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顶红鸟头真假辨别: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 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

——西路军的形成 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

董汉河            

（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社会科学》编辑部   甘肃  兰州   730070）

[提要]西路军的形成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是苏联防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也是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生存、发展和抗日的需要，是中共领导的一致意见。历史的合力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同时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发生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西路军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西路军；历史的必然要求；历史的合力；机缘；历史功绩；价值和意义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2万1千8百多名英雄将士在河西走廊的浴血奋战和悲壮失败，距近已经七十周年。七十年来，对西路军的研究和宣传，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基本谈不上研究和宣传，偶有涉及，也总是冠以“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后一阶段，对西路军的研究逐渐深入，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西路军的重要当事人之一陈云和李先念实事求是的努力，以及邓小平同志的关注，西路军终于摘去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对西路军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迹也有些宣传。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等种种原因，对西路军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对西路军研究在理论上的认识和提升不够；对西路军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也不够充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依据近年来披露的新资料，根据革命导师的相关理论和已经基本清楚的历史事实，笔者对西路军有些新的理解，认为西路军的形成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机缘；历史的合力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西安事变发生后变幻莫测验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西路军形成和失败七十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献给西路军英雄将士的忠魂。

一、西路军的形成：历史的必然要求和机缘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西路军的失败都是历史的悲剧。鲁迅讲，“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②。历史的悲剧则是将历史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恩格斯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③也就是说，[微软用户1] [微软用户2]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造成的。西路军的形成正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机缘所致。

（一）苏联防御德、日法西斯侵略的需要：西路军形成的国际背景。20世纪30年代，德、日法西斯几乎同时崛起，分别从西方和东方严重威胁着苏联的安全。为避免苏联陷入西方和东方两面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斯大林一方面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做了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他十分急切地希望中国，这个已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天然盟友，能够尽快武装起来、强大起来，拖住日本帝国主义，以减轻苏联在东方的压力。武装的对象，当然首先是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康生、王明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发展西北苏区从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的任务④。斯大林还指令苏联相关部门和人员，调查从苏联支援中国红军的道路。相关人员弗雷德1934年9月16日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书面建议：1.立即在苏联中亚西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中共西北局，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26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2.在中亚细亚地区组织一个秘密的军事学校，为中国红军发展苏区进而接通苏联培养干部。3.苏联必须为中国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以便随时根据需要向西北地区的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⑤。

相关资料和历史事实证明，弗雷德的建议，至少在四个方面得到了程度不同的采纳和落实：1.选择了援助中国红军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一条是经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⑥。2.落实准备了支援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一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准备了援助中国工农红军的“1.5—2万支步枪、八门火炮、十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⑦；二是在新疆境外的苏联边境准备了一千六百吨箱装军事装备⑧，还有陈云、滕代远等亲眼见过的90门大炮和90辆坦克⑨。三是曾派人“带九百骆驼送货给中国红军”，可惜“被马敌截去”⑩。3、派重要干部林育英回国，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意见。“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就急急忙忙找到中共代表团领导人，要他们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一面转达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面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斯大林特别委托共产国际领导人转告中共代表团领导人，要他们告诉被选派回国的林育英，务必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本人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上的明确意见，即：红军主力可以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林育英从蒙古越境，历经艰险，终于于同年11月18日或19日到达陕北瓦窑堡，见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完成了使命（12），因此促成了中央红军东征山西，以便进一步占领绥远，从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以及1936年促使二、四方面军北上，计划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4、派陈云、滕代远等协电台赴新疆接应西路军。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十二月八日，陈云等一行五人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前往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们脱下西装，换上苏联军队的棉袄和皮衣等，秘密到达苏联边境的霍尔果斯，计划从那里进入新疆”，负责接送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

（二）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生存、壮大和抗日的需要：西路军形成的国内背景。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首先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

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机，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13） 。    这一方针与八个月前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并得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的积极响应（14）。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不但是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生存、发展和抗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一致意见。

