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菇:浅论方志语言的运用

   方志语言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体系，对方志语言问题的研究，是方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丰富了汉语言学的宝库，而且也为方志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新方志语言运用问题，贯穿修志的全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志书质量的高低。一部好的志书，需要调动全方位的知识，选择多维的角度，通过科学的构思，运用规范生动的语言形式，才能充分体现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才能最终保证志书的质量，并受到各界用志读者的欢迎。

    一、注重方志语言运用的重要意义

    我们之所以说方志语言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方志内容记述的直接载体，是体现方志资料性的唯一手段，更是体现方志文风的重要途径。“史之为务，必藉之于文”(《史通·叙事》)。章学诚也曾讲过：“良史莫不工文”。“虽然文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这不但说明了为文锤炼语言的重要性，更指出了为史为志而锤炼语言的重要性。

   （一）正确地运用语言可以强化志书的科学性

志书的科学性是指在新方志编纂中，要充分吸收有关本地区科学研究的各项最新成果，要善于运用最新的科学表达方法和手段，用科学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安排志书体例、篇目设置直至对各项内容的记述等，具体说要力求观点鲜明正确，材料翔实可靠，体例完备严谨，篇目结构合理，内容充实深刻，段落层次清楚，而这些最终都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来体现。丰富、鲜明、准确的语言形式是记述史实科学性的基础，如果在辑录史料过程中，不注意语言的正确运用，就会出现叙事不清，阐义不明。有的因用词不当，意思全错了。志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广到天、地、人、事、物，微到时间、数量、计量单位，如不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疏于考证和校勘，都会出现不应有的错误。所以我们对志书中的每段文字，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要从文体、文风、文法等每个方面进行推敲，力求语言准确、凝练、生动，才能保证和强化志书的科学性。

   （二） 正确地运用语言，可以突出志书的时代性

时代性是指志书从体例确定、篇目设置、内容安排、资料征集，直到文字表达，都要吸收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以当代为主。特别是立场、观点和感情，都要体现时代特征。时代性是对新方志质量的重要要求之一，而丰富的时代性语言是充分表达时代内容的重要形式。语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表现出一定的发展变化，它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打下时代的印痕。所以方志编纂者要善于从当代最新的科学实践中不断挖掘总结新的语言，将已得到社会普遍承认的新词语运用到新编写的志书中去。如改革开放20年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中国特色、一国两制、市场经济、希望工程、下岗、打工、打的、打白条、小康、白领、金领、第三产业、知识经济、打假、扫黄、大款、三陪、减肥、上网等等，无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在编纂新方志时，或褒或贬，根据需要，都应选择时代感强的语言去反映时代的内容。(《辞海》每10年修订一次，《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了增补本后，再次进行增补)

（三）正确地运用语言可以增强志书的地方性

    地方性，亦即地域性，或称地方特点，它是指在方志内容记述时，以限定地域之内发生的事物为其记述对象，并突出本地所特有，他地所无或所略的事物。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产业不同，民族心理、文化直至风俗习惯、语言特点也都存在着各自的差异，这些都要注意语言的运用，从本地的地情出发，进行全面准确的记述，特别是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都应注意提炼，记入新编方志之中。（再具一例，有的同志讲话雅俗共赏，深入浅出，非常有水平，结果根据记录一整理，却是口语严重，不成文章。）

   （四）正确地运用语言可以促进志书的适用性

李铁映同志曾经讲过：“修志的目的在于用，不仅为当代人用，也为后代人用。”“没有使用价值，就难以流传和保存。”志书的适用性，要求志书语言必须通畅明了，准确鲜明，而且要有一定的文采，这样才能吸引社会各界来读志用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没有一部史书、志书编成之后不是为了用的。试想，佶屈聱牙、冗长拖沓的志书，资料性再强，又有多少人愿意读它呢?

