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再一次快乐结局:国运写照：刘少奇从接班人到被斗致死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生在湖南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他出生的时候，大清王朝早已陷入内忧外患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异族将侵略的黑手频频伸向这个古老的国家。危亡之时，风雨飘摇，国人的救亡图存运动方兴未艾。最终，无数次的起义引响了辛亥革命的枪声，民国建立，举国共和——但共和之后的中国，却开始了军阀混战的乱世。

　　农家子刘少奇一路看着这些兴亡变化。虽然年少的他那时还不能全然明白那些救国、治国的大道理，但朴实的正义感和爱国心早早地教会了他什么是是，什么是非。随着年岁增长，他开始投入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开始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并把自己的名字从“渭璜”改为“少奇”，取“少小立奇志”之意。他开始为着自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战斗。

　　当共产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开始席卷中国时，刘少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罗亦农和袁达时的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年后，毕业回国的刘少奇，已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和坚强意志的战士。

　　刚刚回国不久，他就与李立三等人一起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大罢工的胜利让刘少奇声名鹊起，此后他又在湖北和上海多次领导政治运动和工人罢工，成了中共白区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紧张又残酷的斗争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更加透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越发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这两位湖南老乡，在逐渐的接触中积累了认同与信任，开始慢慢成为密不可分的“亲密战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少奇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奔赴敌后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参与重建新四军，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保家卫国的奋斗中，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积极地宣扬党中央的政策。

　　姚力文(刘少奇秘书)：武汉军区的一个中将副司令以前是安源工人，知道李立三(原名)叫李隆郅(就在组织安源工人罢工期间，李立三改名)，但他一直不知道毛主席，还是刘少奇1938年去华中的时候，他听了(刘少奇的讲话)才知道毛泽东的。他还说，刘少奇给他们作了个系统的报告，分析抗日战争怎样怎样，他才有了(抗战的)信心，表示“就得跟党走”。

　　战争的考验让刘少奇逐渐成了党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亲笔电邀刘少奇回延安。刘少奇回来了，但这条路他走了9个多月，穿越了103道封锁线，危机重重，一路颠簸。在路上，他收到了十余封发自毛泽东的电报，要他一路上“安全第一”。

　　1942年12月31日，刘少奇到达延安。抵达的次日正是元旦，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回家的盛大晚会，两人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和刘少奇在党内的重要地位，皆由此可见。3个月后，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成为新改选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员。他和毛泽东、任弼时一起，担负起了领导共产党的重任。

　　黄峥(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应该说从1943年3月份开始，刘少奇就正式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党内的二把手。

　　在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的领导集体中，刘少奇名列中央五大书记第三位。七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赶赴重庆参加谈判，临走前毛泽东为中央起草报告，正式宣布，在他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

　　黄峥：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党内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凡是毛泽东外出的时候，都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或者主持中国共产党的日常工作。研究发现，刘少奇有文字规定的代理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有三次。

　　成为党内二把手的刘少奇对于党的路线和方针已有了更深的认识。面对当时的形势，他越来越觉得，该是时候系统、全面地整理出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所总结出的斗争经验和思想方法了。他为这套方法起了个通俗易懂的名字——“毛泽东思想”。

　　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而刘少奇则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

　　黄峥：“毛泽东思想”应该是刘少奇最早提出来的，他在七大之前就写文章宣传“毛泽东思想”了。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也很重要，因为根据地比较分散，有很多山头，那全党就必须来个思想统一，让大家统一步调去作战。

　　而刘少奇的功绩主要还在于，他在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的、完整的、准确的概括和阐述，同时也是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日后的革命实践也证明，这样做的意义非常重大。

　　姚力文：当时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很自觉的，就是国民党有一个旗帜——蒋介石，我们也应当有一个人物来作为标杆。那时很自觉地提出了毛泽东，而且很自觉地来突出个人，以此来跟国民党形成对抗。

　　毛泽东的接班人

　　1949年9月30日。

　　此时，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新的政权即将成立。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遍邀各民主党派，一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天。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副主席。次日，他们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一举变为新政权的执政党，建设成了今后工作的主题。在新的形势下，刘少奇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黄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党内都是有共识的，就是要搞新民主主义社会(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也包括资本主义)。

　　刘亭(刘少奇之女)：他提出了民主化和工业化，搞土地国有化、股份制，其他的(经济形式包括)自由贸易、合作社等一系列的做法，这实际上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实践。我觉得他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实事求是的平台，他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实践不断发展。

　　新政权成立后，宪法的制定被提上了日程。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应邀出席苏共十九大。在克里姆林宫，他和斯大林就制宪问题进行了讨论。

