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自制哑铃的做法:外国人看文革：郭沫若剽窃 红卫兵抄家索要美元

外国人看文革：郭沫若剽窃 红卫兵抄家索要美元
stephenwu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1-1-5 00:43


　　来源：凤凰网历史 2010年12月31日

　　
　　本文摘自《我与中国》，作者：罗斯·特里尔，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青年和老人最后都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反思——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待遇，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他们又是怎样应对的。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不会跟外国人谈论那段错综复杂的岁月。在1971年、1973年和1975年访问中国时，很多中国人——从汽车司机、学者、理发师，到火车上同行的乘客——跟我讲基层的生活，但绝口不提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真正看法。后来，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新评价，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言论都放开了，对那段历史记忆如泉水般涌现。

　　1971年夏天我在周南陪同下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这是在周恩来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进行会晤之后。在西安，我在一次吃饭时问周南(他是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和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他在20世纪60年是否亲眼看到过焚书。“不是我的书，我收藏的名著还在，”他笑容可掬地答道。

　　“动荡的那几年，你把它们锁起来了吗？”

　　“没有。”

　　“如果红卫兵到你家里要烧你的书，你怎么办呢？”

　　“我会向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错误，”他说道。

　　诗歌是很神奇的，周南竟能利用唐诗将激进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恐怖之情表达出来。他借助唐诗来控诉当时的恐怖。他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人，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较亲密，还是一位热心的读者。他讨厌对红卫兵进行彻底审问。不过他很善于对付他们。他在回忆录《遥想当年羽扇纶巾》(2007)里，经常用“文革”或“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来描述这段历史。

　　其他许多人都没有逃过迫害。1964年那次在米市大街教堂与赵复三牧师见过一面后，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就没有再联系过，我在最近的一本书《8亿人》的致谢中提到了牧师赵复三，“1971年我没有见到他，但常常想起他。”不久后，赵复三结束了下放的生活返城回到北京——不过不再是牧师了——我再次见到了他。他把我拽到一边，跟我说：“谢谢你在《八亿人》中提到我，我在农村时看了这本书。它支撑着我活了下来，特别是书里面提到我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北京大学政治学的一位朋友被越南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弄得像坐过山车一样，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我曾积极拥护北京—河内团结一致，”她告诉我说。“我甚至请求上战场。”但是她得罪了北大的红卫兵。“我的罪过就是读了密尔顿的诗。”密尔顿是她钦佩的英国诗人。后来中越之间发生了冲突，她才清醒。“两边都不信任我，”她伤心地说道。“越南是如此，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位政治学专业的朋友跟我谈到“文化大革命”说：“这是民意的失误。”她沉默了一会，好像在回忆痛苦的往事。“我们就是没有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是多么的危险……其实只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就行。”

　　对那些家庭出身背景不好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段悲惨的日子。孙穆治就是一个例子，他是我20世纪70年代末认识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世纪50年代，孙的父亲曾经写过两篇考古学的文章，寄给了郭沫若，他是一名考古学家(同时也从事其他的工作)。“父亲‘出了问题’后，”孙告诉我说，“这两篇文章以郭沫若的名义发表了，但是我们仍保有郭沫若的两封信为证，可以证明那两篇文章是我父亲写的。”

　　孙三十来岁，瘦小精干，显得有些紧张，此时他感到很绝望。一天下午，在天坛公园，当时他感到人生已经无路可走了。他问我：“如果你身陷于此，难道你就不会想自杀吗？”

　　说到兰华，他是一名老师，在上海教英国文学，他出生的家庭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这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81年我在纽约州的瓦萨学院见到了他，他是那里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当时我在瓦萨学院做一场讲座，讲座后兰华留下来问了我几个问题。随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他来波士顿拜访过我，我们还一同在纽约游玩。

　　20世纪40年代，兰华的父亲为国民党工作，后来在复旦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大学教师。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他的家庭就不断受到骚扰。兰说，“我哥哥被发配到新疆，过着鲁滨孙·克鲁索似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洗劫了他家。“有黄金吗？”一个红卫兵冷笑道。“你们美元藏哪里？”另一个咆哮着。无论是黄金和美元，他们都没有找到，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

　　兰华不能继续读书，健康还受到了损害，对人生的信仰也产生了动摇。在西方这种全面灾难可能是可怕的车祸、漫长的冤狱生活或失去双亲。

　　我从兰华事例中看到了统治阶级上层不公正能带来人性的扭曲。父母被划为“阶级敌人”后，父亲就不得不在街上到处寻觅，拨开脚下的树叶，期望找到点吃的。有一次兰华从上海到北京看望父母时，母亲正卧病在床，痛得打滚，但是没有钱去看医生。兰华解释到：“居委会拿走了我们几乎所有的钱，还借口说是要监督我们。”兰华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痛苦的岁月。

　　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兰华不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或共产党。“这就像在波士顿，你的儿子不能参加童子军一样，”他说。我告诉他，在我离开公寓去哈佛做讲座时，清洁人员会给我打扫公寓，他说：“你怎么会轻易地把钥匙给一个陌生人呢？那样的话，她自己不是可以自由出入了吗？”

