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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述评

Reviews on the "China's Model"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原载:《社会主义研究》(武汉)2009年4期第76~81页
郑云天(1985-),男,内蒙古赤峰人,上海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研究生。

  内容提要:中国在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模式”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特别是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后,“中国模式”得到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2008年至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也影响到中国,但中国还是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这就使得“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获得了众多国家的认可。本文对近年来研究“中国模式”的学术成果进行整合,为学术界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 键 词:国内外/中国模式/述评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9)04-0076-06

  一、“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具体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越来越清晰。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性研究主要涵盖“中国模式”的内涵、定位、性质、范畴和基本特征等方面。
  (一)内涵界定
  蔡拓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第一,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三,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第四,以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为皈依。第五,开始关注社会功能、挖掘社会潜力、发挥社会作用。第六,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但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①
  沈云锁从发展道路和经验的角度定义的“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②
  胡伯项认为“中国模式”有四大部分:(1)系统优化模式:发展由片面向全面转变,人的全面发展是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2)协调发展模式:宏观上要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中观和微观上要求城乡、区域以及阶层协调发展等。(3)可持续发展模式:建立环境友好型的资源循环经济以及公平的可持续新型适度消费模式。(4)内生增长模式:把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增值作为持续发展的动力。③
  (二)科学定位
  1.“中国模式”的定位
  一是“发展新路说”。雷默指出,一方面,“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之上。”④另一方面,中国的弱点是它的未来。
  二是“四重维度说”。蔡拓认为“中国模式”有四方面定位:(1)仅仅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与经验。(2)它是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3)它既关注模式的中国特色和反思,又着眼于世界。(4)显然它还“远未成型”、“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挑战”。⑤
  三是“模式赶超说”。余金成认为“中国模式”是“落后民主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赶超先进民族,进而创造出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模式”。⑥
  四是“名副其实说”。林春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模式”有四点:“——是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二是以民众的需要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利润为目标。三是彻底摆脱发展主义的陷阱。四是它的现阶段表达是小康社会主义”。⑦
  2.“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范畴
  第一,“替代方案论”。德里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称为“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希望中国能够确立另一种现代性,“与现下的殖民现代性为内核的欧美中心现代性相抗衡以致成为一种替代方案”。⑧
  第二,“高代价发展论”。邱耕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属性是“高代价”,今后必须向“低代价”转变。因为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成为实现中国崛起的最佳实现模式”。⑨
  第三,“六大范畴论”。沈云锁提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范畴包括学习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和谐的社会主义。⑩
  (三)基本特征
  1.国内学者总结的“中国模式”基本特征
  俞可平从三个方面概括“中国模式”的基本特色,即“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二是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三是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11)
  刘宝三总结了“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方向正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二是目标明确,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三是基点准确,立足于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四是步伐稳妥,实行渐进式改革与发展,逐步推进。五是视野开阔,大胆借鉴和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决不封闭自守。(12)
  田春生论述了“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13)
  2.国外学者视阈中的中国发展主要特点
  一是“七特征说”。海贝勒认为中国发展有七个特征:(1)中国共产党目前已进入“适应阶段”;(2)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3)中国是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4)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显著特色;(5)中央领导层和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6)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具有越来越多对内职能;(7)中国正在迈向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14)
  二是“六特点说”。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模式”有以下特点:(1)国有部门具有重要地位;(2)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监督;(3)农村特殊的社会主义面貌;(4)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5)计划尚未消失;(6)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15)
  三是“三定理说”。雷默的“中国模式”三定理指出:一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二是建立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三是自主理论,即“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超级大国。”(16)
  综上可以看到国外学者比国内学者更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特点,而相比以前的谨慎,中国学者也逐渐把“中国模式”作为能够开展研究的基本概念,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而论之。虽然模式与道路在语境上存在差异,但其内核和理论前提都基本一致。
  二、“中国模式”的形成演进和主要经验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所以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背景、过程、经验和问题就成为“中国模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学者进行了专门探讨。
  (一)历史背景
  德里克从“全球现代性”角度阐述“中国模式”的国际背景。首先,不公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和压迫之上。其次,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极分化,反而导致发达国家内部不平衡。第三,全球资本主义在形成新的全球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全球工人阶级。第四,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削弱了民族国家主权。(17)
  胡伯项从时间向度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南亚以及非洲等许多国家,一部分穷人的生活状况比半个世纪前更加恶化。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进行了长期而曲折的探索,最终才定位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18)
  雷璟思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了苏东剧变的严重挫折。但在改革开放和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既跨入了大规模经济时代,又跟上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的浪潮,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开始形成。(19)
  常修泽认为,中国在五个“起点特征”基础上推进现代化事业:第一,二元结构特征显著;第二,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均不足;第三,经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民主传统薄弱;第四,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需要“攻坚”;第五,正在寻求与世界“亲和”;(20)这些相对独特的特征是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背景。
  (二)形成过程
  1.“中国模式”的历史演变
  首先,“历史准备论”。林春认为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体现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民族道路。(21)