   （三）中共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所采取的部署和行动。  

  1. 俄界会议决定：从陕甘北部“继续北上”，“打通国际路线”。（15） 由于张国焘中途变卦坚持要红军南下，中共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并于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迭部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俄界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内容，那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行动方向和方针：从陕甘北部“继续北上”，“打通国际路线”。俄界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攻破腊子口，占领哈达铺，毛泽东从获取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首先提出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的提议。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正式决定，并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这一决定。

      2.东征：为“打通国际路线”所作的第一次直接努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并在甘泉地区与陕北红军和红25军组成的15军团会师。11月18日或19日，被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派遣回国的林育英（张浩），在瓦窑堡见到了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斯大林的意见。张闻天当即于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直罗镇前线的毛泽东等人，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16）。毛泽东在12月1日给张闻天的复信中表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并首次提出了“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与外蒙靠近”的方案（17）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经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东征的主张（18），发起了东征山西的战役。东征战役的第三步，便是攻取绥远，靠近外蒙，打通国际路线。然而，由于南京方面急调汤恩伯等部进山西支援晋军，加之，留守陕北的红军4个团和几个独立营难以坚守，东征山西的红军不得不于5月初全部撤回陕北。 靠近外蒙“与苏联打通” 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

     3.西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相机夺取宁夏，“靠近外蒙”，打通国际路线。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制定《西征战役计划》，目标有三：一是扩展陕甘宁根据地；二是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三是相机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同日，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811师、骑兵团等共1.3万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毛泽东对打通国际路线十分重视。他在6月29日给彭德怀的电文中强调了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性、道路和时机：

    甲、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是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交十五军团负担。

乙、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较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丙、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19)。

8月12日，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对“打通苏联”的方针和部署则更加明确和具体：“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20)

4、历史的合力与机缘：宁夏战役计划中途被迫停止执行，西路军西渡黄河之5、9、30军面临何去何从。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21)10月中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宁地区的胜利会师，为攻取宁夏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制定并颁布“十月作战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宁夏战役计划。其目标是：攻取宁夏，靠近外蒙，打通国际路线。10月18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货物……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左右，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货和担负沿途保护责任” (22)。10月24日夜半，红四方面军之30军由靖远城西南之河包口渡河成功。26日1时半，中央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占领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23)同日17时，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指挥部过河指挥，并电告朱德、张国焘、彭德怀(24)。

遗憾的是，由于在黄河以东击退南敌计划未实现，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追敌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原在靖远黄河岸边看守船只的红5军亦不得不于30日西渡黄河。因此，河东红军主力与以西渡黄河的红5、9、30军及四方面军指挥部被敌隔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渡黄河的红5、9、30军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5、历史的合力与机缘：多方磋商，组成西路军。红30军和9军西渡黄河之初，进展较顺利，几天内便占领了景泰县广大地区。但11月2日马步芳之援兵到达后，便在一条山地区形成相持局面。加之景泰地区“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持之作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请示行动方针(25)。11月3日22时，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26)11月5日14时，朱德、张国焘电示徐向前、陈昌浩：“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27)据上述两方面指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于11月6日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准备分三个纵队向西进取大靖、古浪、凉州。

11月8日，中央拟定的《作战新计划》中则明确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28)  同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张、徐、陈、李等同志”：“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29)

从此，西路军开始了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的悲壮征程。

为何此时中央同意组成西路军，从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国际的意见。11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致电中央书记处，明确指出：“现已经决定目前不要用外蒙帮助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受？并请告如何接受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30)二是中共中央《作战新计划》的要求。新计划的要点是：1、以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向南“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2、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向北到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3、陕北红军主力东出入晋，转战冀豫晋之交、皖豫鲁、鄂豫皖、鄂豫陕，“尔后再转陕北，准备一年至两年完成之”；4、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31)。

由于张学良力劝中共熬过一、二个月，看西北局势变化再定，河东红军主力才未实行战略转移。但是，西路军此时已西进至古浪、大靖一线，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并未改变。

由此可知，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不但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者的一致意见，也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

