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虾牡丹虾对比:中国证券业三大教父

中国证券业三大教父2007-11-04 19:14

张国庆苦心设计的一场暗渡陈仓的MBO，不仅没有实现他的财富梦，反而就此将君安送上了绝路，也最终使自己身陷牢笼。
　　如果把时钟的指针往前回拨十个年头，中国股市上最牛的券商并不是现在举足轻重的中金或者中信，而是一家业已消亡的公司——君安证券。

　　物是人非，到如今，人们只能从国泰君安这个长长的名字当中，依稀看到那个消逝王朝的背影。

　　随同君安这家一度声名显赫的券商一同陨落的，还有被尊为“君安之父”的张国庆，张国庆苦心设计的一场暗渡陈仓的MBO，不仅没有实现他的财富梦，反而就此将君安送上了绝路，也最终使自己身陷牢笼。

　　一个王朝的消逝

　　1992年，退役军人张国庆在深圳创办君安证券，此后，君安在中国股市翻云覆雨长达五年。其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在发迹于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君安频频得手，尤其在长虹一战中大获全胜，攫取了超过40亿元真金白银的进项，君安也一度执市场之牛耳。

　　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到1997年底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当时在国内均名列第一。

　　此时之君安可谓如日中天，业界甚至将中国股市的这段时期称为“君安时代”，而张国庆亦被尊为“君安之父”。

　　张国庆，1956年生，湖北人，1970年代自部队复员之后，进入湖北
人民银行系统，1980年代从湖北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调任深圳人民银行担任证券管理处处长，1992年8月创办君安担任总经理，1996年底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1月辞去总经理职务仅担任董事长。

　　君安在张国庆的领导下，成为国内最具创新意识的券商，一时领风气之先。

　　但张国庆曾经的部队经历，君安的神秘背景一直在坊间引起种种猜测。

　　君安证券设立之初，由包括军队企业在内的5家国有企业投资，注册资本仅5000万元。其中老股东合能集团，是君安股东中惟一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国泰和君安合并后，合能的股东位置由慧能集团替代。

　　对于君安，业界不乏溢美之辞，《财经》杂志在其《君安震荡》一文中描述：“在中国证券业的同行眼中，拥有2300多名员工的君安，属于创新意识很强的证券公司。虽然也有不少议论认为君安操作‘有些野’，但人们并不否认君安的人才队伍、创造精神与杰出业绩。”

　　1993年至1998年间，君安曾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人民币。君安在国内下辖60多家证券营业部，其交易量一直在深交所居第一、二位，在上交所亦在前六名之列，其国债交易量也居全国前十名。

　　君安从1996年起开始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的购并顾问、海外融资等技术难度较大的业务。1996年以来，君安将其中层以上经理人员轮流脱产培训英语，尔后陆续派至华尔街金融机构实习进修，更使人为君安高层的战略眼光与雄心暗中赞叹。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1998年7月24日，在坊间传言多时之后，官方消息终于证实君安兵败，在中国证券报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布国泰、君安两大公司的合并消息时，字里行间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君安证券公司的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

　　以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诞生的消息来宣告另外一家证券的死亡，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格外具有讽刺意味。

        君安事件

张国庆第一次成为全国新闻人物是他与万科王石的那一仗。1994年3月30日上午10点30分，深圳最大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的总经理张国庆来到王石的办公室，他只坐了5分钟就离开了。王石被告知，君安已经联络了部分万科的股东，准备对万科的经营战略提不信任票，并建议改组董事会，新闻发布会将在2个半小时后召开。

两年前才创办的君安是一家“深不可测”的证券公司，拥有强大的政府背景资源。去年，它承销万科B股，成本在每股12元，结果推销不力，股票上市价每股只有9元，它手中压了1000万股。按王石的揣测，张国庆此次袭击万科，就是为了炒作改组新闻，拉抬股价，然后乘机出货减亏。

