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鹿鼎记40级刷怪去哪:革命家孙中山的激进理想：曾想建都伊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22:00:46
中国留学生李蕃昌、贺子才和朱和中在港口迎接他。
乘车进入布鲁塞尔市区后，这位绅士模样的人受到几十名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之后他住进胡秉柯同学的寓所。
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尚未听说过比利时发生的这件事，因为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具有历史意义：一，那个身穿皮大衣的中国人，正是大清帝国的皇太后和金知州迫切地想知其下落的“匪首”孙文，他在惠州起义失败后似乎销声匿迹了；二，欢迎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湖北人，几年之后彻底颠覆大清帝国的武装暴动就发生在湖北武昌，有资料显示，在比利时湿冷的冬日里欢迎孙中山的那些留学生大多与数年后的那次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有关。
孙中山无法预料几年后将要发生的事。
此刻他来到布鲁塞尔，是想与这些心存反骨的青年建立某种联系。
连续的暴动毫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革命的星火似乎闪烁了一下，但由此引发燎原之势的预想没有任何实现的迹象。孙中山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答案：革命的基本力量到底是谁？哪些人群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孙中山对日本人感到失望。他甚至要与在军火买卖中作弊的日本商人打一场官司。他认为是他们直接导致了惠州起义的失败，而他手中握有军火商伪造的私章和文书，他和宫崎寅藏决心把被骗走的经费要回来。日本友人认为，公开诉讼恐怕没什么好结果，因为军火商的财产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即使判决了也拿不回多少钱来。更重要的是，一旦立案，全世界将得知革命党人武装推翻清廷的企图。孙中山被迫接受了调解。日本军火商中村吐出来的是一所住宅，折价一万三千元，还有价值两千元的期票，而当初孙中山付给中村购买武器弹药的钱是六万七千元——日本军火商以中国革命者的鲜血为代价狠狠地赚了一把。
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访问了暂时沉寂的孙中山。他在孙中山的寓所里看到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历史书刊。这位美国人惊讶于这位“西化了的中国人”的强硬：“清朝皇帝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激烈改革。”“我们的人一旦获得适当的武装，并且做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日本人用了三十年才办到的事，我们最多用十五年就能办到。”但是，孙中山所说的“我们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林奇提出了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孙中山的回答是：在英国、美国檀香山和日本等地，“有一批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追随者”。
这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回答。
“追随者”身份不明，“一批”数量不清。
至少在一九○五年以前，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认为，孙中山不过是个绿林人物。后来的同盟会员吴稚晖，在留学日本期间被邀去见孙中山，他很不以为然：“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他，何况孙文，充其量一个草泽英雄，有什么讲头呢？”他问孙中山是否像“八腊庙里的大王爷爷”，同学回答说孙中山是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吴稚晖再问“孙文是否有张之洞的气概”，同学回答说“张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问，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无法得知孙中山到底是怎样一副“气概”，但他拥有革命家的魅力确凿无疑。即使是抱有成见的章太炎，见到孙中山后才发现这是“非才常辈人”。于是与孙中山开怀畅谈地制改革、未来赋税、教育平等、革命程序等问题，甚至还谈到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哪里，结论是“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如果革命成功后仅保平安，首都就建在一熟天下足的武昌；如果想一统整个中国，首都就建在国土中央的西安；如果想要征服世界，首都最好定在亚洲大陆中央的新疆伊犁——伊犁位于中国西部边陲，那里竟然能够成为建都之地，由此可见他们的讨论该是多么的激昂。
然而，无论是一再组织武装暴动的孙中山，还是写出《訄书》号召推翻大清王朝的章太炎，他们似乎都小心地回避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之前，革命党人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什么？
革命终究不能靠在屋子里谈天说地。
革命需要有人去流血牺牲。
那么，什么人肯去？
一九○二年冬，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越南。客轮抵达西贡后，他从陆路赶赴河内，住进一家法国人经营的三等旅舍，化名高达生。孙中山在河内和西贡滞留半年之久，这半年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史料一片空白。至今我们也无法得知这段史料空白的原因。唯一的线索是，他去越南的签证，是在上海办理的，签发签证的是一位名叫莫朗的法国官员。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惠州起义前，孙中山就与法国政界人士有了接触，目的是希望得到法国驻日公使给与军事上的援助。在请求遭到拒绝后，孙中山与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韬美的联系保持了下来。
