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爪去骨机器: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发布于 2011年5月28日 15:58:19  评论(0)  阅读(388)  我要评论

　　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震惊了世界，而日本的房屋质量，却在这一次大地震中，又拿了一个高分，质量二字可以说是每个人高度关注的字眼，而提到质量意识，我们的邻国日本确实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重视质量的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人生观和世界观，那么究竟如何观察日本的家庭，乃至日本的社会环境，总结日本的文化精神，透视日本人质量意识的形成，有关这样一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星久教授。

　　　张星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生于1956年的张星久在高中毕业后，曾在农村劳动4年，其间当过社办企业会计、饲养员、农业技术员，砖瓦厂销售人员等。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1994年赴日本同志社大学任客座研究员，2005至2006年任日本创价大学客座研究员。张星久教授多年致力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被称为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深受学生欢迎。

文化精神与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兼论转型时期我国国民质量意识的塑造

主讲人：张星久

　　　在正常的质量管理水平（受奖惩的几率一样）、正常的技能条件下，为什么还是有人工作质量好，有人不好？直接层面上看，这是由成员的质量意识不同所致。但是，在奖惩几率一样的情况下，工作好可能“吃亏”，为什么还要好好干？反之，为什么有人会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占便宜”（制度偶尔失灵）？答案是：与更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有关。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意味着：规则与标准意识、忠诚、整体荣誉感（耻感）、勤奋敬业、吃苦奉献、完美主义与一丝不苟精神等；一个人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需要这些禀赋，同样的道理，一个群体或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总体上持久地拥有这些观念，那么他也就拥有整体的质量意识。质量意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来说，其决定性因素是该民族背后的文化指令，或者说，这个民族所持续拥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当然，制度对于驯化人的学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最讲质量，一个是德意志民族，一个是日本。日本质量闻名，创造经济奇迹。日本与中国相似，因此讨论他的文化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对我们国民质量意识的提高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日本的历史与自然环境概说

　　政治社会制度：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天皇制，日本的天皇制与中国的君主制不尽相同，虽然中国的君主也有神格，但是日本的天皇与天和神是高度一体的，中国的君主还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皇帝虽然有神格但是还是人，因为他是神在人间的代表，还不等于神。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盟军为其留下了遗产（抛开战争史观不讨论的话），在某些方面是幸运的。天皇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因为他是神，一般人是不能担任的，所以日本的天皇跟中国不一样的是，万世一系的皇家制度，万世一系的君主继承系统。尤其是在圣德太子大化革新之后，确立了皇位只能在本家族中继承，只有具有皇家血统的人才能够继承，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人去当皇帝。在中国，秦朝末年的时候，项羽“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等等，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人都可以当皇帝，很平等，不存在是非的问题。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讲，日本的天皇制度留下的非常好的遗产是，为日本民族树立了绝对观念（绝对观念是引自戴季陶先生的话）。绝对观念就是说一个民族必须有些绝对不能变的原则，对某种原则的坚守。天皇制度由一家姓的垄断，没有我们开放，我们是谁都可以当皇帝，但是在我们的体制下容易没有规则感，没有最高的底线。这对建造一个法制、规则的社会恰恰是不利的。我们的社会中必须有一个绝对的东西，我们不能动它。有一个最低的底线，最高的禁区我们不要去动，不要去想，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构造我们的社会秩序。

　　第二点就是与天皇制相配套的贵族制度，就是由幕府、各藩构成的等级贵族制度。这一点和欧洲非常相似，所以，很多日本人，包括欧美人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日本在地缘意义上属于亚洲，但是在社会政治结构上不认为日本是一个亚洲民族。这和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贵族等级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彻底荡平，没有了等级制度。而日本始终存在，严格的阶级等级，政治等级。最高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里，下面是各藩，藩下面是武士，武士下面是农民。“仕农工商”很清楚。农民不能带刀，农民不能有性。除了农民还有更低的，比如说商人。比商人更低的是贱民和部落民。在日本老城区，如京都，大公司里面还讲究出身。在录用之前调查出身、住处，贱民是不录用的，这是潜规则。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其天皇的权力很弱，也给日本的现代化留下了好的遗产，就是政治格局的多元化，使日本始终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的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而是形成了一种地方自治发展。等级制度为日本构建现代化的企业准备了条件。

　　另外，这样的层层服从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也造成了他们的服从观念和忠诚观念。日本人主要生活在领主领地，所以日本在很早就发展起来了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对群体的重视。但是中国秦汉以来，通过科举考试，社会身份高度流动，社会政权不封闭、不僵化，大家都平等，这是好的方面。但是平等并不见得好，黑格尔说的专制下的平等在中国是最典型的。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下面，人民是一盘散沙，这样的平等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人的生命都没有保证。在前现代化的时代里，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我们在学历史，一听到贵族等级观念就认为不好，但是现在想来，在前现代化阶段，社会的等级制度对人的自由和自治有一个硬化的、制度化的保证。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对抗，可以防治庞大的、强大的、专横的国家权力的成长。

　　日本的环境：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地震火灾频发，这就使他们从小就形成一种危机意识、不安全意识。这个危机意识让他们时刻感到不安全，对听到夸他们的好话是非常不领情的，他们的危机感很重。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忍耐精神，抗击打能力，抗压能力非常强。在狭小的国土里面，只能在现有的资源下，在内涵的发展方面多做功夫，所以追求一种小而精的模式。家喻户晓的一休的形象也是日本精神的象征。