这是中国企业史上，股民与董事会的第一次直接对抗，因此它被称为“君安事件”。被逼到了墙角的王石自非等闲之辈，他当即动用一切关系和手段，先是稳住一部分参与倡议的股东，然后向深交所提出紧急恳请，以“防止人为操纵股价异动”为理由，要求停牌万科。在之后的几天内，张国庆与王石各施伎俩，隔空交战，媒体一时沸腾，而股票却硬是被停牌了整整4天。王石还查出，君安高层在暗中建“老鼠仓”，总计购买了2000万元的万科股票，想通过炒作套利，这一发现让君安发难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最终，北京的证监会站到了王石一边，试图靠袭击战而牟利的张国庆见大势已去，只好向证监会的南下代表承诺：“既然是你们发话了，就是一盘臭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咽下去。”

王石脱口而出：张国庆果然要出事了

事实上，王石与张国庆“英雄惜英雄”。王石在自传《道路与梦想》中曾透露一个细节：君安曾经帮助万科的一个股东出售过一部分的法人股，法人股的销售在当时是明文禁止的，必须经最高证券管理机构批准才可能“例外执行”，张国庆竟能搞定，可见法眼通天，他因此收了50%的手续费，这一笔1.1亿元的股权买卖，君安就赚走了5500万元。

自“君安事件”后，张国庆再没有染指万科。1998年，君安因股权变革而引人瞩目，王石偶尔获悉有人可能要举报张国庆，或许出于惺惺相惜，他通过渠道暗示张国庆小心，张大咧咧地回复说，这是不可能的事。1个月后，王石上班，办公室门口有一个花篮，秘书说是一个“张总”派人送来的。王石脱口道，“张国庆果然要出事了。”

　　MBO之祸

　　君安之死，死于那场暗渡陈仓的股权转移。

　　据称，当时是一封举报信将张国庆等人悄悄进行的MBO捅破的，由此引发了一场“君安震荡”。

　　恰好公司财务部门发现有10亿元人民币公款不知去向，于是，引起监管部门注意。据《财经》杂志早前着手“君安事件”的报道称，国家审计署对君安的审计在1998年9月间结束，君安事件的谜底就此揭开。原来，当初张国庆是靠调用一笔账外收入在外注册自己控制的公司，辗转获得君安的大部分股权。

　　审计署查明张国庆等人“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的总额在12。3亿元左右，其中约2。3亿元已在查处前夕返还公司。张先后动用5。2亿元，获得君安约77%的权益。

　　张国庆等君安高管在处理产权方面无疑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财技”，虽然在今天这种MBO财技在中国企业已进行得如火如荼，甚至显得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君安首开先河的大胆创新。

　　君安证券在1997年进行增资扩股到7亿。张国庆等高管借机进行一系列巧妙设计。经过安排，君安职工持股会变成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达77%，原大股东合能集团持股仅7。71%，成为第二大股东。君安职工持股会的两大股东分别是“新长英”和“泰东”，分别为当时君安董事长张国庆和总经理杨骏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

　　据报道，君安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其实已成为一家私人占大股的证券公司。国有公司仍在君安拥有股份并分得红利，但其权益早已被大大稀释。

　　在君安事件中，原君安领导层的一项主要罪名就是侵吞国有资产，将国有资产变相转入私人名下，张国庆也因为“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入狱。

　　再战江湖

　　尽管和管金生、阚治东等人同被尊为中国股市教父级人物，但是和五年后东山再起、出任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总裁，后又接手南方证券的阚治东相比，张国庆复出后的光彩要黯淡得多，当然，和仍在狱中的管金生相比，他又幸运得多。

　　张国庆最后一次被媒体关注，应当是在2003年初，张国庆此时也不过47岁。

　　2003年1月18日的上海兴国宾馆，一场由新疆国投主办的研讨会在悄悄进行，而张国庆的低调现身引起会场震动，尽管其身份仅仅是一项信托计划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报道称，自张国庆被捕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外界鲜有其消息。张已经出狱的消息更是秘而不宣。

　　张国庆此次现身上海，是代表深圳九夷投资公司参与“企业重组项目投资信托计划”。这实际上是新疆国投推出的一项信托产品。新疆国投、宝信担保和深圳九夷是这个信托计划的共同管理人。

　　深圳九夷投资公司则与君安旧部渊源甚深。这家在2002年才成立的投资公司注册资金并不大，只有8600万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主要高管均来自原来君安证券：深圳九夷董事长刁隽桓是原君安证券兰州营业部总经理，也曾担任君安实业投资部总经理；九夷董事叶友良在原君安证券担任投行部副总经理；九夷总经理周正康则在原君安证券历任资产管理部、兼并收购部总经理等职。

