大家都明白我们是个大买主了。SIMEX的流动性很低，那是因为许多新加坡交易员都用自己的帐户进行交易的缘故，而且，对他们的限额是相当低的。无论是做五份还是十份的交易，一旦失手，那都是切肤之痛。如果乔治和他们纠缠太久的话，那很可能使市场上其它的交易员警觉起来，从而发现他的真正目的。不过，今天一切顺利，因为他是那么卖力地兜售，使大家都相信他真的是要卖出，他和马上兰都买了一部分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大额合同。
　　我给波尼弗伊打通了电话，努力控制自己高兴的心情，“我们已买进了四千，平均价格为三百七十点。”
　　“干得不错。”真奇怪，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兴趣。
　　我挂下电话，朝空中打了一拳。
　　“我操！我们一下赚了八千美元的佣金。”
　　菲利浦·波尼弗伊从此让我们忙个不停。他是sIMEX市场上当然的最大交易商，他做成的交易额都是数字惊人的。
　　但是，有件事很怪，那就是他对交易的盈损似乎漠不关心。在盈利的时候，我看不到他有任何满意的表示，亏损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失望或生气。对其他客户，我都清楚他们的哀乐之源。
　　但是，从替他做第一笔交易开始，波尼弗伊就一直是个谜。
　　乔治的情况不太妙。他面前的桌上摆满了空的啤酒瓶，桌上的烟灰缸里也装满了烟蒂。他的衬衫和领带都沾上了啤酒，而且双目无神。一个身材苗条身穿黑色短裤的马来西亚妓女正用手抚摸着他的裤子。
　　“你是在浪费时间。”我对她说，“他不会有兴趣的。”
　　妓女汕讪地退回售酒柜台去了。
　　“乔治，你到底怎么啦？”
　　“我们分手了。我又是自由之身了，我叫她滚蛋了。”
　　我知道乔治和他妻子闹离婚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因为他过去经常和一位也在交易大厅工作的小姐出去。看来，现在这件事终于有了个了结了。这时正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酒吧里装饰的圣诞老人和鹿拉雪橇与周围的环境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我终于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乔治严肃地说，“那么多失去的时光都有待弥补。”
　　乔治被赶出了家门，所以他要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每晚都深夜才回来，然后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蜷缩着度过每个早晨。圣诞节那天，丽莎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你把我们的圣诞节整个搅乱了。”她追着他叫嚷道，“你出去清醒清醒，找不到驯鹿你别回来。”
　　乔治步履蹒跚的走了。
　　到了一月，我们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但是乔治却开始自暴一自弃。他每晚都出去饮酒作乐，早上带着满身酒气和廉价香水的气味来交易场地。他一件衬衫可以一连穿上三天。我当时并没觉得我该怎么处分他，因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使我想起我在沃特福的朋友们。和他们一样，乔治对别人的评价毫不在意。
　　新加坡是个制度严格的地方，所以大多数人待人处事都小心谨慎。它同时又是个非常狭小的地方，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众人的耳目，但是，我喜欢乔治，因为他对这些全不在意，他清楚，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交易员之一。他需要的是工作之外的自由自在。
　　然而，他很快就成了令我头痛的人，因为他开始出错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冲着乔治拿出一张他经手的交易清单。
　　“我买进了一百份九月的期货。”他说。
　　“你买进？我操，我说的是卖出！”
　　“你说的是买进。”
　　“这太荒唐了，你完全搞反了，你还做了哪些交易？”
　　乔治拿出一叠清单。我拿过来看了看，发现他根本没有怎么填写。他缺好几份凭证。我便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这和金姆的错误如出一辙。我们要受这一夜头寸的困扰了。
　　“这样吧。”我转过身，把清单放到桌上，说：“我来把它们整理出来。”
　　于是我便开始整理它们。乔治做成的交易是大量的，但差错也层出不穷。结果，我发现我们还有四百二十份合同没有替客户卖出去。但事先我们已告知客户我们已将它们成功地卖出了。所以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替客户处理好这件事。但这回，我是深陷其中，无力解决了。我站起来，朝力塞尔·孙走云。
　　“我需要把这笔交易也记到八八八八八帐户上。”我对她说。第四章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度内部审计--------------------------------------------------------------------------------　　“盈利能力的恢复是令人吃惊的。由此，巴林银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证券交易这一行中赚取利润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巴林银行董事长彼得·巴林 　　我坐下来，呆呆看着乔治犯下的错误。大多数人看到几张中间画了一道斜杠、写了几个数字的纸后，一定会将它们当作废纸扔进垃圾桶的。然而，对我而言，手中的这几张纸好比一个分界线，将过去和将来截开：乔治已经被套牢了十五万英镑，另外，由于他的错误，他没有按客户的意愿卖出而是买进了一百份合同，价值高达八百万英镑。这已足以使我们有大麻烦了。我们经办的钱并不真实——那只是在萤幕上闪烁着，或者在交易场地上被四下传递着的一些抽象的数字。我们的客户可能会赚到或者赔进许许多多的钱，而我们赚取的只是佣金。在日本做业主交易的那帮人或许会让巴林银行冒一定的风险，但我们这些在新加坡分行工作的人不会。我们做的无非是毫无风险的套做交易，然后就是代理客户买进卖出。我们接触到的真正的钱只有我们的薪水和奖金。甚至这笔钱也不是那么真实：它们都是电汇的。另外，由于我们的开销都记在帐上，所以我们在银行的存款便不断上涨。最最真实的钱是我和丹尼每天聊作赌注的那一百美元——每天我们都要赌一赌市场的收盘价位，另外就是我们来买巧克力蛋和用来庆贺我们找到巧克力蛋中的塑胶玩具而开销的那些现钞了。
　　乔治的错误太严重了，足以让我们每个人失去本可得到的薪水和奖金，甚至失去用来买巧克力的那点现金。它会让我们一败涂地。他应该当场就被辞退，我也可能会告别自己现在的位置。在这里，我已有了像菲利浦·波尼弗伊这样的大客户，还有拥有若干交易员和后勤人员的工作组织，尽管西蒙·琼斯是名义的主管，那些工作人员都只向我汇报工作，把我当作他们真正的老板。在后勤部门工作的姑娘大多拒绝和西蒙·琼斯打交道，我也对她们不薄，我经常请她们吃饭，让每个人都参加银行举办的晚会，她们应该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如果乔治的错误泄露出去，我就不得不向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告别，也不得不离开我的交易员和后勤部门的姑娘们。在后勤部门中，三位姑娘是我的助手——力塞尔孙、诺哈斯林达及克里丝汀娜；我还有两名委托执行人——乔治与“胖仔”；艾力克张也和我一起听电话。一旦事情败露，这六个人的工作也就完了。SIMEX里当然不会有人怀念我们。也许我们被开除时，他们会稍加关注；然而不过半小时，他们进入市场后就再也想不起我们了。我们在SIMEX中的位置也可能会闲置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相信坏运气会传染给别人。但不久之后，便会有人进驻那位置的。
　　将乔治出错的几笔交易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确实不过是举手之劳。毕竟，那是个真实地存在着的帐户，它就是为记录这类错误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去年我已经用过它了。然而，这些错误毕竟太大，我无法将它当作外币交易错误来处理，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某一方面的小小失误。我甚至也不能把它记入帐户，让它影响我们的佣金收入。它给我带来了三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弥补这些错误的问题。通常，伪造出来的交易都会在第二天早上被消除。当然，那得数额小，损失量清楚，我们才把它记入损益明细帐。用毛收入减去错误帐户中记录的损失就是净收益。但是，乔治犯的错误太大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那些合同卖出，将他造成的损失公诸于众：那会使大家惊慌失措的。我必须把这些错误隐瞒起来。我们无路可走。当然，如果市场价格一路上涨，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二个问题更难解决：我可以将那一百份合同的交易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但是一到月底，巴林银行的内部审计员就会来查帐了——他们要将所有资产与负债累加起来，对好帐后，再公布巴林银行的净资产数目。我知道，他们只有到月底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看到八八八八八帐户真正的收入差及相应的一百份合同的开口头寸的话，他们一定会刨根问底，搞清楚它原来是一种未经上司批准的擅自作主的行为。而且，它比他们以前碰到的类似情况都严重得多。那么，我便注定要被赶出交易场地，永远告别我的蓝黄两色的条纹夹克了。
　　最后一个问题最为棘手，而且是一种不祥的预兆：sIMEX每天都会要求我们追加保证金。透过一种相当复杂的运算，sIMEX不仅计算出你当天可能会赔进多少，同时也推算出在正常市场的情况下，你次日可能亏损的数目。它要求交易员们支付的保证金里包括这两部份。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内容会被当作巴林银行某一客户的帐户显示在SIMEX的大萤幕上，他们会根据市场的变化性要求我们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八八八八八帐户中并无现金，所以我必须另想办法来支付这笔钱。金姆当时犯下第一个错误时，我是启用了客户的浮动资金才帮我们摆脱困境的，况且那个数目不大；然后，我便减少头寸，补上了那个损失。去年一年，我一直是用这套方法处理那些错误的；有时候，我也从帐户上扣除自己的佣金来弥补损失。尽管我仍然可以使用这两种来源的现金，但是这次乔治造成的损失终究太大了，客户的浮动资金和我的佣金是绝对不够的。
　　大家回家后，我在桌边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纸上漫不经心地画了好些线条方框及箭头。我将新加坡填入一个方框，将伦敦填入另一方框，再用一条线表示现金流动，将它们连接起来。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储蓄的现金极少，因为全都被汇回了伦敦，每天，我们都要求伦敦寄来现金，支付当日的保证金及业主头寸，我们也做一些业主交易，但是这并没得到批准，因为迈克·吉利安认为，我们这种交易会吓跑客户的。他说客户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占他们的便宜，即我们在同时替客户和自己买进卖出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业务，从而从随之而来阶市场变动中获益。但是，我们还是透过在日本的弗南多做成了不少业主交易。但是我们没有声张。实际上，我们也从未做过。
　　我们为客户做交易所需现金全由伦敦方面提供。一般由总部清算部门的布伦达格伦哥给我们汇来美元或日元，或者由托尼·霍斯给花旗银行开信用证。这些现金马上就交给了sIMEX。我曾想过将乔治的那些合同卖出，再用从伦敦汇过来的美元来弥补损失，但再一想，又觉得行不通。因为乔治损失的是日元，要用美元来弥补的话，又涉及外币兑换的问题。
　　这种外币兑换必须获得西蒙·琼斯等人的同意。这就会引起他们的警觉的。
　　我划了一个大大的日元符号，再在其中插入一个美元的符号。两种钱我都需要。我需要有能由自己自由处理的钱。或许我可以向伦敦多要一些美元，谎称那是出于代替客户做交易的需要。他们也许还真会相信我的话。但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在临近月底时损失了不少日元，我必须开出日元信用证来将事情掩盖过去。
　　在新加坡，期货和期权的交易方式相当可笑——投入的资金可以同时是美元和日元，启动保证金可以用美元或日元支付，而每天的差异保证金却必须用日元支付。我用笔在那几个方框旁边胡乱涂抹。突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卖出期权的话，我便可以得到一些期权购买金——这笔钱肯定会是日元，这样，我便可以用它来平衡八八八八八帐户中因期货交易和SIMEX索取保证金而引起的赤字了。
　　我的帐户中包括两个栏目：“损益”、“资产负债表”。尽管损益帐目和资产负债表都会出现在报表中，但我很清楚，巴林银行的负责人只对底线感兴趣；至于底线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的，他们毫无兴趣。他们查看资产负债表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人时刻记住他们是那些业务的主管人，从中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他们决不会对报表做任何其他反应。他们还会侧重于查看损益帐目，因为这与他们的薪俸和奖金密切相关：巴林银行的做法是把纳税前收益的一半左右作为奖金发给职员。对高级职员而言，奖金与薪俸的比例值平均维持在七十五比二十五左右。由于许多高级职员年薪高达五十万英镑，他们自然希望“损益”这一栏目中剩下的钱尽量多一些。
　　如果我能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亏损改变为零，将负债转化到资产负债表中去的话，我就算成功了一半了，然后，我也许就能够让巴林银行每天都为资产负债表中的借方提供资金，从而补上现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全部头寸和损失。这样，就会需要做一个资产负债表分录，表明SIMEX应付给巴林银行一笔资金。已林银行总部的人对此也会感到高兴的，因为sIMEX掌握的这笔钱理论上已经回到了已林银行——它不过是巴林银行的一处资产。这样，我也可以延后上报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的时间了。 　　我做的帐目是这样的：
　　损益资产负债表
　　期货
　　付给SIMEX的启动保证
　　借方＄
　　金
　　付给SIMEX差异保证金借方Y
　　期权
　　卖出期权获得的购买金信用证Y
　　付给SIMEX的启动保证
　　借方＄
　　金——————
　　0Y借方＄
　　从伦敦汇来的现金借方＄
　　月底收入差0Y 0＄ 　　为了让所有的帐簿都能达到平衡，我必须做两件事：其一，在月底卖出一定的期权，使其购买金（日元）恰好与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数额相等。这样，“损益”一栏才能达到平衡；大家才会觉得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仍然没被使用过。
　　其次，我必须让巴林银行总部汇出一定数额的美元，为我购进的期货支付保证金，同时保证在市场朝我不利的方向变动时，我有现金为手中的期权支付保证金。为了使资产负债表中的美元数额达到平衡，我们根据市场每日的不同表现，每天让总部汇出不同数额的美元。
　　售出的期权意味着让巴林银行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期权的价值很可能上升或下跌——我现在是在非法地做着业主交易了。
　　我看着那两个栏目，在“从伦敦汇来的现金”这一行附近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只要总部能汇来足够的现金，足够我额外的保证金（包括弥补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损失）的话，我的计划就能实施了。这在其他银行（譬如摩根斯坦利银行）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巴林银行，我和总部的联络情况非常模糊，谁都不知道我对谁负责。他们是鼓励我放心大胆地干自己的事业的。
　　但现在，我必须三思：他们肯定会要求我解释要求汇款的原因的。毕竟，购买期权或期货和认购股票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不必投入大多的现金。这是一种赌博，但这种赌博不要求有许多现金作赌注。如果我要掩盖那些损失，我就必须向伦敦索取更多的钱，我只好利用他们对我的业务的不甚了解来蒙混过关了。如果市场朝不利于我的方向发展的话，我就必须每天都要求总部提供资金。向他们做解释想来是一件趣事。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想，于是，我把图表放进办公桌抽屉，动身回家。已经是凌晨了，街上静悄悄的。我想起了乔治，他现在在哪儿呢？或许是在“zOUK”迪斯科舞厅找乐子吧。我让自己头脑放松，驾车回家去了。我已找出了一个能保护我们所有人的万全之策。主要的问题是必须补上损失。我会努力用做期货交易赚来的钱将它补上的。如果期货交易不能让我们如愿，我还可以利用期权的价值——这是万无一失的。月底前我必须打理好这一切。今天是三月十八日，我还有两个星期。
　　接下来的两周是我们在新加坡工作以来最忙的日子。每个交易日上午八点我到达办公桌边时，总是电话已响个不停。
　　菲利浦·波尼弗伊又开始做起数额巨大的交易了，我和艾力克、卡罗及夏娃肩并肩站在一起，整天不停地接电话。两天后，我又让力塞尔走出后勤部门到外面来帮忙，我让马士兰站在交易场地边上，背对乔治，在我们给他打手势后，理清所有的交易。然后，他便可以转过身来，将净头寸告诉乔治。我让乔治头脑清醒了一个星期。可是，等到三月二十六日，我将所有头寸累加起来时，却发现我们的失误更多了。除了失误之外，市场的变动也对我们不利。我又赔进了七万英镑，我算了算需要卖出多少期权。我得做一个五十份合同的多空套做交易。
　　卖出这些期权后，我将这笔交易记入了八八八八八帐户。
　　所谓“多空套做”是指以同一结算价格同时卖出“股票出售期权”和“买卖期货权”这两种期权。首先，你得选定市场的某一水准，譬如一万八千，你赌等那些期权到期时，市场仍保持相近的水准。到时，市场水准与你认定的水准越接近，你能得到的贴水就越多。如果市场下跌，那么卖出的买卖期货权就一文不值，而股票出售期权则会转化成资金。同时，你的交易伙伴（即以一万八千的价格买进股票出售期权的人）就会行使他的权利，要求你在市价已跌至一万七千五百时仍以一万八千买进。他已经以一万八千的价格将期权予售给你，现在他可以以一万七千五百的价格从市场上买进，从而赚取五百点的利润。所以，做多空套做交易时，能得到的利润会受卖出股票出售期权和买卖期货权而得到的第一笔贴水的限制；而一旦你没有套做而市场价格朝任一方向偏离你认定的水准的话，损失就会是难以预计的。但是，只要市场价格稳定在一万八千点，你就可以同时得到售出两种期权的贴水，另外，由于市场稳定，这两种期权都不会给你造成任何损失，所以你得到的使是全额贴水。
　　我认定市场将是稳定的，又加上多空套做可能带来的大额贴水的吸引，我做起了这种交易，我拿到了贴水，让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收支差显示为零。如果市场有所变动，我就要付给SIMEX更多的保证金——我只有让伦敦方面提供这笔钱。我没有套做，因为套做意味着要做更多的期货交易，而我想把所有的贴水都用来弥补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
　　力塞尔已算出巴林银行及其客户的全部头寸所需的当日保证金额数，在等待SIMEX的催款通知。拿到通知之后，她给伦敦的布伦达格伦哥发了传真，要求汇款七十五万美元。她将这笔钱分成两部分，说其中三十五万是为客户准备的，另外的四十万因为巴林银行自身的需要。当天下午，七十五万美元被汇进了我们在花旗银行开的户头中。
　　做成这件事后，我并没有为之欣喜。我下决心要赚回足够的钱，补偿全部损失。春天慢慢过去的时候，我的交易已越做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了。但是，我做得很顺手。我的信心日增。我相信我投入巨资后终会有所补偿。我是期货多头、买卖期货权空头，市场上的期权价格达到结算价格时，我将自己投入市场的资金又赚了一倍——我买进期货，这些期货与我手头的空头期权形成套期交易。这个举动奏效了——市场一路上扬，我的策略终于成功了。现在，唯一的风险是这一次上扬的势头非常强劲，我的套期交易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从期货交易中获得的收益正好能抵消八八八八八帐户期权方面的全部损失——这是我做套期交易时已计算好了的。到了七月，市场再度飞涨时，我的财务状况已由亏损六百扭转为略有盈余。
　　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丽莎请了一些朋友来吃烧烤。我端着一杯啤酒走到阳台上，看着我所在的这座城市。
　　“你今天看起来很愉快。”丽莎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站在我身边。
　　“我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说，“我一直在竭尽全力保护乔治，现在终于闯过来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告诉丽莎那高达六百万英镑的损失的话，肯定会把她吓坏的。自己都觉得奇怪，我现在对那些数字已经能够做到无动于衷——它们不过是一大堆零的组合而已。我看重的是原则。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损失达到了一百万英镑。”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一百万！老天！这就是你保护乔治的原因吗？”
　　“每个交易员都会有自己的麻烦事。我们一直压力很大。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千万别再那样。长期下去，这对你不会有好处的。”
　　“这个不成问题。”我说，“我会处理好的。”
　　“但是千万别再赔进去一百万了。你差点没把我吓死。”
　　那天晚上，我十分高兴。我绝对没想到，以后我还会承受那种压力。我大胆撤回了大笔头寸。我们又重新盈利了。我们还可以稳稳当当地赚钱。当时，我的年薪是五万英镑。奖金则马上要突破十万英镑大关。我和丽莎还讨论了在伦敦投资买公寓的事。
　　但是星期一我则返回SIMEX，我就发现我还得使用八八八八八帐户。我所处的位置是相当奇特的，一方面，我在交易场地工作，负责用日元作期权交易；另一方面，我又是后勤部门的主管，可以向伦敦方面随意的提出要求。我可以纵观全局——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我也许是世界上同时对收入平衡表上的两边都负责的唯一一个人，我已经深深地沉溺于其中了。
　　除了伦敦方面对我的汇款要求有求必应且从不细问之外（这应该算一种令人惊讶的行为），另外一件事对我的欺瞒行为也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按规定，我要向三个不同的人汇报工作。在新加坡，我的顶头上司是西蒙·琼斯，但是，他对期货期权交易毫无兴趣。他是巴林银行南亚地区业务经理，主管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证券交易和期权期货交易，是我的直接领导人。然而，他在海洋大厦二十四楼办公，而我的办公室及我主管的部门则在十四楼，下午，我常常上楼去看他，但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足球。他是个特别争强好胜的人，我手下的人大多很畏惧他。同时，他也因开除秘书的事而臭名远扬——过去两年，他换过的秘书已超过十一名了。我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只不过是常常和我赌一赌足球赛结果而已。至于生意方面，我们很少谈及。
　　我另外一个名义上的上司是迈克·吉利安，巴林银行全球证券股票、期货期权销售经理。当年我在总部工作时正是他的部下。我们每天都在电话上通几次话，但是他的业务主要在东京，我并不把他看作我的上司。由于他关心的只是我能赚取多少利润（他的奖金与这个直接相关），我和他的关联也是越来越少。
　　最后是在伦敦的两位上司——玛丽·华尔兹与罗恩·贝克尔。罗恩是金融成果部的负责人，玛丽则负责向他汇报工作。由于我上报的收益数额令罗恩激动不已，所以他决定亲自领导我了。罗恩与玛丽曾一起效力于“银行家托拉斯”，他们俩的联手便构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二人组合，由于两人都自信精明强干，所以很少人敢驳斥或打断他们的话。
　　巴林银行对我的管理方式就像巴林家族的构成一样模糊而狭隘。除了上述四位打交道之外，我还要与总部清算部的布伦达·格伦哥联系，让他每天都向新加坡汇出一笔现金。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管理模式。正因为如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业务，而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只是后来，我曾见到一份与之相关的备忘录。那是詹姆士·巴克斯（巴林银行南亚地区的经理）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写给安德鲁·弗雷瑟（总部证券股票经纪与交易部负责人）的。那是我抵达新加坡的前一月，备忘录是这样写的：“我担心的是我们是否又再建立起一种灾难性的管理模式。我们很可能因此而亏损或者失去客户的信任或者同时招致这两方的损失……我认为，我们应该确保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一旦该部门在SIMEX建立起来，就应该让尼克·李森负责业务，让西蒙·琼斯实施对他的监督管理。”
　　如果总部的人认真对待过这份备忘录的话，我在新加坡的权限就非常清楚了——只负责清算方面的工作。那么，我便无法接触到那些交易员，也决不会因为一个秘密帐户而让他们卖出期权了。我也不可能和玛丽·华尔兹或罗恩，克尔或迈克·吉利安谈话，并让他们互相牵制，而使自己从中获益了。如果我只负责清算工作，那么在交易员犯下错误时，我肯定可以发现错误，而且不必隐瞒，因为那些错误与我无关。詹姆士·巴克斯是对的——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奋斗，巴林银行还是要既损失金钱又失客户信任了。
　　但是从目前的表面现象看来，詹姆士·已克斯却错了：我有大批的客户；我们还为巴林银行赚下了大笔大笔的钱。
　　七月份，我成功地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收支差扭转为零。
　　可是，记入其中的损失又逐渐增多了。我对自己未能完全杜绝重新使用八八八八八帐户而生气，我开始拼命做买卖想把钱再赚回来。可是这次我的运气却不那么好了，人们一方面祝贺我成了SIMEX最大的交易员，因为我有菲利浦·波尼弗伊这样的大客户；一方面又嫉妒我能为他做交易，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我已有点力不从心了。他让我处理的那些数目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可是，我又不能让别人知道。
　　“尼克！尼克！”卡罗推了推我的胳膊，把我叫醒了，“快醒醒！菲利浦打电话来了，他要你马上打电话给他。他有急事。”
　　“老天！”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她，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乔治说你上这儿来了。”
　　我揉揉眼睛。我的双眼似乎被谁揉进了细砂子似的难受。
　　我感觉“虎”牌啤酒正渗出我的皮肤，还闻到了自己嘴巴里难闻的气味。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几块薄荷糖。我大嚼起来，糖却粘在牙齿上，怎么也弄不下来。我又把另一块塞进嘴里。
　　我使劲地吮了几下后，把它囫囵吞了下去。
　　令我头痛的是沙基得·沙克拉尼，这家伙精明过人。他是彼得·诺里斯在伦敦私人助理。平时，他坐镇于那位大人物的办公室，是诺里斯与外界联系的纽带。现在，他正在亚洲检查巴林银行各分部的运作情况。上周他已和弗南多一起去了大贩和东京。透过内部对讲机，我已知道他在酒吧里占人便宜的那些事了。尽管我希望他能碰上什么麻烦，但他还是过得很顺心。这周，他已经到了新加坡了，我怀着颇不相同的目的带他去了酒吧——我想让他夜夜醉倒，这样，他就不会在早上去办公室查帐了。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给SIMEX交保证金的单据，因为那上面白纸黑字，记录着有关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情况，我不想让他知道有八八八八八这个帐户。我也不想让他看到任何资产负债表，否则他一定会对那些有毛病的数字追问不休。我特别希望用酒精麻醉他的神经，这样，他查看帐目时就会迷迷糊糊的。我的计划显得非常出色——沙克拉尼几乎没进过办公室。他每天睡到下午四点，然后四处坐坐，让脑袋休息休息，喝喝咖啡；然后又问我们当晚带他去哪儿。
　　昨晚我和他比赛喝啤酒来着。为了更好地计数，每喝一定量的啤酒，我们都喝一点威士忌。然后，我又教他另一种喝酒的方法，将一杯DRAMBUIE倒进啤酒里，它就会沉到啤酒下面。这样，喝完冰啤酒后，便可接着喝到温的DRAMBUIE，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炸药在脑袋中爆炸一样刺激。沙克拉尼非常喜欢这种喝法。凌晨三点时，我把他交给他身边的两位陪酒女郎，自己先回去了。他似乎非常开心。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后果是我也感到不舒服了。
　　上午八点，我到达巴林银行在SIMEX中的工作间，我看看市场，发现人都到楼上的休息室去了。交易员休息室里有许多带扶手的椅子。在那里，他们可以休息，可以揉揉因醉酒而感到不舒服的脑袋，还可以不加拘束地打嗝、放屁。厕所也总是堵着的，到处是呕吐的污物。另外，由于大家在排便时总是蹲着而不愿坐着，马桶上总有脚樱我正闹肚子。但是，等我找到一个可以勉强使用的厕所时，肚子奇迹般地不闹了，同时，那些污物的气味也让我恶心得吐了出来。我跑出去，找了一个椅子坐下。
　　我跟着卡罗回到交易场地。我极力不去听周围的喧闹声。
　　市场上价格变化很小，交易员们都想知道市场的限价，所以都挤在分析表前，看什么时候最低。我给远在巴哈马群岛的菲利浦打了电话。电话被转了一次又一次，信号也越来越弱。最后，菲利浦终于接到了电话。
　　“菲利浦，我是尼克。”
　　“我想做一次现金交易。”他说，“卖出第二百二十种买卖期货权，再买进十二月到期的第二百种期权。”
　　“好的。”我说，我想尽量争取时间，于是说道，“刚才还没人向你提供什么信息吧？”
　　“我有个○·一三八的报价，”
　　我等着他的下文，等他再说出一句话来，让我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但他什么都没说。
　　“好吧，”我说，“我先看看吧。”
　　我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因为菲利浦已把电话挂断了。我看了看那些交易员，他们都在大声喊话，对我的打算浑然不知。
　　○·一三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菲利浦买进了许多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由于市场下跌得非常历害，也许他是想减少这方面的损失，再买进与市场价格比较接近的期权？但是，我还是搞不懂○·一三八的含意，也不知该如何去做这笔交易。
　　我到电脑中查阅相关的信息，找到了大阪的期权交易价格：第二百种期权的成交价格为二百，而第二百二十种的成交价格为一千四百。我用计算机把这几个数字演算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一三八该是一个比例值。可是，现在，二百／一千四百算出来却是○·一四三。我揉揉脸部，让自己打起精神。那么，菲利浦的○·一三八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一定是指某人为了得到做这笔交易的机会，愿给交易的一方较大的折扣。由于菲利浦的期权交易颇具规模，一定有人已经答应给他折扣了。我给东京的弗南多打了个电话。
　　“沙克拉尼昨晚又在那里，”我说，“这事咱们以后再谈。听着，菲利浦又想做些期权交易。他想将九月的第二百二十种改为十二月到期的第二百种。已经有人给他报了○·一三八的比例。你看你能不能做点什么？”
　　“你稍等一会儿。”
　　我等了一会儿。弗南多打了几个电话后，又来跟我说话“○·一三八是个不错的报价，”他说，“我可以做到，但是，再高就有危险了。我至多做○·一三九，但不能太多，也不会很容易。市场真需要降一降。”
　　“你能在○·一三九做多少？”我继续问这个问题，很不耐烦地。“○·一四○呢？”我并不懂这些比例值，但我必须保住替菲利浦做代理的机会。
　　“在○·一三九不能超过一千份。”
　　．“好吧，伙计，谢谢了。”我挂断了电话。
　　我应该能警惕起来的。可是，当时我头脑发热一心只想要保住这笔交易。我又给东京、马里尔林克、巴黎国家银行、帕里巴斯等地打了好几通电话。结果，他们都表示可以在○·一三八做交易，却没人愿意接受○·一四○这个比例。他们都说风险太大了。
　　我放下话筒，感到更加难过，看来，我只得放弃这次交易机会了。
　　“尼克！”力塞尔在接一通电话，说：“是菲利浦。”
　　我根本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思绪。
　　“嗨，菲利浦。”
　　“你可以做吗？”
　　“我找了一些人，他们都只对○·一三八感兴趣。没人愿意接受○·一三九或○·一四○的出价。”
　　“我不能让你以○·一三八的比例去做，”菲利浦不偏不倚，“否则，我的其他一些交易员会被激怒的。”
　　我真想“砰”地一声把电话挂断算了。这就是市场价格对人们的影响。如果他最先找的是我们的话（其实，他应该这么做，因为我为他工作算得上尽心尽力），我们早已拿到这笔交易，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可是，现在这该死的家伙找了一个人来压我。
　　“你想做多少？”我问。
　　“六千份。如果你接受○·一三九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笔交易。”
　　“给我两分钟时间。”
　　我放下电话，又看看此时的价格。没有变动，咋晚的醉酒让我的脑袋还在隐隐作痛。我越想越生气，菲利浦是想把这个价码硬塞给我。我不能决定是否该由此放弃。我开始想不顾一切地做这笔交易了。我有一种直觉，给菲利浦出价○·一三八的肯定是法国社会银行总行（FSG），我偏不让他们得逞。我把手伸进衣袋去摸口香糖，但是已经吃完了。我拿出一张交易卡，慢慢咬下一角，开始嚼起它来。
　　我决定采劝撒腿就跑”的对策。这是我小时候对付警察、我父亲及当地的小流氓的惯用手法。它的意思是“逃跑”——做错了事之后，撒腿就跑，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是，在市场上玩这种手法，其含义要丰富得多，也严肃得多。它意味着你在明知不可能的情况下，答应替客户以某一价格做一笔交易。然后，你赌市场会朝你希望的方向变动，这样你便可以做成交易，且不受损失，这和做业主交易基本相同，只不过承诺客户时，情况对你自己不利，你只能寄望于客户的报价——如果交易足够大的话，它会驱动市场朝客户有利的方向变化。我是无权做这种交易的。但是，六千份期权合同的交易做下来，其佣金当是十分可观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把我看作市场上的大手腕，我必须再次将FSG挤出去。这样，下次想做交易时，菲利浦就会最先想到我了。
　　“菲利浦，”我说，“我可以接受○·一三九的报价。”
　　“好，”他说。
　　“准确数字是多少？”
　　“○·一三九的话，”他顿了一会儿，“六千五百份吧。”
　　我得到了做这笔交易的机会，这时是上午十一点左右。身在巴哈马的菲利浦可以放心去睡觉了一他的事已做完了。
　　我给弗甫多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能做成的最高比例值是○·一三九。他答应替我做一千份。巴黎国家银行与帕里巴斯也各承担了五百份的任务，一切进展顺利。我已做成了二千份。
　　然而，马里尔林克方面却反悔了，表示他们那一千份无法完成。
　　“没人愿意做这个交易。”那边的交易员说。
　　“好吧，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走进日经交易场地，将马士兰拉到一边。我想将剩下的二千份的任务交给他，再将从大阪买进的交易记录输入sIMEX的帐目。在我与他交接时，又有其他人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对别人的委托也必须好好对待。我知道人们很尊敬我，因为我待人公平，决不会像其他某些交易员一样拒绝替他们做交易。市场上有人愿以○·一三九的比例成交，但是并不活跃。我用电话将二千份交付给了某一交易员，然后又卖给了张氏信托金融公司（CRT）一千份，卖给了瑞士银行公司（sBC）一千五百份，但是，市场上其他金融机构对此的反应却十分冷漠，做成的交易还不足一百份。所以，我又有一千九百份期权合同为空头了。如果我一直站在交易大厅的话，那无异地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每个人。所以，我决定回到幕后去。我回到巴林银行在SIMEX的工作间。现在，我需要处理一千九百份期权合同。形势似乎不妙。我坐下来，又掏出一些交易卡。我咬着卡片的四角，享受着纸上那清爽的漂白粉味。我用夹克的袖子擦掉头上渗出的汗珠。一种可怕的失落感抓住了我。我不仅仅在做一笔没有把握的交易。我马上就要成众矢之的了。大多数交易员做业主交易的权限往往被限制在一百份合同之内，而我现在手中握着一千九百份合同，而且未曾得到任何机构的授权。
　　我看看萤幕，又听听市场上的喧闹声，想弄清市场走势到底如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的性质决定了做交易就好像驾车，只能使用后视镜。我几乎要瘫倒了。我决定先卖出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等市场持续下跌时，再将第二百种买回来。这种分两步走的做法与一次成交的不同，在于市场必须有很大幅度的变动，才可能让我完成交易且不受损失。但是，我别无选择，我给交易场地上的马士兰打了手势。半小时后，我成功地以一百九十的价格售出了一千九百份第二百二十种期权。现在，只需买回第二百种期权了。也许现在还为时过早，但起码不会引起什么灾难了，我想。
　　我把那些数字键入计算机。这时，我发现一百九十与二百这两种售价间微小的差异对比例值却有很大的影响——计算机不断闪烁着○·一三五七这个数字，仿佛在讥笑我：“嗨，鬼灵精，现在看你怎么办？”我把市场情况又看了一遍。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图了。而第二百种期权的报价为一千四百，大家的竞价也开到了一三七○。我根本无法参与竞标，因为我出价实在太低了。
　　当天的市场以较低价格收盘。但对我而言，这干事无补——我的头寸已被搞得一塌糊涂。弗南多等人的情况都还可以——以○·一三九的比值做这笔交易风险太大了。只有疯子才会出更高的价钱。到收盘前的最后五分钟，我还需要二百六十四份第二百种期权合同，才能按菲利浦的要求以○·一三九的比值做成全部交易。由于菲利浦是透过FIMAT而不是巴林银行结算，我无法将该天的损失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了事，我必须将股票寄给FIMAT。
　　收盘前一分钟的预备铃响了。我给马士兰打了手势，让他告诉市场，我们愿以一千三百六十五的价格卖出二百六十四份十二月份的第二百种期权合同。我自己也急冲冲地跑进交易场地。我想用其他的活动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给这笔交易掩护，可是，没什么事可做。由于市场价格很多交易员都拥了过来，包括瑞士银行与张氏信托金融公司。我只好将那期权卖给了他们。
　　我返回巴林银行在SIMEX中的工作间。我这次给菲利浦做的交易成了一场灾难。他在巴哈马睡得很安稳，绝对不知道我已身陷困境。他自己的头寸完好无损，期权也已发给FI-MAT，一切毫无问题。而我玩的那种对策却出了差池——我不得不将五百份十二月份期权以开口且没有套期的头寸记入八八八八八帐户。从这些期权的报价与竞标分析表上，我也看出了今天的损失：十二万五千美元。除此之外，开口头寸更是一件麻烦事——它很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损失。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巴林银行董事长彼得·巴林会见了英格兰银行主管全国银行业监察工作的布莱恩秦。会后，他们发表了会谈记录摘要。其中，有彼得·巴林的一段简短的评论：“改组之后，盈利能力的恢复速度是令人吃惊的。由此，巴林银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证券交易这一行中，赚取利润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他继续告诉布莱恩秦说，巴林银行集团收益的最大份额来自其子集团——巴林银行证券有限公司（BsL）。他进一步说，那些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作代理而不是业主交易。
　　无论是站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向乔治或“肥仔”或“间谍”打手势、买进卖出，还是分析市场动态或是吃糖、甚至是嚼那些交易卡时，我都在想像着彼得·巴林那平静的声音，想像他说这些话时的情景。当时他一定是在英格兰银行那豪华的办公室里，坐在真皮沙发上，搅着“格雷伯爵”茶，欣赏地看着他那擦得发亮的皮鞋。
　　“……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
　　我模仿不了他的语调。因为说“实际上”这个词时，要把嘴巴伸出去；而说“极”这个词时，要抬一抬眉毛来表示惊奇。这是两个久经沙场。阅历丰富的银行家之间的谈话。他们都会为自己生财有道而自鸣得意。他们握手告别时，两人用的劲也会一样大，分开之后，他们肯定会彼此叹服：对方真是了不起。
　　但是，他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一些事情，尤其是彼得·巴林。赚钱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那些创业的祖先、那些冒着风险为修运河、铺铁路提供资金的祖先，绝不会说赚钱“并非极难之事”。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觉得赚钱容易。我父亲很清楚，必须努力砌墙，才能拿到那每平方码二十英镑的报酬；而且，还要使客户满意，才可能拿到下一份工作。那些街角洗衣店里的工人、那些报童，还有那些律师，都会觉得赚钱的艰难。只有靠赌博赚钱看起来是极容易的。但是，即使是最狂热的赌徒，也会明白，赌博绝不会给他带来财富。否则为什么还会有人开赌场呢？
　　如果彼得·巴林曾经到过SIMEX韵交易大厅，知道我们工作辛苦的话，或者知道别人早已回家之后，我们在半夜三更还要努力使二千笔交易的收支对应的话，他绝不会说出“赚钱实际上并非极难之事”这种话的。
　　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地为银行赚钱，我一直在尽力补救一些错误，以免银行遭受损失。这些错误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替巴林银行效力的交易员无不超负荷工作，他们过于紧张了。我也一直在努力留住波尼弗伊——日经市场上最大的客户，尽量让他满意。但是，我却没有赚到钱。实际上，我是在赔钱。我隐瞒了一些损失。糟糕的是，我已无力控制这些损失了。
　　每周的前四天都是很难熬的。大阪市场上交易活跃，萤幕上挤满了各种交易数据。因为在那里做交易必须透过显示萤墓，所以很多业务都从大贩改到sIMEX来做。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市场，做交易无需萤幕来报价——直接喊出来就行了。
　　我们大声报出价后，如果有相应的买主的或卖主，那交易就可做成了。尽管如此，交易的数额还是挺大的。到星期五下午收盘铃响时，我就知道，周末这两天，我又该赶在星期一市场开盘前，将所有的交易都结算清楚。丽莎已经筋疲力尽，所以所有的周末旅行计划都被取消了。她不得不待在新加坡，但我对此也无能为力，看来，这个周末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了。
　　这周以来，每个交易下午，市场价格都飞涨一千多点。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在SIMEX的历史上，这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用于清算的萤幕常出故障，我们无法在交易做成后马上将它打上萤幕。于是，无数笔交易入帐工作都积压了起来。
　　这周的每天晚上，我都忙于清算，从未在凌晨三点前离开办公室。我看了看其他各银行在SIMEX工作的职员，大家都显得有些情绪低落、精神不振。这些问题并非巴林银行一家独有；在SIMEX占有一席之地的每家银行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唯一的区别是我们所做的交易额是其他银行的十倍，而且没有人会替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大多数工作都由我自己承担了。
　　昨晚，我离开时，还剩十五笔交易没有清算——现在，力塞尔已经返回了办公室，正在处理它们。SIMEX的记录错误百出，我们自己的也好不了多少。我给力塞尔打通了电话。
　　“那十五笔交易没出什么问题吧？”
　　“还没做完。不过，已经和SIMEX记录的数据有了五百份合同的出入。”
　　“好吧。继续做。”
　　我放下电话，咬住自己的嘴唇。五百份合同的误差可不是个小问题。我知道，由于萤幕全部失控，sIMEX的系统也不能正常工作，我们的交易都是手工做成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不相信我们会出这么大的差错。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返回办公室了。市场马上就要开盘。卡罗已开始接受委托书，小房间里的控制板也因此亮了起来。
　　我们太缺人手了。问题的根源即在于我身边没有得力的助手，迈克·吉利安拒绝出一万五千美元的薪金聘人。因为这会使他的底线降低。他认为“底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它里面拿出的支出越少，那么剩给我们的钱便越多。但是，我急需人手来帮助我做清算工作。SIMEX说我们的合同数比申报的少五百份。我必须弄清楚到底谁对谁错。如果是我们计算错误，那么我就得买进五百份合同，再算出该错误导致的损失；如果是sIMEX计算错误，他们会在下午发来一张报表，承认那是他们的错，记录上保留我们的计算结果。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场赌博。但我坚信我们决不会出这么大的错误；我相信siMEX会承认并改正错误的。
　　开盘铃响了。控制板上的灯光开始闪烁起来。我将五百份合同的事暂时抛开，忙于接电话给交易场地中的乔治打手势去了。整个上午，我们一直不断地做着交易。直到午间休息的铃响了，我才想起来该去一趟办公室了。跑回办公室时，我意识到我真该把那些交易卡整理出来，并找到对应的客户票据的。在我填写票据时，有人跑进来拿三明治。三明治在新加坡尚未成气候：这里的人没有“熏肉莴苣蕃茄”的概念，也不知“鳄梨”或“营养面包”为何物。新加坡式的三明治不过是两片三角形的白面包，涂上黄奶酪后，用粘答答的人造奶油粘在一起而已。
　　我闻到附近有糖醋味的中国菜的气味。正常情况下，SIMEX是不许带食品进来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官员们也并不在意。在这种情况，这种心情下，谁都不愿意离开市场。这时，一股难闻的汗臭味从我这儿飘过，很轻易地便淹没了糖醋肉的香味。原来是乔治，他的衬衣已粘在身上了。
　　“该死的空调和萤幕都坏了。全都坏了。”
　　“你去哪儿？”
　　“我想抽根烟。”
　　“十分钟后回来，”我说，“我们必须在下午开始工作前将上午的交易全部核对好。”
　　“不太可能，尼克，”他说，“我没法找到那些新加坡人。他们都出去吃饭了。”
　　“那么，他们一回来就抓住他们。我们必须做完这件事。”
　　“是！”他嘲讽地说。
　　乔治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这对交易员们而言，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可以抱怨空调，可以抱怨萤幕，然后他们下班回家，不必负任何责任。但是我与他们不同。离开交易场地后，我还到清算部门去做额外的工作。我必须将所有的数字都累加起来。一旦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就得承担损失，然后极力弥补。我深陷在“赔钱”的泥坑里难以自拨。这已成了我的一场做不完的恶梦了。
　　我让乔治上楼吸烟去了。然后，我便开始在那些票据上填上今天上午所做交易的具体情况。这样，姑娘们就可以给客户们打电话，确定这些交易是否做得准确无误。
　　那天下午简直就是上周的翻版。市场价格又飞涨了一千点，委托书蜂涌而至。张氏信托金融公司买进了三千份合同，这三千份合同都被投进了市场。我猜想不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我明白，他们是在驱使市场尽量上扬。在东京，大家都在祝贺自己赢得了交易的机会；而在新加坡，我们已经招架不住了。
　　收盘铃终于响起来了。我们都跌坐到椅子上。星期五就要到了。又过完了一天。大家都可以去喝上一杯了，除了我自己，我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我还要回办公室去，将那些混乱不堪的交易单据整理出来——从今天的交易开始，然后是前几天剩下的一些。
　　“尼克，我有个问题。”是第一大洲交易所的大卫·摩斯欧。
　　“怎么啦？”
　　“跟乔治有关。”
　　“那你跟他说去。”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这么无礼的。可是，我已经跟迈克·吉利安说过几次了，我们不能同时兼管大卫的交易。大卫总是不断犯错，而吉利安却总是不听我的话，坚持说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些错误，不能断了向他们收取佣金这一收入来源，“收入”是迈克·吉利安关心的唯一的一件事。他从不想想这么微薄的收入引起了多大的麻烦；他就不明白“小虫能蛀坏大船”的道理。
　　“乔治不会和我谈的。”
　　“我不会因此责怪他。”
　　“我要做六月的，乔治却认为我说的是三月。而且还有二百点的差异。”
　　“多少份？”我问。
　　“一百。”
　　“哟，你什么时候做起一百份的交易来了？”我用嘲弄的口吻问他，“你以前不是只能做十份吗？”
　　“我绝对没错，”大卫抱怨道，“我们可以看录影带嘛。”
　　我知道这家伙一定在撒谎。他只要给迈克·吉利安打通电话威胁说要从巴林银行撤走业务，迈克·吉利安就会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上一小时。然后，我便需再花一小时来做整周所做交易的清算工作，还得相信大卫的说辞，不管出什么事。