  其次,“发展界点论”。陈志认为“中国模式”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点,1978年以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原则、经验、方式方法等内容,都属于“中国模式”的范畴。(22)
  第三,“目标模式论”。刘振江以“1234”论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过程,“中国模式”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不断拓展、深化和完善。(23)
  第四,“历史演变论”。王珂癰认为,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概念;江泽民提出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模式。(24)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2.中国的现代性模式
  陈志刚把中国现代性模式分为三阶段:一是反现代性的探索阶段,从1950年到1978年,强调与西方现代性模式截然相反的对于公有制和平等。二是现代性模式的转轨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第二、三代领导集体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推行改革开放战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根本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阶段,从2002年至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开了现代性探索的崭新阶段。(25)
  (三)基本经验
  1.“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和独到之处
  邹东涛认为中国成功的最基本经验有三点:一是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党领导下的权威政府;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三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26)
  托尼·安德烈阿尼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首先,中国经济惊人增长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其次中国的成功是实施整个公共政策的结果。第三中国模式似乎已经度过危险阶段。“现在的中国模式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并且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模式的抵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27)
  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的六个独到之处:首先,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平衡点。第二,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取得显著成绩。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进行大胆又慎重的制度创新。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第五,改革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第六,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28)
  2.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
  一是“七大原因说”。赵曜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经济体制根本变革;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子;保持改革、发展、稳定良性循环;重视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29)
  二是“五大原因说”。庄俊举梳理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经济飞速发展;采取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避免改革走极端;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质内容。(30)
  三是“制度安排说”。刘国新指出,中国的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且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31)
  (四)主要问题
  第一,“四隐忧”。庄俊举认为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隐忧:一是当前经济发展是高消耗、低产出。二是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三是金融风险。四是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32)
  第二,“改革不足”。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还是衍生出不少严峻问题,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33)
  第三,“四大弱点”。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一是能源和一些原材料不足、二是银行体制不健全、三是耕地面积有限、四是受到国内矛盾和环境问题威胁。(34)
  第四,“高代价”。邱耕田认为中国高代价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中国高代价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资源威胁论”。(35)
  第五,“多重危机”。汪曙光指出,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特征是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表现为沉重的人口基数与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传统与现代、经济与道德、公平与效率、贫富分化与对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分裂等现实矛盾与冲突的共时展现。而且这些危机相互关联、影响、叠加。(36)
  第六,“五大瓶颈”。常修泽认为“中国模式”面临以下问题:(1)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2)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3)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4)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5)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37)
  第七,“五种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概括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二是生态环境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四是社会问题。五是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挑战。(38)
  三、“中国模式”的基本认识和重大意义
  国内外学者都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尚不足以称为“模式”,并不具备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条件。
  (一)认识歧见
  1.“北京共识”
  雷默提出了对于“北京共识”的基本认知。“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39)
  俞可平对于雷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模式”实质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40)同时俞可平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但是“中国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41)
  2.“中国模式”
  第一,“模式未成”。海贝勒提出,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他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转型期是渐进、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为时过早。(42)
  第二,“相对适用性”。秦宣认为“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43)
  第三,“分歧犹存”。蔡拓认为“中国模式”的研究还存在分歧:一是它究竟是社会发展模式,还是社会主义模式。二是它能否实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协调统一。三是它能否既实现自身和平发展,又成为公认的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44)
  第四,“动态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有关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既可指“中国社会历史进化所遵循的方式的抽象,又可指中国社会由现实状态向未来状态进化所遵循的设计和规范。”(45)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应当坚持全面、发展的观点。
  3.内外态度
  首先,“态度相异”。中国人民大学一些学者指出,在理解“中国模式”概念时,尽管国内外学者的观点都基本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历程,但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有夸大的成分,显得比较乐观;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运用则“比较谨慎”。(46)
  其次,“崭新认知”。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崛起,而且是一种新思维、新话语、新范式变化、一种现有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47)
  再次,“四大倾向”。沈云锁概括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倾向:一是侧重于总结中国改革发展成功经验;二是试图揭示“中国经验”的普适价值;三是从对抗的意义上诠释“中国模式”;四是强调“印度模式优越论”。(48)
  (二)发展趋势
  第一,“时空压缩论”。郭庆松阐述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认为当代中国面对的是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集中压缩到一个时空中,它们既有可能实现相互协调、包含、综合,又可能存在冲突、排斥、否定。(49)
  第二,“发展瓶颈论”。吴江认为,第一,中国对适合于自己发展特点的民主还没有清晰的规划;第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第三,唯一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只有内部腐败。(50)
  第三,“创新指标论”。雷默借用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观点,指出政府更加关注胡鞍钢计算GDP的方法。(51)雷默还形象地指出:“猫的毛色事关重大。现在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猫,一只透明的猫。”(52)
  第四,“模式价值论”。韦伟强以“中国模式的价值及理念”作为视角,认为中国初步实现了人民生活小康化,打通了中国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道路。(53)
  第五,“改变世界论”。庄俊举在国内外研究“中国模式”基础上,提出两点发展趋势。一是“中国模式”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二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有期待、有信心。(54)