　　武士制度武士道：《菊与刀》用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象征日本的精神。菊花给人一种高雅纯洁的形象，刀是力量勇敢的象征，菊花让我们想到对纯美的追求，追求整洁，生命的庄严和纯美；武士道，勇敢、尚武的精神，重视承诺。中国的侠客精神在战国的时候也还是有的，但在专制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慢慢没有了，中国人养成了柔静愚鲁的性格。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经历了一次死亡的觉悟，日本人以时刻准备献身的意识活着，经历了死的洗礼、死的觉悟。武士是随时准备献身的，而且献身的时候要死得尊严。武士的死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报仇，为了自己的主子不惜一切，另一个是自杀，自杀的程序非常唯美，也很残忍，有非常庄严的意识，也是有等级的。在武士道精神中，肉体的东西不是很重要，是献给某个实体或共同体的，献给天皇或者献给领主，到后来发展为献给公司，精神才是属于自己的。不惜生命的代价完成对一个更大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

　　纯美与洁癖：追求纯美，有洁癖，酷爱洗澡。他们会在道路两旁自发的摆放菊花，生活追求的非常美。另外，吃饭也是非常美的，建筑非常灵动、精致。对周遭的世界追求纯美，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对待自己手里的作品，对待自己的工作会是什么态度。

    宗教：日本并没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日本的宗教，包括儒学、佛教、神道教。中国儒家文化中“仁”是摆在最重要位置的，但是在日本“仁”的位置慢慢降低了。所以，中国是人道主义的国家，在日本，摆在第一位的是“忠”——忠诚。日本虽然也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和日本的社会政治结构相结合，“忠”、“勇”、“信”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佛教在日本也有了变化，尤其是明清时代佛教的新因素。日本是多神教、泛神教的国家，他们认为万物都有道，都有灵。这使得他们把每一件事里面都赋予神圣的意义。佛教在中国强调世间法即一切法，入世苦行，入世救世就可以成佛，只要认真对待我们的每一件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佛。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手中的每一件事情。佛教、神道教在日本，世间的一切事情做好了就可以得道，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其神圣的意义，不要小看它。日本无小事。中国人很豪放，看不起日本的小气、精致，认为日本人无事忙，但这种精神用来工作是非常好的。

    最后，我觉得，樱花这种象征可以典型的反映日本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精神。日本人对樱花的酷爱达到了极致。樱花非常素雅、淡雅，单个的樱花是不美的，它的美是靠整体的力量，这对于注重整体意识，追求整体价值的民族来说会喜欢樱花。另外，樱花也可以寄托日本人的生命意识。樱花花期非常短，在最绚丽的时候开始迎接死亡。日本人对樱花的欣赏能够反映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生命就是这样的，肉体是不常在的，在最辉煌的时候死期已到。所以，他们对于肉体的理解使得他更重视精神的东西，我们人能够努力做的是精神的超越和升华，而对于肉体、五行的事物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我们只能在意念之间欣赏樱花的美。中国这个民族太唯物、太实用、太关注肉体。第三个是危机意识，看到事物最美好的时候会想到死亡，想到终结。

　　二、文化精神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我们讲了日本的历史文化概况，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文化精神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谈到日本的企业文化，谈到日本的质量意识，首先让我想到的最具有相关性的就是日本人的忠诚感、服从意识，这从日本人的贵族等级制度、天皇制度、武士制度中非常容易发展出来。这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像这样的民族，它的文化必须是连续性的。日本虽然经过革新，经历过战败，但它的文化是一个连续体，它没有经历过像中国的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因此它的文化传统有改造，有流变，但是没有彻底断裂。因此，日本人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它的忠诚的精神、服从的意识、规则感都非常自然而然的与现代企业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很好的结合，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日本的企业、单位及任何一个组织里面，服从都是第一位的，不光是下级对上级服从，在同一个单位，后辈对长辈也是要服从的，前辈可以训斥后辈，所以日本人上来就是点头哈腰，“嗨、嗨、嗨”。甚至后来发展到怒斥、谩骂、殴打，一个巴掌甩过去了，在日本很多企业里还是有这种情况，在中国挨打这种事就不得了了，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我听一个以前人大的老师说过，国内有个留学生回国来了，这位老师就代替这个同学在日本的餐馆里洗盘子打工赚钱。他说在日本等级观念是没有办法的事，餐馆里面有两个人洗盘子，就有等级，资历老的人老骂另一个资历浅的，老欺负她，中国这位老师去了以后就想打抱不平，帮这位资历浅的洗洗盘子，结果资历老的日本人就连中国老师也一起骂，这是她该干的活，你凭什么帮她？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日本的等级制度有多么严格。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在一个建立了现代管理制度的企业，员工的服从是最重要的，它使员工不会扯皮，像我们这个制度下面呢，有时候为一些小事扯皮，这种交易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在观察了日本的社会和企业之后，发现日本的社会效率是很高的，它不存在怨气，它也没有矛盾，因为挨骂和服从就是它的天性，它不存在不舒服啊，人格受到侵犯了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刚在法学院做过一次讲座，有个老师说，日本人就是笨，过马路为什么一定要走直角，为什么不斜着插过去呢？过红灯的时候差几步，还走直路，我们中国人当然就抄小道了是吧。在没人的地方，你会看到红灯亮了，有人在那等着。所以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在日本走路，走过一个小巷子，前面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可能等红灯等累了，就坐在地上等着，我们呢因为没注意，一下子就闯了过去，几个日本人愣了，转过头一看红灯亮的，怎么回事呢这是，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不好意思，所以说日本人很守规矩。你想想看，给你的图纸，给你的指标，你要做到，起码做到不走样，这就是忠诚，就是守规矩。我观察过日本人修马路，日本人修马路之前提前多少天要张贴告示，不得了啦，我要修马路，谁知就挖那么一小块，然后施工的过程中线都要拉好，有一人在那儿举个小旗点头哈腰，然后你好远过来他就开始九十度鞠躬，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等你走的时候他还在对不起。施工完了以后，员工每个人屁股后头都是一块白毛巾，最后这个马路是拿毛巾擦的，水泥啊沥青啊就是拿这个白毛巾去擦的，所以他是这样来做事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忠诚，服从，不允许讨价还价，最大限度的降低一个组织内部的运行成本，不存在扯皮，不存在矛盾，不存在自作聪明，我交代你一个事情，你先要有自己的主意，那就完啦，你跟我讨论就不行，不允许有个人讨论。日本企业文化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叛徒的惩罚，当然叛徒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日本大的企业是不鼓励跳槽的，一个人如果跳槽，那么你的记录你的信用将会丧失，一般来说，大企业的员工流动出去以后，大企业之间是有君子协定的，这个人敢于背叛他的企业那么他就会背叛我，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大企业里待不下去活不下去想要背叛的话，最后只能从一个大企业到一个小企业去，只能是这样。所以说呢，日本的企业里面不是靠开除炒鱿鱼来激励你，它能做的只能是增强团队意识，所以松下公司主要的功能不是生产产品，而是育人，有了好的人，自然会生产好的产品，所以它是靠培养员工的忠诚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我们长期以来看问题喜欢从教条出发，从概念出发，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在校内本科和研究生课堂也讲过，“忠”字在中日两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日本的忠是武士把生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领主，贵族把一生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天皇，这种绝对的忠好像很野蛮很武断，但是有一个好处，这种精神一旦运用到现代管理中去，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些麻烦就去掉了，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我既然是你企业的员工，我既然做了你的下属，那我就老老实实的毫无保留的去做，至于说这个企业的决策那不是我的事情，如果说决策完蛋了，老板倒霉老板去跳楼，跟我没有关系，所以说日本人的忠是一种无条件的忠，好像是没有道理。

