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赤色的约定千堂瑛里华:《明亡清兴六十年（上）》（阎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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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
作者：阎崇年
序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是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百家讲坛》主讲系列历史讲座前半部分24讲的讲稿。讲稿有四种稿本：一是文案稿，二是录音稿，三是播出稿，四是综合稿。本书就是取前三种稿本优长而成的综合稿，稍加润色，结集出版。其后半部分《明亡清兴六十年》（下），待适当时机，再出版面世。全书讲述的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定都北京，其间整整60年。这60年历史的特点是四个字——“明亡清兴”：乃胜乃败，斯兴斯亡；兴亦悲壮，亡亦悲壮。为什么呢？我想起了贤哲释迦牟尼。
释家三世佛的哲学是：要用三双眼睛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智者的思维，也是贤者的思维。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现在；而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科学地认知未来。历史学正是认知过去的学问。所以，在文明的时代，智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智者；贤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贤者。那么，中国历史的江河，源远流长，曲折回漩，日夜不息，奔腾向前，为什么要选取明亡清兴这段历史来学习呢？
明亡清兴的60年，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山谷陵替、格局剧变、悲欢离合的时代。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舞台上：格局，雄伟壮阔；人物，群星灿烂；事件，繁复跌宕；故事，生动有趣。人们都在表现，也都在表演：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廉与贪。明亡清兴的60年，又是近世社会的缩影。凡是近世社会的重要元素——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展示；求民生、求自由、求平等、求民权，也都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明亡清兴的60年，亦如《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就是说人心不安、道心不明。正义者不安其死，不义者鸡犬升天。而治国平天下，应当明道安民，道明则民安，民安则国泰。
300多年来，人们在思考：明朝何以亡？清朝何以兴？其道其理，亦显亦隐。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其兴衰、其成败，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结论和答案、经验和教训、思考和启迪、聪明和智慧。所以，每位后来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国籍，都可以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到宝贵的智慧并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灿若星汉的人物中，我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子，是因为他所身历的大喜大悲：喜，惊天地；悲，泣鬼神。袁崇焕值得后人景仰的仁、智、勇、廉，及其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既是其时志士仁人的典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3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及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也出版了《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和《满学论集》。进而从明与清两个视角，加深了对明清之际60年历史的考察与思索。
在明亡清兴历史的背后，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兴起。我们重新阅读这段历史时，应当既看到中国，又放眼世界。要避免两种认识上的误区：或持敖自矜，或过于悲观。应取的态度是：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既讲求历史的科学性，又力戒历史的片面性。
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玄幻则是历史科学的肿瘤。历史的大众传授要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否则的“浅”是浅薄；历史的大众传授要雅俗共赏，只有大雅才能大俗，否则的“俗”是庸俗。观众和读者需要的是浅明而不是浅薄，是通俗而不是庸俗。表述史学的著作忌长——能省一个字，就不多一个字。知理虽易，实行则难。一部儒家经典《大学》才1546个字，字字推敲，句句雕琢。一部《史记》太史公司马迁说它不过526500字。无论历史的学术表述，还是历史的通俗表述，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我说过，历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这里补充一句：对历史的传承与表述，也应当采取敬畏的态度。
本书的旨趣在于同广大读者进行“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的对话。
