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乐乐加: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

关键词：软实力；硬实力；政治文化

1987年耶鲁大学保罗·肯尼迪教授在其《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1](前言，第42页)他分析的视角是以军事、经济等可见的实力竞争为主，认为美国在与苏联的大国争霸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竞争中因为巨大的国防开支而必然衰败。为了“反驳当时流行一时的美国衰败论”，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发表《谁与争锋》(1989年撰写)①一书，“明确指出，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第三个层面上，即在‘软力量’上也无人与之匹敌。”[2](中文版序言)这样，奈首次提出了“soft power”一词，即“软力量”或“软实力”②。奈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冷战时期的国家间竞争的需要，即在国家间的以军事、经济、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竞争之外，寻找比硬实力更高层次的、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与路径。此后，软实力成为一个频繁用于多个领域的名词。传入我国以后，软实力成为研究热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概念阐释、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但是，对奈的软实力观点的不同视角的解读，以及概念的国际流动而产生的国别语境的变化，导致了研究者们各抒己见。本文拟在对一些观点述评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观点，以期对软实力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软实力的概念分析

(一)软实力提出的背景

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分析国际重要问题的新概念的出现总是与其时代背景相关。小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既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也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他提出这个概念时正是冷战的最后对决与西方阵营取得初步竞争成果的1990年——此前的一年是东欧社会主义板块的剧变，此后的一年是苏联的解体，即标志着冷战告一段落。由此看来，奈提出这个概念，一是源于美苏两国竞争的反思。在西方看来，软实力的竞争“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东欧剧变与苏联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2卷　解体的原因，并非美国的硬实力过于强大，而是美国软实力起了主导作用，并最终主导了东欧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3](第25-26页)。二是源于对“美国衰败论”的驳斥。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目的，是要说明美国文化同化力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从而强调美国不仅在硬实力方面拥有优势，在软实力方面也拥有优势，最终在全世界确立其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4](第2-3页)。因此，奈主要是基于当时美苏竞争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把软实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概念并视为一种战略思维工具。事实上，强调美国对苏联的竞争除了硬实力拼比之外，还需要软实力这一武器并非奈的首创，而是滥觞于1946年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其长达5000字的电报提出要增加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遏制而减少军事斗争，道出了美国将在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加强对苏联渗透的意图。奈对凯南钦佩有加，而且奈的助理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政治经历，使得其软实力理念直接与国际关系相关。奈在其后的著作中，表达了“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的观点[5](第9页)。因此，在奈那里，国家软实力主要还是一种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与工具。奈提出的软实力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概念，与其他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一样，也有非常典型的美国特色，是典型的“美国”货[6](第38页)。但是，当初奈主要用于研究国际关系的概念，在其后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进入国内问题研究领域。在中国尤其如此。概念应用范围的变化，也就意味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加上其他因素，使得我国学者对软实力一词的解释各异，同时也给我们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二)软实力定义的分歧

奈说：“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我称之为软实力。它强调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5](第9页)但奈是根据美国的国家战略资源和战略意图来剖析软实力的，在基本概念界定上存在颇多模糊[7](第19页)。因此，其他研究者基本上是根据奈的观点加上自己的领会来定义软实力的概念。刘绛华认为国家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实力中不同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的那些能力，如价值观念、文化特色、诚信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制定规则的能力和动员资源的能力等[3](第27页)。而美国学者吴旭则认为，理解这个概念的第一个要领是，“软实力”只有在相互比较中(包括横向的跨国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发展比较)才能存在并有意义；第二个要领是，“软实力”只有在具体事件的操作和处理中才能够体现和界定。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关运作和危机处理实务，恰恰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和参照系[8](第10版)。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不具备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的唯一性，因而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很难精准定义，往往予以宽泛的解释或约定俗成。另外，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随着国际流动，其解释往往带有研究者本国的思维定势，受本国语境的限约，从而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出现差异性。因此，要给软实力一个明确的、广为接受的概念定义是很困难的。这样，大多数研究者要么避开其定义解释，要么采取一种“否定+列举”的方法，即认为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对，再列举其外延的主要部分，来解释软实力概念。因此，在理解软实力这个概念时，我们目前也只有通过分析其外延(构成要素)来诠释其内涵。

