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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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石：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炎黄春秋》编委。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及国民党党史。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合著)、《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主编、主撰)、《杨天石文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一集、第二集等著作。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革命不彻底：心有余而力不足

    都说辛亥革命不彻底，杨天石认为，“政治家要做一个分析，要做一个判断很容易，你没有往北京打，你跟人家妥协了，那是因为孙中山没有不妥协的资本。他不是不想北伐，但他没有这个力量。”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杨老师您好，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过去一直认为，百年前那场革命是一场不够彻底的革命，你是民国史专家，站在你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彻底”与“不彻底”？

    杨天石：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武昌起义两个月后，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香港，当时已是广东都督的胡汉民从广州到香港见孙中山，就劝孙中山留在广东，不要北上。因为当时在北方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大权，胡汉民建议孙中山留在广东练兵，准备跟袁世凯大战一场———这个倒符合我们的想法，用武装斗争来解决问题，革命就彻底了。但孙中山表示不能那么做，他说不仅我要到上海、南京去，胡汉民你的广东都督别当了，跟我一起北上。孙中山讲了一段话：“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完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认为他这个思想人们至今还没有充分注意到。孙中山的意思，就是要利用袁世凯，利用他让清朝皇帝退位，这要比直接用军队打的效果好很多。你想，本来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对帝制，袁世凯有力量，利用袁世凯去压迫清朝政府，让清朝政府退位，这不很好吗？孙中山估计到，袁世凯将来也许会做坏事，再推翻他就可以了。那时，推翻他会很容易的。

    南都：袁世凯具体是怎么让清政府下台的？

    杨天石：袁世凯第一个动作就是停止进攻革命军。当时他手下冯国璋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汉阳，但是没有再过江去打武昌。第二是和谈，他派了唐绍仪到上海跟革命军谈判。在宫里，袁世凯吓唬隆裕太后说，你要不谈判的话，对不起，国库里没有钱。当时袁世凯告诉皇太后说国库里只有二十多万两银子，我查了清朝财政部长的日记，其实当时库里还有九十多万两银子，当然，九十万两银子也是个小数目，但是袁世凯告诉皇太后只有二十万两，就是表示我现在要打仗没有钱。另外，你不跟革命党谈判，将来你们的命运就跟法国的路易十六一样，要上断头台的。而退位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皇帝还可以在紫禁城里当皇帝，另外颐和园还是皇帝家的，这是优待条件。清朝皇帝自动退位的结果是省掉打仗。因为当时革命军刚刚起义，兵也是没有经过训练的，革命党要跟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打，胜负很难说的，即使最后会胜利，总得打几年吧。

    南都：但是当时革命党的财政来源是什么呢？能支持打这么久吗？

    杨天石：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革命党最穷的时候，你猜国库里多少钱呢？十块大洋。这是胡汉民的回忆录里说的。十块大洋怎么打仗？举个例，当时上海起义了，杭州起义了，苏州也和平独立了。但还剩下南京没有打下来，南京谁在那里掌握呢？一个是铁良，这是满人，另外还有一个后来搞复辟的张勋，这两个都是顽固派，他们不肯投降也不肯起义，所以只有打了。打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是向日本的一个资本家借了二百万块钱，这才组织了一支江浙联军把南京打下来了。就这个样子，你想还要革命党从南京打到北京？没有办法打的，不仅是部队北上不可能，你南京政府的机关也运转不了的。所以我们过去往往只做简单的政治分析，说革命不彻底，说那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

    南都：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决定暂不归国，先筹集款项。他和南京临时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还做了哪些努力？

    杨天石：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首先从美国到了英国，再从英国到了法国。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外交，希望列强保持中立，不要站在清政府这边。第二、你不要借钱给清朝政府，你借钱给我革命党，那资本家当然也不同意的，资本家说对不起，我也不借给你。他说等你革命成功了以后，你成立一个正式政府后我借给你。当然了，资本家嘛，清政府是一方，革命党是一方，你们将来鹿死谁手，我还不知道呢！所以孙中山到英国转了一圈，到法国转了一圈，一分钱也没有借到。回到上海之前，就传闻孙中山携巨款归来，记者以为孙中山肯定带回了大量的美元和外汇，所以纷纷去采访孙中山，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带回了多少钱？孙中山怎么回答的呢？孙中山说我一分钱也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当然是好东西，但是一分钱也没有怎么革命呢？所以孙中山只能够继续借钱，他要北伐就一定要借钱。