              二、 西路军的失败与历史的合力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已经有一些研究。拙作《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综合了七条，“但主要的只有三条：一、全局战略的要求，使西路军滞留在河西走廊地区，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二、河西走廊地区当时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三、西路军军事行动上处置的失误。第一二条原因，使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第三条原因，使西路军未能及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未能保存下更多的革命力量” (32)。可以说，上述三条原因至今仍然是站得住的，但有两点不足：一是未能对三大原因展开论述，特别是第一条原因，尤须展开论述；二是理论上的提升和概括不够。本节拟从历史的合力和机缘这一角度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和阐述。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33)简言之，历史的结果是由许多力量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造成的。西路军的失败，也是由历史的合力造成的。

那么，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历史合力都包含哪些因素呢？

第一，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西路军对河东红军的策应有多次。当西路军西进至古浪、大靖、凉州地区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于11月8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个时期” (34)；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又致电“徐、陈”，转达达周恩来的意见，要求西路军“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人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35)。显然，这是为配合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提出的河东红军战略转移之任务，而采取的举措。为此，西路军却不得不于11月21日开始在永昌、山丹地区停了下来，与敌血战，一直坚持到西安事变发生的12月12日。到达永昌时，西路军已减员三千余人，且困难重重。徐向前、陈昌浩于11月21日给中央的电报称：

据我们现有实力，各军子弹只三排到四排，五军每人只两排，各军机枪子弹甚少，炸弹消耗甚多，存者无几；伤亡共二千八百，掉队约六百；棉衣缺少四分之一，皮衣收集甚少。天寒，早晚零下二三十度。扩红不到50人。三十军、五军体力未恢复，九军日夜战行，极疲劳。现全人数一八四二五，战斗员占百分之六十，但士气甚旺(36)。

三天之后的11月24日23时，徐向前、陈昌浩在永昌又一次向中央致电汇报敌我战况和态势：

（甲）                                        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                                        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退无生还。

（丙）                                        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                                        每守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剌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一千八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余；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两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辛）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终日，伤亡五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37)。

西路军所面临的困难和严峻形势，由此可见；此时如迅速西进或东返，都还来得及。然而，由于河东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变来变去：先是停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后又命令东返策应西安事变；蒋介石返南京后又让西路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到临泽、高台地区后，军委主席团又致电西路军“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38)。这种任务和方向的变化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远远超出了西路军的承受力，也延误了西进的时机。

第二，建立河西根据地，西路军无力兼顾的任务。“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这是中央批准组成西路军时，就给西路军规定的两大任务。从道理上看，两大任务似乎是统一的：建立了可西根据地，“远方”即国际路线亦自然打通。实际上，这两大任务是不可能兼顾的，或者更直接地讲，单靠西路军的力量“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对此，拙作《论创立河西根据地之不可能》(39)，作过较祥尽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徐向前、陈昌浩对两大任务并列，当时就提出过异议：“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40)。尽管如此，西路军不得不仍然分出力量先后在景泰、永昌、临泽、高台建立过部分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军事上不能战胜敌人，这些政权存在时间很短，作用也十分有限。徐向前晚年总结说：“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41)。实际上，对于建立根据地和红军作战的关系，毛泽东也有过精辟的认识和论述：“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42)。西路军陷入被动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徐向前晚年对此感悟尤深：“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43)

第三，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拙作《西路军与西安事变》(44)曾专门论述过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但只论述了其在国内对西路军的影响，未论及对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西安事变在国内至少造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两次较长时间的滞留。第一次由于创建山、永根据地和策应西安事变，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滞留四十天，消耗了实力，怡误了西进的时机。第二次，是1936年1月在临泽、高台地区，西路军奉命“暂勿西进”，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彻底陷入被动：先是元月20日红5 军在高台失利，损失三千人，接着临泽失守，西路军进退失据，不得不以仅剩的万人左右的兵力固守倪家营子。

为何军委第二次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徐向前晚年是这样理解的：“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45)

这无疑是第二次滞留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国际的援助出了问题。12月8日，共产国际又派陈云、滕代远等5人组成代表团，从莫斯科出发，拟赴新疆接应西路军。然而，由于西安事变发生，一切都有停了下来。陈云说：“我们五人从莫斯科出发时，我与滕代远领受的任务是准备送一批枪炮弹药给中国红军。”“但到苏联边界，国内即发生西安事变，我们就在苏联边境待命，大约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46)《陈云传》是这样解释的：“由于西安事变后极为复杂的局势，苏共中央对中共的援助采取谨慎的态度，计划屡有改变。”(47)