    中国人的忠就不一样了，中国人的忠是两种忠诚，我们恐怕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文化的忠一向就不是所谓“绝对的愚忠”，如果仅仅是所谓“绝对的愚忠”的话，那么岳飞就不需要死了，于谦也就不用死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一个话，就是要符合日本人的忠，秦桧才是真正的忠，为什么秦桧忠呢，他是一心一意为皇帝操心，皇帝说不打啦，一打我的位置就没有啦，那就不打啦，你打我半壁江山没有，但我好歹当个皇帝，你一打以后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呢？所以秦桧揣摩了高宗的心思，一心一意的为他着想，而且敢于背了个万古的奸臣的骂名，严格说来，这对高宗才叫做忠，这种忠才是符合日本武士道的忠。但这种忠在我们中国的儒家看来不仅不是忠，还是奸，大奸似忠！孟子讲，这个叫切肤之痛，一个人一个大臣如果不讲条件不讲正义，不讲究这个忠的对象是不是代表正义代表天道，如果说这个皇帝不能够做到代表天道，如果说这个皇帝不能够做到代表这个社会基本的文化与价值，不代表天命不代表民心，那么我们干嘛还要忠？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个人的不忠，才是对民族对文化最大的忠，这才是真正的忠。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这两种忠的关系没搞清楚，这就造成我们历代的能人志士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是理解为大忠，有的人是理解为小忠，理解为小忠的人呢，往往在当时很得皇帝的喜欢，在当时往往比较走红，但是呢，献身于大忠的人往往在当时丢了脑袋。所以汉代有很多宰相被杀掉，历朝有很多所谓的忠臣，这就是因为他们理解的忠不一样，文天祥、于谦、岳飞这些是最典型的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内心有终极关怀，对于当权者，我们不管他的权力有多大来判断忠，而是看你是否代表正义，这一点上是我们文化的超越。但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麻烦，因为它把判断忠不忠的权力交给了每个人的良心，一旦良心出现问题，这样的忠就变成没标准，那什么都可以忠了，没有清楚的界限了。而日本的这个忠，管你是怎么样的，反正你在这个位置上了，我对你忠就完了。这两种忠在现代转型中间，在构建社会的现代性中间，作用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日本的忠，它在构建社会现代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减少了摩擦，减少了信息交易的成本；而中国的忠，如果把它运用到管理里面，有时候就麻烦了，每个人都自有一套，人人都是精神领袖，干的都是平凡的活儿，想的都是伟大的事业，做皇帝梦，那么这样这个世界就没法做了，所以我们说对良心的忠，中国的主流文化价值和日本对领主的忠是不一样的。

    研究日本现代化的著名学者申岛通夫的书《日本为什么成功》，他整个核心思想都是儒家里面的忠，事物都是很复杂的，这就告诉我们很多观点，不要轻易简单说它好坏，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组合它会有不同的功能，第二个日本的质量意识，团体意识、整体意识。日本人整体意识的特殊性出了高层宏观里面，比如民族制度，培养他的整体意识，一个人都属于哪个族人，日本的村落里面到现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日本的基层仍然有个比中国更强大的共同体，中日学者研究中日的乡村的结构的时候，就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中国的乡村自由流动迁移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制度上的障碍的，当然也有可能受歧视，比如说你是外来人，我到你那里买了地啦，进入时，在中国传统里，实际上是不难的，中国基层社会的乡村的封闭性，排外性是不那么强的。到现在日本很多北部的乡村还保留习惯，乡村的共同体，排外意识非常强，一个外来人是很难进入这个乡村的，这个乡村里面的公共事务都是有大家一起管理的，很难要一个陌生人到一个村子里来做的。从基层共同体到上层的大民制度，造成了日本人的团体意识在历史的过程中非常的强烈，一个人在中国是属于小家庭，从秦始皇开始鼓励中国人搞五口之家，一个男的到了已婚的年龄不结婚的话强迫你分家，这样造成一个一个的小家庭，中国人关注的是这个小家庭。而日本人他在基层是关注的村落，在上层是关注社会整体、国家，一个人如果不关注公共事务，在日本听一些老师讲，他的规则很严的，他个人如果在村落里面不尽义务的话，这个村子里面就可以通过开会把你列为边缘人，就是下等人。你既然不履行我们的义务，比如垃圾该处理，你不处理；这个地方公共财产，如山林，树木你不爱抚，就可以通过表决把他边缘化，虽然现在社会不能驱赶你，但，今后这村里所有的事情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么这个人在这个村子里面就永远沦为贱民，完全被排除，所以这个机制是非常厉害的，他的自治团体的自治精神是非常发达的。