　　因此有人笑称，深圳九夷是君安的“分仓盘”。

　　除此之外的君安旧将也如繁星散落。

　　曾在君安事件中遭到拘传的总经理杨骏和副总经理康晓阳，离开君安后自立门户，分别组建“晓杨投资公司”和“今日投资公司”。原君安副总裁殷可到联合证券担任总经理，不过，殷在2002年初从联合证券辞职。另一位副总裁田真庸则到宝盈基金公司就任副总经理。原君安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的席迎春曾任民生证券总裁。

　　上海现身之后，张国庆再度长时间隐没于媒体的视线之外。但是，对于尚未到知天命之年的张国庆来说，曾经的显赫，能让他就此相忘于江湖吗？抑或他已经隐身幕后了？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有人曾经感慨，如果张国庆能够重战江湖，他可能还是中国证券市场大大的红人，因为他当初对君安的操作，正是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如火如荼的MBO。不仅有人做了，而且还有更多如长虹这样典型的国有企业正准备做。在这一点上，张国庆绝对是中国吃MBO螃蟹的第一人。

　　又或者假如张国庆的MBO晚个两三年，他或许不但不会有如此下场，反而成为竞相歌颂的英雄也未可知。试问，从这个世纪初开始的MBO热潮，让多少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坐拥亿万的富豪，同时还享尽殊荣美誉。

　　然则，历史终究容不得假设，张国庆恐怕也只有哀叹自己生不逢时了，当然，历史也有轮回，2004年底，挪用公司资金进行MBO的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被拘，有此例子作为参照物，张国庆或许应该感到一丝安慰，他唯一可以抱怨的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变化如此之快。

中国证券业三大教父之——管金生惨败327

2007-11-04 19:04

近日，随着股指期货要推出的消息不断升温，使我首先想起的不是狂热的多空搏杀、不是精确的交易计划，而是一个十一年前响遍大江南北证券界的证券业教父——管金生。他曾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是新中国金融第一人，是开创新中国证券的先驱，。但1995年的那次国债期货交易中，他离奇的惨败了，就是这一次他的证券王国——万国证券，轰然倒塌，被“申银”合并，所以才留下了今天的“申银万国”这个奇怪的名字。一定有人会问这次交易为何会如此惨烈？就让我们回顾这段震动全世界的交易吧......
历史背景：

   93年10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1994年10月以后．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设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围绕对327国债期货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
327是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327国情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显然，与银行的利息和通货膨胀相比，327的回报是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而不是132元。

多空两大阵营：

1. 以管金生领衔的万国证券为首的做空阵营：认为95年初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回落，财政部不会掏出16个亿来补贴327国债
2.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公司（简称中经开）（有财政部背景的公司）为首的做多阵营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财政部的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下午攻到151.98元。
   在这期间，空方主力万国证券一直在拼死抵抗，其试图以自己的顽强来动摇多方的信心。但事情正相反，万国证券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于是形势大变，327国债在1分钟内竞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77元。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亿。正在多方胜券在握之时，下午4时22分风云突变，空方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打到l50元，然后连续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40元。
（在国债期货买卖中1口为200张合约，1张合约为1000元面值国债，尾市报出共730万口的卖单共14600亿，而327国债一共才750亿。接近中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
    收市后上交所紧急磋商，当即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成交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万国赔60亿与赚42亿就在一瞬间。（3个月后国债期货市场关闭，5个月后管金生被捕。指控他的罪名有渎职、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等，但没有违反期货交易规则的说辞，因为当时没有相应的法条来套用。）
      在此前后，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中国证监会主席都换人了。万国也和申银合并了。
      5.17下午5:40分中国证监会下发紧急通知，5.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于是巨量的投机资金没有了方向，一下全进入股票市场，催生了著名的5.18行情3天的短命井喷行情。5月18日，深沪股市人气鼎沸，巨量暴涨。当日沪市以741点跳空130开盘、收于763点，比上日收盘高出180点，涨幅达40％多。深市也不示弱，以1233点跳空190点开盘，尾市收于1287点，较前日上涨244点，涨幅达23％多。其后两天．股市继续猛涨，到5月22日星期一，上证指数收于897点，深成指收于1425点。