　　兰华强调他受了很多苦。我相信他。但是这样的后果是，他对许多事情都产生了怀疑。“我来瓦萨学院学习的护照被推迟了一个月，”他告诉我说。“我想是我任教的外语学院把它扣留了。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不好的家庭背景。”有一天，我们漫步在哈佛校园，兰华说：“我似乎不能找到真理。于是我认为信仰上帝也许会更好些。”

　　我从兰华那里明白了，不喜欢毛泽东和喜欢西方不是一回事。他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比起上海来，他更喜欢北京。他是一名精英，他发现美国社会中有许多庸俗的东西，其中包括电视广告。他看到黑人就感觉他们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有一天，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后，他难过地看着我。“你只是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的那些事，”他埋怨道。还有一天，在纽约，他一边仰望着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一边和我开玩笑，说道，“有些建筑物看起来真的很古老了，就像上海的一样。”

　　一天，兰评说，“在美国，人们习惯于背后说人坏话，而当众说人好话。在中国恰好相反。当众攻击人，而背后对人好。”我回答：“如果毛真正懂得这点，也许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对普通百姓而言政治没有什么意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无法深入。”

　　北京大学有一名学生，名叫杨炳章，他长得高挑，瘦削，戴着副眼镜，他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来，他来哈佛大学读研，并做我的研究助手。尽管“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令人恐怖的事情，但这场运动使杨炳章受了一次政治教育。

　　杨炳章在1964年离开山东到北京大学学习。起初，他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令人激动的机会，他可以将正在课堂上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出来。作为一名红卫兵，他的任务是向中央定期报告北大的动荡局势。在“阶级斗争”推动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将许多隐匿的“敌人”都给揭露了出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使杨感到自己在一场黑暗与光明之间壮烈的斗争中看到了共产主义正日益临近。

　　几年后在马萨诸塞州剑桥(Cam-bridge，Massachusetts，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哈佛大学所在地)，杨炳章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时，告诉了我一件事。1966年7月江青视察北京大学，对一小撮人发表了一席讲话，他就在其中。第二天，他写了一份报告呈给毛泽东，在其他事情上批评江青没有理解社会主义理论。他乘公共汽车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室，告诉接待员他有一封信要给毛主席。

　　令杨炳章感到意外的是，江青听说他给毛主席写了六页纸的信，放出话来说要见他。“我没有说要见江青，”杨炳章漫不经心地说。江青读了杨炳章的信后，她接见热情、青年的红卫兵时的慷慨转化为暴怒。结果，一周后，杨炳章被送进了监狱。

　　“很寂寞，”在灿烂的蔚蓝色的天空下，在熙熙攘攘的哈佛大学广场上，杨炳章向我谈到他15个月的监禁时说道。“原打算关四个人的牢房就只有我一个人。我用泥土和肥皂做成黑、白棋子，在牢房地面上画了个棋盘，就这样，我学会了自己跟自己下棋。”后来杨的牢房里来了一个狱友。“他是湖北省的一名高三学生，”杨说，“他的罪行就是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说林彪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忠诚拥护者。这位年轻人可以和我一起下棋了。”

　　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和杨炳章坐火车在中国西南旅行。当时我正在给《国家地理》写篇文章，杨炳章帮我做采访，他告诉我，他在监狱时俄语进步不小。“牢房里，我只有一本书，就是《毛泽东选集》。凭着我在北京大学两年的俄语学习，我用切开的牙膏管当作铅笔，基本上将毛的著作由中文译成了俄文。”

　　1967年年初，杨炳章从牢房里面被押出来，到北京大学去“示众”。在一个接待室里，他被按倒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胳膊从背后被高高地猛拉起来，脑袋朝向地面站立。学生、老师以及全体教职工通过公开谴责他而为他们自己做政治投资。“非常痛苦，”他抽了支烟，回忆道。火车正向成都驶去。“我差一点就晕倒了。我乞求他们让我站直起来，或者让我躺在地上也行。我说，我可以听取所有的批判，但是我不能忍受这种‘喷气式飞机’的姿势。”

　　在中国最好的学府中的他的同学们，以前很聪明，但现在变成了狂热分子，不同意他的乞求。几个小时“喷气式飞机”的待遇之后，这群人就粗暴地踢踩杨炳章，直到他失去了知觉。“囚车里的士兵救了我，”他轻声说道，“他们把我放到车后面，然后驶回监狱，回到牢房时我非常高兴。”

　　大约同时，北京大学的三个女生，对以前住在她们附近的一个房东愤愤不平，就冲去与老人对质。她们用“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的方式撞开老人家的前门，尖着嗓子骂他打从出生起就是一个坏蛋，日夜跟毛主席作对。老人家气到了极点。他从厨房拿出把菜刀，几乎用尽全力砍向一名学生，把她砍死了。被捕之前他还有时间再砍死一个，但他没有这样做。两天后老人家就被枪毙了。