    1995年1月17号，日本阪神地震时，令世界称奇，阪神地震是7级以上地震，把神户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吹毁，完全瘫痪了，没办法，连自行车进出都穿问题，都是步行进去。神户是填海造起来的，他完全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样被吹毁，吹毁之后，在一个星期内，按照日本的宪法，他的国民自卫队没有经过宪法允许，没有地方议会的授权，他是不能出来的，不像中国解放军这么快。这就导致在一个星期里面神户处于无政府状态，所有的银行，所有的商店全部倒在那里，人都在街头，在这种情况下面，地震之后没有任何一起抢窃事件报道的，报道的就是有的瘾君子患了烟瘾啦，没办法，路边都是货，跑到别人货架上拿包烟抽抽，让人震撼的现象就是没水喝，就接马路边震断地底的水，每个人都安安静静的，每个人都咬紧牙关，然后排队。还有一个感人现象就是，很多人地震晚上起来以后，第一时间都是根本就不管家里怎么样，往工厂跑，往单位跑，日本人他对家没啦没有哭，但是有的企业震没啦，抗不住啦，他的生命意义都在企业里面，所有他对企业的意识由此可见。瞧不起日本人的认为日本人活的太没意思啦，像蚂蚁。日本人通过这样一个文化，把日本人变成了辛勤的蚂蚁，但是从管理角度，就是靠着蚂蚁精神创造了日本的奇迹。创造了日本的经济起飞。日本很强调整体精神，不鼓励个人英雄，如儿童搞的叫十一人组的运动，把脚捆在一起，一块儿跑步，这就是典型的整体运动。

　　通过对日本的观察了解，我觉得我们的奖励、表扬、评优这里面还真的有些问题，搞的结果就是把一些人评出来啦，使得一些人获得了尊严，风光无限，让大部分人活的灰头土脸，他们的生命和尊严都得不到尊重。如一讲就是某演员演出时吃苦，农民种地就不辛苦啦，扫马路的个人不吃苦，这就该着的。我们看是在鼓励，实际上真的有问题，对弱者、普通生命、对甘于从事日常工作，甘于当普通人的生命的蔑视。一个地方把有些人说的高大的不得了，一好百好，另外的人搞的灰头土脸，搞的非常的矮小，暗淡。这个很不好。我女儿小时候在日本上小学，日本的竞赛项目，搞体育是很少单独的表扬个人的，他认为表扬个人，随便表扬那个人，这是对我们在座的同学极大的不尊重，不利于整体效益的。这就使日本人在企业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家。

　　中国人也是勤劳勇敢，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勤劳勇敢的精神在伤失，靠劳动致富，靠劳动吃饭，在中国特别是农村，一个人七十多岁了还在劳动，马上就想到他儿子不孝，马上会想到这个人不好，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但在日本你会看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仍然在从事劳动的人非常的多，他们干的非常快乐，就是不服老。中国人在日资企业里也能看到，他的管理人员年龄都很大，一般都五六十岁。他们以工作为乐，以工作来谋生。日本人以工作为荣，以能在单位忙碌为有意义感，这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现在日本的妇女挖苦丈夫的时候，如果你丈夫一天到晚，到点就下班，日本人一般下班后都要加班，回家太早了老婆瞧不起，说你这个人真没用。我们在日本住的时候，楼下管理我们宿舍的的几个人都九点钟也不回家，都在忙，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们都知道，日本和智利的关系很特别，日本人喜欢到智利移民。在智利有一个首相是日本人，在智利日资企业是很多的。在智利，智利人对日本人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据说，在智利的一个日本人，他老婆已经住院，生孩子了，他还去上班。他的上司就问他，你老婆都生孩子了，你怎么不请假，怎么还来上班。他说老婆生孩子就生孩子呗，工作是第一位的。这是日本人的观点。结果没有办法，他的智利上司就下命令，让他回去照顾老婆，结果他回去一天又回来了。可见日本的男人离开工作就没有办法活，工作狂。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男人就应该在外面工作，以吃苦，以工作为荣。那你想想在这种氛围下，你想让他不工作，不把事情做好都难。

　　还有日本人的敬业精神。日本人做事喜欢追求尽善尽美，这个方面，我九十年代第一次到日本，从外部看，京都，大阪等地的房子比中国还旧，但是一旦住到里面，你就会感到日本人在细微处在精细之处，下了很多功夫。在日本，所有的房子都是装修好的，不像在中国，买的是板楼，还搞什么精装修。在日本，就是装修过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还和新的一样，起码用我们的眼光看是新的。从来没有听说装修公司那么可怕，装修的房子都能砸死人，装修的壁炉倒下把孩子砸死了。在日本没有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只要把合同拿下来，一定把事情做好，他们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都希望把事情做好。从我们的观点讲，日本人活的就累了，没有乐趣了。这也许是你的观点。比如日本人去旅游，我听他们数几个日本老师准备去中国西安，敦煌旅游。他们先开会，提前十几天开会，先认识认识。然后分工。准备下次开会的材料。比如张三，你负责研究西安，把西安给研究透了。李四负责敦煌，等下次开会，你张三把西安的风俗，历史、文化给大家讲讲，开个发表会。你李四也把敦煌的文化，历史给大家讲讲。在这期间大家，经常开会聚聚会，吃吃饭的。所以你看，日本人旅游就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点拍照，回家什么都不知道。根据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做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道，再微小的一个事情都能搞出学问来。这就是日本人的神道教精神。

