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的珠联璧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4:29:16
        在中国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打破了世界纪录。“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的周恩来;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已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应该说,这种合作格局的奠定和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中性格、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互补起了不小的作用。

        家族背景的不同

         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突出。其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他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与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所在多有。家族的尚武精神对毛泽东性格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儿时便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他对华盛顿、拿破仑等一流的英雄豪杰倾慕不已,认为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锻炼体魄、热衷体力竞赛是他在东山学校读书时的一大特点。美国学者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时发现:“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的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

        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有强烈反叛意识的人,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关系。毛泽东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的家庭。父亲毛顺生精明强干,性格刚毅而倔强。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态度专横而粗暴,妻儿对他只能言听计从。表现在发家手段上,毛顺生严抠细算,有时自私到不顾亲情。毛泽东因此常常与父亲闹独立情绪。

        正是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形成的反叛意识和家族尚武精神的结合,奠定了毛泽东一生性格的基本色调。这种进击、外张、不愿牺牲真我的性格在青年时代展现得最为鲜明和丰满。中国文化传统有一种轻视和挫折少年热情的根性,而青年毛泽东却大胆陈言:“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其推倒一时,开创新局之气概,跃然纸上。

        如果说韶山毛氏家族呈现出“武略之美”的话,那么绍兴周氏家族则表现为“文事之优”,两者适成明显的对照。绍兴乃人文荟萃之地,仅周恩来所属的宝桥周氏在清代就出过两个进士,五个举人。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

        英国作家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曾在周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谈起,建国初,有一次他曾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可见,周恩来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

        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否也与他的家族传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更为直接。首先,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多次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其次,周恩来虽然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亲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靠借债、典当度日,受了不少屈辱。这种家庭境况与毛泽东那个向上走的家庭大为不同。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语,“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
         人生哲学的不同

        毛泽东、周恩来都熟谂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获益甚多,特别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带有明显的传统基因。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他从青年时代就推崇传教兼办事之人,把学问与事功的结合视为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一人生目标,养成了毛泽东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践的特点。沿着这个方面,他既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用自己创立的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的力量。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会见老友斯诺时谈到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时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泽东为何对教员这一称谓情有独钟呢?斯诺是这样分析的:“自孔子始,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都抱‘作人之圣’、‘作人之师’的心态,集权威、智慧、道德于一身,要求自己既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又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作为精通中国旧学的毛泽东显然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国人民‘导师’的角色。”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招待的。如果我们研究分析一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就会发现,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人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周恩来自愿将自己隐藏在伟人身后,亦有其人生哲学的依据。

        那么,与毛泽东相比较,传统人生哲学中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又是什么呢?这就是道家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儒家和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厚的遗爱。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勤恳奉献,任劳任怨,即使在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也从未想过置身事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以他的故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认为,“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在党内,周恩来作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

        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至陈毅后来都厌倦了,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周恩来的这种处世方式在“文革”中表现尤其明显。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那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周恩来选择了后者。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选择图的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这谁都承认。到晚年他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周恩来的人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        毛周的异中之同

        一个人的性格和处世风格除了受家庭背景、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分别偏于“刚”和“柔”,但是长期政治生活的锤炼也极大丰富了他们的性格结构,因而构成十分复杂的多侧面的性格统一体。毛泽东曾以“虎气”、“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过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意见,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毛泽东的分歧有多大,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批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周肯定对毛提过意见。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理方法的特点。

        从当时的情况看,周恩来有不同意见,更可能在私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王力说过,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其他的事,他如果给毛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

        总之,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是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