　　“大卫，这样吧，我尽量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你可以走了。”
　　我只想快点回办公室去，把那些东西全清理了。
　　我是下午六点离开交易场地的。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但是，我还是没能让那些数字达成平衡。所有交易的清算工作必须按次序进行，现在，我已完成星期一、星期二及星期三的部份。该清算星期四做的交易了。
　　凌晨三点时，我看到我马上就要做完这项工作了。我并为此感到欣慰。我一个人独坐在海洋大厦的十四楼，呆呆地瞪着计算机上显示的那些数字。大卫今天的错误让我们损失了七万五千美元。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我自信中午即可解决掉的那五百份合同的差异——那是个真实的数字。我又把那些数字输入计算机；今天下午，指数又涨了一千点。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数字让我恶心：由于我没有在今天早上及时处理那五百份合同，我已损失了一百六十七万美元。
　　交易额实在太大了，所以任何错误导致的损失都不会是小数目。但是，这次我犯下了生平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惶恐地跌坐在椅子里。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是自己在吓唬自己——现在谁也不会来过问这些数字、要求我解释原委的。我还有整整一个晚上可以用来思考对策。我抬起头，看了看窗外新加坡的城市风景线，我可以看到远处克员码头闪烁的灯光。办公室里别无他人。现在是凌晨三点。我累透了。要是回家的话，丽莎肯定早已入睡了，而次日清晨我离开家时，她仍会在睡梦之中。然后到八点十五分时，我又出现在SIMEX的市场上，同时看管十二部电话。一天之中，只有现在这段时间，我是一个人待着，而且不用讲话。在这儿，我才拥有自己的世界。我了解交易场地的情况，也清楚清算部门里的一切。要想保住这个职位，我就必须把损失隐瞒起来。我会设法补偿损失，但我绝不向任何人承认有这些损失的。
　　我站起身，走到窗户旁边。窗户是打不开的。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完全密封的，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也不能经办真正的金钱，透过平板玻璃，我看着外面。我知道光线在经过较厚的玻璃时，都会产生折射现象。而实际上，光线在经过三棱镜时，就会形成一个光谱，因为经过玻璃的最厚的地方的光线折射的程度最大。就像鱼夫用叉捕鱼时一样（由于光线的折射，看起来所在的位置与实际所在的位置是不同的），我仔细地查看着玻璃中的光线，想像着光线在玻璃中的真正位置。我把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我向自己承认，我要像过去一样，把这笔一百六十七万的损失也掩藏起来。就像光线碰到平板玻璃不得不折射一样，我的道德也在这虚幻的交易世界里被扭曲了，我早就做过骗人的勾当了。我已允许自己在压力之下弯腰屈服，我已经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了。
　　我看着玻璃中的自己——漆黑的夜补托出一张苍白而扭曲的脸，呆呆地对着我。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了——那算得了一张令人厌恶的漫画像吧。而那个聪明英俊，娶了丽莎·西姆斯为妻的男人，自从被派遣到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主管期货交易后，就变成了骗子了——他怔怔地看着我，脸像大烂瓜似的。我不敢正视自己的眼睛。那些损失当初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现在它们却在飞速增长，让我无法挣脱——我就像患了癌症似的。想到癌症，又想起了我母亲——感谢上帝，她没有活到今天，看到我现在的这副模样。我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独自躲在这海洋大厦静谧的十四楼，想玩一个手法，把差不多二百万美元的损失隐藏起来！我母亲决不会希望我长大后做这种事情。
　　“一九九三年是投资银行业务的丰收年。”一九九四年二月，彼得·巴林在发布巴林银行经营成果时宣布说。巴林银行当年的纳税前利润高达二亿英镑。扣除发给职员们一亿英镑的奖金，巴林银行获得的纳税前净利润为一亿英镑。
　　我用八八八八八帐户隐瞒了二千三百万英镑的损失。我在新加坡的业务赚取的利润额在正式上报时并没有和其他人分开，因为我所做的交易全都记在弗南多或本霍夫曼在日本的帐户里。我不太清楚他们允许我动用多少资金，但是我估计在一千万左右。即使是跟巴林银行整个集团的盈利能力比较而言，我的损失也是数目巨大的。而我只是卖出更多期权，然后向总部要更多的资金，就把整个局面维持下来了。
　　我对损失的大小已经有点麻木了。起先，对七万英镑的损失我都曾惶恐不安。可是，随着数目的增长，我只好面对那些日益膨胀起来的大数字。几天之内，我可能会一下赚到五百万。其实那不过是因为头寸的规模决定了我做的是大买卖而已。而另几天之内，我又会赔进五百万，我的损失总数又回到二千万。这个数字不断增长，很快就达到三千万。一九九四年，它达到了五千万英镑。
　　不断亏损的原因在于：我为了赚取可观的贴水，不得不做没有套期的交易。显然，事实与彼得·巴林所言正好相反，赚取利润实在是困难之极。我必须冒险，才有可能将损失的钱捞回来。我确实赚了几把，但赔钱的时候却更多。由于开始时，我为多头，所以市场下跌时，我的头寸不断加倍——我寄望于市场的反弹。市场不可避免地要反弹的。有时候，我将所有头寸都用来清偿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债务，再反过来看看自己的财务状况。我发现，我的财务状况已经开始左右我看待市场的方式了。我对市场走向不再有清晰的预测，我只知道我希望它如何发展，才能挽回造成的损失。第一次做买卖时，可能是出于你的需要。可是一旦做起了交易，你就必须为头寸考虑了。
　　所以这就会影响下一次的交易。一旦市场变化对你不利，下次你就会将投入的资金加一倍。这和赌博是一个道理——只要市场朝你希望的方向变动一次，所有的损失便都回来了，但是，风险同时扩大了一倍。每个人都知道该马上金盆洗手，可是每个人都继续做下去。走进世界上任何一个赌场，你都可以看到在赌桌边不断将赌注加倍，发誓要把本捞回来的人。但是，这种人必须要有足够的赌资：如果第一把的赌注是一英镑的话，那么输掉十六次之后，要是还能继续，那么这个人带来的赌资至少有三万三千英镑。大家都有一英镑，可是有三万三千英镑的人就不那么多了。我一心想挽回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所以我总做非套期交易。可是，这种交易就是一种风险最大的赌博。
　　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度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此后不久，巴林银行的职员都拿到了九三年度的奖金。给我的奖金一共是十三万五千英镑。我手下的工作人员都干得不错，于是我给后勤部门的姑娘们发了十二个月的奖金，给交易场上工作的交易员每人十八个月的奖金。我给乔治五万英镑。这是他和他的家人得到的最大的一笔钱，乔治拿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辆小汽车。我和丽莎在布莱克黑斯买了一间公寓。
　　“这是张保险单，”他开玩笑说，“哪天你被解雇了，我们就只好回伦敦当泥瓦匠和服务员去了。”
　　公寓装修的事情很繁杂，不过，丽莎的祖父这时参与进来了。他会把一切安排好的。
　　我主管的期货交易业务非常出色。业务量一直在猛增。我又招聘了三位姑娘，到后勤部门做清算工作，招聘了四位交易员，替我在交易场地工作。我唯一问题是八八八八八帐户仍然亏损。我已经习惯于看那些庞大的数字了——损失累计已超过三千万英镑——但是，我却束手无策。
　　拿奖金时，我想，我必须接受。否则，人们就会发现我的欺骗行为，我们也就全完了。我为自己找了个藉口：我在雅加达替巴林银行省下了九千万英镑，又为它创造许多利润，记到在东京的帐户上。但是，我也很清楚，隐瞒损失的行为是相当危险的。我曾经成功地将它扭转为零，我现在得再次朝这个方向努力。成功之后，我绝对不会再次动用八八八八八帐户了。我会要求离开新加坡，去干点别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三月，巴林银行做出了一九九三年度工作报告与帐目表。看了该表后，我发现自己主管的业务已开始成为整个银行中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巴林银行的纳税前利润为一亿英镑。扣除各种费用之后，亚洲部赚进的利润总数为三千五百万英镑，其中，新加坡创造的利润超过一千万。而整个资产管理部门带来的纳税前利润不过三千二百万，投资银行业务不过七千二百万。在致全体职员的贺词中，彼得·巴林亲切地说：“年初改组之后，巴林证券迅速重新崛起并获得了出色的成绩，对此我要特别表示感谢。”他还对资产负债表作了一番有趣的评价：“这种新格式容纳了比以往多得多的细节，尤其是与集团的资产负债表有关的细节，那么短时间内，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内容就会发生变化。因此，认为公布更多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就有助于客户加深对集团的了解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实际上，这些额外的数据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本质的东西上转移开。而且，无需资产负债表上的多少空间，就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了。”
　　我一面想着“幼稚可笑”这个词在这儿是否贴切，一面翻阅那份报告。它的封皮是海军蓝的，饰有金色的星形和鹰翅等图案。在第五十六页上，有三行文字提到了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有限公司。它和巴林银行在全球各地的分部排列在一起，包括在雅加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巴黎、利马及巴格达等地的分部。我怀疑列在这几页中的其他的分部是否也在资产负债上做了手脚。关于资产负债表，彼得·巴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深入了解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不仅仅“是外面的投资者，还应包括彼得·巴林本人以及巴林本人以及巴林银行内部的整个工作组织。正是因为银行对其资产负债表不作核查，我才在这上面找了一个漏洞。
　　彼得·巴林的照片印在报告的第三页上。那是一张叫人喜爱的照片。第二十九页上记录着他的收入，他的年薪为二十一万二千英镑，一九九三年得到的利润为一百万。同时，他还有三万元的退休金。这样，他一九九三年的全部收入为一百二十四万二千英镑。这还不包括银行为他提供汽车、健康保险、抵押贷款资助及免费私人电话等。我又看了看他的照片——他看起来真不错。但是，我很难相信，他要是在别的银行如古得曼银行或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的话，能得到一百二十万英镑的起薪。一个对资产负债的审查根本谈不上严格的人，尤其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薪俸。
　　一九九四年初，罗恩·贝克尔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损益”帐目上的压力又增大了。他驱使我们不断赚取利润、赚取利润、赚取利润。一九九四年的头七个月，我在新加坡的套做与交易业务赚进了二百五十万美元，占子集团总收益的一半。
　　我成了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
　　“你的数字太大了，他们准备查你的帐。”在谈论世界杯足球赛时，西蒙·琼斯对我说。
　　“是吗？”我微笑着说，可是我感觉到心已分明揪了起来。
　　“是的。他们准备派亚西·路易丝来。”
　　“亚西·路易丝？”真糟了。亚西·路易丝以其办事彻底而闻名。她是巴林银行兄弟公司的一名主管，绰号“破坏者”。我的感觉就像我要被绑在牙医的椅子上，就等着牙医来拔牙了。
　　我极力掩盖起来的漏洞肯定会被她整个儿地揭露出来。“啊哈，”她会说，“G3中有个洞。”我舌头开始发酸。我舔了舔嘴唇。
　　“那么，意大利队怎么样？”我转换了话题。
　　“一群无用之辈。”西蒙讨厌他们。
　　“肯定有很多人会把宝押在阿根廷队身上。”我点点头说。
　　“是吗？马拉多纳不是缺席吗？”
　　“新加坡人都这么说。”
　　“有点意思。”
　　“好啦，”我靠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说，“我该回办公室去了。”
　　“我操！”电梯门关上后，我骂道：“亚西·路易丝！”
　　“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请到接待处来。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请到接待处来。”sIMEX的扩音器响了起来。
　　我将夹克和领带整理了一下，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罗恩·贝克尔和亚西·路易丝在栅栏那儿等我。他们可真是极不和谐的一对：罗恩身材矮小胡子拉碴、挺着个大肚子；衬衣和领带都很寒酸。亚西·路易丝却挺拔优雅，身着灰色裙装；她没有半句废话，显得非常精明强干。她不笑。在我面前，我觉得自己像处在x光的照射下似的，浑身透亮，无法掩饰任何东西。
　　“嗨！”我作了自我介绍。
　　“你好！”我们握手。
　　“嗨！尼克！”罗恩说，“我们一起看看这里的业务吧。”
　　我将他们带进SIMEX。我想，在亚西·路易丝眼里，日经交易场地里正进行的活动不过是有待审计的普通业务，她肯定不会注意到这儿的嘈杂的。她关心的是你的买进卖出、交易记录、是赚是赔等等。
　　“这是力塞尔·孙。这是艾力克·张。”我把在sIMEX工作的巴林银行的职员作了介绍。
　　“你们好，”罗恩几乎看都没看他们，他在观察交易场地。
　　“尼克，这儿的交易都是谁做的？我们是最大的一家，对吧？”
　　“我们有许多套做业务，”我说，“所以我们的交易数字很大。”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
　　“在这儿看最好。”
　　我又带着他们在另外两个交易场地看了看——那是期权与日本政府债券（JGB）的交易场地。我看见了丹尼。可是他向我眨了眨眼睛就走开了。
　　“你们如何完成客户委托的交易？”亚西·路易丝问。
　　“先透过电话接受委托。”我向她解释说，“然后，我们给乔治打手势——就是那个留披头士发型，正挥着胳膊的那个——由他来做成交易，并把每笔交易记在不同的交易卡上。吃午饭时，他把交易卡交给我。每天市场收盘之后，我们将交易卡上的信息都转到当天交易单及客户委托单上，再把这输入电脑，包括我们自己的和sIMEX的电脑。之后，我们清算所有的交易，SIMEX也会算出我们该付多少保证金。第二天，我们把保证金给SIMEX。”
　　我觉得，只要我们是在SIMEX里边走边谈，不管多长时间，我都能够应付。在这里，我觉得很自在，因为我可以藏身于那些红夹克们的叫喊声、叫骂声和他们的交易活动中。我担心的是后勤清算部。在那里，只有纸上的数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掩护我。但是，我又无法阻挡她，让她不去看那些数字。她正表情严肃地看着我。她是个强硬的女人，硬得像花岗岩。她在看到乔治的发型时，居然笑都没笑一下——而乔治的头型，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都是十分可笑的。她马上就要变得难以对付了。我拼命地抑制住自己的一个想法：要出事了。
　　“亚西想先从巴林证券开始。”他们离开sIMEX时，罗恩说，“大约一星期后，再看期货。”
　　“大概要多长时间？”我问。“三周。”她答。
　　我挥手向他们告别后，返回sIMEX。我在JGB交易场地上碰见了丹尼。
　　“气泡，”我说（因为他是希腊人，我们给他取了这么个绰号），“想吃午饭吗？我想去喝一杯。”
　　“亚西·路易丝被召回伦敦了。”西蒙·琼斯说。
　　我斜靠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
　　“那谁来做审计呢？”我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流露出欣喜。
　　“詹姆斯·贝克与毅恩·曼森。”
　　第一次会议是在西蒙·琼斯的办公室里召开的。他们来叫我的时候，我正在交易场地上。外面下着雨，我把夹克披在头上，跑过拉夫尔广场，来到巴林银行的办公大楼。我不知道他们会向我抖出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比亚西·路易丝好对付。西蒙·琼斯、詹姆斯·贝克和毅恩·曼森都坐在那儿等我。
　　“真抱歉，把你叫过来了。”西蒙说。他的语音里没有任何“抱歉”的意思。
　　“没关系。”
　　“詹姆斯和毅恩想见见你。他们正在接手做内部审计，要从我这儿开始。做完之后，就轮到你了。他们要查所有的系统，核对每张纸上的帐目。这都是例行公事。”
　　詹姆斯·贝克和毅恩·曼森都赞同地点了点头。他们都朝我微微笑着。我也朝他们微笑了一下。
　　“好的。”我说，“我会配合你们的。”
　　“我们听说，我们也可以找瑞琪儿杨联系，是吗？”曼森问。
　　“是的，她会协助你们的。”
　　“你在交易场地和清算办公室分别工作多长时间？”曼森又问。
　　“我在七点十五分或七点三十分儿到这儿。八点至十一点三十分我在交易场地。午饭后在交易场地接着做到二点三十分。市场收盘时间是下午二点十五分，然后，我返回办公室，清算当天所有的交易，并把它们和SIMEX的记录逐一对照，确保两者一致。”
　　“什么时间找你比较合适？”
　　“只要你能找到，随时都可以。”我笑道，“不过，下午最好，sIMEX有点像动物园，人在里面无法谈话。”
　　第一次会议就是这样。头一个月，贝克和曼森都要看资产负债表。他们肯定会发现，我从伦敦拿到的资金与我汇报给SIMEX的数目并不相符。我最多还有一周的宽限期。
　　又是一周开始了。我早早地跑到西蒙·琼斯的办公室，告诉他许多人都在打赌世界杯的输赢。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说，”有家马来西亚辛迪加打赌，说保加利亚队不会出场与德国踢四分之一决赛。他们说要发表政治宣言。他们还出资赌这场比赛不会进行。”
　　“那保加利亚队为什么不出场呢？”西蒙抬起头问。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他们真是疯了。我觉得他们是在送钱给别人。”
　　“好吧，”西蒙说，“我就跟他们对着干。我还要赌德国队赢。”
　　“审计做得怎么样了？”拿起西蒙的钱时，我问。
　　“令人愉快。”他说，“他们还没做多少事情。你要知道，他们只是内部审计，这和我当年是不同的。”
　　我走回自己的办公桌边，将西蒙的钱放进抽屉。看来，打赌和内部审计两方面都进展得不错。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德国队会赢。这次世界杯让人感觉怪怪的，可能是那些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对什么都要赌一赌的缘故吧。除了对比赛结果打赌之外，他们对角球、进球、上场球员或注册球员人数等与结果毫无关系的事情也要大赌特赌。喀麦隆队注册队员的人数总是人们热衷的打赌对象。那场比赛保加利亚队当然上场了。我怀疑那些赌他们不会上场的马来西亚人是否真的拿出了钱。最令人兴奋的是约旦列契河夫在最后十分钟内，以一个漂亮的头球打破德国队大门，保加利亚队战胜了德国队。西蒙·琼斯的钱输掉了。
　　要是贝克或曼森问起八八八八八帐户来，姑娘们肯定会先给我打电话，问我她们该打什么内容的字。我早就做好了接这通电话的心理准备。我会让她们做一个日记分录（这可以让收支差变零），再用帐上其他的交易数字来唬弄他们。毕竟，在他人看来，八八八八八帐户应该是没有被使用过的。但是，如果他们要求打出SIMEX所有的帐目的话，八八八八八帐户就只有暴露无遗了。
　　另外一个潜在的危险是他们可能会要求看我们报给的所有头寸——如果是这样，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损失及开口头寸也会暴露出来，而且会让他们目瞪口呆的。
　　但是两种危险的结果都会有所减轻的，因为一旦姑娘们打电话通知我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我就会警觉起来，采取一定的措施。姑娘们都知道，一切与帐目有关的事情由我负责；到时她们一定会征询我的意见的。她们并不清楚八八八八八帐户意味着什么，也弄不懂我摆弄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数字。但是，她们都知道我对八八八八八帐户非常敏感。
　　而最大的危险还在于他们可能会索取资产负债表。每天都会产生一张资产负债表。但是只有在月底时才需要让它达成平衡。整个月当中，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藏着我记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那高达五千万的亏损。姑娘们不懂资产负债表。这种表格每天都出现在她们的桌子上、我的桌子上，然后又被收走，换成了新的。到月底时，那些数据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她们是察觉不到的），又达成平衡。因为姑娘们都不是会计，她们当然不懂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数字的意义。但是，尽管资产与负债相等，贝克和曼森还是一眼就会看出破绽的：我们以代理客户做交易和为自己做业主交易的名义向总部要来付给sIMEX的现金，与我们的帐目不符。我把交给sIMEX的现金的一半左右用来为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头寸提供资金了。
　　资产负债表上缺失的一个部分就是现金。在接受审计时，即一九九四年七月，我的损失已高达五千万英镑。我掩盖它的手法不过是写了几个假数字。如果把我的资产负债表简化的话，它该是这样：客户收支差一亿一千万英镑——借方SIMEx已收六千万英镑——贷方花旗银行存款五千万英镑——贷方也就是说，客户（包括巴林银行自己）将钱存入巴林银行证券公司在日本和伦敦的分公司，这两家分公司再将现金转、入巴林银行在新加坡花旗银行的帐户中。新加坡分部收到的一亿一千万英镑中，有六千万已付给了sIMEX，另外五千万现金还存在花旗银行中。
　　但是实际上我已把这五千万用来补偿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了。我们在花旗银行的帐户上已没有一分钱了，我只是做了个简单的分录，遮去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赤字，而增加了在花旗银行中的结余。这真是一种荒唐的隐瞒方式，因为只要他们看一看花旗银行的帐目，他们就可以发现那里根本不存在五千万英镑。通常，我都要透过卖出期权来获得现金，从而弥补这一损失。可是现在，我经办的交易额实在过于庞大，我已没有余力去抛售期权了，我只希望贝克和曼森千万别查花旗银行的帐目。我希望他们查看该分录时，看到那三个数字刚好能达到平衡，就不再深究了。
　　所以，事实上，资产负债表上那一亿一千万英镑资金被用到了两个方面：六千万支付给了sIMEX，五千万也给了sIMEX，为记录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提供了资金。花旗银行里的五千万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我一直等着，但始终没有接到那个电话。贝克和曼森已经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个月了，他们查看了各种的文件，但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每次回办公室时的表情。我尽量在交易大厅里多待一会儿，时时刻刻希望着他们能离开。最后，他们终于给了我一份报告草案。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我应该每天都核对向sIMEX交付的保证金额。他们还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巴林期货（新加坡）公司（BFS）应代表其客户（主要是巴林证券有限公司各分部）预先向SIMEX支付所有开口合同的启动保证金及差异保证金。然后，BFS再向各客户收取保证金。”
　　“除了时差与一些次要的例外因素之外，所有的数字都应该吻合。如果数字不符，那么，要么是SIMEX、要么是BFS计算的保证金额有误……不能保证SIMEX计算的数据一定会与BFS相同。”
　　他们总结说：“目前，理论上不能排除有人将虚构的交易记入BFS系统并因此使保证金增加的可能。”
　　我拿着一份报告草案，去看贝克和曼森。
　　“不错，”我说，“你们真是把所有的业务都看过一遍了。不过，每天都核对保证金额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时差会时时影响SIMEX对保证金的要求。”
　　他们似乎并不想反驳我。如果他们反驳的话，我会找出许许多多的藉口来为自己辩护，尽管它们都毫无意义。但我脸上那绝不让步的表情使他们谦和地做出了让步，他们也同意每周核对是更合适的观点了。实际上，随着第二份、第三份报告草案的出现，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到每月的结算上了。危险已慢慢远去。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审计报告最后做出来时，我意识到我已顺利度过这一难关了。
　　他们所做的审计工作基本上是分析巴林银行新加坡分部这种盈利形势可以持续多长时间，而没有关注那些利润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们审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回答几个与BFS做人成绩有关的问题。”贝克写道。然后，他便就BFS一九九三年度三千万英镑的利润，提出了四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了获取这些利润，是否有人违反规则？
　　——是否承担过与众不同的风险？
　　——那些业务是否在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做成？
　　——是否有持久的盈利能力？
　　他们对我身兼交易场地与清算部门两处主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由一个人同时负责的BFS系统与业务的工作也可以令人满意，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总经理可能控制一切。他同时是前台和后勤部门的经理，因此，便有可能盗用集团的名义，来开展某些交易业务。而且，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意清偿、记录这些交易。”
　　他们差点就找到事实真相了，但是，他们又退了回去。他们建议总部另外派人来做后勤部门的经理。随后，他们却又写道：“我们想借此机会，解释一下BFS的业主交易何以发展成为集团收益的如此重要的一个来源。概括起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BFS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力，它可以在SIMEX和日本市场之间有效套做；这种套做活动反过来又创造了低风险的交易机会。最后，BFS可能无法阻止其他金融机构介入市场参与竞争，从而使目前的盈利水准逐步下降。但是，在下列条件下，该过程可以减缓：——在SIMEX所作的代理业务与交易业务由同一机构负责经营。它应代表整个集团广泛的利益，而不只是某一部门狭隘的利益。
　　——在BFS作主要交易决策的总经理长时间留任。尽管交易组织有一定实力，但是如果有竞争对手抢走业务的话，盈利能力降低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审计报告还指出，短缺的资金已由位于伦敦的“巴林集团财务部”补上；银行应该考虑使用信用证或提供信用透支。
　　我逃脱得太轻易了。读到审计报告的前言部份时，我简直是心花怒放。
　　“本报告主要的证据来源是几位重要部门的经理（主要是总经理）所作的询价，我们查看了其主要的报表和记录，但没有对这些记录做详细的检查。”
　　在报告的结尾，他们做了总结——不过是重复了我在某些会议上陈述的观点而已：“总结：BFS业主交易／套做交易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其在sIMEX及日本各市场上独特的位置。众多的代理业务、独到的管理方法和通信方式使BFS既可以在多个市场之间做套做交易，又可以从低风险的短期市场变化中获利。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BFS有破坏SIMEX交易规则或超出限额做交易的证据。”
　　至于我同时身兼前台与后勤两部经理这件事，却没人真要改变这种体制，这是令人吃惊的。这在任何交易市场都是有悻常规的。审计报告对此做了如下评价：“尽管BFS交易金额巨大，它仍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运行体制较直接的公司。
　　也许正因为如此，其前台交易与后勤清算均由总经理尼克·李森一人负责。这是权力过份集中的典型例证。而一般的公司为了减少出错的可能性，都把业务划分为开展、清算及记录等不同部分。”
　　对这个核心问题，他们作出了这种极没有见地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希望由同一个人来兼任多职，同时负责交易、清算及记录等环节。我们认为，由于后勤部门缺乏有经验的高级职员，其总经理一直非常积极地承担着前台交易和后勤结算的所有细致工作。”
　　他们在审计报告提出了几条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如果被采纳，我的欺瞒行为可能难以继续下去了），譬如“由于其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情况日益复杂化，现在是向BFS提出派遣独立的专职‘风险与税收’人员，对其进行严格监查的时候了。”
　　但是，审计报告也引用了西蒙·琼斯对此发表的不同意见：“根据内部审计的结果看来，BFs尚不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对其‘风险与税收’情况进行监查。由于期化交易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一点审计师他表示同意），现在在香港任职的风险经理即可完成对新加坡分部的监查工作。（我们建议每个季度查一次）戈登·鲍舍己表示：他愿意，也有能力做这项工作。”
　　读到这样的结论，我突然忍不住笑了。西蒙·琼斯真是一只铁公鸡啊！他一心就想着尽管降低雇员工资这方面的支出。
　　为此，他不让我聘用最合适的人选，因为那意味着要付出高工资。现在，他又拒绝为一位独立的风险与税收督查人员花钱。
　　这倒使我可以继续保持现在这种无人监督的状态。括号里的那句“每个季度查一次”对一切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让戈登·鲍舍来督查我的业务？这未免太可笑了。就好比让一个住在巴黎的人督查雅典分部的业务。
　　“你对此满意吗，尼克？”我们都坐在西蒙·琼斯的办公室里喝咖啡时，詹姆斯·贝克问我。
　　“满意，戈登会好好做的。我们也实在太忙，确实需要别人来帮忙。”
　　“你是很忙，但是做生意时还是有个人监督比较好，以免出事。”西蒙·琼斯说道。
　　“而且，你对生意的情况可以了解得更清楚。”贝克和颜悦色地说。
　　“那么，戈登什么时候来这儿？”
　　“他每个季度来一次。”西蒙·琼斯说。
　　“没问题。”我点头表示赞同，“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我该赶回交易大厅去了。”
　　“没什么事了，你走吧。”西蒙说。
　　“祝一切顺利。”我出去时，贝克和曼森都这样祝福我。
　　审计报告的第十三页上记录了“风险委员会”对BFS每日头寸的最高限额：——二百份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期货——一百份日本政府债券期货——五百份欧洲货币期货没有对整夜头寸的授权。但是，自九月初开始，我手头已有五千份日经期货、二千份日本债券期货、一千份欧洲货币期货及可装满满一卡车的期权（其总数高达二万份）。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中。第五章　亏损激增的一九九四年--------------------------------------------------------------------------------　　“是的，我曾想过巴林银行何以能获得
　　如此巨额的利润。实际上，在简报及其他一些东西中我都反复提出不少与之有关的问题……我非常想知道它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对此不甚了解。我在十一月份的会议召开之前提出那些问题的目的即在于此。
　　我对其盈利能力想的很多。我那时感到很高兴，为巴林证券以前出过事，所以我们都特别希望巴林银行能获得利润。” 　　　　　　　　　　　　　　　　　　　　　　　　——霍华槽·华尔温 　　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非凡的盈利能力提出质疑了（明显的那非凡的盈利能力完全是因为有了经理们对生意的“重新布局”）。其实，那时候，他们可以从该银行的另一部门——负责资金流动的部门——找到部分答案：有关文件被搁置在克里斯克弗汤普森的收函文件格中了。
　　由于我向总部索取三亿万英镑，巴林银行开始出现资金周转问题了。对任何银行而言，在没有照会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将超过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的资金寄往海外都是非法的。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储户——否则，在他们想把钱拿回部时，只会看到银行已将钱全部抽出流向了海外，而银行金库却空空如也了。
　　巴林银行的上层人物曾就此规定和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多次会谈，要求他们允许巴林银行向海外寄出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资金——为我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业务提供资金。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巴林银行却终不能达到目的。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巴林银行在SIMEX及日本市场投入运作的资金已逾一亿一千七百万英镑，超出了总资金的百分之二十五。除了一九九四年四月到六月外，每个季度都是如此。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巴林金融集团最高负责人乔治·麦克林给巴林投资银行业务总经理杰弗瑞·巴内特发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同时抄送给了下列几位：巴林财务与风险主任毅恩·霍普金斯、信贷收支差管理部主任约翰·尼罗素、巴林集团财务主任托尼·霍斯、证券股票交易的总负责人理查德，卡茨，以及巴林集团财务总监利兹·希尔。备忘录内容如下：“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出于对在大贩证券交易所（OsE）市场上收支差已逾总资产（一亿一千七百万英镑）百分之二十五这件事实的尊重，我们决定打破原来内部规定的一亿英镑的限制，而将最高限额提高到一亿二千七百万英镑。随后，我给英格兰银行的·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打了电话，向他报告了我们提高限额的事，同时向他询问我们在OSE市场上的收支差在整个日本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在五月举行的最后一次监察会议上，汤普森说他已对其‘决策单位’有了一些看法，他要给我们写信，与我们就此话题作详细的探讨……”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是主管商业银行（如巴林银行）监察的高级官员。他告诉麦克林说，有些东西可能会“埋没在成堆的文件之中了”。麦克林后来说，汤普森曾表示：“他对已林银行向他报告这一情况感到高兴，同时也同意）我们在某些时候可以让流向海外的资金超过巴林银行资金储备的百分之二十五。”
　　英格兰银行的这次默许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而该银行内部规定的经理工作守则却要求，在同意某银行提出的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资金投入海外市场的要求之前，必须要请示有关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按照这条规定，巴林银行的要求必须要告知卡罗·沙金特——“英国大银行监查部”主任。克里斯托弗应该把巴林银行的情况向她汇报，但是她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倒宁愿对此事有个详细的了解。”沙金特后来说。
　　在英格兰银行里工作，和我在新加坡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在他们那些高大宽敞有穹庐式框顶的办公室里，那才真跟彼得·巴林说的一样，“在证券交易这一行中，赚取利润并非极难之事。”或者跟克里斯托弗·汤普森道歉时说的一样，某些东西会“埋没在成堆的文件之中了”。但是，英格兰银行给巴林银行的非法的允诺没有任何形成文字的证明材料——也许，这又该算我的问题。母亲一直教导我认真工作，理清问题。
　　和当年我在雅加达为巴林银行清理那价值达一亿英镑的票证时一样，我在努力弥补这不断增加的损失时，我仍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也许，我该跑到西蒙·琼斯的办公室去，抱歉地说声那些损失都“被埋在成堆的文件之中了，现在去玩高尔夫球如何？”
　　我站在莲蓬头下，想淋走昨晚一夜未眠所带来的疲备。昨天晚上，我一直是半梦半醒，像网中的鱼一样不断地翻身，但就是睡不着。六点三十分我终于忍不住爬起床。梦中的丽莎那么安详而美丽。她几乎是无忧无虑的。我一直很小心地不去破坏她的这种心情。我的体重和频频咬指甲的坏毛病或许令她有些担心，但除此之外，她认为我们生活得十分平静而幸福。回到家，我便可以将工作完全抛开。她有很多新花样，而且总是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她对生活充满了热爱。跟她在一起，不受她的感染是不可能的。只有晚上她已睡着而我还醒着的时候，那些数字才会来侵扰我。于是，我便尽快使自己入睡，将它们忘却一两个小时。早上冲澡也是难得的一段不受任何人任何事打扰的时间。
　　我听到电话铃响，便赶快从浴室里跑出来。该死！可能是罗恩或者玛丽或者迈克·吉利安，或者其他任何人。我眨眨眼睛，将眼睛中的水弄出来，伸手去拿手中。
　　“现在是七点四十分。我是丹尼，是你来接我还是怎么着？”
　　“哦，对不起，‘气泡’，我马上就来。”
　　我在浴室里已经待了大半个小时了。我飞快地把身上的水擦掉，穿上一件衬衣。衣服马上就粘在我身上了，因为我没有将身上完全擦干。那又怎么样？交易大厅里那么闷热，到吃午饭时，我又会全身湿透的。我系上领带，颇有几分满意地。这条领带是我赚进第一个一百万英镑时，大阪交易所的小伙子们送给我的。它的颜色是那种非常难看的红色，一定与我的黄衬衫极不协调。其实，它跟所有的衬衫、还有每套西装和多数的壁纸都是极为冲突的。谢天谢地，我不必看着它。那些新加坡人又有活可说了。我找不着袖扣，所以干脆把袖子挽了起来。丽莎还在睡。我吻了吻她的眼睛，开车出去接丹尼。
　　“‘气泡’，你怎么看起来跟个窝囊废似的？”我愉快地跟他打招呼。我自己对当窝囊废的感觉颇知一二；在市场面前，我就很有这种感觉。
　　“昨晚好吗？”
　　“四点才睡，”他坐进车座时说，“天知道是不是值得。”
　　“我们大晚了，喝不成咖啡了。”
　　“我真想去注射咖啡因，”他说，指了指他的颈静脉，“在这儿来一滴，感觉马上就好了。”
　　我们将车子驶进海洋大厦停车常
　　“那边有个车位，”他说，“但是你无法肯定把车开到那儿去，让我来停车吧。你会把保险杆撞凹进去的。”
　　“把保险杆撞凹进去总比根本没车好。”我拐了个急转弯，又来了个紧急刹车。
　　““混蛋！”丹尼叫道——他坐立不住，脑袋往前窜了一下。
　　“那不过销帐而已。这事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只是它正好落在了我的头上——而那又偏巧是他的法拉利。”
　　我锁好车门，想着“销帐”这个词。我要是告诉丹尼我所做的销帐的话，那么他就会知道马克的法拉利只不过是区区小事而已。我们匆匆走进海外联合银行（OUB）。在sIMEX的人口处我们碰上了许多交易员。他们正利用真正开始锻炼肺部前的时间吸最后一口香烟。这是一个混杂的人群。人们肯定想不到，他们属于世界上脑子最灵、报酬最高的那一部分人。
　　他们看起来是那么萎靡不振，潦倒得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似的，哈利·雷姆普（“气泡”称之为“第一大洲交易所的大卫·摩斯欧”）穿着一条极寒酸的裤子，衬衫与领带上也斑斑点点。他要是这副打扮去餐馆的话，很可能会被拒之门外的。另外还有从我们这儿经过的一位交易员，将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塞进了他马上就要扔掉的咖啡杯里。
　　“谢谢你，”哈利喊道，“我喜欢那样。”
　　“要养活妻子和家人。”一位OUB交易员说。
　　“还有情妇。”
　　“还要找男孩。”
　　“谁说的？”哈利叫道，“嗨，尼克！领带真不错！”他问：“哪儿买的？”
　　“要花你十几美元呢！”我告诉他。
　　“好埃我总会拿到奖金的。”
　　“那是哈利的梦想。”
　　我们陆陆续续走进SIMEX市常我们的年薪都在二十万英镑左右。我们比世界许多人梦想的还要富裕。我们又开始了买进卖出数字的新的一天。我们就像在超级市场购物，或者像全年都在看守一个仓库的管理员一样，在那儿买卖数字。
　　买卖那些抽象的数字是我们的工作。那些数字非常庞大，却并不真实。但是，他们代表的那些价格变化起来却速度惊人。
　　这就好比现在你在超级市场里，推着小车，准备购物。在拿牛奶时，你突然想起该买半脱脂牛奶。可是，正在拿半脱脂牛奶的那一瞬间，你却发觉其价格已由每品脱三十便士涨到了六十便士，你只好转回来买全脂牛奶。但是，要是你事先没想到会这样或者神经衰弱的话，你肯定会感到心惊肉跳。而且，这时候，你要是放眼望去，发现货架上所有货品的价格已经上涨许多的话，你就更是进退两难了——无法判断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等了。如果这时你听到有人说某种商品的价格突然降低不少，你就会又喊又叫地叫别人让路。你好从一个货架边冲到另一货架边。然后，你又尽力推着车返回刚才的位置，因为又有人说薄荷酱也很便宜。那么最后来收款处时，你肯定会觉得心力交瘁。那种“来得极不是时候”的感觉也会从心底里升起来。
　　sIMEX的交易大厅里，人渐渐多了起来，交易员们穿着颜色各异的夹克三五成群地站在里面。其中的新加坡人大多穿红色——那是他们认为的吉祥颜色，但杜里特和东京人却穿着绿色的夹克——他们正在争论着，好像是出了什么差错。
　　看来，我遇到的那些事也会落到别人身上。他们也有麻烦。
　　空调器里吹来的风让巴林银行工作间里的那面小小英国国旗微微飘动着。一般情况下，到了下午它就会静静的了，因为那时候，空调器就被关上了。我朝我的工作人员们笑了笑。
　　卡罗、力塞尔还有艾力克都在等我。我又跟交易场地另一边的马上兰和“侗挥了挥手——他们好像在谈足球，因为“侗摸拟了一个踢任意球的动作。咦，怎么没看见乔治？
　　“乔治呢？”我朝他们嚷道。
　　力塞尔和艾力克都等着卡罗来回答。
　　“乔治打过电话来说他要迟到半小时，”这也太过份了。这家伙已经开始无法无天了。
　　“那，现在有没有接到委托？”
　　“有一个。”力塞尔说，“就由你和卡罗负责。一次别买大多，慢慢来，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走过交易大厅，来到日本政府债券（JGs）交易场地，随着时钟敲响八点，大家都深深吸了一口气。一两秒钟后，嘈杂的谈话声猛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这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刻。市场由此开盘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那也是危机四伏的。我只要走上前，挥一挥手，就可以买进或卖出价值百万的东西。但它又仅仅是“东西”，它不是牛奶不是面包，不是万一有一天世界未日来临时人们能用的东西。我买卖的“东西”叫JGB，或者叫期货或期权。但是人们并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一些买来卖去的数字。这就像在做乙醚交易。市场情况是无法预测的，每三秒钟就会变化一次。但是，开盘时尤为变幻莫测，因为许多委托都必须在开盘后不久完成，这就使指数的变化幅度难以预料。
　　在我们加大交易量时，市场都会出现一阵骚动。然后，我们继续买进卖出。
　　我走到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办公处，和康妮攀谈起来。康妮曾在巴林银行工作过。我也曾竭力挽留她。但是摩根斯坦利银行愿意给她高薪，而西蒙·琼斯却不愿为她花那么多钱。她工作十分出色。如果她留下来，一定已为巴林银行赚下大笔利润了——而且绝不会出错。我的生活也会大不一样。如果她留下来，我绝不会掩瞒那些损失的。我还没开口，康妮便主动拿出一条水果香锭来。在sIMEX，我的爱吃糖是有名的。大家还都知道，如果手边没糖，我会去吃那些纸做的交易卡交易单。今年，我对糖果的嗜爱更是有增无减。我每天早上都寄出一份糖果的订货单。我一天吃下的糖果大约有十磅——跟一块石头差不多重了。也难怪我会日渐发福。丽莎为我那臃肿的腹部伤透了脑筋。在交易大厅里，我显得镇定自如，但是，我觉得对糖的嗜好会影响我在人们眼中的形象。不过，吃糖也有一点好处：它让我不再去咬指甲。我极不喜欢我的指甲的样子，由于我长期咬它们，指头都已经变红了。手指头上的肉就那么暴露在空气中，很不舒服。我的指头变得圆圆的，就像被截肢的人身上剩下的残肢一样。
　　我返回巴林银行做期货交易的地方，打开布隆伯格（用电脑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网路）终端，想看一看足球赛结果。我知道，很多人把赌注押在西哈姆·阿森纳队的胜利上。市场的事可以等一等再说。我看到比赛结果了：阿森纳队以二比零取胜。李和切斯要难受一阵子了。我支持的是曼彻斯特城市队。
　　该队算得上常败将军，但总得有人支持他们吧。我返回布隆伯格市场索引，开始看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情况。我将内部对讲机接到大贩，马上就听到了米欧和本杰明闲谈的声音。我找到了弗南多。
　　“你过得怎么样？”
　　“还好。”对讲机里传来他的美国口音，“只是现金有点困难。”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
　　我转过身，对乔怒目而视。这个美国佬总是偷听我的电话，然后把我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东京的麦里尔·林克。我决定到JGB交易场地那边去工作。我已经不做套做交易了——至少是在目前。我想为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头寸做点什么。这一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知道年终的审计会比月底审计严格得多，至少不会比月底审计松，我必须处理好八八八八八帐户——要么做交易补偿其中的损失，要么继续隐瞒下去。
　　我又从人群中挤回JGB交易场地，戴上耳机后，我拨通力塞尔的电话。
　　“嗨，是我。我在JGB交易场地。三月份的期货合同怎么样了？”
　　“我们以二百五十的价格要求买进一百份；现在市场上有二十五份，报价二百六十。”
　　“有人在做吗？”。
　　“摩根斯坦利银行整个上午都在吃进，不过也就那几份。”
　　“好的，我等一会儿再跟你谈。”我挂断电话。
　　我看着面前JGB交易场地里那些颜色模糊的夹克，那些挥舞着的手臂。他们跟一群鱼似的——都想安全地待在群体里，不做鲨鱼的口中食；又都想最先捕到食物。我们都是一样的生物，可又彼此残杀，想掐断对方的咽喉。而现在，我就已经游离于群体之外了。我开始感到恐慌了。
　　他们称之为“球在口中”。我投入市场的资金太多，我必须再将它们抽出来，多数交易员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头寸，因为他们可用的资金限额很低，他们不可能投入大多资金，即使他们能够做到，他们也不可能导致八千万英镑的损失。“球在口中”常常指三百万或者至多五百万的头寸的情况。但是，我的损失额跟这个标准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不想跟鱼儿吃珊瑚似地，在市场上为一点小利进进出出。我需要一个大的变动。我能赚回大额利润的唯一机会是市场上扬。这样，我的“球”才会从市场的“口中”奇迹般地飞出来。否则，市场的铁嘴钢牙就要合拢了。
　　市场开盘十分钟后，开始从狂乱中慢慢平稳下来。如果摩根斯坦利银行还在大规模吃进的话，那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行情看涨而买进；要么是他们曾以更高价卖出，现在买回来以便抽出头寸；从面获得收益净额。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卖出的价格较低，现在想挽回一点损失。但是，必须保证市场上扬一定幅度或者短时期内不发生大变化。我有两种选择：我可以乘市场稳定时卖出，等摩根斯坦利银行停止买进、市场下滑时再买回；或者和摩根斯坦利银行一并购买，将市场价格推得更高。摩根斯坦利银行看到我在买进，他们也会采取相同态度的。当然我也不排斥他们在市场坚稳后马上抛出而使我被套牢的可能。如果他们采取这种行动，那么市场必然下滑，我的“球”就会被咬得更紧。
　　“卡罗，给我接大阪市常”
　　我还没决定采取哪种方案。这时，她说：“还是一百份以二百五十投标；二百五十份以二百四十投标。”
　　“它们上面的标价是多少？”
　　“等一下。是六十份标价二百七十；一百份标价二百八十。
　　萤幕上的数字很混杂。”
　　我将一颗酒心糖果吞了下去。在糖果滑进喉咙的时候，我还在犹豫不决。我的脑子终于变得清醒起来。我必须从市场上捞回一大笔钱。
　　“给我向市场出下面的报价！”我大声喊道，忘了自己是在打电话。“二百份标价二百五十，一百份标价二百四十；二百份标价二百三十，三百份标价二百；五百份标价二百一十，五百份标价二百。就这样。”
　　卡罗将报价迅速重复了一遍，同时让迈克将它们打上大贩市场的显示萤幕。这又是一场赌注惊人的赌博。毫无疑问。
　　我就要改变市场价格，给很多人来个攻其不备了。这一次交易总数是一千八百份大限期货合同和三千六百份sIMEX期货合同（sIMEX合同的面值为大阪合同的一半）。我初到sIMEX市场时，一个交易日做成的交易不过五千份合同。现在，其交易额已达二万份，所以这一次报价的交易就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在sIMEX，有数百名交易员在忙忙碌碌，而我一个人一下子就做了近五分之一为交易。我甚至没有想过玛丽·华尔兹为什么没有问我的交易额是否已超出一天之内的限额。如果她曾想过这个问题的话，她肯定会明白：我不会为了套做而在SIMEX卖出又在大阪买回那么个数字的，但是，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看来也没有告诉罗恩·贝克尔我已完全不受控制的事情。
