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牌花旗参茶官网:和毛主席前妻不睦的吴莉莉很漂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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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一: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到延安后史沫特莱鼓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吴莉莉成了交际舞的明星。
有一个晚上,史沫特莱已经睡下,突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有吵闹声。待史沫特莱跑到隔壁窑洞,就见贺子珍正用一个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当时,吴背靠着墙。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后来,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将贺子珍送回了家。
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彻底破灭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到苏联去了。
经过贺子珍大闹窑洞这件事,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当时也无法违抗;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
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被国民党拘捕。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1949年从成都去台湾,不仅与丈夫关系不好,吴莉莉还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来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1949 初,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张研田曾担任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还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
后来,张家人丁凋零。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在1975年去世,张研田1986年去世。
说法二:据张研田在大陆的孩子张依群回忆,因学校排演歌剧《茶花女》,父亲张研田与攻读当代文学的女同学吴宣晨(吴莉莉)相识。吴是河南省满清时盐务官的女儿,当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领袖,思想激进,喜好演戏。父亲从此与吴相爱。1930 年父亲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在早期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的同乡杨扶青建议下,报考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2年学成毕业,同年受聘河北农学院教授,到1934年与北京大学同学吴宣晨结婚,吴就成了我的继母。1935年受东北流亡学生的影响,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父亲和我的继母先后来到陕西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父亲当了杨虎城的参议(智囊团成员),继母从事西安的妇女运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父亲预感危机将临,继母也感到处境进退维艰,二人协议分手。
在此期间我的继母吴宣晨(吴莉莉)经一位共产党员介绍,到延安去学习,此后正值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因而我的继母当了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与毛泽东等多有接触。后来继母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不睦,遂离开延安,回到西安。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父亲要去抗日,离开老家龙王庙,说等打败日本侵略者再回来。父亲离家后,又回到西安,与继母重归旧好,同时他俩都参加当时设在凤翔的黄埔军校七分校,父亲当了政治教官,继母作了妇女干事。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父亲在第一战区任政治处少将处长,隶属胡宗南麾下。历时8年的煎熬,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腾雀跃,一心地等待着父亲的音信,但此时全国尚未通邮,待到深秋时节,得到从西安来北平的表姑魏淑仁带来口讯儿,要我年前先去北平等待,年后让祖父和母亲同去北平会见亲人。1946年3月我父亲由西安来北平,由朋友给借了一处房子,住了半个月后,他又回西安。1947年冬父亲再次来北平省亲,此后我就再也未曾见到他的面。
1949年后父亲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离开军界径自去了美国,在史丹福大学粮食研究所和夏威夷大学农业研究所做客座研究两年。1949年秋我的继母带着两个儿子随同国民党撤退到四川成都,此时国民党要将她们遣送台湾,继母得知消息后,带领两个儿子逃跑,准备回到延安,结果途中被抓回,还是遣送去了台湾。到1951年底我父亲由美国去了台湾,在台湾农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后提升为院长。以后,由台湾的“副总统”陈诚牵头进行土地改革,指定我父亲执行,按照他的著作的《人口与饥饿》、《中国土地政策导论》、《现代中国土地政策》制定了由国家强制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受到农民和地主的欢迎。按父亲的著作《农企业的发展》、《农业政策学》组成了台湾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台糖有限公司”,由他担任董事长。父亲在任台湾农学院院长期间,因为他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蒋经国在任时期请他兼职了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常务副部长)等许多有关经济的要职。他的许多著作已被国内诸多大学收录为参考教材。
父亲一生研究学问,为官清廉。在西安时已经官拜少将,抗战胜利后,他委派同乡王卓元到沦陷区当接受大员,同年其在西安给父亲买了私宅(将官一级的官员均有私宅),他严辞拒绝,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仍旧住在官邸。到台湾,官拜农学院院长,又是管经济的副部长,还任台湾最大国有企业——台糖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夫人想坐他的专车办事,以示风光,结果被他批评说:“我的公务车你没有资格乘坐,我的私事也只能用家中的私车。”他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没有任何遗产,惟有的是3万卷书,也捐赠给了农学院。他在台湾的儿子在他死后已无住处,只得贷款买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成了内控人员,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受在台湾的父亲株连,遭到了生与死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前程,我当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