——求知，历史会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
——求真，历史会提供江山风雨的真实；
——求励，历史会提供修齐励志的经验；
——求愉，历史会提供赏心丽目的愉悦；
——求鉴，历史会提供参政资治的通鉴。
我们应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习胜利者的智慧与修养，记住失败者的愚蠢与骄纵。
阎崇年
于四合书屋
第一讲
崇焕之死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
在明亡清兴的历史上，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万历朝误杀了塔克世，崇祯朝错杀了袁崇焕，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前者，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经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与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争战疆场。这里面有生动的故事，有杰出的人物，有重大的事件，有丰富的经验，有沉痛的教训，更有深刻的哲理。让我们从袁崇焕的悲剧结局讲起，逐步进入那个山崩地解、诡谲奇变的时代。
一、平台落狱
明崇祯二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
袁崇焕当时的职务是：明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蓟辽督师的全称是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就是说袁崇焕是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兼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地区的军事防务，负责抵御后金军队南进，守卫山海关，保卫北京城。袁崇焕的驻地在宁远（今辽宁兴城）。
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要从头说起。这年十月，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就是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通过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得到了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他心焚胆裂，愤不顾死，急点九千兵马，“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就是行军途中兵不再吃饭，马不再喂草，日夜兼驰，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皮一般。当时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军勇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格，才使他幸免于难。
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着难解的仇恨。想当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受挫于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下，百战百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不久郁郁而终。还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伤后饮恨而死的。后来，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两次兵败的奇耻大辱，父亲丧命的深仇大恨，使得皇太极不能善罢甘休。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之后，皇太极的八旗大军没有撤退，等待时机；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
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
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杨太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
隆冬时节，大地冰封，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无粮无草。此时听到皇帝要议军饷，袁崇焕自然非常高兴。这里面还要插个一块面饼的故事。袁崇焕治军十分严明，在军队无粮无草，人饥马疲的情况之下，仍明令：不许官兵抢老百姓家的粮食充饥，不许砍伐老百姓的树木点火取暖。但是有一个士兵实在是饿极了，就偷了老百姓家的一块面饼。袁崇焕知道后，为了严肃军纪，含泪把这个士兵当众斩首。军队缺饷已经成为当时的最大问题，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有的军官提醒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别的事情？袁崇焕没有理会。
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堂堂大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居然不能从城门进去，要缒城而入。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这件事情，学者张岱在他的《石匮书后集》里面有记载，《崇祯长编》也记载，说：“逮督师袁崇焕于狱。”就是逮捕袁崇焕下狱。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ná）掷殿下。校尉十人，褫（chǐ）其朝服，杻（chǒｕ）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袁崇焕被剥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