  (三)重大意义
  1.“中国模式”的贡献
  赵曜认为中国经济30年大发展不仅使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而且发展成果惠及全球,各国都从“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得到好处,中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驱动力之一,中国发展模式也越来越有吸引力。(55)
  沈云锁认为“中国模式”有三大贡献:首先,“中国模式”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具有学习性、成长性特征。其次,“中国模式”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重大贡献。第三,“中国模式”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创新性、多样性探索提供了有益启示。(56)
  德里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和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方案。他期望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新的发展和成功。“在此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具有地方性意义,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57)
  2.“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陶文昭梳理出“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1)发展中国家看重中国高速发展的经验。(2)转型国家看重中国有效转型的经验。(3)大国看重中国和平崛起的经验。(4)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中国模式的启发。(58)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各国艰难探索。“中国模式”对这些国家既是鼓舞,也提供了一些经验。
  卢荻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具有了普遍性意义。“具有中国特色的似乎是在内外条件的约束下,中国维持经济增长以及将经济增长的益处转化为实际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国家与社会为抵制新自由主义方案付出了明显而又有效的努力。”(59)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归纳了“中国模式”的基本意义:(1)启示了一个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走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2)启示着一个国家应该在发展中大胆创新、勇于实践。(3)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做出的真正贡献。(60)
  3.“中国模式”不可推广
  一是“独特本质论”。韦伟强认为“中国模式”不会主动推广,因为在改革路径上依据中国自身特点选择发展道路;文化方面肯定多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照搬外来思想;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既不要求别国按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走,也不屈从于大国压力。(61)所有这些决定中国模式不会作为世界经验向外推广。
  二是“制度创新论”。田春生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理解“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性。因为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象征,是发展中国家制度创新的尝试,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和新制度安排的选择。(62)
  三是“韬光养晦论”。刘国新认为中国既不会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指导自身的改革,也不向外“推销”自己的经验。“中国只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能够解决13亿多人口大国的富足,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极大贡献。”(63)
  当“中国模式”被热议之时,我们其实应当更加自警自检,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64)“中国模式”的研究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深化,而归根结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中国才能在实现自身伟大和平复兴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崭新范式。

注释:
  ①⑤(44)蔡拓:《探索中的“中国模式”》,载于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⑩(48)(56)沈云锁、陈先奎:《中国模式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2-177、3、412-421页。
  ③胡伯项、张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④(16)(39)(52)[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294-295、288、302-303页。
  ⑥余金成:《和谐社会目标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初步形成》,载于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⑦(21)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载于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⑧(17)(57)李百玲:《德里克论全球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⑨(35)邱耕田:《中国模式与低代价发展道路》,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11)(40)(41)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载于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2)刘宝三:《关于“中国模式”的几点思考》,载于《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13)(62)田春生:《解读“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载于《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
  (14)(42)[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载于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5)(27)(34)[法]托尼·安德烈阿尼:《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18)胡伯项、孔祥宁:《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19)雷璟思:《伟大的历史命题:胡锦涛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理论》,载于《理论导刊》2007年第3期。
  (20)(37)常修泽:《中国发展模式论纲》,载于《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1期。
  (22)陈志:《“中国模式”概念刍议》,载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3)刘振江:《论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探索与完善——改革开放30年来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探索过程中的“1234”》,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
  (24)王珂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论的历史演变》,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5)陈志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性模式的新探索》,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1期。
  (26)邹东涛:《“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在洛杉矶“旅美中国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第11届年会”上讲演》,载于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8)(33)(47)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8、38、205页。
  (29)(55)赵曜:《“中国模式”影响深远》,载于《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
  (30)(54)庄俊举、张西立:《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载于《红旗文稿》2009年第2期。
  (31)(63)刘国新:《论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的制度安排》,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
  (32)庄俊举:《“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究》,载于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6)汪曙光:《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化——兼论科学发展观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载于《特区经济》2006年第3期。
  (38)(45)(46)(60)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9期。
  (43)《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之路》,载于《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8日。
  (49)郭庆松:《“时空压缩”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载于《文汇报》2008年10月27日。
  (50)(64)吴江:《“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不可自夸“盛世”》,载于《北京日报》2009年2月9日。
  (51)笔者注:雷默认为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将“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必要条件GDP增长称为“黑色GDP增长”。他列举中国引入的黑色GDP数字,从中减去环境破坏带来的可怕成本,计算出“绿色GDP增长率”。胡接着还去除中国的腐败成本,计算出“清洁GDP”。(参见[美]乔舒亚·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53)(61)韦伟强:《中国模式的价值和理念——兼谈中国经验对未来中国发展的自我启示》,载于《长白学刊》2007年第2期。
  (58)陶文昭:《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载于《人民论坛》2008年第21期。
  (59)[英]卢荻:《全球化的限度: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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