　　黄峥：斯大林建议我们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己的宪法，刘少奇就解释说，我们有《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斯大林就建议还是应该正式地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正式的宪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就会受到帝国主义的攻击，说“你们连一个宪法也没有”。所以刘少奇后来就加快了这方面的工作。

　　1953年下半年，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启动。在整个制宪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兵分两路，毛泽东亲自挂帅宪法起草工作，刘少奇则主持选举及开会等具体事务。

　　刘亭：当时酝酿中国宪法第一稿的时候，他是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一共写(修改)了十几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要求全民提意见。当时我们有6亿人，(3个月内)一共有一亿二千万人(实为1.5亿人)给宪法提了意见，基本上有知识的人都参与了，最后提了约118万条意见。

　　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做到这么民主的一次讨论，在全世界、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这都是一次民主和法制的大进步，也是最大的一次普及民主的教育，中国的民主进程走了一大步。

　　这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这让所有人都备感欢欣鼓舞。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黄峥：他身边有一个秘书杨俊，开会回来进刘少奇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在门口喊：“委员长。”刘少奇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装作没听见，头也没抬。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提高了声音说“委员长”，刘少奇还是不理。杨俊又叫了一声后，刘少奇的头抬起来了，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你不感到别扭吗？”弄得杨俊很不好意思。

　　后来刘少奇还专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党内，只有三个人(以职务相称)，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因为多年来大家都那么称呼，已经习惯了，可以不必改。但对其他人都应该称‘同志’。我们党内有一个好习惯，互相不称职务，一律称‘同志’，在我们这里还是照旧。”所以，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包括他的部下都直呼他“少奇同志”。

　　之后的工作愈加繁忙。1955年，为了写好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一个一个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座谈，以期切实调查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这个汇报座谈会一直进行了3个多月，他先后听取了三十多个部门的汇报，搜集资料、总结问题、提出要求，刘少奇的工作堆积如山。

　　他也从这些事实资料中，准确地判断出了国内当时的社会形势和主要矛盾。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作了政治报告；在闭幕式上，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黄峥：一批秀才起草了一个关于八大报告的决议的稿子，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

　　姚力文：在这个矛盾基础上就确定了，要把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要调动一切积极性来发展生产，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来看，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次大会。

　　1959年4月18日，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崇高的地位并没有让他的家人从此飞黄腾达，过上“皇亲国戚”的日子。相反，地位的提升给他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责任。

　　刘亭：我妈妈从跟我爸爸结婚以后，我爸爸就没许她长级，她就一直是17级(相当于科级干部)，所以钱很少。我爸爸(工资)好像是四百多块，我妈妈是一百多块，但我们还要负担好多亲戚的费用，所以最后我们家——几个小孩加上我外婆，实际用度是一百多块。因为从8岁起我爸爸就让我管账，所以我比较了解。

　　许佩珉(曾任刘少奇的保健医生)：1959年4月他当选国家主席，工作人员大家都很高兴，但少奇同志的表情却相当严肃，而且沉重。

　　马傅忠(曾任刘少奇的警卫)：1959年当国家主席之后，他跟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特别忙，每天晚上都工作到两三点，很少在2点以前休息。晚上12点多，我们把他中午剩下的饭装在饭盒里，搁电炉子上一热，就是他晚上的一顿饭。

　　由于长期劳累，此时已年逾花甲的刘少奇身体开始吃不消了。1959年春天，他肩周炎发作，剧痛难忍，常常从睡眠中疼醒，不能安眠。

　　许佩珉：他身体过去就不太好，过去有结核，胃和牙齿也不好。当时条件也差，他又长期在紧张和劳累中工作，所以肩周炎犯了。先开始是一边肩膀犯病，后来另一边又犯病了，专家会诊给他治疗了一阵也没什么好转。所以在1959年七八月，开会的时候他都垫着一个枕头，因为胳膊摆久了稍微动一下，会一下子痛得很，连衣服也穿不上。少奇同志也感到很烦，晚上睡觉睡久了就疼，疼以后就醒，相当痛苦。

　　病痛让刘少奇很是困扰，经过专家会诊后仍是没有改善，保健局局长因此几次报告中央，建议他去疗养，他却一直没有同意。但10月的一天晚上，当许大夫再次劝请他去南方疗养时，他竟然同意了。

　　11月1日，刘少奇一行乘飞机到了海南岛。让许佩珉没有想到的是，刘少奇竟是把这次疗养当做了一次读书和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的机会。他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广州，视察当地情况。