    南都：可是你刚才说了，外国资本家不借钱给他。

    杨天石：对，外国资本家不傻，你要向我借钱的话，拿担保过来也可以，免得我把钱借给你后打了水漂。所以孙中山就用汉冶萍煤铁联合企业做抵押，1912年1月下旬，他准备和日本签订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集股三千万，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五百万给临时政府，作为购买武器和军火之用，筹划北伐。可是革命党内部不干了，章太炎大骂，说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权利，你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就把汉冶萍卖给洋人了？在南京的参议会也吵起来了，批评孙中山是卖国行为，这样一闹钱也借不成了。孙中山就写信给章太炎说，我现在就像一个穷人，我身上还有一件衣服可以御寒，但是我的肚子里没有食物，我饿得很厉害，他说我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把我身上这件衣服先去当，换一口吃的东西，先把肚子填饱了。这就是为什么要中日合办汉冶萍的原因。他说，现在南京的周围有十几万部队，这十几万部队天天要吃饭的，而且要关饷的，你还让他到北边去打清朝呢。这十几万部队我要供给他吃饭，如果一天供不上，这个部队就要造反的。

    南都：看来造反也是需要足够的本钱的。

    杨天石：那当然。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募捐，发行债券；一个是向外国政府或私人借贷。但是那些所得对南京临时政府而言根本是杯水车薪，所以孙中山一会儿要和日本合办汉冶萍，一会儿又准备拿轮船招商局做抵押。轮船招商局在1872年成立时是官督商办企业，后来到1909年改为商办，到1910年继续实行官督商办，但是有很多人的股份在里面，是资本家的财产，资本家也不让你用自己的公司做抵押呀。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将轮船招商局抵押，借款一千万两”，遭到了大部分董事的抵制。后来黄兴出来说，你干不干？不干的话，我派军队来占领。但是招商局董事们是合法抵制，孙中山不可能真正动用军队和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借款也还是没有成功。

    南都：日本是革命党海外最重要的基地，当时日本貌似也很支持中国革命，为什么在借钱的问题上没有帮南京临时政府呢？

    杨天石：当孙中山在搞革命的时候，给你一点小钱联络一下感情，这是可以的。1907年孙中山在日本搞革命，清朝政府就想让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但是日本政府想到，万一孙中山将来掌权了呢？这样我不是得罪他了吗？所以日本人就劝孙中山说，你还是离开日本吧，我这里送你五千元钱。另外一个股票商人资助了一万元，而且还办了一个宴会欢送孙中山，日本这是花小钱，放长线，钓大鱼。至于让日本花大钱支持北伐，那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跟日本人谈判，他的想法是：你日本借给我一千万，我可以暂时把满洲租给你———用这么巨大的代价来跟日本谈判。孙中山说有了这一千万，我就可以打到北京，为共和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开始谈得不错，后来日本政府方面遭到了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他说东北是我们在日俄战争时候打下的胜利果实，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干吗要花钱去租呢？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原因谈判停了。日本的谈判一停，孙中山对所有借钱的方法都绝望了，所以只能赶快同意议和。一直到签字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跟日本人谈判争取这一千万。

    南都：其他国家呢？

    杨天石：最后一次借款是向华俄道胜银行，也就是向俄国人借钱，做什么用呢？南京临时政府欠了一屁股债，这个债是要还的，就跟俄国人谈，大概要借150万英镑———当然这也要担保的，用全国的税赋做担保。这件事情又要让参议会讨论，参议会就不干了，说你借钱还债也不行的。上海的《民声日报》发表社论指责南京政府倒行逆施，黎元洪在武汉带头反对，拥护黎元洪的那些人就起哄了。武昌起义之后，形成了湖北、江苏两大实力集团，湖北是黎元洪、孙武等人为代表，江苏是以程德全、张骞、章太炎为代表，两派大部分成员是反对同盟会的旧官僚、立宪派和失意的革命党，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就成了他们攻击同盟会的一个理由。

    南都：那些债务最后怎么办？

    杨天石：袁世凯帮着还的。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也跟列强借钱。列强不借给孙中山，但是借给袁世凯，因为他们看好袁世凯。列强提供了一大堆借款，其中有一小部分规定这是替南京政府还债的。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情况，你就不会批评孙中山当初没有打到北京，应该坚持北伐，应该革命到底。革命党不是没有想革命到底的决心，他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这个经济力量。

    南都：但共和的架子算是搭起来了。

    杨天石：搭起来了。以后的事情还要接着做的，段落不是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还是要接着做的。所以我说孙中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一个大智者。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当时如果不跟北方谈判，一个是打不下去，没有钱，没有武器，勉强打下去，好的结果是打几年，革命党胜利了；坏的结果呢？袁世凯胜利了，你革命搞不下去了。所以南北议和应该是当时可行的选择，而且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社会没有遭到大破坏，没死多少人。我曾经讲过，辛亥革命是一次胜利最迅速、代价最小的一次革命。为什么呢？你算一下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是1912年1月1号，相差三个月不到，80多天，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制度就建立了，好多地方根本没死人。你像收复杭州最快多长时间？从革命军进攻巡抚衙门，到清朝政府的巡抚溜了，前后一共四十多分钟。