(三)软实力构成的要素

2004年，奈在其论文《软实力再思考》中指出，软实力“不仅是影响力和说服力，它更是一种吸引力，吸引力常常导致默认”。在奈那里，软实力是一个要素集，包括影响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其核心要素是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基于对奈的观点的理解，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软实力构成要素观。在2007年“国家软实力构建与中国公共关系发展高层论坛”上，与会代表认为，软实力包括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以及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软实力对内表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对外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民族文化、外交方针等方面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9](第3页)。其中，王国庆认为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最具渗透力。程天权认为，软实力所指的东西，是指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的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国民的心态、国民的形象、民族精神和来自文化传统持久的一种对国民的影响感、凝聚力，也包括文化产品，比如说出版物、报纸、电影、电视事业、语言等这些东西的影响③。由此可见，随着软实力概念的国际流动，研究者们开始增添许多国内要素来分析国内软实力问题。要素宽泛化也就意味着研究者们获得一致性的可能性在缩小，为确立软实力的核心和寻找构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路径选择设置了困难。

软实力最初提出的背景是针对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言的，因此奈指出，软实力主要表现为一国对他国表现出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这种归纳法的阐述使人们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不得要领，而一些列举法同样是一种宽泛的诠释，仿佛除了那些看得见的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之外的因素都可以纳入软实力的范畴，尤其是众多学者认为“文化”是软实力的必要因子。如在上述论坛上，郑砚农认为，提升和传播国家软实力首先要建立“大文化观”，文化传播包括了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宗教、语言、价值观等。其实就文化本身而言，其外延也十分宽泛。这样，如果不确立相对稳定的基本要素，软实力就是不着边际或模棱两可的，从而影响到如何构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因此，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先确立软实力外延中的一些基要因素，再确立其核心要素。但是，目前我们对这两者还未能获得一致。姜奇平认为，奈没有能抓住软实力的核心和本质，软实力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在信息化的条件下，进一步表现为话语认同。阎学通认为，奈所言的软实力可以分为政治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软实力不等于文化软实力，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软实力，政治实力的核心是战略信誉，所以增强软实力就是要提高政治实力，而提高政治实力的重点又应该放在提升战略信誉上。陆钢则赞同奈的观点，认为软实力的本质就是指国家的对外吸引力、劝说能力，其源头是文化、价值观和具有正统性(合法性)的政策。文化实力不仅渗透于软实力的其他形式，成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且也渗透于硬力量[3](第27页)。董立人等认为奈的软实力要素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并认为软实力的核心部分主要是文化价值观及其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及其影响力[10](第143页)。对于软实力的核心要素，门洪华认为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际形象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其中前三要素构成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是联结并跨越两者而成为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7](第20页)。这种归纳其实是对奈软实力概念的一种扩展。由这种扩展我们也可以看出软实力从最初的国际关系分析工具向国内的回缩，尤其是刘绛华列举的价值观念、文化特色、诚信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制定规则的能力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兼顾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当初奈是将软实力定位于国际关系上，但奈始终认为“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会加强或削弱我们的软实力”[5](第77页)，也就说明了软实力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国际关系问题，也可用于分析国内政治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软实力可以包括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即上面提到的对内和对外两个层次。认识到一点，对于寻找构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途径大有裨益。综合这些观点，我们认为，软实力外延中的基本要素可以包括形成内部软实力的文化、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政府能力与公民素质等，形成外部软实力的国家形象、国际事务参与能力、发展模式、对外政策等。

一般而言，在事物结构中，核心要素只需要一个。这些诸多的核心要素观无法取得一致的认识，因而我们需要抓住某一个核心要素来统摄其他要素。抓住这个核心要素对于准确理解软实力概念、软硬实力关系和构建与提升中国软实力路径都有重要帮助，或许可以说是关键。在诸多的核心要素观中，我们发现文化基本上是学者们的共识，部分学者又认为文化最具渗透力。但是，在殷海光看来，文化实有的内容太复杂了，复杂到非目前的语言技术所能用少数的表达方式提挈出来。而文化的变迁首先是外层的器物文化，其次是中层的制度文化，最后是内层的文化前提与基本价值、基本观念以及伦理规范。外来文化挑战本土文化时，越深入内层，碰到的抗阻力越大。价值外层的放弃不会太困难，中层的放弃相当严重，而内层放弃时，意即该文化的死亡。因此，保卫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战，类似防守堡垒群的保卫战[11](第410-411页)。近代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都证明，接受外国的消费与生产技术文化容易，而接受政治价值观念最难，因而笼统地说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并最具渗透力可能是不妥当的。