　　再比如，做木匠，在中国就是扛个锯子，在小东门那很多。但是在日本，木工不叫木工，那叫匠学。做木匠也要讲学问，讲匠道。在日本，最牛的木匠也不得了。比如大战期间一个最牛的匠学大师，专门做古建筑的，曲高和寡，竟然一个学生也没有招到，他也不随便招学生，后来竟然混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步。有人劝他去搞什么装修工作，他还不去，他只做那些仿中国唐代的建筑，寺庙什么的。后来据说来了一个北方九州的学生，想拜他为师，他还不愿意，要先考验他三年，让他先擦地板什么，搞得像一休似的。到后来，哪个学生也相当出名的时候，他才正式接纳他为学生。这就说明日本人做事非常沉稳。我还讲一个例子，一次我和华农一个老教授去日本。学生自己给我们搞一个欢迎仪式。这个仪式结束以后让我非常震撼。我在中国都没有感受过那么庄严的奏国歌的时刻。因为在中国奏国歌的时候，人都嘻嘻哈哈的，吵杂声不断。但那次不一样，几天前他们都在排练。快进场的时候，学生还特别提示，这次活动要进行两个多小时，请大家不要多喝水，没有去厕所的时间。我们在后面先坐好，学生在台上奏乐。等迟田大佐进来以后，准备正式开始。这时所有的灯都先熄灭，然后幕布拉开，灯光和音乐同时开始。然后打出字幕。热烈欢迎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教师访问日本。然后又打出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名字，中日友好世世代代等口号。然后奏国歌。所有的人都把手放到胸前，面对冉冉升起的中国国旗。那现场气氛，那庄重程度，那效果，不把你的眼泪搞下来都不算完的。所以，你看，他们做事的这种细致精神，即使你不整天讲质量，他们也可以把质量搞好。

    我那次到日本还去了另外一所大学，他们搞校庆，校庆的方式是学校给提供资金，提供场地等，让学生玩，五花八门的。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拿手的是饺子。便给我们送来面，肉，菜，炉子等让我们包饺子。我们就在大街上包，还打上什么横幅，武汉大学来的，专门学习中国烹调的教授。其实我哪会，也是二把刀。后来日本的饺子会听说了，也过来了。还请我去讲饺子。你看日本人，就是包个饺子，还搞什么饺子会。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没有小事情，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去做，而且要做好。就在我们包饺子的地方，由于挂上了从中国来的美食专家，还有照相，生意特别火。还赚了几十万日元，我们把它捐给了留日的贫困学生。

　　在日本你就看一些细节，你看走廊的纱窗拉门，就是用了十几年的也是严实合缝。还有，我们中国可以学会盖高楼大厦，可以把嫦娥卫星弄上天，可以修高铁，但是想把厕所搞的没有臭味，尤其是那些穷乡僻壤的厕所搞的没有臭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昨天还在新闻上看到，孝感农村一个小孩掉进粪坑淹死了，这个反差太大了。这个事情我们中央电视台也采访过。当然现在我们中国一些发达的地方，比如上海的高级宾馆，那厕所也是香喷喷的了，光可照人。但是一些小地方就不行了，别说农村了，就是到县城，你发挥一下你起码的嗅觉就可以找到厕所，闻着臭味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在日本就不一样，我们在日本，专门在一些小站下车看看，去去他们的厕所，和你在东京，大阪看到的是一样的，都是干干净净。

　　做任何事情都做好，做到唯美主义，那自然就有质量。所以美学很重要。一个讲干净的人就不会把工作搞的邋遢，一团糟。唯美非常重要，连吃饭，那么物质的地方都要搞的那么美，连死亡都搞的那么神圣，你想，他搞质量还有问题吗。

　　日本人的自制、自律、他律，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日本是一个高度自律的社会，高度的自律又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相联系。一个人应尽自己活着的责任，管好自己的事情，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管好自己的事情，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自律、自制、自强、自尊，意味着不给他人添麻烦。一个人给他人添麻烦在日本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日本晚上九点钟左右就会有人在喊：家家注意，防火防盗，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日本京东社区里都自发组织了老年修房工团，和政府完全无关，完全是自愿的，参与者都是退休的老人，完全自发的，平时自愿为社区居民看护房屋，处理垃圾等，由此可见这种自制精神在各地是非常发达的。日本神户地震，几个星期没有政府，没有调动军队，没有救援，大批的民众自发的把吃不完的食物拿出来救助别人。日本大坂一个老者救助了二十几个留学生，把自己家楼上楼下的房子全部给他们，免费吃住，所以说这个社会是高度的自制的。

　　日本的质量和日本人的自尊还是有关系的，做任何事情不要让人感到不舒服，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日本人的自律和自尊有时候有些变态，比如说，经营失败了，就觉得活得很失败，人间蒸发这个词就是从日本来的。有次日本一个抗震的钢材不达标，国会层层追查，设计师因受过别人的贿赂，最后人间蒸发了。所谓人间蒸发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死去，日本的人间蒸发很多，给亲人留下一些财产，就悄悄的离开了。日本人的死是很讲程序的，现在虽然不太讲武士道了，但是出现了死亡俱乐部等，当然这都是病态的。日本还有一个病态的现象是中国人不理解的，就是老人虽然有保险、救济等，但是他们认为这是给社会找麻烦，很丢脸，另外也怕暴露儿子的经济状况，宁愿饿死也不去领救济。日本很多人宁愿流浪也不去领救助。

　　我女儿在日本上小学三年级时，和日本小伙伴北川一起玩耍，不小心爬到栏杆外面去了，下面是很深的沟，很害怕，我看见以后想要把北川抱回来，但是他哭着拒绝了，坚持自己翻过栏杆。所以说在日本不给别人添麻烦从小孩起这个意识就有了，用这个意识来做事情促进质量变好。日本昭日新闻的记者说起中日两国人的差别，中国人很个人主义，中国人出国旅游时拼命花钱购物在中国看来是个人的事情，但在日本认为这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是不顾及别人感觉的行为。日本人在公共场合是很严谨、刻板的，给人的感觉很严肃，做为生命体验来说是有残缺的，但是做为管理质量来说，正是这样一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才能有好的质量，好的服务。