   可能，对于一些新股民来说看了一定感触很深吧！是啊！连我一个熟知的人每次看也有神经一刺之觉。如此短暂又如此突然，这就是期货，这就是中国。难道中经开没有错吗？没有违规吗？也许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在新中国证券不到15年的历史中这个证券王国——万国证券和她的国王——管金生用最完美、最让人今生难忘的事件——国债期货327事件，来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就让我们回顾中国证券的先驱和他的证券王国惜日的辉煌吧！

     管金生1948年出生在江西的一个穷僻的小山村，家境贫寒。他于1988年创办万国证券，而在1992年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
　 青年时的管金生做的是学者梦。他对法国文学颇有研究。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因后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改行投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1983年，精通法语的管金生偶然地担任了在上海召开的中美国际投资研讨会秘书长。会后，他接受欧盟邀请，由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委派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管理和法学。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的极大兴趣。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人民币，万国证券开张。管任总经理。
　“万国的成立，本身就是管总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贡献，”管金生前秘书，万国证券副总经理卫哲说。
      在万国成立的过程中，管金生做了两个坚持。第一，公司实行股份制，且各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差无几，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化的证券公司；第二，坚持与银行脱离——“从一开始，管总就知道，银行与证券公司必须分开。”卫哲解释说。

这两个安排，均是领当时中国风气之先的动作——此前仅有的两家证券公司分别脱胎于工商银行(南方证券)、交通银行(海通证券)。
　“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老师，把国外的这种理念，战略、文化带到中国来。”卫哲说。1993年，有时评价管生金：他的卓越就在不断地冲击旧的体制。
　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一手操办；深沪两市的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它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而“B股是怎么推出来的？都是万国人在房子里想出来的。”
　另一位前万国职员说，在他刚刚加入的时候，很惊讶于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
　不仅如此。在万国发展的初期，管四处演讲。“当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当时银行，财政，计委，经委各个部门都拉出来，进行免费的培训”，“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
　万国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作为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在国际证券界亮相——在由20多个国际证券公司组成的、对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在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的承销团中，日本野村证券任总干事，万国任副总干事。1992年年底，他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
　还在万国证券筹备第三家证券营业部的时候，他们谈话的焦点已经由上海当时的9区10县如何瓜分，转移到如何拓展全国市场。1994年的时候，万国已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同年，卫哲受命已经开始准备筹备美国分公司。
　当其它证券公司连国内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明白的时候，万国已经明确提出，要把万国打造成中国的美林。
   但是与此同时，他却脚踏实地，“深挖洞，广积粮”。
   万国的原始积累是从倒卖国库券中完成的——利用当时国债以摊派形式发行、流动性差导致的地区差异获利。管金生一开始就规定银债分离，这就注定了要自己另寻生财之道。
   当时，万国都是拿着现金，到河南，安徽等地收购国库券，回来的时候，一人一屁股坐个麻袋，一麻袋就有价值好几百万的证券，坐火车运回来。
   管金生也是国内第一个对证券有真正认识的金融家。他充分意识到，要想与国际大券商并肩，傲然同侪，必须更多地雇佣那些更加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而不是一群庸人来进行交易。为此，他在大学里面进行大量的演讲，邀请美林、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他们讲课，以燃起他们对证券的热情。这些老师后来又带动自己的学生加入。最后，在万国的中层以上团队中，来自复旦、上海交大和财经大学的学生老师占到90%以上。这些人通晓财经知识，并有一定的英文水平，能够很好地学习国际投资理念。相比之下，其他证券公司雇佣的员工大多为中专毕业生。
   凭借专业精神，万国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在一级发行市场上，我们曾经一天出席四个发行仪式。很多行业都是这样，一下子全跟我们签了，最后，政府不得不出来协调，分配给其他券商。”卫哲说。
   而在二级市场，交易量前十名的证券营业部中，往往有七、八个都是万国的。事实上，万国证券一度持有中国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和几乎全部的B股。