二、惨遭磔死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
明朝的刑法，《明史?刑法志一》记载有五种：一为笞（chī）刑，如鞭笞；二为杖刑，如廷杖；三为徒刑，如监禁；四为流刑，就是流放；五为死刑，就是处死。死刑有两种：一是绞死，二是斩首。凌迟、磔死都是五刑中死刑之外的酷刑。
什么是磔刑呢？“磔”字本来不是用于人的。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杀牲以祭神，就是把祭的牲肢解。肢解牺牲，就叫“磔”。后来变成一种对人的最为惨烈的酷刑，就是分尸，也解释作车裂，又解释作寸磔。有一部书叫《六部成语》，书中说：磔刑是“碎磔之刑也，俗名剐罪也”，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清代六部成语词典》解释“磔罪凌迟”大意说：凌迟之刑，始于五代。正式刑名，见于辽代。行刑方法，各代不同。具体做法是：在法场立一根大木柱，绑缚犯人，刽子手用法刀，一片一片地剔受刑人的肉，先手足，次胸腹，后枭（xiāo）首。也有一寸一寸地将肉割尽，然后割生殖器，取出内脏，肢解尸体，剁碎骨头。有的受刑人肉被割尽，还未断气，心仍在跳动，甚至于还有视觉和听觉。凌迟用刀割，有8刀、16刀、32刀、64刀、128刀，甚至于有3600刀的。
袁崇焕所受的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袁崇焕死时的惨烈，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luán）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dàn）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niè），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就是说袁崇焕受刑的时候，从镇抚司的监狱被捆绑着押到西市（西市就相当于今北京西四丁字街这一带地方），然后由刽子手用刑，将袁崇焕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片割，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百姓，有的从刽子手手里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取出的肠胃就烧酒喝、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还有的没有抢到或买到肉而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最后骨肉俱尽。
按说明朝有“八议”，就是重要的人在量刑的时候有八种特殊情况可以减免刑罚。“八议”是：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八种情况有其一，就可以减免刑罚。袁崇焕不仅有其一，如有功、有勤、有贤等，并且取得了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有大功于国家、民族和社稷，最后竟然落得个磔刑而死，身首异地。当然，我要说明一点，上面计六奇也好，张岱也好，他们的记载可能有所夸饰，不完全近乎人情，大家参考而已。
崇祯皇帝磔死了袁崇焕，可以说是自毁长城；而袁崇焕所上演的悲剧，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旷世悲剧。
三、旷世悲剧
袁崇焕的死是悲剧，悲剧在中国古代史上很多，但是，像袁崇焕这样的旷世悲剧并不多，似可以说，空前绝后。为什么这样说？理由有八：
第一，可惜的年华，盛年遭难。袁崇焕被磔杀这一年是47岁，正当盛年的时候，这样为国为民、朝气蓬勃、舍生忘死、仁智勇廉的人，死于敌人之手尚且可惜，何况是被自己的人杀害？
第二，诬蔑的罪名，“欺君通敌”。大家知道，岳飞被杀，罪名是什么呢？三个字：“莫须有”。袁崇焕被杀，罪名是“欺君通敌”。袁崇焕既没有欺君，也没有通敌。袁崇焕的罪名是被诬蔑的罪名，同岳飞一样，三个字：“莫须有”。
第三，残酷的刑法，惨遭磔刑。袁崇焕是大明皇朝的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连续取得宁远、宁锦、保卫北京的三次大捷，竟然遭到最残酷的千刀万剐的刑罚，“八议”对他也没有用。崇祯皇帝置一切于不顾，用最残酷的刑罚——磔刑，杀害了袁崇焕。
第四，可悲的民怨，民恨众怨。袁崇焕为保卫北京而死，为保卫国家、民族、社稷的利益而死，但是他死的时候得不到北京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我上面讲的那些例子，可能有夸大，但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死的时候京师老百姓不认为他是忠臣，而认为他通敌卖国。为了保卫北京，他甲胄中箭像刺猬皮一样，到头来却被自己效忠的
第五，清贫的督师，不贪分文。袁崇焕做蓟辽督师，每年经手的粮料、白银数以百万计，但他分文不贪。父死奔丧，回家路上没有盘缠，靠同僚、朋友凑钱给他回家为父发丧。他在福建邵武做知县时，也是一分钱不贪。查继佐的《罪惟录》这样记述袁崇焕：此臣做县官，不入一钱。就是不贪污一分钱啊！《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死后被抄家，结果是：“家无余赀”。官做到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就是相当于今国防部长兼沈阳军区司令这么大的官，死后抄家，家无余赀。《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讲过一句话：“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袁崇焕像岳飞一样，做文官不爱钱，做武官既不爱钱又不惜死。可以说，袁崇焕是中国古代文官的楷模，也是中国古代武官的楷模，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六，悲惨的家庭，身后无子。袁崇焕受刑之后，胞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而他身后无子。大家知道，岳飞有儿子：雷、霖、震、霆，有孙子岳珂，岳珂写了《吁天辩诬集》、又辑《金陀粹编》，辑岳飞资料，给岳飞鸣冤。岳飞身后留下了《岳武穆遗文》。于谦死后，他的儿子于冕把他的遗稿收集起来出版，就是《节庵存稿》。袁崇焕没有这样幸运，所以在他死后，很多珍贵的材料都散失了。我们研究袁崇焕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料的困难。有人问：袁崇焕是否有儿子？据抄家时记录、当时文献记载和后来乾隆帝派员调查，袁崇焕没有儿子。史料确曾见一处说他有子，后来传说黑龙江将军寿山是他的后代。袁崇焕的儿子，是没有、是死了、还是蒙难时被人保护隐藏起来？现在还是一个历史之谜。总之，没有后人为袁崇焕搜集整理佚文资料，使我们今天研究袁崇焕遇到因文稿散失而缺乏资料的困难。