　　还有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们充满了危机意识，没有安全感，所是他们总是在追赶着变得越来越先进。有人说中国是被追着实现现代化，日本是追着实现现代化，因为他们怕被大国灭掉。日本人第一次有危机感是蒙古忽必烈要攻打日本时一场台风救灾了日本，后来日本的神风敢死队由此而来。这种危机意识使日本变得善于学习，不择一切手段。中国历史悠久，使我们每学习一个新东西总害怕失去了原有的什么，日本人不是这样，对他们来说生存就是第一，他们整体的存在就是第一，所以日本人从来不害怕向哪个国家学习了就变得不像日本人了，就丧失了日本特色了，而中国把中国特色变成了一个框子，一个遮羞布，当成了拒绝改革的借口。现在动不动就中国特色，这个命题是非常虚假的，是非常有害的。日本张开胸怀去拥抱世界，体现了合金文化，这也是他的特色。在日本最繁华的东京有个很大的孔子庙，他的基督教等各种文化都并存，相安无事，非常自然的相互影响。所以说现在中国还在用中国特色的话来搪塞，拒绝变革，对自身消极的文化等遮羞，是很懦弱，不负责任的表现。

　　日本在发现清朝抵挡不住西方列强的时候，及时脱亚入欧，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日本对美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是日本唯一承认的战败的国家，日本对美国是非常敬畏的，其次对美国是非常恨的，不断发生矛盾，但是外交上的争端对于向不向美国学习并没有影响。任何外来的东西到日本都要把它研究好，做好。恪尽职守、本分，做好每一件小事，所以日本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相比憨多了。

　　那么讲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会讨论，我们怎么办？刚才同学们其实已经有些按耐不住了，有的在问了，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缺哪些，是哪些方面对我们的质量意识、对我们的民族不能产生高、精、尖的质量问题，我们到底缺哪些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首先做一个理论框架的假设，要想解决中国的质量问题，我们看看质量意识从哪里来。那个重视质量的人，一丝不苟的人，精益求精的人，吃苦耐劳的人从哪里来？

　　一个是来自于我们人性的本身，文化和人性，一个来自于制度，这是我的基本假设。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人身上道德的可教性,制度上的可塑性,因为人首先是个意义动物，人要在世界上，要在社会里面，要在和他人的交往中间，要在社会的目光的注视中间，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的本质。一个人在自私，总还得要有人评价，一个人不能关在屋里自己说自己好，自己说自己好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意义是靠社会赋予的，这是人的宿命，这也是人的本质，人要在他人的评价，他人的注视里面获得意义，获得尊严，所以人都有获得尊严，成就感和归属感的需求，这是我们觉得质量管理，质量意识的培育和制度塑造中能够产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点。

　　第二个就是对人的基本看法，人，同时又是具有机会主义的，在正常情况下面，人可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人有了意义感，明白了自己需要在社会的交往，在他人的眼光和评价中间获得尊严、成就感和归属感，所以人是可能会产生利他主义，可能会产生一种遵守社会道德，遵守管理目标的倾向，但另外，人又有挑战，要随时的，在正常社会的人，都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人随时有肯能破坏规则，人都有挑战规则，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倾向。只要有机会，人总是倾向于偷懒，想用最小的精力，想用较小的劳动，获得较多的成本和收获，这是人的一个倾向，是机会主义。那么机会主义和利己倾向它也不是坏事，我们后面会说的，正是因为有了机会主义和利己倾向，它们的好处在于挑战我们的管理制度，你的制度设计不好，就被他抓住漏洞了，因为人都是自私的，随时准备占便宜，一点空子我就钻，所以这就挑战了使得我们的制度必须改进，正是因为人有了这样的倾向，人类的管理制度才会不断的最求完美，精致。我们的制度智慧才会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展。

    第三，对人，我们想我们讨论质量意识和讨论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还有第三个对人的基本看法就是，人呢，尽管有以上的劣根性也好，倾向也好，投机取消，短期行为，机会主义，但是人又有被环境驯化的能力，或者说，人又有在制度的不断的刺激下面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能力。我上回听有个青年老师李华讲了个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当然也很可怕了，你看这个人对狗做实验，那么这个实验的话，对这个狗，尤其是野狗，是很难训练的，找一条野狗对它进行电击，电击到100次，它还反抗，把它栓到链子上还疯狂的咬，电击到150次，直到电击到200次，它最后怎么样啊，屈服了，不反抗了，最后它知道反抗没用，这个习得性无助感，那它知道没有办法了，最后再怎么电，它不动了。当然这是从最坏的方面，那么人身上也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对人不能用电击的办法，不能搞100，让你有绝望感，习得性无助，那不行，但有一点说明什么，我这个极端的例子说的是人在制度的奖励或惩罚下面，人是有学习能力的，人是有适应能力的，这点在于强调说我们构建制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对待我们现在的，谈点基本的看法，由于时间关系，可能又是草草收场。

　　一个是要对中国文化要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和转化，我提出这样的看法呢，也是顺便回答我们下面的有些同学的疑问，人的质量意识从哪里来，人的敬业的精神从哪里来，我想的话，两个方面都不可缺少。