　　我没敢去想这次交易可能会引起多大损失。现在，我又开始多头，而头寸是如此巨大。我怀疑自己能否再将它们都收回来。我是豁出去了，我已失去分析市场走向的自由——我把自己关进了陷井，只能指望市场朝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了。如果我的购买行为不能将市场价格推到一定的高度的话，我将无法使购进的东西重新变为钱，也无法补偿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了。一切都将不堪设想。如果市场下跌，那么我便彻底失去了补偿损失的机会，也无法在SIMEX或大皈市场上将手中的合同抛出了。我深深地陷在这个陷井中了。只有市场上扬才能解救我。
　　我这才意识到卡罗早已放下电话。我把话筒放回去，开始看市场对我的行动的反应。所有的价格都开始变化了，黄色的数字闪烁起来。这就像看一种病毒的蔓延。刚才还好好的价格忽然全都受到“感染”而急剧变化起来。市场上可能不会再有那些价格了——但又可能马上就闪回原来的数字。我打开一条水果香锭，开始吃起来。黄的、紫的、绿的、黄的、黑的（我最喜欢的）、紫的。
　　“六十秒钟。”我身后有人说话，是丹尼。“尽管没有达到你希望的水准，但也上升了不少。”
　　“一边去吧你。”我挥手将他赶开，又打开一条水果香锭。
　　市场变动了。先是上涨了五十点，接着又是一百点。到一万九千三百五十时，停住了。布隆伯格终端上不断重复着一万九千三百五十。
　　“来呀！”我说，“再上升一点。”
　　我拿起电话，拨了八○八——那是巴林期货在sIMEX的号码。
　　“力塞尔，”我说，“是我。告诉我市场价格的情况及成交规模。”
　　“二十份标价三百五十，二百份标价三百六十，三百份四百五十，二百份三百四十，一百五十份三百三十，三百份三百二十。”
　　这个不祥之兆。看来，我们遇到了阻力。我一点都不喜欢看到这样情况。
　　“好吧，就这样吧。”
　　我从萤幕上找到了我关心的那一栏。我决心卖出一些。我得小心行事。看来，一万九千三百五十点是很难突破的。我决定小心卖出，每次卖一点。
　　我按了电话上的按钮，力塞尔能听到我的声音了。
　　“力塞尔，你给我在三百五十点卖出一百份吧。”
　　这比二十份多点。天知道我还有多少份类似的合同。这条报价给大阪方面后，他们延误了很长时间才把它打上萤幕。
　　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大家都看出我的用心了。
　　“有人愿意买吗？”我问。
　　“很抱歉，尼克。还没有。”
　　这时，我听到迈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有个五十份的报价——它正好在你们前几秒钟出来——将你的那条挤出萤幕。现在有一百五十份报价三百四十。他们把你的吃掉了。”
　　“没关系。”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紧张。胃却越来越痛。“我马上就回来。”
　　我轻轻放下电话，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焦虑来。我还微微笑着，看起来很高兴似地。我又拿起一条水果香锭，将它折成两半。我等不及，没时间去把那银色的包装纸撕掉了。
　　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被迫做成交易的经历了。总是有人赶在我们前面，结果我们便失去了在某一价位时做成交易的机会。为此，我们大倒其霉，深受其害。上次我大阪时，大家还开玩笑，说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现在看来，那不仅仅是玩笑了。大阪方面那些人还真是对了，我也开始相信他们的话。
　　切斯走过来，跌坐到一把椅子上。他把脑袋搁在桌上，语无伦次他说着他押在阿森纳队头上的钱输掉了的事。上帝！那正是我的感觉！我真想低下头，放弃这一切。我真想走到交易场地的中央；然后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直到有人来把我送到游泳池边的椅子上去，外加一杯冰啤酒，还要有一个汉堡。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看起来那么强大呢？我正想给切斯说话时，萤幕上的字又开始跳动了。我操！开始下跌了。三百二十闪烁起来。我抓起电话，拨了八○八。
　　“夏娃吗？我找卡罗说话。”以后我会向她道歉的，“市场如何？”
　　“一百份报价三百一十，二百份报价三百二十。”她说。
　　“我的天啦！”我用左手压住鼻梁，以防急火攻心，引起血液大量涌入头部。“竞价是多少？”
　　“三百点四百份。”
　　“好吧，那就在三百点卖出五百份。行动快点！”
　　我等了又等。
　　“尼克，现在没有任何交易。”
　　我看见萤幕上的价格跌至二百九十了。快点！快点卖出呀！有一种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呼喊。
　　“一笔交易都没有做成。”卡罗从日本那边回话了，“有人赶在你前面。现在整个市场上都是比你出价高的标价，一共是一千份，报价为三百。最后的一笔交易是二百七十的。现在的成交额极低。”
　　我闭上眼睛，看到自己眼皮上直冒金星。
　　“好吧。”这回，我无法掩饰自己的紧张了。我的勇气和决心全没了。
　　“尼克，我很抱歉。”
　　我摔下电话。我不在乎别人看见我这副样子——别人都可以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这么一次呢？我又回头盯着萤幕，开始耐心地等待。切斯懒洋洋地趴在桌上。我有两种想法，我可以和切斯一样，将头搁到桌上去，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再能将它抬起来，我也可以站起来，抬起右手，在他露出来的脖颈上砍一下。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传来了我极不愿听到的消息。
　　“尼克，你已在二百五十点买进二百份；在二百四十点买进一百份；在二百三十点买进二百份；在二百二十点买进三百份。”
　　“好的。”我说，心里有如打翻了五味瓶。
　　我又开始等第二个电话。这次的消息是最坏的。它是力塞尔打来的。
　　“尼克，你已在二百一十点买进五百份，在二百点买进五百份。”
　　“市场现在如何？”我好不容易才积攒了足够的力气将这句话说出来。
　　“一万九千一百九十，看来非常疲软。大贩方面刚才打了电话来，问这边的情况。”
　　“告诉他们一切正常。”我给自己打气，“让他们做好买进更多合同的准备。”
　　我咬着下嘴唇，开始计算我的头寸。我又从大阪市场上买进了一千八百份合同（相当于从SIMEX买进三千六百份），平均价格为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但市场已跌破一万九千一百九十，而且显得非常疲软。这太荒唐，太奇怪了。也许用“悲惨”更能表达我当时的感情。但是那个词又太陈腐了。很明显，我是有点精神恍惚，糊里糊涂了。更确切地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何去何从了。
　　如果市场继续下去的话，很快就会跌到一万九千点。到那时，又会引起一阵对我的期权的“狂轰乱炸”——每个人都会拼命抛出，而我必须接受他们抛出的合同。这些期权合同就会在期货合同引起的亏损上雪上加霜。我很理智，知道这时我应该卖出。最好是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期货全部卖出。但这意味着我束手就擒，被解出交易大厅，押上囚车，然后被关进监狱。我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做着巨额的交易，而且，造成的损失已高达一亿英镑了！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在犯罪，但是我很清楚：我已赔进的钱可以铸成一座金山了。我不能卖出。我只能设法让疲软的市场重新坚稳起来。我的头寸是如此巨大，而且在不断增加，这使得整个市场都视我如“晴雨表”了。我必须扭转乾坤。但是，形势却非常不利，到现在为止，我还可以将八八八八八帐户中所有的期货卖出，变为空头。但我又怀疑能否完全将它们卖出。我是多头，而且必须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我决定任由市场发展，在下午上班前不再管它。这一上午，我的损失已经太惨重了。
　　“丹尼！”我朝着他喊道，“去‘东方’吃早饭怎么样？”
　　我们还没吃过任何西。我们总是将十点钟后的小段休息时间叫“早饭时间”，尽管大阪那边已经该吃午饭了。一我们走出了交易大厅，步入巴特利路。天真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又热又干，喉咙像刚抽过烟一样难受，丹尼截了辆出租汽车，将我们送到“东方”。一路上我们对工作和市场都只字未提。我们都睡过去了。有人将我们带进“东方”豪华安静带有空调的餐厅。侍者穿着洁白挺直的制服走过来取我们的点菜单。不知何处的音响里传出轻柔得不易察党的音乐。交易大厅里那喧闹的噪音终于从我脑子里退去了。我们吃了一份纯英国式的早餐：熏肉、鸡蛋、土司、柑橘酱。我离沃特福何止百里之遥！但是，早餐却总让我想起家乡——这在其他用餐时间是不可能的。起身付帐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那可笑的条纹夹克。其他客人都穿着体面的灰色西装。我一定非常刺眼。
　　“咳，气泡！你怎么没提醒我？”我抱怨道。
　　“我以为你知道呢！”丹尼说，“人们都知道他自己穿的是夹克还是长裤的嘛！不过，这身夹克倒是把你那条难看的领带盖住了。”
　　外面已经下起雨来了。我们只好和其他客人站在一起等计程车。返回sIMEX，正是刚刚重新开盘的时候。我们搭乘电梯到了三楼。我感觉噪音比上午更大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和丹尼分开后，我冲到离我最近的萤幕边。
　　市场又下跌了一百九十点。我几乎晕了过去。现在到了一万九千点了。我的期权都要扔给我了，上千买进的期货已经亏了一大笔了——三百万，而且还在上升。我两眼发黑，跌跌撞撞地走到日经交易场地上的办公桌边，我紧张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那些新加坡人想把我们挤出去。大皈方面还没有重新开盘，这边的压力太大了。他们知道市场上有人是多头。”
　　我也知道这个。
　　我离开日经交易场地，挤过去打“侗和“间谍”。大阪十分钟后就要开盘了。我看着远处的力塞尔，打手势让她告诉我大阪市场情况。
　　“开盘时有二百人卖出。”她用手势回答我，“不太低。”
　　周围的人都像中了邪似地，在拼命抽回头寸，我听到的声音都在喊“卖出！”“卖出！”，看到的手都在空中不断地挥舞。每个人都知道我为多头，都希望我也卖出。那些新加坡人都很怕我；他们正努力卖出，可是我一个人就足以扭转市场走势，将价格推回到较高的水准。他们每日的交易额都限制得很低。一旦我将市场价格扳回，他们便不得不减少头寸，并承受一定的损失。他们也会进退两难，因为如果他们在大阪有交易的话，一旦大贩市场也掀起抛售狂潮，那就会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资金化为乌有，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看那些红夹克狂呼乱叫，脑子里却万马奔腾一般，闪出许许多多的想法来。我最关注的就是一万九千点！如果价格在跌破一万九千点后继续下跌的话，那么我卖出股票出售期权的头寸就会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而期货的收支差就会至少增加一倍了。我就知道，那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就像飞机坠毁一样。
　　我找到“侗，告诉他在一万九千点时买进，脸上装出一个自信的笑来。没必要压低嗓音，我几乎没听见自己的喊声。
　　“多少？”他对着我的耳杂喊了一声。
　　“你爱买多少就买多少，肥仔！”
　　“侗行动起来了。
　　他做了个深呼吸，像帕瓦洛帝一样挺起胸，然后朝交易大厅吼道：“一万九千点，买进二百份！”他张开双臂，招呼想要卖出的交易员。他们都朝他围了过来。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远远地朝那些新加坡籍的交易员和日本交易所看去，我一眼就能看穿他们。
　　“买了二百份。”
　　“侗朝我喊道。
　　“我已买了三百份。”我还和诺穆拉就另一笔买卖达成了协议。我发现诺穆拉的交易员已跑回去请示去了。在他们商议的时候，我悄悄地数着数。诺穆拉花费的时间越多，市场情况便越对我们有利。他颠颠地回来了，看了看我，报出了另外一个五十份，我把它们抢购下来。“侗朝交易场地边上看了看，发现萤幕上的价格变成了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五。
　　“把那个价格删除！”他叫道，“我们的标价是一万九千！”
　　萤幕上的数字果然消失了。不过，重新出现的并非一万九千，而是一万九千零五十。诺穆拉停止了抛售。我看着那个交易员，太好了！他在一万九千零五十点时买进了五十份。他在擦屁股了。我又看看那些新加坡人。他们紧张起来了。所有的交易员成夭都是紫张兮兮的，叫人分不清他的紧张出于哪种原因，也分不清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但是这回，我却很清楚他们紧张的缘由——他们都想避免从我这儿买进。他们在寻找其他的卖方。
　　我附在“侗的耳杂上，如此这般地交待了几句。“侗又开始付诸行动了。“一万九千零六十点，五百份！”他喊道，声音里仿佛全是怒火。交易员们在尽力驱动市场变化时，都是这样的。
　　市场终于开始上扬了。回到一万九千一百点了。这时，大阪市场也重新开盘了，喧闹声又大了起来。这是充满了痛苦和困惑的声音。大皈开盘一万九千二百点，和上午收盘时的水准持平。那些新加坡人简直疯了——他们拼命卖出，好不容易将价格降到了一万九千点，而现在，又要争着保住头寸。他们开始买进了。有位新加坡人恳求我，让我在一万九千一百五十点时卖出。他给我打手势，双臂张着手，拿交易卡，动作像一种扭劣的求偶舞蹈似的。看那样子，如果我不卖给他，他就会疯掉。
　　他会走到交易场地的正中间，横剑自杀的——他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我微笑着，欣赏他那夸张的表演，让这家伙痛苦一会儿吧。我又开始等待了。我知道他其实并不在乎，他的财富并不会因此而受丝毫影响。这时，价格上扬到了一万九千二百点。我在这时才把合同卖给了他。他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就下找去一位卖主去了。这真有趣。价格又上扬了，到了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点。
　　“我买了多少？”我大声问“侗。
　　“五百！”他回答道。
　　“把它们悄悄卖出去！”
　　“侗将二百份按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卖给了新加坡交易员，然后又卖了四个五十份。我按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卖出了二百份。之后，我又以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的价格将五十份卖给了一个打量我许久的新加坡人。最后，把剩余的部份按一万九千二百卖给了摩根斯坦利银行。“侗和我都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现在的情况如何？”
　　“还有一百份为多头。”
　　我感到志得意满。价格停在一万九千二百点上。我们耐心等着。实际上，价格已经稳定下来了。随着大阪市场的攀升，这边的价格也逐步回升了。当然，这比我们上午买进时的价格要低，但是，今天下午，我们丝毫没有退却。实际上，我们已狠赚了一笔。“了”是欣喜若狂了。他将最后的一百份以一万九千二百八十的价格卖出后，我们离开交易场地，来到工作间。
　　马士兰在那儿，他来看我们要不要什么东西。
　　返回工作时间，我满脸笑容。力塞尔正在给大阪打电话。
　　市场仍在回稳。我可能已经挽回八八八八八帐户中的损失了。
　　今晚，那些起新加坡人肯定会谈起我的。
　　“你看见没有？他在一万九千点买进了那么多！哇！”
　　“我再也不跟他做交易了。真倒霉！我老是赔钱。”
　　他们肯定会喝啤酒、吃鸡肉炒饭，敲筷子的。但是，他们要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的话，夹在筷子上的米饭会在半空掉下去的。
　　力塞尔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说道：
　　“马上要收盘了，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有。我们还要给今天上午买进的三千六百份合同做一个交叉交易。你和马上兰去做，好吗？价格稍高就行。”
　　这也是未经允许的。这意味着我将从大阪市场上买进的三千六百份合同拿到sIMEX市场上，卖给我自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做交易似的。其实，我买进这些合同的平均价格是一万九千二百点，而市场收盘价是一万九千一百五十点。我的损失并不算大。我是为八八八八八帐户而买下那些合同的。我必须将它们全部卖出。但幸运的是，现在，市场价格已超过一万九千二百了。否则，我不可能有能力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将这个大数目搬动的。在SIMEX，三千六百份合同无异于一个重型炸弹；即使是在大阪，它也足以改变整个市场的走势。一般情况下，我并不在意是在买进还是在卖出——如果是空头，那么市场价格下跌，你就照赚不误。但是，八八八八八帐户捆住了我的手脚。对我而言，买进自然比卖出要容易一些，因为这样可以支持市场，使其价格上升，也就延迟了结算我在期权交易中的损失的时间了。我只好把损失记人八八八八八帐户，继续维持一个虚假繁荣的局面。
　　透过假装以稍高于进价的价格卖出三千六百份合同，我还可以蒙蔽巴林银行内部的风险监察人员。这些人在检查交易情况方面非常疏忽大意——他们只看底线所谓的亏损或盈利的数额，再挑出那些不同寻常的亏损或盈利记录。我做的交易尽管数额巨大，价格也千差万别，但是，只要底线结果在正常的盈利或亏损范围之内，他们就会将它忽略过去，转头去看别的东西去的。最关键的是，那些交易记录都必须保存在新加坡，这样便于藏匿，我不可能把它们藏在大阪，只有将它们都记录在我自己的帐簿上，我才能随时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处理。
　　市场收盘了，喧闹声也消逝了。留在交易场地里的，只有废纸和糖果的包装纸。人们离开时，和他们到来时一样迅速。
　　他们将夹克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大厅全都空了。我想像着他们的去向：咖啡馆、酒吧、妓院、中国餐馆。他们去喝酒、吃饺子、吃鸡肉炒饭，然后又开始新的一天。他们都在赚钱。他们大多代理客户做生意，抽取一定佣金，所以，不管在交易大厅里他们显得多么紧张，但实际上，无论哪种市场，他们都是不受丝毫影响的。他们需要的只是采取行动，但他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少数几个人可能负责一定的头寸，但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球赛而已。但是，大多数都只是抽取佣金，然后在晚上痛痛快快地花掉。
　　罗伯大声说我们都去费欧雷餐馆吃饭去。我去不去呢？我跟他们一块去了。二十分钟后，我包了些咖啡，回到了办公室。
　　这是今天清算工作的开始。
　　我返回办公室时已是下午四点。那些女职员们都在，她们像往常一样显得彬彬有礼，面带微笑。与需要我花好几分钟时间调节自己嗓门的交易大厅相比，这儿显得格外的安静，我已习惯于大声叫喊以让对方听见了。我创览了一遍留言单，首先给史蒂弗回电话，这是最易做到的。许多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练习拳击以发泄自己好斗的本性，当晚他又要我去约他。
　　“你能去吗？”
　　“能，我六点下班。”
　　“再见。”
　　我又看了一下留言单，然后给伦敦的玛丽·华尔兹回电话。
　　“情况怎么样？”
　　“还好，你们还需要资金吗？”
　　“我们会透过传真告诉你们的。哎，这日子可真够忙的，好在佣金还高，机会也不错。”
　　“弗南多也这么对我说。”她说。玛丽总给人一种她清楚别人在做什么的印象。她不是那种无聊的、那种总是要求人工作，眼睛总盯着萤幕然后重复交易程序的女人。我喜欢这一点，只是她有时不明白自己在谈些什么；“以后再给你打电话，”我说，“我现在还得去SIMEX那儿瞧瞧。”
　　“好的，尼克，再见。？
　　我并没有去SIMEX见任何人，也不想去那儿，而是乘电梯上到二十四楼去见西蒙·琼斯。当我步行去见他时，感到胃部一阵发紧，走出电梯后，我使劲吞了一口口水，接着我首先经过墙上的那块大型金色饰板，上面镶嵌有巴林证券字样，然后通过“女王为专家颁奖”系列图，最后来到办公室门前，用磁卡在保险孔上一划，门就开了，我走了进去。清算部是一个到处都堆有纸片的封闭式房间。那些纸堆似乎从来没有变大，也没有减小，甚至没有被人移动过。也许它们一直就堆在那儿，从巴林搬进来之前就堆在那儿。它们也许属于从前的主人，与巴林毫无关系。不管怎样，我明白只要自己负责这个清算部——股本清算部——那么它就应该像自己楼下的清算部一样，应无一丝差错。我不喜欢东西堆得乱糟糟的。
　　“詹姆士在吗？”我问詹姆士·巴克斯的秘书。
　　“他去曼谷了，今天晚上回来。”她回眸盯着我说。
　　我用微笑向她以示谢意。她的话虽然只有五个音节，却算得上一次会话了。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我以后还会送她一些巧克力表示感谢。假如我整天在西蒙·琼斯身边工作的话，我想自己会这样做的。
　　“西蒙，”我走进他的办公室，“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不，我们这儿很好，”他说，“今天情况不错吧？”
　　“还可以，今天下午赚了一笔。”
　　“想就足球赛打一下赌吗？”
　　“现在没有时间。切斯在西汉姆亏了一大笔。”
　　“哼！”西蒙高兴地一哼鼻子，“明天见。”
　　我逃出他的办公室，乘电梯直接下到第十四楼。刚才与西蒙进行的虽是一场普通对话，但我像是漂浮在正变得巨大亏损的浪尖之上与他话足球。
　　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我又整理了一遍留言单，然后抽出最底下的一张。那是一份报导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日本经济新闻报》。从中我挑选出下面几种指数：布隆伯格、纽约道琼、弗南多和鲁特斯，然后迅速给它们负责处回了电话。他们都询问我对市场行情的看法，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已经大量地买进了。
　　“你买进的头寸已经够大的了。”负责纽约道琼营业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说，“但不清楚那帮客户们的动向如何。”
　　完成这番无意义的评论之后，我便挂断了电话。现在我有点儿担心他们开始注意到买进的数目大小了。
　　我抬头看萤幕，观察着期权的价格。上面显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一年以来总在抛售期权，它们的价格已被压得很低了。
　　期权的价格因素受市场反复无常性变化的影响。如果市场上的买方和卖方都很多，价格变化反复无常，那么期权将变得非常诱人。这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透过买进期货来限死自己的资金：他们希望价格的变化大以赚取大量的利润，或者套做有价证券以避免大的风险。因此，市场的变化组成了期权价格的一部份。数学家们依据以往市场的变化性想出了一个估计变化性价值的办法，他们用一个百分数来表示：在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数的市场上，变化性的价值一般高达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五十左右，尽管在有些波动性很大的市场上，它的价值高达百分之九十。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第一次开始销售期权的时候，市场变化性的价值为百分之四十。那时候我大量地买进期权——主要是从菲利浦·波尼弗伊和乔治·索罗斯那儿购买，这使得市场非常活跃。但是后来，我不得不抛售越来越多的期权，这种做法降低了市场的变化性，因为任何时候只要存在买方，我总是与他成交。不久我便成了市场上主要的卖主，期权也被迫降低到市场的最低记录，当然巴林会认为抛售期权的人还有菲利浦·波尼弗伊，但巴林绝没有想到菲利浦曾经购进期权以新的资金投放市常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巧妙的伪装，而我也总是透过说菲利浦如何如何神秘来分散别人对我抛售期权的注意力。但是期权的价格下降得越来越低，我只得抛出更大数量的期权来换取现金以平衡八八八八八帐户。
　　我又坐回到了办公室的座椅上，感觉到衬衫上的汗已经干了。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人们简直发疯了：乔治用尽全力一头撞向大厅里的另一位交易员，这是他觉得那家伙骗了他时所能作出的反应。毫无疑问，我们当时都觉得格外紧张。我们费力地挤进交易大厅，将乔治和那个美国人分开，当时，那个老美意识到乔治要用头将他撞碎时，脸上显示出异常惊愕的神情。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时，总忍俊不住但我又得再给sIMEX写封信以求得谅解，这一年已经是第三次或是第四次出这种事了。sIMEX总是吓唬要我们停业，但我每次总能设法度过难关。
　　这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由于这儿没有第二个人，故电话的铃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荡。我抓起电话。
　　“这里是巴林。”我说。
　　“尼克吗？”
　　“是的，你是谁？”
　　“鲁特斯处的亚罗伊·西尔斯，”对方答道，“你想去品尝我们上周谈到的那种啤酒吗？”
　　我已忘掉了那次闲谈，不过今天是星期四，丽莎要和一些朋友上体操馆，我可以有时间去喝几杯。
　　“好哇！”我答道，“但我得先去和我的一位交易员谈点事。”
　　“伙计，没关系，带他一块去好了。咱们在船员酒吧见。”
　　“那咱们五点见。”
　　酒吧设在二楼，整个楼房正好建在新加坡河的上空。这是一家新酒吧，是用涂有清漆的发光硬木建造成的，看上去就像一艘二十年代的远洋货轮。亚罗伊·西尔斯，人们更愿意叫他罗伊，已经先到了。在他身边还有一位也替鲁特斯工作、长相十分呆板的美国人。他们中间已有几瓶杰克丹尼尔斯，看样子今晚不会大有意思。
　　“来点杰克丹尼尔斯？”罗伊提议道。
　　“不，我还是喝啤酒，谢谢！”
　　正说着，乔治到了。我本以为他会一个人来，这样我可以私下对他说几句，然后告别罗伊他们，头脑清醒地回家。但事实上他却带了一大帮人，而且这帮人中的大多数已喝得相当醉了，还想在这儿喝得更醉。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都在我手下干活。
　　亚罗伊·西尔斯似乎并不介意，他给在座的每一位都要了酒，而乔治这帮人也都在默默地计算自己还能喝多少。就像是在估计市场的底价。这时酒吧里原先那种由光亮红棕木造成的气氛渐渐地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帮趼掮喝酒时所发出的大喊大叫，这种噪音颇类似于SIMEX交易大厅的声音。
　　啤酒不断地喝，又不断地有人掺，众人的酒杯总是半杯满。我不大喜欢这种喝酒的方式，因为它不让人知道自己已喝了多少。
　　我们围成一圈，谈论着乔治在大厅里头撞美国人之事。这时我想到自己应该惩戒乔治一下——因为毕竟第二天早上我会挨sIMEX和西蒙·琼斯的责备——不过我内心是同情他的。那个美国佬真不是个东西。我边想边大口地喝着啤酒，感到自己也应该用拳头去揍那家伙的脸，揍他个稀巴烂。我想老乔治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大家。那个美国混蛋，他脸上每天都应该挨上一拳头。就在啤酒四处横流的时候，乔治又开始表演他头撞美国佬的情景——他甚至没有让人作好准备就开始了。
　　对此我理解地笑了笑。
　　从我旁边的那群客人中传来欢呼声，只见罗伊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走向坐在角落里的吉他手，他从吉他手手中接过吉他。使我惊奇的是，他唱了一曲美妙动听的《坐在港湾旁的码头上》。我放下手中的杯子，观察在他要醉酒的当头是怎么站起来，而且能唱出一首如此美妙的歌曲。他一唱完，四周响起狂热的掌声。之后我们喝得比刚才更凶了。
　　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处无人之境——一条别的酒客不敢近边的壕沟。我们是一大群人，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我们互相欢呼、划拳、开玩笑，闹得乱洪洪的一片，而其他酒客站得远远的，看着我们，只能小声抱怨。突然来了一群漂亮的姑娘，她们站在门外透过玻璃门朝里看，不知道是否应该进来。
　　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她们全都十八岁左右，像是一群名声远扬的新加坡空姐，据说她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过来，亲爱的！”我们之中的一位交易员一边向她们喊话，一边在一面镜子面前装着整理自己的头发。
　　那群姑娘向我们投来鄙夷的目光，然后朝楼下走去。我们回转身又喝了一轮酒。这时候我们发现那群姑娘还没有走，仍透过窗户朝里面看。
　　“她们到底想干什么？”亚罗伊·西尔斯大声地问我。
　　“她们似乎在下定决心到底是否应该进来。”我说。
　　“让我们帮她们一把，玩个裸露游戏，她们就会下定决心了。”
　　“好的。”我说着便放下酒杯。
　　然后我们俩背对着那群姑娘，同时褪下裤子，一个新加坡印度种的深色屁股和一个英国种的白面粉屁股在她们的眼皮底下暴露无遗。这只是一次嬉耍，一次劣质的裸露游戏，因为我们很快又拉上了裤子。在沃特福这只是一种游戏，透过这个游戏我想让她们之中的聪明人明白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她们做出的反应只需喊一声“流氓”，然后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这儿不是沃特福而是新加坡，最糟糕的是我们对付的是一群非常自负的新加坡空姐。我们又喝了一会儿酒，这时候那群姑娘们上楼来了。我们正在嬉笑，门突然开了，她们一齐涌了进来，这一次她们由那帮骨瘦如柴的男朋友保驾，来到我们面前大声叫喊。我只好一边阻止乔治用头去撞对方那个领头的，一边竭力使每个人冷静下来，我很高兴地道了歉，但是那帮人并不善罢干休，他们强烈要求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道歉以取得原谅。
　　当双方的争吵转入白热化而改用语言争吵时，我不再理会了。我独自一人走到柜台旁，观察着紧张的气氛升级，同时嘲笑在裸露游戏这么小的事情上，每个人都想表现出自己是多么的自傲自大，力量是多么的强大，这真是可笑。
　　“好，就这么说，”这时我听见一位空姐的声音，“我要叫警察。”
　　这简直是发疯。我们暴露屁股的时间只不过一秒钟，而她们现在想夸大事实。我大步走向人群，同时拿出自己的行动电话。
　　“给你电话，”我说着将电话递给她，“我受够了这种无聊，现在就请你叫警察。”
　　那位姑娘吓了跳，刚才的气焰一下子熄了，她回转身下楼，她的同伴也跟随着下了楼，我们又自由了，大伙儿开始嘲笑刚才的情景是多么的荒谬，接着又喝开了酒。门再次突然被打开，这一次走进来一群警察，在他们的后面跟着那群空姐。
　　警察一进来便想搜我们的身，但我们每个人的火气正旺，都大声替自己争辩。警察抵挡不住了，他们决定离开酒吧并将犯人带走。先前的那位空姐立刻用手指着我和罗伊，尽管我不明白她们是怎么透过屁股就能辨认出我们长相的。我们被揪了出来并被带着向警车走去。刚才在酒吧里有空调我们并不觉得怎么酒醉，现在被警察带出酒吧，一股暖流袭来，我们顿感醉意大增。当警车载着我们来到比其路的中央警察局时，我开始感到害怕。他们搜走了我们所有的随身物件，然后将我们关进一问候审室。一小时后我们又被带回接待室，在那儿我和亚罗伊·西尔斯被铐锁在一起。在被警察把手铐上锁的那一刹那，我的头顿感一阵晕眩，同时意识到今天下午四点自己就会忘了谁是亚罗伊·西尔斯，也会忘了我们曾在一起喝过酒。现在我本应待在家里，一边与丽莎闲聊她的健身操，一边享用着晚餐，而事实是我和罗伊被带进医院进行抽血检查。现在是凌晨一点钟，丽莎一定非常着急。接着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检查身体上是否有伤痕。我知道验血结果不会有问题，因为自己干过泥匠活，身体非常健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等验血结果达一个小时，之后又被带回警察局。这一次我们分开了，我和一位浑身上下都刺有纹身的矮个子中国入关在一起。这种纹身可以防止警察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伤痕。牢房里的床是两块厚木板，我只好穿着自己那件漂亮的双袖扣衬衫和“CERRUTRI”牌长裤躺在木板上，竭力使自己入睡。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醒了，但是没有人来看我们。我着急地在牢房里踱来踱去，我得给丽莎打电话，还得了解一下现在的市场行情。最后警察终于来了。
　　“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下现在的时间？”
　　“十点，”
　　我返回木板床坐了下来，没法理清自己的思绪。因宿醉我感到身体格外的不适，现在特别想喝水，同时，觉得身上很脏，整张脸就像块橡皮面罩，只需一伸手就能撕下来。最后我的思想集中到了一点上——自己买了三千份期权，急需知道市场现在的行情。今天的市场已开张了三个小时，在这期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想见丽莎的念头现在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下午二点的时候我终于被带出了牢房。警察允许亚罗伊·西尔斯和我在一间很小的白屋里打电话。小白屋的环境令人患偏头痛，我们每人只能打一个电话。罗伊打给她妻子而我没有打给丽莎，因为只有新加坡人才能进行保释。我打电话给自己的办公室，要他们赶紧找到乔治或费，告诉他们尽快到我这儿来一趟。
　　“日经斯货收盘是多少？”我最后问了一句。
　　“一万九千二百五十。”
　　我放下电话。市场又降了一百点，我得设法将今天的损失追回来。三千份合同的日经期货下降了一百点意味着我损失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而且我必须将这种亏损头寸维持过整个周末。费来后交了保释金——名义是三千美元——之后我乘费的宾士小汽车离开警察局。在车上我打电话给丽莎。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她大声叫喊起来，“我给你们办公室打了一整天的电话，而那帮人给你找了一箩筐的藉口。”
　　“我在警察局待了一晚上，”我向她坦白道，“现在我坐在费的车上，五分钟后到家。”
　　“好，我倒要听一听你会有什么解释。”
　　一到家我就去洗澡，想借此冲洗掉宿醉的不适以及从监牢里带来的肮脏。然后我坐在丽莎身旁，告诉她整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没有提到那场裸露游戏，只说到了双方发生了争执。我不想让她担心，因为不文明的裸露行为在新加坡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我告诉她四个星期后我还要回警察局。在这段时间里警察和那帮空姐还要进行讨论，还要问她们是否放弃对我们的指控。
　　四周后的情况并未发生变化。警察又来传讯我们，并说指控并未撤销，于是罗伊和我又得去警察局照相，并留下指纹。
　　我们又被关进监狱达六个小时，之后我们被带了出来，回到审讯室时我们发现费和罗伊的妻子都在木凳上睡着了。
　　“怎样才能给我找个律师？”我问费，“我明天就要上法庭了。”
　　“我跟我哥哥说一说，他认识一个律师。”费说。
　　第二天拂晓时分我就起床了，刚穿好衣服丽莎就醒了。她穿上一件T恤衫立刻过来拥抱我，这时我因害怕离开丽莎而想哭，但我强忍住眼泪。我安慰她说这只不过是走一下过场，马上就会回来。从结婚的那一天起我还没有哭过一回，但现在却因害怕要上法庭而流了泪。
　　我驱车来到法院，在停车场的一辆汽车里我看见了亚罗伊·西尔斯，他对我几个问题的回答都很简捷。我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是否会改变陈述，从而使我多承担一些罪名。虽然不清楚我的律师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意识到他会很容易找到我，因为我是在场的唯一的一个欧洲人。我在二十三法庭的门外等候，九点差五分钟时一个小个子男人出现在我身旁，并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律师。
　　我的律师向法庭提出了休庭请求，法官同意休庭，但要求我出示护照。当我说护照得让人去拿时，警察又把我的手拷了起来，并把我锁进一只大铁笼里，然后关进法庭地底下的监牢，这种走过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我是一个走进地下监牢的人，但不一会儿监牢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到我的护照被送来时，监牢里只有站的地方了。
　　接下去的八个星期我一直在恐慌的心绪中度过。我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开始增加的亏损上面，对市场的反应也变得十分迟钝。我的律师上诉总检察长办公室，请求减少指控，但我们在四星期里未听到任何消息。就在我又一次要出庭的头天晚上，律师打来电话：“我刚刚听说他们要增加对你的指控而不是减免。”杰逊说，“对不文明的裸露行为最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年！”我怒吼道，“天啦！就因为我酒醉并且玩了一次裸露游戏？这个鬼地方到底怎么啦？”
　　“对不起，但这是本地的法律。”
　　“对不起，”我说，“我不是在诅咒谁。但这也大可笑了吧！
　　这完全是对人权的亵渎，不是吗？”
　　“我们明天早上再请求一次暂停。”律师说道。
　　迄今为止，除了那几位知道此事的交易员外，我将此事隐瞒了办公室里所有的人。但是到了现在，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西蒙·琼斯。
　　“你得找个好律师，”他听后气愤地说，“谁是你现在的律师？”
　　本地一位弟兄的朋友。
　　“让他走，我要让简·伊托基今天就接替此案，”他说，“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在此案了结之前你必须待在家里，要是让我再看见你去船员酒吧或是其他一些鬼地方的话，我就不管你的事了。”
　　“我懂。”说完后我便低声下气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又过了几个星期，亚罗伊·西尔斯没有遵守保释规定——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出庭。法官立即宣布对他执行逮捕。我的朋友们都竭力劝我躲在装运高尔夫球棒的木箱内逃往马来西亚边境，这样便可以返回伦敦。
　　“听我们的，”他们说，“与其在监狱坐一年牢，还不如逃走呢！”
　　但我还是留下来了。丽莎回家度一周的假，每天晚上我总一个人好好地待着。几星期后简打电话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已减少对你的指控，因此你只需被拘留一个月。但现在我还是不能放松这个案子。”
　　第二天在SIMEX，一位名叫约翰苏的本地交易员来找我。他百分之九十的交易都是我代理的，所以我要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话，所有本地的交易员都会受到损失。
　　“尼克，”他说，“我想来帮你。你愿意跟我去见一个人吗？”
　　“当然愿意，”我答道，“他是个潜逃专家吗？”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约翰说。
　　下班之后我们坐上他的小车，首先去接她的妻子泰丽莎，然后沿飞机场的方向朝着我以前曾踢过足球的但皮兹驶去。
　　后来我们又驶离干道，在一条布满灰尘的小径上巅簸前进，这条小径主要是货车给远处的大型工厂运送水泥用的。不久我们在一幢高大的白色楼房前停了下来。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道。
　　“你不久就会知道。”约翰答道。很显然他对我的疑问表示理解。
　　我们沿着阶梯步入一间宽阔的房子，这间房子除了中央静坐着一尊巨大的金制佛像外一无所有，显得空荡荡的，原来这是一间佛堂。约翰和泰丽莎脱下鞋子跪在蒲垫上叩头，我也模仿着做了。接着我环视四周，看见墙上的每一个佛龛里都嵌有一个小菩萨。这时约翰又带我们走进一扇小门，然后上了楼梯，最后我们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屏住呼吸，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房间的四壁和顶部都镶有金子和珠宝。我从未见过这么富贵的装饰，总以为自己整天做交易的SIMEX才是世界上物质最丰富的地方，但在这幢寺庙的面前，SIMEX的财富显得多么的渺校这时一位剃光了头，身穿橘黄色僧袍的和尚走了出来。他向约翰打了招呼，约翰又将我介绍给他。
　　我们互相躬身行礼，然后握手。当和尚对我笑的时候，我感觉他的笑脸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使我立刻感到肩膀一阵松弛，身体倍觉温暖。我觉得这间金屋是一大财富，但真正的财富却是这个和尚与他的哲学思想。
　　和尚的英语并不好，因此约翰和泰丽莎就用汉语向他描绘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当说到某一处的时候，和尚对我宽厚地笑了笑，我想他们肯定是说到了裸露游戏这件事，我耸耸肩，眨眨眼以示回应。听完我的故事之后，和尚拿起一大本页已下垂的像电话号码簿似的书，又问了我的生辰八字。接着他在书中找了好一阵子，并在其中做了好几个十字符号，然后合上书，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他的目光直视我的眼睛，透过约翰的翻译，他告诉我我目前正在度过一段痛苦而又难忘的时光，但最终麻烦一定会被解除的。他警告说我的一生会有大的起伏，我必须更好地控制好自己的生活，并且应该养成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他建议我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生几个小孩并捐钱行善。
　　为感谢他的金玉良言，我将一笔捐款放入寺院的红色信封，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一间小房间，在那儿他又祈祷了一会儿。就在我们三人要离开寺院的当头，和尚将一样东西塞入我的手心，他的手紧握我的拳头，我松不开手。这时他对我又笑了一下，我立刻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一股强大且有益的调光线透视了一遍。接着和尚便匆匆走开了，他的僧袍在背后似波涛。
　　一样翻滚。我一直目送着他消失，然后低头看手，慢慢松开拳头，原来在手心里躺着一尊小小的金佛。
　　“你的案子已化为一个小案了，”从法庭出来时简这样告诉我，“最多罚款二百美元。我想我们应该结案了。”
　　她站在我面前，显得严肃而且权威。
　　我站起来拥抱她。
　　我的金佛在交易大厅并未产生多大威力，于是我将它戴在脖子上，但期权的价格还是在继续下跌。到一九九四年十月为止，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期权市场不稳定性的价值下降到百分之十，这引发了许多期权交易员抛售自己的头寸以减少损失，结果使得市场价格变得更低。这也意味着期权购买金应收票据的价格下跌：为了获取好几百万英镑来平衡我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差额，我必须抛售上百万的期权。而这是不可能的。
　　从一九九四年十月起，我帐户上的漏洞就大了起来。由于我不能抛售更多的期权，我不得不透过买进期货以将市场价格维持在做多头套做期权生意最理想的价格范围——一万九千的范围之内。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向伦敦申请资金。
　　由于我不再能透过抛售期权来获得资金，我好似被逼进了一个角落；我将完全依赖于布伦达格伦哥——她才是我的金菩萨。第六章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与十二月--------------------------------------------------------------------------------　　“最有戏剧性的是尼克所购买的期货是
　　正确的，而在已损坏的总分析表中改动的数字却是错误的。糟糕的是这样做却徒劳无益。” 　　　　　　　　　　　　　　　　　　　　　　　　——托尼·雷尔顿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与十二月 　　电话铃响了。我迷迷糊糊地抓起电话并瞥了一眼闹钟的发光指针：时间已是凌晨两点。
　　“尼克，我是罗恩。没打搅你吧？”
　　“现在是凌晨两点。”
　　“噢，对不起，我没有注意。我想说的是——那帮老家伙们要你开始调整一下财务状况，他们有点担心维持期货交易所需的资金数目。还有一件事：我们需要在月底之前再弄到两百万英镑的利润来发奖金。”
　　“罗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你现在究竟在哪？”
　　“尼克，你必须完成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懂我的意思吗？到时候你的奖金发下来之后，我可不想再看到你还驾着一辆金色的宾士车。”
　　“我尽力而为吧。”
　　“真对不起这么早就吵醒你，但我白天抓不到你的人呀！
　　八天以后咱们在东京再见。”
　　混蛋！我放下电话。整个白天我都在。他之所以现在给我打电话完全是为了吓唬我，选择午夜这样的时间，将我从睡梦中叫醒的确是个达到目的的好办法。他肯定预料到我再也睡不着，我轻轻地下了床走进起居室。这儿充斥着一股漏气啤酒的味道，于是我扔掉了一些旧瓶子，将房间清理一下，之后我坐在窗户边，看着新加坡橘红色的夜景。凌晨三点的夜景只有街上路灯和办公楼窗户透射出的黄色与橘红色的霓虹灯灯光。看着这样的夜景，我好像是在看着一块巨大的电路板：板上布满了电灯、楼房和保险丝。我感觉到只要把插头插在电路板上正确的位置，便会使自己所处的困境“短路”，从而将那笔钱追回来。我需要找到正确的开关与操作方法，盼望着市场能够上扬，却不喜欢罗恩谈论奖金。如果不能追回那笔钱，我便不能拿巴林银行的奖金，而且在发奖金之前我必须离开。
　　距年底还有一段时间，奖金却已成了每个人热门话题。对于奖金数目的多少众说纷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手下所有的交易员都相信我有足够强的力量为他们赢得更多的奖金，我打算对西蒙·琼斯提出一个奖金数额，然后给出依据，最终以该数额百分之七十五的折扣达成协议。所有这些事情，按计划将在十二月份进行。如果在十月底我抛不出期权，便只能在花旗银行的帐户上使用一个日记帐分录，将八八八八八帐户恢复到平衡。这种做法可以瞒过内部审计员，他们将不折不扣地检查花旗银行的帐户平衡以确保那笔钱还在那儿。到那时我的骗术就要破产了。 　　东京 　　我几乎要弄到了罗恩想要的两百万利润。
　　“我会弄到的。”我告诉卡罗，这时候电话外线的灯开时闪烁，我知道是弗南多打来的。由于我们现在已清楚电话常被偷听，故停止使用公开通话线路而改用外线来讲话。
　　我伸手拿起电话。
　　“弗南多，情况怎么样？”
　　“今天我们这儿真是糟糕透了。一直在亏损，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我同情地点点头。从声音里听得出来弗南多很生气，他的感情特别容易外露。假如他的亏损达到了我损失的一小部份，我想他肯定会自杀的。
　　“我觉得这儿盼情况还可以，”我声音说得很慢，“但你是了解我的，我还不知道这笔交易数目的大校”“是哪儿来的交易？”他问道。
　　“我们这儿有一个买三月期货的大买主，我猜想他要买二千多份合同，”我告诉他，“根据这位客户所购买的三月期货，我们买进了十二月的期货。这种交易容易做到，但我们对资金的需求量将会增加，为此罗恩会对我生气的。不过这样做确定会赚很多钱。”
　　我特别欣赏那种完美的套做方案。期货合同一般有三个月的有效期，因此当十二月的合同趋近失效之日时，人们开始交易三月合同。然而几乎所有十二月合同的交易一直要延续到最后一天，即直到交易量变得非常小为止。这意味着如果在三月期货合同的早期出现一个大的买主或卖主，则他会对市场产生不均衡的影响，他将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影响期货行情，任何一个受到巨大交易影响的市场对于套做商来说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是因为套做商们能和这位大的客户进行三月期货合同的交易，然后在更富有动荡的十二月期货市场上抛出期货合同。我一直在阪买进十二月的合同，同时在sIMEX抛售三月份的合同以赢得利润。这是非常好的交易。
　　假如那一满柜子损失不存在的话，我现在的成果将是非常可观的。
　　透过电话我可以感觉到弗南多对我嫉妒的呼吸声。看看对面自己曾经整天忙碌工作的交易大厅，我不觉回忆起往事，脸上自然露出笑容。
　　“我们进行了这笔交易中的一大部份。”我故意想让他回味一下我这笔交易进行得多么漂亮。
　　“真棒！”弗南多向我表示祝贺，“晚些时候我去办公室找你。”
　　那个周末我飞到东京去参加一个金融成果（亚洲）部的会议。罗恩·贝克尔和玛丽·花尔兹从伦敦赶过来。当我在东京的办公室里见到罗恩时，他显得非常的疲惫，在一阵简短的交谈之后，罗恩起身去见一些交易工作人员，弗南多则与我坐下继续交谈。
　　“嗨，你想上楼去吗？”弗南多主动邀请道，“我每天的这个时候都要自我娱乐一下。”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林银行在新奥塔尼大楼侦层的保健俱乐部里买了十个会员资格。据谣传每位会员资格的购买费用达一百万美元。但由于现在巴林银行改组了负责人员，故像弗南多这样的交易人员也可以享用保健俱乐部的名额。
　　“当然想啦！”我欣然同意，“咱们走吧。”
　　我们乘坐电梯上到三十四楼。步出电梯，我们看见保健俱乐部的门厅映掩在竹木林中像个大圆木房子。两位漂亮的小姐身着白汗衫站在门厅的人口处。她们交给我们柜子的钥匙。
　　走到里边后我们开始换衣服，然后拿着蓬松的白毛巾去洗澡。
　　弗南多先去举重，我缓慢地踱步到澡堂，开始用日本式的热水澡：站在木制的壁架上让冒着气泡的水漫到我的脖子上。这样：一坐就是一个小时，我感觉到一个星期来，以及飞行旅途给我的背造成的压力正在缓慢地消失。一小时之后我开始在浴室里踱步，同时欣赏窗户对面的摩天大楼——里面充满了办公室工作的气氛。我现在正处在世界上最昂贵的房地产中心一在这儿一杯可口可乐价值十英镑——光着身子在浴室里闲逛，并且观赏着日本的银行，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中心。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看待这种情景。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件——他可能更宁愿在本地的酒吧里喝酒。
　　我更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像我这样光着身子闲逛过。
　　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去热海。同行的幸好有几位新加坡的同事——罗伯里宁和费，否则这次活动将变成一次纯日本式的旅行。在旅行中我们谈论关于对自我的认识，谈论预算，当然还有奖金。罗恩·贝克尔租了一间客屋供我们居住我们很晚才到达目的地，并开始进入各自的房间。房间里很安静，家具非常少，甚至颜色也很单调——任何一件东西要，么是黑色，要么便是白色或灰色。我们每四个人睡一个房间。
　　地板上铺着地铺垫子，垫子的一端上面放着块木头砖作的枕头，另一端是张小木凳用来放置衣物。尽管房间的摆设原始，家具不多，但是当我们都躺下睡觉时，整个房间看上去就像一间到处都摆满了衣服和鞋子的橄榄球更衣室。
　　早晨六点钟我们被一老妇人叫醒，她坚持我们全都起床后才肯离开。我们坐在一张矮桌子旁准备吃早饭。看着桌上的干鱼和生鸡蛋，我们发了愁。罗恩说：“我去趟麦当劳，你们想吃什么？”