后记：

   有人一定会问笔者我为什么对这段历史如此感兴趣为何对管金生如此崇拜？因为，我的父亲1992年进入证券市场就是在上海万国证券静安寺营业部的大户室起家的，1994年他在办理B股帐户时曾与管金生有一面之缘，他也算是半个万国人了。虽然父亲在95年万国合并后就去了国泰君安证券，但有时在大户室里他们那些老万国的大户们在谈论那些股海琐事时依旧拥有“万国的霸气”。万国人拥有管金生，那不服输的精神。

补充：

   1. 据传由于身体状况，政府于2003年批准管金生“保外就医”。

   2.2002年6月7日，一则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名义发布的公告称，“鉴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根据《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定，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02年6月7日撤销该公司，收缴其《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和《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自公告之日起，停止该公司除证券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一切金融业务活动。”人民银行这一纸公告，了结了中经开短暂但却充满神秘色彩的金融生涯。

心愿：真希望管金生能在中国股指期货就要推出的关键时刻重出江湖，东山再起......

好的制度环境能使恶人为善，而坏的制度环境能使好人为恶。从这一点上来说，“阚治东们”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单一的牺牲品。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阚治东不可能是证券公司高管被送上法庭的最后一人。

2006年3月1日，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于南方证券原总裁阚治东来说，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阚治东再一次登上了从上海飞往深圳的航班。在最近10来年里，这条航线对于阚治东来说，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生命线”，他在这条航线上积累的登机牌，叠起来就有半尺高。

但是，这一次的飞行对于阚治东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他的身边坐着的，不再是昔日谈笑风生的金融大腕，而是来自深圳警方的两位警察。他们密切注视着阚治东的一举一动，阚治东在他人生接近一个甲子的时候，第一次尝到了失去自由的苦涩滋味。

飞机很快就降落到了深圳黄田机场。阚治东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从容地步出机场了，一辆警车悄悄地驶近了飞机，阚治东直接从机场被带入深圳市公安局。

当警车从深圳的大街上飞驰而过的时候，阚治东也许会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那是他十分熟悉的街景，但他此时看在眼里，似乎又显出了几分陌生……

逼上梁山的“猛人”

在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有几人识得阚治东？

但是，如果提起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阚治东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许多证券史书上都把上海西康路101号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的起点。确实，在那里，发行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只股票———延中实业股票；而且，中国股市的二级市场也从那里起步———史书上津津乐道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子凡尔霖在上世纪80年代到访中国，他在那里得到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赠送的一张小飞乐股票并成功地过了户，西康路101号由此而载入史册。

然而，许多人忽略了，当时的西康路101号，其负责人就是阚治东。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经理。当时还只有30多岁的阚治东，正是从这里起步，迈向他的证券生涯。如果把时间回溯到他更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文革”中读完中学后，到了北大荒插队，在他的同行者中，有一位长眠在那里的知青，他的名字叫———金训华。

阚治东与他的同事们一起，在那个貌不惊人的证券部里，从异地国库券经营起家，一点一滴地做大了证券部的家业，阚治东本人也赢得了上级领导的信任。1990年，当上海工商银行决定组建申银证券公司的时候，阚治东便成了总经理的不二人选。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证券市场，还处于草创时期，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其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令全国瞩目，申银、万国、海通“三驾马车”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申银和万国的“拳来脚去”，推动着上海的证券市场不断地出演有声有色的活剧。

今天的阚治东，有一个“猛人”的外号，这大概是指他在市场上作风老辣吧。但是，熟悉阚治东的人却都对这个称号不以为然，在他们的印象里，阚治东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喜欢与人拼斗的人。在当时与万国的拼抢中，申银差不多与万国打了个平手，但申银更多的是凭借它背靠工商银行的背景，不像万国那样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天下。

如果说当时的上海证券市场确实有“猛人”的话，那么，更适合这个称号的无疑应该是万国的总裁管金生。当时，管金生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盖过了阚治东。但是，管金生的结局大家都已经知道，发生在11年前的那一场国债期货风潮，使他的“猛人”生涯戛然而止，并且连带着终结了上海证交所的开业者尉文渊的证券生涯。万国也不得不与申银合并，阚治东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大红包”。

但是，虽然此时的阚治东成了上海证券界的第一号人物，但他已经不可能驾驭自己的命运。1996年，上海、深圳两地为了争夺中国证券市场“龙头老大”地位，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争夺，两地政府用足了各自手下可以利用的资源。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作为上海市地方所属的证券机构，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托市的重任。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资金支持下，由申银万国炒作的陆家嘴股票出现了猛烈的升涨。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陆家嘴当年出现的涨幅与我们在本世纪初见到的一些所谓庄股，其气势还是差了一大截。

