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蛋脸:如果孙中山多活30年则必大兴中华

   如果孙中山多活30年则必大兴中华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孙中山先生也仙逝86年了。尽管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奋斗之路不是完美的，所持思想及所践行动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但在中华大政治伟人之中，其思想理念是最能振兴中华的。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早逝，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多活30年的话，中国将是另一番历史，革命与建设的道路更顺畅，中华民族更兴旺。

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中国将在1928年建成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1922年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可惜在1925年3月12日就仙逝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容括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奠定了在中国实现最广大民主的政治基础。

在此条件之上，如果孙中山不在1925年仙逝，那孙中山先生就会亲自领导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将会坚持下去，北伐战争将以更快的速度完成全国统一，北伐战争也不会最终沦为新旧军阀的战争。如果这样，这个新的中国国民党将有可能在1927年就完成全国的统一。即使晚一年，中国也将会在1928年开始建立起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因为如果此时孙中山还活着，就不会有蒋介石搞独裁专制的机会，而是继续沿着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继续走下去，这样，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时间就会大大提前。

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中国将在1928年进入现代发展轨道，并且更加顺利的打败日本的侵略。

1928年，距日本全面侵华还有9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这时统一的民主中国将开始进入和平自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尽管不久后会被“二战”打断。

孙中山先生十分注重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对外开放，主张吸收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如果此时孙中山先生还活在，中国实际上在1928年就改革开放了，让中国改革开放提前50年，少走几十年的弯路。尽管这可能只能持续9年，到1937年被日本全面侵华所打断。但有了这几年的和平现代发展，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物质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较大的发展，腐败也比蒋介石专制之下轻许多，政府和军事更加统一集中有效率，中国将以更强的实力抵抗日本侵略。同时，从1931年开始，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共和国政府也不会允许日本步步吞食东北，一方面这降低了日本侵华的物质力量供给，反过来说则是提高了中国抗日的人力和物力，更有利于中国反击日本侵略。

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难以自主打败日本，原因在于：在物质方面，中国缺乏相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难以对抗现代化的日本；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的专制制度，专制、腐败、军阀妥协联合的国民政府缺乏凝聚全国力量抗日的能力，难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抗日，政府与军队腐败严重降低中国反击日本侵略的能力，国民政府军队派系和国共两党的军事争斗又大幅削弱中国军事对抗日本侵华。

如果中国在1928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两个问题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制度方面的。很有可能，如果历史如此，中国将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1945年打败日本。即使不能单独打败日本，就像法国一样，其实比法国强许多，中国也将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样中国不会向苏联妥协在唐古乌梁海和外蒙古的领土主权，钓鱼岛问题不复存在，说不定琉球群岛也回归中国。

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现在至少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很有可能已经成为高等发达国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之所以不能立即进入现代化发展史轨道，原因在孙中山早逝、蒋介石在事实上背叛了“三民主义”，蒋介石背弃民主和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中“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劳动人民，尤其是放弃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导致国共分裂，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群众中的农民抛弃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专制政府，埋下了两次国共内战的种子。

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之前就曾到比利时去拜访由恩格斯建立的第二国际。孙中山访问了当时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孙中山表示：第一，我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孙中山成立的党，要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而且，孙中山还表示：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学习西方革命的优点，克服西方革命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孙中山特别讲到，要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避免受剥削的痛苦。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1915年给第二国际写了一封信，他要求第二国际赶快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1]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就不存在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和国共分裂及两次国共内战。

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孙中山先生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孙中山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用其法”。孙中山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才适用，列宁在俄国搞十月革命，开始搞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搞了两年搞不下去了，所以才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说：俄国社会发展程度要比中国高很多，如果俄国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都没有资格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我们中国怎么有资格呢?于是，孙中山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而不用其法”。[1]

按照孙中山的想法，既要社会主义的好处，也要资本主义的优点；既考虑到当时中国不适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需要按照中国国情有选择的实施社会主义，又抛弃了资本主义的缺点。尽管这样比较难，也缺乏相应的国内外经验和思想理论支持，但综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思想，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将是民主自由充满活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早于邓小平七八十年，而且更完善。这样的中国，无论政治制度活力，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都将是生机勃勃的。