在这些观点中，阎学通的政治软实力观将我们引入到一个新的思路，即政治软实力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他将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最后归结到战略信誉上就值得商榷。由于发展中国家一直渴望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未确立，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仍然充斥着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法则。没有国内强大的软硬实力的支撑，中国的战略信誉仍然要大打折扣，反面案例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的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正面案例如2005年印度洋海啸赠款和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另一方面，政府(执政党)对国内问题的正确处理与否仍然关系到国外对中国战略信誉的评估。就是在奈看来，作为软实力来源之一的国家信誉仍然首先取决于国内问题的处理。美国之所以能不顾一些战略盟友的反对而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保持强悍态度，其实质在于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即使过度运用硬实力而使其对外软实力受到贬损，美国政府也可能不屑一顾，它的战略信誉并没有受到多大削弱。相反，中国由于特殊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参与上往往像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需要小心翼翼地面对各种评论；又由于自身硬实力的限制，中国在国际战略信誉问题上保持着相当的低调。另外，美国国内问题的处理由于法治和宪政的限约，没有影响到它的国家形象与战略信誉；相反，我国对国内问题的处理不当可能严重影响其国际形象，典型的表现为：频发的生产与食品安全事故等贬损国家形象的行为无助于战略信誉的培育。

结合这两种观点，我们认为，政治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软实力之所以高居世界前列，对他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其核心就在于它的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力(奈在其著作中也表达了这个观点)。这固然离不开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推介，但真正原因在于它的政治文化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强大推动作用，以至于我们认为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它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曾经质疑过“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组织，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12](第3页)。答案是肯定的。美国的开创者们吸收了欧洲政治文化的精髓，按照他们理想中的政治制度来构建新的联邦。因此，美国的模式是一种根据理想和原则塑造现实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怀着同样理想、信奉同样原则的人来说是可以追求的、开放的，因而是充满吸引力的。这是美国软实力的真实所在[6](第38页)。至于这种新的政治文化对美国的巨大促进作用，43年后(1830年)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论述。他在追寻美国的民主乃至其发展和强大的原因时，认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13](第358页)。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之大便略见一斑。而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政治文化的差异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同样显著。1970年政治学家帕特南对意大利进行了20年的跟踪研究，显示了意大利南北方的巨大差距在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最早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南北方政治文化的不同起源[14](第140页)。今天看来，我们在追寻美国的教育、科技、文化等实力的形成根源时，最终会落在它的政治文化上。相反，我们在探讨我国软实力的落后与不足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体制运转和公民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文化上寻找根源。

二、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

关于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人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既体现在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上，也表现在制度、政策、文化等软实力上。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和后盾，软实力则对硬实力有强大的促进作用[9](第1页)。董立人等认为，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精神支柱，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10](第143页)。而门洪华认为，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中国软实力尤其是其文化、思想、发展模式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但同时认为中国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7](第20页)。意即硬实力虽然是软实力的基础，但不会自动转化为软实力。相反，过度依靠硬实力的运用则会贬损软实力。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违反《核不扩散条约》与印度进行核合作、与欧洲盟友关系恶化等，导致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下降。过度运用硬实力，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引起人们对唯一超级大国政治、文化和制度的警觉、抵触和反感，从而导致了美国软实力的衰落[3](第27页)。奈也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单边主义者的政策和口气应该对美国海外吸引力的下降直接负责”[2](第64页)。