为策应西安事变，中央两次要西路军东进或原地待命策应。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的援助“计划屡有改变”；“准备送一批枪炮弹药给中国红军”的陈云、滕代远等，奉命在“苏联边境待命”四个月。这对已经日渐被动的西路军之负面影响，无疑是致命的。

有的著作中说，1937年2月，共产国际“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可将货物送到安西，并且货物数量比原来答应的还要多一倍以上，同时还有五十个莫斯科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兵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也将一同交给中国红军”(48)。该著作还说：“远在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无论如何难于了解：为什么西路军不尽快向西取得大批新式装备，而要在那无法立足的沙漠地带耽搁如此长的时间？他们一再来电询问：中共中央对于西进接取援助的任务究竟是怎样一种方针？西路军的西进究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中共有没有可能给他们以军事上的帮助？”(49)是的，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时至70年后的今日，我们仍有类似的疑问。因见不到中共中央当时给共产国际的答复，本文只能从西路军当时的处境及其与中共中央的往来电报中寻找相关答案。

2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军委的电报称，西路军全部“移沙河堡东二十里之倪家营”，“人物补充困难，故感灭敌困难” (50)；2月7日，电报中又称“西路军暂在原地行动，重要的是灭敌西进，不过目前实难实现” (51)。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党中央，“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 (52)。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及军政委员会各同志”：“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53)2月21日晚，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向西突围，至威荻堡，遭敌重兵围堵，次日又返倪家营，并于24日向中央军委报告，认为西路军“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 (54)。于是，军委主席团于26日电示西路军：“固守五十天。”(55)

综上所述，整个二月份，西路军已陷入困境，尽管做过东进或西进的努力，但都无果而返。实践证明，西路军此时已进退失据，无能力西进。

那么，为解救西路军危境，中共中央在二月份做过哪些努力呢？一是通过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减轻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压力，要求停战，并给西路军让出“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县”作为防地，要求将西路军编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之一个军，徐向前为军长，并“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解决西路军问题。二是托友军邓宝珊部和东北军设法给西路军“派飞机送款、弹去”；毛泽东也曾提议托人送钱给马步芳，“要他容许西路军回黄河以东”。三是派兵增援，先是于2月6日请东北军于学忠部“最好能调一二个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以策应西路军；2月21日毛泽东提议“出兵援助之” (56)，27日军委决定组织援西军在镇原集结，拟3月5日出动。但此时西路军已无力在倪家营固守，突围“至威荻堡南之东西柳沟”，陷于危境，只得于3月11日经梨园口转达进祁连山。总之，毛泽东认识到“西路军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57)，亦想了能想到的办法解救西路军，但收效甚微。

由上可知，到1937年2月份，西路军已无能力西进或东进。尽管毛泽东2月14日仍要“西路军待春暖后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 (58)。但，西路军东进或西进的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第四，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拼战甚坚决”，西路军有耗无补，进退失据，终于失败。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之初，只有2、18万人。它所面临的主要敌人马步芳、马步青部三个骑兵旅、4个步兵旅、2个警备旅，共3万人，另有一定战斗力的民团9万人，总共是西路军的6倍(59) 。如果再加上尾随西路军跟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杨德亮补充旅、毛炳文之37军和多次助战的15航空队，敌我力量就更加悬殊了。