    二、方志语言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届修志即将全面告竣，质量高低必须进一步分析总结和全面进行评价，仅就语言问题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文字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长

    关于字数，《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县志控制在30万至50万字左右为宜，市志控制在一二百万字至四五百万字为宜，省志字数最好控制在一千万字以内。就全国而言，除市志外，省志和县志几乎没一部不超出此规定，而且篇幅越来越长，字数越来越多。仅就《黑龙江省志》为例，最初设立63部分志，全志字数是不超过1 500万，经过几次调整，最后变为100部分志，全部志书达5 000余万字。县志最少的60万字，以后字数越来越多。《漠河县志》143.5万字，《呼兰县志》164万字，《宾县志》175.4万字，全省最后出版的《塔河县志》146万字，《林口县志》已达220万字。这些志书，除了结构体例谋篇布局不当，材料取舍不严，今天这个单独成志，明天那个单独成篇，造成总体膨胀以外，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语言浓缩不够。一部《史记》，时间跨度3 000年，也只有52.6万多字。《资治通鉴》原稿有600余卷，经司马光删定，最后只剩81卷。一个设治仅有几十年，最多不过百年的边鄙小县，如何能写出那么多字数的志书?

   （二）缺少著述之体，缺少史家法度

    首先，方志语言应是著述语言，李铁映同志曾经讲过“新编地方志是一种特殊体例的著述”。章学诚也竭力主张以著作之体编修志书，他曾批评指出“后史皆宗《史》、《汉》。《史》、《汉》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创之，大率近于类聚之书，皆马、班之吐弃而不取者也。”(《章学诚:《永清县志·序》  目前，一些志书正是章学诚所批评的缺少著作之体的近于类聚之书，纂辑体的资料类编，这正是马、班所弃之不取的。著作之体的方志，就排除了文人之书的丽辞，学人之书的论辨，辞人之书的考订，说家之书的俚语，从而确定了方志语言的“著述”特征，这正是首届志书的薄弱环节。其次，方志语言应遵照属辞比事的原则。“属词比事，春秋教也。”所说属辞比事就是连缀文辞，排比史事，亦即按照事实安排文辞，它是《礼记·经解篇》对《春秋》语言的精辟概括：“属辞者，连缀文词，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以事系日；比事者，比次列国之事而书之也。”(孙希且：《礼记集解》)章学诚对此不但有过详细的论述，而且认为方志语言的历史渊源和总的规范原则，均出于《春秋》的“属辞比事”。首届志在语言方面存在的问题好多是按照事实安排文辞(按事实说话)不够，即缺少“属辞比事”的功力。其三，方志语言要“有典、有法，可诵可识。”(《文史通义·史德》)所谓有典，就是记述要有根据，无字不无出处，材料上要站得住脚，事实要可靠可信，传闻者不能入志，失考者不能入志，相当然主观臆断者亦不能入志。所谓有法，就是志书的语言要符合史家的规矩准绳。明明《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规定志书历史纪年、地理名称等均须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偏偏将民国以前的纪年改作公元纪年在前，帝王年号、民国纪年等在后，甚至将“伪满时期”改作“沦陷时期”，表现出比谁都爱国，比谁都革命；对失地地名明明应将中国旧名在前，俄名在后，一些人却偏是本末倒置。所谓“可诵可识”包括两个层次，低层要求的是“可识”，要求文字工匀，温润适中，语句明畅，条贯清楚；高层次要求的是“可诵”，这就要求志书的语言，不仅通畅缜密，记事准确，而且使人读了心旷神怡，百读不厌，以至于流连忘返。而现在一些志书常常是官话套话连篇，读之如同嚼蜡，令人生厌。