韬美是个对中国怀有野心的人物，他梦想修筑一条由越南通往中国云南的铁路，以便以越南为跳板，让法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扩大到整个南中国。当韬美了解到孙中山的反政府企图后，立即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出军事干涉并占领云南，作为以云南铁路工程开端的经济渗透的补充。”韬美的计划虽然符合法国殖民者的设想，却没能得到法国政客们的支持，原因是此时法国在亚洲正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比如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南方的扩张已威胁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既得利益。因此，维持现状是目前的最佳选择。法国外交部和殖民部都不赞成韬美支持孙中山。为此，当孙中山为筹备惠州起义到达河内时，原来约好密谈的韬美只派助手与孙中山见了一面。但是，韬美本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向孙中山发出邀请，名义是请他参观即将在河内举办的一个工业博览会。
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法国政府愿意支持中国革命，他可以抛开原本抱有极大期望的日本人。但是，到达河内时他才发现，那个野心勃勃的韬美已经被法国政府解职了，代替他的是忠实执行国内政策的新总督保尔？博。新任总督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哈德安接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这位法国官员阐述了他的政治目标和近期打算：希望在武器和军事顾问方面得到法国的援助，并利用法国人控制的越南作为向南中国输入武器和人员的通道。如同向日本人作出承诺一样，孙中山承诺如果革命成功，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个新政府，他的政府将对法国人的在华利益予以更大的让步。保尔？博拒绝了孙中山。唯一例外的是，法国人允许孙中山进入中越边境地区，前提是不允许他率领的“绿林游勇”滋扰那里的生活秩序。
保尔？博总督向法国殖民部报告：我从一开始就回避将武器弹药运经我的属地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肯定会得到消息，即使他不提出正式抗议，我们的工商业特别是云南铁路的建设，因此会搁浅。这种政策将与我们所历来实行的对待中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导致我们与中国政府以及云南民众之间关系的完全改变。我甚至更进一步确信，我们不会对分割或扰乱中华帝国感兴趣……我认为禁止孙留在印度支那是不明智的，尽管他的密谋使我担心。我甚至有这种看法，万一中国要求将他逮捕，我们必须拒绝交出。否则我们的对手就会趁虚而入，并引起秘密会社不可调和的仇恨，使其将正用于推翻满洲的活动转而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冒险。法国人的矛盾，是所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列强们的共同心理写照。而即使为艰难的局势所迫，孙中山在求得外援时的不计后果也是万分危险的。在越南，孙中山依旧在联络会党组织。一位做西装生意的广东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位生意人“逢人必骂满洲政府”。经过攀谈，孙中山感到彼此话语很是投机，于是袒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西装生意人坚决要求与孙中山订立盟约，还先后介绍了不少有反政府倾向的人来见他。孙中山将这一组织命名为“致公堂”，后来又改名为“兴学社”。未来几年内，孙中山在南中国边境组织的数次武装起义，都与这个组织有关。
一九○三年七月，孙中山乘法轮“亚拉”号从西贡返回日本。此时的东京“遍觅旧同志，无一见者”，孙中山不禁黯然神伤。他前去横滨，租住在山下町一百二十番的一间房屋里。不久，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因避难《苏报》案逃到日本，见到孙中山后格外亲切，两人相约登山畅谈，黄宗仰留下诗句云：“仰瞻星斗十年久，蓟汉声闻三度雷。不死黄龙飞粤海，誓歼青鸟落京垓。函根今夕潭瀛胜，河上他时宇量恢。记取夜登冠岳顶，与君坐啸大平台。”
无论如何，仅仅“坐啸”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拿着黄宗仰借给他的两百元钱，孙中山再次去了檀香山。
檀香山的情况更令孙中山失望：“兴中会之团体，久已荡然无存，会员中能始终不变者只有邓金、邓照、李昌、程蔚南、许直臣、何宽、李安邦等十数人，然亦慑于保皇会之声势，莫敢或抗，惟缄口结舌，以期待先生重来而已。”一八九九年，梁启超来到檀香山，鼓动保皇以救中国，并借助他的声望令多数兴中会员转为保皇派。孙中山不禁自责，以往专心于组织国内暴动，“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他开始大声疾呼中国不能实行君主立宪，只有民主共和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实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孙中山决定创立一个新的组织——中华革命军。
为了吸引拥护革命的华侨入会，孙中山加入了檀香山的会党组织——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洪门军职分为洪棍、纸扇、草鞋三级，洪棍“即元帅别名也”。
洪门是以反清复明为主要宗旨的著名会党。
此后，孙中山发动的所有武装起义都以洪门会党为主力。
孙中山对保皇派的筹款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康梁在骗取华侨的血汗钱：“闻在金山各地已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为了与保皇派抗衡，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孙中山发行了一元和十元两种军需债券，并承诺革命成功后连本带息十倍偿还。
史书中没有当地华侨认购军需券数额的记载。
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取得显著成果。
一九○四年三月，孙中山决定前往美国，路费是华侨资助的。
临行前，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他有一个今夏在中国“大举起义，倾覆满洲”的计划，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便透露。记者们惊讶之余说：“我望有日得到了消息，汝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莞尔一笑”。