敌人的力量有增无减，且有南京政府暗中指示。因马家军是在自己长期盘据的地盘上作战，得地利之先，早有防备，有骑兵优势，兵员、粮草、弹药供给不乏，且“拼战甚坚决” (60)。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时就判断“是南京有人暗中指示” (61)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正如徐向前元帅晚年所指出的：“西路军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的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 (62)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马家军之所以“拼战甚坚决”，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停留损害了与马家军阀的切身利益。河西走廊是马家军阀长期盘据的地盘，是他们生存的资本，任何人占据都是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是要建立河西根据地的红军。这一点，西路军当时就有觉察。二局局长宋侃夫曾这样回忆：西路军在景泰县赵家水时，被破译的马家军电报中说，西路军停下来就打，撤走了可以不打(63)。这是西路军尚有实力时马家军的方针。当西路军在临泽地区陷入困境时，他们便“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了。马家军“拼战甚坚决”的第三个原因，是马家军长期的反动宣传和宗教迷信教育。西路军西进之前，河西走廊和青海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从未听过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宣传。相反，马家军阀的反动宣传却颇能蠹惑人心，加之宗教迷信教育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马家军和民团打仗大都很坚决，不怕死，这是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其他军阀部队的不同之处。对此，有关西路军的回忆录中多有记述。

当然，军事指挥和部署方面的失误也是有的。对此，徐向前元帅曾有中肯的自我批评：1937年3月14日，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意识到，“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 (64)；晚年又总结说：“开始我们对马家军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65)。红5军在高台的失利，也有类似的性质。西路军兵力不够集中，也有军事布署的不妥，军委主席团等先后要求西路军在长千余里的肃、甘、安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 (66)，是分散兵力之举，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表现。

上述四个方面的合力，使西路军这支孤军奋战的英雄部队由进攻，到相持，到困守，终至失败。当然，其中也有历史机缘方面的原因，为策应河东红军和西安事变，为建立河西根据地，加之共产国际的支援一度停止，西路军走走停停，东西徘徊，遗误了战机，耗尽了力量，历史的悲剧便难以避免。

                   三、西路军的价值和意义

西路军是一块承载着胜利丰碑的基石。它虽然失败了，但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价值和意义。

（一）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和价值。对此，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徐向前元帅晚年作过如下概括：“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利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67)这概括是中肯的，可惜未展开，亦不够全面，本文略作阐释和补充。西路军对马家军的打击是沉重的。当年《新青海》就曾哀叹青海“军民伤亡无计”，马步青也曾哀叹他的骑5师“阵亡之数，七千有奇” (68)。西路军直接牵制的敌人除直接参战的马家军9个旅3万余人、62个民团9万余人，及空军第15大队外，还有尾随西路军跟进的杨德亮之第1师补充旅，和毛炳文的第37军(69)；另外还牵制胡宗南部、曾万钟部、关麟征部在黄河以东地区防堵(70)。这对于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减轻西安的压力，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西安事变向实现全民族抗日的有利局势发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曾及时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八条建议，其主要精神是，“党必须用全力来推动为一事件的发展，使之成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全民武装抗日的动力。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 (71)。这八条建议，虽难免有不成熟和失当之处，但主在精神是正确的，体现了西路军英雄将士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全力策应西安事变的大局精神。

除沉重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策应河东红军主力，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两大功绩之外，西路军还有两个方面的历史功绩：

1、播撒了革命火种，在河西走廊地区第一次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苏维埃政权和抗日促进会、抗日义勇军、少年儿童团等革命团体。

西路军西进之前，河西走廊从来没有党的地方组织。1937年2月上旬，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配合军事斗争，经军委同意(72)，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分别组织和派出甘州中心县委及受其领导的山永县委和高抚县委。他们先后在甘州南山煤窑一带和大满堡村发展党员十几名，并重点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西路军失败后，积极为失散红军筹集口粮，指导路线，帮助他们安全东返回到党的怀抱；二是作国民党县长马鹤年和民主宗教人士高金城的统战工作，请他们帮助西路军失散及被俘的干部战士(73)。张掖还有两个地下党支部。一个是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自己组成的张掖地下党支部，它成立于1937年6月，以团结同志，营救西路军失散将士东去延安为首要任务；协助民主宗教人士高金城营救二百多名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另一个是张掖县看守所的地下党支部，由被关押的8名党员干部组成，书记是刘瑞龙，副书记是魏传统，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互勉励，进行了延长放风时间和增加口粮改善生活的有效斗争，并向狱友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经朱德点名营救，刘瑞龙、魏传统等6人于9月22日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74)。另有两名党员值得一提：一是闫宝芦，他随西路军左支队进新疆，1938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同年11月到嘉峪关搞情报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75)；二是屈大成，他护送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赴延安，入党后被派回到河西肃南县。他们也都是西路军播下的革命火种(76)。