　　我们六人都想吃汉堡。在罗恩走后，我们将那位正吃干鱼的日本交易员戏弄了一番。罗恩回来时带来了一箱块状的食物和一个真人大小的迈克尔·乔丹的像，这座雕像是他在麦当劳的外面偷的。于是打那时起，无论我们去哪，迈克尔·乔丹总是陪伴着我们。这次旅行本来预定要谈论关于预算和节省费用的事，但我们不能太认真，因为我看得出来单就这次旅行就花费了成千上万英镑。而且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明显的，是，每个人都想谈论奖金，他们在罗恩面前叽叽喳喳都想夸奖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这间客屋里待了两天时间。头一天晚上罗恩租了间酒吧供我们喝米酒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这天原先预定的大多数会谈均被取消，这是因为我们要处理自己的杂物，并想在日本式的热水澡中泡一泡，之后我们在客屋里吃晚饭。
　　一尾巨大的鲍鱼，一种塔斯玛尼亚水生贝壳类动物，由于可以作为一道日本式的精品菜，被放置在客屋门内的水晶大盘上作为展览品。它已被切成两半却还活着，它那橘黄带米色的壳上到处都分泌有液体，搏动起来就像一颗巨大的墨黑色心脏。我们之中有一些交易员开始向它挤洒柠檬汁，并且用筷子戳它。
　　“别动它，”我说，“可怜的东西。”
　　“哎，瞧它现在想上哪儿？”本杰明嘲笑道。
　　“我是想说，它对于动物保护主义者而言己为时过晚了。”
　　“你这人真讨厌！”我说完便走了。我想找一些米酒喝。的确，它对于动物保护主义者已为时过晚。这个可怜的软体动物——一道至少价值二千英镑的异常昂贵的日本式精品菜一一被人切成两半且遭到耻笑，而此时它的反射器官还在不停地收缩。
　　我们环坐在长形的矮桌旁，开始吃装盛在小瓷盘中的生鱼片和面条。两位年龄在四十和五十岁之间的艺妓走了进来，在她们身后跟着一位怀抱一种类似曼陀林乐器的老艺妓，她踱着脚走进屋，然后迅速退到墙角。这位老艺妓至少有八十岁，她的脸像一颗保藏得很好的胡桃脯。按常规，先进来的两位艺妓开始唱歌、跳舞，然后她们屈膝开始绕着桌子敬酒。过了一会儿，她们让罗恩站起来，教他玩一种使他跌倒在她们两腿间的游戏，而我也不得不站起来这样做，但我将身体尽力往后倾。做这种游戏时，我们因喝得大多也就不在乎了。
　　这时那位老艺妓开始演奏她的曼陀林。
　　“喂，你在嚎丧！”罗恩大声抱怨道。他抓起一些生鱼片向她扔去，想让她住口。而老艺妓只是娴静地微笑着继续演唱，似乎罗恩向她扔过去的不是生鱼片而是一些鲜花。我不知道她是否感觉到了羞辱，或者还以为罗恩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慰劳她，这时那两位艺妓站起身来开始跳一种用脚尖点地旋转的舞蹈，她们边跳边撩起自己的衣裙以暴露她们并没有穿短裤。
　　“多完美的两人裸露游戏！”我大声叫喊道，艺妓们只是对我们痴笑不已。
　　“太棒了！”罗恩一边大叫，一边抓更多的生鱼片扔向角落里的那位于瘪皱皮的老艺妓“罗恩，谢谢你使我们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个夜晚。”离开房间时我对他说。
　　“哎，应该谢谢你才对呀！”他说，“是你支付了今晚的活动“费用。你弄到了那些利润，我们才能在这儿享用生鱼片。喂，我说墙角的那个东西，你不要演奏了！”
　　他又抓起一把生鱼片扔向她，有一些生鱼片粘在墙上，这橘黄色卷曲的东西缓慢地滑到墙角，在老艺妓的周围形成了一圈粘质块状物。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垫子上，将自己的头重重地碰在木制砖枕头上。此时我感到自己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第三天我们全都返回东京。在我看来，这次旅行并未解决什么问题。在整整两天里，我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严肃正规的会谈。这次旅行完全是娱乐性质的，但罗恩本人似乎很高兴。
　　在东京，丽莎回到了我身边。星期日的时候，罗恩·贝克尔、玛丽·花尔兹、丽莎和我一行四人一起飞到香港去会见那儿的交易成员，并与他们讨论一些内部人事重新调整的事。这样做是因为罗思想要进一步巩固他在已林银行的地位。罗恩要东京的迈克·吉利安向他本人而不是向彼得·诺里斯汇报情况，而且他无休止地详细询问我们对此的意向。
　　这些活动使我离开SIMEX达一个星期。我们住在香港的东方饭店，在一次狂欢作乐的宴会上，我偷偷地溜了出来，下楼去看一看鲁特斯萤幕上的价格。
　　我又亏损了。尸本政府债券（JGB）市场价格上涨而我这种债券上却是空头。而相反的是日经指数下跌而我却是多头。
　　我两方面都遭受了损失，不用计算机我就知道已损失了一大笔钱——至少有两千万英镑。我牙关紧咬，眼球随萤幕上的市场信息转动。尽管手头没有电话来发布指令，但我仍站立着盯看萤幕，无助地望着萤幕上的数字移动。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确定是卖出还是买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些价格变动是事实，我赔了钱已成事实，对此我无能为力。本来这一次我是下了大的赌注想年底前平衡帐户，而赌注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我感到自己是市场的局外人，那种市场与我无关的念头开始侵袭着我的脑海。我陷入了饭店里无休止的各种活动之中，没有工夫接触外面的世界。这些天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东方饭店里，吃着每晚放在我们床头的巧克力和水果，在会议室里享受规模庞大的自助餐。我们使用涂有日本漆的小铅笔在饭店的便笺上写字；见不到现金交易，只需在单据上签字便可从门厅的商店里获得从刮脸凝胶到名牌领带的所有商品。尽管如此享受，我对自己的损失却无能为力，不知道怎样处理它们。我决定等下去——因为下周末才到月底，我的损失还不会马上给自己产生压力，我还有时间回新加坡修正平衡表。但是第二天市场走向又对我不好，星期三又是这样。站在萤幕旁，我怀着巩惧的心情盯着价格的变化，意识到自己的损失在三天内已达到五千万英镑。
　　“过来，你这交易狂！”是罗恩的声音，他在门厅的对面叫我，“你很快就能回去办你的业务了。现在我只想和你谈谈关于你的奖金情况，你这段时间一直在躲着我。”
　　我们就坐在门里谈论着奖金，而鲁特斯萤幕就在罗恩的头上闪烁，我知道自己的损失又在不断增加了。
　　“好了，尼克，现在预算困难，尽管你是个特殊人物，这一次奖金也不可能发得太多了。”
　　我听他蝶蝶不休说那些废话，静静地盼着他的最后一句实话。
　　“说了这么多。好了，我已经向彼得·诺里斯提出了特殊请求，他同意将你的奖金上升为三十五万英镑。”
　　说到这，有两点我是清楚的，第一，罗恩的开价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按常规我应予以拒绝。否则罗恩会认为我有事瞒着他。第二，我知道自己这次造成的损失大大，没有资格得到这么多奖金。而且假如我不能控制亏损局面，就得赶紧逃离开，否则被抓起来就没辙了。
　　“罗恩，这未免太可笑了吧！”我故意抱怨道，“瞧一年以来我一直在盯萤幕，眼球都快要爆裂了，但我使我们的银行新加坡分部成了SIMEX的首户——我们甚至因业务量大而荣获了sIMEX的奖金。你应开一个更好的价，我可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指令执行员。”
　　“你当然是尼克啦！”罗恩安慰我道，“你当然是尼克，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我已替你向上面请求过了。我们会特殊考虑你的。”
　　我偷偷地从他肩膀上斜眼看过去，希望能读到一些他头上萤幕中所显示的数字。
　　“让我再想想看，”他宽慰地拍拍我的胳膊，“让我看看能否将你奖金的头一位数字升为‘四’。”
　　罗恩喜欢让每个人玩味他说的每个字。他掌管着我们奖金的分配大权，喜欢在我们头上玩弄这些奖金数字，好让我们坐下来求他。
　　伦敦
　　十一月二十五日丽莎和我离开香港动身前往新加坡。但我们马上接到了一通她父母打来的电话，她祖父去世。于是我第二天便给罗恩打电话。
　　“罗恩，丽莎的祖父去世了。”
　　“真不幸！”
　　“丽莎想今天就回去，我星期五飞回去参加葬礼。这样做行吗？”
　　“纽约那边的会议怎么办？”
　　“我想和丽莎的家人度过这个周末，然后在周末的最后一天飞往纽约。”
　　“也就是说你要离开办公室很长一段时间了。”
　　“罗恩，我知道。但我不能错过这次葬礼。”
　　“那么你怎样才能赚取我们需要的那些利润？”罗恩抱怨道，“瞧，尼克，我一直在为你奖金的事在奔波，但你自己也得努力才行。”
　　“罗恩，我会替你赚钱的，只是我必须去参加这次葬礼。”
　　“我不想对你失望，尼克，我想其他人也不会愿意的。可是这次葬礼和纽约会议要牺牲你在办公室里两个星期的工作时间。”
　　“我会替你赚钱的，”我咬着牙说，“现在你还有话要说吗？”
　　“待会儿我给你回电话。”说着罗恩便挂了电话。
　　我打电话给丽莎，告诉她我们可以回去。
　　“不过，罗恩正在策划着什么，”我说，“为了赚取利润，他真的给我施加压力了。”
　　“让别人顶替你去赚钱吧，”她说，“不管怎样我已经收拾好了。”
　　这时罗恩回了电话。
　　“我一直在考虑，”罗恩说，“你星期六早上到，对吗？好了，我打算发给你一个安全通行证，这样你就可以在星期日晚上来巴林银行总部工作一晚上。”
　　“什么？”
　　“到时候你的生理时钟仍处在远东时间状态下，所以不睡觉也没有问题，”罗恩继续道，“我打听到sIMEX的交易一直进行到午夜，你可以进行一整夜的交易而不会损失什么。”
　　“罗恩，真是要谢谢你了，”我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杂，“你真是个好人！”
　　“这没什么，”他根本没有领会到我语气中对他的嘲讽，继续说道，“我星期一早晨去见你，了解一下交易情况。你下周的每天晚上都可继续工作，这样一直到开纽约会议的时候我们仍可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现在我已没时间来抛售期权以处理十一月底的平衡表了，于是我又做了一个日记分录，造成这些资金仍在花旗银行帐户上的假象。它们的数字很大：我假装还有六千五百万英镑的存款在巴林的花旗银行帐户上。这看上去很荒谬，不过我现在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处理完此事后我便将它抛到了脑后，与丽莎一道乘飞机飞往伦敦。
　　我已经记不起英国十二月份是多么的寒冷。当我们抵达希斯罗从飞机上下来时感到又累又冷。我的身体始终暖和不起来。丽莎的父母在飞机场道迎接我们，然后我们一同前往他们在肯特郡的家。星期日的晚上一晃就到，在喝完茶后我们钻进亚历克的小汽车驶往伦敦。小汽车里的情景就像小时候上学一样：丽莎的父母——亚历克和珀琪坐前面，而丽莎和我则坐在后面。我将在中途下车，然后他们驾车沿雷捷特街去看圣．诞节的灯火，最后回家。而我则要待在巴林银行总部的办公室里工作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乘火车回家。
　　我们很容易就到达了主教门，乍一看去，这座城市里似乎空无一人。由于没有交通号志，亚历克甚至连闯了好几次红灯，天气又冷又潮，城市的柏油马路在街灯下愈发显得黝黑。
　　八号——巴林总部的前门全部关着。我下了车，竖起皮夹克的衣领，走到门口，透过厚玻璃板的窗户朝里看。接待室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株高大的圣诞树，上面装饰有大量代表巴林银行颜色——蓝色和金色两种颜色的礼物。在我按响门铃时，亚历克的小汽车仍等在路旁。
　　“这真是不可思议，”亚历克从汽车上叫喊道，“你现在打算在这儿做什么？”
　　“好了！”我告诉他们，“有人来了。”
　　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安人员拖着脚步朝门前走来，他用动作示意我应该走后门。
　　“你是李森先生？”他含糊地问道。
　　“是的。”我点点头并给他做了一个夸张的翘拇指动作。
　　“谢谢！”我回转身挥手向丽莎和她的父母告别，然后沿林登豪大街行走。先是通过自己从前曾为摩根斯但利银行工作过的商会大厦，最后进入巴林银行总部的后门。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此时我想到了所有这些楼房所代表的巨额资金，感到了它们那种郁闷沉寂的巨大感染力，它们只是矗立在那儿包围着我，吸引着我的目光，却不告诉我它们的功能和职责、它们的主人是谁、或者发生在办公室里由每一个人主演的那种让人觉得好笑的小剧目。
　　“请进，”那位保安人员说，“我真的没想到您会来。您知道怎么走吗？”
　　由于主电梯已停止工作，我乘辅助电梯上到十五楼，然后走出电梯。在一片寂静的环境中我走向玛丽·华尔兹的办公桌。头上的霓虹灯发出嗡嗡的响声，这响声比我以前察觉到要响得多。这些灯在我走过去时都自动亮了。玛丽在她的电脑萤幕上留了一张小小的3M黄色留言单，这张留言单告诉我进入她交易电脑的口令。我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十五楼里，感觉自己像个贼似的，不过倒没有什么可偷的——除非我想盗走成捆的3M黄色留言单、订书机或者蓝色的巴林专用铅笔。我拿起电话和新加坡的林达通话。
　　“嗨！是我，”我的声音在整个办公室回荡，“我现在坐在伦敦总部的办公室，用的是玛丽·华尔兹的电话。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这儿一切正常，谢谢！”林达答道，“只是sIMEX找你有点事。”
　　接着我给巴林设在sIMEX的交易处的值班员力塞尔打了电话。
　　“有没有做什么交易？”
　　“没有做多少。不过我们的情况正常，已经收到了几个指令，我该怎样处理它们呢？”
　　“你自己决定。不过要保证乔治真的看到你的签字。别紧张。”
　　我看着玛丽镶嵌在办公桌一端的小鲁特斯萤幕，设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日经指数上。日经指数在跳动，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头寸是多少，于是我决定暂时将工作放在一边。我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一会儿。由于烦闷、劳累以及跨时区高速飞行后带来的生理节奏的破坏，我找到一个沙发躺了下来，用皮夹克蒙住头以挡住明亮的白色霓虹灯光，很快睡着了。
　　凌晨五点我被一队清洁工弄出的嘈杂声吵醒。外面仍漆黑一片，但奇怪的是我感到特别清醒。这时我意识到现在的时间在新加坡应是正午，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向咖啡机。我按动数字按钮选择一杯带糖的咖啡。机器顿了一下，然后自动地将一只白色塑胶杯卡在盘上。这时一名清洁工关掉她的真空吸尘器盯着我看，我们互相招招手，好像是在相距很远的地方打招呼一样。然后我回过脸来注视着流动的白色干粉末，听着液体流动的泪泪声，然后液态的即溶咖啡便喷射而出。我端者烫洗过的薄塑胶杯返回到玛丽·华尔兹的办公桌前坐下。
　　SIMEX下午的交易将如期进行，我想既然罗恩希望我做点交易，那就做一点吧。
　　“力塞尔，市场行情怎么样？”
　　“行情很稳。”
　　是买进还是卖出？我计划做什么？这些已无紧要，因为我只想做一小笔交易。现在市场的稳定对我有益。尽管我待在香港的时候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我给力塞尔发了几个相当平淡的指令，要她最好在二百五十点左右买进，若点数达到三百则抛出。然后我开始阅读一张；日报纸，这样一直等到凌晨六点。我看了看墙上的国际时钟，上面均以电子数字标出纽约、伦敦、法兰克福、香港、东京的时间，新加坡时间未包含在内，但是我一直等到纽约时间为二点、伦敦为七点、法兰克福为八点、香港为三点以及东京时间为四点时，才关掉玛丽的电脑终端。我站起身，像条章鱼般地伸展四肢，然后向电梯走去。
　　在步入林登豪街时，我看到阿让在街角落里开的三明治店刚好开门。我穿过马路，要了一份西班牙式的煎蛋卷三明治。这时候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吓了一大跳。
　　“尼克，情况怎么样？”
　　原来是罗恩。
　　“还可以，我做了几笔交易。不过我现在想回家。”
　　“不错，尼克，你干得好。”
　　我没有告诉他是赚了还是赔了，但他想当然地以为我赚了钱。
　　“现在我已经为你在本周安排了几次会议。我们打算这个星期三去见彼得。诺里斯。你十一点钟能到这儿吗？”
　　“当然能，罗恩，没问题。”
　　“而且你也当然能在每天夜里进行交易，”“当然，罗恩，没问题。”我非常不情愿地重复道。说完我便拿着三明治走开了。我先乘坐计程车去维多利亚，然后搭火车返回史瓦莱。
　　十二月七日星期三，这一天是冬天里的一个好日子。我注意到更多的圣诞装饰品和城市商店的橱窗里到处都是红色和绿色，在葬礼之后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去玛丽·华尔兹的沙发上睡觉，而是睡在玛丽的家中，这样我感觉好多了，后来我去了巴林总部的办公室，这是我回来后第一次看到在正常工作时间下的巴林银行总部。这儿到处都是人，看起来显得十分混乱。而当许多人走到我身边向我表示祝贺时，情况显得更乱——在这些人之中居然包括以前从不搭理我的股票交易负责人，理查德·卡茨。
　　“嗨！尼克，”他很友好地说，“我听说你干得不错！”
　　“还可以。”我说。
　　“你在这儿夜间还工作？”他敬佩地摇摇头。
　　“要是这种交易现在结束就好了。”
　　“好好干！”他说着，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真想上去打他一记耳光，这傲慢的混蛋！过去懒得理我而现在却来巴结我，肯定是因为罗恩·贝克尔向他吹嘘了我所谓的成功业绩。
　　我向罗恩·贝克尔的办公室走去，但布伦达·格伦哥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尼克，我的孩子！”她张开双臂走向我。这是位主妇式的美国妇女，总想扮演一位母亲似的角色，故总管她见到的年纪小的人叫“孩子”：“孩子，我需要和你谈一谈，”她说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一些理智的数字？”
　　“布伦达，给我一点时间，”我将正往前进的脚后退了一步，“三分钟之后我与彼得·诺里斯有一次会谈。谈话结束后我再来找你，行吗？我们可以去喝一杯。”
　　“好的，”她放过了我，“但你一定要来呀！我们需要谈一谈。你不在的时候，新加坡是没有人能擅自作主的，可是他们刚刚又要走了一笔资金。”
　　“那一定是我夜间交易所需的资金。”
　　“我听说你整夜都在工作，”她说，“可怜的孩子，你的身体会弄垮的。”
　　我笑了笑，往直走向罗恩·贝克尔的办公室。当罗恩挥手示意我进去时，他正用一只手将电话支在肩膀上，另一只手则在拿桌上的雪前。
　　“尼克，请进来。”
　　我等他一直打完电话，这时他看了看手表。
　　“糟糕，我们得走了，”他说，“我还邀请了塔雷克和我们一块儿去。”
　　我们向巨大的赤褐色螺旋形楼梯走去，然后从交易层上到高级主管办公室。罗恩带着我们走进一个小型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一张非常光洁的桌子，桌子周围摆满了豪华的椅子；墙上是一系列的狩猎图。离我最近的那幅图上画着一位正被树篱绊倒的红衣猎手，图画上的题名为《准备去摔筋斗》。
　　彼得·诺里斯轻盈地走了进来。巴林的总执行官（CEO）身着绿色的双袖口衬衫，上面安有金袖扣。他打着绿色的真丝领带，穿着双排钮扣西服，显得格外的整洁和华贵。
　　“嗨！罗恩，嗨！塔雷克，”诺里斯说着，特意转过身来看着我，“你一定是尼克。”
　　“我想将您介绍给尼克，因为他在我们的改组计划中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罗恩插进来说，“他是个红得发紫的交易员，所以我一夜之间将他调回而且在这儿不耽误日经期货的交易。”
　　诺里斯的笑脸几乎要够得着他的双扣西服翻领了。
　　“真的吗？”
　　“是的。”我咧开嘴笑了笑。这真是具有讽刺色彩。
　　“你不能总让尼克离开他的基地，”罗恩接着说，“他可是新加坡那儿的关键性人物。”
　　“听起来你好似亚洲的关键人物。”彼得·诺里斯说。
　　“简直就是头动物，”罗恩这样赞美我道，”是个疯子。你应该看一看他是怎样操纵市场的。在这方面他无与伦比。”
　　“尼克，你工作还愉快吧？”诺里斯问道。
　　对我来说，这可是个意料之外的问题。两年以来，我对工作一直感到不愉快，我一直在为一个最可怕的秘密而拼搏。我从未停止问自己这项工作是否令人愉快。对我而言，工作就像是在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与癌症抗争。有什么理由让我喜欢在这样的工作里担任重要职位呢？我又看了一下彼得·诺里斯的笑脸，寻思应该怎样回答他的问题。我本可以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打击他：“不愉快，我几乎损失了一亿五千万英镑却又无法将这笔钱赚回来。”如果这样的话一出口，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笑容需要多少才能收敛。想到这儿我又看着他，他脸上的笑意似乎鼓励我，于是我选择了与自己刚才的想法相反的答案。
　　“还可以。”
　　“好！”听到这种含糊的回答，彼得·诺里斯和罗恩都笑了一名女侍者走了进来。她将一盘子盛着咖啡的白色瓷杯和饼干放在桌子上。没有人去动饼干，大家全部优雅地搅动着咖啡，这种感觉要比使用烫洗过的塑胶杯的感觉要好得多。但在这种无言的环境中，我又开始感到无助，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捆绑在热气球下面柳条筐中的囚犯欲出不能。每时每刻都有越来越多的氦气被注入球体，气球笔直向上直窜云霄。我想张嘴大声叫喊：“我害怕高度”、叫喊：“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叫喊：“我想下去”——却一个字也喊不出来。我只能向下看，看到下面所有人的笑脸，这些人中有罗恩·贝克尔、玛丽·华尔兹和彼得·诺里斯。他们仰头观望我，像一朵朵向日葵。
　　“继续干下去，”他们叫喊道：“我们的奖金全靠你了。”
　　“现在我们需要谈论一下有关合并亚洲交易市场的问题，”罗恩说，“在这方面塔雷克也有一些想法。”
　　现在我才明白自己正在被人利用。假如罗恩能把我捧为他的明星交易员，然后说他能在东京和香港重现我的成功业绩，那么他就能够膨胀自己的势力。
　　迈克·吉利安就会被排挤出去，然后会有另一位东京交易员被任命直接向罗恩汇报情况。而且罗恩还可以借此要求增加工资，因为他又负责了一大堆的帐户。我还知道彼得·诺里斯不大看重迈克·吉利安。我一直等着他们的谈话开始涉及我。在塔雷克发表完自己的观点之后，罗恩和彼得将头转向我：“尼克，你对合并一事有何看法？”
　　“将地区性交易市场合并的意义非常重大，”我十分清楚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但需要加强管理与控制。这样各地区的交易帐簿可以互相补充用户需求的信息，从而增加双方的信息交流，”我对自己这番迷感人的废话感到满意，由于它对于我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不曾想过这番话对于他们的意义有多大。
　　但在我说话的时候，这伙人的目光却紧紧注视我，好像我是在破坏一部已死去的古书似的。
　　“好极了！”罗恩赞赏道，他的大脑似乎还在回味我刚才所说的话，“好极了！彼得，你瞧，尼克同意了。他在与客户交易方面可是相当成功的，客户们都十分喜欢他。”
　　“好，”彼得点点头，“好极了！让尼克继续干下去，罗恩，你负责考虑这次合并工作需要些什么，但此事一定要在年底之前完成。”
　　说完彼得去接了个电话，然后说了声道歉就出去了。罗恩不愿意感到没事可做，他也去打了通电话，然后找了个藉口就出去了。之后塔雷克也离开了。我被搁在办公室里，回味刚才的情景，觉得向这帮人隐瞒自己在交易方面的损失真是太容易了。他们总是大忙、大自高自大，以至于总在电话机前忙碌，而对所谓的小事却从不过问。他们没有时间仔细阅读帐上的数字从而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只是彼得已经提到了年终的时限。我沿来路返回，路过交易层时看见了总部刚收到的第一批圣诞卡。圣诞节快要来临了，年终也要到了！我害怕这一时刻的到来。对我而言，这次年终并不意味着圣诞节、礼物、欣赏丽莎打开长统袜，解开我送给她的那些可笑礼物时所显露出来的笑容，或是喝得酩酊大醉来迎接新年，对我来说，年终意味着审计。
　　我偷偷溜出交易层，故意避开有可能遇上布伦达·格伦哥的办公室，然后乘辅助电梯下到地下室，再从汽车停车场走到街上。这样即使她在接待处等我，也抓不到我的人了。我向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EFFE）走去，在那儿我约了玛克一块儿去喝酒。我们一并消失在一片酒吧之中，现在没有人能找到我了。 　　纽约 　　十二月九日，周末，二百五十名工作在全世界各地区的巴林银行成员飞往纽约去参加一次由彼得·诺里斯和罗恩·贝克尔主持的金融成果会议以及交易会议，还有圣诞晚会。乔治·塞欧、艾力克张、马士兰、“间谍”和“侗从新加坡飞往纽约。
　　丽莎和我则从伦敦出发飞往目的地。
　　我们刚到达在喜来登饭店里订好的房间，电话铃就响了。
　　我想这个电话要么是罗恩又找我索取另一个两百万英镑的交易利润——要么就是自己一直担心的那一种。但电话却是艾力克张打来的。
　　“嗨！艾力克！你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我可没有陷进去。”
　　“陷进哪儿去？”
　　“你难道没有听说吗？”
　　“听说什么？”我的心几乎要蹦了出来，“我刚才到。”
　　“乔治和费昨晚被警察抓进了监牢，后来被巴林保释出来了。当时我们不能及时与你取得联系，因为你们还在飞机上旅行。”
　　“他们出了什么事？”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与两个娼妓在小车里一齐被抓到的。”
　　“什么？他们两人？”我没有马上理解这几个字眼，“在同一辆车里？”
　　“对。他们很走运，只罚了点款并被训了一顿。费带的钱大多，警察怀疑他给妓女拉皮条的，便用枪对着他。天知道警察会怎么处理那两个娼妓。好，就说这么多，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见。我想到时候你肯定是个大明星。”
　　“真是难给那两个家伙遮丑。”我放下电话说。
　　“他们怎么啦？”丽莎问道。
　　“乔治和费因在同一辆车里和两个娼妓爱抚被警察抓住了。费带了那么多现金以至于警察怀疑他是个拉皮条的。”
　　“他给你带来麻烦了。”丽莎不满地哼了一声。
　　我不敢去参加会议，觉得自己开始失控了。我不敢坐在那儿听罗恩。贝克尔的讲话，不敢看幻灯片，不敢听到自己声称的已经赚到的利润数目，因为我清楚所有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我没有为他们赚入一分钱——我给他们带来的只是吓得惊人的亏损。我们在喜来登饭店的客房充满淡而柔和的粉红色和灰色。我坐在里面，一边用手轻轻地翻着传真发送过来的财务文件，一边环视房间四周的陈设，发现它不像香港的东方饭店布置的那么精巧，但在房间角落的书桌上却摆着相似的文具用品，特别是那种小铅笔和精美的水果篮。还有一束巴林的（金融成果部）赠送给丽莎的鲜花。从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便可以望到长长的第五大街。
　　“我想去购物，”丽莎说道，“我希望咱们的信用卡会好使用。”
　　“当然好使用，包您满意，”我笑着说，“它们早就渴望一显身手了。”
　　会议于早上十点在舞厅举行。当我们鱼贯而入的时候，众人均被那些巨大的枝形吊灯和音响装置所造成的气氛所感染。会议开始了，当罗恩站起来开始大谈我们取得的收益时，全场一片寂静。不出我所料，他特别夸奖了我：“尼克·李森这个人，你们大多数都认识他，你们所有的人都听说过他。他从事巴林新加坡分部的交易工作。在工作方面他为大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过一会儿你们将听到尼克·本人介绍他的工作情况。我现在只想说的是：如果你们都能想一想尼克的事迹，想一想怎样仿效他，那么巴林银行肯定有希望在金融事业中作出最优秀的业绩。我们会赚取很多的钱，而且钱的数额会远远超出你们的预想计划。”
　　会议中间有一小段休息时间。所有与会者都走进了酒吧。
　　我没有喝咖啡，而是要了一杯血腥玛丽，一位来自巴林银行某个分部的爱尔兰交易员向我走来。
　　“这种饮料不错。”他看着直点头。
　　“也来一杯？”我向他建议道。
　　休息时间结束，会议继续召开。这时我和巴特利克坐在后排。我们要了两杯血腥玛丽，喝完后又要了两杯，之后再要了两杯。散会后接着吃午饭，我们惟恐被开会的人缠住，于是我们便溜出饭店，找了一家设备差一点儿的运动员酒吧。
　　“我讨厌听报告。”巴特利克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
　　“我也不喜欢开会，”我赞同道，“这样浪费时间还不如在外面多做些交易呢！”
　　“你是说交易还是喝酒？”
　　“我是说喝酒，罗恩是在浮夸交易成果以博得众人一笑。”
　　“是啊，而你就是那位被夸到的新加坡明星交易员了。”
　　“浮夸以博一笑。”我仰脖饮尽这杯。
　　“我明白你的意思。”巴特利克点点头，也喝了一口酒。
　　这一天我们一直在一边喝酒，一边观看美国足球和棒球的录影带，我没有回去作报告，也没有回去吃晚饭。本来我被指定坐在彼得·诺里斯旁边的贵宾席上，但我觉得自己不配。
　　我知道自己不能自圆其说，只要一开口，肯定会谈起亏损和八八八八八帐户。晚上大约九点钟的时候，我醉醺醺地上楼，撞开房门进去。十一点钟的时候，丽莎回来了。
　　“尼克，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一直在喝酒。”
　　“你明知自己要给大家讲话，却不在会场，动说罗恩告诉大家你也许开会的时候正利用电话在做交易赚钱呢。”
　　我简直想像不出有什么事比这更加滑稽的了。我大笑起来。丽莎开始生我的气了。
　　“去洗澡，自己清醒清醒！”
　　在我站着淋浴的时候，她把手偷偷地伸了进来去转水龙头，水一下子变得冰冷。
　　“这就不公平了。”我跳出淋浴的水龙头，伸手抓了一条毛巾。
　　“瞧瞧你这模样！”丽莎也笑了，“喝得醉醺醺的，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冻得浑身发抖，看你像个什么样子！”
　　我错过的那次晚宴是在大中心举行的。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它象征着已林银行所吹捧自己所拥有的荣耀。
　　第二天早晨我还是没有清醒，还是不敢去开会。从乔治那儿我得知玛丽·华尔兹介绍了新加坡的交易情况，并请求大伙对在一九九四年赚取二千八百万英镑利润的新加坡小伙子报以热烈掌声。
　　丽莎和我从纽约飞回伦敦，在那儿丽莎将和她的父母一直待到圣诞节，在英国航空公司的头等舱乘客休息室里我遇上了丹尼，然后我们一道飞回新加坡。我计划在新加坡只待一个星期，然后返回伦敦过圣诞节，之后去爱尔兰住两天，再与丽莎的家人一起度过新年，最后在明年一月份返回新加坡。
　　但我的脑海里早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我再也不会回新加坡了。我将待在英国，让他们去发现帐户上的亏损，然后将我解雇，从而使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我已经离开自己在sIMEX的那间挥汗工作的小室，离开自己的八八八八八帐户达两个星期了，我已开始失去对它的控制。
　　一返回新加坡，我就问起林达有关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平衡情况，就像是问检查完身体以后的体检结果——其答案，虽然看上去是无关痛痒的一些数字——却表明我已经损失了几乎一亿六千万英镑。我现在正处在一种无望的境地，就像是只被松脂粘住的昆虫，用爪奋力去抓却不能挣脱。我明白审计员们正在一步步逼近，审查一栏又一栏的数字直到接近巴林的期货数字。
　　虽然回新加坡已有了一个星期，但我并未对亏损进行任何处理。我卖不出期权，只好对资金需求进行转期。现在市场虽没有对我不利，但也未上扬使我恢复原先的状况，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在这一段时间有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似乎每个人都在参加圣诞晚会，没有多少人在工作。甚至连戈登·鲍舍的到来也未能使我感到紧张，他是从香港飞过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的。西蒙·琼斯任命他为风险管理官员来检查内部审计报告。这曾经给我带来过巨大的恐慌，因为我还以为是亚西·路易丝来检查呢。但现在看来已无关紧要，我计划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返回伦敦，现在就像游泳的人踩水一样，等着乘飞机回家。纽约会议之后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旅行，都等着钱财滚滚而入。在SIMEX，我们都像小孩一样等待着圣诞老人来临。 　　圣诞节 　　我们都穿着节日的长袍下了楼。这种打扮使我想起了在读小学时自己曾表演过耶稣诞生节剧目，那时我身着棕色和红色相同的长袍，脚上穿着草鞋、头上系着茶色的头巾，看上去像个牧羊儿。这时候珀琪开始给水壶烧茶，丽莎和我则推开起居室的门，观赏着那里的礼物，起居室的中央有株圣诞树，礼物就遍布在上面，还装饰有一堆闪光的红色和绿色的缠绕榴纸。此时圣诞树上的灯在闪闪发光，房间墙壁上布满了成排的圣诞卡。我们像两个孩子似地盯着这些礼物。
　　珀琪端来了一碟子糖和一些碎肉馅饼，然后我们都兴高采烈地走向圣诞树，开始在里面寻找送给对方的礼物。我们没有长统袜，故所有本应装在长统袜内的小礼物都被放在大礼物之间。我给丽莎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给她的主要礼物，同时还给她买了一些“RALPHLAUREN”牌衬衫，一些她总喜欢的“SAFARI”牌香水、一件汗衫，还有一些过份性感的黑短衬裤。
　　“我怎么能穿这种短裤！”丽莎尖叫道，同时笑着将它们高高举起。
　　“要不就给我吧！”珀琪叫道。
　　“妈！爸！谢谢你们。”丽莎的妹妹娜汀站起身，将胳膊绕在亚历克和珀琪的脖子上吻他们。
　　我打开丽莎给我的礼物。
　　“真漂亮！真香！”我捧着“EAUSAUVAGE”，顿了一下，然后打开一个精巧的小盒，只见里面放着世上最美丽的金链扣和珠宝链扣。
　　“谢谢你，新爱的！”我吻了吻她。
　　“圣诞快乐！”她微笑地看着我，拥抱我。
　　亚历克将录有圣诞音乐的磁碟放进录音机，我们开始欣赏蓝金柯尔和马克斯·拜格拉佛斯演唱的《梦幻圣诞》。不久吃午饭时间就到了。我们一块去了饭店。我的家人在当地的旅行旅馆里住了一夜，然后我们一起聚集在丽莎和我当初结婚的饭店里吃午饭。
　　在我们进门的时候，珀琪流了眼泪，她的妈妈和哥哥去年二月份都去世了，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妈妈和哥哥过圣诞节。亚历克刚去世的父亲曾答应要带我们出去吃圣诞午饭，以此来纪念他的金婚周年日。为此，他特意准备了一笔钱。现在，亚历克和丽莎的奶奶楠决定用这笔钱享用午餐以表示对他的纪念。对于一位结婚五十年而且一个月前刚失去丈夫的遗孀而言，楠的举止非常让人惊讶。当火鸡被端进来时，她只哭了一下，因为她记起丽莎的爷爷过去是怎样切火鸡的。当然，仅这样一哭就足以使在座的所有女人都开始流泪，但这反而使得楠开始笑自己小题大作。
　　大约六点半的时候，我们返回珀琪和亚历克的家去跳舞。
　　丽莎和我清除了温室里的椰条箱，亚历克则翻出了另一盒他专为这种场合汇编的音乐磁带。这是一盒非常奇特的混合音乐带，包括从戴安娜萝丝到《向布朗院长下跪》以及《围着钟欢舞》，一首紧接着另一首。在磁带的伴奏下，我们都开始跳起舞来。
　　当磁带放到时，亚历克叫喊道：“这是为所有人准备的。”
　　于是我们便一起低着头，开始随着音乐扭动身体。
　　凌晨三点半钟我们终于上楼睡觉。我看了看周围邻区的房子，它们都显得非常寂静，只有圣诞树上的灯透过窗子在闪闪发光。我希望圣诞节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对我来讲，这不是个白色的圣诞节，而是个梦幻般的圣诞节。我不想回新加坡，我不想回到现实世界中去——也不愿回到我的那个八八八八八损亏帐户的虚假世界中去。我想和丽莎及其家人在这儿待下去，像个傻瓜一样地喝酒、跳舞，或是嘲笑亚历克模仿汤姆琼斯的演唱。自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起，我还从未这样高兴过——那时我们真的是无知。可是我还是要沮咒自己，因为即使现在我也感觉不到愉快。我的八八八八八帐户就像一圈腐烂的鱼骨头一样挂在我的脖子上。
　　我闭上眼睛，设法使自己镇定下来。
　　“嗨！”丽莎躺在枕头上问我，“你把那些黑短衬裤放哪儿了？”
　　我睁开眼睛，看见她已将黑短裤穿上了。
　　节礼日的第二天，丽莎和我乘飞机往爱尔兰，在那儿我们将与马克和维拉瑞·托卜金斯待上两天。小小的商务舱内除了我们两人以外，还有哈格·格兰特和丽兹荷利。丽莎不时地用手肘碰我，提醒我听一下他们的谈话。
　　圣诞节的时候我总是在和丽莎的家人喝酒、跳舞，但这次在爱尔兰却要干喝酒了。马克这人有个特点，那就是每次喝贝克啤酒至少喝两瓶，他总是一吃就喝下两瓶。我不知道他喝爱尔兰烈性黑啤酒是否也这样。可是事实上却是。
　　“噢，伙计，你喝什么？”马克从柜台那边问我。
　　“一品脱墨菲啤酒。”
　　“我也来半品脱。”丽莎说道。
　　“四份一品脱墨菲啤酒和两份半品脱的。”马克吩咐道。拿到酒后马克返回酒桌边将啤酒在桌上一字排开。
　　“这地方有多少个酒吧？”我问道。
　　“二十多个，”马克答道，“今天晚上我们要喝个不醉不归。”
　　“但现在已经很晚了。”我说。
　　“不晚，让我们喝完这些酒后再换个地方。”
　　我又喝了一些那种淳淳的、奶油般的黑墨菲啤酒。
　　“喝酒可以当饭吃。”
　　“准备挪个地点吗？”马克喝完他最后一品脱酒，也是他当天晚上的第十瓶了。
　　“等一等，我们为什么不多待一会儿呢？这儿不错。”
　　“不行，我们必须走。”
　　我环顾四周，酒店里已无他人。
　　“你跟着来吗？”马克问道。
　　“我不会跟你去的。”我说。
　　马克站起来朝酒吧柜台走去。
　　“得花多少钱才能让你的酒吧现在关门？”他问酒吧老板。
　　“你什么意思？”
　　“关门！今晚关门，回家去！”马克叫道。
　　“可是，我还想招待更多的顾客。”
　　“他们会付给你多少钱？”
　　“他们只喝几盅。”
　　“好，”马克说着，在自己的裤子里袋里摸出一些现钞，“他们付给你的酒钱不会超过五十英镑吧？”
　　“不会！不会！”酒吧老板连忙说。
　　“好，我给你一百英镑，条件是你今晚必须关门，不许卖酒给任何人，尤其是那边的那位绅士。”他用手指指我。
　　“你别这样。”我大声抗议道。
　　“噢，我当然可以这样，除非你付更多的钱让酒吧继续营业。”
　　但我清楚马克不是那种可以和他辩理的人。他想做的事，几头牛拉他也不能使其回心转意。我只好让酒吧老板拿了他的钱，关了店门，我们又回到了街上。
　　“现在，我们得换个地方了。”马克说，“你可要真心实意地跟着。”说完他带我们向下一个酒店走去。
　　“如果我真的喝了那种你们称之为‘FERRAR’的酒，”我这样说他，“那么我会乘着酒兴好好地驾一辆小汽车，然后将这种酒兴用一块干净的小方手帕包起来，送给你放在裤子口袋里。”
　　“下一次该轮到你了，”马克接着说，丝毫没有领会我话中带有的讽刺意味，“我还要喝一些墨菲酒。”
　　那天晚上我们逛遍了全镇近乎一半的酒店。最后，丽莎和我，马克和维拉瑞一道手挽手地返回食宿旅店。
　　食宿旅店是科克郊区一幢平静的房子，有着英王乔治一世至三世时期的建筑风格。房子的前方是宽敞的大门和倾斜的厅道，里面的地毯上染有橘红色和棕色的图案。在我们的卧室里配备有一个托盘，上面有一个茶壶和一些袋装茶叶、塑胶汤匙、装糖的小香袋和粉红色与白色的茶杯。火炉的上方悬挂着一幅框架画，画上是个骑车的小男孩。房间的窗帘是粉红色的饰有榴边，它的后面配有网状的帘子。整个房子的氛围显示出老年人的特点。
　　我们蹒跚走进大厅，然后上楼。房东是位相当严肃的妇女，她曾告诫我们晚上九点半以后回来不许发出大的声响。现在时已过午夜，所以我们都踮着脚上楼。在楼顶我发现了一个灭火器，可就在同时我发现马克的眼睛也死死地盯着它，我突然意识到他要干什么。我一边迅速从丽莎手中抓过钥匙，一边用背将马克撞倒在楼梯上，同时大声叫喊道：“快！丽莎，赶紧跑！”
　　我冲向自己的房门，拼命地摸索着锁孔，开门冲了进去，然后迅速关上门。这时候我听到马克已起身冲上了楼梯。
　　“尼克！”他大声叫喊道，“开门。”
　　“滚开，你这醉鬼！”我也对他大喊大叫。
　　“你快开门！”
　　我转身，却发现丽莎不在房间里：她在哪儿？这时候我注意到粉红色的榴边窗帘在抖动，便开始大笑。
　　“尼克，开门！”这次是丽莎的声音。
　　“马克和你在一块吗？”
　　“没有。”
　　“你发誓，我可不想让那家伙进来。”
　　“他不在这儿，”她说，“他已回房睡觉去了。”
　　可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压低的笑声。
　　“不在。”
　　“马克，托卜金是个十足的捣乱鬼。”我透过锁孔说道。
　　“你出来再说一遍！”突然响起马克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很久才从我的耳边消失。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传来。
　　“年轻人，快把门打开！”
　　“丽莎！”我笑着大声叫喊，“不要模仿这种难听的爱尔兰腔调！”
　　“快把门打开！”
　　“去你的，你这笨蛋！”
　　“李森先生，请你开开门好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丽莎的声音，而是房东太太的。于是我打开了门。
　　“天啦！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她说道，在她旁边还站着一位裹着粉红色绒布睡袍的女人，脸上显出十分生气的神色。
　　“真是对不起，”我说，“不过我是在设法保护您的家具。”
　　“保护我的家具！”她生气地说，“现在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上床睡觉！”她说完挥了一下胳膊，丽莎赶紧溜进我的房间，而马克还想跟在后面冲进来。
　　“太迟了，”我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门板正好撞在他的脸上。
　　第二天的早餐十分奇特，有麦片粥、卤肉和鸡蛋，一满篮子发酵面团做成的面包，还有果酱。我们正在计划去，这时候房东太太走了进来。
　　“李森先生，”她兴奋地叫道，“有位年轻的女士给您来电话，她说是从新加坡打来的。”
　　电话机安放在大厅的一张领事桌上，周围有一些介绍科克城的旅游指南。我拿起黑色的木电话筒。
　　“喂，尼克，我是林达。”
　　“嗨，你好吗？”
　　“我很好。我打电话给你是想问一下有关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平衡情况，”我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新加坡时间已是下午晚些时候。我又看了看领事桌上的报纸，今天是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五。明天将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年除夕，也就是年终。
　　我很奇怪自己怎么会没有隐蔽好帐户上的头寸呢？我忽视了。由于这两天一直待在爱尔兰，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情。
　　“负债表怎么啦？”
　　“股本负债表差额达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林达读着这个数字，就好像她是在读天气预报，或是介绍鞋子的颜色似的。
　　我尽量使自己不去想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是多少，但还是忍不住进行了一番推算：一美元等于一百日元，结果非常明显：差额数目达七千七百八十万美元，或者五千万英镑。
　　到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还未陷入困境。那时我还能抛售期权，所赚取的溢价正好能够平衡以前的损失，从而成帐户上的收益达到平衡。虽然作废的期权价值达到了四十亿日元，但还能转期维持下去。去年的期权价格都还比较高，其变化幅度也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因此我清楚自己还能够赚取足够的溢价来平衡现差额。
　　可到了九四年底，这些数字都上涨为原先的十倍。我一整年都在抛售期权，强迫使变化幅度下降到百分之十，但价格太低，我最终还是避免不了黔驴技穷。我现在已不能售出足够的期权来平衡已造成的损失。我亏空了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这笔亏空损失是由于给付SIMEX差异保证金造成的，而保证金是从伦敦汇过来的，但它在平衡表上却没有相应的分录来显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的漏洞。
　　“林达，”我缓慢他说道，几乎是临时向她发出指令，“请你仔细听好。透过系统记录下这笔交易。抛售二千份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期权，以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购进五百份出售期权。”
　　林达向我重复了一遍这一指令。
　　“好的，现在请打两种正规的报表，一种是做上述交易分录之前的，另一种是之后的。使用做这笔分录之前的报表处理除试算表之外的任何事情，使用做这笔分录之后的报表来处理试算表的平衡。”
　　“好的。”她说道，但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用意。
　　这番匆忙指令的结果是这笔以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入帐的交易将会使得帐户的差额变为零。但另一方面，为了与SIMEX的帐户保持一致，我又不得不使用做这笔交易分录之前的报表。可见我处理帐本的技术丝毫不亚于爱尔兰的那位房东大太烹任麦片粥的技术。
　　透过改动总帐，即我们与巴林银行现金和债务关系的试算平衡表，同时又使分类保持不变以此与SIMEX的记录保持一致，我造成了一种SIMEX欠巴林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假象。当然，审计员在调查后会问我这笔钱在哪儿，但我回去之前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且，我所炮制的假象是sIMEX而不是我的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欠巴林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或五千万英镑。我不敢想像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过出事之后我就不回去了，永远不回新加坡了。帐本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试算平衡了，那也是最后一次他们能见到我的时候。如果我回去，他们肯定会发现不能找出一个可以向其索讨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第三方。
　　他们将发现我的欺诈行为，会把我揪出来受审。
　　我放下电话，返回餐厅。马克和丽莎正在讨论关于巧言石。
　　“你必须倒立着身子去吻它。”马克说。
　　“那么谁来握我的脚呢？”丽莎笑了。
　　“你相信我吗？”马克问道。
　　“绝不！”
　　“尼克会吻的。”马克把头转向我。
　　“不会的，我害怕高度。”
　　我坐在早餐桌边和他们一块儿热烈地讨论。在外人看来；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而告诉丽莎“这种生活不会持久、我们不会回新加坡了”却是我最后一道障碍。我虽然惧高，却宁愿倒挂在悬崖上吻巧言石，而不愿将此一真相告诉丽莎。
　　而且事实上，我也需要吻巧言石以提高自己浮夸的本领。
　　“我们当然要回去，”丽莎急促地对我说，“你都在说些什么呀？你发疯了吗？二月份就要发奖金了，你难道不能再多等两个月直到奖金发下来再说？你究竟是怎么啦？”
　　“我的身体快要不行了，”我小声地说道，生怕声音过高会让隔壁的马克和维拉瑞听见，“我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了。”
　　“这简直是发疯！”丽莎叫喊道，“罗恩已答应给你四十万英镑的奖金，那已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这就像赢彩票一样。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回去。不要紧！我们一块儿回去。到三月份就好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下个月要将理查德接出来，三月份接娜汀，而且我父母也打算四月份来我们这儿。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失望！”
　　三月！四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丽莎是对的，从她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不能反驳她，但又不能告诉她事情的真相。我心中一直燃烧着一个可怕的秘密，可又不能告诉她。我没有勇气向她开口说：“我已经损失了几千万英镑！”尽管我觉得很容易将这一句话说给力塞尔，或者那位曾与我在纽约喝醉酒的爱尔兰交易员巴特利克，甚至食宿旅店的那位房东太太，但就是偏偏很难向丽莎开口。
　　她站在我面前，整个身体因生气和不理解而弯曲成一个黑色的问号，急需我来回答。而我却退缩了：我太爱她了，以至不能承认我亏损了这么大一笔钱，我不想吓唬她。进一步往下想，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忍受在她心目中失败的形象。因为在她眼里，我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会成功，所以我忍受不了成为她心目中的一名失败者。我曾读到过这样一类故事，讲的是一些人怎样欺骗他们的妻子，说是找到了工作，而且每天穿着西服去上班，而事实上却在公园的长凳上一直坐到下午五点后才回家。丽莎和我都曾嘲笑过这种人。
　　但现在的事实却是我也成了这种过着双重生活的人——我不敢告诉丽莎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看着她，她也回瞧着我，我不敢正视她的眼睛。我似乎感觉到每个人都知道我损失了几千万英镑，感觉到事实就写在自己身上：脸上长了一块的痛的红色皮疹；又觉得有块牌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这个人亏损了百万英镑！
　　但是丽莎却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只有我才能在镜子中看得见。这是巴林的一大无形的损失，也是丽莎的一大看不见的损失。
　　“你怎么啦？”看着我沉默的样子，她追问道。
　　“没什么，”我说，“我们还是回新加坡。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此事就此告一段落，我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在我所有的失败之中，这次是最惨的。我已将帐目的亏损隐瞒了巴林银行的每一个人，包括朋友，甚至现在又包括妻子。我的手和脚就像是被捆在自己想像的那个巨大气球上，失控的气球载着我越飞越高。我们就要返回新加坡了，回到我的那个八八八八八帐户。那个数额现在一定超过了一亿七千万英镑的亏损，以及那个怎么样才能弄到我曾作为欠巴林钱而记入帐户系统之中的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这些问题之中了。我必须透过变戏法从稀薄的空气里变出五千万英镑。
　　我们系紧了座位上的安全带，飞机在时而倾斜，时而陡然下降之中直飞新加坡。我向窗外望去，看见了与海港毗邻的摩天大楼轮廓。在这些大楼里有一间特殊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台电脑，在那台电脑里有我的八八八八八帐户，在那个帐户里记着一笔无形的亏损，我知道这亏损再也不能隐瞒多久了，终有一天它们会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你的心收回来了吗？”丽莎问我，“即来之，则安之。”
　　“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微笑着说，“没问题！”