第七，痛心的身后，尸无葬处。明朝人史玄写了本书叫《旧京遗事》。他说犯人在西市行刑的时候，刑部等职能部门要派官员去监斩，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的正堂要亲临现场。大兴县领犯人的尸身，宛平县领尸首，然后往一起对，看是不是有替身。袁崇焕这么大的“钦犯”，必然有很多官员监斩，那么他的尸体到哪儿去了？张岱说是“传首九边”。“传首九边”的是熊廷弼，说袁崇焕“传首九边”则只见《石匮书后集》这一条记载，孤证无征，难成定论。那么袁崇焕的尸首到底哪儿去了？民国初年有人说袁崇焕的头颅被仆人窃走，私埋在自家的院子里。但是，在明清的官书、文集、笔记、方志、谱牒、档案里，见不到这方面的记载。文革时期袁崇焕在东花市斜街佘家馆的坟墓被挖开，里面未见其尸骨和遗物。因此，袁崇焕身后遗骨埋在哪里，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第八，尴尬的平反，敌朝昭雪。大家知道，岳飞死后，事过20年，由宋高宗的儿子孝宗为其平反；于谦死了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宪宗为其平反。他们都在当朝平反。袁崇焕呢？是他死152年以后，由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平反。这件事情《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
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乾隆皇帝看《明史?袁崇焕传》和《清太宗实录》后，知道袁崇焕忠于明朝而被冤杀。他要广东巡抚尚安查访袁崇焕的后代。后来尚安回复了，袁崇焕没有后代，只好从他本家后裔里找一个孩子来接续袁崇焕的香火。从此，袁崇焕蒙冤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人们才敢于公开纪念和祭奠袁崇焕。
在皇朝历史上，仁者，常受到小人的攻讦；智者，常受到庸人的嫉妒；勇者，常受到敌人的仇恨；廉者，常受到贪人的不满。而袁崇焕，以仁智勇廉的高尚品格，虽不为当世所容，却为后世之楷模。
造成袁崇焕旷世悲剧的根源，是晚明腐败透顶的黑暗政治。而明王朝之走向腐朽和衰落，还要从万历怠政讲起。
第二讲 万历怠政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清仁宗实录》嘉庆九年三月壬寅）“怠政”二字是万历皇帝最主要的特点。
万历帝朱翊（yì）钧，10岁登极，58岁病死，做了48年皇帝。这48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万历元年～十二年为初政时期，因为年龄小，不掌实权；十二年～二十八年为亲政时期；二十八年～四十八年为怠政时期。万历帝怠政，长达20余年，致使中枢瘫痪、党争不已、国库拮据、边务废弛，尤其是造成辽事大坏，使辽东努尔哈赤乘机崛起。下面我分三个方面来讲万历皇帝的怠政。
一、怠政前奏
万历皇帝的父亲是隆庆皇帝（朱载垕）。隆庆皇帝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5岁就早殇了；次子没满周岁又早殇；第三子，就是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第四子朱翊镠(qiú)，就是后来的潞王，他和万历皇帝同母（以后还要提到）。翊钧6岁，被册封为皇太子。《明史?神宗本纪》说他小时候“性岐嶷”，就是说他少年聪慧。“岐嶷”二字，出自《诗经?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翊钧10岁时，他的父亲隆庆帝因纵情酒色死去，在位6年，年仅36岁。朱翊钧作为皇太子，上面又没有兄长，所以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万历皇帝这么小，朝政怎么办？当时实际掌管内外朝政的主要有三个人：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李氏、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大学士首辅张居正。三人配合，同心协力，万历初政，大有建树。下面我把这三个人分头介绍一下。
太后李氏 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来是宫人，就是宫女，服侍当时还在做裕王的隆庆皇帝，后来生下隆庆皇帝的三子翊钧和四子翊镠。隆庆即位后，她被册封为贵妃。万历即位后，她被尊为慈圣皇太后。隆庆皇帝还有一位正宫陈皇后，万历时就叫陈太后。陈太后虽多病、无子，但因为她是正宫太后，依然地位尊崇。而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因为是宫女出身，地位就比较低。举一个例子，吃饭的时候，陈太后坐着，万历皇帝也坐着，他的生母李太后却要站着。但李太后很有心计，她说夜里梦见九莲菩萨，知道自己是九莲菩萨转世，于是在宫里供奉起九莲菩萨，还在城西阜外八里庄兴建永安万寿塔（现在叫慈寿寺塔，还矗立在西八里庄地方），以供奉九莲菩萨。从此，她的威望和地位大为提升，谁也不敢小看她了。
万历皇帝继位之后住在乾清宫，因为他年龄小，李太后也搬进乾清宫，以便于照料小皇帝的饮食起居。万历对他母亲很敬重，有一天不慎说走了嘴，说自己的长子常洛是宫女所生。李太后顿时脸色就变了，说你也是宫女所生。万历吓得赶紧跪下求饶。所以李太后在万历面前是很有尊严，也很有权威的。但李太后毕竟深处后宫，在处理内朝与外朝事务方面，主要还是依靠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