　　许佩珉：他又上广州开会，而且上山去看，思考怎么把粮食(产量)提高的问题。他看见了橡子树，可以把橡子打下来晒；也看到了木薯，它可以打粮食。因为内地没有木薯，他首先就问清楚产量是多少。橡子磨成的面他也要尝一尝。

　　这中间还有个事，他尝面的时候我提出，在少奇同志吃以前最好我们自己也去吃一吃，看看到底有毒没毒，因为当时他一说(要尝)，厨师马上给他蒸，蒸好马上就吃，我觉得很不放心。但这件事后来有人说是我在批评他，其实不是。

　　刘少奇在南方汲汲寻求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正是中国陷入大饥荒的时候。饥饿狂潮席卷了整个中国，每个人都感到腹内空空。刘少奇一家也不能幸免。

　　刘丁(刘少奇之子)：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在挨饿，这些中央首长们的定量都在往下减，包括我们这些孩子的定量。一开始还是比较照顾孩子们的，最早在北京101中学的时候是一个月定量36斤，还够吃，后来就要求自报公议，自己报数字，大家公议这个定量合适与否。一共报过3次，3次都减定量，最后我的定量减到29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粮食。

　　姚力文：康大姐(康克清)看到了就说，小孩正在成长，吃不饱不行，看能不能让他每周中间回来一趟。结果少奇同志考虑了一下说，还是让他跟大家一块挨挨饿，挨挨饿有好处，长大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了。这也反映出他的内心有多痛苦，他又是二把手，很多事他不能随便流露的。

　　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众多的，但此前进行的“大跃进”却不得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悲惨的现状引起了众人的反思，这一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指出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陈述了他的看法。

　　但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这封意见书也被他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这让刘少奇分外惊讶，但他仍然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许佩珉：庐山会议因为是党内高度机密，我们不了解，但当时觉得气氛很紧张，因为少奇同志一直面无笑容，很严肃。

　　黄峥：我认为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比如他去找胡乔木(主管文字、文化工作，当时中央很多重要文件由其起草)，说你们纠“左”的文件还应该继续写，但后来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甚至(彭德怀受到批判后)刘少奇还建议过，说把批判彭老总右倾的文件控制一下，不要层层传达下去，只在高级干部里传达就行了，不要打断下面纠“左”的进程。这后来也没得到实现。我觉得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全党形成了决议以后，他也不得不跟着走。

　　姚力文：从少奇同志来讲，他心里还有一个思想负担，就是团结的问题。如果党分裂了，那就真危险了。我觉得少奇同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党内的政治气氛，从这时起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只是尚未形成风暴。刘少奇也仍然站在毛泽东的身边，积极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的国庆节，《人民日报》等报纸第一次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刘少奇两个人的标准像。两位领袖亲密无间的情貌，传扬在各地。

　　刘少奇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黄峥：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到中国来访问，他就有意地问毛泽东：“你的继承人是谁？国内外都很关心，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毛泽东就说：“是刘少奇，这在我们这里是很明确的。”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谁？是不是周恩来？”毛泽东就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情，我不管。”

　　回老家，是为了调查当地的情况。尽管毛泽东没有接受彭德怀的批评，但他也确实感受到了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在1960年年底、1961年年初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地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因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

　　黄峥：毛主席这么一说，他就认为自己作为党内第一副主席，应该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觉得到湖南他的家乡去比较方便一些，因为那边还有些熟人，口音也比较相通，到那里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所以他选择了回湖南农村老家。

　　1961年时的湘南已经遭遇了连续8年的旱情，艰苦的现实亟待人们寻求解救之道。刘少奇也同样怀着急迫之心而来。到了湖南以后，他并没有先回故乡宁乡县，而是先到了长沙郊外的两个地方考察，一个是人民公社的模范天华大队。另一个就是听上去气魄惊人的万头猪场。

　　许永福(曾任刘少奇的警卫)：去的时候，他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和要求。第一，要坐吉普车下去，不坐轿车；第二，要穿便衣；第三，不要叫他刘主席，而叫刘队长；第四，不要麻烦下边的领导同志和群众，要自己做饭吃。

　　易凤葵(曾任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他去了天华，在那里搞了18天的调查，发现天华作为(当地情况)最好的地方，当时也吃不饱饭，每一顿饭(平均每人)只有2两6钱3毫，3两米都不够平均，所以老百姓吃不好。

　　许佩珉：有一天，他到我们住的地方的后山上去到处看，看见一堆粪，就用棍子挑开。看了之后他说，这堆粪应该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都把好些的东西让给小孩子吃，那如果粮食够的话，从小孩子的粪里就可以看到粮食，比如吃了老玉米什么的，大便里就看得到。结果这堆粪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就是几根纤维，所以他晓得这里粮食很缺。