    （三）口语化现象严重

    志书的文体属记述文体，语体属语体文中的陈述语体，但这并不是要拉杂地记流水账，随便地唠家常，而是用书面的语言向读者陈述地情。书面语言和生活中的实际语言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的，书面语言追求雅、信、达，生活语言追求通、晓、畅。书面语言可以二者兼而有之，生活语言仅有后者即可。正因如此，才有文言与白话文之分。白话文虽然平白如话，但不是白开水，不是生活语言的照搬。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语言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所以文章一类应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首届志书语言方面的致命弱点正在于此。如某部县志，记述互助合作化运动时是这样记述的：“1948年春，组织起来的临时互助组有4 828个，这种组织形式，是按‘自愿互利’原则组织在一起的，有马出马，有农具出农具，实行‘工换工’或人工换马力，互相找工的办法。这一年由于组织起来了，克服了在春耕、夏锄、秋收中的许多困难，贫雇农在生产劳动中情绪很高，除了把202.5万亩地种上以外，还开荒了15 000亩，挖顺水壕33条，治理了2 996亩涝洼地。”这段记述口语化就比较突出，可改成：“1948年春，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全县组织起临时互助组4 828个，有工出工，有马出马，有农具出农具，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克服了农业生产中的许多困难，除耕土地202.5万亩以外，还开荒1.5万亩，挖顺水壕33条，治理涝洼地2 996亩。”这样便成了既简练又通畅的书面语言。

   （四）政治宣传色彩时有出现

    首届新编志书中，尽管注意避免出现胡乔木同志所说的“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但仍然有一些志书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比较突出的政治宣传色彩。如有的志书经常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何如何，。或者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有很大发展”等，少则几十处，多达上百处，明明是该县从1982年恢复保险事业，1983年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头前都要冠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字样，似乎改革都是一帆风顺，十全十美，马到成功。又如一些志书经常将一些常识套话、大话、假话写进志稿，“好情况”、“好势头”、“极大的提高”、“迅速地发展”随处可见。再如对忽略有关政治性语言的推敲，未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某部县志在论述该县1976年2月6—8日召开县党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时是这样“客观”记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干部下放劳动，办好“五七”干校；搞好教育革命，工宣队、贫代会要领导和管理好学校……”另外，有些新编方志中还时常夹杂着“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语言，比如“大办学习班”、“贫下中农上讲台”等等。如此记述，完全是在肯定和赞扬这些错误的做法。

    三、方志语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方志语言存在着上述问题的原因,概括起来加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方志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

    首先，认为方志是资料书，就忽视方志语言亦应讲求文采。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是说没有文采的文章不会流传很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及含之在内的前四史，都是很注重文采的，故而深得史家赞誉。编史如此，修志亦然。章学诚曾多次论述了文辞对于史志记事的重要性，他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他又说：“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文史通义·史德》)方志语言考究文辞，是因为“事必藉文而传”，而且只有凭藉文辞，事实才能表述出来，方志语言是方志的物质外壳，若外表斑驳粗糙丑陋，不堪入目，即使重人、重事、重资料，也无法令人卒读，如何能谈流传久远?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方志语言的文采。其次，认为方志记述方法是开门见山，直书其事，只要坚持这一原则，适当注意逻辑关系就可以了，所以，不太讲究修辞，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实践证明，志书行文中运用适体的修辞格，诸如摹状、借形、比喻、比拟、转类、对比、排比、对偶、顶真格等，既可以增添志书的文采，又使之更为可读可传可用。

   （二）忽视对入志材料的驾驭取舍和整理加工能力的培养

    一个合格的方志编辑，不但要有较高驾驭材料、取舍材料的能力，更要有整理加工的能力，否则只会是材料的堆砌罗列，行文如大事记，甚至缺少逻辑顺序，其结果必是结构松散，内容重复，语言拖沓。

    （三）对所谓“横排竖写”缺少正确的认识与理解

   “横排竖写”是首届修志喊得最响的一句话，似乎知此四字，便可深得修志三昧，其实远非如此。过于坚持横分，则使志书章节目，特别是节与目分得过细，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过渡语言和相近内容的重复。过于强调竖写，有时则使记述单元的内容缺少概括和浓缩，有时很难浑然一体，其结果是语言过散。努力实现章节体下条目化是克服此类弊病的有效途径。