　　但我感觉到从现在到二月底发奖金的这段时间里，总有一天我会身败名裂的。 第七章　从一九九五年一月到二月六日--------------------------------------------------------------------------------　　“这只是一次非交易性的错误，不过是清算部门的一个失误而已。不用担心。” 　　　　 　　　　　　　　　　　　——詹姆士·巴克斯致罗恩·贝克尔
　　　　　　　　　　　　　　　　　　　　 一九九五年一月至二月六日 　　我穿着黄蓝相问的条纹夹克返回SIMEX的交易大厅，一切又恢复正常。在外人看来，我又在赚大钱，而且非常忙碌，我的专业交易员们工作都很愉快，我们又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多头头寸，并且正在使市场上扬。
　　“尼克！谁在将你的军？”是丹尼。
　　我拿出另一条水果香锭，将其折成两半。我的生活并不正常，市场并没有上扬，而是一个劲地往边侧倾斜。我预测自己的年终亏损已经超过了一亿七千万英镑，而且情况不好转。
　　“这个市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它就像个欺诈人的无赖汉。我还有点事，咱们待会儿再见。尼克，一块去吃午饭吗？”
　　“好哇！我到时去叫你。”
　　我从JGB交易处步行回巴林的小房间。小房间里的英国国旗似乎在这种场合也有了一点活力，它像只被压扁的蝴蝶，用尽自己所剩不多的力气作最后的煽动。我向上望了望正在日经期货交易处的乔治和“间谍”，突然又想起我已经损失了一亿五千万英镑，而SIMEX和审计部现在己离我不远了。我似乎已经看见了审计员们，那些身着灰色西装的人，他们上到了二十四楼，然后开始一层一层地往下审计。他们就像一群不慌不忙，却存着精细注意力的白蚁一样，吞噬着每一个文件柜和一样又一样的数字，不久他们就会发现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亏损，然后就会抓住我。而且事实有可能比这更为严重，那些审计员们可以突然来检查我的期货以及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开口头寸，他们会发现那笔看了可以使人大脑溢血的亏损。
　　这样我便会完蛋得更快。
　　我的八八八八八帐户在年底的唯一期货头寸是一九九五年三月的一千份合同，我认为它们不会给我带来多少利润。倒是从期权被出售的那天开始，就会赚取大约七千五百万英镑的利润，只可惜我去年亏损太大。由于我不能透过抛售期货来赚取提供保证金的现金收益，所以我必须利用期货来迫使市场波动，有益于自己的期权头寸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市场能始终保持在一万九千，则我的大部份期权都可以赚到钱。
　　我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上没有JGB，也没有欧洲货币。我不能说服丽莎和我一道离开新加坡——我被困在此处了。现在我用来防止八八八八八帐户亏损的唯一武器便是维持整个市常事实上，假如市场上扬得太高，我还必须抛售期货，否则多空套做的另一方会对我不利。我已竭尽全力做好最后一搏的准备。
　　从我们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回新加坡的那一时刻起，我便控制不住自己。我不再看八八八八八资产负债表了，因为里面的亏损差额极大，但我决心混下去。我开始准备处理下面的一些问题——年终审计和我在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赤字上所做的可笑手脚；还要考虑下列一个事实，即SIMEX已开始担心维持八八八八八帐户所需的资金数额；而且我得继续要求伦敦每天汇来一千多万英镑，我必须摆脱现在的困境。从一月八日返回新加坡的那个时刻起，我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躲过每一个白天的工作时间，然后驾车回家与丽莎待在一起。
　　“这封鬼信到底在说些什么？”西蒙·琼斯“筐铛”一声挂下电话。
　　那天早上我读到这封信时非常吃惊。尽管信是发给西蒙的，却放在我的来函文件格中，因为信的内容是SIMEX有关期货的事。信看上去写得直接了当，我怀着万分恐惧的心情读着它，这封致命信的内容如下：“从贵公司工作人员处我们获悉：起动保证金需求量是BSL—CSA的‘八八八八八’分类帐户上的头寸所表示的保证金需求量。据此，我们认为贵公司已经替分类帐户八八八八八上的头寸所表示的交易保证金提供了资金，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么贵公司就违反了SIMEX规章的第八百二十二条：成员公司不得替客户的交易保证金提供资金。”
　　署明日期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一日，落款是SIMEX的审计与税务部。
　　我曾考虑过将信藏匿起来或销毁掉，但SIMEX会再造一封，那时西蒙·琼斯自己会亲手拿到这封信，然后肯定会有人打开电脑检查我的开口头寸，我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上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亏损便会暴露无遗，那时我肯定彻底完蛋。
　　我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渐渐地意识到正视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它主动送出去。于是我在一张3M黄色留言单上写上“西蒙——待会儿咱们再讨论”，就好像是在处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我将附有便条的信放在发函文件格里，以便内务通讯员能将它送给西蒙·琼斯。信刚一传到西蒙那儿，他便给我打了电话。
　　“我马上上去。”我说。
　　“马上就上来。”电话被挂断了。
　　“你说说这封鬼信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一进办公室，西蒙劈头对我就是这样一句问词，看起来我的技俩这次似乎不大奏效了。
　　“噢，他们想限制我们日资金的投入，”我说着，耸了耸肩膀，“我希望他们放开对我们的限制，让我们多做些交易。”
　　“这些家伙屁股真是发疼，”西蒙说着，做了个鬼脸，“我是说他们似乎不让我们做交易了。我们可是这个地区的第一号交易商啊！哼，他们竟想用官方的繁琐手续来限制我们。”
　　“他们已采取了手段，将我们客户的帐户与我们的头寸混为一谈。”我乘机指出问题的关键。
　　“这帮该死的白痴，”西蒙点点头，“那笔资金金额有多少——我看似乎有九千万英镑。”
　　“是的，我知道。我会给您写书面报告的。”我边说边用手去拿那封信，“别担心！”
　　“好的，你给我写份书面汇报，明天之前放在我办公桌上，”西蒙说着将那封讨厌的信还给了我，“现在我想和你打赌，你觉得‘联合者’会赢吗？”
　　“就是那一群所谓的名人吗？”我摇摇头，“他们没有什么思想主张，曼彻斯特没有人会支持他们，他们的支持者只是伦敦的那些雅痞。至于‘加顿纳’——他们最终才会取得胜利！”
　　“你是说那些晒黑皮肤的流浪者吗？”
　　“是的。”
　　“我跟你赌五百美元‘联合者’会赢。”
　　“赌定了。”我和他握手表示同意。
　　而对我来讲，花五百美元使他不再想sIMEX的那封信真是太便宜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将sIMEX的那封信扔进了自己的收函文件格。必须赶紧处理这件事：由我起草一封信，然后西蒙对它进行修改和编辑——这也是他对我实施权力的一次很好的藉口，不过也只好由他去了。我仿佛回到了在考茨公司当职员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总是我起草信件，然后由老板将它改得面目作非以掩饰其初稿的痕迹。
　　一月二十五日西蒙·琼斯回复了SIMEX一月十一日那封信。在他的回信里他这样答复道：Ⅰ一百亿日元的差额部份是由九二000帐户（一个巴林银行证券日本分部帐户）中的超额日元基金提供的，部份是由九九○○一帐户（另一个巴林银行证券有限公司的帐户）中的超额日元基金提供的。
　　Ⅱ巴林银行集团在亚洲时区的保证金资金需求量是透过公司间贷款的方式来满足的（在来函中涉及的那种情况下，是从已林银行证券日本分部向巴林银行证券有限公司贷款）。
　　Ⅲ杨女士被任命为巴林银行集团驻新加坡分部的地区风险与财务经理，她将负责监督大额的收支差，制定规章制度，以及与SIMEX联络。
　　就在西蒙·琼斯给SIMEX写回信之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令我最初十分恐慌的信。信的署名日期是一月十六日，里面的内容涉及到我们透过错误地分割和电脑处理客户的资金来满足自己的金融需求。
　　同时，我的资金需求量变得让人看了觉得可笑。SIMEX对此作了严厉的指控，甚至点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名，但西蒙·琼斯就是不予以重视。
　　在一月份早期，我收到了托尼·雷尔顿的内部便函。在那份便函里，他问到了我每天是怎么弄到美元支付资金数的：“许多数字的变化看起来并不是很频繁，”他这样写道，“我们的理想状态便是要调和美元数值。这样做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证券与期货管理机构（SFA）的要求来说，都会有好处。”可怜的托尼——他的想法当然是对的，但那时已是我最后一次为他做财务分析了。
　　一月份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帮助我获得交易资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托尼·雷尔顿这些人似乎都有很强的个性。玛丽和罗恩两个人都雄心勃勃——只要他们想做交易，需要资金，就必须满足他们。相比之下，两位托尼要谨慎得多。但是罗恩和玛丽却忽视了可怜的老托尼·雷尔顿有关中止为巴林的内部交易所头寸提供不同资金的请求——可见他们现在想促进交易的决心，二月底的奖金在向他们招手，他们正尽力向别人证实自己是这个城市里最能敛财的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的要求一天天得到满足。对此，我的解释是：他们倾向于相信我的请求是正常的，可是却忽视了一个连小孩都看得出来的问题——他们送到新加坡的钱花得不明不白——但是人总是往好的方面想，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更加富有。他们一定认为我正在做更多的交易，我们会因此变得更加富有。
　　每隔两三天布伦达·格伦哥就会给我来电话抱怨。有一天我又要了三千万英镑：“尼克？我是布伦达。孩子，你瞧：你要走的钱比我能收到的还多。现在看来我好像成了客户的负债人似的。”
　　“别担心，”我宽慰她道，“你瞧：伦敦能力做这种交易提供丰富的资金来源。没有你的活，我就得完蛋，你是在给新加坡提供资金啊！我们又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
　　到一月底的时候，布伦达已变得像我一样，对钱的数目感到烦躁不安了。
　　“多么期盼我的孩子尼克能够停止……（有一次他们还主动地研究了这些数目的分配），”她在给托尼·霍斯和大卫·休斯的便函中这样写道。我收到的数字是不真实的，我明白这一点，因为是我向他们要的数字。在伦敦他们也开始相信这些数字是不真实的了。
　　“神户发生地震。”凌晨五点四十五分我刚拿起电话，丹尼就告诉我这么一个震惊的消息，“市场开始狂跌了。”
　　事实上我也从床上跌了下来。地震！这正是我所盼望的。
　　市场已经稳定好些天了，我正在想它也应该发生变化了。
　　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当所有电视机的萤幕都在播放地震灾情的时候，交易大厅的萤幕上也出现了尸骨遍地的情景。每一位日本人在神户都有家或朋友，他们都开始抛售股票以帮助他们弥补损失。整个市场一片混乱。
　　我坐在巴林的小房间门口，看着这一片混乱的景象。所有的日本人都在谈论他们家墙壁上出现的裂缝，但使他们奇怪的是我这个人一点也不惊慌。我开始认为机会来了。市价已跌得很低了：三百点，当然世界上所有的市场都在颤动，我的期权又损失了五千万英镑，但我却认为可能是一次转折点。
　　我等了一、两天，观察市场是否真的还会变动，然后在一月二十日星期五，当市场稳定在比地震前的水准低出大约二百点时，我走进交易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买进了一万多份三月份的期货合同。这次购买的数目之大，堪称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大一笔交易。我这样做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市场价格便宜，二是我透过购买大量期货能够使市场上扬到一万九千点，上扬到我期权头寸的理想价格范围。
　　丽莎和我过了个愉快的周末。我弟弟理查德从泰国来看我们，我们带他进了城。这个周末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市场虽只稍微上扬了一点，但我感到一万份合同买卖十分合算。我们都很高兴，我非常宠爱弟弟。
　　“我星期一能去你工作的大厅看看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我会派人去安排的。”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市场开盘后就上扬了三十点，现在市价已接近一万九千点，我坐在小室里，等着它继续上涨。又上扬了三十点，我透过计算知道自己已赚了钱——赚了几百万英镑，我看着上涨的价格，心里感到越来越满足。又看了一眼交易处的乔治，然后用对讲机与大贩的弗南多讲话：“做了多少交易？”
　　“没有多少，市场很稳定。”
　　“你那儿的客户没有多少亲戚在神户吧？”
　　“似乎没有多少。”
　　“我们一整夜都在给那儿的朋友打电话，但总是打不通。”
　　“那儿已乱成一团。”
　　“而且停水了。”
　　“现在这儿有了一些变动。”
　　我赶紧观看萤幕，同时听到了一片嘈杂声。
　　“抛出，”弗南多叫道，“有人抛出了……”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对讲机一直开着，但由于我们太惊讶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望着交易处以及那里的萤幕，看见市价已经跌了一千多点，可以前它从未变化这么快呀！每五分钟我就承受一次从未有过的打击。
　　最后我打手势给乔治：
　　“抛售二千份期货。”
　　乔治按我的命令办了。我知道此时抛出更多的期货也是件很蠢的举动。乔治甚至还未弄清价格的高低，但这一次我允许他犯任何错误——这对我己无所谓了，我又亏损了一笔钱。
　　恰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理查德打来的：“嗨！尼克，情况怎么样？”
　　在这之前我已忘掉了理查德。他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感觉到年轻和充满热情。他不知道我整天都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我整天进行期货和期权的交易和套做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我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设法使自己摆脱一个无底的黑洞。听到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我一时感到语塞，我感到万分的羞愧。是他对我——他大哥的钦佩使我感到羞愧。我知道他来之前曾告诉过他的朋友他就要去亚洲的泰国旅行，然后与我待在一起。而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大哥是新加坡的英雄，工作得十分出色。自从我离开沃特福后，我曾在广阔的世界里获取得成功，但没有人知道我真的做了些什么，只知道丽莎和我居住在新加坡，却乘飞机往返于纽约、香港和东京矛问，理查德还会告诉他们有关我们去泰国和巴里岛度周末的情景。他们会坐在沃待福的酒店里，理查德向他们介绍我曾经去过的地方，而他们呢？只能想像待在香港的东方饭店和纽约的喜来登饭店会是个什么滋味；坐飞机的头等舱会像什么样子；或者空中小姐递给你的海绵袋里会装些什么奇异的礼物。
　　“我今天不能见你，”我平静地对着说话筒说，“咱们回家再见。”
　　“好的”他顿了一下，“咱们晚上玩个痛快。”
　　“一定！”我点头答应道。
　　我放下电话，知道自己一定又亏损了一百亿日元的期权——这些日元足足可以堆满一个院子。一百亿日元是多少呢？
　　七千万美元。也就是说我今天已经损失了五千万英镑，而更糟的是，我让弟弟失望了。我应该抽时间去看他的，他是多么想来这儿看看交易员们是怎样互相打招呼的。他本该看到我工作的地方，见到力塞尔、乔治、艾力克、马士兰、“间谍”和卡罗，他还会很惊奇地看到萤幕上移动的数字和交易处的一片混乱景象。虽然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的含义，也没有那一位别的参观者会知道，但这一切可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去后他能告诉每一个人。
　　但我竟然让他失望了——我甚至忘掉了他。不过假使他来见我，也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他绝不会猜到我会欺骗别人，更从来没有想到在我成功的背后，在交易员们的鼓掌以及我给他们训话这些事实的背后，却是失败。我是个骗子、诈骗犯。假如我有机会能逃回伦敦、我肯定会逃回去的，此时我希望自己正处在他的境地：替父亲调水泥、做泥瓦匠活。那才是真正的、诚实的劳动。这种劳动要比我在新加坡谋生所做的这一切欺骗更有价值。我还记得理查德参加我们婚礼时的情形一一穿着早礼服，载顶圆礼帽的他显得多么的紧张。由于担心帽子会被风吹掉，他将帽子压得很低以至于遮住了眉毛，那时的他看上去就像个机灵的小精灵。自从丽莎与我结成伉俪的那天起，我就和弟弟分开了。想到这儿我坐了下来，我的亏损又开始在脑海里嗡嗡的响，而且赶走了其他思绪。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就是逃跑。
　　市场已跌了一千八百多点。我又需要从布伦达·格伦哥那儿申请大约四千万英镑来向SIMEX交纳保证金。
　　有趣的是：在我事业终结的时候，我反而感到十分的得意。损失的数字如此之大，不久之后我肯定会被逮捕。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了。损失不能再大了，它将撕破我两年以来欺骗的面纱，将一切真相公诸于示。我待在交易大厅，并不感到头晕，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分一秒的市场变化以及买进和抛出的情况上。我觉得到处都是数字却与我无关，它们都一股脑地消失在电脑之中了。只是到了我离开办公室，返回清算部的时候，才开始哧得要死。这种感觉是在亏损数字出现在报表上被我瞧见的时候产生的。很显然，那天晚上这些数字肯定会出现在我的噩梦之中。
　　“是美美打来的电话，”林达手捂着说话筒对我说，“审计部打来的。”
　　这个电话差点使我昏厥过去。
　　“是尼克·李森吗？”她的声音平静而柔软，“我正在编年终审计，现在刚刚开始审计到巴林期货。我想问你的是有一张从sIMEX发来的应收票据我不太明白。上面的数字得大，有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
　　我将手伸到脑后打了个呵欠。这是被人抓住后的那种感觉——无所谓。我现在已懒得理会了，既然被别人抓住了嘛！
　　“这件事有点儿复杂，”我说，“你现在需要什么？”
　　“我只需要对这件事的解释，”她的口气十分平稳，“我找不到有关的任何资料。”
　　我早就准备好了一个藉口，一个算不上藉口的藉口。任何审计员无须听完这个解释就会认定它是假的。我放松了一下紧抓电话听筒的手，开始绕着圈子托出藉口。
　　“这是我十二月份在斯皮尔、李斯与金洛格交易所（SLK）与巴林伦敦的总部之间做的一次场外交易，”我缓慢地解释道，每个字都成了我的试足点，“那次交易是透过正常的电脑系统进行的——我们从前做场外交易也曾遇到过麻烦。我会给系统经理打声招呼，问问是怎么回事后再答复你。”
　　我屏住呼吸。
　　“好的！”美美说，“将有关的文件给我阅读就行了。”
　　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两天以后，美美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本人都没有回话，这一次我主动到西蒙。琼斯的办公室去，让他将此事公开出来：“这个七十七亿八千万日无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简直是场噩梦，”我说，“这是上个月进行的一次场外交易，它的纪录有误，而审计员们给我调查这次失误的时间太短。”
　　“我知道了，”他语中带着渣子，“这伙人的屁股发痛，不知道适可而止。他们又给你造成什么麻烦了？”
　　“他们要看所有的文件。当然我可替他们弄出来，只是现在时间不够。”
　　“他们要看所有的文件。当然我可以替他们弄出来，只是现在时间不够。
　　“发生了什么问题？”
　　“电脑出了错误，是巴林而不是巴黎国家银行（BNP）结束了给SLK的付款。我现在就去把钱追回来。但是这个错误却扰乱了审计部的资产负债表。”
　　“送给我一份有关此事的备忘录，”西蒙说着又问：“你是怎样处理SIMEX的那封信的？”
　　“我会送给您一份草案的。”
　　“谢谢！”
　　说完后我赶紧离开。
　　我必须得弄出点什么。乘电梯下楼时，我认识到现在还是有一点对我非常有利，那就是当我提到场外交易的时候，西蒙·琼斯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知道我这方面没有什么权力，因为场外交易还涉及到信誉的风险问题——当一个交易员破坏一次交易之后，他就失去了要求像sIMEX这样的交易中心替他收钱的保证，所以交易员必须自己赢得客户的信誉，这才是长久之计。
　　审计部需要对所发生的事情作解释，我得炮制点什么出来给他们。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第二天我坐在巴林的小房间里时，丽莎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她放声大哭，我看了一眼对面的交易处，然后闭上眼睛，将注意力集中在丽莎的声音上。
　　“怎么啦？”
　　但她却不言不语，只是一个劲地对着话筒哭，哭声令我害怕。
　　“到底怎么啦？”
　　“尼克，”她突然脱口说道，“我流产了。那一个血团是个婴儿。”
　　两天以前丽莎突然开始出血。昨天一整天她都躺在床上，流了一大团血，随后叫来医生作分析。
　　我盯着交易大厅，心情几乎崩溃。所有在那儿发生的疯狂——上周我买进三万合同的发疯情景，八八八八八帐户上的亏损——现在已变得荒诞不经而且毫无意义了。丽莎和我特别想要个小孩，对我而言，那一团血肉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要珍贵。在我们已失去的这团小小的血肉面前，整个交易大厅、愚蠢的SIMEX和巴林银行，以及它们给我施加的压力和我所犯下的罪行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几乎听不到丽莎后面的活。我穿着可笑的条纹夹克坐在巴林的小房间里，周围是一群狂呼乱叫的人，日经指数点数的变化便可以决定其生死一而我的妻子又告诉我刚刚失去我们的小孩。我绝望得想哭喊、想拥抱她、与她做爱、想变戏怯似的变出一个小孩，变出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的家庭。但这种愿望不可能在这儿实现、也不可能在我损失了上帝才知道的二亿英镑的新加坡实现。也不可能在这儿——乔治和“侗已向我招手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用眼睛的斜角又看见市价下跌了二十点的——交易大厅里实现。
　　“需要我回去吗？”我问道，“要我做些什么？”
　　“不，”丽莎吸位着，“你待在那儿，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待在交易大厅里多赚些钱，然后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家去。
　　我们在家里再生个小孩。我要去预订一些家具搬运工的服务。
　　尼克，我真想回家去。”
　　放下电话，我内心已经感到麻木了。我没有任何感觉，也不知道要干些什么。我已经战战兢兢地度过了一月份，希望市场能够上扬。可现在只能孤注一掷，用自己的力量迫使市场上扬。我已经不在乎是否会被警察逮捕了——我要背水一战，然后回家。我要撞个鱼死网破！
　　到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的时候，我已经买进了大约三万份期货，市场终于开始回升。 　　一月三十日，星期一 　　市场对我的买进作出了反应，回升了七百点。我当天就赚了五千万英镑，补偿了神户地震以来自己所有的损失。我以每天一千万英镑的速度从伦敦获取资金，像个疯子似的买进日经期货、卖空日本政府债券（JGI3）。
　　不久，电话开始响起，起先是布伦达·格伦哥，然后是玛丽·华尔兹，再就是罗恩·贝克尔。他们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罗恩是最后一个与我接通电话的：“财务部的那帮人说资金现在已成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资产负债委员会（ALCO）的那些老家伙们要求你降低头寸，能做到吗？”
　　就在同一天，巴林银行新加坡分部的审计部给伦敦总部的审记部发了一份财务状况报表，其内容如下：“现在有一张来自第三方斯皮尔、李斯与金洛格交易所（SLK）的价值七十七亿日元（相当于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交易应收票据。这笔钱用来给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到期的场外日经期权交易的SLK保证金提供资金。其数额巨大，我们正在等待年终资产负责表的审计监定。
　　从巴林期货新加坡分部我们获悉收回这笔七十七亿日元的资金应不成问题。又获悉与SLK订合同的一方是巴林证券有限公司（BsL），BSL曾经讨论过SLK的信誉问题。你们能否找BSL证明一下SLK是不是还在做交易的客户，它是否有信誉？”
　　这份状况报表不久便引起了巴林某些负责人的注意。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的下午我的办公桌上又出现了另一封来自sIMEX的信。署名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上周星期五，收信人仍是西蒙·琼斯，其内容是一张巴林和巴林客户的头寸表格。
　　这封信以官方的形式正式提醒巴林应履行下列职责，即“任何时候都要有足够的资金，包括辅助的信誉手段，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履行对SIMEX清算部的金融职责”。
　　我看着这封信，肚子感觉像被人猛击了一下似的难受。这封信与前几封不一样，它没有被扣留在新加坡，而是直接复印后发往了巴林银行在伦敦的总部。
　　“你看过这封信了吗？”西蒙·琼斯打电话问我。
　　“看过了，这的确是件麻烦事。”我答道。
　　“明天有一次资产负债委员会（ALCO）会议，我想他们将在会议上讨论此事的。”
　　“我能做些什么吗？”我问。
　　“得看看托尼·霍斯的意见。”他说。此事到此就告一段落。
　　同一天，詹姆士·巴克斯终于寄来了一封信，回复一月十六日sIMEX的那封要求我们证实自己并未触犯有关客户与交易所头寸资金的规章条款的信。回信的署名日期是一月三十日，它很傲慢地回避了SIMEX的观点，并找了一个漂亮的藉口：“出错的潜在原因主要是誊抄工作的笔误和打字错误。”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托尼·霍斯在我的电脑上留了言，上面引用了誊计部门的状况报表，要求我解释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的应收票据。我给他回电话，在他的声音邮件上留了言：“晦！托尼，我是尼克。收到你的邮件后我就开始处理了。
　　不过现在这儿正好赶上中国人过春节，我们的工作要受点影响，但我会尽早答复你的。”
　　托尼·霍斯将审计部门的状况报表给玛丽·华尔兹看：“是的，”她说，“这正是我们必须要谈到的内容。”
　　他告诉她已经就此事要求我作出解释了。
　　“嘿！”她说，“你总是喜欢问那种费时间解释的问题。”
　　“瞧，玛丽，如果你看一看票面价值，你就会发现在巴林的资产负债表中存在一个五千万英镑的漏洞。”霍斯说。
　　丽莎和我在一家满是中国捐客的饭店里庆祝中国人的新春佳节。庆祝仪式的最开始是吃中国的传统菜。按照习俗，客人们应将食物抛向空中以迎接新年的到来，但我们桌上的客人却做得过火了，他们不仅将食物抛入空中，然后又用嘴接住，而且衣服上全挂满了这些食物。我们是一些中国朋友的客人，但被特许免除了吃那些十分复杂的中国菜，诸如青蛙囊和牡鹿丸子之类食物，还有一些礼节，而改自己习惯的牛排和薯条，这样我们才没有当众出丑。
　　就在我们享受这令人惊奇的年夜饭，同时欣赏美妙的装饰和灯光的时候，在ALCO伦敦会议已经开始召开了。ALCO是巴林银行最高级的信誉委员会，它的职责是透过整个业务网路来决定银行的策略和资金的投放水准。会议日程已安排了讨论一月二十六日的那封信。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 　　“尼克，我是瑞琪儿，”很奇怪，瑞琪儿·杨是财务主管，她从未给我在交易大厅打过电话，“美美在我这儿，她想询问有关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应收票据的情况，她弄不到有关的资料。”
　　“别着急！”我说，“我已派人正在处理。”其实我们双方都很清楚这种答复等于没有回答。
　　“尼克，他们想把这件事告诉西蒙。他们定于下个星期完成对帐目的审计工作。”
　　“我凌晨五点回办公室，”我说，“从现在到五点我正在参加一次聚会。”
　　我又为自己赢得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回到办公室后，我将自己与其他捐客互通信件的抽屉翻了几遍，由于曾提到过斯皮尔、李斯与金洛格交易所（SLK）和一次荒唐的场外交易，我找到的材料必须与这些东西沾点边，我知道自己不能忽视这一点。我轻轻地翻动一本活页文件，找出了一封由SLK的理查德·霍根署名的信的原件。SLK是一家小的交易所，专门做期货与期权交易，并且是透过SIMEX做的。我十分幸运地找到一封信的原件，因为我与其他捐客的大多数信件都是透过传真来实现的，这封原件使我弄到了一个真实签名——这种不诚实的做法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在想些什么了。接着，我开始准备与西蒙。琼斯要进行的面对面的会谈内容。我对场外交易了解不多，但我把赌注下在别人也不了解这种交易这一事实上。我确信西蒙·琼斯不懂场外交易，而且怀疑审计部的那些人是否懂这种交易。
　　我所要描绘的交易远不同于一般的场外交易——例如在一般的场外交易里是没有期权购买金的。我还想到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那是我曾经跟美美提到过巴林伦敦总部，假如西蒙·琼斯得知巴林总部参与了此次交易，他一定会给罗恩·贝克尔打电话以询问事情的真相，到那时我就会陷入困境。
　　我需要掩盖这一点，我必须给西蒙撒一个双重谎言：我必须告诉他自己对审计部提起巴林伦敦总部是在撒谎，其实我做的那笔交易是在SLK与BNP之间进行的。这样西蒙就不会打电话给罗恩·贝克尔了。谎言加谎言，我已经撒了一堆谎言。
　　只要其中的某一个谎言被戳穿，其他的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打起精神，拿起电话：
　　“西蒙我是尼克。我现在想上去和你谈谈有关SLK的事。”
　　“明天可以吗？我现在正好赶上要去打橡皮球。放一份备忘录在我办公桌上，咱们明天上午七点半再谈。”
　　我放下电话，感到自己又赢得了十二个小时。也许我应该马上逃跑——赶下一趟的飞机去伦敦，将这一切烦恼统统抛开。但我又怎么说服丽莎和我一起走呢？她可从来没有逃跑的经历。
　　我坐下来开始写便函，我采用了十种不同的笔迹，到写完的时候我周围扔满了废纸团。这些纸团本应扔在垃圾桶里的，但我毕竟不是迈克尔·乔丹。晚上九点，丽莎来了电话，我告诉她一小时后回家。然后我开始在一页新的空白纸上给西蒙·琼斯写了一份奇特的备忘录，其内容是有关在SLK与BNP之间进行的，导致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五千万美元漏洞的那场虚构的交易。我这样写道：“大量的期权交易是透过SLK与BNP之间的系统进行的。到期成交的期权购买金是透过这一系统来记录的。在这一时期系统未受到冲击。顾客一方到期时成交。掮客一方：没有移动，这是由于持有双方期权的冲击为零——巴林期货新加坡分部没有介入这些交易。付款行为只发生在SLK与BNP之间。
　　错误出在到期日期的记录上。正确的到期日是十二月三十日，而BNP记录的日期是十二月三日，结果BNP在三月十二日就收到了资金的款值，而资金却是在交易的正式过程收到的。这样错误就没有被改正。因此，对十二月三十日分录的冲销就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数额达七百七十七万八千日元的应收票据。
　　由于这种贸易不会产生冲击，故没有进行分派——这是我的过错！后来收到口信：资金将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被偿付，希望在今晚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收到书面的确认。”
　　写到此我停下来想了一会儿。这份备忘录肯定会迷惑住他，甚至连我自己也被它迷惑了。这真是好笑，纯属无稽之谈。
　　任何一位思路正确的人都不会相信它的，而我因太疲乏而不在乎了。我接下去写道：“很明显，我出了许多的差错，对此我要负全责。但我建议对此事我们应与审计员一块解决，他出示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的资金数额发票，以及我们今天晚上将要收到的资产负债平衡的确认书。这样做后希望伦敦总部能够满意。
　　咱们七点半见。尼克。”
　　我想西蒙绝看不懂这份备忘录的前半部份，但也不会要我解释。因为他总是自许为这儿头脑反应最快的人。透过承诺钱明天将会到来，我交给了他一很保险索——因为他只想确保钱还在，审计部才会善罢干休。我将这份备忘录放在一堆文件的顶层，就像安放了一颗随时要爆炸的炸弹。
　　第二天早上我乘电梯上到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要期待什么结果。由于嘴里感到一阵发酸，我上厨房里喝了一杯水。
　　之后我拐过角落来到西蒙的办公室。令我吃惊的是，他看上去非常的平静，正在阅读自己的邮件。
　　“橡皮球打得怎么样？”我漫不经心问。
　　“输给詹姆士了。球只打了一半我那倒霉的膝盖就开始发作了。”
　　西蒙对每件事都会有解释。他绝不会承认自己是在公平的条件下输给别人的。假如他赢了的话，他会告诉遇到的每一个人。
　　“现在，尼克，这是怎么回事？”西蒙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手势挥动手中的邮件，之后又把我的那份备忘录浏览了一遍。
　　天哪！那可是一份连三十秒钟的检验都经不住的备忘录啊！
　　“西蒙，对不起，”我举起手，模拟投降的姿势，“我没有正确地检查输入电脑中的分录。”
　　我寻思道：与其说想了解这个问题的确切解释，还不如说他更担心伦敦总部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更何况他平时就不愿让总部找自己的岔。此时他又将便函看了一遍，趁他未发话之前，我迅速地将他草草记下的笔记看了一下。从头到尾我读到这样一些问题：“信誉风险——谁核查的？”、“有无文件的证实？”、“巴林期货新加坡分部（BFs）是否赚到了利润？”在笔记的未了，他写道：“BFS借出一亿一千五百万SGD达两个月！”
　　这的确是一份可笑的备忘录，西蒙看懂了它！我感到他要就地处决我，而我只有紧张地等待他的处决，西蒙抬起头来，我迫使自己迎接他的目光，同时显出一副道歉和讨好的样子。
　　“有没有核查信誉风险？谁核查的？”
　　“没有，”我歉意地说，“我只是想直接做好这笔交易。”
　　“你这个冒失鬼！有关的书面文件呢？审计员们想要得到一些文件。”
　　“文件？我有！”我点头说道。
　　“没有涉及到BFS的利润吧？”
　　“没有，”我答道，“所以对损益帐户没有影响。”
　　“那么这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的利息到哪儿去了？我们借给别人达两个月，这可是一大笔利润啊！”
　　“SLK会付利润的，是他们得到了这笔钱。”
　　西蒙·琼斯自许为审计员之王。他以前总吹嘘没有什么能够瞒得过他——哪怕是离他很远的事情。他顿了顿，然后将那份备忘录推到他办公室的一角。
　　“好了，尼克，你能协助审计部一道处理这个问题吗？”
　　“可以。但我这儿还有个问题，”我故作坦白地说，“我曾告诉过审计部，与SLK交易的不是BNP而是巴林伦敦总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问有关信誉风险的各种问题。因此，假如交易的一方是巴林伦敦总部而不是BNP，我们该怎么办？”
　　“就这样将错就错吧，”西蒙强调说，“这意味着他们在不会询问信誉风险的情况下就会给我们审计结果。我们只需告诉他们信誉风险是伦敦总部的责任。以后会给他们开会作答复的，这事由我来处理好了。”
　　我终于自由地步出了办公室。我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出一口，直到进了电梯，下到一半路程到十四楼时，才敢大嘘一口气。回到我的办公室时还不到上午八点，时间尚早，市场还未开始进行交易。我在书桌里找到了先前准备好的便函，然后抢在审计部给我来电话之前消失在交易大厅之中。
　　十点美美来了电话，她刚与西蒙·琼斯谈过话，显然被他为难过：“我需要有关的文件，”她说，“我需要看到三份文件：第一份是关于SLK将归还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的书面承诺；第二份是表明你们明天已收到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银行资产负债表；第三份是伦敦总部的某位负责人，最好是罗恩·贝克尔的便函，该便函能证明他完全知道而且核查过这次交易及其信誉风险。”
　　我又回去见西蒙·琼斯。
　　“审计部又在给我施加压力了。”我靠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说。
　　“怎么回事？”
　　“他们今天就想要有关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文件，但提供这些文件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知道他们想在下周结束审计工作。”
　　“哼！”西蒙说，“他们明天就想结束，如果他们想要文件，给他们文件好了，别让他们再来纠缠，”“但罗恩·贝克尔的便函，银行清单……”“给他们造好这些文件，让他们早早结束审计，然后统统回家。”
　　我返回办公室，首先找出那份有理查德·霍根签名的活页文件，然后找出一份有罗恩·贝克尔签名的文件。接着又起草了两分便函，一封来自罗恩·贝克尔，另一封来自理查德·霍根。我必须赶紧做完这些事。
　　“作为金融成果部的主任，我确认我知道并且同意与SLK进行日经期权的场外交易。”
　　我又伪造了一封SLK的总裁理查德·霍根写来的一封便函，该便函确认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差额，并且保证这笔差额将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归还。
　　我将这些便函交给丽莎，让她替我打出来。
　　“替我将它们打在普通纸上就行了。”我这样吩咐她道。
　　由于我们有一些巴林伦敦总部的信，因此很容易就仿制了罗恩的便函。之后我拿出打好的信件，剪掉理查德·霍根那封信的原件上端所印文字和签名，然后将它们粘贴到普通信纸上。下一步要进行影印，这是一项比我原先想像的要难得多的工作。为了使信看上去自然，我在影印机旁一工作就是一个多小时，不久在我周围装不合格品的那个垃圾桶就满了。终于两封签名位置正确，没有任何伪造痕迹的便函诞生了。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全然不顾那些不知道我在影印什么的女职员的目光，这是因为她们知道我以前从未使用那台影印机。我的办公桌上布满了胶水、剪刀和剪下来的小纸条，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刚玩耍过似的。我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入抽屉，然后用锁锁好，现在我唯一缺少的就是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
　　我离开巴林前往自家公寓。在小汽车里我给丽莎打电话。
　　“你能替我查一查我们花旗银行的客户帐户余额吗？”
　　我握着电话等着她的查询结果。
　　“三十四亿五千万日元。”
　　“交易所的帐户馀额呢？”
　　“十四亿五千万日元。”
　　“现在，你好好地听我说。我想要你将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从客户帐户转移到交易所帐户上去。”
　　“这样可不行！”她说。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的手将电话捏得更紧，“你可以马上再反转过来。但是我需要你做前面的那次转移，这样花旗银行使可以发给我们一份交易所已收到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付款的清单传真。”
　　“好的。”她的话语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她一定认为我是疯了。像清算室的那些女职员一样，她一直对我忠心耿耿。我对她们好，为她们赢得很多的奖金，而她们则以对我忠诚来予以回报。
　　回到家门口，我按响门铃，确信丽莎不在家。假如她在家的话，我会马上逃走的，我像个贼似的开了自家的门，然后向传真机走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传真机上拨了我办公室的号码，将两封伪造便函以罗恩·贝克尔与理查德·霍根的名义发给我自己。然后我离开公寓，开车驶向办公室。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已经被逼到像一个卑劣的罪犯伪造文件的地步了。
　　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上做手脚时，我心中尚有一丝欣慰，那就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在为消去那笔压在我身上的亏损而奋斗。我本可以向上级承认以前的亏损，但我却选择了靠自己一人去奋斗。我本可以清白地被已林银行解雇，然后脱离那笔亏损，事情也可以得到解决，但我却一次交易又一次交易地往下做，结果使自己在亏损中越陷越深。在每个月底的时候，我都要设法掩盖亏损，但亏损在周转之后依然没有消失。我避免将亏损具体化，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我还是能够透过交易将损失弥补回来。在这种没完没了的利润的压力之下，我放纵自己的犯罪心态，使之变得扭曲，使亏损也变得更加隐蔽。在这种隐蔽下，亏损一直只是些看不见的数字，而不是真正的钱币，而隐蔽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也只是些手腕的戏法。
　　但是，一旦伪造了这两份文件，我明白自己是彻底被毁了。这是犯了伪造罪啊！在此之前，我只是在撒谎，拒绝将数目分开以防别人容易发现，并向伦敦总部提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资金要求。如果我将来有一天会站在陪审团的面前，也只需承认会计工作中的失误，当然也可能会带有一些欺骗的性质。
　　但是现在，我又给自己新添了一个罪名，而且不能声称别人应对此负责。我不能用“撒谎”的名义来蒙混过关，因为我的确剪下了某个人的签名，将它用胶水粘到另一页纸上，然后带回自己的公寓，再用别人的名义将它传真给自己本人，现又打算将它交给瑞琪儿·杨，再由她转交给审计员。假如花旗银行不给我发来显示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转移帐户的清单，我将前功尽弃。此时我感到眼眶中流出了一股羞耻的热泪：我的行为的确像个罪犯，我成了一个罪犯而不能自拔。我被自己所编织的欺骗之网所困，就要淹没在八八八八八帐户的缠绕之中。为了挣脱出来，我需要不择手段，道义对我已不复存在。 　　二月三日，星期五 　　审计部终于签发了一份不合格的有关巴林期货新加坡分部综合一览表的审计报告。我被验审通过了。
　　我出去到厨房里弄些水。当我回来时电话铃响了，整个下午任何只要与我有一点关系的人都打来电话，询问有关SLK应收票据的事。此事开始闹得沸沸扬扬了，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说法。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这只是一起记录上的过失，钱明天就可以追回。没有人详细地问我是怎样将这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从巴林借出去的。根据我在雅加达时所获得的经验，一旦涉及到某个问题的细节，没有哪一位高级官员愿意亲自去进行调查从而卷入麻烦之中去。他们总认为自己不属于做这种事情，而让其他人代劳。所以我这次也十分幸运：对于我的伪造一案，许多主管只是闲谈而已，他们绝不想深究，甚至不敢问我一些基本问题，因为他们害怕别人笑话自己不懂期货和期权。
　　我一直等到自己的电话结束，总机将线转给办公室的其他人，然后坐下来马上又拨打电话以防止又有人打电话问我。
　　我拨了沃特福的一位朋友的电话闲聊。在我拨电话号码时，丽莎走了过来，将一张用3M留言单写的便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便条上写着：“托尼·霍斯：紧急！”我不加理会地继续拨号码与史蒂弗通话。我们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他妻子己怀了孕。就在我们闲聊的时候，我抓起托尼。霍斯的那张便条，将它揉成一个小团，然后向垃圾桶扔去。令我惊讶的是纸团居然投中了。我马上向史蒂弗描述：“六码之外投纸团，一下子就进了。”我向他吹嘘。
　　“别骗人！”他说，“你简直就是个周吉威尔逊！”
　　“只要我不变成像艾力克那样的怪人就行。”
　　“你体重增加了吗？”
　　“这还用问？”
　　“但你不可能超过卡斯。
　　“是啊，不过她怀了孕，是个例外。”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自己已经聊了几乎半个小时。最后我挂了电话，猛然想起还要与一朋友共进晚餐，而时间就要到了。这时我才给托尼·霍斯打电话。
　　“我是霍斯。”他说。
　　我总是对他一口纯正的伦敦口音感到惊讶，他的声音听起来显得傲慢、自大。我总有这么一个怪念头，那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会顺着他的声音问：“说话的人是个妓女吗？”
　　“托尼，我是尼克。刚得到一张条子，说你需要和我讲话。”
　　“还是有关SLK和BNP的事，”他急切地问，“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你是从哪儿弄到那笔钱去支付的？我指的是那笔与七千八百万美元等价的那笔钱，帐目加起来不对呀！”
　　当然不对啦！我几乎要喊起来了，这是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的事。这笔钱是我变戏法弄出来的。其实我去爱尔兰时未吻巧言石，我们都感到特别的疲累而且不想回来。这笔钱完全是无中生有，伪造出来的。
　　“托尼，这是很明显的事，”我以一种耐烦的口吻说，“这笔钱来自过去的六个星期里你给我们汇来的资金。因此，当钱被用来支付时，你会发现一笔减少掉的资金，是用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数字表示的。”
　　“是吗？”托尼迟疑地说。
　　“但将有一笔相同的资金归还给你。”
　　“你的意思是有一部份资金被用来支付？”
　　“对啦！托尼。”我宽慰他，似乎明白他刚听懂似的，“我们明天就会归还你那笔钱。”
　　“那就好，”他说，“不使我们的资金受损就好。唉！这些天我必须同时处理好几件事。”
　　“这的确很难。”我口是心非地说。
　　“是的。”托尼说道。
　　“好，”我找了句话告别，“我得马上走了。我们和朋友约了要一道去吃晚饭而现在要迟到了。”
　　我知道托尼会理解要有朋友吃晚饭这样的托辞，就像他不能理解必须匆忙去干某件工作那样的藉口一样。
　　我放下电话，给丽莎留了张纸条，要她在系统中记录下一些期货的抛售，这样可以平衡一下我最近为八八八八八帐户进行的期货购买，而且可以导致SIMEX电脑计算出SIMEX欠巴林银行钱的结果。这进而会使得SIMEX透过花旗银行将这些钱支付给巴林伦敦总部。如果这种做法不奏效的话，那么我只有再梦想出另一个藉口，看是否能掩盖事实。我诅咒市场的变幻，而那帮人却从来不考虑它。我将十指交叉着离开办公室，将所有的烦恼抛到了脑后，回家去度过另一个晚上。我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这天晚上，就在我要上床睡觉之前，玛丽·华尔兹给我来了电话：“尼克，这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到底是怎么回事？”
　　“噢！上帝！”我说，“哎，每个人都在向我打听此事。这只不过是会计工作的事故。审计部和托尼·霍斯都给我施加了压力。我从中吸取了教训——保证下一次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问题解决了吗？”她问道。
　　“据我所知，审计部现在已经感到满意了。”
　　“感谢上帝！现在我们又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你提供资金上面。有关情况托尼·霍斯会给你详细转达。”
　　“好的，”我说，“我一定好好干！”
　　“好的！尼克。”
　　说完，我放下电话，开始睡觉。
　　就在我睡觉的同时，罗恩·贝克尔在伦敦知道了有关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的事，是彼得·诺里斯给他的电话。当老板询问你职责范围内应该知道的事情时，这可不是件好事。
　　“彼得·诺里斯当时打电话给我，”罗恩·贝克尔后来这样描绘道，“他问：‘你是否知道我们曾借钱给新加坡的一位掮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对此事感到震惊。”
　　罗恩·贝克去找玛丽·华尔兹，然后他们两人一道打电话给彼得·诺里斯：“我挺生气，这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件事。”罗恩说。
　　华尔兹告诉诺里斯和贝克尔说她已经和我谈过了，还说我已经和她讲过这件事，以为这只是“一个记帐方面的错误，并且托尼·霍斯比我更明白这件事”。
　　后来，华尔兹和贝克尔给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打电话，要求他们打点行装周末赴新加坡处理这一件事。虽说查帐已经结束，他们却仍担心现金流动情况。罗恩·贝克尔给詹姆士·巴克斯打电过话查询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并责问我为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经纪人事务所进行交易。巴克斯知道查帐已经通过，因此从名义上来说，这些钱必须再转口巴林银行帐户：“这只不过是一椿无关紧要的交易，”詹姆士·巴克斯安慰罗恩，“这只不过是一个差错，是办公室内部的小麻烦，别担心。”
　　后来，高层管理处开始掩盖我的错误。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是，本来应是SLK一方欠巴林五千万英镑；乔治·麦克莱恩是银行集团总裁，但他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杰弗里·布罗德赫思特身为巴林银行集团财务主管，却让国内的巴林信贷部给SLK办理结帐手续，这是更不恰当的事。
　　布罗德赫思特说：“我想他们以认定SLK的资产极少，净额只有两百万美元。而这更加令我担忧了。”