太监冯保 冯保知书达礼，善琴能书，聪明过人，很会处事。他在万历帝的爷爷嘉靖帝时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在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帝时任提督东厂太监。明朝太监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这实际上是“内府”，就是宫内的小政府。其中以司礼监的权力最大，其职责是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皇帝谕旨。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员，俗称“内相”；秉笔太监一员，俗称“辅臣”。明朝宣德以后，找了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派大学士在内书堂教他们读书写字，所以后来很多大太监，特别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一般都有文化。冯保在万历作皇太子时，就照料他读书，称“大伴”。万历登极后，冯保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朝夕在乾清宫照顾小皇帝的起居。冯保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中，先后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又与万历皇帝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势力很大。冯保还很会处理各种关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
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湖北江陵人，少年聪颖，是嘉靖朝进士。史书说他眉清目秀，胡须很长，长到腹部，人又很干练，隆庆帝临终委任他为顾命大臣。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不仅是
在李太后、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的通力配合之下，万历初政，就是万历元年到十二年这个时期，朝纲不紊，社会安定，经济也得到发展。具体说来，这段时间，政治上整肃吏治，信赏严罚，一统号令。经济上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增收赋税，使得万历这个时期的财政情况大有改观。隆庆的时候，国库年入大约白银200万两，到这时增加了一倍，到了400万两。在军事上，主要是平南倭，靖北虏。南倭，就是东南沿海的倭寇，张居正重用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屡创大寇，海疆平定。北虏，主要指北方蒙古势力，张居正重用辽东总兵李成梁，取得重大战绩。
在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初政时期，北京也出现了一片和平景象。明朝人史玄在其《旧京遗事》中写北京当时的情况：道路无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夜，长安街上歌声婉转曼妙。
但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故去了。这一年很重要，我们前面讲过，袁崇焕也诞生在这一年。
张居正故去之后，万历皇帝就开始亲政。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摆脱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影响和控制，接着果断地进行“三大征”，表现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万历皇帝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进行了“三大征”，底下我还要讲。但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是居功骄傲，怠于政事，从励精图治到消极怠政。出现这样逆转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怠政原因
万历怠政原因很多，重要的有四条：
第一，摆脱戒尺。万历皇帝亲政前，头上悬着三把戒尺：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所以他亲政后就想摆脱这三把戒尺的束缚。
第一把戒尺是张居正。张居正是大学士，又是首辅，还是他的老师，万历皇帝平常称呼他的时候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先生，那是很恭敬的。因为张居正对万历要求非常严格，可能万历小时候就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而张居正一死，便有人在万历皇帝面前进张居正的谗言。种种因素纠合在一起，导致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下令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也非常悲惨，朝廷只给她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因为抄家的时候先封门，张家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出来就被封在里头，里面长时间没有吃的，后来开了门查抄的时候已饿死妇孺10多口。万历皇帝惩治了张居正，摆脱了他头上的第一把戒尺。
第二把戒尺是太监冯保。冯保在万历初年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和太后、和张居正关系都比较好，所以在约束万历皇帝方面也格外严格。有一次小皇帝被几个太监引导，穿着窄袖的衣服，在宫里头乱跑乱闹，冯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后。太后让万历跪下，训斥他。有时候万历皇帝功课不好，冯保也报告太后，当然小皇帝又少不了吃一些苦头。所以，清算完张居正之后，万历皇帝就着手处置冯保。先将冯保发往南京安置，几天后又抄了冯保的家。这样，掌印太监冯保也失势了，万历摆脱了他头上的第二把戒尺。