　　实地考察的情况让刘少奇大为震惊。这和汇报给中央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事先设想过这种差异的存在，但实际情况仍让他深感浮夸瞒报问题的严重。更让他惊异的是，当他来到著名的万头猪场时，却惊讶地发现，所谓的万头猪场里只有两头猪。

　　震惊之后，他在这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会议的参与者不仅有当地的领导干部，更多的则是普通的农民们。

　　姚力文：这样一谈家常，那些老农民什么话都说了，说这几年来粮食少了，人吃不饱，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猪都不怀崽了。妇女的两个乳房也都瘪了，就是“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困难到了这个程度。

　　这次走访让刘少奇的心情无比沉重。在告别了这两个地方后，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再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

　　重回故里，刘少奇的心中充满着怀念。

　　许永福：在这几天调查当中，他的情绪一直不高，很沉闷。到他家的头一天高兴起来了，像向导一样给我们讲解说这是我们家，我从小住在这间房，我妈就住在那间房，那一间是放粮食的，那一间是放工具的，一一给我们介绍，最后住在他母亲的那个房间里。这么多天没看见他这么高兴过，那天是因为回到家了，40年没回家了。

　　但回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刘少奇心里清楚，这并不是一次充满欢欣、衣锦还乡的归乡之旅，而是来调查情况、处理问题的。于是，回乡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座谈会，听听乡亲们的说法。

　　欧凤球(受到刘少奇接见的群众)：他跟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那天下午还出太阳，阳光很好。太阳照在那里，他戴着蓝帽子，把帽子摘了，头发是白白的。

　　萧普刚(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刘少奇同志讲：“我多年没看见你们了，你们怎么变成这样了？”那时候生活也很困难，刘少奇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好不好？”大家回答：“过得好，过得好。”

　　“过得好”，三个字说出来容易，让人相信却很困难。看着这帮衣衫褴褛、面露菜色的父老乡亲，刘少奇怎么可能相信他们真的过得好？顿了一顿之后他说，我想要听真话。

　　黄仁和(受到刘少奇接见的群众)：他说同志们，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回来了解农村情况，希望你们讲真话、讲实话。

　　欧凤球：我就回答主席：“公共食堂还是好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吃不饱，饿肚子。”主席说：“你大胆地、如实地讲，不要怕。”他还说：“如果公共食堂不好，也可以解散。”

　　刘少奇的鼓励让大家逐渐放开手脚，各个把自己心中所想都说了出来。这些汇报让刘少奇了解到，当地确实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大跃进”的政策，但人们的生活也确实更加贫穷和艰难了——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陷入了思索当中。

　　一面思考着，刘少奇又来到多年不见的姐姐家。

　　萧普刚：带了5斤米、2斤白糖、2斤饼干、9个咸蛋，作为国家主席看他40年没见面的姐姐(的见面礼)。少奇讲：“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他姐姐就跟他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5斤米，又到哪里去找你？”

　　“吃了这5斤米，又到哪里去找你？”这就是“大跃进”之后，国家主席的姐姐对自己的亲弟弟发出的疑问。来自至亲的疑问让刘少奇心中格外难过。更让他难过的是，一年后，姐姐来信说姐夫病重，想吃点猪头肉，于是刘少奇让妻子给姐姐家寄了点钱，可没过多久姐姐的信中又说，姐夫在吃了猪头肉之后，因为体质太虚弱，肠胃根本无法消化，暴病猝死——这当是怎样的贫瘠，才会承受不起一点点的荤腥？

　　他的心中，翻江倒海。

　　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他就提出来，(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说主因不是天灾，而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当时他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毛泽东认同了刘少奇等人的调查，并对此作了深入的反思。他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最近3年就是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随即在1962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七千人大会在京召开。刘少奇主持撰写了中央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他对执笔人谈了自己的意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既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中共中央于1958年提出的施政口号，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又要明确问题所在。他在最后归纳道，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党内斗争过火，党内民主不够。

　　报告完成后，刘少奇交给毛泽东过目，随后在大会上发布。

　　黄峥：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觉得时间比较紧，就不要在大会上念了，把它发下去作为书面报告，另让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做一些口头发挥。刘少奇觉得这也可以，后来就这么做了。