    南都：但表面上帝制被推翻了，国体好像也没有触及到根本。

    杨天石：这还是要用孙中山的话来回答：首先完成一个圆满的段落。文章要接着做，你不可能要求他一口吃成胖子。从这个意义来说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思想不统一：极左思潮导致内耗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内部有过两次“倒孙风潮”，孙中山的形象、威信一度受到影响。杨天石认为，这主要是革命党内部的极左思潮和个人野心导致的。

    南都：我看资料，同盟会内部在1907年和1909年有过两次“倒孙风潮”，这是不是跟他有条件地向外国借钱有关？为什么在孙中山身边会出现这么多内部的分裂呢？是具体的人事纷争，还是路线上、思想上有分歧？

    杨天石：第一次“倒孙风潮”是怎么闹起来的呢？就是清朝政府让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日本政府不愿意这样做，劝孙中山走，而且给孙中山送了五千元路费。另外还有一个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给孙中山送了一万块日元。孙中山从这些钱中留下四千块钱给章太炎，让他作为办报经费，别的钱，孙中山带走了，干吗去了？到广东沿海搞武装起义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可是对于当时有极左思想的人来说，他就给孙中山扣了一个“接受日本人贿赂”的帽子，第二，他们认为孙中山不应该拿日本人的钱，应该示威。

    南都：极左思想？当时就有这么一种说法的吗？

    杨天石：革命党人应该保持革命气节嘛，怎么能要日本政府的钱呢？这当然是从极左方面考虑的了。当时还提出一个口号，“革命之前要先革革命党的命”———你革命不是革清朝的命吗？那么首先要革革命党的命，我首先就要革你孙中山的命，这当然也是极左思想了。但是，在章太炎、张继、刘师培、陶成章这些“倒孙派”中，刘师培想自己当总理，他拉拢了几个日本人，把他们拉到同盟会里面闹纠纷，所以这里既有极左思潮，也有个人野心。第一次“倒孙风潮”之后，就发生了中国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和日本的社会党左派联系的事情。刘师培在日本搞了一个组织叫“社会主义讲习会”，他认为孙中山这个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是以暴易暴，所以他说在中国不能搞什么民主革命，要搞无政府革命。他说有政府的话，老百姓就会受压迫。无政府主义当然是超时代了，所以他们就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否定了。第二倒次“孙风潮”的思想基础，就是这批人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要搞无政府主义革命。而经费问题是导火索，我刚才讲了，章太炎在东京办杂志，四千块钱也不够。所以让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孙中山一方面也没钱，另外一方面他还要维持自己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你要他再拿出钱来帮助东京，一个是本身困难，一个是感情上的这个弯也不容易转过来———你们没多久之前还要革我的命呢，还把同盟会里的孙中山像取下来呢。陶成章在南洋的募捐不顺利，就找了几个人起草了一个《孙文罪状》，大概有三种十四条，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孙中山是大骗子，第二孙中山是大贪污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东京办《民报》。但是汪精卫办《民报》没有通知章太炎，章太炎不高兴了，他就说你这个《民报》是伪民报。他也发了一个传单叫《伪<民报>检举状》，到处发。章太炎还说孙中山从华侨那里募捐了很多钱，但是他用在公务上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这也是没有根据的。陶成章就利用这两个文件要求罢免孙中山的职务。辛亥革命成功了，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没几天，陶成章就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重提当年在南洋筹款，他得不到孙的帮助的事情。孙中山回信，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且说，我不是以大总统的身份和你交涉，是以个人身份和你交涉。

    后来蒋介石就到医院里把陶成章暗杀了，这是一个历史悬案。以前所有人都骂蒋介石，把一个光复会的领袖暗杀了。我的看法是，蒋介石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当然不对，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替蒋介石开脱，但是陶成章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刚刚当上临时大总统时，就重新挑起旧日矛盾，这样做总不对，所以我的看法是：陶成章是有优点，但是也有严重缺点的革命家。

    南都：蒋介石为什么要杀陶成章呢？

    杨天石：蒋介石的理由是：我不把他干掉的话，长江下游的局面很危险。因为陶成章也有拥护者，也有军队的，所以蒋介石始终不认为他是做错事了，他一直认为他这是有功革命。我手头还有一些资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叫《布告同志书》。是陶成章在1910散发的传单，你看这里面骂孙中山骂得多厉害：“居心阴险，行事巧诈。”而且把徐锡麟牺牲的责任也加到孙中山头上。陶成章就讲徐锡麟起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派的人散布谣言，“孙文复又遍放谣言，谓其已由南洋秘运军火来长江，清吏防患未然，加以搜索，因而牵及全局。”也就是说徐锡麟匆促起义，就是因为你孙中山在那里放谣言，从南洋运了好多军火，让清朝官吏提高了警惕，所以徐锡麟被逼没有办法，只好铤而走险。这就很牵强了。孙中山一派人有时夸大自己的实力，这是斗争的需要，不能一概说成是欺骗。所以我说陶成章这个人有严重缺点，孙陶矛盾主要的责任还是在陶。(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体制不确定：共和并非全盘西化