根据党中央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的指示，西路军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民主选举，先后在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建立过26个县级及县级以下苏维埃政权，其中永昌县13个，山丹县6个，临泽县4个，高台县3个。由于变幻不测的形势，这些苏维埃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但仍然作了不少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配合红军维护地方治安，抑制打击反动分子的活动。（2）筹募给养，动员群众支前。各级苏维埃政府把帮助红军购买和募集粮秣、布匹、被服、皮毛牲畜等物资以及钱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仅永昌一地就帮助红军筹募粮食、饲料约300万斤，猪、牛羊等家畜六七千头，煤炭、柴火、饲草共200多万斤；皮毛冬装数千件，羊羔皮2000余张，毡靴2000余双。（3）协助红军侦察敌情，组织动员群众参战参军。永昌苏维埃政府曾根据红军的要求，选派部分可靠、机敏、熟悉地形的青年队员和当地群众，多次以拾粪、串亲戚等各种身份为掩护，到敌占区侦察敌情，当向导、抗云梯，夜袭敌军，受到红军首长的好评。据不完全统计，永昌随红西路军西进的人员有140余名，山丹有130多余，临泽县有20多名；高台县除被红军改编的民团300多名外，另有1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77)。此外，西路军曾在景泰县建立“五佛寺抗日促进会”先后在山丹、高台组建过“抗日义勇军”，在永昌建立过抗日妇女会、少年儿童团等组织(78)。

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西路军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及革命群众组织存在时间虽然都有不长，但仍有其价值和意义：一是对西路军作战起了积极的的支援作用；二是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几十年后当地群众仍然记得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部分参军青年的姓名和事迹；三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实践，使群众受到了一次切实的民主教育。

2、为我党我军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为各技术兵种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通过党的营救及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百折不挠的奋斗，仍有五千多名红军将士回到了党的怀抱。他们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骨干(79)。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关心和援救下，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新疆的430多名将士。他们经过学习和技术培训，分别成为航空、无线电通讯、情报、医务、装甲、汽车、炮兵等方面的骨干，为我军技术兵种的创建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到新疆接应西路军左支队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当年在给王明及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长信中就肯定地指出：“现在到了迪化（乌鲁木齐）的四百多人都是百战余生的人，每一个士兵训练一下就是我们将来的军事干部。”(80)在陈云等同志的努力下，西路军左支队改称“新兵营”，“学习汽车的67人，学习装甲车的50人，学习炮兵的87人，学习无线电的34人，学习空军的42人”，“学军医和兽医的11人，去苏联学习情报的20余人”，共计310余人(81)，他们后来都被培养成我军技术兵种的创始者和骨干。例如航空队培养“航空技术人员三十一人；飞行员十五人，机械员十六人”。他们1947年就参加了我军东北航空学校的创建工作，成为空军的骨干(82)。

综上所述，西路军有四大功绩：一是牵制了敌人，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是沉重打击了马家军；三是播撒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四是为我党我军保存和培训了军事骨干，特别是各技术兵种的骨干，为技术兵种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的西路军精神——研究和宣传西路军在今天的意义。西路军的悲壮失败，不但使我们具体深切地认识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吸取前进的智慧，而且经过岁月的沉淀，凝结为弥足珍贵且有独特内涵的西路军精神。它将光耀千古，成为激励我们前进、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

西路军精神长征精神一脉相承。西路军是一支经历过长征，并参加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的英雄部队。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不但有充分的体现，而且有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神内涵。

1、把全国人民和国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不但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它关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这不但关系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还关系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根本利益。正是为了这一既崇高又具体的革命目标，西路军才在河西走廊东拼西杀，浴血奋战五个月之久。也正是由于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理想和和信念，西路军失败后，西路军左支队才在绝境中不溃散，在祁连雪山中跋涉40多天，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险阻，冲破马家军强势追堵，胜利到达新疆；失散和被俘的5千名西路军将士，才历尽曲折艰险而不动摇，终于回到党的怀抱。1937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西路军左支队返回延安的领导者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时曾高度地评价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做不到的(83)。