　　许佩珉：当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一摊出来)，上下都很震动，因为完全同原先(的结论)相反。这是农民、群众的呼声，也是实际情况，他要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在这次因情势紧迫、问题重重而扩大范围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脱稿做了3小时的口头报告，坦诚地通报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尖锐地提出了问题所在，并代表中央带头承认错误。随着他的发言，大会的讨论气氛开始热烈、开放起来。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国家的建设已经出了问题，急需调整工作方法；尽管所有人都真诚地检讨，表示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但七千人大会却并没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这次会议成了之后十几年里中国政治大变局的序曲。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在大会上隐隐显露。两个人在对当前现状的认识、对今后路线的把握上均有不同意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更让一些人找到了可乘之机——在接下来的运动中，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招牌，对刘少奇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1966年3月到4月间，刘少奇率团出访中亚三国，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就在出访结束返回昆明后不久，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急电：速回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刘少奇4月20日到达杭州时，会议已经开到了第五天，此次会议主要是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没有反对发动“文革”，但对此也接受得非常勉强。他始终认为当前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上，但在复杂的局势之下，他也只能尽量提出自己的建议，然后顺势而为。

　　但“文革”的狂潮猛然掀起，此后的走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刘少奇被打倒了。与毛泽东的分歧让他失去了主席的信任，也让一些人抓住了把柄，不断地将污水泼到他的头上。批判、检讨随之而来，而残酷的批斗也终于冲破了刘家的大门。汹涌的人潮高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内刘少奇一家的住所，一面大骂阻止他们进入的哨兵是“保皇派”，一面在四处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和妻子被拉出来站在院里，三十多个人围着他们，喊着口号进行批斗。

　　此后，对于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归纳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这样的诬蔑让刘少奇格外愤怒。很快他就写出了应对这些质问的答辩，但这份材料却在几个小时后就被撕得粉碎。

　　就在此时，一个更恐怖的消息向他袭来。

　　刘亭：4月9日，平平从中南海外面回来，说听说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要批斗我妈妈王光美。当时我爸爸一下声音就提得特别高，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这个我来负责，为什么让光美代我受过”，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怕见群众吗？要批要斗应该批我”。

　　后来我爸爸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就是他头一次这么点名地说了——“但是我在党内是讲原则的，从来没有搞过阴谋诡计”。然后一转他又说：“将来我死了，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向大海，和恩格斯一样。我一生中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们要逼着我当反革命我也不会当，我一生也不会反对党、国家和人民。”他说：“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当时我们完全被惊住了。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预感到了未来的残酷性。他的心中很痛苦，看着事态一步步癫狂，他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看着老战友、老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打倒，他却无力保护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在忍受折磨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理念，说真话，讲事实，不屈服。

　　但内心的苦闷却一天天地加重了。

　　更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家人遭受的待遇。尽管同在一个院里，他却被和家人分开关押，无法相见，也不能互相照顾。他和妻子只能在被拉到院中批斗的时候见上一面。

　　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妻子王光美被捕入狱，孩子们则被赶出了中南海，分散在各地。相伴二十载的夫妻被迫放开了紧握的双手，从此再未相见。

　　批斗、物质贫乏、离别、苦闷、病痛，这些都让刘少奇的身体越来越差，然而病重的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他在病痛中等待着时局的好转，但等来的却是1968年10月13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次被造反派全然把持的会议上，他被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开除党籍。

　　得知这个消息的刘少奇愤怒了。此时的愤怒已不具有反抗的能力，他从此一言不发，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

　　他的病情也在沉默中越发严重。最终，冤屈和病痛夺走了他的生命，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个小院里离开了人世。

　　他留给了世人永远的沉痛和遗憾。但或许对刘少奇自己来说，一切的风雨都已在他胸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已对一切苦难和挫折都看开了。

　　刘亭：我爸爸妈妈要分开的时候，我爸爸第一次帮我妈妈收拾行李，然后他俩就面对面地坐着。我爸爸忽然说了一句：“咱们怎么跟等着要上花轿一样？”说着他们俩就笑了。后来通知要批斗他们俩的时候，我妈妈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起)，这次我们俩就真要分别了。”我爸爸就最后给她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终究是人民写的。“文革”的风雨过后，刘少奇很快得到了平反，在1980年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会议专门通过决议，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并将彻底平反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

　　同年5月19日，按照他的愿望，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了大海。

　　刘少奇跌宕的一生结束了，但人们对他的敬仰和怀念却不会停止。他的经历会提醒后人不再重蹈覆辙，而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德更值得后人反复学习。这八个字是他当年题写给柳亚子先生的，却也是他一生风貌的真实写照，从早期参加革命、创建根据地，到参与创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刘少奇一直是党内不断试图修正错误的人。而直到他生命的终止，他也从未放弃过对真理的坚持。

　　2008年，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品格。2009年，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这八个字被再次高调提及，并出现在之后的党内文件中，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刘少奇虽然远去了，但他的精神却被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们继承着，他也将以这样的方式，永远活在中国的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