　　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后来查出，sLK资产净额在一九九四年的九月就有二亿六千八百万美元。而已林信贷部议定，早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双方已就SLK进行过一次会谈而且对方提供的限额是五百万美元。
　　显然，SLK表面上欠巴林两个月的五千万英镑是远离了信贷规模。但是，巴林公司却采取了掩盖自己错误的决定，这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月的喘息机会以及更多的交易时间。
　　当库珀斯向伦敦证实二月三日（星期五）查帐已经结束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SLK事件是否要被记入查帐记录中。彼得·诺里斯告诉英格兰银行：“巴克斯希望尽量把这事处理好，不要让他与当地管理部门之间出现靡擦。那年查帐报告或管理文件由SIMEX负责。
　　我同意试试看能否把那件事办妥……”
　　诺里斯为这种行为的申辩是：
　　“我这样做的前提是交易已经中止，这件事也未公开，而且另一个前提是查帐人对此已很清楚了，这是他告诉我的。”
　　SLK之事在新加坡完结之后在伦敦仍然有不少反应。我最后一次听说这件事是二月三日；但是二月九日，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又在伦敦和杰弗里·布罗德赫思特举行了一次查帐会议。邓肯·菲茨拉是林布莱德一九九四年负责巴林银行事务的经理，他记得杰弗里“开会时十分明显地认为这件事已经解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间林布莱德打听SLK的失败被从委任书上删去的事情。
　　二月十日，西蒙·琼斯对SIMEX一月二十七日的来信做了答复，ALCO也已讨论过SIMEX的这封信，我自己并未特意参与有关最后一封信之事，因为托尼·霍斯从伦敦传来指示要回复此信，我则尽量低调处理此事的意义，以至于像玛丽·华尔兹这些人对此都不感兴趣了。关于其他事情，西蒙·琼斯是这么写的：“BFS清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承担其对SIMEX结算所负担的经济义务，而且它也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巴林投资银行集团中，BFS几乎完全代表其他公司进行交易活动，或是作为代理人或是做为委托人。BFS自己并没有什么资金地位。这些集团公司收兑的差额透过集团资金得以迅速弥补。集团之外的顾客生意主要由巴林保险有限公司完成，并且最大程度降低BFS对客户拖欠之事的公开程度。BFS也查询巴林保险有限公司的差额，通过集团资金全额补齐。任何客户付款的亏空都落在巴林保险有限公司帐上，而不会落在BFS帐上。
　　巴林投资银行集团的政策是确保各种风险得以积极处理，包括公布一天之中需要例外加以解决的问题以及预付差额，所有风险应由集团风险部每日检查并向资产及责任委员会做出报告。假如集团过于濒临某种危险情况，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改正。假如公开情况是SIMEX要求例外差额付款超过了现有透支限度，那则应当提前向BFS清算银行提供额外资金，以保证最大额度的付款要求得以满足……”这封信一定让SIMEX费了好长时间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SIMEX理解那个藉口的难度也许并不大，那藉口是说意思上的出入是因为打字错误引起的。
　　毅恩·霍普金斯是巴林集团财政及风险部主任，他曾在巴林管理委员会（MANCO）月十三日的会议前给他们写过一个备忘录。MANCO主席是彼得·巴林，代表管理委员会，是最高级别的管理委员会，有关巴林集团最机密的事都由MANCO讨论决定。霍普金斯总结了ALCO和资产及责任委员出现的情况，并把资料分发给MANCO的成员：“巴林集团新加坡期贷部每年一度的查帐中发现了一个七十七亿日元（八千万美元）的帐目错误，这是由于我方十二月三日误向BNP新加坡部支付了一笔款项，此事与我方所代理的BNP与SLK之间的场外交易特权交易有关，我们还为SLK这个期贷代理者提供了结算。交易时间于十二月三十日期满，但是直到二月五日才收回款项。我们应为此向对方提出支付利息的要求。”
　　但有关霍普金斯的备忘录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显然，彼得·诺里斯对此只是一带而过，霍普金斯自己曾说：“令人奇怪的是备忘录并未引起大家更多的讨论，银行价值八千万美元的资金在外流动两个月却没有任何人关注此事。
　　“他们不仅竭力掩盖这件事，而且任何人都没有想过查询一下到底SLK和BNP这五千万的溢价去干了些什么。如此短期的一个计划动用了这么巨额的资金。”
　　同时，远在新加坡，查帐清算也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因为没人询问我要那笔钱干什么，于是我便加大了行动。到二月十四日发红利那天，我或是弥补上亏空或是离开公司。为了减少那已达两亿多英镑的损失，我不得不加倍交易。
　　布伦达·格伦哥笑着对我说：“我们曾经开一些有关新加坡业务的玩笑，大家说‘既然尼克那么忙，为什么不让谁的妈妈去新加坡经营某一个部门帮忙。’”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玩笑从何而起，但是他们又做了一件好事：他们派出了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来。二月六日是星期一，这两位开始工作了。他们马上调查我的资金要求并查询SLK出了什么事。由于时差的原因，他们看起来像我一样糊涂。我的答复很快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这个话题上引开了。如果他们做一些早期调查，看看SIMEX那边的营业状况，他们将会发现八八八八八帐户上可怕的亏空。我知道自己过不了几天就会被发现。我便坐下和他们聊旅行的事，后来又谈到SLK交易:“这事在伦敦挺轰动的！”托尼·拉尔顿开玩笑地说。
　　“这件事确实惹人关注，”我承认他的话，“好在已经过去了。现在你的网球打的怎么样？听说你还得过一次大奖呢！”
　　托尼笑着回答：“我还带来了球拍，找个时间和你比一比吧。”
第八章　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星期一）到二月十七日--------------------------------------------------------------------------------　　“哇！太捧了！如果他套利一周赚一千万美元，那一年就能赚大约五亿美元，你明白吗？那家伙真是聪明的套利专家！” 　　　　　　　　　　　　　　　　　　　　　　　　　　——迈克·吉利安 　　一九九五年二月 　　我觉得吃惊，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行为。伦敦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在编造帐目。布伦达·格伦哥、托尼·霍斯、托尼·拉尔顿都知道每天要求现金是错误的，但他们仍旧支付了这些钱。
　　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也知道和SLK进行场外交易就像从新加坡往伦敦鱼市场送烂鱼一样糟。西蒙·琼斯也知道我伪造了查帐记录，他也知道我擅自进行场外交易，在新加坡，琼斯和巴克斯就在我办公室十楼之上，他们知道，假如五千万资金仅是因为我同意便转离新加坡办公室，一定是出了差错，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我的签字在任何支票本上都无效，更不用说支配那么多的钱了。此外，在东京，假如费南多真正仔细分析了我的所做所为，他也应看出这是不可能的事。
　　迈克·吉利安以为我是个聪明的套利者，根据是我在二月的第一周赚了一千万美元的利润。他梦想假如我接着做，一年会赚五亿美元，大约是五亿二千万美元的盈利。整个巴林集团一年也才赚两亿英镑，但是，其中一半的资金又得做为红利分出去。
　　“假如尼克做那笔交易便换了这么多钱，我们真该关闭银行其他部门。”他说，“我们赚的钱只不过应付得了一般性开支罢了。”
　　我动用资金的数目远非一般情况，但仍没有人阻止我。虽然伦敦的巴林公司讨论了可能发生的事态，但他们仍旧任其发展。他们也许对我失去了信心，决定派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来检查资金状况，但在新加坡，我的形象仍处于最佳状态，从伦敦到新加坡，巴林银行所有人都在敷衍了事。二月份是分红的日期，我们等待的却只是一个弥天大谎。 　　二月六日，星期一 　　我向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建议，让他们看一看当天的集资要求，因为SIMEX正查询这方面的情况。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应该会花掉他们几小时的时间。我则匆匆穿过广场向SIMEX奔去，又在一个小店买了瓶橘子汁，交易刚开始我便溜进去了。我现在只能减少损失了。再过几小时他们就要查看所有部位的报表了，其中有八八八八八帐户及其数百次交易、令人咋舌的营业状况和巨大的损失。游戏就要玩完了，我觉得很快会有人来找我。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到午餐休息时间了，我开始深呼吸，觉得他们可能马上就会查出破绽来。
　　市场是十分坚挺的。开盘升了一百一十点后就一直保持不变。在上周的最后三天里，我已把交易加至三月份的三万份合同，我突然觉得有了转机。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了：我将重获失去的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而不被西蒙·琼斯、詹姆士·巴克斯、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和查帐人员发觉，而且我还可以赚回好多钱。下午，我完成了一千一百股交易，资金一天增加一千五百万英镑。虽然亏损仍有两亿多英镑，但我觉得市场在好转。它吸收了神户地震效应，目前有些显低。它从一万八千点反弹至一万八千五百点，现在肯定会稳住的。
　　假如市场处于一万九千点附近，我去年为获取现金佣金而卖出的特权会给我赚一笔钱。三月份的合同临近了，我得买进或卖出期货以促使朝着我所需要的状况变化。为了能影响市场，人们不得不进行大量交易。我开始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我先在网球场上动脑筋。为了让托尼·拉尔顿不再追查此事，我安排了一次四人双打此赛。除了托尼和我，还有楼上西蒙·琼斯和尤基·马拉斯。比赛是在下午进行的。
　　“托尼，打得好！”
　　“四十比三十了！”
　　“要避开网前的托尼。”西蒙责备尤基。
　　“准备好了吗？”
　　我并不关心谁输谁赢，只是一心想让托尼和西蒙待在办公室外边，时间越长越好。他们在球场上对我没什么威胁。时间已是下午五点了，他们可能也看完了巴林交易记录。
　　网球在我拍子上方一晃而过，我对西蒙说道：“好球，发得好！”
　　托尼安慰我说：“拍子弹性不好。”
　　西蒙叫道：“打偏了，四比一。你发球，尼克。”
　　我把球在地上拍了几下又抛起来发。但我不知道它会跑到哪里。两次发球失误之后，我发现托尼急切地想教我怎么发好球。后来，我用球拍一侧猛击了一下球，打中了西蒙的后线。
　　“得分了！”托尼在网边大叫。
　　“正好出线！”西蒙纠正他的错误。
　　“我认为没出线！”托尼坚持自己的看法。
　　“确定出了。”西蒙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让我接着发球。
　　“再发一次，”尤基提醒我，
　　我便又发了一次球，但又失误了，比分是零比四十。我准备最后一次发球时，看见托尼全神贯注地盯着网子，挺紧张，准备随时截击，看来他要拼力赢一分。他要打一个漂亮球向西蒙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网球手。我觉得他要冲上去拦击，果然他这么做了，但尤基把球抽在了无人防守的边线上，托尼被调在球场中央束手无策地停在那儿。
　　“你的球，尼克！”托尼大叫道。
　　我见球击中了网边，便说：“恐怕我是挡不住这个球。”
　　托尼说：“你没看见我的信号吗？我像职业选手一样用手在背后比画。来吧，一比五了。我们要再得一分。”
　　我们没成功，在第二盘中一局也没赢。我并不在乎这些，便承担了所有责任。我看得出尤基和托尼想单打，他俩互不服气，而且技术也都不错。不出所料，我们坐在俱乐部里喝“虎”牌啤酒时，托尼探身说：“想来个单打吗，尤基？”
　　“今天不行了，明天再来吧？”
　　他们又看了看西蒙和我，也许担心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我举起手说：“别担心，我也正想看一看你们的精采表演呢。”
　　西蒙说：“网球我打不好，它需要人反应快。”
　　我们几个又要了几杯啤酒，时间便悄然逝去了。八八八八八帐目也变化，我又能拖延一天时间了。喝完啤酒，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发现一架飞机正在起飞，它要逃入蓝天之中，假如我也想这样，那就得冷静地打算一下了。
　　下午六点半我才返回办公室。情况还好：托尼·拉尔顿返回饭店了，托尼·霍斯不知去向。尼莎一直留在这里。最令我担心的是拉尔顿的桌子邻近我的桌子，万一我不小心他就有可能听到有关八八八八八帐号的事，姑娘们也会无意谈到这件事。
　　尼莎问我：“玩的开心吗？”
　　“还可以，托尼和我输给了西蒙·琼斯和尤基，西蒙挺高兴。”
　　“托尼·拉尔顿够得上郡级水准吗？”
　　我说：“他的确打得不错，在一些郡中算得上是高水准了。”
　　尼莎送给我一张平衡单的余额单说：“布伦达和玛丽都来过电话，纽约道琼营业处那儿打来过电话。”
　　我接过条子问她：“要走吗？”
　　“是的，除非还有其他事。”
　　“没事了，我也再打几个电话，一会儿走。”
　　尼莎走后，我返回办公桌又打开了抽屉，整理那些单据。
　　我又看见那些碎纸和胶水，都是我曾用来伪造罗恩·贝克尔和理查德·霍根的签字时用过的。我不能相信自己竟然干了这些事，我看着上周四的罪证，那天是中国人新年的最后一天，市场平静，人们还未正式工作，我便从公寓里发出那些信的传真。我咬着指甲，想起来库珀斯周五已查过帐了，这简直顺利的令人难以置信。这太简单了，有些不真实了。
　　我用自己的剪刀、一瓶胶水和传真机就创造出五千万英镑。而世界级的查帐专家库珀斯和林布莱德竟也通过了这些数字。巴林银行，这个世界级商业银行被挖走了五千万英镑。
　　我不清楚过去的一年中巴林银行赚了多少钱？但确定不会超过两亿英镑。大家正在讨论一亿英镑的红利，彼得·巴林也在等着一百万英镑的款子做为退休礼物。两百多年来，第一位非巴林家族人士将成为巴林银行董事长。而我在新加坡一幢大楼的十四楼上，一张办公桌旁边，把这笔钱减少了四分之一，五千万。
　　电话铃响了。会是谁呢？是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詹姆士·巴克斯？我的思绪正快速地转动着，会不会是彼得·诺里斯呢？
　　“喂？”
　　结果是纽约道琼营业处一份金融报纸的记者，他报导市场的范围涉及亚洲地区。
　　他说：“我想打听一下你在三月期货市场上那个大部位的情况。”
　　“噢，什么事？”“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呀！”
　　我推诿道：“我不知道客户要干什么？”我真希望自己尽力掩盖的是个假部位，但事实并非如此。
　　“你以为市场会保持如今的涨势吗？”
　　这可是个好消息。我差点儿忘了今天市场的涨幅。我把话题转向自己，粗略扫了一眼那些数字。今天上涨了一千五百万英镑，看来市场正在转好。
　　我说：“市场看起来不错，每个人都有机会调整一下以适应那场地震带来的影响。”
　　“除了记录在案的生意外你还替谁在交易呢？”
　　我回答：“这事当然不能告诉你了。问题就这些吗？我得走了。”
　　后来便互道了再见。
　　我惊恐地放下电话，觉得这个记者开始识破我的计划了。
　　也许东京的这位记者能做出一些新加坡、东京或伦敦的任何一位巴林人士都办不到的事：把诸方面情况综合一下，分析出我在大皈买进情况，计算出这些套利在SIMEX进行数额太大，它没有这么大容量。这好比把一个三安培的灯直接联到高压线上——它会爆炸，会四分五裂。
　　自从一九九二年以来，我一直隐瞒这些数字。布伦达·格伦哥、托尼·拉尔顿、托尼·霍斯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也知道他们对我的融资要求十分不满。他们是财政小组的成员，对此十分得意。但是值得我庆幸的是，他们被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甚至彼得·诺里斯阻挡着，没再深入调查。彼得相信了罗恩的话，以为我是赚钱机器。我无意中竟使双方对立起来，而自己则开脱了。
　　东京方面业务更加顺利，这是因为迈克·吉利安和费南多过份专注于自己的交易以至于从未检查过我的交易记录。
　　当我告诉他们我已投资下套时，他们相信了我。他们只看到我把日本大皈的购进又移回了新加坡，对此也没多想，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监督者，更多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我的合作伙伴。
　　至于新加坡这边，交易人知道我在替他们隐瞒情况，也知道我在错误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上做手脚，但他们从未想过这些错误行为的后果，也不对我表示谢意。这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他们犯了错误，他们会获得保释，我们有一种伟大的集体精神，大家都赚钱，分得红利，他们正过着自己理想的生活。办公室里的职员们也从未意识到我正在利用八八八八八帐号做着一些荒唐事——虽然我还让她们做了那些收支平衡记录表，尤其是那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但是我还得重申一次，她们也没有责任打听我究竟在干什么。我是老板，指挥他们。
　　至于西蒙·琼斯，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像罗恩·贝克尔一样，他努力地相信我能赚到钱，因为这有助于他的声誉，也可以使他正在增加的权力得到巩固。但是，和詹姆士·巴克斯一样，他想使巴林银行新加坡分部从伦敦方面的控制中独立出来。他操纵着舵桨，他不能让任何人处于他的地位之上。这也是他让我摆脱查帐人员，并伪造查帐记录的原因。
　　我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又把它剪下来。我写下每天和我说过话的人——有布伦达·格伦哥、玛丽·华尔兹、罗恩·贝克尔、费南多、乔治·塞欧、林达、西蒙·琼斯。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努力使自己相信我真能赚钱。他们也想从我这里获得好处，并且以不同的方式给我施加压力去创造利润。
　　在巴林人士名字的圈外，我又写下了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及几家报纸的名称。他们本不应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会成功。实际上，他们应当客观地看待我的交易并识破它。我划掉了库珀斯，这是因为他被一个粗制的假传真骗了，那份传真上印有“尼克和丽莎”，是我从公寓里发出去的。现在他们全回去了，他们轻率地以为，既然花旗银行的文件表明有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资金流动，那就证明巴林银行财富又增加了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虽然这只是从巴林银行的一个帐户转入另一个帐户。
　　那些报纸又是一种格调，我正当红，市场走势好，我赚了很多钱。但我真不明白怎么会像骗别人一样骗过众多报纸，这一点艰难让我理解。
　　电话又响了。我很快地盘算着会是谁打来的电话，拿起了话筒——是玛丽·华尔兹。
　　“喂，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
　　“有一些麻烦。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刚来这儿，他们正在核对数目。”
　　“我挺同情你，”很显然，她并不在乎那几个人，他们太老了，根本不能和她雷厉风行的方式相比，“现在，罗恩和我很担心你交易的部位。它牵扯的资金太大了。布伦达告诉我巴林公司正在向日本借钱再给你转过去。人们开始议论这件事了。”
　　我说：“我将尽力做好。”
　　“尼克，罗恩也认为你得加倍努力了，时间不要拖的太久，这样更好一些。”
　　“好吧，玛丽。”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不要再去做场外交易（OTC）了，上次的事余波未平。”
　　“好吧，玛丽。”
　　“明天再和你联系。”
　　我放下电话。每次和玛丽谈话都差不多。她总要给我一些强硬的指示，我却总岔开话题，最后答应明天再接着谈。市场已经如此了，我不得不买时间。一天赚一千五百万英镑，十天就可以赚一亿五千万英镑了。到那时我就有可能摆脱困境了。
　　电话铃又响了，我这次得放松，玛丽已经被我应付过去了。这次是丽莎：“你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就结束了，”
　　“晚饭想吃什么？墨西哥菜还是自己炒菜？”
　　“我们就自己做菜吧！”
　　“好吧，我买了一些鸭肉、柠檬菜，还有一些可可奶。今天怎么样？”
　　“我想早些回家。”
　　“一会儿见，亲爱的。”
　　“我爱你。”她挂断电话时我又补充了一句。
　　我看了看那张纸上列出的被我骗过的人的名字。拿起来揉了一下扔进垃圾桶。还有丽莎她的名字没写上去。我爱她，愿意为她而死，但我不能告诉她真相。我们没有重提在爱尔兰时的争执。她一定纳闷我为何在家很安静，我为何这么胖而且指甲被咬得参差不齐。但她仍然照顾我，尽最大努力帮助我。
　　上帝呀，我肯定是个烦人的丈夫——又胖又没指甲。但她爱我——我却向她撒谎。任何有关我工作的话都是谎言。我不能告诉她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想让托尼·拉尔顿无法查出我秘密损失的钱数。我仍然装着很开心，装着工作要持续到春天。
　　但是，看起来可能要发生什么事了。
　　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不太妙。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拿起话筒。也许是罗恩。难道是他发现了有人伪造他的签名？
　　“尼克，你好吗？”听起来他挺客气的。
　　“有些麻烦，正在休息。”
　　“我不想谈OTC了，我想这事该过去了。我是要告诉你彼得·诺里斯和我同意你分一些红利。”
　　“有些什么不对头吗？”我尽量显得满怀期望，但我的心情沉重了许多。假如我无法挽回那些损失，则不能分得红利，反而得辞职。
　　“四十五万英镑。”罗恩说。
　　“太好了。”我说，“多谢，罗恩。”
　　又是一阵沉默。
　　罗恩接着说：“你现在一定要降低交易部位，目前你的资金要求太大，伦敦的老家伙们还在担心这事。”
　　“我将尽力而为，罗恩，市场也很紧。”
　　“你得想些别的办法。如果必要就削减其中一些份额。”
　　“明白了。”
　　“好吧，我会让你接着干下去。二月二十四日是分红日。”
　　“再见，罗恩。”
　　我离开办公室，恍恍惚惚地回了家。甚至丽莎在门口拥抱我、柠檬菜及可可奶的味道也没让我清醒。我并不因为分红而高兴，却害怕它的到来。二月二十四日分红，这意味着我剩下三周时间了。
　　二月七日，星期二至二月十二日，星期日我的日经期货量很大，JGB期货处于短头状态。我的资金特权已没钱用了，指数仿佛是极不乐意离开一万八千五百点。我完全忘记了其他客户，也忘了要从布伦达那里转帐资金的申请，只是一心一意关注着市常昨天我赚了一千五百万英镑，今天我还要赚这么多，乔治和马士兰已在大厅等我了。周围逐渐安静了下来，交易就要开始了。大贩那边已经安静地开盘了，SIMEX也想领先一步，铃声一响，开盘了。我点燃了一根烟，还没决定让乔治买进多少便抽完了半根烟。
　　“在五百一十上买进五百股。”
　　他很快买了五百股并示意已经填好了单子。但这并非好消息，市场连眼都不眨便吸收了这些买进，没有任何变化，仍停留在一万八千五百一十点上。
　　力塞尔拿起了几张客户订单，我离开那个期货厅，发现丹尼在JGB的摊位前。
　　“有什么行动？”
　　“不错，量很高，交易范围紧，势必会下滑。打个赌吧？”
　　我冲他笑了笑，摇了摇头。我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赌注。
　　JGB市场在一○八·五○和一○八·七五之间摆动。
　　JGB期货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期货合同之一。在SIMEX、JGB合同一个点的价值达五千日元（五十美元），而日经期货合同一个点只有二千五百日元（二十五美元）。如果指数从一○八·五○升至一○八·六○，那每份合同增值达五百美元。
　　我已经卖空了一万JGB合同，我的市场走势变化取决于指数上每一点的变化，每个点变化都会决定我输赢五百万美元的差别。指数在一天交易中上下移动四十点左右，也就是意味着我注视着两千万镑的起伏。JGB期货市场和日经期货一样需要相同的资金机制，但我更喜欢前者，因为它的流动性比后者更大。我在日经期货中部位太大，因此十分突出。市场开始对我的购进打折扣了，开始脱手这些合同，他们觉得我很快就得放开这些合同了，所以他们不想和我一起悬浮起来。
　　“我是JGB卖家，”我告诉丹尼，“我觉得大地震之后人们会更看好日经期货合同。”
　　“谁知道呢，”丹尼随口说，“也许你说得对，”我真想冲着他大喊，并坚持认为自己说得对。这是一套理论它应该有用。JGB看起来很贵，日经显得挺便宜。JGB应当下跌而日经应当上升。我拒绝承认我是在强迫自己相信这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得救。
　　那天我又卖空了另外许多JGB期货合同，而市场仍旧纹路不动。下午两点一刻铃声鸣起指示盘。那时我筋疲力荆情况照旧，我的部位没有变化，市场也没什么反应。
　　我和丹尼一起休息时。我说：“我想吃一些小饼干，再要一壶咖啡。”
　　“今天过得如何？”他问我。
　　“没什么可说的。”
　　“足球又有什么消息吗？”
　　“老天知道，我几乎没时间看。”
　　那天午饭我挺让丹尼扫兴，但假如他和丽莎比较一下我的样子，他们会发现我是在隐瞒一些事实。唯一的出路就是再做交易赚回那些损失的钱了。
　　在此后的三天里，我决定把交易量加倍。在星期三、四、五（二月十日），我又卖空了另外一万股JGB合同，使其总数量增至二万股。另外又买进了二万五千股日经期货合同，使其份额增至五万五千。这样的大数量是sIMEX交易史上前所未有的。所有交易都流入八八八八八帐号，我在支撑着下跌的日经市场，出售上升的JGB期货。我隐瞒八八八八八帐号上的交易，不让办公室其他人知道，我整个下午都在“费欧雷”喝咖啡、吃东西，也不给别人回电话。但筹资是隐瞒不住的，我给布伦达打电话，要求一天动用四千五百万美元，到二月十日（星期五）为止，我已经手了一亿美元的金额，另外还要三千万英镑、四千五百万美元。
　　“四千五百万？”她重复了一遍。
　　“对，SIMEX要求我们提前支付追加保证金通知，以支持所有客户的部位。市场变化太快，他们担心市场的稳定性。”我支支吾吾地说，“因此他们计算出我们的客户需要拿出四千五百万美元保证金。当然了，市场平稳后如期归还。”
　　“这么说这是个万不得已的救急措施了？”
　　“可以这么说。”我说，“但他们认为这是通行惯例。”
　　“其他人是不是都很不满呢？”
　　“不，大家一致认为要凑齐资金。”
　　“好吧，尼克，把申请寄过来，我让人把这事办妥。”
　　“多谢了，布伦达。”
　　刚放下电话，它又响了。我猜是玛丽·华尔兹，果真是她。
　　“你又申请筹资了？四千五百万美元？”
　　“我和布伦达解释过了，这是一个预付保证金的要求，你记不记得SIMEX在中国人过年前的那个月初也有过这样的要求呢？”
　　“记得。”她回答。
　　“那就好，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情况，这只是一个可收性平衡表，不会影响利润。”
　　“好吧。”听起来她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但是数量越来越大，这个星期你已经把一亿英镑转帐入巴林银行期货新加坡分部（BFS）。”
　　“我正努力降低份额，这么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的确是这样，但你还得努力。”
　　我购入份额并未躲过新闻界的注意，《日本经济新闻报》报纸的记者问我：“这件事你可否解释一下呢？”
　　“这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交易量大一些。”我回答。
　　“规模是很大，我是说巴林银行目前所处于的市场中，你们代表了大约五万个三月份的合同。”记者接着说。
　　“我们对此挺满意。”我一边回答一边打发他走。
　　罗恩·贝克尔却一点儿也不满意。
　　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套利计划，但别人在议论这事。尼克，真他妈的糟，巴塞尔的国际仲裁银行来电话询问巴林银行是否有能力支付保证金。这件事对我们的形象可不好呀。”
　　“我会减少份额，托尼·拉尔顿也在这儿，他正与花旗银行谈有关信用证的事，也在和sIMEX谈资金运作情况。”我回答他。
　　“好吧，先谈到这儿，我知道彼得·诺里斯下星期想和你谈谈。”他又对我说。
　　奇怪的是，虽然大家都明白资金数目很大，但他们对此反而不如以前数目小时担心了。说这事怪，还因为从二月中旬以来我吸收了五亿多英镑筹资，而已林银行全部的股份资金底额也只有四亿七千万英镑。 　　二月十三日，星期一 　　我讨厌星期一。周末使我从交易所的煎熬和对办公室秘密被揭穿的担心中暂时放松一下，它给了我两天安静的日子，办公室里没人，也没人拿起平衡单或给SIMEX的保证金单问我损失的款额到哪里去了。SIMEX也关了门，所以也不再给我保证金通知单了，我也不用再向布伦达要筹措资金。我可以和丽莎待在家里，或者划船去附近的小岛上看看，也可以去逛逛商店、买卷录影带。周末，我们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对夫妇，我们谈家常事、讨论去哪里吃饭、该买什么东西。星期天晚上我才又意识到得开始上班了，星期一是新一周的开始，我已经不再考虑什么时候会被抓住或怎么样逃跑了，我开始得过且过了。
　　市场收盘后，我返回办公室看了看交易记录。托尼·拉尔顿也在桌边看文件，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早些回到网球上去，因为他在那里唯一对我的威胁是高空后线抽球。他的电话响了，他便把听筒贴近耳朵，又看了我一眼，好像不想让我听到什么。见我在看他，他便笑了笑，用手示意过去要和我说话。
　　我强作笑脸，点点头走了过去。
　　他放下电话，慢慢地说：“尼克，西蒙给了我一封信，是SIMEX寄来的，”他冲我晃了一下信，“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明白他的意思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看着他手里SIMEX的来信，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感谢上帝，他自己并不明白自己的意思。
　　我同情地说：“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封信。”他递过信。这是一月十一日的信，没什么意义，我已和西蒙谈过这封信了，并给予了答复，是过去的事了。但白纸黑字写的八八八八八帐号却让我心里不安，我担心事情要败露了。即便是托尼·拉尔顿也不能让这样的信搁置起来。他应向托尼·霍斯汇报，托尼·霍斯再向伦敦的信贷委员会汇报此事，我极力回避的事要发生了。
　　说话时，我尽量用柔和的声调，显得放松而又满不在乎：“哦，这事我们办妥了。”
　　“这个帐号是怎么回事？八……八……八……八……八……。”
　　长期以来，我一直用“五八”指这个帐号，听他这么一说，我迟疑了一下才明白过来，马上就又有了回复的话。我意识到他只是在提一个问题，而不是指责我诈欺或和我争执。假如他是在发问，那他是得不到答案的。
　　我轻松地回答：“这是我们用于巩固的帐户，就像我们另你们所做的全额帐户汇报一样。”这都是瞎话，他不可能听懂。
　　我把手放在桌下，偷偷掐了一下自己的腿，才不致于为自己的愚蠢笑出声。我的解释根本不合理，但在当时脑中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解释。我绞尽脑汁使自己把住谈话上锋，以使他不再提出其他问题。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拿着这个干什么呢？”而他的嘴一开一合像一条金鱼。
　　他温和地解释道：“西蒙让我看一下，然后按照SIMEX的要求重新列一下这些数据表。”
　　我随手把信放在桌上，搁在他拿不到的地方。即使他想看也得让我递过去，我说：“别担心，这件事办好了。SIMEX对此很满意，对不起，我从没和西蒙说过信件事。”
　　托尼松了一口气说：“真的？”
　　“我会给西蒙打电话，告诉他事情办妥了，现在，还要做其他什么事呢？你查看一下那个自动订购系统了吗？”这件事根本不重要，我那么问他也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而已。
　　“看过了，”他警惕地回答，“我一会儿再去看，不过今天我一直在考虑sIMEX的这封信。”
　　我又用力掐了自己一下。托尼一天都在琢磨这封信。他已经知道他不能批准伦敦拨给我的资金，他明白平衡单有差错，那封信也提到了一个新帐号八八八八八，对于帐号没有解释，它交易额很大，吸收了几百万美元。但他还不明白这些事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他正看着我错误的根源。我对他点点头示意谈话结束了，事情也告一段落，他便起身回到自己的桌边。我把SIMEX的来信放进抽屉，不让他觉得可以轻易拿走它。我知道他不敢再去向西蒙要一份复印件。他吓坏了，我又拿起电话打给西蒙：“西蒙？我是尼克，托尼和我刚刚一起看了一下那封SIMEX来信，这件事情已经办妥了。”
　　“但是sIMEX那边怎么办？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挺放心的，我今天和他们说过这件事了。”我回答。
　　“好吧，再见。”说完，西蒙便挂上了电话。
　　没等我的电话再响，我便给史蒂弗打电话，约他去打拳击。我起身出门，像是要去小便的样子。后来又溜向电梯，按动了下降纽，一步跨电梯，庆幸自己又混过了一天。
　　二月十六日是星期四，彼得·诺里斯（巴林银行总执行官）途经新加坡时给我打电话：“尼克，我正在娄岗的老办公室里，你能过来吗？”
　　“当然了，我马上去找你。”
　　我推开椅子走向电梯，不知道自己正步入怎样的处境。也许他们发现了一切，因此诺里斯来这儿解雇我；也许他要出示那个人八八八八帐号并要我对此加以解释；也许他对平衡单有质疑；也许罗恩的假备忘录会在那里出现，他会让罗恩在电话里叫我解释这些；也许是库珀斯和林布莱德给他打过电话，也许是西蒙·琼斯给花旗银行打电话询问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事并被告知这些钱根本不存在。
　　我走出电梯，经过那些闪闪发光的奖牌，那都是巴林银行新加坡分公司荣获的。我去一家小店里要了一杯水喝，没喝完便跑到一个洗手间里呕吐了起来。我腹中空空——像往常一样，我早上只匆匆喝了一杯橘子汁。吐过之后，我强忍住喉中的东西，洗了一把脸又漱了漱口，抬头看见了镜中的自己。
　　我对自己说：“看上去太糟了，尼克。”
　　我又答道：“本来就感觉很糟。”
　　我几乎不认识镜中的那张脸了：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额头也在冒汗。我盯着自己的双眼心里却纳闷儿这怎么会是我呢。这不是我：不是那个深爱丽莎并于一个多风的春日在一个诺尔曼石教堂里与她结婚的尼克。当时她头披婚纱，清香四溢，教堂外人们正在欢笑嬉闹。我已不是那个带着丽莎去威尼斯度蜜月对她百般呵护的尼克，也不是那个年轻气盛并被委以重任建立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办公室的尼克，我也不再是那个有能力使这个办公室成为财源的尼克了。我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我整个人都替换了——只需要用勺子轻轻碰我一下，我便会马上惊叫并把秘密全抖落出来。
　　我试图笑笑，但觉得皮肤紧绷，快干裂了，嘴唇也不舒服。
　　我看起来像在大叫。我走进厨房喝了一口水，又沿着走廊走去，走过了那个研究部，这样可以避开西蒙·琼斯和詹姆士·巴克斯，他们都在这栋大楼的那边办公。
　　西奥岗是研究部主任，她的办公室玻璃墙正对着研究部。
　　我敲了敲门，彼得·诺里斯示意我进去，他正在打电话。我走进屋里，强装笑脸表示欢迎。他招呼我坐下，又放下电话。
　　“你好，尼克，我想再打个电话，你不介意吧？”他对我说。
　　“没关系”我说。我当然不介意，坐在那儿一小时听他打电话我也乐意。和他谈话或让他看着我说话让我有一种呈现原形的感觉。我也意识到，假如他正在给伦敦打电话，那就意味他也没什么大事要和我谈，我便坐在一旁等着他。二十分钟之后他才放下电话。其间，他一直扭头看着我，并向我示意马上就说完了，还表示他很反感那个打电话的人，我才是他要见的人，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心里说，说下去吧，别停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又熬过一个小时了，但他最终还是放下了电话。
　　他对我说：“真对不起，尼克，你最近怎么样？”
　　还没容得我回话，他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又是五分钟的谈话，好极了！我看了看手表。见我这么做，他便放下电话说：“我知道你挺忙，不过我只想打听一下市场的近况。”
　　我回答：“一直停留在一万八千与一万八千三百点之间，略有波动，但大地震之后很快平稳了。”
　　“真有意思，这些风波怎么会这么快就过去呢？当时八七年十月经济大崩溃的损失在年底之前全都恢复了。”
　　我等着他往下说，自己却没开口。假如他的问题就这么多，那简直太好了，令人有些不敢相信。
　　“你负责的那些部位怎么样？还满意吗？”
　　我不知道是否该告诉他我刚在洗手间呕吐的经历，当时我嘴里仍残留着几丝苦涩。我担心自己会马上就瘫在地毯上告诉他不管刚才的话有多要紧都不及我的事重要。但我没那么做，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是放心了。大多数合同是三月份的，因此如果在现在的市场上卖不出去，我就到期再办吧。”
　　“很好，听起来不错，筹资的事让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
　　彼得·诺里斯说。
　　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我便等了一会儿。
　　彼得对着话筒说：“稍等一下，”他捂上话筒转身说：“你现在该走了吧，咱们回头再谈。你今天晚上有空吧？”
　　他想请我去马球俱乐部吃晚饭。本来西蒙·琼斯没请我去还有些让我生气，但想到那是个十分乏味的夜晚，我便有些高兴了。
　　我起身朝他点了点头，说：“好吧，再见。”
　　“好吧。”他说。
　　我回到电梯里，很高兴地按下了十四楼的指示键。返回办公室，我看了一下贴在电脑荧幕上的3M黄色留言单：还是些旧名字，布伦达·格伦哥、玛丽，华尔兹、费南多、丽莎。
　　我问尼莎：“sIMEX要求追加保证金的数目是多少？”
　　“四千八百万美元。”
　　“你能用五十比五十的分类帐把这个数目传真给布伦达吗？”
　　“没问题。”
　　“对了，按六十比四十分类帐做吧，昨天已经做过五十比五十的帐了。”
　　“可以。”尼莎转身去电脑那边输入现金汇划申请单。
　　“另外，你可以给玛丽·华尔兹和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告诉她们我和彼得。诺里斯在一起吗？”我又对她说。
　　我打电话给丽莎，告诉她我晚上要赴宴去，而且和史蒂弗也安排好了活动。我告诉他我随后去接她。在这一阵飞快忙碌中，我觉得头晕，也没给布伦达和玛丽回电话，逞自离开了办公室，想让大家知道我正和彼得·诺里斯在一起，这样她们会觉得一切正常，因为彼得是最好的证据了。
　　我一拳击中他的脸部一砰！托尼·拉尔顿倒下去了，他的头像甜瓜一样裂开了缝；接着是罗恩。贝克尔——脚踢拳打，砰！又死了；彼得·诺里斯，砰！砰！他跟踉跄跄靠在绳围上，鼻梁断裂，血顺着绿色领带往下淌；往下是托尼·霍斯——砰！我一下结束了他；西蒙，琼斯——打、打、打、踢、踢、踢、左、右、上、下，他的下额被打歪了，牙齿像珠子般抖落在地，他仰面朝天倒了下去。我止住了手脚，喘着粗气，浑身是汗。沙袋在我面前旋转不止，令我目眩，我胸口一起一伏。还有一群人要对付，他们把我挤出了市场，是混帐东西。那一大帮中国人，短头发、戴着眼镜、穿着红前克。我冲向他们左右出击，还用上了双脚，拼命地踢沙袋下端。我的头在旋转，停下来绝望地喘着气，汗水刺得双眼发痛。但沙袋丝毫无损，仍然光滑平整，缓缓地转动，等着进攻。我绝望了，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沙袋无动于衷，任凭人们再次来发泄，它毫不介意，可以接受一切。拳击的人们来了又去了，它仍旧挂在那儿，圆鼓鼓的，充满诱惑。我对它构不成任何伤害，却只能毁了自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我驱车驶去，途经詹姆斯士·克斯盖在路边的家，那是一幢很大的别墅。我心里极不情愿去吃这顿晚饭。早在别人议论赴宴人时我便知道此事，当时没请我去，觉得受了冷落但心里又挺高兴的。但我成了最后一个受邀的客人，心里很生气，一方面是因为这么长时间没人理会我，另一方面因为又得浪费许多时间，开销还得记入巴林银行帐户，我转入托马斯大道，穿过新加坡马球俱乐部大门。这是本地最奢华的一家俱乐部——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一套的话。很显然，我到的最晚，里边早已停靠了一长排很豪华的小汽车，包括积架车和宾士车。
　　我在最末端停车，心里想，这些车一生就是在新加坡的公路上吞噬汽油。
　　我沿着台阶上行，闻到一股味道，那是玩马球用的小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它们正待在旁边的马厩里。我加入到巴林银行的一伙客人中，站在吧台旁边。一群彼得·诺里斯的崇拜者正围着他听他说笑话，他们点头哈腰，并随声附合着，彼得高谈阔论亚洲形势及世界动态；另外还有一群人围着詹姆士·巴克斯谈话。大厅里满是巴林银行在各地有头有脸的人们，亚洲各地重要巴林人士全到齐了，其中有西蒙·琼斯的小组里一颗新星——汤姆享斯特。我喝了几杯啤酒，希望自己能烂醉，但又想到还得开车回去，而且别人也不会像我一样喝。我放眼望去，外面是一大片平整的马球场地，心里想，这也许是全新加坡最大的一片未经人工灯光覆盖的场地了吧！
　　“尼克。”
　　我一转身发现西蒙·琼斯正站在我身边。
　　“那些查帐人员怎么样？”
　　“我想我们已经摆脱掉这些人了，真不容易。”
　　我毫无谈话的兴致，点点头便走开了。但随后看见詹姆士·巴克斯向我示意，便和他一起走向餐厅，不过没有去主饭厅，而是在一个阳台上停了下来，那上面有一张桌子，上面点着小蜡烛，要是换个人，这场面简真算得上浪漫了。我跟着别人往前走，他们都争着找最佳座位。我坐在一张靠后的椅子上，远离彼得·诺里斯和詹姆士·巴克斯。话题无非是马球比赛以及所用的小马及养马的费用。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只是低头看菜单。侍者过来纪录客人点的酒水时，没人要，我也一样，希望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周围的人都在说话，我却盯着桌上摇曳不定的漂亮的烛光发呆，心里一直在琢磨着那笔八八八八八帐号的部位。假如那些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就不会这样快活地品尝牛排和龙虾了，他们一定会被这些美味噎祝在过去的两周里，我的损失骤然剧增。我几乎不愿意再去拿起那个八八八八八交易部位的打字结果，我真不想和它有任何牵扯，也不想在那上面留下我的指纹。损失从几千猛涨到了几亿的的数目。
　　邻座的卡尔总想和我谈市场的事，但我很快搪塞了过去。
　　我一直低着头，静静吃东西，盼着早点儿走，幸亏罗恩·贝克尔不在场，否则他早就站起来大肆炫耀我们是如何的成功了。
　　彼得·诺里斯一直在那边聊天，并不时地看看手表，大家都知道他要搭乘晚上的飞机回伦敦了。他又一次看手表时，和詹姆士·巴克斯耳语了几句，然后起身要走，我很高兴。他向我们挥了挥手，像皇室成员要告别一样，詹姆士·巴克斯把他送到俱乐部门口，他的司机正在那儿等他。他终于走了，令我高兴的是他来一趟却没发现我的秘密，但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极妙的保护桑有谁再向我打听什么，我就可以说我和彼得·诺里斯都谈过了，也可以说我们俩在一起，他什么都清楚，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疑心了。他现走了，又少了一道屏障。我们返回酒吧，却没有再拿酒杯，桌上一片狼藉，侍者们吹熄了蜡烛，开始收拾桌子。晚会终于结束了。 　　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一阵狂怒中，我离开巴林银行的摊位走到日经交易场地那边去，责骂乔治也没用。他在这个市场里也是乱撞，没人会注意他。他剪了一个滑稽的发型，看上去很傻，别人怎么会把他当回事呢？市场跌破了一万八千点，它需要往上走，需要更多的买进。我从口袋里拿出交易单，站在乔治身边，低头看着他，又看了看身边无数张面孔，他们全都是卖主。我要把他们全买下来。他们是一群盲动的家伙。马克是怎么称呼他们来着？没骨头的家伙。他们是一群渣滓废物，他们挡着我的路。
　　“九百五十买进一百股！”我冲着他们大喊，伸出双手朝他们挥动。砰、砰、砰，我又买了四份二十五股的合同，很快填好了表，市场却仍在下跌。
　　“九百五十九再买一百股。”
　　我的嗓门更高了，我又买了两份五十股，并填上表。
　　市场又跌了十点，交易者早忘了我是谁，他们越卖越多。
　　我明白他们知道我买进了很多，有很长很长的的股，他们知道我不得不适时降低交易规模。但我要向他们证实我在大阪曾胜利过，而且我买长位是为了平衡帐位。
　　我又大喊：“九百四十点买进一千！”全然不顾静静地站在一边旁观的乔治，我买下了整个市常哈！这回时间长了一些，我现在令他们产生了疑心。当他们吞并这些合同时迟疑了，继而我又买下一些地方合同，并转向一些大户。摩根史坦力和挪姆拉。
　　“九百四十点买五百股。”我的声音有些撕裂了。我这次改变了买股方法，市场上升了五点。姆拉卖给我一百股，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
　　“九百六十点买五百股。”
　　我又从挪姆拉那儿买了一百股，但摩根史坦力对此不感兴趣了。
　　我冲着乔治大喊：“来呀，乔治，把这个混帐市场抬上去！”
　　“九百七十点买进五百股。”乔治也在我旁边大喊着。我们都在叫价，嗓门很大。市场被抬了上去。我们向任何卖主进攻，不仅是从他们那儿买股，而且是迅速地买，不给他们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应接不暇，来不及证实我们出的价格，我们便买下了合同。我数不清买了多少份，真是疯狂了！我完全昏了头，在市场里乱转，大声叫喊，打手势，迷迷糊糊地觉得乔治很安静，好像是力塞尔在那边把单子传给马士兰，都是卖单，他一边整理单据一边向乔治询问，不让他多买了。
　　“我买五百份！”我喊的肺都快炸了，一心想抬起市常它一点一点地升上了一万八千点。
　　我离开市场，看了看头上的盘面，又回到巴林交易摊位边，从柜台上拿起一瓶水，喝了几口，又往头上浇了一些，双手插在头发里。
　　“尼克！”托尼·拉尔顿像个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他妈的，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你好！”
　　“尼克，我必须得和你一起讨论一下这些帐目了！”
　　“好吧！”我一边搓着头一边回答他。我发现市场又跌破了一万八千点。
　　“等一下我就来。”我一边说着一边急步返回交易场地，心里很生气。
　　我大叫道：“九百七十买五百份，九百七十买五百份！”
　　我买到几个出售的合同，又把市场往上抬了一下但它升到一万八千零五十点后又回来了。我看见托尼站在巴林银行的摊位边。滚他的吧！随他在那儿站着吧。我大骂脏话，双手挥动，还大声叫喊：“五十买五百份，五十买五百份！”实际上我比另一个买主买进的少，所以也没人挤我出去，但我可以一天，都站在那儿大声叫喊，任凭托尼·拉尔顿像个废物一样站在摊位那边。
　　“五十买五百份！”我仍旧在大喊，直到听见另外几个人也和我一样喊。“五十”很快变成了一个中间价位，每个人都叫着“五十”比划着“五十”。到处是人们五个手指。真是个奇迹！他们几乎全在替我叫价。我突然很激动，明白了“替我叫价”的意义。他们都在那儿，交易场地中所有穿红夹克的人其实全在为我叫价。全世界各地的交易人都会把这个消息传给接线员，接线员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客户：有人在极力支撑着一万八千点，市场不会跌破这个水平线。假如真能调动起人们的信心，市场也许真的会处于一万八千点之上。对市场的信心是永恒的，而且信心就来自于我本人。
　　我蹒跚着走出交易场地，托尼·拉尔顿早就无影无踪了。
　　他留了一张条子，要我在办公室等他谈话。我走出交易大厅，直奔那个“费欧雷”酒吧。没有人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可以在那里一直待到六点钟，直到不得不回办公室给伦敦打电话申请筹资。其实，今天有一些资金已经来了，因为市场在跟我走。我从口袋里掏出交易单，仔细地看着。总共买进一万五千个日经期货合同。我凭脑子算不出这些数目，但市场坚挺了一些，我在sIMEX其他部位中赚了一些钱。但我交纳今天的追加保证金。也许我不会太远离平衡点的。这倒也让人放心。虽然我由于把这些期货全买进大大增加了差额，但我又能再混一天了。假如我没买这些合同，市场也许会跌破一万七千五百点，那样不可能再给布伦达去电话了——我得再申请两亿美元，然后我们一起化作青烟升天去，按照现在的状况，我不用向她汇报购买情况，不用向她要钱，也许不用偿还借的钱，我还可以度过这个周末了。我也不会和玛丽。华尔兹或罗恩·贝克尔谈这件事。
　　把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后，我觉得血液在流动了，有些温暖的感觉。我能应付得了这些下星期此时就是分红的时间了，其后第二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是我的生日，我只有一周的时间了。第九章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我梦见自己躺在SIMEX交易大厅的正中央。四周像往常一样纷繁喧闹，人们的喊声、叫声一片。大家在打着手势，随着日经期货值的起伏不定调整着交易，但当我看到那些人的脸时，惊恐发现他们全变成了狼或猎狗的样子。他们全穿着轻而巨薄的交易外套，色彩鲜艳，他们的脖子很粗，上边长满了毛，他们张着口，是血盆大口。
　　我的视线轻移，往自己的身上看。我躺在日经交易场地正中央。我活着，四处张望。突然，一只猎狗冲上来，咬住了我的后背，它把我身上的一块肉咬了下来，回到那群动物中，随后一阵大乱，它们争抢着这块肉。后来，又有一个动物窜了上来，随即我便发现交易大厅中所有的狗都在咬我，开始把我撕成了碎片，我却还没死，在它们进攻下渐渐无力了。他们的进攻仍然没有停止，一直到我看见自己身上的白骨在灯下泛光。
　　我大叫道：“我不是死人，你们只应该吃死人的肉！”
　　然而，他们不听，仍不停地咬我，撕扯着我。后来出现了第二市场，它们要在这些肉烂掉之前进行交易，确定它的期货价位，其他一些交易员也来购买份额要分享这些肉。
　　“市场的力量！”有人在我耳边小声低语，我发现是罗恩·贝克尔，“下星期我们需要另外两百万英镑利润，不要和我谈‘如果’或者是‘但是’。”
　　“其实赚钱并不太难。”这时，又有人插话，是彼得·巴林。
　　美美大叫：“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
　　詹姆士·巴克斯说：“小问题，小问题。”就在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却变了，刚刚还是“小问题，小问题。”一会儿又变成了“是个女孩儿，是个女孩儿。”我看见丽莎正在哄我们的小孩儿，孩子在哭，丽莎看上去很自豪，我不在她身边。环视四周，我看见的一切就是我的蓝黄色外套扔在空荡荡的交易大厅里。
　　丽莎抽泣着说：“是个女孩儿，是女孩儿！”
　　詹姆士·巴克斯又大叫：“是个小麻烦！”
　　丽莎又抽泣着说：“尼克在哪儿？让他来！”
　　乔治·塞欧跑到蓝黄外套前把它捡起来，但是外套下他只发现了我伸展开的尸骨架。丽莎抬起头来大声尖叫，她怀中的婴儿早不见了，那里只剩下一小滩血迹，把白色的细纹包裹布染成了深红色。