（四）语言文字缺少锤炼

修志不是写文章，但却胜似写文章，更要求我们要用写文章的精神去写好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目；修志不是写诗，但却要用写诗的精神去推敲每一个词，每一个字。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痴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只有这种精神，才能锤炼好方志的语言。我们往往自已原谅自己，只要史实准确，话语明白了就行，这是低标准，要使志书生光添彩，传之久远，我们不但要在征文考献上下功夫，更要在锻词炼句敲字上下功夫。

   （五）未能很好地对志书进行总纂

    由于众手成志，一部志书少则需要十几人、多则需要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方能完成，难免体例不一致、风格不统一，甚至交叉、重复、相互抵牾等，这就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纂，充分发挥主编的作用，坚持一枝笔统到底，进行斧削笔润。我们曾多次提出要坚持主编负责制，反对主而不编，但是坚持得不甚太好，这种现象应在续志工作中加以彻底改变。

    （六）行文规则执行得不好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章法不能成文章，无格律不能成诗词，修志亦然。志书是一种出版物，那么还需要遵守通常出版物所要求遵守的有关规定。志书又是一种独特的文体、语体，它又要符合志书的行文要求。为此，各省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不只一次地印发了《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同时，有的还和出版社一起制订了《行文设计印制统一规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委关于出版物数字的使用的规定，中国出版协会校对研究委员会关于《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等对行文规则，但是仍执行得不好，或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或理解不够，掌握不熟，把握不准；或缺乏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因而出现许多纪年、称谓、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使用，以及语法修辞等方面的问题，致使方志语言不规范、不准确。

    四、如何使用好方志语言

    通过对方志语言的重要性、对目前一些志书语言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的阐述和分析，愚以为要使用好方志语言，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力求准确，语言严谨

  所谓语言准确，就是恰如其分、真实地去反映志书所要记述的事物，揭示其本来面目，表述明确，不含混晦涩，不模棱两可，体现语言的科学性。其具体要求是：遣词造句准确、恰当贴切，做到概念准确，判断恰当，叙事清楚，推理合乎逻辑。记事不粉饰夸大，不张弛歪曲，不说假话，没有疏漏，不带片面性，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

   一是要素齐全，重点突出。记人有记人的要素，记事有记事的要素。记人应有姓名性别、民族、年龄、籍贯、文化、职务、职称、政治面貌、主要生平事迹等；记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等。随着记述事物的不同，要素也会略有不同，重点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记全要素的时候，突出重点。

    二是文直事核，存真求实。众所周知，志书的撰写与别的行文不同，它要求无一句无出处，也就是每写一句话都要有事实根据，不见史实绝不下笔。文直事核，存真求实，是我国古代史学家的一贯主张。班固称《史记》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刘勰也说道：“事以明核为美”（《文心雕龙·议对》）这也正是章学诚主张的“四要”之一，“要核”。章氏所谓“核”，其义有三，一为方志编修也必须和纂辑史书一样，牢牢掌握“述而不造”这一“大本”。二为“据事直书”，他认为：“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往往贿赂之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三为务必精于考核。“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俱须加意采访。”（《修志十议》）这样才能去伪存真，使信史传世。如编《巴彦县志》，在初稿打印时，将光绪八年在呼兰教案中被殴打的呼兰城守尉惠安羞愤投呼兰河自杀，“冰合未得尸”打成“冰合未得死”，幸而发现，否则会酿成大错。至如官场中，因一字而致人官丢、入狱，直至置于死地，因改一字而救人活命的事简直太多了。像某师为给某武员掩饰败绩，上奏时将奏章中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的生花之笔，更是不胜枚举。