2、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西路军孤军西进时，河西走廊天寒地冻，地理窄狭，无群众基础，广大将士缺衣少食，弹药有耗无补，面对六倍于自己的马家军英勇奋战。在面临绝境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军委毅然表示，“抱全部牺牲之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 (84)！西路军喋血沙场的7千多名将士及遭马家军残杀的6千多名伤病员和被俘官兵，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明了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在1937年就曾肯定地说：西路军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85)。这是对西路军“为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 (86)的具体诠释。

3、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是为了取得物质和技术支援，壮大红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局；途中几度停留或东返，也都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大局。在严守纪律方面，西路军的首要表现，是严守了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组织纪律。西路军的所有行动方向、方针计划，全都及时向军委主席团领导报告，经批准后才执行。有时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西路军也会正常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最后还是服从军委主席团的决定。在群众纪律方面，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几次指示强调。西路军亦十分重视。为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于11月23日发表《告指战员书》，强调：“全体指战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自觉遵守纪律”，“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团结方面，《告指战员书》特别强调：“团结全体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在党与军委意志的周围奋勇前进，大胆工作。”(87)这种紧密团结的精神，体现在四十里铺、高台、临泽、倪家营子等历次战斗中，特别是西路军失败后左支队团结一心，克服千难万险赴新疆的行动中。弥足珍贵的是失散和被俘后，西路军将士患难与共、相互援救的精神。

4、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一精神在西路军建立地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及抗日促进会、抗日妇女会、少年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的过程中，在行军和战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失败后，奔赴新疆或逃返延安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独特。历尽艰险回到党的怀抱5千余名西路军将士，全都得到过群众的帮助。有的群众甚至以舍弃身家性命相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路军的每一位幸存者，几乎都有一个或数个与群众生死相依的感人故事。拙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沉浮录》记载了其中的一部分，此不赘述。

5、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这是西路军所独有的精神。许多战斗，他们都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永昌四十里铺的战斗中，红30军88师263团一个连全部拼光，硬是协同反击部队将敌人一千余人全部消灭(88)。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千名红军，坚守高台县城二十天，全部壮烈牺牲(89)。为掩护总部和兄弟部队撤进祁连山，红9军政委陈海松率9军余部不足千人在梨园口阻击敌人，几乎全部血洒疆场。不幸被俘者，几乎全都保持了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红9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拒绝马步芳的利诱威胁，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视死如归。88师师长熊厚发因伤留在祁连山中，与敌激战后，高呼口号壮烈牺牲。惨遭活埋者，有的高呼口号，有的骂声不绝。被俘女战士有的当时就拼死反抗。党文秀逃跑未成，被杀害时骂声不绝。妇女团政委吴富莲被俘后吞针而死。团长王泉媛、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等全都有历尽艰险曲折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有的女战士被逼分给马家军当妻妾，生活上回民化了，但仍然一辈子坚守革命的立场和气节。黄光秀被逼分给马步芳，她便借机帮助营救被俘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等；安明秀、张秀芳生活上都回民化了，但从未改变过革命信仰。这些，拙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都有详细的考察和记述。