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入美国，孙中山设法搞到一张檀香山出生证明，然后经在檀香山法院宣誓，领到了美国岛居民所持有的护照。但是，当他于四月六日抵达旧金山港时，还是被美国移民局登船检查的官员扣留了。
这是继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再次陷入险境。
他被有保皇党背景的人出卖了。出卖者把他即将前往美国的消息，告诉了大清帝国驻旧金山领事何祐，何领事立即要求美国移民局禁止孙中山入境。美国政府无意禁止孙中山入境，但是，大清国皇族溥伦将于四月二十日到达美国，为避免可能发生不快之事，美国人认为最好将孙中山与溥伦隔开，办法是寻找借口将孙中山暂时扣留，待溥伦到达旧金山至少一个星期后，再把孙中山放出来。结果，孙中山刚一抵达旧金山，移民局的官员便说，尽管他持有檀香山出生证明，并不表示他具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而且其护照有伪造的嫌疑。于是，孙中山被拘留在港口的一间木屋里，那里面挤满了由于各种原因被扣留的华人。
这是一个令孙中山不堪回首的时刻。
至今，档案史料中还保留着这样一张照片：孙中山像所有罪犯一样将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举在胸前。
数日之后，美国移民局判决将孙中山驱逐出境，等候轮船返回檀香山。
在港口木屋里度日如年的孙中山，突然间在被扣留的同伴那里看见一张《中西日报》，上面写有“总理伍盘照”的字样。他想起一八九五年流亡美国时，曾有人向他介绍过此人，说他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学者，“以说教及办报蜚声于时”。孙中山立即草拟了一封信托卖报人带出——(“乃草一函，求一卖报西童带往沙加缅都街中西日报，外书伍盘照博士收讫。)另有英文‘到奉带书人七角五分’字样。”
《中西日报》社长伍盘照闻讯赶来，了解情况后立即展开营救。伍盘照与当地的洪门会党来往密切，同时还兼任大清帝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顾问。他首先要求领事不得将此事禀告驻美公使，然后迅速与位于旧金山的洪门总部取得联系。孙中山在洪门中的职务是洪棍，一位拥有如此地位的兄弟被扣押，这是在美国颇有势力的洪门组织不能容忍的。
全美洪门总部总堂大佬名叫黄三德。黄三德热心革命，久闻孙中山大名。他利用洪门的律师向美国当局提出诉讼，在交纳五百美元保证金后将孙中山从木屋中接出。没过几天，美国当局的判决书再次到达，承认孙中山的出生证明有效并允许入境——这场官司花费的二千五百美元由黄三德垫付。
就在孙中山被扣押期间，洪门大佬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大清帝国的皇太后为迎接自己七十寿辰颁布懿旨：“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免其既往，予与自新。”
孙中山接到判决书的那天，恰是溥伦到达旧金山一个星期之后。
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是有趣。
孙中山在美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发展革命组织，筹集暴动经费。
这两件事都开展得不甚理想。
虽然他以洪棍的身份出现，得到了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但是，美国的洪门组织十分繁杂，同时存在着数十个相对独立的团体。这些会党团体虽然都在洪门之下，但有时团结有时内讧，要把庞杂的会党组织归于革命党人的行动轨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中山从筹款入手，他召开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推举加州大学教授邝华汰为主席，发表演说之后便开始推销军需债券，依然承诺革命成功后十倍偿还。孙中山还宣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有限权利。”然而，大多数人表示，捐款可以“入会则不必”。结果，孙中山先后筹集了约四千美元，而正式入会者只有那位加州大学教授。为了扩大革命力量，孙中山建议全美的洪门会员来个总注册，目的是将洪门会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彻底消除保皇党人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借此筹集到数量可观的经费。黄三德等人表示支持，于是孙中山着手为势力最大的致公堂起草新章程。他不但把洪门组织反清复明的宗旨改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且还在类似序言的内容中加入了批判保皇党人的激烈措辞。当时，洪门会员中有不少人是保皇党，不知他们是否认真看了孙中山咬紧牙根写出的这个新章程：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革命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其千载一时之机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下不可缺者……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本堂洞悉甚隐，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党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般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成，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寖其皮，无以伸此公愤而挫其败类也……为了洪门会员总注册，孙中山在黄三德的陪同下周游全美，周游经费即推销革命军需债券所得。但是，半年的时间，真正注册者依旧很少。孙中山发现，洪门人士大多信奉保皇主义，对暴力革命不感兴趣。孙中山用英文写了《中国问题的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文章强调远东问题的焦点在中国，只有推翻了大清王朝，才能确保世界政治的平衡，才符合世界各强国的根本利益。因此“瓜分和殖民中国，以及保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两者都是错误的”。瓜分中国只能导致列强的战争，而维护现在的中国政权，列强们的利益也得不到根本保证。“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尽大国之责，这一论述显示出孙中山惊人的世界意识；但是，把大清王朝的存在作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这依然表明孙中山对列强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不是孙中山所独有，它几乎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派的共识。
