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抄家时，章士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

　　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篇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所指的“牛鬼蛇神”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一切”包括些什么人。

　　但中央文革的人知道。这篇社论，是由刚刚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安排起草并经他修改和审定的。

　　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扫除的，不仅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那些与资产阶级有关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旧世界”及其代表人物。

　　在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煽动下，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帮”、“破四旧”的风浪，迅速席卷全国。冲在风浪前端替阴谋家们打前站的，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和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他们的野性一旦被人撩拨起来，便难以收住，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被他们置于脑后。

　　破四旧运动中，无数的人被抄家，被批斗，被游街，被赶出北京，非正常死亡无计其数。在他们横行无忌的乱揪、乱斗、乱抄、乱抓中，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难以幸免地被卷入灾难里。

　　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　　

     1966年8月29日夜间，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这群无知的红卫兵只听说章士钊是老国民党，哪里知道章士钊先生的背景……

　　章士钊，字行严，人称“章行老”，毛泽东尊称他为“行老”。他是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乡。1907年，章士钊入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及逻辑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国民党）代表。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4年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后留北京，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怀中早年在长沙是至交，章士钊早在1919年就结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1920年，毛泽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和筹划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等事，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于是毛泽东求助于身居上海，在社会各界很有影响的章士钊。章士钊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经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终于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这笔钱，不仅供给一批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而且用它在湖南从事创建党等革命活动。章士钊对革命的帮助，毛泽东深为感激并铭记在心。

　　43年后的1963年，毛泽东决定借“还债”名义补助章士钊，他表示要分十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章士钊。十年以后还要“还利息”。后来毛泽东还亲口对章士钊的女儿说过：“行老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

　　年幼的红卫兵哪里知道这些呢！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毛主席为什么每月给这位老国民党寄钱呢？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只是抄了家，没有敢打章士钊。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8月30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当即在信上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处理：严厉地批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并命令他们立即送回从章士钊家抄走的东西。

　　随后，周恩来交代有关人员，强调对章士钊要采取三条保护措施：一、督促他们尽快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解放军301 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当天，周恩来还让秘书给章士钊家里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处理情况。

　　第二天，两位便衣警卫便来到章士钊家值班，外人被禁止擅自闯入。

　　毛泽东也很惦记此事，9月1日，他又亲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章士钊把毛泽东的信摆在家中。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