    传统上一直把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杨天石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有充分资料证明，革命党里面有不少领导者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把这批向往社会主义，而且不想走西方道路的人，统统安上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我觉得说不通。”

    南都：你之前在《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的文章当中也提到，你觉得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共和知识分子，而不是之前说的资产阶级。那么这个共和知识分子主要是哪些人构成的？他的成员是怎么样的状况？(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杨天石：我的文章讲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一开始的洋务知识分子我没有谈，我是从维新变法以后开始谈的。第一代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儒家文化熏陶下长大的，但是又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宗旨就是明确地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比如说康有为就提出来只有发展商业才能够富国、强国；梁启超有一句话讲得很突出，他说我们中国当前要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要义，这是最典型的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言论。

    但是到了孙中山这一代就不一样了，他们讲不能走西方老路，说欧美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不太平。所以1905年孙中山就跑到比利时去找第二国际了。孙中山表示他本人和他的党要求参加第二国际，而且表示我们要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点，但是要防止西方文明的弊病，甚至把话讲到这个程度：要使得工人阶级不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也就是说这批人他们不主张建设一个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同盟会还没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就要求参加第二国际，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到了1915年，孙中山第二次给第二国际写信，说请你派一批专家来帮助我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原信是一封英文信件，保存在第二国际的档案里面，你想那是1915年，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呢。

    对这种思想家，你一定要把他说成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我觉得解释不通的。孙中山从来没有讲过我要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所谓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这个词是孙中山创造的，它的英文的原文是so-cialism，就是社会主义。

    南都：孙中山的想法，在当时同盟会当中是主流吗？

    杨天石：第一，他是同盟会总理，是领导者。第二，他这一主张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民报》的发刊词里面，表述在他的演讲中，“平均地权”这一纲领，入同盟会的时候要宣誓的。我们以前也是不了解这个思想的重要性，什么意思呢？譬如一个大楼原来是农地，周围也是农村，由于工业、交通不发达，地价并不高，比如说一亩地1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那么等到周围房子盖起来了、工厂盖起来了、商店盖起来了，这块地你再要想买，那就是一万块钱、十万块钱甚至百万块钱才能买下来。就是地价提高了，地价提高以后发现一个问题，首先你的地价为什么会提高？是地主的功劳吗？不是。我是这块地的主人，但是我没有付出劳动，是社会上大家的劳动成果，建了工厂，建了学校，开辟了公路，把地价提高了。孙中山就讲由于社会进步所提高的地价不应该归原地主所有，而应该归全社会所有，为国民所共享。这就叫平均地权。

    当时不是每个革命党人都懂平均地权的道理，所以共进会就把平均地权改成平均人权了。但是同盟会里的许多人，比如说朱执信，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懂得剩余价值理论，他觉得资本家就是剥削剩余价值。另外廖仲恺也是向往社会主义的。所以你把这批向往社会主义，而且不想走西方道路的人，统统给他加上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觉得好像讲不出道理。

    南都：孙中山是怎么谈到平均地权的问题的呢？

    杨天石：他多次讲过，也写过文章，多年来我们并不理解孙中山这个思想的价值，这些年你就懂了。我们城市要扩张要盖房子，那个地价就不是我当初那个地价了。孙中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讲伦敦西部的土地原来全是贵族的，后来伦敦发展了，这个地主就成了大财主了，因为这个地贵了。

    还有关于国家的学说，孙中山讲过这样的话，说美国、法国确实是先进的共和国，这个孙中山承认，但是美国和法国是资本家的国家，是资本家掌权的。孙中山后来开国民党一大，他说，现在世界上所谓的民权制度是资本家压迫平民的工具。他说我要建设的国家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从这么一个角度上看，我们根据什么给他扣一个帽子说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呢？

    如果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来看，因为他主张建立共和制度，所以我称他为“共和知识分子”；如果从他的社会身份来讲，他是以平民自居，所以我可以叫他“平民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们多年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用得太滥了，谁都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一直主张，近代中国有三代知识分子，第一代维新知识分子，第二代就是共和知识分子，也叫平民知识分子，第三代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化主要是三代知识分子在那里起作用。

    过去人们认为孙中山思想软弱，不彻底。实际上，孙中山的思想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并没有过时。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