第三把戒尺是李太后。李太后在万历小的时候也住在乾清宫，一为照顾他，二为督促他。早上要上朝的时候，天还不怎么亮，李太后就命人把万历小皇帝叫起来，让宫女给他洗脸，把他弄上车辇上朝；万历犯了错误，李太后经常严厉地责罚他。后来，万历渐渐长大，结婚、亲政，李太后就从乾清宫搬到慈庆宫，对他要求也不那么严格，有一些事情就不大管了。这样一来，万历又摆脱了悬在他头上的第三把戒尺。
这样，万历皇帝就不再受这三把戒尺的约束，性格中原来就有的任性、倔强，这个时候就更加发展。
第二，居功骄傲。万历皇帝继位之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连着进行了“三大征”，就是三次大的战争。
一是平哱拜之乱。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万历皇帝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二是援朝抗倭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尽没。朝鲜危急，求明援助，“请援之使，络绎于路”。万历皇帝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撤出朝鲜。
三是平定播州之乱。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去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万历皇帝在12年时间里，取得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域三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史称“三大征”。于是，万历皇帝有点志得意满，后来就逐渐怠于政事。
第三，没有竞争。皇位继承制度，清朝比明朝高明一些。清朝的“三祖三宗”努尔哈赤、皇太极当时是选优的，顺治虽不是选优，摄政王却是选优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在皇子当中选优的。明朝皇位继承是嫡长制。隆庆帝陈皇后无子、多病。万历帝上面的两个哥哥都早死，他同弟弟翊镠是同母，也不存在皇位竞争。所以他登极前没有竞争，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又遇到一个所谓的太平盛世景象，就越发放纵自己；再加上万历帝比较任性，固执倔强，个性乖戾，不听忠谏，一味从心所欲，便渐渐怠于政事。
第四，身体有病。万历皇帝身体不太好，很胖。胖到什么程度？有的书说，他走路时，要太监给他抬着肚子缓缓前行。他给太后请安，史书记载，要“膝行前进”。胖易懒，懒就更易胖，恶性循环，使他更加厌倦政事。但是，反过来说，万历皇帝虽然有病，却也没有病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地步。比如说他的儿子福王，从洛阳派人到北京皇宫要钱、请赏等，早上报来，当晚就批复。这说明万历皇帝怠政的根本原因是他无视江山、社稷、国家、人民。
我上面说了这四个原因，形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万历皇帝怠政。那怠政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三、怠政表现
明朝皇帝不像清朝皇帝那样勤政。除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大多不勤政。有的书说，明英宗每天处理八件事，不及朱元璋的1/50。在明朝16位皇帝中，万历帝可以说是最懒惰的皇帝。
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我给概括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
先说他的“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明史?礼志?郊祀》记载：“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圜丘为南郊的天坛，方泽为北郊的地坛。按照《周礼》的说法，身为帝王，“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就是在冬至要到天坛祭天、在夏至要到地坛祭地。《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帝是“天之子”，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
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太庙里供奉着祖宗牌位。“敬天法祖”是皇帝的基本准则，连老百姓都要祭祖，更何况皇帝呢！万历皇帝懒到不敬天、不祭祖，自然更无视臣民的诉求。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过去我说过，清朝皇帝每天要御门听政，就是每天要主持朝廷会议，以决重大国务问题。而万历皇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如大学士方从哲请求补充阁臣，“章凡数十上，候旨文华门凡六日”。大家知道，紫禁城皇极殿（清改名太和殿）前，左翼（东面）是文华殿，右翼（西面）是武英殿，文华殿前面的门叫文华门，武英殿前面的门叫武英门。大学士方从哲几十件奏章上去之后，在文华门外等着万历皇帝的批示，连着等了六天都没有结果（《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一）。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过去我讲过，清朝的皇帝以康熙为例，上午御门听政，下午经常是接见群臣，小到知县、知州、知府，大到巡抚、总督。万历皇帝是连大臣也不见，更谈不到知县、知府了。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没有见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明史?神宗本纪》）而大学士、首辅叶向高说：“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明史?叶向高传》）可见，万历皇帝并不是谁也不见，对自己的爱子福王可以“一日两见”，对大臣则是不朝不见、不理不睬。