　　一种是文化，文化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活的态度，来自于文化的濡染，一个民族持续的文化传统，它形成的这样一种约束力量，来自于文化所产生的这种自控能力。另外一个来自于制度，甚至我们说这两个东西都是一码事，因为制度的核心是文化，是价值观，我这里说指的是正式设立的制度，而不是习惯和惯例。所以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一个民族才肯能有好的质量。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文化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化，过去在我们文化里面好的东西，在过去左的年代，在过去大革命的年代，有很多好的东西被丢到了，现在要捡起来，覆水是否能收还是个问题，但是作为努力还是要努力的。比如说忠的观念，现在想想起来很老了，其实当年孙中山先生曾经想要把它翻新，把对君主的忠转换成对国家、对民族的忠。现在我们也可以从忠里面发展出忠诚，诚信，是不是啊，也是可以的嘛，所以要重新结合我们的现实加以诠释。

　　另外，像规矩意识，规则意识，本分的思想，责任的意识，像吃苦奉献的精神，现在呢，都想一夜暴富，所以这个投机心理尤其是需要克服的，节俭克制，当然我们人都有弱点，我们在座你我可能都一样，但是作为一个公共话语我们还是要讲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真的好到了可以这么浪费吗？可以这么奢侈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富足啊，一个是畸形的，畸形在于贫富差距这么大，一个是病态的，病态在于我们一个太物欲化的民族，我们人生所有的目标都定在享受，物质的享受，肉体的享受，所以，跟肉体享受的这些行业都非常发达，我们的精神的东西太少，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宗教，寺庙，到了这个庙里面去，乌烟瘴气，都是跟买股票一样的，抽一个签以后就可以升官发财，烧香，所以我们这个整个是很病态的。那天，我看一个电视也是，我孩子讲这话，中国很时髦的养狗，狗很多，狗权很发达，人权不发达，你看这个乡间一个老头被一个妇女的狗咬了倒在地上，那个妇女还在打电话，根本就不管，是别人把这个老头扶起来，脚也崴了，回家住院，这女的居然是扬长而去，这样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很多人，你看有的人对她老公，这么狠，不要说对别人了，对陌生人，我看这女的在家对老公狠的不得了，恶毒的狠，但对她的猫、狗那么好，不要忘记了人是人本主义的，我们现在搞得倒了，对狗好、对猫好，对人不好，我们对活人不好，对网络里面的人好，这都是畸形的。在西方，这顺序都是颠倒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提倡，我们要有新的语言，新的解释，新的力度来提倡，比如说拘谨，恭敬的精神，对任何事的严谨，虔诚虔敬的精神，那么这都要做的，虔敬的精神很难了。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对学术都不虔敬，顺便一个人就可以写很多书，随便抓住一个题目就是创新，然后呢，而且捞到多少钱就可以有学问，就可以搞院士，搞不料咱们就可以雇凶去杀人哈，就是这样做的。

　　还有像这种推己及人的这种功德，我们儒家文化里面还是有这种精神，什么事都要考虑考虑别人，顾及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本来都是儒家咱们自己的东西，有些地方还是有的，可是我们过去那种泛滥的，逻辑上不靠边的宣传话语，把这些东西全部割裂了，甚至我们的一些政治套话，讲来讲去，本来有可能真义的，政治套话太多了，像滚筒洗衣机，滚来滚去，翻来覆去的把一些好话都被它滚没有了，洗衣机翻来倒去，这些话，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道德，应该承认，中国的公共道德在世界上是倒着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必须得正视才能去救治他，而不是在那里无视这些东西，在那里唱高调，讲一些官话、套话，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这就是在开滚筒洗衣机，从上到下，一句话都不能多，一句话都不能少，讲来讲去，就跟那人民币式的，洗来洗去，洗的没一点字了，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宣传，最后讲的别人都不信了，所以你老讲狼来了，最后别人连狼是什么东西都不相信了，世界上还有没有狼都不知道了，假话讲太多导致对这个社会道德败坏太严重，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呢，要真正的回归到用真正的朴素的语言，要用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常识、常理、常情里面的话语来构建我们社会的道德，来解释。

　　我觉得，一个国家花那么多钱搞思想政治教育，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专门花那么多钱，但是一个国家教育成这样子，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干部，甚至是一些高官，装神弄鬼，巫术，神学巫术的东西很多，看风水、算卦，整天搞这些事情，这些巫迷外道，这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现代的，更不是共产党的。所以呢，我觉得需要重构我们的话语才行。另外，中国文化的消极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还是愿意引用，美国学者周倘他提的观点，我们儒家文化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纠结始终没有摆脱，道德问题没独立，社会的管理，政治问题没独立，包括我政管院都是这样的，我也经常调侃了，政治学和思想和一般的道德教育搞到一起，管理的东西和这个什么东西，都弄到一起，动不动都把一些技术的问题，方法的问题都归到道德问题，为了道德，为了政治的问题，可以牺牲一些标准，可以不讲一些原则，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所以呢，中国社会发展里面的这个道德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纠结始终是一个需要做的工作。这两个东西不分开的话，既没有真正的道德，也没有真正的好的管理，把道德功能无限夸大，把道德说教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结果在现实中一旦做不到，一旦漏出破绽，你这些道德就垮了，所以道德就成了一堆假话，一堆空话，那么，同时具体的事情也做不好。没办法，没有手段，没有方法，没有效果，目的狂，方法忙，要么就没手段，没办法，要么就不择手段，干什么事情，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下作的手段都敢用。这样的政府，怎么取信于民，搞点什么钓鱼执法，用这种手段去执法，这就是不择手段。