洪门在美国本土的总注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孙中山决定前往欧洲。
如果论及孙中山此次美国之行的收获，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属三民主义理念的正式提出。这一理念的形成，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有一个模拟的过程。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记载：先生在旧金山，论及设会，必先有主义；主义固定，乃能成功。林肯主义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所谓民有、民治、民享。主义愈简单明了，愈生效力。今设同盟会，党纲宣言，予意提出三民主义：一曰民族，此中国排满革命主义；二曰民权，此世界建设民主政治主义；至于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策，欧美风靡，他日必为世界人民福利最大问题，无适当名词。予进曰：事不过三……正德、利用、厚生……林肯以三民宣言，先生开党，首定三民，亦约法三章也。先生推案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本汝言厚生意也，意义包括宏大。直到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的演讲中仍有这样的解释：“林肯所主张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回想兄弟在海外的时候，外国人不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总拿这个意思来问我。兄弟在当时苦无适当的译语回答，只可援引林肯的主义去告诉他们。”
有史料记载，孙中山的欧洲之行，是受中国留学生的邀请。
留学生以湖北人为主体。
湖北的革命组织起始于吴禄贞。
一九○二年，吴禄贞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在日本期间他与孙中山来往密切，回国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训练新军的教官。这个本应为大清帝国训练正规军的教官，却热衷于推翻大清帝国政府。他在武昌花园山的一座寓所内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往来于这个联络点的多是学界青年或归国留学生，各省的仁人志士来武昌也都到这里接洽。同仁一致认为，革命如果群龙无首，便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孙中山。
青年们的活动逐渐被官方察觉，为了消除隐患，新任湖广总督端方一上任，便决定让更多的学生离国出洋。他把即将出国的学生分成两部分：反叛倾向激烈明显的，派往遥远的德国和比利时；思想和心绪比较稳定的，派往邻近的日本。端方的这一决定是秘密实施的：半夜里下达公文，限留学生清晨即到官署报到，下午登船出发。常在武昌花园山聚集的学生，基本都被派往欧洲了。他们对端方十分不满，甚至决定绝不离开湖北。但有人却说，事到如今，身不由己，只要出洋就有可能寻找到孙逸仙，这不是对革命大有好处吗？于是，大家怀着这样的目的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
无法理解清廷大员的思维逻辑：为了平息青年学生的反叛情绪，用朝廷的钱把他们统统送出国，送到他们乘轮船都要走一个月的遥远的欧洲去，大清王朝于是就能安全了——让青年们接触西方文明，学成回国之后，对于大清帝国来讲不是更加危险吗？
历史将证明清廷官吏的思维是何等的愚蠢。
不久之后，当端方被革命党人按在板凳上砍掉脑袋的时候，没人知道他是否曾为当初的决定万般悔恨。
孙中山到欧洲的旅费，来自黄三德赠送的三百美金、致公堂筹集的七百美金和留美学生的若干捐赠，这些钱在购买船票之后所剩无几，因此到达英国的孙中山立即陷入囊中如洗的窘境。
刘成禺，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他在孙中山到达伦敦后不久，将其拮据的状况告知了留学德国的湖北籍学生朱和中和留学比利时的湖北籍学生贺子才。不久，孙中山接到了朱和中汇来的一千二百马克和贺子才汇来的三千法郎，他立即动身前往比利时。
湖北籍的留欧学生终于实现了寻找孙中山的愿望。
他们和孙中山在距中国万里之遥的布鲁塞尔进行了长谈，这是一次关系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前途的历史性的会谈。
最重要的问题：什么人是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
留学生们的观点是，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大清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和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认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大清帝国的军队不可能发动革命，革命的力量只能来自改良后的会党。留学生们介绍了湖北新军和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状况，用实例证明自新军中的革命派崛起后，像唐才常那样的会党在长江流域已没有任何势力。并且说会党起事的根本目的是劫财抢物，如果依靠他们赢得革命反而会受他们的制约。孙中山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说他正在改造会党的章程。对此，朱和中措辞激烈：“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孙中山说，为革命牺牲的陆皓东、史坚如等人都是知识分子，怎么能说知识分子不赞成革命？留学生们说，赞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太少，无济于事，必须争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才能事半功倍。交谈持续到第三天，孙中山的观点似乎改变了——“至第三日，总理似有所决定，为言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做领导人。我辈乃大悦，皆曰：此吾辈倾心于先生之切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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