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中国在“二战“之后将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既不会有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的内战，也不会有新中国成立前期几十年的曲折发展。国共内战的利益逻辑在于人民反对民主背叛者和劳动群众反抗压迫者，这都是不民主和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的迅速建立单一集权的计划经济、反“右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曲折，实质是缺乏坚实民主制度带来的问题。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将把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提前近一个世纪。这样一来，中国从1928年进入自主的现代化发展轨道，比韩国还要早近30年，而中国现在按照人均GDP落后韩国21年。历史如果如此，中国现在至少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很有可能已经成为高等发达国家，所谓人口多导致中国穷等理论早已失去市场。

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二战后世界历史将被改写，中国将鼎力世界。

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如果孙中山还活在，就不存在国共内战，直接进入“二战”后的恢复与发展时期，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同时进入“二战”后的发展黄金期。这时中国正好赶上第三次科技革命，民国在战乱时期还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相信此时的中国一定会在20世界五六十年代及以后在经济科技上大震欧美发达国家，哪有日本在20世界七八十年代震撼欧美的鸟事？

如果孙中山多活30年，也即到1955年仙逝，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设足以保障未来中国不再折腾并继续稳固的进行现代化建设。按照这样的发展轨迹，二战后的世界将逐渐形成美国、苏联、中国三足鼎力的局面，即资本主义民主的美国、集权社会主义苏联（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的要求，难以称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这种世界格局，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而不是曲折走歪了），更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主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发展，也十分有利于制衡美苏称霸和破坏世界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利了全世界，更是利了中华民族。

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中华民族必然长期更兴旺。

如果孙中山多活30年，中国就不会有计划生育，更不会有一胎政策，虽然政策可能一时难以改变中华民族在现代社会经济下生育文化极其脆弱的局面（关于中华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下的脆弱性，请见笔者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但中华民族绝对更加具有长期发展活力和更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能。

孙中山先生反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反对减少中国人口和抑制中国人的生育，认为主张减少人口的青年是中了马尔萨斯的毒。孙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义》第二讲中忧虑的说：“一百年以来。列强人口增加到很多……像英国、俄国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国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内的增加，推测以后一百年的增加，我们民族在一百年以后，无论所受的天惠怎么样深厚，就很难和列强的民族并存于世界……由此推测，到百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便变成了少数，列强人口便变成了多数……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2]

笔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认为，现代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机制会抑制人口再生产，因为人口再生产的利益随着发展会越来越社会化，养孩子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同时，养孩子的成本不断提高，政治家鼓励生育的好处也难以在当期实现，人口再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等因素将决定生育率不可避免的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全人类不可避免的将进入危急人类延续的低生育率时代！

在这场人类文明的低生育率危机面前，不同的民族因生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民族生育文化较能承受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依旧比较强劲，生育率仍较高；有的民族生育文化经不起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变得十分脆弱，生育率十分低下[3]。中华文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防老”，精神支柱是“传香火”，基础保护是“万恶淫为首”。当然，中华生育文化不知这三句话，但这三句话是其概况的核心。在现代社会化的养老方式下，“养儿防老”已经被冲垮，甚至是被计划生育宣传成思想落后。中华民族的“传香火”文化缺乏宗教支持，甚至被认为是落后思想，在自由化的今天被遗忘殆尽。“万恶淫为首”在性解放、黄色泛滥、自由主义之下早已被忘的干干净净，婚外性成了婚姻的最大杀手。所以中华民族在现代经济社会下必然面临长期的低生育率。

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华人集中的新加坡，生育率连排世界倒数前四名，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了一个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孩子总数量）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中国的生育率也仅是1.33。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易富贤估计近15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35左右，考虑到生育率整体下滑的趋势，现在中国总和生育率依旧应该在1.3左右。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中国仅有4.7亿人，2300年仅有2800万人——对曾经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来说等于是亡族灭种，何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孙中山多活30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即使有人口普查表明在二战后中国人口快速增加，中国也不会计划生育，更不会有一胎政策。即使有人反对这种思想，在民主制度下，中国也不会有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中华民族生育率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而迅速下滑并跌至超低水平，相当于孙中山先生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所说的“经济力”淘汰中华民族，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未来之远见。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到1955年，相信孙中山先生对民族人口的忧虑和对增加人口的主张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中国就不会出现人为控制少生孩子的政策，也不会自损自己民族的生育文化，并且会在生育率快速下滑或跌至世代更替水平前后出台大量鼓励生育的政策，更甚者建立系统的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体系以长期解救中华民族的低生育率危机，这样中华民族必然相对于现在的历史趋势更加兴旺发达。