　　星期一星期二的市场很安静，由于上周我买进了这么多日经期货，所以产生了一个液态挤压，市场走上到一万八千四百左右。我没再做什么交易，只是坐在八八八八八帐户旁也看着它随着市场上升。我真希望它升的更高一些——再涨五百点就会使我摆脱危险。但它死缠着一万八千四百水准再也不动了。另一方面，我的JGB期货却因为指数队一百零九升至一百一十而赔了一些钱。我怀疑我是赔进去大约三千万镑，但我大害怕了，不敢看结果。不管怎么样，现在是中旬，我也不必马上做什么。事实上，假如二月二十四日之前我便有个结果，我也就不用再去等下一个月末了。我下午又待在里边，五点钟返回办公室。
　　“喂，尼克，我是托尼·拉尔顿。我可以下去和你谈一会儿吗？”
　　糟糕，我会被当场抓获的。我想尽办法才把他送上二十四楼去花几天时间调查自动交易汇报情况，那纯属浪费时间，但目的无非是把他支开，不让他偷听到我的谈话。
　　“好吧，下来吧！”
　　我纳闷他发现了什么。被我欺骗的人的名单太长了，我快记不下来了，干的事情了大多。也许是平衡单，或是花旗银行帐户，或是八八八八八帐户。我等着他。
　　“喂，怎么样？”
　　他回答：“还可以。”看起来他的确晒得黑了些。
　　“二月份离开伦敦一定不错吧。”
　　他回答：“的确很好。”
　　我高兴地发现他手里并没有拿什么文件。凡是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灾难。
　　“我只想告诉你已经整理好和sIMEX之间的信贷线路。”他说，“布伦达·格伦哥可以直接从花旗银行调动高达五千万美元的资金，而SIMEX又可以利用这些资金。”
　　“很好。”
　　“不错，这样一来远在伦敦的布伦达可以省很大的负担。”
　　“其他事情怎么样？”
　　“哎，现在我正需要分析所有客户的交易状况。”
　　我真想说——从已经公布的SIMEX交易表那里打一份出来，那上面什么都有，sIMEX比托尼更了解巴林银行的交易状况。
　　“我正在办这件事，托尼，我答应如果可能我会送给你一些资料。”
　　“多谢，另外一件事是你去年十二月份所做的场外交易（OTC），那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事。你有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文件吗？我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审核，再向伦敦汇报此事。”
　　我说：“库珀斯那儿什么都有，我把这些东西全给了美美。”
　　“好吧，那我只好去找她要了。”
　　“还有别的事吗？”我直直地看着荧幕上的3M黄色留言条。
　　“没有了。噢，你知道他们现在还在开一个董事会吧？”
　　“在这里吗？”
　　“不，一个挺大的董事会，在伦敦。星期五是分红日，他们正要为此达成协议。我估计彼得·巴林能得到一百万英镑。”
　　“幸运的老家伙！”
　　“是个好人，”托尼回答，“你知道他总是乘地铁去上班吗？”
　　我开玩笑：“该死的吝啬鬼！”
　　“我猜塔基和诺里斯每人也会分一百万英镑。”
　　我不愿意坐在这儿，听着别人的红利自己流口水。我希望电话赶紧响。
　　我问：“你要搬过来长住吗？”
　　“是的，我希望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弄那些包裹，另外还有一些纳税方面的麻烦事。”
　　“很容易。”我告诉他，“伦敦那边应该可以帮你一把。”
　　“房屋津贴怎么样？”托尼问我，“那是不是也要报税？他们给我多少？”
　　我又看了一下电话。可邻的老托尼正想打听他的薪水。其实我很快会告诉他福利方面的事。电话终于响了起来。是丹尼。我把听筒贴紧耳朵，不至于让托尼听见谈话。
　　我说：“真的吗？”
　　他回答：“尼克，来跟我喝一杯吧。”
　　“什么，马上吗？”
　　“对呀，这些家伙都被干掉了！”
　　“有结算问题？”
　　“狗屁问题，过来吧。”
　　“你在SIMEX吗？”
　　“SIMEX？你他妈的在瞎扯什么？”
　　“我马上就来。”
　　“你快点儿。”
　　我放下电话对托尼说：“对不起，托尼，票据有一些问题，乔治在sIMEX。”
　　“没关系，明天见。”
　　说完后，我便朝SIMEX方向走去，在“费欧雷”酒吧碰见了丹尼。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第一批飞机抵达樟宜机场时，我没睡着。飞机在低鸣、高叫，它们的发动机在放气，我觉得该是早上四点半了。听到凌晨的飞机响总是一个坏迹象，尤其是当你半夜两点还没有入睡的时候。后来，我又倾听着汽车声。外面交通在四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始繁忙起来了，夹杂在车辆的嘈杂声中我听到树上的鸟叫声。我总是觉得惊讶，那些鸟怎么会知道黎明要来了，它们四周整夜都是高悬的路灯却不改变它们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它们能透过橘黄色的天空察觉到天将放亮，并放声欢歌。
　　我在远离大自然的生活中，先是待在装有空调并灯光辉煌的交易大厅里，再去昏黄暗淡的“费欧雷”酒吧去休息放松，晚上在床上感受着自己的心跳，在这种生活中，清晨的鸟叫是唯一自然的东西了。鸟儿鸣叫声很清细，有时也嚎亮地回响在城市上空，但不久之后，这声音就被淹没在喧闹的车辆声中，被强烈的阳光照得软弱无力了。
　　我起来刮脸，尽量不看镜子里反照的自己，我很羡慕鸟儿们，因为对它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日子。它们的大脑很小，像金鱼的一样，永远只对鱼缸里单一的生活轨迹感兴趣，每一个黎明令它们惊喜万分，因为它们的生活又开始了。但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不断加剧的恶梦，它们吞噬着我。我和那些损失额奋斗至今，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我只能支撑到周未了。我必须采取些什么行动。我憎恨每一个黎明。
　　我在镜子前打好领带，却无心欣赏自己。这样穿衣服很奇怪——根本不看镜子里的人，不正视自己的眼睛，也不对自己微笑。那个人满身麻烦，我可不想牵扯进去。
　　市场又悄悄地开盘了。整整一个上午，我腹中空空，口里嚼着口香糖坐在那里，注视着市场在一万八千四百点上下浮动。我急切地想让它升至一万八千八百点。只要我有充足的时间，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十点钟时，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交易大厅去休息，喝了一肚子浓咖啡。
　　我很快就发现市场又暴跌了。大厅里十分嘈杂，人们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都忙于自己的交易，但是已没人和他们进行交易了，越来越重的失望感与恐慌使得声音变得尖如钢刃一般，这已不是正常人的声音了。我集中精神走向巴林银行交易摊位。谁也没空儿冲我笑笑或招招手，我觉得头晕、恍惚，仿佛自己离这一切很遥远。
　　市场又跌破了一万八千一百点，远低于一万八千二百点，现在又跌到了一万八千点，我至少要有三千万美元才能付清八八八八八帐户每天的追加保证金。
　　星期三下午我没进行任何交易，我一直都坐在那里，注视着市场，并极力回想假如当初我恪守自己的套做工作今天该会是怎样的情景：这样一天的时间里我会赚大把大把的钞票，我进进出出，冲着交易员大叫大嚷，给费南多打电话，一下午都赚钱，费南多很想做这方面交易，但我不感兴趣，故而告诉他价格时力图打消他的积极性，他也就再没努力。
　　回到办公室后，我让林达给布伦达发传真再要三千万美元的资金，然后又给史蒂弗打电话约他去打拳击。我知道布伦达会来电话让我解释为什么又要三千万美元，所以故意躲开她。庆幸的是罗恩·贝克尔正在度假，所以布伦达无法再去和他核对了。那天我早早离开了办公室，躲开了西蒙·琼斯、托尼·拉尔顿以及所有的报纸媒体。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我没有告诉丽莎出了什么问题。我镇静地穿好衣服准备上班，仿佛平常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向我述说着星期六我生日那天的安排，我边听边点头：我们俩要和另外四五个朋友一起去一个意大利餐厅。她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是专注地祈祷着市场会在早上反弹。丽莎开车把我送到迪利法兰斯，我和丹尼一起喝了些橘子汁，又买了一些巧克力蛋饼，我发现自己那份上印有企鹅图案。
　　“嘿，你可真幸运，这些东西现在可少见。”丹尼冲着我说。
　　我们拍了一下手掌便走向SIMEX的电梯。铃响过后，交易又开始了，市场很快又开始下滑，我这回等了等，没有买进，也没卖出，十分绝望。市场毫不停歇地落了五百个点数。看起来没人对此过份担忧。日经指数跌至一万七千点，我又抽了半根烟，舌头上留有一股令人反胃的甜味，混杂着喉咙里的苦涩。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无奈，觉得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我走到摊位，坐在乔治的位子上，开始大声叫喊，我有太多的话要喊，我拼命地大叫。我开始瞄准大厅里的交易大户，全然不顾那些想拖我后腿的当地交易员。我盯着那些大户大叫，也许他们会把消息传回伦敦或东京，告诉他们的老板日经指数再次反弹，让他们最好别错失良机。
　　交易单一直向我涌过来，我晃动着身体，点着头，伸出双手要把市场的重量扛在自己的双肩上。假如市场不变也许我一份合同也卖不出去。我知道自己在罗恩·贝克尔面前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也无视玛丽·华尔兹的卖掉一些份额降低部位的指示，但是市场在毫无理由地下跌，我是唯一支撑它的人。
　　买进了大约三千股合同之后，我离开了日经交易场地走到JGB交易场地内。那里的情形正好反映出日经期货的状况——它的指数正在无法控制地上升，已经升了二十点。我的缺位太大，以至于每升十点我都损失八百万英镑，我已经损失了一千六百万英镑。我狼狈走回日经交易场地，抬头看了看交易显示荧幕：每下跌一百点我都损失两千万英镑，甚至当我看着那些数字变动的一刹那间，指数又下跌了五十点，我又损失了一千万英镑。而且日经一开盘就已经下跌了五十点，今天是这一年中最糟的一天，看起来市场好像会跌落四百多点。把我在日经和JGB两边的损失加在一起，今天我已经损失了四千万英镑，而我还没来得及抽第三根烟。
　　我又返回JGB场地，主要是为了避开什么。在sIMEX大厅里我觉得更安全一些，觉得在那里就没人能抓住我，感觉就像亚瑟。刘易斯当时来进行内部查帐一样，大厅里十分繁忙，人山人海，我可以避开任何令我厌烦的人，而且除此之外、什么事情也有可能发生。也许就在交易所铃声响起之前，市场会突然暴涨或是崩溃。我没准备绝处逢生。我低头看了一下时间：上午十二点十五分。
　　我又溜回日经大厅，半路上拿了一把糖。日经指数还在下跌，我怀疑那些人是否在合伙整我要把我赶出市常指数下跌了三百多点，人们仍在忙碌着，我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些红夹克。我不想再干了。站在交易大厅一边，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幽灵一般。我想从这繁忙之中退脱出来，我找了个厕所蹲在里边，觉得胃在翻腾，嘴里满是吃过糖后胃里吐出来的水。
　　再过四十五分钟，人们都将离开交易大厅，我到时将无处藏身。明天是星期五，是分红日，后天就是星期六，我的生日。
　　那时我将不得不离开新加坡了。
　　我伏在一张桌子上，看了看荧幕。对于局外人来说，我是尼克·李森，一个交易界的超级明星，可以左右日经市场，是可与当地大人物一赌的人物。其他内行人则会纳闷儿我在打什么算盘：我是不是在玩弄一个人维空间选择性套做方法，从尼日利亚铜价中获利，却又扼制芝加哥的花生价格？开什么玩笑！我甚至没有能力弄顺日经市场的交易，它早已迫使我破产了。不，我正伏身看着荧幕上星期六的足球比赛，想忘掉一个事实：我损失了几亿英镑，也无计可施了。
　　在最后的半小时里，市场还是跌破了一万七千八百点，又接连跌了三百点。我再次返回大厅，买了一千股期货来支撑市常铃声响起来时，我正做着逃跑的打算——我只是人群中的一员，也没人会认为我有其他举措。我却早把自己毁了。我费力地离开交易大厅，冲着那些挤在我前面的人笑了笑，他们都满头大汗，咧着嘴笑，看上去像是刚刚从舞厅里走出来一样。我知道自己得逃走了。我不知道剩下的几个小时我将往坡。
　　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日经期货市场下跌了三百三十点，在此期间我只使它回升了一两次，但我基本上已无回天之力了。它还会再跌，我现在怕得要命，我得赶快离开这儿，我不清楚确切数目上多少，但我明白这些数字大得惊人。我咬着嘴唇盘算着还得经过的几道关口：我得回办公室去见西蒙·琼斯或托尼·拉尔顿；我得再向布伦达申请大约四千万美元的现金转帐来追加保证金；周末托尼·霍斯又会返回新加坡；明天是分红日，后天是我的生日。老天知道SIMEX会做些什么。在市场下跌了三百多点的情况下，我任何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我不希望被人抓住，因此，我决定现在逃走，然后再过生日。
　　“尼克，我们要逃走了。”乔治对我大喊，“丹尼一会儿就来，你呢？”
　　逃走！当然我也得逃走了。
　　我笑了笑，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就来！”
　　在新加坡，能躲清静的地方只有灯红酒绿的酒吧间。坐在酒吧间里，你能看见窗外的一切，但却没人看得见你，我可以在这个绝妙的地方待上三四个小时，好好想想我得做些什么。
　　我们坐在角落里，我先要了啤酒，后来又换成了可口可乐。我得仔细地想一想。伦敦仍然在忙碌，我知道当他们发现我JGB的部位时，肯定会把它们往外放；我也知道三月份合同的流动性是很低的，假如他们不得不赶来买JGB合同解决现金结帐并迅速交帐，那他们就得动大手笔了，如果他们更多一点儿的时间放出空头部份，那么情况会好得多。倘若我能把部位从三月份坚持到六月份，那对巴林公司来说也许事情会更容易办一些。
　　我拿出行动电话打给威路，他是伦敦杜里特的JGB交易员。
　　“威路，我是尼克。JGB今天的走势怎么样？”
　　“等一下，我把它们调出来。你这星期对它们十分感兴趣吧。你买了大约五千股，对吗？”
　　“别谈这些了。我三月份的部位很差，我想坚持到六月份。”
　　“走势是这样的；出价九十二，要价九十五。”“好，听着，威路，我出价九十三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假如情况没有变化，仅管买进。”
　　“没问题。”听得出来，威路在竭力控制自己的喜悦心情，他有可能赚大笔佣金。我希望巴林银行会付帐，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就在我听着威路“筐铛”一声挂断电话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我不应该再做任何安排了。本应由巴林银行的其成员来放出这个部位，也许应该是费南多来干这件事。
　　“你到底要多少？”威路又打电话问我。
　　“不停地买。”我说，“一直买下去，你永远也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他肯定认为在开玩笑。
　　“别这样，尼克。”
　　“买进二千股后你打我的行动电话，到时候再说吧。”
　　我挂断电话，喝了口可乐。
　　“你在伦敦有什么事？”丹尼问我。
　　“我想摆脱三月份的差价。”
　　“我也得这么做。”丹尼说，“罗杰一星期以来一直逼我快点儿行动。该死的市场这周一直上涨，我没有机会了。”
　　“好啦。”我说，“我得回办公室了。”我喝完冰凉的可乐，推开杯子，我得再去面对托尼·雷尔顿和西蒙·琼斯。老天知道我如何筹集明天的资金。此刻，SIMEX肯定正在计算我今天又损失了多少钱，并正准备要求我追加每日的保证金。数目将是巨大的。
　　回到办公室，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姑娘们正忙着各自的事，电话铃响着，我也没看见托尼·雷尔顿。情况令人乐观。我看了看我荧幕上的黄色留言单，上面还是些老名字：玛丽·华尔兹、史蒂弗、布伦达·格伦哥、西蒙·琼斯、它们像一张无形的网，我就是死了入地狱，这些名字也会和我的名字纠缠在一起，而且它们后边还会有更大的名字：詹姆士·巴斯、罗恩·贝克尔、托尼·霍斯、彼得·诺里斯，尽管没写出来，但永远存在。我刚刚坐下，日经期货市场便来电话，想要知道我如何处置自己的部位——记者称之为“巴林突起”。我还没来得及把他打发完放下电话，办公室里又有两部电话响起来了。两个姑娘拿起电话问道：“纽约道琼吗？”
　　“布伦达·格伦哥吗？”
　　我摇摇头，打开紧锁的抽屉。在那一堆用来伪造六十七亿八千万日元应收票据的剪刀和浆糊中间，我找到了八八八八八帐户的记录，我划下了今天的交易，看了看数额：今天日本经济市场收盘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我在日经期货市场上长出六万一千零三十九股合同，在JGB上短了二万六千股合同，欧洲货币和日经特权混合在一起算，彻底完了。我不敢去想究竟损失了多少钱。这一个月以来，这些数字一涨再涨，但我却一再逃避。
　　我迅速转过身去，把手里的东西一把收拾了起来。是托尼·雷尔顿。我冲他笑了笑，指了指一把椅子。令我欣慰的是他手里空空，一张纸片也没有，很显然他仍然没发现什么。
　　“托尼，今天怎么样？市场怎么样？还好吗？”
　　“挺好，尼克，挺好，市场怎么样？”
　　“棒极了。”我冲他笑笑，明确地告诉他我赚了很多钱。
　　“我今天一直到处找你。”
　　“对不起，那里乱糟糟的。”我点点头，让他说下去。
　　“看起来是如此。”，他满意地笑了。“尼克，我和西蒙谈到了平衡单上的那个缺口——打扰你真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想和你今天下午开个会，可以吗？另外，你知道，詹姆士星期六也要开会。”
　　“老天！”我靠在椅子说，“唉呀，星期六不行，我是说星期六是我的生日，丽莎和我要庆祝一下，星期日可以，但星期六不行。当然，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咱们可以再碰面。丽莎刚刚打来电话说她病了，我得先回去看看她怎么了。下午四点半我回来找你，好吗？”
　　“多谢，尼克。”托尼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看起来很自豪，因为他终于召集了一次会议。
　　门开了，西蒙·琼斯走了进来，这可是新鲜事，我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尼克。”他轻松地说，“我们正在审查平衡单，但有些不太明白，讨厌的托尼·霍斯这周末要来，我们最好在星期日之前把事情办妥。”
　　我装出一副笑脸，“没问题，可以办好。实际上，托尼刚刚让我下午四点半开个会，咱们为什么不全都一起办了呢？”
　　“你真了不起。”西蒙说完又转身去和托尼聊天了。
　　我回到办公桌边，已经快四点了。我只剩下几分钟了，得赶紧脱身。我推回椅子直奔门口。
　　“回头见！”我漫无目的地向人道别，“我很快就回来！”
　　我走出门，按下了电梯开关。我本想迅速跑下电梯，但电梯门开了，我便很快地溜了进去。电梯里没人，我把头靠在明镜般的墙上，闭上了双眼，然后我睁开眼睛，擦去墙上凝结的雾气，拿出行动电话给丽莎打电话。
　　“喂，你好吗？”
　　“我开车过去接你，我得跟你讨论一件事。”
　　“你没事吧？”
　　这是一个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的问题。
　　“没享，我很好，五分钟之后我可以接你吗？你在楼下等我好吗？”
　　“好。”
　　我刚把行动电话放进口袋，它随即又响了起来，此时电梯几乎还没到底楼。我拿出电话看了看，把它关掉了。
　　是离开的时候了。第十章　二月二十七至三月二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报纸上的大写黑体标题：英国一家商业银行倒闭。
　　“丽莎，”我小声说，“买份报纸。我无法看这则消息，巴林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看那篇文章，文章提到了一个失踪的交易员。我看了看远处的旅馆，我们处于一片空旷地带，正是婆罗洲北海岸的中部。我们被困住了。如何才能离开这里？丽莎走向收款台，要刷卡付报纸和饼干钱。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地方签名。”
　　“谢谢。”商店售货员甜甜地笑了。
　　我们俩跌跌撞撞地走出商店，返回旅馆。丽莎坐在床沿上读那篇文章。我撕开饼干盒开始嚼饼干，后来又去了浴室洗澡。我无法自己看那份报纸。丽莎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当我们互相注视时，我觉得她仿佛在盯着一个陌生人。
　　“那个失踪的交易员就是你吧？”她问我。
　　“是的，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我把他们的钱弄亏了。我根本不知道情况会这么糟。”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给母亲打个电话。”丽莎说，“她会告诉我们现在情况如何。”
　　我无法忍受听她们的谈话，因此我泡在浴缸里，集中精神放松自己。每次我闭上眼睛时，周围的世界就如同倒置一般。
　　“我们都很好，母亲。”我听见丽莎说，“我们会尽量回家去。我最好不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这样别人间时你也不必撒谎。”
　　当母亲告诉她那边的情况时，丽莎沉默不语，令我惊讶的是，丽莎开始大笑起来。
　　“他没有！”她边笑边说，“上帝在帮助我们。”
　　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好吧，母亲。”丽莎定了定神说，“可能时我们再给你打电话，但我现在得走了，我们爱您。”
　　丽莎走进浴室坐到地板上。
　　“下议院正在为此事争论。”她说，“财政大臣把你叫做‘痞子交易员’，彼得·巴林的话会上了报纸，他说这是一个阴谋。
　　巴林银行破产了，总损失六亿多英镑。”
　　我伸手在浴缸底找肥皂，我很生气，因为旅馆里的肥皂总是这么校“母亲还说我们早已取代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成了报界的头条新闻。人人都在找我们，全亚洲都在找，一些人认为我们正乘坐你的快艇在印尼附近游动。”
　　我很快明白了这些。除了有关快艇的说法外，报界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
　　“什么事那么可笑？刚才你笑什么？”
　　“我母亲给你父亲打电话想知道他怎么样。他们俩正通话时有人敲你父亲的门，他回答说门开着，后来我母亲在电话里听见一阵嘈杂，他大叫‘滚出去’，然后是一阵静寂，你父亲把《每日镜报》的一名摄影师赶了出去，把他推倒在门前的台阶上。”
　　“我们就需要这些，”我说，“我把巴林银行弄得破产，我父亲把那个家伙打倒在地。”
　　我环顾四周，浴室里没有窗户，只有雪白的磁砖和浴帘，是一个大概有六平方英尺大的小房间。我走出浴室，和丽莎一道坐在床上。
　　“我给丹尼打个电话看看新加坡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给FTC打电话找到丹尼。那正是星期一下午，市场已经垮掉了。日经期货开盘是八百八十点，收盘是一万六千九百六十点处六百四十五点。而得知我的空头合约后，JGB期货又爬升了五十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巴林银行想要清帐就得买合同。我实在算不出我的合约损失了多少钱，但假如星期五他们仍没卖掉任何合约，那损失数目就会加倍。我不能想这件事——去他的吧，银行破产，我也负担累累。
　　“嘿！”
　　“尼克！你他妈的在哪儿？”
　　“马来西亚。”
　　“听着，我们不能多说，不然别人会发现的。听我说，情况对你来说不能再糟了。这里全是你的敌人，赶紧离开亚洲，回偷敦或去澳大利亚。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们，你俩会被打死的。”
　　“我们将尽力离开。”
　　“sIMEX已经勒令巴林银行退出。乔治·塞欧破口大骂，大家都对你恨之入骨了。给自己找个好律师，不管在哪儿都赶紧走。”
　　“一有机会我再给你打电话。”
　　“听着，尼克，”丹尼又说，“祝你好运，伙计。需要我时就来电话，任何时候都行。”
　　我放下电话，这是我们与外界聊系的生命线。但是，仅管它给了我们一些安慰，它也可能带来麻烦。或许警察会顺藤摸瓜，追到这个房间来，我担心是已有人窃听丹尼的电话，也担心是否丹尼身边正坐着一位侦探，让他尽量和我多说话以便能够查我在哪儿。
　　我和丽莎看着窗外摇曳的棕榈树和远处的大海。遥远的地方是开阔的地平线，我们得找条路离开这儿，这不应太困难。我们可以乘船逃走。我们在旅馆绿卡上签了名字和地址，因为我确信他们现在正查询所有的客人，激动地翻着我们那张卡给警方打电话。
　　我努力想像着我们在地图上的方位，波尼欧的北岸，这个北方十分偏远，与外界隔离，我们可以跑进森林里，躲到河流上游的部落人中或者可以去汶莱，否则就得去吉隆坡或新加坡。去吉隆坡简直是个愚蠢透顶的想法，因为我们会被抓住——而且那儿离新加坡也太近。
　　丽莎拿起话筒给旅行社打电话。
　　“我们想要订去伦敦的机票。”她说，“越早越好，哪个航线都行。”
　　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离最近的国家就是印尼了，但那儿没什么交通工具。雅加达也许更理想，因为我可以给一些老朋友打电话并做些准备。但是离开可达金乃巴罗的唯一的国际航班却是去新加坡或汶莱。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上午八点有一趟航班去汶莱。航班已满座了，但对方说也许会有人退票，我们最好第二天上午去机场等退票。
　　我们仍保留了这个房间并要求服务员送晚饭来。我们不敢出去，担心其他客人会认出我们，我们处境艰难，躺在床上互相抚慰。我尽力把自己埋在丽莎的双臂中，觉得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安全。我害怕与她分离，和她在一起我们才会平安。
　　也许警方正通缉我们，但是她已经办妥了一些事。假如我们被迫分离，而我又被关入亚洲监狱中——我无法想像这种事。
　　我们星期二上午起得很早，静静地收拾着行李，心里都明白必须尽可能的快点离开这儿。两个人都不愿开口。在服务台，我用现金支付清了一切支出，看着服务小姐把我预先支付的美国信用卡单撕碎了。
　　“现在的诈骗案太多了。”她说，“你不得不加倍小心。”
　　然后我们离开饭店，乘一辆去机场的计程车到汶莱皇家旅行社和马来西亚航空处。两边到汶莱的航班都仍旧客满。那时正值假期，大家都想回来与家人团聚。柜台前买票的人排起了长队，如果有谁给我张票，我愿意付给他三千英镑，我肯定马克格林会这么做——然后离开，但我却没这个胆量。
　　“我们再我家饭店住下吧。”丽莎说，“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吧。”
　　我们乘计程车来到凯悦饭店，用丽莎的乳名西姆斯登记住宿，用现金付帐。我们在房间里待不住，决定去小镇另一边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订票处看看。
　　“走过去吧。”我提议说，“今天的班机错过了，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顶着烈日穿梭在这个小镇中，想到马来西亚及亚洲的每个警察都在找我，我心里有些异样。我应该快一点儿，跑到某个地方去，或者开车冲过边界。我被困住了，什么事也没法做。对于当地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我们看起来和任何一对幸福的西方年轻夫妇一样：妻子一头金发、皮肤晒得挺黑、身材修长，丈夫开始发福、身穿短裤、头戴棒球帽。他们对我们这样的人早习已为常了——一对十分普通的度假者，我们走在路边的树荫下，汽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尘土满天。几条狗躺在人行道上晒太阳。这种狗在马来西亚到处可见，但在新加坡却没有。新加坡的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其他杂狗，但在马来西亚这样的野狗很多，它们的尾巴卷曲在背上，毛色黑、褐混杂，四处流浪，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体味着市井生活：出售大米和罐装食品的商店，有可口可乐和“虎”牌啤酒标志及白色塑胶椅的酒吧，卖T恤衫和棒球帽的小摊。这是个很脏的小镇，有人在向为数不多的游客兜售纪念品或提供整个亚洲到处可见到的鸡肉、术饭和“虎”牌啤酒。生活在这里很廉价但也很自由。
　　“你们有去伦敦的航班吗？”丽莎问。
　　一位小姐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这种声音我最后一次听到是我让林达核对八八八八八平衡单时。我握紧了拳头，有些尴尬。因为指甲全让我咬得只剩下粉红色的手指头了。
　　“今天晚上有一趟去伦敦的航班。”她说。
　　我的精神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将登上飞机回家。任何事也挡不住我们。
　　“我们能买两张票吗？”
　　“这趟班机从汶莱起飞。”她说，“但今天已没有飞机从这里去汶莱了。今天早上有一班。”
　　“去欧洲其他地方的班机呢？”丽莎平静地问。
　　“明天有去法兰克福的班机，”姑娘说，“途经汶莱、曼谷和阿布扎比。”
　　我用胳膊碰了一下丽莎，说：“我们就乘那个航班。一张单程机票多少钱？”
　　“一千五百，在汶莱转机得等八个小时。”
　　“我们能预订这个班次吗？我们得回饭店换些钱。”
　　走出有空调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街上正是热烘烘的时候。
　　“你还想步行吗？”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时间多得是。”
　　“我们最好也去看一下去拉布湾的渡轮。”我说。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丽莎道，“那样到汶菜太晚，我们就赶不上晚上的航班回伦敦了。”
　　“不，但是也许他们不会大仔细地查看护照。”
　　“但如果他们仔细看的话，也许会扣留我们做人质或其他什么，谁也想不到在印尼中途的船上会发生什么事。”
　　小码头上没有什么生活气息。几盒干鱼堆在旁边，一群苍蝇落在上边，有个男人身穿脏的背心坐在船舱里翻一本色情杂志。
　　“去拉布湾的船几点开？”
　　“上午八点一趟，下午一点一趟。”他几乎头也没抬。
　　“要几个小时才能到汶莱？”
　　“四个小时。”
　　我们沿着干木板往回走；我停下来，摸了摸布满盐巴的木板。我是世界通缉的要犯，现在被困在通往拉布湾的慢船和往文莱、转机要等八个小时的航班之间。
　　“我们一定要搭乘明天上午的汶莱航班，”我们俩走回饭店把美元换成了当地货币，又返回了汶莱皇家旅行社。小姐点清了钱把各种条目输入电脑。她拿出机票时，我发现她把“LEEsON”拼成了“LEssON”。
　　“对不起，”她笑着说，“我知道了正确拼法，不过这个错误不碍事。”
　　我把机票放进短裤口袋里和丽莎走出旅行社。假如上了飞机有人查旅客名单的话，这个拼写错误也许还真能帮上忙一一电脑读不出来。
　　航班第二天上午出发，我们便消磨时间。再次返回饭店时已是第四次穿过小镇了。我们坐在一个有凉亭的花园里，那儿有个经过高度氯化物处理的游泳池，交通车辆的喧闹被隔离在花园之外。我们各自尽力集中精神读自己的书。我又被书中的汤姆·克兰士吸引住了，把每页都重读了一遍，忘了身处何地。丽莎也很专心地看那本《暴露》，还不时地翻着书页。
　　“我饿了。”我说，“我想买个小面包，你要吗？”
　　“谢谢。”她说。
　　我走到门厅外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小面包。柜台上也卖《婆罗洲邮报》，但我不希望看见自己成为报纸上头条消息——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上面写着“尼克·李森，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失踪了……”幸运的是报上没刊登照片。
　　“我还是饿。”我说，坐也坐不住，“你想散步吗？”
　　我们又沿着可达金乃巴罗的街道走了出去。这次我们消磨时间的方法是沿着小镇的海岸线走下去。崎岖的海滩上布满了废弃物。我们发现有一个市场，便走近了那些摊位，看了看出售的干鱼头，又笑着对卖榴莲水果的老妇人说：“不买，谢谢。”她想让我们买些水果，但那种味道很不好闻，而且饭店里不许客人带进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个摊位上，我们为了买、些芒果和摊贩讨价还价。嚼着这种水果，我们沿着那条路往下走去，把籽丢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又抄近路走上一片看起来很廉价的临时酒吧，也许只有船开来才会有人光顾。天黑下来了，时间也近五点了。汽车前灯的亮光刺穿飞扬的尘上令我们想到这里的空气很脏，不过在阳光下看起来好一些。在一家购物大厦旁边我们发现了一处麦当劳速食店，便要了一杯咖啡。
　　面对食物，我们谁也不想吃。后来又往下走，过了一些被垃圾围绕的窝棚房屋，看见许多鸡、猫、狗、老鼠在一堆可可皮里乱窜。一群群小孩挤在敞开的门口盯着我们看。
　　“该回去了。”我说，“今天不错，现在已经七点了。”
　　我们穿过黑暗而且污浊的空气返回凯悦饭店。我算是活动好了腿脚。
　　那天晚上我们相拥入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起来，只觉得警察随时会出现在门口，觉得从现在起到飞机旅行结束前我肯定会被逮捕。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在吉隆坡留下了痕迹、我甚至从饭店里给巴林银行发了传真。警方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小，只有一个国际机场，那就是吉隆坡机场，有几次航班从可达金乃巴罗飞往汶莱或新加坡，在这儿设立防线并不难。所有海关人员都在留意“LEESON（李森）”一词，我们肯定会落网，从上星期五以来，他们调动所有移民点行动起来。我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尽量把呼吸放慢，想和丽莎呼吸的节奏协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否是睡着了还是像我一样装睡，害怕弄醒对方。我没有和她低语，怕万一她真睡了弄醒她。我躺在那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睡着了。
　　我尽力想像着伦敦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而且巴林银行的破产又真正意味什么。我不知道罗恩·贝克尔和彼得·诺里斯正忙些什么，而西蒙·琼斯是否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好藉口呢？我记起来星期五是分红日，却不清楚那天是否分了红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找我，当我和丽莎躺在房间里时，成批的亚洲警察在四下搜寻我们的下落，他们肯定正查记录以及饭店帐单和飞机票船票。他们就和当初的查帐人员一样，但他们最终会找到我的。我也许真的隐瞒了一些数字，但却隐瞒不了自己。
　　他们追不到这家饭店，因为我们付的是现金，不过也许他们可以在香格里拉饭店拿到那张绿色登记卡，也可以从汶莱皇家旅行社把机票拿走。他们一定知道我计划什么时候走，并做好准备在机场找我，但目前我和丽莎躺在这里却很安全，我紧闭双眼想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但我也明白只要自己一行动就会被逮捕。
　　看见丽莎正在穿一条厚牛仔裤，我问她：“你穿这个干什么？”
　　“法兰克福一定很冷。”她说，“现在是二月，那儿肯定会结冰。”
　　“别冒这个险了。”我穿上短裤和T恤衫说。
　　在机场，我们递上机票便拿到了登机卡。我们的行李也全部直接空运到法兰克福。我看着行李顺着传送带消失在远处，心里生起了羡慕之意，它们的旅行真简便；顺着传送带进去，被人拿起来又放下，也许会被人乱扔，但总会顺利到达法兰克福。旁边一个门是通往新加坡航班飞机的通道人口，那边有许多开心的西方人，也许他们是银行家和交易员，或许有些人会认出我来。我背过身去慢慢走近了海关办公室，我担心在这里被人抓祝护照检查官员穿了一身褐色制服，两边是黄色肩章，衬衫口袋上有一个徽章。看着他给队伍前面的人护照上盖章，我觉得他会发现我。他会看见桌上护照里的名字和照片，把名字记下来，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当地人会为他欢呼，或许他会得到奖金，至少他的妻子会很高兴，并觉得自豪。丽莎走在我前面，那位官员给她的护照盖上章，一眼也没多看。我把护照递给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害怕极了，甚至还倒退了一步。他只要再看我一眼就有可能逮捕我。他会怎么做呢？打口哨还是按一下桌子下面的电钮？但最后他给我的护照盖上章又随手合上递给了我。我走调——光线机边时，丽莎也在那里，我觉得轻飘飘的。
　　“上帝呀！我希望我们坐船走，”我说，“也许那样我可以跳下甲板游回去。”
　　“有了鲨鱼怎么办？”
　　“我们可以扔给它一些汉堡，”我笑着说，“但我现在得转机，看来逃不出这里了。”
　　“一切会好的。”丽莎也笑了。
　　我们排队登上了小型飞机，直到舱门关闭我才承认我们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飞机发动了，直冲云霄，我往下看，发现了一队渔船分散在下面的海水上。刚开始的那会儿，我还可以看见海上一大片地方，在早晨阳光下像洒了一层碎银片一样泛着光，但后来飞机上行、周围只剩下云了。
　　汶莱机场播放的每家电视台都在讨论巴林银行的破产。
　　我、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彼得·巴林的照片不时地出现。最重要的是：我，那个“痞子交易员”，自从上星期四出现之后便失踪了，人们只知道“他”飞往吉隆坡。我坐在转机室里的一个角落听着记者们对着麦克风评论这件事，并对最新局势加以分析。我把头埋进一份报纸，避免被人发现。坐在那儿又回想了一下，觉得警察并没有查到香格里拉饭店。尽管当时付帐填了一张绿色卡片，但并未输入任何人的电脑。
　　“丽莎。”我小声说，“那个家伙正盯着我。”
　　“不，他没看你。”
　　“不，他在看我。”
　　“那是因为你戴了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看帽子上的字呢。”
　　“我们要在这儿待八个小时吧？”
　　“对呀。”
　　“那可不可以登记一间房子，那样我们可以去里面躲一躲。”
　　丽莎起身去看这里有没有短时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她拿回一个钥匙。
　　“房间在这边儿。”
　　我们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走，进了一间四方小屋。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浴室，没有窗户，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昨天我们还在远方的可达金乃已罗走动，今天就到这里来了。虽说这不是伦敦或巴黎，但至少是逃脱了，我也自由了。昨天还可以在那条满是大小车辆的破马路上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选择是否买榴莲水果，我可以对卖水果的妇人笑着说：“不要。”也可以买一些，但现在还得待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从可达金乃巴罗的海关——出来，就进入了一个官方系统。我知道自己会被挡住去路，我和丽莎会分开。
　　丽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她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是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知道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快过去了。当时交易大厅里所有的疯狂看起来那么不真实，现在却要毁掉我拥有的现实了，这个现实就是我和丽莎的爱。我对巴林银行的破产根本不在乎，也不想再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上去弥补什么，我也不关心布伦达转帐给我的那些钱，也不在乎西蒙·琼斯帮我隐瞒了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损失。他们可以把那些从我身边带走，夺走我所有的钱，但当他们要带走丽莎时，我吓得要命。
　　“我们本来应该坐船走，”我哭着说，“船上没有CNN电视，也不会有成堆的报纸，那样也许可以使我自由。”
　　“不，他们没有跟到这里来，”丽莎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跟踪到这儿。”
　　“但我们却得在这儿等上八个小时，那正好是一个工作日。这次航班在法兰克福着陆时已经是星期四了。”
　　“听我说，我们必须离开亚洲，”丽莎说，“如果当初坐船走，我们早就被困在印尼的什么地方了。我们要是在那儿被人抓住了，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去买些饼干吗？”我对丽莎说，“再看一下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丽莎带回来一份《先驱论坛报》。我的照片刊登在头版。我没办法看那些文章，只看了一下“尼克·李森”和“六亿英镑的损失”。我想给别人打个电话看看外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给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让她再转帐一些资金，我也想再嚼一些口香糖。我不能再让丽莎出去了，如果我们去不了法兰克福或伦敦，如果我们被拆散了，我就一定得习惯不能随时拿起电话，不能随时吃糖。
　　几个小时之后，丽莎出去看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表。她发现外边并没有什么特殊安全措施，没有警察检查护照，只有一些空姐值班。最后一次登机广播后，她叫我上去。
　　“好吧，我想我们能上飞机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房间，把登机卡给空姐看，但她几乎没怎么看。我们走过通道便登上了飞机：走出地下室又进入了另一个细长又满是座位的“管道”。我们挤进机舱后部，我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飞机上每个人都在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印有我的照片。
　　“要报纸吗？先生。”
　　“不，谢谢。”我支吾着说，一边把脸转过去，又把棒球帽拉低了。
　　“把帽子拿开，”丽莎小声说，“说话也要平静些，你这样子像手指头受伤一样，太突出了！”
　　我把毯子拉过来，盖到脸上，侧身而坐，几乎半身伏在毯子下。飞机抵达曼谷时，我们又排队走出飞机去转机室。我一屁股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等到登机通知广播。我不会再去曼谷的希尔顿饭店，因为警察会把我抓走。我们最先回到飞机上，也没发现有警察跟过来。后来，其他乘客也陆续回来，一手拿着登机卡一边沿着通道寻找座位。飞机一声轰鸣冲上天空，丽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终于离开曼谷，离开亚洲了。
　　“只剩下一关了。”
　　“对呀，但那儿是阿布德哈贝，他们是不是把犯人的手砍掉呢？”
　　“不，别说傻话。”丽莎说，“他们会用石头把犯人砸死。”
　　我们尽力地想入睡，不再说话了。我太疲倦了，也害怕告诉丽莎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也从没问起我。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坐飞机是从伦敦返回新加坡的那次。
　　“回来很高兴吧？”丽莎问我，“我们终于又到这里。”
　　在阿布德哈贝我们又得下飞机，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了。我们往西飞行了十个小时，现在应是子夜时分了。我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我们先在阿布德哈贝的免税商店转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水。阿拉伯文的报纸可能也连篇报导了巴林银行的事，但我看不懂，而且。最庆幸的是，报纸上没有照片。有一份《先驱论坛报》也是旧的，和汶莱的那期一样。广播通知我们的航班既将起飞时，另一个通道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也要飞回新加坡了。
　　“丽莎，你看！”我叫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能飞机上满是巴林银行的人，他们正去新加坡调查这事呢！”
　　我们又退回来，在候机室最偏的地方等着，直到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才出去。我们迅速挤过那些排队登机的人返回飞机。
　　当飞机最后一次飞起穿过夜空奔向法兰克福时，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坐上这次航班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们会在法兰克福抓到我们吗？”我低声问丽莎说。
　　“也许会的——也许他们会把我们一下送回伦敦去。”
　　“他们不会直接把我们送回新加坡吧？”
　　“不会，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是否要在法兰克福找个律师？或者该不该让一位律师在希思罗机场等我们呢？”
　　“不，不用了，如果我们真能走那么远，那就让爸妈来接我们，他们可以把事情全办好。”
　　“警方一定知道我们在这次航班上。”我说，“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也知道咱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把所有飞出马来西亚的航班都检查一遍。”
　　“也许那个姓名拼写错误救了我们一命。”
　　“飞机仍旧在黑暗中飞行，丽莎睡着了，她的头发垂在我肩头。我醒着，想借着灯光再看看那本书。我是整个飞机上唯一醒着的乘客，我小心翼翼地在夜空中穿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只有我一人知道巴林银行破产的秘密，我坐在43A号座位上，没人注意，也没人知晓。也许只有远方无声的电脑知道这件事了，此刻它们可能正静静地筛选所有乘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人及他们的目的地。
　　“像往常一样，本次航班在早晨的这个钟点到达目的地，下了飞机后会立即检查各位的护照。”机长宣布了这个通知。
　　飞机降落时天气阴沉沉的，外面看起来冷得能结冰。丽莎穿着她的厚牛仔裤挺暖和的，我把毯子盖在腿上。自从离开之后，我们一直待在很小的飞机上，现在就要被人抓起来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曾坐飞机来法兰克福看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曾在机场通道里见过贴在墙上的罪犯照片。机场是灰色的，效率很高，他们将审问我。
　　“我爱你，丽莎。”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爱你！”
　　我不知道此后再次相逢我们会说些什么。
　　“你要坚强一些。”她说。
　　我们等着最后下飞机，但总会有人来清理座位，我们不得不出去了，沿着阶梯往下走我们身后还有十几个人，丽莎走在前面。警察穿着一身绿色西装，背后挎着枪。他看了看丽莎的护照又看看她，让她站在一边，我抬头一看，机场巴士已挤满了乘客，他们白色的面孔全都紧贴在窗户上看着警察。我当时真想一下子把汽车翻过去，像一艘船那样把它翻了，但我听见警察对丽莎说：“你丈夫在哪儿？”
　　我走上前去说：
　　“我是她丈夫。”
　　我们被带上一辆绿色警车，身后的车门关闭，至少我们可以离开其他乘客的视线了。我穿着短裤冻得发抖，抱成一团取暖。后来，我们在一问房子里等着，喝了一杯咖啡，看着他们翻我们的行李，一名警察抽出一件T恤衫，上面印有一幅图案，是一九六六年世界杯上在吉欧夫·赫斯特和德国队比赛时进球的一张照片，比分牌上显示出二比二。
　　“踢得不错。”我对他说。
　　“什么？”他问。
　　“吉欧夫·赫斯特。”我点了点头，他太年轻了，这个笑话他听不懂。
　　我被带到楼下去拍了一张罪犯用的照片，又被带到边境警察那里。直到那时，一切都很放松。我猜想他们是在电脑上发现了我们的去向，便安排黎明时分悄悄把我抓了起来。我已不在乎他们把我带到哪里去。听到一阵吵闹声，我才意识到我们走得很快，穿过一个走廊时，我发现里边有一群摄影记者，他们争着看我，并抢着拍照。闪光灯一晃一晃，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喝着，就像是在交易大厅里一样。我真想说：“二百五十点再买一百份！二百五十点买一百股。”然后再朝他们打手势，但他们根本不会理这个玩笑，而且那样照片也一定拍得很糟。
　　“有什么想法？你有任何感想吗？”一个美国人大声叫道，他的声音像是哀鸣，那尖叫声盖过了那一片吵嚷声。
　　我本来想让他滚蛋，或猛地冲上去朝他打一巴掌，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对待那位摄影记者了。
　　很显然，丽莎并非迫捕目标，我才是。我们给英国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便带着一些律师来见我们。
　　“我现在无法推荐某一位律师。”他对我说，并用手指着一个名字，“但有些律师的确比其他律师们强很多。”
　　因此，我给金斯里奈·布里打通了电话。
　　那位英国领事出去到机场旁边给我们买了一些麦当劳的食品，算是午饭，这样一阵大乱方才稍有平息。整整一天，我们都待在机场警察的会面室里，没有见到任何阳光。我们挑选了一位德国律师，他身穿一套绿色毛质西装来见我，他名叫阿伯哈侍·凯普夫，另外我们还请了一位英国律师，他答应尽快来见我们。我清楚自己的被捕是德方执行新加坡政府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能保释的。后来，我们收到二十多份来自英国报纸的传真，他们要购买我故事的出版权。
　　下午三点，气象有了变化。话题不再是关于我，而是转向如何让丽莎出去。警方告诉我们，为了能获得丽莎的消息，新闻界早已预订了从法兰克福飞出的各次航班的机票。我们又和丽莎的父母通了电话，知道他们也被新闻界包围了，他们还说《每日镜报》给他们提供私人飞机来接丽莎，作为购买版权的一部份价钱。考虑到外面成群的记者们，我们便同意只和一家报纸合作，让丽莎安然返家。
　　晚上八点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丽莎即将回家，离开我，我得一直留在警方拘留所里，直到新加坡方面传来指控书。
　　“还有什么事呢？”丽莎问我。
　　“我认为你得快点儿走。”我说。
　　我们站起来拥抱在一起。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全完了！
　　她要走了，而我得留下来。
　　“我爱你。她说。
　　“我也爱你。”
　　说完话，我便被警察带出了会见室。我知道我得一个人待好长时间，我不能哭，我没有了可以依赖的肩膀，周围每个人都开始说德语，我在一个秘密电梯上被送到一辆警车里，绕远路驶入美国空军基地。我们穿过隔离区走上机动车道时，我只看见一抹昏暗的霓虹灯一晃而过，此外什么也没看见。我是紧紧地抓着我的小袋子，里面有牙刷、牙膏、洗发精、毛衣，还有我的那本小说。从上午六点到晚上八点。我在法兰克福被捕已一天了，我在飞机上无法入睡，也不清楚新加坡这时几点了。由于车内有空调，丽莎离去时我也哭过，此时我的眼睛酸痛。从警察口中我得知我们正在驶向汉姆斯格兹监狱。
　　警车抵达监狱时，有人递给我一个纸盒，里面有面包和果酱，这是让我用来做早餐的。后来，我被送入一间冰冷的小屋。
　　从穿过的可达金乃巴罗的x——光射线机时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有门锁、X光射线机，不能随便出入，也没有新鲜空气，没有选择的权利，要想再像前两天那样在自由市场上讨价还价买水果就得是好长时间之后的事了。