6、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用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西路军英雄将士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西路军由于失败，长期戴着“国焘路线”的帽子。幸存的西路军将士长期以来受过许多委屈，他们忍辱负重，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的理想、信念和立场，通过种种方式和终生的革命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陈昌浩回延安后，主动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写了两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不以“兵败之辱”而自弃自馁。无论是被安排到延安县委宣传部做一般工作，还是在中宣部当科长、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兼职教员，他都无怨无悔。会见老战友、老部下，他总是沉痛检讨自己过去犯的错误，鼓励大家“好好干，做出成绩” (90)。“文革”中，造反组织要他交待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问题，陈昌浩说：“四方面军，张国焘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主要责任在我，与他没有多大关系。”(91)陈昌浩坚定的党性、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抗日战争开始后，徐向前任129师副师长，积极协助刘伯承抓军事工作。他一向寡言，更少言及西路军。1959年，他在给中共张掖地委写的有关西路军和材料中，在肯定西路军是党培育的“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的同时，依然沉痛检讨自己(92)。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包袱之沉重。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在《历史的回顾》中才对西路军的历史有了实事求是的认识，但仍有挥之不去的遗憾。李先念受的委屈更大。回延安后，他从军政委一下降为营长，他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毛泽东认为太不公平了，不久又调他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93)。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延安审干和“文革”中，西路军将士绝大多数因那段失败的历史受到审查迫害，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张琴秋便是其中之一。流落民间者，统统被打成张国焘路线的忠实走狗，许多人被打成“叛徒”，长征老红军的荣誉长期与他们无缘。然而，他们坚定的革命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总是相互联络相互帮助鼓励，参加土改，抓土匪维护地方治安，纪念长征胜利，自觉积攒党费，有的担任大队支部书记领导群众修水渠从沙漠引水，被选为人大代表。那段失败的经历是他们终生的痛，也被他们终生珍视。他们的忠诚和坚定终于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承认和尊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终于发到了他们的手中。不但西路军的历史可以研究，西路军的英雄事迹也可以公开宣传了。

总之，从客观上看，历史的必然要求和机缘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历史的合力和机缘又导致了它的失败。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研究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正确地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汲取前进的智慧。西路军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西路军精神，不但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而且有着独特丰富的内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它将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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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③恩格斯《致拉萨尔（1859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6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原立是：《血色黎明》第14页，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2002年6月第2版。

⑤⑥⑦参见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352—353页、377页，台湾、东大图书出版社公司，1997年3月出版。

⑧«陈云传»（上）第202—2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版。

⑨滕代远：《赴新疆迎接西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情况》，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

⑩据1936年11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1）（22）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之关系》第354、377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3月。

（12）程中原著《张闻天传》，第27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13）（14）（19）（20）（21）（23）（24）（25）（26）（27）（28）（29）（30）（31）见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8、127、154-155、183、329、330、365、369、375、386-387、385、37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5）俄界会议记录，转引自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16）（17）（18）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第354—361、319、320页，台湾、东大图书出版社公司，1997年3月出版。

（32）见《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第6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97页，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

（34）（35）（36）（37）（38）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425、431、439、448-449、5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9）《兰州学刊》1992年第2 期。

（40）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2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41）（43）（4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558页、559、5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42）《毛泽东军事文选》第85页；转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8页。

（44）见《人文杂志》1993 年第 2 期。

（46）（47）《陈云传》第203，204，2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48）（49）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第386、389页，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3月出版。。

（50）（51）（52）（53）（54）（55）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3页、568页、573页、576页、58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56）（57）（58）（60）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9-58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59）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35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61）（6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63）宋侃夫：《祁连山的电波》载《艰苦的历程》下册，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64）（66）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2、57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5）（67）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9、5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68）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526、5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9）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附表68，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70）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1）（7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3、5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73）参见《中共甘州中心县委组建始末》，载《悲壮的征程》下册，第28-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74）参见刘德胜、王定国、武杰《回忆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和9月22日谢觉哉日记，载《悲壮的征程》上册，第335-350页，下册第273页。

（75）据嘉峪关市委党史办及档案馆资料，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23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

（76）董汉河：《西路军沉浮录》第434-45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77）（78）参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3-2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79）参见董汉河《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述论》载《甘肃社会科学》198 年第  期。

（80）（82）《陈云传》第217页、2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81）《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6-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

（83）（85）程世才《悲壮的历程》，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139页。

（84）徐向前、陈昌浩：《1937年2月24日致中央军委电》见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86）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光明日报》2006年10月23日。

（87）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6-447，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88）（93）朱玉主编《李先念传》第257、317-3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89）董汉河著《董振堂》第13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90）（91）范青、陈辉汉：《陈昌浩革命生生涯》第458、49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92）中共张掖地委党史办编印《红西路军史料》第一、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