三是遣词准确，字斟句酌。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如某志稿写出口产品时写到：“运销到日本、美国、法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台湾×××先生回国探亲”，前者错误地将香港、澳门当成国家，后者更容易引起两个中国之嫌。应分别改成“等国家和地区”、“回大陆探亲”。再如“日军攻占县城”，此为褒义，应改为“日军攻陷县城”或“日军侵入，县城沦陷”。又如某部县志附录日本开拓团内容，原标题为《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开拓团入植珠河、苇河两县概况》，在审稿时发现“入植”是日军美化其侵略的“协和”话，应改为侵入，否则正容易被企图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者所利用。为使志书语言遣词造句准确，一要多用特定性、确切性语言，少用概念化、模糊性语言。如讲时间不用“昔时”、“从前”、“最近”、“很久”一类的字眼；讲地点不用“以东”、“以西”、“这儿”、“那儿”等词语；写事件忌用“大概”、“争取”、“可能”、“一派”、“普遍”等模糊语；写结果少用“效果显著”、“收获很大”、“得到好评”之类的空话。二要多用具有确切含义的数量词和名词，这样使人一目了然，令人感到信服。三凡涉及实质问题和时间的词语，不能含糊其词和用大概其数据。切忌出现“原则同意”、“基本可行”、“尽快解决”等常用的模糊词语，以及此地无银三百两和无可比依据的数字。（方志学家傅振伦曾告戒“文以载道，为推敲文义文理，要言简意赅，奔放有致，切忌《二廊庙碑记》式的陈词滥调。相传昔有土人撰此碑文云：‘吾乡有二廊庙，建于三百年前，已历五花甲，盖由来久矣。夫二郎者乃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前有树五株，人皆曰树在庙前，余独曰庙在树后……’”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某些志书却有类似的现象。）只有经过这样的字斟句酌、千锤百炼，才可以达到言简意赅的目的。

   （二）简明扼要，文约事丰

    叙事尚简，是我国史志的优良传统，宋敏求的《长安志》、梁克家的《三山志》、范成大的《吴郡志》、罗愿的《新安志》、陈耆卿的《赤城志》均属尚简派志书，而最著名的要推明康海的《武功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然而对此二志，毁誉不一，不过却为我们提供了尚简的典范。刘知几说：“叙事之二者，以简要为主”，他又讲“夫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章学诚则把“简”作为“四要”之首，作为方志语言的第一要素，目的是通过“明白竣洁，切实可用”的语言记述史实，“不致虚文害事也”。胡乔木同志曾要求所编地方志要“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并指出：“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他还强调“这是一种又不容易达到而又必须达到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我们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直书其事，述而不论。直书其事，就是坚持方志语言的直述性，就是直观地、如实地记述客观事物。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不转弯抹角，不夸大缩小，不说教、渲染，不修饰、描绘，不说假话、套话、空话。述而不论就是志书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通过实事求是地记述各类事物的实际情况来反映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它所反映的思想观点兴衰成败规律都要通过大量的真实资料，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不能枉加议论、评述。例如志书反映经济规律，并不是要总结出几条经验，几条教训，而是从每个时期制订的计划及其执行的结果中，概括出本县经济发展全貌，如计划指标、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效益、物资分配、消费状况等，用丰富的事实，经过科学的排列，帮助读者了解本县经济发展概况、特点，从宏观上认识本县的经济规律。

    二是高屋建瓴，综而述之。方志是以地域为单位（主要是行政区划），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方面的书籍。（《中国方志大辞典》）那么一部志书就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即省志站在全省的高度，地区志站在全区的高度，市志站在全市的高度，县志站在全县的高度，乡镇志站在乡镇的高度，部门志站在全部门的高度，行业志站在全行业的高度来鸟瞰全局，雄视八荒，进行高度地概括，综合进行记述。

    三是删繁就简，淘沙滤金。志书成稿后斧削笔润、精雕细刻的过程就是删繁就简、由博而约的过程，是浓缩、提炼、淘金，以较少的文字增加更多的信息含量的过程。郑板桥有两句名言：“删繁就简千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削去繁冗留青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虽然是艺术语言，但对我们如何就志书的语言文字删繁就简仍有很好的启示。只有删繁就简才能留传永久，只有删繁就简才能保留精华。余在帮助《漠河县志》删繁就简时曾砍掉文字27万，仅《黄金篇》就砍去了5万余字，最后该篇编辑见面时说道：“这样一删削反到使内容更清晰了。”删繁就简要做到八删：