上述学者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建立起软实力与硬实力相互关系的整体性认识。我们所需要的是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和相互作用的机理是什么，以便对下一个问题的解决寻找路径。根据软实力的内涵和外延的一般分析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的方式与路径。如果我们把创造出硬实力的经济、科技、军事等视为物质力量的话，就可以把软实力视为精神力量。这样的简约便于我们看到前者的转化就在于把创造硬实力的精神因素抽象出来形成软实力，意即寻找创造物质力量过程中的精神因素。从国内来看，在以物质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积累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创造力与凝聚力)、发展模式、民族文化、制度规则、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要素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但是，硬实力不会自动转化为软实力，这就需要人们运用理性工具对促进硬实力提升的精神性因素进行提炼，并追求和培育新的、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的文化，尤其是四者之中的制度规则和公民的法律道德素质、民族的创新精神。不进行这种有意识的提炼和培育，硬实力不会自动转化为软实力，即使会转化也是一个漫长的不自觉的过程。反过来说，没有这种软实力的提炼、追求与提升，硬实力可能只是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飞跃。正如克鲁格曼认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腾飞是基于汗水而不是灵感。一本俄罗斯主流商业杂志也评论道，中国顶多算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西方投资商和管理模式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15](第61页)。而软实力的提升，反过来会为硬实力的创造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精神。在这方面，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论美国的民主》和《使民主运转起来》为我们研究软实力如何促进硬实力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美国的软实力之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力与吸引力，首先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按照一种理想建立起来的，这种理想来源于开国者们对当时欧洲强国英国、法国等国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说，美国的民主政治蕴涵了普世性意义——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障了政治的稳定运行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在随后美国硬实力的增长过程中，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等领域里的新观点、新理论不断出现，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潮流，主要在于它能够将促进硬实力增长中的精神因素进行提炼，形成新的理论、思想、规则等软实力。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些领域里的分析理论和工具基本上来自美国。就我国司法改革的理论和观念来说，基本上是对美国司法独立、公平正义、权利保护、程序原则等观念的移植。这就说明，对硬实力发展中精神要素的提炼是形成软实力的重要路径。通过分析，我们可把国内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用这样的模型表达出来：硬实力提炼软实力促进硬实力。

美国对他国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电影、快餐、流行音乐、电视与网络服务等消费文化和教育、科技、经济等成果，经过中间层次的制度与规则、生产方式，然后引领到深层次的、具有决定影响力的政治文化领域，从而产生对美国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向往。由于对本国文化的崇拜和由此产生的一种主动为本国对外政策服务的责任心，美国的企业和其他一些民间组织在对外活动中都几乎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美国的政治文化，而美国政府也长期资助它们。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实际操作过程都受到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尤其是在对外宣传方面已经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6](第2版)。综观美国文化目前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些文化载体实现的。这些载体针对域外群体某种特定的同质需求，在内容和形式上融合美国文化，当域外群体特别是理性思维尚未形成的年轻人通过这些载体来满足休闲娱乐的需求时，他们便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美国文化载体所宣扬的理念[17](第46页)。美国政治文化理念在这些经市场流通的政治文化载体的运载下向全球蔓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软实力攻势。同时，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其大学教育，重视培育外国留学生对美国的政治信任和向往。这部分外国精英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所在国对美国的政治态度，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典型。奈本人也举例指出，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于大卫·杜鲁门的访学经历对亚历山大·亚柯夫列夫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亚柯夫列夫在成为苏联政治局委员后，在自由化问题上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2](第48页)。这说明，内部软实力需要由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的方式积极向外进行推介。

一国对他国的说服力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接受国对该国在政治道义上的立场和国际形象，而且取决于接受国对该国能否提供的物质利益和外交支持的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这说明硬实力是对外软实力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正是利用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以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成功地说服了众多的国家接受美国的外交政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5年印度洋海啸中，中国也是利用经济援助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真正展示中国软实力的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举办，为中国赢得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好感。这些现象背后一个共同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硬实力的提升与政治观念的变革。就当前来看，一国的对外政策主要还是以国家利益为基准和归属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和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就国际参与能力与制定规则能力来看，它们主要取决于一国的经济政治实力，不管是联合国这样的综合性国际组织还是像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单一性国际组织，在规则制定上的发言权基本上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对应。在大国政治时代，硬实力依然是“硬通货”，因而对外的软实力还是要建立在国内的硬实力基础上。就国际形象而言，其构建并不完全是一种国际行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更多的是国内政治和国内事务的延伸[18](第8页)。于是，我们可以建立软实力与硬实力相互关系与作用机理的另一个模型：内部(硬)软实力推介外部软实力反哺内部(硬)软实力。这里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内部软实力，因为研究对外软实力的目的仍然是要解决国内的软实力问题，为硬实力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三、如何构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