　　我坐在牢房的床上，周围没什么东西可看；一张小桌子漆成了黑色，一把褪色的木椅子，一些衣架，窗户上有玻璃，看上去挺厚，有铁丝绕在窗外，大门上有一个小孔，我不知道丽莎在哪里，也不知道日经的市场如何，这两件事都曾多么牵动我的心神。分手后我再也没有靠近过电话。我不清楚谁会来看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探视权，报纸上说些什么我就更不清楚了。
　　坐在这间冷冷清清无人间津的小屋里，我从袋子里拿T恤衫站起身来。这是我们俩坐在凯悦饭店门前的游泳池边时丽莎穿的那件衣服，我把它拿在手里举到面前，深深地呼吸，依稀可以闻到丽莎身上的味道，那是一股新鲜的绿苹果的味道。我又返回床边，把头埋进T恤衫里重温丽莎的气息，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了。
　　我努力回忆丽莎的模样，但令我害怕的是，我只能记起她的一些零碎印象而不是全貌了。我能记起她的双眼也能想像出她的头发、她的声音、或者说我认为是她的声音。但我想不起她穿什么衣服了——不知道她此刻穿着什么衣服。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我希望她和父母在一起，但又说不准，也许她早飞往希思罗机场了。我能想起来她的鼻子、嘴、她的唇以及她的牙齿，我尽力口味最后一次接吻，回忆当时的感觉，回忆最后一次做爱以及当时的感觉，我也努力回忆最后一次一起进餐。更重要的是，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的情景。我拼凑着丽莎身穿白色短裤和T恤衫在可达金乃巴罗的大街上的闷热天气中穿行的样子，她的头发闪着金黄色的光泽，双手插在口袋里，看了看橱窗又转身对我笑了笑。她当时说什么来着？她还开玩笑说我们应该买一本德文词汇书。
　　我紧紧地依赖着那些记忆，不让它们褪去。但当我躺在床上时，丽莎的影子却一直在变化在扭曲，我无法使它停留，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根本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模样时，我泪流满面。第十一章　荷因克斯特监狱--------------------------------------------------------------------------------　　星期五整整一上午，守卫不时地来我的房门口。随着钥匙声哗哗地响，他把白色钢门打开，对我宣布：“另外一名律师来了。”
　　在德国，任何一名律师都可以见任何一名囚犯，因此一大群法兰克福的律师都曾见过我了。我早已委托阿伯哈特·凯普夫为我的律师了，但我还是去见了其他律师，因为这至少可以给我个机会让我走出牢房，在会面室里坐一会儿。有一次谈话时，我甚至还喝了一杯咖啡。但是上午其他时间里，我独自坐在牢房里，集中精力让自己感觉好一些。为了能放眼未来，我尽力不去想内疚负罪的感觉。我尽量不想在SIMEX和巴林银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让这些想法全都离开我。我独自相处，一人生活在这个小窝里。我从来没想过原先我喜欢自己拥有多大的空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曾经在SIMEX很大的交易大厅里走动，周围有几千人。那时我也从未离开过电话。在过去的两年里，我过着十分繁忙但又充满了欺骗的双重生活，我现在得直视自己，并接受一个事实：我的生活完全是空洞的。我手中真的需要那尊金色佛像。
　　对我来说，最难处理的事就是任何模棱两可的处境。只要我知道了某一种程序，我就会十分快乐地跟着它走下去。因此，只要我知道我的八八八八八户头上的损失存在，我就能够接受它们，并且解决好如何隐瞒它们的问题，现在，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里，我不得不找出一条狱中的生活之路。我得知道我的每个生活环节会发生什么事。因此我突然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吃午饭、什么时候吃晚饭、什么时候被转移到别处、什么时候又能被律师召见，包括金斯里奈·布里和阿伯哈特·凯普夫。我强烈地想知道我究竟会怎么样，我又如何为自己辩护。我明白自己是有罪之人，但我不清楚罪名是什么，或是我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大约正午时分，守卫给我送来了午饭——一个纸盒里放着一些鱼（己是星期五了）和花生沙拉。我把鱼扔了，吃掉了花生沙拉。后来我又听到了惯常的钥匙响声。我被带出牢房送上了一辆警车，车是绿色的。我听见摄影记者们在大喊大叫，看见一排闪光灯晃动，但我缩在窗户下边，不见他们。每一个细小的胜利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被送往法庭，带到白色小房间里。房间全白的，里边有桌子，而椅子是钉在地板上的。天很冷，桌子和椅子都让我很不舒服，我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暖和。一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着去见法官，又见到了阿伯哈特·凯普夫律师。法官的办公室在一楼。远处有一大帮新闻摄影记者涌过草坪，想拍照。他们看起来像是动物权利保护者们一样激动。法官拉下了窗帘把窗户挡起来。他问我是否自愿接受引渡去新加坡的建议。直到那时新加坡方面指控只有一条——伪造理查德·霍根的签名。但是假如我到了新加坡就有可能附加上无数其他的指控罪名。这可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我摇了摇头，说“不”，就那一句话。此时已是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了。阿伯哈特律师告诉我他下星期二和那位金斯里奈·布里律师谈一谈，然后他们一起来见我。同时，我将被送往荷因克斯特监狱，在那里度过一星期的时间。
　　我站在窗外，往外看着监狱院里的东西。窗户上大部分是不透明的玻璃，如同街道两旁的窗户一样。但是窗上有一条小缝隙，我便迎着钻进屋里的寒气看院里犯人们做运动。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运动，只不过是在院子里走走而已。但我又仿佛看见了网球场上的运动。有一两个犯人在四处走动，伸伸手踢踢腿。我又往上看，想找到太阳，但大楼的这边看不见阳光。我能看见的只有高墙围起的囚犯运动场和冰冷灰暗的冬日天空，好像是要下雪了，我很快厌倦了这些，又返回到我的牢房中。
　　在前天晚上，守卫不时地来我这儿，透过房外的开关打开灯看我，本来我就很难入睡，这样一来几乎不可能睡着了。我大声喊叫，我不会逃跑，也不会自杀，因此可不可以让我睡一会儿，但他们根本不听。我早已筋疲力尽，但我还得熬过星期六。一般说来，星期六是我最喜欢的日子，市场休息了，我和丽莎睡个懒觉，再出去做许多活动，去城里四处看看或是见些朋友。但是这个星期六却像在地狱里的岁月一样。我知道下午我只有一小时的活动时间，此外待在房间里什么事也没有。我身边还带着一直从可达金乃巴罗带来的汤姆·克兰士的那本书，因此我索性从头开始读，再把它全读一遍。
　　下午中间时分，我冲出去到运动场靠边的地方活动。很显然，报界记者早已租好了房间俯视着运动场，因此我一定要躲在墙边不被发现。幸运的是，墙边正好有乒乓球桌，我便拿起拍子招呼一个黑人问他会不会玩乒乓球。地上有雪，十分冷。
　　我们站在那里随便地乱打，白色小球不时掉到地上，在雪里还找不到，那个人是奈及利亚人，我不停地问他在这儿待了多久。监狱的这部分叫“新区”，我还问他什么时候我们能被转移到大一些的监狱里去。一个小时很快到了，我又返回牢房。那个黑人告诉我应该申请去图书馆，我便这么做了，守卫便带着我又返回院中去图书馆。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书可看，我拿起一本汤马士·哈代写的《黛丝姑娘》。
　　再次返回房间时，我沉浸在黛丝的悲惨生活之中。她只不过是一名挤奶女工和挖花生的农工，却和我这个期货交易员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许多折磨。我一口气读下去，一直到星期六的夜里。但是就在她杀死了那个坏蛋开始和她的情人私奔逃走时，警察快要在巨大石柱群那儿抓住他们了，可是书却完了，因为最后四页早被人撕掉了。我躺在床上仍旧很担心：她能躲得过这次迫击吗？她被人抓住了吗”她是被处以死刑还是因为一时冲动犯罪而被释放了呢？她要服刑多长时间呢？
　　星期日同样的漫长无边。我又把汤姆·克兰士写的那本书看了一遍，想一想它值多少钱埃五·九九英镑的一本书竟然让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安定下来，去可达金乃巴罗时我便带着这本书，登上飞机时还带着它，在出入法庭和牢房时我紧紧地抓着它。书名是《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我到这时开始才理解这本书，但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常常泪流满面，躺在床上抽泣。我是如此地孤独、恐惧。我已经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我既不能让时间走快些，也不能放慢它，更不能倒转，我无法重新开始，也不能再让丽莎回到我身边。我无法透过电话和别人通话，也没有电视可看。我一个人，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白色的牢房里——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
　　星期日，我才发现我一直认为是某种警报系统的那个挂在墙上的东西原来是个广播。它有两个频道，一个德语频道，另一个是美语频道，虽然美国士兵全走了，但电台仍旧广播，它肯定在法兰克福倍受欢迎。先听了一下德语频道但当我听见主持人说到“尼克·李森”时，我差点儿惊呆了。好像节目是某种点歌形式的播放时段，那首歌是用德语唱的，是“Geld，Geld，Geld”。听起来就像蒙提曾说“Spam，Spam，Spam”那样。我觉得十分愤怒，因为我任人摆弄，被人关在这里随意取笑，但随即我又十分喜欢这首歌了。
　　周末就这样过去了。他们又把我的T恤衫还给了我，它原先有一股丽莎身上的味道，但现在闻起来只剩下一股消毒剂的味道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穿上了它。我星期一又见了一次阿伯哈特·凯普夫，他给了我一些报纸。第二天他就和我的英国律师史蒂夫波拉得一起来了。我问史蒂夫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马克斯·克利福得是谁？他们让我委托此人。”
　　后来我从头把我的经历向他讲了一遍。讲完后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这么说，没有游艇之事？”
　　“没有。”
　　“而且也没有保时捷？”
　　“没有。”
　　“你有两个护照吗？”
　　“没有。”
　　“我想我应当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可以阻止谣言四传。”
　　于是，后来便有了一个很长的说明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过程。
　　按预先时间来，丽莎星期五来探视我。我躺在床上，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再次哭泣。我知道，去见她是狱中生活最艰难的一部分。我渴望见她，但一想到很快又得和她道别，便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而且地点也就是我见到阿伯哈特·凯普夫和史蒂夫·波拉得的那间房间。房间刷成了白色，桌上有一个小烟灰缸，一股令人很不舒服的金属椅子味，椅子还在地板刻划了些痕迹。我已经整整一星期没有看到她了。我想起来和她结婚的前一天她没在我身边，我便怀疑她是否会再回来。在教堂里，我吃惊地发现她嫁给我了。此刻躺在牢房里的床上，我也惊讶地想到她竟会来看我了。当然了，我不值得她同情，她会很快向整个世界说明她全然不知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且我根本不是她一直爱的那个人，她会弃我而去，而我又对她意味着什么呢？我实在理不出头绪。我害怕见她，又怕她不来，她看我一眼就足以击垮我了。
　　门随着钥匙哗啦声又开了，守卫告诉我“有人来看你”。我跟着他穿过大厅到了一个大铁门前，这个大门把走廊与各个犯人的住所分开了。我们走过了看守人的房间，他们正监视着闭路电视荧幕。后来又沿着台阶往下走。我们在一个紧锁的地方等了一会儿便被带到会面室了。我能听见丽莎在外面说话，发现她是和父亲交谈。门打开了，她冲进来抱住我，我们俩全都痛哭了起来，紧紧相拥在一起。穿过我肩头的那一簇金黄色头发，我看见了我父亲和兄弟理查德，我们全哭了。
　　“老天呀，看看我们！”我父亲说，于是我们又一起笑了，但没一会儿又哭了起来。
　　“现在我们别忘了自己是谁，”丽莎说，“别再浪费时间谈巴林的事了，他们有他们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事，我的上帝呀，我真想打你，尼克·李森。等着我们出去再说吧。你如此让我生气，我没法儿对你说清楚。”
　　说着话，大家都坐下，我和丽莎拉着手，她告诉我她在塞斯堡停车场被记者们追的乱跑，竟没法回到父母的家中。
　　“你最好待在这儿，”我开玩笑地说，“这里挺开心也挺安静。”
　　看着丽莎，我知道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我们都不得不往好的方面着想。回到牢房我坐在床上，把刚才的每一秒钟都重新想了一遍。她下星期会再来，而且答应我每星期都来看我。她找了一个临时工作来赚钱支付机票钱，她仍然爱我，我合上双眼想像着她坐在我身边——坐在我们自己屋里。我几乎快要想着让她在我身边时，听见哨兵在大喊大叫，打破了我的梦想。我发现袖子上有她的头发，把它拿下来仔细地看着。我把它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借着窗口透进的光看着它，搓着它。它在这斗室之中犹如一条金色光线闪动。
　　一想起“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负责我的案子，我心里便很沉重。在漫长的炎热夏季里，我努力地考虑把我引渡到新加坡或是伦敦的两种法律依据及两方不同争执。
　　我越来越明白SFO其实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没逃回伦敦，没在英国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是把问题带进了德国。
　　从史蒂夫·波拉得对我解释此案之中，我觉得新加坡人只是指控过去的那案发前三个月之内我犯的罪。指控有十二项内容：四项指控伪造单据证明、两项指控我变更价格、六项指控我进行欺骗交易，从而降低了我应付SIMEX的差异保证金。一九九四年圣诞节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未提起公诉。
　　新加坡人也没有指控我假造帐户从而让巴林银行转给我这么多钱。
　　我所干的好几项诈骗活动引起已林银行破产，但最严重的欺诈是要求伦敦转给我现金。到二月底为止，巴林银行已转帐了大约四十六亿英镑资金到新加坡支付我在sIMEX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用于支出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损失。我每天向伦敦传送假文件声明。和布伦达那里要来的真正现金相比，用于降低SIMEX部位的假帐户只不过是小数目，这些小麻烦是新加坡方面指控中一半的内容，有六项。
　　我做好准备对SFO的各种指控认罪，但他们不听我的话。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切，但他们一直对报界说我一直要求在引渡回伦敦的条件下和他们谈话，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旦我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便要接受我的引渡，因为我所犯的罪正是他们管辖的司法事务。
　　史蒂夫让我看了一些和SFO互通的一些文件书信，我开始担心他对他们太软了。而且我说不清史蒂夫是不是也属于那一伙想把我从伦敦赶开的人之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蒂夫越来越努力地想让SFO明白事情进展的过程，我发现他不属于那伙人。六月份，他建议我做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把我的证据出示给SFO，让他们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
　　“他们越来越官僚化，”他对我说，“SFO输掉了许多场官司，因而他们很害怕再做出头之鸟。他们已经停止调查了。”
　　由于史蒂夫一再迫使SFO推进此事，他们便问他是否了解有关我曾得过什么生理或心理病。尽管他们表面上在单独调查巴林银行倒闭案，他们其实根本不了解所发生事情的实质。詹姆斯·克洛哥一直在重申，调查组主管所获得的信息使他相信我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主要和新加坡有关，因此我最好应该在那里接受审问。
　　六月二十九日，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列出了我在英国司法范围内所触犯的规定及行为，这些罪行要远比新加坡指控的罪状严重。史蒂夫也请求SFO在有关调查领域方面明确一些，但对方置之不理。因此，他破例给他们提供了我所有犯罪证据，并说明了我所犯罪行：“我曾请求你们在寻找犯罪信息方面更具体一些，但你们的反应是：SFO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我不会装着明白这个决定后面的逻辑道理，但在目前状况下这么做是没有好处的。我要再一次重申，李森先生的愿望是与SFO全力合作，希望被引渡到英国受审，而不是新加坡。”
　　史蒂夫接着写道：
　　“你们SFO已经向我证实SFO以为他们对某些提起的公诉有司法权。与这些犯罪行为有关的证据无疑出现在最后的文件中。”
　　所犯罪行总结如下：
　　1李森先生向巴林银行查帐人员提供了关于七十七亿日元的假信息……。这个错误信息被查帐人员接受了，并导致他们向伦敦的巴林银行总部提供了不正确的金融信息。
　　2在每日发往伦敦的帐录核实记录中，李森先生没有提到八八八八八帐户号码。这样一来，李森先生可以操纵月末平衡表隐瞒此帐户上的损失，因而导致伦敦的巴林人士认为银行盈利，而这又是假象。
　　3李森先生多次向伦敦的巴林总部申请透过保证金方式向SIMEX转帐资金。这些错误申请导致巴林总部为一个目标提供资金（为授权交易支付保证金），而这些钱却用在另一个目的（支付未经授权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交易保证金）。
　　4李森先生向伦敦的上级出示假证明，证明他在服从一个规定：他不应保留隔夜合同（部位）。
　　5李森先生欺骗伦敦的上级，说他的交易只不过是透过新加坡与大阪之间的平衡帐目进行套汇，伦敦的巴林银行多次接到报告，声明李森先生全部交易是获利的，而实际上，导在造成损失。
　　6李森先生或代表李森先生的假价格的入帐，这些假价格是与帐号九二○○○有关。
　　7李森先生错误改动了八八八八八帐户上月末证券平衡值，并将之传送到伦敦的巴林银行。
　　看过了史蒂夫的书信之后，我认为新加坡方面的指控远比英国方面的指控罪行轻。尽管我被指控伪造有关可收性斯皮尔、李斯金洛格交易所（SLK）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资金的四个帐户，但这事影响到了伦敦和新加坡两方，和我愿意在伦敦承认的罪行相比，其他指控只是小菜。这是我犯罪全部事实。白纸黑字写出来，看起来令人害怕。我努力回忆当初在压力之下去赚回利润的情景，但我又觉得只是在为自己找藉口。
　　我犯了这些罪，就得承认它们，认罪伏法，把它们抛开，开创将来的生活。
　　我不想强迫让任何其他巴林银行的人和我一起受审，但我知道人们从这堆废墟中走出来是不可能完好无损的。有一连串人本来可以看穿我的把戏揭穿我，并且阻止我的行动，包括彼得·巴林、彼得·诺里斯、罗恩·贝克尔、詹姆士·巴克斯、托尼·雷尔顿、玛丽·华尔兹、布伦达·格伦哥、西蒙·琼斯还有迈克吉利安：但他们没这么做，彼得·已林还认为“赚钱是令人惊异地简单”。我不知道他们的粗心与罪犯级的渎职之间界线何在，我不清楚他们应该对我负何种责任，但我知道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从伦敦到新加坡现金转帐全都发生在他们于一月十日收到SMIEX的信之后，而SIMEX在信中都提及了八八八八八帐户，更不用说他们还曾接到过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的电话。即使是在一月中旬他们才止住了我的行为也不至于使事情发展到巴林破产的地步。
　　我把我的想法录给SFO听，但他们不要。七月六日，詹姆斯克洛哥回信给史蒂夫波拉得，告诉他我所提供的事实信息并没有改变SFO主任的观点，他仍然认为与我有关的事情主要和新加坡有牵连。他还说，相反地，这些信息更坚定了主任的观点：新加坡方面应优先处理此事。
　　史蒂夫开始绝望了，他认为SFO迟早会引渡我去新加坡。我请求他替我找一份《名人录》中有关乔治史坦布的内容，此人是SFO的主任。史蒂夫找到了这些信息，也打听了迪拜兹的安德鲁塔基的情况，还找到了彼得·巴林在《名人录》中的那一条。当传真送过来时，我确信自己肯定会被引渡到新加坡了。
　　当他来看我时，我挥着手对他说：“你看，乔治史坦布是布鲁克斯组织的成员，再看，他下面是他弟弟威廉，他是世界知名犹太财阀罗斯蔡尔德的成员，也是怀特成员。安德鲁塔基是怀特成员我敢打赌彼得·巴林也是。巴林人士和罗斯蔡尔德人士都是怀特成员，他们是一伙。我的情况其实和辛普森一样，他被判有罪或无罪的机会各半，而我是否被判去伦敦的机会也各半。但这些人不想使自己难堪，他们要把这事隐瞒祝”“好吧，我不是怀特成员，”史蒂夫说，“我将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法律证据。”
　　考虑到SFO对此事的冷淡，我写给新闻界记者们一封信，丽莎七月十二日宣读了此信。我指出，我做好准备在英国监狱服刑，这是因为我所犯罪行使一家英国银行破产，给英国人民带来金钱上的损失。我准备认罪，也想把整个事件说清楚，我不会玩弄任何把戏，诸如老年痴呆症这类可笑的事来推托责任。我要待在一所英国监狱里，离我的家近一些。而且我还提醒大家当时我可能服刑的最长期限是八十四年。
　　尽管丽莎声泪俱下地宣读了此信，SFO仍然不为所动。
　　当天晚些时候，他们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宣布：“SFO调查结果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伦敦的任何人与诈骗活动有关。因此SFO没有证据能接受李森所做的引渡申请。”
　　史蒂夫对此的回答是：
　　“现在看来SFO不想找出证据，他们并没有接受邀请和李森先生谈话，而李森先生才是主要的参与人。SFO对导致巴林银行破产的事件的解释也十分狭隘，忽略了伦敦与新加坡之间交换信息之事，也忽略了一个事实，钱全从伦敦转往新加坡这才使整个事情发生。”
　　七月十八日，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破产的报告公诸与众了。阿伯哈特凯普夫给我带来一份复本，我周末在牢房里读了一遍。我很难同意他们所列的数字，因为他们好像把八八八八八帐户及其交易列在所有事项之首，只注意到带来的损失而没有注意到我为其他几家日本帐户所带来的净利润。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惊叹于巴林银行的每一个人都埋怨别人——特别是我——而不责备自己的事，听起来仿佛他们根本不用在那儿工作一样。假如财政部门不用在那儿监督现金支付，它也许根本就不用设置了。
　　最滑稽的令我放声大笑的一段要算是一百五十四页上的话了。库珀斯和林布莱德，也就是那两个审帐员伦敦时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两点正和彼得·诺里斯在伦敦谈话，而那天正是我逃出新加坡的日子。伦敦时间下午两点正是新加坡时间晚上十点，那时我和丽莎已经登记房间住进了雷捷特饭店（吉隆坡），也许进入了梦中。有关会议的描写如下：戴维斯（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在伦敦的合伙人）告诉我们说他已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见过诺里斯讨论了有关查帐之事。戴维斯告诉我们，在这些会谈中他曾问：“你（诺里斯）是否知道一些其他会对查帐有影响而我们会谈中又没谈到的事情呢？”戴维斯接着说：“他（诺里斯）说：‘不，什么也不知道。’”下一段报告接着写道：诺里斯把他有关这次会面的解释也交给了我们：“我只有在一九九四年查帐期间见过这些查帐人员一次，荒唐的是那次查帐也是二月二十三日，当时格瑞斯戴维斯（当时查帐成员）安排见我，要给我一些汇报。”我们问诺里斯当时是否明确讨论了可收性SLK，诺里斯回答：“没有。实际上只讨论了一点儿。我记得当时还想到上一年我们用了两个半小时讨论不同的事项，而这次也只有喝茶吃饼干半小时的时间。”
　　关于与那七十六亿八千万可收性日元牵连的一系列事件，我很惊讶，因为彼得·诺里斯竟让库珀斯和林布莱德继续往下进行解释。他肯定大喜欢那些饼干，竟忽略大事没让查帐人员说明那笔款子的事，我怀疑当时的茶和饼干都是极品。
　　英格兰银行的报告结论如下：
　　a巴林银行内部进行无授权的交易并隐瞒交易导致巨大损失。
　　b巴林银行内部管理严重失误，组织混乱，故而没有更早注意到真正交易部位。
　　C外界查帐人员，巴林监督人士或调节人员没有在银行倒闭前察觉到真正的交易部位。”
　　“你认为怎么样？”我问史蒂夫，“这是否有助于我的引渡呢？”
　　“很难说，”他告诉我，“不过报界认为如此，”他很快看了一遍那天《每日电讯报》的一则编者评论：“报告对于英格兰银行、对于李森先生，最主要的是对于巴林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次人士来说，都极端不负责任的。它忽略任何一个局外人的想法，某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几乎三年的时间里不被人察觉地引起如此巨大的损失。李森先生既不是受害人，也不是英雄，只不过是一系列年轻人里由来已久的传统中最近一个极端例子，这些年轻人被委任于他们并不适合的职位与责任。这个事件里表现出那些巴林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们几乎是极端无能的人，他们在宽敞的甲板上开心地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却全然不知吃水线之下的洪水早已涌进舱内……假如李森先生坐了监狱而上述董事会成员仍旧没有变化，那么这个传奇故事将给人们留下最最苦涩的味道。”
　　“我不知道电报刊登了这些，”我对史蒂夫说，心里挺受感动，“出去后我一定要好好看这家报纸。”
　　“但是，SFO那边一点儿也没松动，”史蒂夫说，“他们根本不打算把你带回伦敦。肯定他们受到了其他政治压力。法律案例明摆在那里，很显然，你既可以在伦敦也可以在新加坡受审，但是你在新加坡所受指控与其他管理人员责任无关，因此是很独立的事件。”
　　“那他们要留在格莱尼包尼受审，”我盯着模糊不清的玻璃，心里在琢磨外面是否已是星期日的午后了，“至少他们知道在那儿不会被人拍照上报。”
　　我又翻开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发现封面里边有一封信，看起来好像是英格兰银行写给英格兰银行的。
　　“等一下，”我对史蒂夫说，“这很荒唐。你看，收件人是英格兰银行，而寄件人也是英格兰银行。信上说：‘亲爱的先生们’，信的签名是艾迪乔治，他是董事会主席。你总不能给自己写信吧，对吗？”
　　“唉，”史蒂夫笑着说，“但这件事几乎与这没关系，对吧？”
　　“但是真他吗的让人生气！”我说，“这就好像是一个既负责交易所事务又负责一家交易办公室的人的行为一样。这些家伙跟我差不多，他们在编故事！”
　　“而且，银行上层人物还不准备辞职。”史蒂夫说。
　　我吃惊地盯着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它连那几页用去的纸都比不上，纯粹是一片谎言，自己写给自己看。只有一个不知名的中层管理人士，克利斯托弗汤普森，在这之前辞职了。
　　那位可爱的彼得·诺里斯——我希望他真的能享用一下那一百万英镑的分红。他令人瞪目的厚颜无耻的方式在二月二十三日应付那些查帐人员。假如我也和他一样，轻松地告诉查帐人员一切都很正常而一边又在做自己的事，我也许还会把此事隐瞒更长些，而我也会更有钱，分些红利。
　　就在同一天，那份报告向大众公布，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他们早已认可他们自己司法权限包括我的被指控行为，还指出他们也答应和我会谈一次以使他们可以获得有关我证词的材料。此外，他还指出，他很难理解SFO主任为何坚持认为审判我的最合适地点是在新加坡。
　　SFO答复说，他们听说我早已撤回举行会谈的申请。这纯属一派胡言，史蒂夫马上给予更正：“我已经仔细重读了我们双方互通的信件。我完全反对你方在七月二十日的信件中的解释。我方去信中简短回答是：李森先生现在很愿意，一直也很愿意和SFO谈话。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也不用任何协议。”
　　八月初，SFO同意与我谈话，但也许本来就没这个必要。
　　两名警方长官和我进行了谈话，他们是SFO的助手，一名是侦探督办安德鲁诺德，另一名是侦探主督办麦克尔韦德，另外一名和我谈话的是麦克尔奥布莱恩克尼，他是SFO的副主任。很显然，他们对于巴林银行的破产知之甚少，我也怀疑他们对此是否进行过深入调查；他们所提的问题表明他们对于期货及买卖权是极端不熟悉的。
　　几次面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十分繁杂的，一方面是因为要进行录音记录，另一方面又要翻译成德语，并让一位德语速记员记录备案。当他们参考我的笔记向西蒙·琼斯解释BNP和SLK之间的OTC交易时，我终于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他们问我是谁在我的交易记录的空隙处做了笔记解释，我给他们做了答复。
　　他们原本以为空处写的字是“CREDIT NEEDs APPROVAL”（信贷需要批准），我认为应该是“WHO APPROVAL？”（谁批准了？），他们认为另一处注释是“DENOTATION”（贷币单位）．我指出这个字实际上是“DOCUMENTATION”（文件处理）。我很懊恼，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仔细去读这些记录。因为这上面西蒙·琼斯和詹姆士·巴克斯的亲手写的评语是十分关键的证据，这表明这两人已经看过我的记录，而且他们也把我的OTC交易在董事会上提及了。
　　只有一次我觉得有一线希望被引渡回国，当时侦探督办诺德拿出一些美元保证金申请票据，这些都是我曾经用于要求伦敦往新加坡调拨现金的：“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定要绝对清楚的，”他对我说，“这些文件对于你所做的八八八八八帐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文件也都是虚假，具有误导性的。有人已对这些文件做了标记，上面标有CS4，5，6，7，8，9、10，其中的字母CS代表的是克里斯托弗史弟恩，他现在是或过去是伦敦的巴林银行的总裁，他把这些文件提供给DCI韦德。
　　对方要求银行提供你自己准备好的文件，或是至少在你的指导下准备的文件，这些又是假的。当这些文件送至韦德先生那里时，就用了下面的惯用说法。别人把文件递给他并告诉他：‘这是你要的东西，这些是瞎扯。’”我知道每个人用这个词时都指的是虚假不诚实的文件。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大家都笑了，大家都认为这挺有趣，我却不理解这个玩笑：如果文件真是瞎扯的话（这我也同意），有人把它们交给伦敦的SFO的侦探，这肯定意味着他们手中的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涉及到伦敦方面，这不对吗？但这个玩笑却应验在我头上。是的，这的确表明他们有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属于SFO司法权辖内。但是不行，这并不意味我可以被引渡回伦敦，而是意味着他们决定对此事置若罔闻。
　　为了不让SFO逃脱他们的责任，史蒂夫在最后关头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既然省略了一些细节问题，那就更显然我所犯的罪过中由SFO管辖的那部分行为才是导致巴林倒闭的关键——而且他还指出这种情况对新加坡方面并不存在指控的必要。
　　但是就在第二天，九月十三日，SFO便对我撒手不管了。
　　他们宣布我受审判的最佳地点是新加坡，但他们从未解释原因，他们有我所有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法庭上可以使用的，而且可以证明我的诈骗行为是如何在伦敦的巴林银行办公室进行的，而且这些证据本来会让我供认更严重的罪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十分热心于让我去新加坡。作为对SFO决定的反应，史蒂夫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道：“这是毫无道理的，除非他们给出一个不合法律的解释，他们反对把尼克引渡回国是处于政治压力之下而为之的。”
　　我不知道在这之前其他任何人是否还在怀特联合会那里请人喝过一杯。
　　又一个周末来了。丽莎星期四曾来过一趟，她走时留下了她的床单让我睡觉用。那上面留着她的气息，为了挽留那种感觉，我晚上铺开用，白天把它们卷起来放在壁橱里。光光的床垫上有一道道黑条纹，这又是牢房给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今天在外面院子里待了一个小时，明天还能待一个小时。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上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越来越深陷于一种压抑心情之中。我把电视和收音机全打开，想借此驱走沉寂。我很快就明白我将不得不开始锻炼自己为新加坡的生活做准备。我开始恢复健康，每天晚上蹬踏木箱五千步，但是我仍害怕寂寥。我知道新加坡那边不会有电视或收音机供我用了。
　　户外步行一小时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小插曲。我沿圆圈缓慢地走着。大多数犯人穿着一般狱中规定的蓝色囚服，我却总要努力改变一下格调。穿上便装，今天，那个叫克里斯托弗的意大利人身穿星期日才穿的最好衣服，那是一件山羊皮竖纹大衣，他嘴里还叼着雪茄烟。我们彼此点了点头，便有其他人一起沿运动场进行。我们朝任何方向都只能最多走五十步，因此走路时数八是不可能的。我想加快这缓慢的行进速度，但这又大难了一我只会让别人讨厌我——，因此我又和众人一“样沿着固定的圆线像驴子们沿着并一样走，这简直算不上活动。
　　返回我的牢房后，我又得打发时间了，我想睡觉，又想去看电视，还想听懂德语，又试着去看书。一会儿之后，我又坐在桌边给丽莎写信。但我止不住又哭了起来，晶莹的泪滴落在信纸上。做交易时我从未哭过，母亲去世时我也没哭过，为此丽莎曾怨我在感情上太严谨，也不会表露感受，如果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就不会那么说了。但现在没人看见我。大家都认为早已看够了我，因为报纸上一版一版地登载有关我的文章，而且有关巴林银行的故事也占去了大多传媒焦点，而我只能看到三日之后的报纸。没人看见现在的我了。
　　九月二十五日，史蒂夫意外地来见我。他告诉我说，巴林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单独起诉我，这些人持有价值九千万英镑的巴林公司百分之九·二五的永久债券，现在他们也一无所有了。他们将提请伦敦城市地方法庭发出传票，要求我去法庭受审。
　　“这是你最后的希望了，”史蒂夫说，“这是第一次除了我和丽莎之外有人认为你应该被送回伦敦受审。这些债券持有人对案件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样——他们认为巴林的倒闭只能进行恰当的分析，而犯罪的人在英国法庭上由法律定罪。”
　　“他们首先起诉你，再利用审判你的时机把其他证人也牵扯进来，像主任或查帐人员之类。这是他们唯一一种可以把钱弄回去的办法了。除了已林银行慈善基金会之外，他们是唯一一群损失者了。”
　　“当然了，彼得·巴林也从未宣布有关他那一百英镑红利的事了。”我说。
　　“但是你得准备好提供证据。”
　　“我准备好证据，但又担心这是否会危及我在新加坡受审状况。”
　　史蒂夫离开监狱去给乔纳森科尔打电话，他是我的新加坡律师。史蒂夫从机场给他们打电话，最后在伊斯兰堡找到了他。乔纳森向史蒂夫保证证词不会对新加坡受审有影响。第二天，债券方面来了一名律师取走了我的签名。他是和阿伯哈特凯普夫的助手爱娃一起来的。
　　“你好？”我问道，一边伸出了手。
　　“恐怕我不能和你谈话。”律师说。我签字之后他马上就走了，我也返回了牢中。
　　令那些债券持有人伤心的是，他们的案例又被从“国内办公室”转回SFO。他们曾向“国内办公室”要求引渡我回国。而且也许他们还希望立案起诉我诈骗并起诉其他几个人的读职。但SFO可以驳回引渡回国的申请，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有背于公众利益。SFO接手了债券持有人对有关引渡回国的起诉申请并扔在一边：他们堵死了这条路。
　　“我很惊讶，SFO竟然这么干，他们以前可以不利用职权滥处理案件，”史蒂夫说，他看起来义愤填膺，“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事，这些人损失了钱，而且他们有权起诉别人把钱要回来。但是SFO却把这事压制住了。”
　　“其实本来就不会有希望，史蒂夫。”我说，“他们肯定要让我去新加坡，否则许多人会动怒。”
　　下一周的十月四日，德国法庭宣布，他们已经接受了新加坡政府要求引渡我提出的十二条指控中的十一条罪状，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对此决定提出上诉——否则我将返回新加坡。
　　“这是个疯子的决定，”阿伯哈特凯普夫对我说，“从推理上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单单省去伪造罪的起诉？很显然有证据可以推翻其他至少八项起诉。”
　　但我就此罢休，不再努力了。我想开始自己的狱中服刑生活。我知道他们提出的所有法律论点都是对的，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是要返回新加坡了。德国人干嘛为了我一个人把自己和新加坡的贸易关系弄僵了？SFO干嘛又冒险审判一次财政诈骗案，又有可能打输官司？谁都想要我走，除了新加坡还有什么吏好的地方呢？
　　新加坡方面于十月十七日公布了有关巴林银行破产的报告。我根本没认为这个报告会比英国的报告好些，无非是对我这个替罪羔羊大加批判。但我却大错特错了。我翻了一下开头的几页，里面有事件发生的时间表，还有一串缩写和解释说明，读到第五页时，我精神为之一振。
　　“巴林集团提供了许多说明来解释八八八八八帐户是蓄意逃避检查的。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我们不认为八八八八八帐户是他们一无所知的未经授权的帐户。我们的观点是，巴林集团的管理人士或是知道或是应该知道当时八八八八八帐户的存在以及在此帐户下进行交易活动所导致的损失。”
　　我越来越高兴了，便接着往下读：
　　“巴林集团伦敦结算部知道，或应该知道，附加保证金构成了巴林银行对客户所发追加保证金的分类帐目。但是巴林集团伦敦结算部却宣称它从未使用过保证金提供单这一简单的一页纸的文件来解决不一致平衡金问题。”
　　我本来自己可以那么写——过来的这两年里我一直担心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种简单的资金不一致没被解决。
　　新加坡方面也严厉批评了巴林集团内部帐目审查系统：“实际上，内部查帐报告并未发现新迹象。从一开始，巴林集团就知道李森先生具有双重角色，他既是前台办公室主任又是后方办公室主任。内部查帐报告主要用于重新审视这一点。但是，巴林集团仍然我行我素。”
　　这个报告其实开始着眼关注于高级管理部门的角色，特别是在描述丢失的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的那一段中。
　　“巴林集团没有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在任何一个阶段中间问及李森先生是如何以及从何处获得这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来完成这种未经授权的支付……”后来，报告又提及一些个人的事：“诺里斯先生和巴克斯先生两人都否认自己曾参与任何计划淡化事情的重大影响或是妨碍有关此事的单独调查。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他们这种否认。”
　　看见他们使用“但是”一词，我心里有一些温暖。
　　报告的结论如下：
　　“回顾一下这件事，有一件事是可能的，巴林集团如果九五年二月之前及时采取行动那他们有可能避免倒闭的命运。
　　截至九五年一月底，尽管已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也只是最终损失的四分之一。”
　　“如果说巴林银行管理人士直到破产之前仍然不知道有关八八八八八帐户之事，那只能说他们一直在逃避事实。银行倒闭之后，诺里斯先生，也就是巴林集团的高级主管，他认为李森先生的行为对巴林集团影响很小（或没影响），但却产生了良好回报，这是不可信的；而且在我们看来表明说话人对市场现实的无知程度，故而缺乏可信度。”
　　我坐在牢房中的小床上，背靠着墙。在这过去的六个月的牢狱生活中，我第一次不再羡慕巴林集团其他经理们的自由了，他们一定也觉得糟透了。也许他们反而羡慕我了——我干脆就承担了一切。我是做过诈骗案，被人抓起来现在即将服刑，而且我还会在新加坡服刑，这不过是因为SFO没主见。但这又怎样呢？我将承受这些事情，翻开又一页生活，把往事抛在身后。
　　但是这些巴林集团的经理们却被人斥责为粗心大意、无知，而且他们还得忍受这些。在牢房里生活唯一的好处是，在此服刑是一种惩罚，结束之后你就又返回生活之岸了。但是即便假设这些巴林银行的经理们依旧像从前一样，去格莱尼包尼上班，去见朋友——他们却被限于沉闷窒息的生活情调中。
　　我必须学会接受自己的罪行并让它们成为往事。但是那些人被新加坡检察官们说成是“粗心大意、漠视事实、完全无知”。
　　新加坡的记者们对彼得·诺里斯的评价是：“我们不接受诺里斯先生对事实的解释。这也就是说诺里斯先生并不诚实他们对詹姆士·巴斯的评价是：“在我们看来，巴克斯先生的证据是他发誓证明真实的。
　　但从实物上来讲仍然是虚假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对他反而不利。”
　　有关西蒙·琼斯的说法是：
　　“琼斯先生对SIMEX的两封信的态度反映出他的令人不能接受的漠然程度。我们不理解琼斯先生身为巴林银行财政主管何以草草签署李森先生写给SIMEX询问李森先生本人活动信件的答复，而他也没有单独仔细地调查此事。”
　　被抓后我第一次觉得我宁愿为了自己所干的事去失败而不愿为了他们干过后的事去失败。身陷大牢，我却比他们更开心，因为他们正在家里整理着自己早已破碎不堪的声誉，而且心里也明白自己的朋友们在背后谈论些什么。滚他们的蛋！我这么想。我能够面对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并直视他们的眼睛，我不用隐藏什么；在这意义上说，我是自由的，我将会走出监狱再投入新生活。他们却会永不安宁，参加每一个鸡尾酒会都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那是彼得·诺里斯……那是詹姆士·巴克斯……”他们也清楚谁都觉得他们很蠢。我会洗心革面——我肯定再也不会重蹈前辙了。但他们却永远无法改正新加坡报告中对他们所做的批评。
　　十月二十九日，在法庭允许我上诉延迟引渡的上诉期限到期之前，我宣布自愿返回新加坡。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我接到通知，我四十八小时后离开德国。后记--------------------------------------------------------------------------------　　尼克·李森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被逮捕，并遣送到新加坡拘禁。
　　十二月一日星期五，他因两项欺诈罪俯首认罪。
　　十二月二日星期六，尼克·李森被判六年半的有期徒刑，他目前正在新加坡塔那梅拉监狱服刑。 　　本书词汇表 　　套做（ARBI TRAGE）：利用两市场之间的暂时差价，在一个市场上以低价买进，而几乎同时在另一个市场上高价卖出的行为过程。
　　票据清算部（BACK OFFlcE）：负责清算交易票据的金融机构部门（如巴林银行期货新加坡分部，BFS）。
　　布隆伯格（BLOOMBERG）：用电脑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网路。
　　购买期权（CALL OPTION）：为一种合同，该合同赋予它的购买者以某种权利，根据这种权利，这种“购买期权”的购买者可以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以某种特定的价格从合同的签署人那儿购买期货，但只要购买者愿意，也可以不购买。一般说来，这种合同的购买者希望产品的价格上扬，参见“期权”（OPTION）、“出售期权”（PUTOPT10N）。
　　票据清算所（CLEARING HOUSF）：处理票据交易的清偿与清算的期货交易部门（如“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调）清算成员（CLEARING MEMBER）：负责透过票据清算所来进行交易清算的期货交易成员部门（如“巴林银行期货新加坡分部，BFS”）。
　　交叉交易（CROSs TRADE）：一种交易员代表两位客户，或者在客户帐户与交易所帐户之间进行的买卖相同期货合同的交易行为。进行交叉交易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维持市场价格的可见性。
　　客户帐户（CUSTOMER ACCOUNT）：交易中的某个成员所持有的帐户。该帐户用来记录该成员代替客户所进行的交易量。
　　DERIVATVE：为一种金融票据（如“期货合同”、“期权”），其（通常为波动性的）价值依赖于与之相对应的潜在商品（如“货币”、“产品”、“股票”）的价值或预料中的价值变动。
　　由于这种金融票据比其潜在商品要便宜得多，故潜在商品价值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其发生巨大的变化。
　　错误帐户（ERROR ACCOUNT）：为一种待调查并批准的用以维持交易的帐户。正常情况下这种帐户上的交易量不大，而且它们很快可以从帐户上清除掉。
　　欧洲货币合同（EUROYEN CONTRANT）：一种基于欧洲货币三个月利率的日本期货合同。
　　交易机构（ExCHANGE）：该机构提供进行期货与期权合同交易所需的各种便利条件。（如“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
　　FIMAT：法国社会银行总行（FSG）的新加坡经纪人机构。
　　公司容户金融部（FRONT OFFICE）：负责与公司客户打交道的金融组织（如“巴林银行期货新加坡分部，BFS”）。
　　期货合同（FUTURES cONTRACT）：一份同意从某种牦定的价格买卖一定量商品的协议。该协议上有关交易的细节穹日期由买卖双方在交易大厅里或透过交易萤幕来商定。
　　套期保值（HEDGING）：是一种保护开口头寸以使风险最小化的行为（例如：透过假定derivative（波动）价格还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来设法减少潜在损失）。未做套期保值的头寸叫做未套期保值头寸（UNHEDGED），这是一种更冒风险的头寸。
　　交易所帐户（HOUSE ACCOUNT）：交易成员所持的一种帐户，用来记录它代表自己所进行的交易量。该帐户应与客户帐户中所记录的交易量区分开来。
　　启动保证全（INTIAL MARGIN）：交易成员因从事每一份合同的交易而向其客户收取的最低费用。
　　交易日额外保证全（INTRA一DAY ADVANCEdARGIN）：在某个交易日由清算所可能向清算成员收取的额外费用。
　　交易记录（JOURNAL）：是指交易成员所从事的交易记录。
　　多头（LONG POSITION）：交易员已经买进某份期货或明权并盼望其价格上涨时所产生的一种头寸。
　　保证全（MARGIN）：为了对损失进行保险，由交易成员勺交易所，或者客户向交易成员所交纳的费用叫做保证金。随旨买卖财产价值的变化，还有可能更进一步交纳费用（参见维持保证金，MANTENANCEMARGIN”）。
　　保证全通知（MARGIN CALL）：由清算所或成员所发出的要求付款的通知。之所以要发出保证金通知，是因为市场上交易财产的价值或新的头寸值发生了变化。
　　市价标志（MARKTO一MARKET）：对头寸值进行日调节以反映目前的市场价格。
　　均衡头寸（MATCHED POSITIONS）：是指多头与空头的头寸值相等，从而互相抵消。
　　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指教（NIKKFI 2251NDEX）：以东京股市上交易的二百二十五种热门股票的价值为基础的一种指数。
　　公开叫喊交易系统（OPEN OUTCRY）：发生在某个交易场所（某一指定的进行交易的地点）的交易系统。交易员透过大声叫喊以表明其买卖立场，然后寻找自愿的买方或卖方，最后成交一份合同的交易，这种交易可以稍后再记入交易卡之中。
　　开日头寸（OPEN POSITION）：期货或期权的一种头寸，为多头或空头，这种头寸没有受到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的交易的保险。
　　期权（OPTION）：指在某个规定的日期内买卖期货合同的选择权，期权能以议定的价格透过交易来获得。如果在规定的日期内期权未被使用，则期权过期，付款必须归还给买方，期权的买方冒的风险小而盈利却很大；期权的卖方（即签署期权合同的人）获利可能会很有限，而且会有潜在的灾难性损失（参见“购买期权，CALL OPTION”，“出售期权，PUTOPT】ON”）。
　　场外交易（OVER-THECOUNTFR）：是指买卖双方透过电话或电脑所进行的交易。这种场外交易不被交易机构所记录。
　　头寸（POSITION）：是指交易员在某一市场上全部的投机股本或利息（参见“多头，LONG POSITION”，“空头，SHORTPO81T10N”，“开口头寸，OPENPO81TION”）。
　　期权购买全（PREMIUM）：是指期权的买方向期权的卖方支付的购买金。
　　业主帐户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是指交易成员在其自身帐户上，而不是为客户进行的交易。这种交易应记入交易所的帐户上。
　　出售期权（PUT OPTION）：为一种赋予合同的买方在某一规定的时间内以某种特定价格出售期货给合同签署人的选择权，当然合同的买方也可以放弃这种权利。“出售期权”的买方希望产品的价格下跌。（参见“期权，OPTION”，“购买期权。CALLOPT10N”）。
　　清偿（SETTLEMENT）：将一笔交易记入参与此次交易诸方的帐簿之中，以便结清任何未结余额。
　　空头（SRORT POSITION）：交易员已经售出了某份期货或期权合同时所产生的一种头寸叫做空头。一般而言，合同的卖方希望价格下跌。
　　多空套做（STRDDLE）：是指透过以相同的订价合并数量相等的“出售期权”与“购买期权”所产生的一种期权头寸。
　　这种多空套做冒较大风险，因为它只有当市场价格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要接近订价时才有效。
　　订价（STRIKE PRlcE）：某份期权的买方根据该期权合同的规定买卖期货的价格叫订价。在期权合同被签署之后，订价就不能再发生变化。
　　TICK：是指期货合同中价格变化的最小单位。
　　未套期保值（UNHEDGED）：参见“套期保值”（HEDG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