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皇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章至百余上，结果，还是两个字：不报，就是没有回音。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做法令许多大臣寒心，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明史?神宗本纪》）。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明史?赵焕传》）。他们既然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最后只得选择了辞职回家。
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清朝的康熙帝8岁即位，比万历帝即位时还小两岁，但他除坚持经筵外，还坚持日讲。康熙皇帝这个日讲原来是隔一天讲一次，康熙说不行，要每日进讲。起初是冬天和夏天不讲，就是放寒暑假了，他说不行，寒暑天都要讲，有时候一天讲两次。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后；平定三藩之乱后，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前。日讲时康熙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但是，万历帝却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明史?王元翰传》）
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他忙什么呢？概括来说是“六做”：
第一，沉湎酒色。万历帝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上行下效，朝野上下，宴舞酣歌，常常通宵达旦。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
第二，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库。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员，上奏百疏，拒不采纳。
第三，乱封滥赠。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第四，肆意挥霍。《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只有400万两，可见万历皇帝是肆意挥霍。
第五，大兴土木。万历的时候，乾清宫和坤宁宫着火，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就是后来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着火，这就免不了要大兴土木，兴修宫殿。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第六，胡作非为。有的书说他爱“吸大烟”，有的书说他玩“娈（luán）童”。据说当时宫中有“十俊”，就是十个聪明俊秀的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起卧”。
是不是有人提意见啊？有。有的官员上书提意见，万历皇帝回答六个字：杖六十，斥为民。这使我想起《尚书?五子之歌》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万历皇帝不是有一于此，而是有六于此。万历皇帝之所为，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的那样：“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又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不正是万历皇帝的画像吗？因此，大学士、首辅叶向高沉重地说：“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明史?叶向高传》）
万历帝怠政，使朝政出现危机。《明史?神宗本纪》论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么，万历的怠政，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将在下文细说。
第三讲
朝政危机
上文我讲了万历怠政，具体说就是万历皇帝的“六不做”和“六做”，接下来我们看看万历怠政的后果及其深远影响。
一、中枢瘫痪
万历帝怠政造成严重的朝政危机，朝廷中枢濒于瘫痪。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上下解体；二是宦官肆虐；三是党争激烈。
第一，上下解体。明朝中央政府主要由内阁、六部、都察院等机构组成。万历帝长期“三不”——不朝、不见、不批，造成朝廷中枢机构近于瘫痪。最典型的是政府官员的缺得不到补充。举一个例子：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宰辅只剩下首辅叶向高一人，而且他也没法工作，奏章上去就留中不发，许多问题处理不了。这位大学士、首辅索性在家里头称病，三个月闭门不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有吏部赵焕一位尚书，户、礼、工三部各只有一位侍郎。都察院自都御史温纯罢去后，八年没有正官。因为刑部缺少处理刑法的官员，长期不能决案，积压案子数量多、时间长，引起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的不满。于是犯人家属，集体在长安门前哭诉（《明史?方从哲传》）。吏部尚书赵焕多次上疏乞求补充缺少的官员，万历帝都不批示。这工作可怎么做？赵焕就写了个辞呈递上去，准备辞官回家，但还是等不到回音。赵焕“遂叩阙前，出城待命”，遥望等待，仍无结果。赵焕只好于第二年“拜疏自去”，就是上了一道辞官的奏章，离职而去。（《明史?神宗本纪》）。