　　1966年毛主席推崇的激进主义到1968年就被宗派主义取而代之，杨炳章像当时许多人一样，经历了对理想主义的迷失，对理论分歧的困惑，将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相统一的奋斗，尽管此时的公共价值毫无理性了。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

　　很难做到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出狱后，我已经失去了希望，”住在成都旅馆的一个晚上，他说道。“那时我打算写一本书，批评党和骄横的当局，准备将它送给毛主席。真是怪事！”他谈到自己的行动。“似乎疯子才会这么做。”20世纪60年代后期杨炳章在任何问题上都对中国政府持异议。

　　但是他却将“当局”与毛泽东区别开来。“不过那时我依然崇拜毛泽东，我认为他魅力超凡，善于分析，而且他知错就改——这就是我写信给他的原因，也是我要写本书给他的原因。”出狱后，杨炳章被调派到农村，在那里他以“中国政治”为题撰写了一本600页的著作，然后把它寄到北京给毛。“邮资花了我十元钱，这相当于我在农村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没有收到回复，”杨炳章笑着继续说道。“但是写完这本书后，我感到我再也不亏欠该死的当局了。”

　　不久，杨炳章离奇地转变了他的应对方式。他决心去朝鲜体验生活。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做准备。“我的一个朋友去中朝边境查看了地形，然后我去了，不久我朋友 也去了。我买了些衣服，研究了一下朝鲜(边境)，想好了我如果在边境被抓了，该怎么说。”

　　那天，杨炳章刚刚越过边境一点点，就被朝鲜方面逮到了。“金日成的监狱比毛泽东的监狱更差，”他毫无怨恨地说道。杨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怨恨。

　　那时，北京和平壤的关系很紧张，但是后来缓和了。不到一年杨炳章获释并被遣送回国。1988年，在波士顿的一个夜晚，我们一起在一家中国餐馆用餐时，他嘲笑着说起20年前他偷渡时看到的树立在中朝边境两边的两条巨幅标语。中国这边是毛抨击朝鲜与苏联的伙伴关系：“要反对帝国主义，你们必须反对修正主义。”朝鲜那边，面对中国政治狂热，朝鲜的口号是防卫性的：“民族要独立！”

　　杨炳章说，“文化大革命”后一些人当中出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倾向。他认为这是20世纪60年代“空谈吹牛”的结果。他说，“‘文革’期间，夸夸其谈之风盛行，但是实际行动力却在下降。”

　　郭沫若是著名作家，他也是毛泽东的朋友。1971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并与我进行了交谈，《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年近80岁的郭沫若说，“你就像八点钟正在升起的太阳。”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个评论有多好。

　　能从毛的老朋友那听到一些毛的情况，真的非常激动。郭沫若说，因为中国打算用英语取代俄语作为第一外语，所以毛泽东正在努力学英语。他学会的最喜欢的两个新短语是“法律和秩序”和“反对毛泽东”。郭沫若还告诉我，毛最近已经是第四次读《红楼梦》了。

　　郭沫若说“文化大革命”“封锁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渠道”。他引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怎样防止资本主义渗透的论述。他解释了毛泽东是怎样把列宁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疑惑的是，这样痛苦的代价是否值得。郭沫若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但我们在交谈中没有提及此事。

　　这些步骤能成功地巩固社会主义吗 ？一个外国作家会强调这些远大的抱负或者结果吗？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告诉我《文物》和《考古》两个刊物将很快恢复出版发行。然而它们为什么会停刊呢？谈到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西方作品时，郭沫若非常激动。“我真的很喜欢雪莱。”郭沫若对其他浪漫主义作品也非常喜欢：“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也非常棒。”但是接着郭沫若又悄悄地说：“现在我们不再读这些人的任何作品了。”

　　也许郭沫若真的相信左倾“文化大革命”运动拯救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实质。他坚持认为，只有毛泽东掌握了巩固革命成果的秘密。“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没有时间对它进行必要的研究。”

　　我在杂志《动机》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郭沫若没有讨论的问题。“中国重新融入了世界历史，但是世界历史也受到中国红色革命的影响，”我写道。“令人难以忘怀的交战状态似乎是上天注定的。历史没有赐予革命政权和革命情绪以永久的保佑。”我对一些再度上演的英雄主义的结果表示怀疑。“红卫兵模仿长征史诗般的壮举，从重庆游行到北京，又能怎样呢？”我问道。“当共产主义的全部目标在于将过去少数人占有财富变为全体人民拥有财富时，他们怎么克服平庸化呢？现代中国将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一显而易见的规律。”

　　在我起身向郭沫若告辞时，我拿出了自己存有的一本他写的经典著作《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这本书是我在香港买的。郭沫若告诉我应该烧掉它。但是，翻开这本书时，郭沫若微笑着大笔一挥在书上给我签了个名。

　　在郭沫若和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中国人民对个人自由、勤奋工作、家庭价值观和财产权益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出来。毛泽东统一和巩固了中国，但是他不能改变人性。他不能消灭荣誉感、尊严感、人们对物质主义的偏好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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