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现在中国问题或已经去了大半。

中国现在许多问题的制度根源，或者说主要原因，就在民主发展的不足，人民缺乏制度保障监督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导致权力作恶和人民利益受损，最后恶化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个系统，问题出现一大堆。

如果说政治与经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两个大轮子，那现在中国明显是一个轮子快跑而另一个轮子严重滞后。如果说政治与经济是一个人的两条腿，那现在中国是一条腿在前儿另一条腿远远滞后。这样的情况，路是难以平稳走远的，必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问题越来越突出。

比如 “千人给市长下跪”、“人大代表故意撞人”、“镇党委副书记用杯子砸晕农民的‘杯具’”等等，这些只是大量官僚问题冰山突出的一角。为什么会大量出现这样的官僚主义现象？因为民主制度发展不足。如果市长是民选的，人民就掌握了官员的命运，谁还给市长下跪？如果所有人大代表都是民选的，必然以为全心全意代表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姿态对待民众，岂敢在人民面前表现差了。如果这个党委副书记（包括其他党的干部）是党员直选的，党员既不会选举这样的书记，这样的书记出现了也会被党员们用选票拉下来。官僚主义严重的制度根源，就在于缺乏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

再如贫富差距持续过大，也根在由政治改革滞后或者说民主制度发展不足造成的制度不公正、起点不公平（如教育公平程度世界倒数）、腐败（权力缺乏监督制约）、垄断（人民反对自己所有的中国移动高话费，但没权力）、低工资制度（人民不会自己选择低工资）、偏袒资方（官员敢于不顾人民而只顾升官的GDP）、权力攫取过多经济资源（造成天量的灰色收入）、民生投入低等，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在竞争经济制度下皆会存在，但长期过大却是个制度问题了。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制度问题无疑是重大因素。

现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和孙中山先生都深为感触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本身就是生产与消费的循环，经济体系的健康茁壮运行要求分配公平，以此达到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转，实现生产力的长期良好发展。但贫富差距过大，民众消费购买力不足，经济就会出现系统性失衡，比如中国国内消费不足导致经济过度依赖欧美发达国家消费，欧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被迫让民众与政府负债消费以支持经济并以此导致经济与财政问题的失衡，这就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最大问题。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的第一活动，经济系统的社会又必然带来社会系统的巨大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必然给中国带来一系列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有十分重要的制度渊源。

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孙中山先生对贫富差距的担忧和解决心愿必然已在中国畅行近百年。民主制度再加上对中国未来贫富差距问题先天下之忧，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实践必然可以较为显著的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笔者在《继续限制生育或导致中国崩溃，鼓励生育是中国自救的唯一选择》认为，中国未来面临三大核心危机：1、以低生育率、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所组成的人口危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再生产，而人口再生产又是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低生育率及其恶性循环必然导致中国两大再生产双双失败，超低生育率和未来的恶性循环使中华民族正在千年大危机。2、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上严重失衡，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必然无法健康走远，现在中国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就是这种危机的表现。3、持续的贫富差距将造成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失衡，破坏社会经济生态（甚至撕裂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都因此严重受困。[4]在这三个方面，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正好对应这三个问题，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对中华民族问题认识之长远忧虑之长久。

虽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理论和行动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其思想理念对中国对中华民族长期问题的遇见及渴望解决之心愿必然是振兴中华的最强历史之音。可惜，孙中山先生早逝，其思想和遗愿被后继者在实践中被遗弃。如果孙中山先生多活30年，中国将是另一番景象，中华民族必然为之大兴。

注释：

1、杨天石，《辛亥革命若干问题辨识：孙中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北京日报

http://rmlt.com.cn/News/201107/201107251526525459_1.html

2、孙中山，《三民主义》，南方网

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sunys/paper/200503100576.htm

3、刘忠良，《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中华网论坛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272425507/2724/70/48/5_1.html

4、刘忠良，《继续限制生育或导致中国崩溃，鼓励生育是中国自救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