一是总结性语言应删。总结式的记述方法较为省力，但弹性大，易拉长篇幅，凡染此病者，会使志书变成历代各行业总结之综汇，失去志书的科学价值，必须根除之。二是文件汇编或语言应删。地方志是科学著述，并非文件汇编或文件摘要、辑存，将其收录入志，不但不会给志书增光添彩，反而会影响志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三是政治化语言应删。志书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以提供科学资料为目的，而不是政治宣传材料。胡乔木同志指出：“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志书染上这种弊病之后，必然是空话套话连篇，严重影响志书的严谨性、科学性。四是评论、论证式语言应删。志书是客观历史的真实纪录，不是评论集，也非论证历史之专著，不应该也不需要在志书里加以评论。五是教科书、词典式语言应删。六是背景、导言式语言应删。背景，导言式语言俗称小帽、开场白，多见于编(卷)、章、节、目之首，形成全志有概述，编(卷)有小序(导言)，章节目有导言(前言)这种格局，我们提倡志书之首设概述，编(篇)首设无题小序，但章节目之下再设导言(前言)不仅破坏了志书直书其事的风格，也给志书带来了大量的、不必要的重复。如《牡丹江市志》初稿，达350多万字，仅全志的总述，各篇的概述，加上章前的无题序共七八十万字之多，最后志书消肿时就得在这上面下功夫，定稿时文字压缩成250万字，效果比较好。七是与己无关者应删。如《饶河县志》16卷，历史沿革就占2卷共24章，上卷1-10章，从远古写至饶河建县，引经据典，繁琐考证，讲元代扯到蒙古起源，记述多与饶河无关，故宜删。八是越境而书者应删。我们都知道17世纪8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清军前线总指挥部虽然设在今漠河县的古城岛，但在《漠河县志》中全面记述两次雅克萨战役的经过和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过程，仍有越境而书之嫌，如记只能略记。志书送审稿中对此都记述甚过详，后经删削，篇幅虽然骤减，但仍有些是越境而书。对此我们应分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讲求文采，语言求美

    讲求文采，语言求美，这是对方志语言的美学思考。对方志语言美学思考决不是一个新问题，古已有之。历代史志大家无不重视编史修志中的文法辞规和史志著作的文采，亦即史志语言之美。唐代刘知几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史通·叙事》）南宋王象之在其方志名著《舆地纪胜》中就力主编史修志要做到“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倾，而山川俱若效其于左右。”宋代吴缜也说：“事实、褒贬既得矣，必须资以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新唐书＞纠谬＝＝清代章学诚则提出了方志语言“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即方志语言有简约之美、真实之美、雅正之美、庄重之美、质朴之美。要文质相符、凝炼明快。否则所修志书，则“规矩荡然，体裁无准，摘比似类书，记注如簿记，质言似胥吏，文语如尺牍，观者茫然，莫能如其宗旨，文学之士鄙而不观。新编告成，旧志遽没，比如寒暑之易冠衣，传舍之留过客，欲求其存不亦难乎？”（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一些旧志语言生动、形象、简洁、凝练，很值得我们借鉴。同治《竹溪县志》中有段关于当地极光的记述就非常精彩：“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灼。倾之，向北泻丈余，欲坠复出、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飞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厅屋皆明。” 文采飞扬，读之 如身临其境，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作者凝声、色、形于笔端，纵横铺陈，反复描绘而无一虚语。

    再如民国《瑷珲县志》卷八武事志收录的瑷珲副都统笔贴式周继功写的《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瑷珲不守，人民流离原委记》一文，不仅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沙俄侵华史的重要一手材料，更是记述和揭露沙俄侵略者制造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经过的形象素材：“二十一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逐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浪力拥过者八十余名，赤身裸体，昏迷不能作语……”每读之都会动容，这便是方志语言魅力之所在。