虽然其时《证券法》还没有制订颁行，但阚治东作为一个在证券市场里浸淫多年的人，其实深知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此，一开始他严格地控制着这种狂热的炒作，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拉升两毛钱的价格就歇手。但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有关领导的不满，送给了他一个“阚二毛”的外号，揶揄之情溢于言表。因此，阚治东如果算得上是一个“猛人”的话，也只能算是一个被逼上梁山的“猛人”。

但即使如此，阚治东终于为这股炒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狂热炒作风潮得到扼制，阚治东也被免去了申银万国总裁的职务。其时离他坐上这个宝座还不到一年。

水源枯竭的“救火队长”

阚治东离开了申银万国。我们现在已不可能知道他在那个时候的心情，反正，他从上海消失了。

两年以后，人们忽然发现，阚治东已经离开上海，出现在深圳，此时他的职务是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上海淡忘了阚治东的时候，深圳方面想到了他，并对他委以重任。深圳方面是有责任这样做的，因为，1996年的那一场风波是深圳方面挑起的头，并且延及上海。而风波过后的深圳，已经把重点放到了开创风险投资上，他们期望以此来占据资本市场新的制高点。

风险投资对阚治东来说，其实是一个陌生的行业。但阚治东有名人效应，在市场上有号召力，也许这正是深圳方面延请他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时的阚治东，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得到了当时国内几乎是最好的打工环境，他没有辜负深圳方面的知遇之恩，深创投创建的前4个月，就有了2012万元的利润；接下来的1年里，又赚到了将近1亿，阚治东本人也成为2000年度国内13位“中国最活跃风险投资人”之一。

阚治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深创投旗开得胜，其实靠的还是他的老本行，他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国债买卖、新股认购和委托理财。很多业界人士因此怀疑，阚治东做的是正宗地道的风险投资吗？

对此，阚治东自有他的说法。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国外的财团可以承受3－5年不赚钱或亏损，但中国的股东不行。以深创投来说，如果7个亿的实收资本金放在银行不动，那么从1999年8月26日成立到该年底，可以有200万元的利息，但同期的各项费用支出为270万，这已经是很省很省了。那么当年就要亏损70万元。第二年，亏损可能就要高达800多万。如果是这样一个公司，员工还愿意来这里工作并一直呆下去吗？股东每年这样亏下去，不要说5年了，3年好了，越亏越多，增资扩股时还有谁肯再掏腰包吗？

    阚治东的这种说法是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他能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也许今天他的局面又是一个样子了。但是，也许正因为他在深创投取得的这番佳绩，使他再一次走上了证券市场的前沿。2002年，当位于深圳的南方证券陷于四面楚歌的危机中时，阚治东临危受命，离开了他一手搞大的深创投，出任南方证券总裁。

此时的阚治东，被人们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啊！在他之前，他的老友，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波是这家证券公司的老总，由于连年的经营亏损，公司已经难以为继。阚治东被当作“救火队长”，推到了市场的前台，但是，他却是一位水源枯竭的“救火队长”，有关部门也许是认为阚治东的号召力足以扭转大局，因此没有给他一分钱资金。

我们不知道阚治东在接受这项任命时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出于报答深圳的知遇之恩？是出于实现自己当年在申银万国没有实现的宏图大愿？抑或是出于看到朋友落难帮上一把的豪侠之气？

早年的南方证券，犯下了当时证券公司可能犯下的通病，在非证券类投资业务上出现了许多坏账，但公司远未病入膏肓。刘波出任南方证券总裁后，南方证券似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二级市场的感觉，不但迅速扩大了自营规模，还大规模地推出资产管理业务。而其凶悍的做庄风格更是令同行望尘莫及，南方证券的资产业务也似乎开始好转，国内形形色色的机构纷纷把资金投入到南方进行委托理财，公司也在2001年借机进行了增资扩股。

