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茸软胶囊,用量:中国和印度一比吓一跳：印度为什么错了

早在1964年，联合国就提出“向贫穷宣战”，并且在1999年公布了消除贫穷的《千年发展计划》。可是，至今全球还有4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终结贫穷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可是，如何才能终结贫穷？尚需认真探讨、摸索终结贫穷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率先摆脱了贫穷。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相继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出现的变化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斗志。人们特别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这两个国家人口众多，如果它们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条路。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3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印度一倍多，各项经济指标都将印度抛在身后。如果印度不能及时改变发展战略，那么印度非但不能赶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也许会越来越大。

必须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

在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结果，两国领导人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都落空了。赶超战略留下的惯性思维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穷国在经济发展上很容易犯急性病。如果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政府必然要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为了给资本密集型产业筹集资金，就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控制经济。一旦开始控制，就很难刹车，最后很可能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可能欲速而不达。

实践证明，必须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才能取得长期、显著的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彻底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改换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必然要相应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必须加速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印度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下大气力发展能够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绝对不要过度依赖外部经济援助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过度强调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却没有告诉穷国，资金从何而来？萨克斯等人极力主张增加外援，帮助穷国脱贫。实践证明，外部援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小国，外援可以起到显著的作用。可是，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即使外部援助在短期内起些作用，也很难帮助穷国跳出贫穷陷阱。事实上，中国获得的外援远远不如印度，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外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第一，外国援助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不畅。第二，外国援助给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第三，外援产权转移的原则不清楚。在人们自力更生、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产权是清晰的，谁创造的财富谁拥有产权。外部援助理应促进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能取代这个过程。无偿赠送外部资金，无论捐赠者出于何种良好的愿望，都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人口陷阱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人口分布拟合线的负斜率可以被视为“人口陷阱”的必要条件。中印两国人口结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印度人口分布拟合线斜率为负，而中国为正。由于中国不存在人口陷阱，人口扰动在逐年变小，在度过新增人口高峰之后，只要能不断开拓就业门路，中国就业压力有可能获得缓解。

“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红利”。印度必须非常警惕，千万不要坠入人口陷阱。

只有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才能促进整体竞争力

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四小龙”比较类似，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印度的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居高不下，甚至出乎意料地出现回升。这说明印度就业非常困难。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众多的人口非但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拖累了整体的竞争力。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必然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上徘徊，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贫穷。

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总量增加很快，而且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印度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不降反升，说明印度的工业制成品缺乏竞争力，不仅阻碍了印度扩大出口，并且导致出口结构的倒退。

印度在高科技服务外包上取得很大进展。可是，脱离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走不远。印度模式并不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印度的实验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绝对不能让贪污腐败制度化

最近几年，印度的清廉指数有所上升。

由统计数据可见：第一，穷国的腐败比富国更严重；第二，贪污腐败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直接关系；第三，贪污腐败突然恶化与经济体制变革有关。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中寻租的空间很小。中国和印度都属于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难怪都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寻租、腐败都来源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政府控制越多，寻租的空间就越大。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寻租和腐败。出现寻租并不可怕，但是绝对不能让寻租制度化。一旦制度化了，再要治理，难度和成本会很高。整治寻租的最佳方式是加速改革，限制政府，政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