奈的软实力理论是站在美国对苏竞争为主的世界霸权的战略角度，解决的对象主要是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相反，我们研究软实力主要是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因此国内软实力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几乎都要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构建与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

罗运璇认为，被人称为软实力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在国家的崛起中所起到的对社会政治力量的整合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国家提倡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是支持一国实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来源[19](第7-8页)。她重点论述了国家软实力中的民族意识问题，指出我国在现代化的和平崛起中需要这种软实力的聚集，认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需要培育不断探索的、充满活力的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民族精神。董立人等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因此认为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主要途径在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固化人民的政治文化价值认同，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高文化自觉能力，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扬弃优秀传统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并吸收发达国家有益的文明成果，为提升软实力提供丰富的理论保障[10](第143页)。陈玉刚认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目前谈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挖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他把中国软实力的构建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认为这两种途径都有其缺陷，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做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发展、稳定与和谐)，因而软实力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挖掘其价值意义，特别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意义[6](第40-42页)。在这些研究中，提出了相对全面建议的是刘绛华和门洪华。前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国家的软实力：一是增强国家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和认同力，二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三是加强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建设，四是通过重大活动来提升软实力[3](第27-28页)。后者则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强调硬实力的基础性作用，在继续着力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进一步学会运用软实力，加大硬实力的投入。二是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观念、发展模式成为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的直接推动力，以文化优势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三是优化和完善中国的发展模式。四是强化国际制度的参与能力，争取发挥主导性作用。五是以国内形象建设促进中国国际形象的进一步改善[7](第43-44页)。上面这些构建路径都是研究者们根据自己对软实力要素及其核心要素的定位而提出的。这种方法论合符逻辑，也具有启发性，而且有些建议的确切中要害。但是，如果将这些建议统合在一起，我们发现每个研究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尽管这种分歧有助于我们对构建软实力有多维视角的思考，认识到软实力的复杂和构建与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艰辛，但从操作层面上说，我们需要一个切入点，以此入手来构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但问题是从国内入手还是从国际入手?是从外围入手还是从内核入手?还是全面兼顾?

本文也根据这种逻辑来探讨如何构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问题。从上面设计的两个模型来看，软实力最终要解决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国内政府(执政党)的统治与管理能力的提升和公民法律道德素质的提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远比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参与国际事务重要得多，而且后者的真实基础恰恰是建立在前者之上的。因此，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首先要从国内入手。而内部软实力建设的建议集合起来分布在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观认同、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等方面。这些方面固然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但从这些方面出发未必就能切实解决软实力建设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几乎是依靠政府(执政党)推动的，来自公民社会的力量还很薄弱。这种政府(执政党)推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可能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但是，一方面这种模式形成的时间很短，是否能够根据这30年的现代化建设历史就提炼出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发展、稳定、和谐的价值意义，本身就值得探讨；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中的许多重大缺陷与不足妨碍了模式的推介意义，包括严重的腐败，政府公开承认失败的医疗改革，收入分配的巨大悬殊，住房与教育问题，政府与社会的冲突，环境保护问题等。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所谓“北京共识”最忠实的效仿者是老挝和越南[15](第58页)。而欣赏中国发展模式的国家也基本上可以说是威权主义或倾向于威权主义的非洲拉美国家。