但是，中国股市再一次来到的漫漫熊市，使南方证券赚来的钱一刹那间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在找不到新的盈利模式的迷茫中，南方证券不得不企望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来做高股价，挽回巨额亏损，最终越陷越深。当阚治东满怀豪情进入南方证券的时候，他遇到的迎面一击便是各大机构纷纷要求撤回他们在南方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但是，这些资金都已在二级市场套住，阚治东顿时感到了捉襟见肘的困窘。

留给阚治东的时间实在太少。此时，市场行情十分低迷，阚治东已不可能像他前几年在深创投时那样依靠证券投资来挽回南方的败局。据有关媒体报道，他不得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应付机构的撤资要求，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来填补他的前任留下的窟窿，最终造成了更大的窟窿。

1年以后，阚治东被免去南方证券总裁职务，这一次他是真正地淡出江湖了。经过了两年多的清理整顿，南方证券最终被关闭。

成也深圳，败也深圳。那短暂的1年南方证券的经历，使阚治东的人生命运从此改写。

一代人命运的残酷写照

阚治东离开南方证券以后，尽管市场纷传他将出任世纪证券总裁，但并没有成为现实。最终，他回到了上海，可是上海已经没有了他的舞台。

当他被深圳市警方逮捕的时候，他只能匆匆地给他的夫人留下了一张纸条，两天以后，相濡以沫的老爱人给他送去了换洗衣服。

从20年前在上海西康路起步，阚治东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已经有20年的历史，可以称为“元老级”的人物。他最终以这种方式在自己人生黄金时期在证券市场谢幕，这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阚治东的被捕，使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代人的传奇故事彻底画上了句号。今天我们回顾那一代人的故事，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一段鼓舞人心的时期，也是一段让人备感苦涩的时期。阚治东的人生起伏，正是那一代人命运的残酷写照。

议论阚治东，我们应该把原上海证交所尉文渊放在一起与他进行一番比量。尉文渊在1995年因对国债期货“3·27”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而离职，但他此后坚决退出了证券领域，为此谢绝了多家机构的邀请。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起尉文渊了，但是他至少还是自由的。

议论阚治东，我们还应该把当年与他进行过激烈较量的管金生放在一起与他进行一番比量。管金生因“3·27”事件而锒铛入狱，如今正保外就医在家赋闲，心静如水。今天的我们，在议论“3·27”事件时，会出现一些为他鸣不平的言论，确实，同样是重大违规机构，万国当时的对手中经开却平安无事，尽管这家机构以后因为别的事情而被关闭。但是，即使管金生逃过了那一劫，以中国证券市场在其后展示出的残酷性来说，管金生能够保持到今天还平安无事吗？

议论阚治东，我们还应该把当年与万国和申银齐名的海通证券总裁汤仁荣放在一起与他进行一番比量。在当年的“三驾马车”中，汤仁荣辖下的海通略输万国与申银一筹，此后海通升格为全国性公司，汤仁荣因级别不够而降为副总，闷闷不乐的他为此而离开了海通，此后也淡出了证券市场，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在这几年的房市牛市中，汤仁荣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位成功者。试想一下，如果汤仁荣没有当年的不愉快，能有今天的愉快吗？

股市是“一架毁人的机器”？

我们没有必要为阚治东鸣冤叫屈，作为一个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证券”，他应该知道这个市场的水深水浅。但是，这样的比对一番，我们却发现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这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也许什么也不做，比做更好。回头看看，那些当年风光一时的证券公司，如今在哪里？而那些一直默默无闻的公司，如今好像都活得好好的。

这样一来，就牵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成了“一架毁人的机器”？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常言说得好，好的制度环境能使恶人为善，而坏的制度环境能使好人为恶。长久以来，由于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证券公司的盈利来源主要限于经纪、投行、委托理财和自营等业务，这些业务与行情的涨落有很大关系：当行情高涨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会很好过；但当熊市来临，他们的境遇便每况愈下，以至证券商自嘲是“靠天吃饭的农民”。因此，当阚治东在深创投借着牛市行情而赚到大钱的时候，他被视为“英雄”；而当市场转为熊市的时候，他在南方证券自然只能陷入回天乏术的绝境。从这一点上来说，阚治东，以及和他同时被捕的另外两位总裁也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单一的受害者。

而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变，那么，阚治东不可能是证券公司高管因经营不善而被送上法庭的最后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