    （四）画龙点睛，突出重点

    所说的画龙点睛，主要是指在志书重要段落或关键处精雕细刻，妙笔生辉。如何画龙点睛呢？一是注意在反映事物的总貌处画龙点睛。如反映全局的概述，篇章下的无题序文，志书中的综合文字，这些大多是志书的“文眼”，因此，只要用力均可收到妙笔生花之效。二是注意在反映事物主体内容时画龙点睛，亦即反映事物的主要矛盾方面突出重点。三是注意在反映事物的本质方面画龙点睛。四是注意在反映事物的主要特征，亦即地方特点或行业特点方面画龙点睛。五是注意在彰明事物因果方面画龙点睛。六是注意在事物的交叉处亦即不同事物联系的结合部、交叉点画龙点睛。七是注意在记述事物的效益地方画龙点睛，如事物（人物）的利弊、成败、功过、是非等（参见苑广才、尚伟：《志书写作的“点睛”之笔》，《黑龙江史志》１９９４年第六期）。

    （五）流畅可读，通俗易懂

    流畅就是指语言通顺。叙述不呆板，不生硬，不晦涩，完整清楚地表达所记述的内容，这样才能增强志书的可读性，才能吸引广大读者。这里有四点需要注意：一是通俗不等于浅白，通俗不是庸俗，要俗中见雅，俗中求质朴。二是流畅中也要错落有致，抑扬起伏。记述时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要矛盾，选择事物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阶段，能表明事物起伏变化的关键所在，予以重点记述。上溯发端，中记沿革，下载现状，要避免一词多用,重复出现，造成行文呆板牵强。三是不要过分口语化。口语虽然通俗易懂，但过分口语化则会出现水分多，不规范，欠庄重等问题。志书作为地方权威性文献，文字应凝练而庄重。（元白、刘禹锡的诗皆平白如话，但却平中见奇，白中见雅，俗中取胜。如白居易：“离离原山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四是切忌文白夹杂。志书语体既然是现代汉语的语体文（白话文），我们就应该努力地在书面语言的语体文上下功夫，汲取文言文的长处。（200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工作期间，兴致勃勃地上了黄山，并欣然命笔，赋诗一首：“遥望天都倚客松，莲花始信两飞峰。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这首诗写得很好，诗前用文言文写的小序更好。序云：“黄山乃天下奇山，余心向往久之，终未能如愿。辛巳四月廿五，始得成行。先登后山，再攀前峰，一览妙绝风光。见杜鹃红艳，溪水清澈，奇松异石，心旷神怡，更感祖国河山之秀美，特书七绝《登黄山偶感》一首一记之。 ”）生硬地摹仿文言文，其结果必然是邯郸学步，穿长袍扎领带，不伦不类。如有一部志书竟然在凡例中规定：“语言体例，以通用语体为主,宜简则简，当繁则繁，文白相间。”结果这部县志有的是语体文，有的是半文半白，个别之

处还有文言文，风格很不统一，为序者还认为“志书行文采用语体与文言相结合，是当今编志的一个尝试。”我们说这种尝试最好是不要。事实上，充其量即便让我们用文言文修志，又有几人能写得出来呢？

     （六）讲究修辞，规范行文

    方志语言文采不可忽视，修辞亦应讲究。要改变重资料，轻记述，重编写，轻语法修辞的现象。在语法修辞方面应该注意的是反映在句式上宜浓缩用笔，字字落实；多短句，少长句；多主谓语，少定状语、辅语等辅加成份；多实词，少副词、助词、形容词、感叹词、夸张词。另外要注意提高逻辑知识的修养，正确使用标点符号。要严格按照有关地方志的行文规则编写志书。

    （七）与时俱进，突出特点

时代不断前进，语言也不断发展，虽然语言永远是渐变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加，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实施，特别是入世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更会加快，语言已经或正在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方志是反映当代历史的综合记述，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亦应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点。这里有两点应注意，一是继续注意摒弃过时的语言。二是要在吸收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语言入志时注意捍卫民族语言的纯洁性，选用已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规范语言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