上述模式在文化和文化价值观建设的问题上，也是比较笼统的、模糊的，原因在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了众多的要素在里面。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许多意义深邃的闪光点，但也正如庞中英所说的那样：“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20](第12页)金太军也认为，现代商品经济的民主观、平等观、权利观、公众参与观、竞争观是与自然经济的人治观、集权观、贤人政治观、等级观、依附观对立的，因此，对于传统政治文化必须从总体上进行否定[21](第29页)。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服饰、建筑、绘画、音乐、武术等)、哲学、历史、烹饪等，外国人喜欢也罢，研究也罢，毕竟不能成为他们思想深处的东西，也许根本不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偏见。我们发现，近年来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迅速增长，根据外国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对中国怀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也在上升，但是一旦中国突发事件出现，又有几人“善意推论”?外国人学习汉语、中医、中国哲学与历史等中国文化，往往带有很强的工具实用主义，对他们的政治观念改变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来华留学生很少在中国学习政治和经济，相反我国却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发达国家学习政治和经济。而真正深入人们内心深处的是政治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因为这些才能真正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出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媲美的政治文明，才能使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真实而长远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召开，使人们认识到举办重大国际活动是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但是，这类活动的持续时间很短暂，也不会经常举办，不可能成为构建与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只能作为辅助性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国际性重大活动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连，即使像奥运会这样应与政治绝缘的体育盛会，只要中国一沾边就仿佛天然地带有政治色彩———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民众的眼里。而且，重大活动都要考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多种能力。这又回到政治问题———政府能力与民间组织的存在与成熟程度。另一个被部分人看好的提升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但这“看上去很美”，作用没有想象的那样显著。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等东西南北各地十几所大学在某一小国一轰而上，不到两年，各占山头，设下10所孔子学院，给人留下内部争夺国际汉语培训市场之嫌和毫无科学发展的印象④。因此，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能搞运动。因为那样宣传意味太浓，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反感⑤。2007年6月6日，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就刊登了题为“孔子学院是一座跨国的文化桥梁，但在某些外国人看来，却成了所谓的‘洗脑机构’”的报道⑥。事实上，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真实基础还是在于国内的政府能力与公民素质，表现为一国的政治文化。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消极面潜藏很深、影响很广的国家，需要一种符合现代文明的公民文化来统摄其他文化、政府与公民的观念与行为，以此来促进软实力建设。

由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是政府(执政党)推进型，政治决定着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因此软实力建设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执政党)来实现，无论是民族精神培育，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政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统合等，都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建设。这又回到本文所持的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政治文化的观点上。因此，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构建与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路径选择：政治体制改革与执政党能力建设→培育与形成新的政治文化→促进公民法律道德素质与政府能力的提升→凝聚民族精神与激发创新意识→积极向世界推介中国软实力→促进国内软硬实力的建设。路径选择其实是一个轻重缓急因素的排序问题，或者说矛盾的主次认识问题。我们认为构建与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路径需要抓住政治文化这个核心因素，由此出发来促进其他软实力要素的建设与硬实力建设。

四、软实力研究的意义

门洪华认为，尽管人们对软实力的内涵和外延仍有不同的认识，但并不妨碍战略界对此做出基本的评估。战略界普遍性的观点是，中国软实力的现状和未来均令人忧虑[7](第20页)。这样，软实力研究既具有学科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在以往对国家实力的认识中，人们较多看到的是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内容，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使人们看到了实力的另外一方面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内容，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实力的认识[3](第27页)。从国内来看，尽管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意识到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尽管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硬实力发展受制于软实力支撑不够的窘境，但国家建设模式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战略调整的滞后性，不重视软实力建设的情况依旧比比皆是[7](第18页)。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政治或文化会在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与经济相同，甚或比经济更重要的角色[22](第1页)。因此，软实力研究的重大实际意义就在于改变我们固有的习惯思维，将软实力建设置于一个战略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统治与管理能力以及公民素质的改善与提高，以便培育与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注释：

①　即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有人译为《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实力特性》，也有人译为《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他的另一本书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有人译为《美国实力的悖论：为何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能一意孤行》，也有人译为《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

②　Soft Power是翻译为“软权力”、“软实力”还是“软力量”更为准确，奈教授在与吴晓辉与钱程进行交流时认为，“软力量”的译法能比较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见该书第221页的“译后记”。为与大多数研究论文保持一致，本文采取“软实力”的译法。另，在门洪华编译奈的论文集《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引论里，奈也明确说了是在Boundto Lead里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但奈专门论述“Soft Power”是在1990年秋季号的Foreign Policy。

③参见程天权：《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载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54155/57487/6584095.html，2007-11-02。

④参见韩方明：《孔子学院：如何成为中国的软力量?》，载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11-23。

⑤参见吴建民：《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成当务之急》，载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6474278.html，2007-11-02。

⑥参见张健：《孔子学院，“洗脑机构”》，载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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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英州，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重庆市委党校讲师；湖北武汉430072。叶娟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