　　现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全国20几个省市大搞消灭农村，消灭乡村的运动，在这个过程里面，逼着老百姓上楼，打着老百姓上楼，把土地全部搞掉以后盖楼，全部都在粉刷，所以这些东西，这就是胡来，不讲手段，不讲后果，不讲效益，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不拘小节，好高骛远，讲大话，讲伟大的字眼，具体的事情做不好。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到今天都还没有改，你看日本，我就讲个易拉罐的例子，日本的这个易拉罐，我们中国有少部分是这样的，按压式的，这是日本开发用了好长时间。有一个小孩，拉易拉罐的时候，把手指头割破了，结果这个消费者就告，那么饮料公司很重视，就开发研制，研制这个按压式的易拉罐，你别小看这一点，它那个地方那么一点，质量要求很高的，你要把它按下去，它还不断，又要按开，所以日本人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以后，第一，安全，又解决了顾客方便使用，第二，最重要的环保。你看我们旅游的地方，这个易拉罐的盖子掉到、粘到地上，很难搞的，像青岛、北海沙滩，易拉罐盖子搞到沙子里、海滩上，没法弄出来。我们现在国内有的好像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推广，日本人早就全部推广这些东西了。

    虽然我们大国需要搞些高精尖的东西扬扬国威，但是真正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里面，真正一个靠谱的社会、政府，应该多把精力用在日常生活的智慧上，开发些日常生活的这些用品、技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我们还是说汶川地震，虽然有很多感人事迹，也还是有问题，我们平时可以用那么多精力去造宇宙飞船，搞水立方，开奥运会，但是我们地震的现场，连千斤顶都很少，救援的战士用手刨，领一根千斤顶还要团长批准，更何况，像日本产的那种小型挖掘机，一下子就不够了，这个救援耽误了多长时间。像日本人，智慧都在生活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对国家、对社会有实际的价值。

　　我的基本结论就是一个方面要加强培训宣传，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光靠文化教育，光靠培养，是不够的。制度的刺激，规范，能够帮助人们产生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产权制度，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对于归训、培养、塑造国民优良的品质，才是长治久安之本。一个好的制度下面，我不用担心老板决策会失误，因为决策的风险由约束机制的，你干不好了你跳楼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那么好的制度里面，你像美国克林顿也好，像西方内阁总理，干不好了你辞职就完了，或者下次选民把你赶下台，所以我在这个里面我就可以高度的集权化，行政就非常有效率，所以这方面不解决，一个不好的产权制度，一个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政府自己管不住自己，政府自己不能把自己装进笼子里面，而把人民老百姓关进笼子里面，那么这个搞管理没有办法，这叫缘木求鱼，以虎谋皮，所以正当合理的政治制度，我觉得是质量管理的保证，是前提。因为你在那里教育半天，政府本身就不讲，比如腐败，传统政治里面我讲了，当统治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反腐败，但当统治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纵容腐败，腐败也是统治的需要，你不腐败，我怎么利用你呢，你没弱点，我怎么控制你呢，你太好，太清廉了，我不敢用，你没弱点，我怎么抓你呢，我整你，整你的材料整不住。所以我们的反腐败，在传统社会下的集权体制永远不可能解决好的。你说朱元璋搞那么多严刑，剥皮实草，挖心抽肠子都干过，但照样腐败，为什么呢，你根本制度解决不了，他一喜欢，你又不腐败了，腐败不腐败都是有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说呢，合理制度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制度的执行力来维护制度的成长，这样，一个制度一旦成长以后，慢慢的才会有学习能力。实际上我们知道，日本，香港都曾经有过腐败，日本在它的战后有一段质量也很有问题的，但日本人在它的宪政制度解决的比较好的情况下面，那么它的质量才能上去，它的质量意识才能和它的传统文化，和它的民族精神才能够相得益彰，才能够被激活出来，所以我们呢，时间关系，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学生：为什么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日之间对文化产生的不同影响？

　　张星久：中国人绝对性不够，中国人经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太绝对，导致中国人什么都信，但也肯能什么都不信，他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接受，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的主管去判断，或根据自己的需要，用自己的主管想象去构造自然规则，不承认科学的独立性。中国这个社会，在政治学中有个名称叫国家建设，但是我们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还是个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上面是皇帝，底下是自由散漫的自由世界，皇权止于郡县，所以现在提构建核心价值还是个问题。主流的文化和老百姓的文化就不是特别统一，可以看《鬼子来了》。

　　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电子产品质量产生了一定的下降，是否和日本的大量的其他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分公司有关系。

　　张星久：日本本厂的和其他产地的质量确实不一样，可能和资本扩张有关系。

　　程虹：

　　尊敬的张教授，这是张教授在这里的第二次演讲。08年曾经就公共管理意识和政府的管理意识做过非常经典的演讲，在我们的质量双周论坛的学术动态中有反映。

　　今天这个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质量管理领域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我刚才和张教授交流的时候，我和张教授说我们在研究质量评价，研究质量标准，研究质量技术机构的具体的检验方法，我们最后经教育部批准，我们要召开中国首次中外质量文化比较研究学术会议，美国对这些硬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已经没有太大突破了，美国在研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个管理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企业中应用时完全不同的，这就产生了美国的六西格玛，欧洲的ISO,日本的精益制造，这三大经济体，为什么欧洲喜欢ISO，而日本喜欢精益制造呢？为什么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但是中国缺乏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美国一些大学最新研究表明，文化最终决定了这些硬的管理过程，美国在每百万件产品中出现质量问题的数量来决定质量水平，日本是个非常注重细节和过程，欧洲喜欢文本。这些硬的背后都是软的文化在决定它。

　　张教授今天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前沿的问题，我们下一次可以来讲一下美国人的质量观。张教授在现在这个时期讲这个话题体现了一个作为学者的勇气和道德，我很同意张教授学者要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论点。日本产品的质量和日本人的注重细节是分不开的。张教授对日本的概括可以非常好的解释为什么日本产品有非常好的质量。确实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中国要想从西方文化中转化一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借鉴日本的文化，总体上我们和日本文化基本一样，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样发挥学者的作用，把日本的讲细节，讲过程，讲质量学过来，我们的质量就能上一个新台阶。我们诚恳的希望我们张教授以后能够多多的关心质量院的建设，关注中国质量的发展。最后，我再一次代表质量院对张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