职能部门严重缺员，已经使政府机构运转不灵，而那些在位的阁臣，由于长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见，也无法开展工作。还是举赵焕为例子。赵焕自动辞职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为吏部无人负责，朝廷还是要他出来任职，这时已经77岁的赵焕只得复出。第二年，就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辽东告警，京师震惊，吏部尚书赵焕“率廷臣诣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抵暮，始遣中官谕之退，而诸军机要务废阁如故。焕等复具疏趣之，且作危语曰：‘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由是嗛（xián）焉。考满当增秩，寝不报。焕寻卒，恤典不及”。就是说，78岁的吏部尚书赵焕，在明军萨尔浒大败之后，带领群臣跪伏在皇宫文华门外，坚请万历帝接见群臣，商讨守卫辽东的策略。他们一直跪到傍晚，得到的却是皇帝身体不适让他们回去的圣旨。赵焕情急之下说道：等到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陛下您还能说因为自己有病而让他们退回去吗！就是在这么危急的关头，万历帝还是不理朝政，而且从此衔恨赵焕。赵焕不久之后去世，朝廷没有给他任何恤典。
一些正直的官员屡次给万历帝上疏谏言，有的写得很激烈。有一个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疏，叫《酒色财气四箴疏》，就是批评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样俱全。万历皇帝很生气，要严厉处置他。多亏一些官员挽救才得幸免。这些官员说，如果您对他加以重刑，外界会误以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还不如显示您的宽大包容，让他离开任所削职为民算了。结果，雒于仁被斥为民。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
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
第二，宦官肆虐。明初朱元璋令镌铁牌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永乐帝在靖难之役时，宦官为他立了大功，此后重用宦官，遂为明朝埋下后来宦官干政的祸根。万历帝长期不理朝政，见不着大臣，上来的奏章又不批，也就听不到大臣的声音，那他的意旨就只能通过太监传达。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一些正直的官员上疏请求严惩不法的宦官，结果大多反招祸尤。我举一个例子。太监陈增为矿税太监，骚扰山东，弄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奏陈增二十大罪，却遭到罚俸的处罚（《明史?宦官二?陈增传》）。
其实，认真说来，历朝历代的情况大同小异。宦官专讨皇帝的喜欢，忠臣则规劝皇帝的过失，所以皇帝大多喜欢宦官的阿谀谄媚，而不喜欢忠臣的耿直良言。只不过万历皇帝厉害罢了。
因为朝中大臣不能跟皇帝直接沟通，官员升迁制度也混乱，朝廷中一些大臣就自立门户。于是，朋党竞起，互相倾轧，势同水火，扰乱是非。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党争日烈。
第三，党争激烈。先是出现东林党：“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明史?宦官二?魏忠贤传》）后来，楚党、浙党（大学士沈一贯始）、齐党等相继而起，后又出现阉党。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朋党已成，各持己见，互相攻击，搅得朝政是非难辨，乌云翻滚。后面将要讲到的辽东大员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任免、升降、荣辱、死生等，都同党争有直接的关联。
《尚书?益稷》曰：“股肱堕哉，万事隳哉！”从朝廷上下解体，宦官肆虐，党争日烈可以看出，万历朝后期，特别是最后20年，可以说是中枢瘫痪，出现严重的朝政危机。不仅如此，万历朝中后期，政府财政状况，也是非常糟糕。
二、财政枯竭
万历腐败怠政，又挥霍无度，造成财政枯竭。具体说来：
第一，军费浩大。三大征：平哱拜之乱，花费银200万两；援朝抗倭，花费银700万两；平定播州之乱，花费银300万两。总数大约有1200万两。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是加重了国库的负担。
第二，宗禄沉重。明朝的宗室，吃国家俸禄。开始时，朱元璋的子孙们还比较少，但经过200多年的繁衍，人越来越多，宗禄就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的情况和局面的严峻：他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dàn），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于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于是林润沉重地警告说：“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ɡòu）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为寒心。”这个事情，发生在万历后期，说明大明帝国已经养不起宗室这些子孙了，这座大厦有倾覆之危，这个王朝有陆沉之忧。
第三，加派赋饷。钱粮不够，就只有加派赋饷。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后来东北的辽事，西北的民变，万历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祸根。
第四，税监横行。当时除户部掌管国库的钱财外，皇帝也有自己的金库，这笔钱叫“内帑”。万历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派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到全国去搜刮。下面举几个例子。
陈奉，御马监太监，到湖北，“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有数千人沿途高喊鼓噪、投掷石块；他的党徒“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激起民众公愤，万余百姓咬牙切齿，包围陈奉衙署，一定要杀死他。陈奉逃入楚王府。民众气愤地将其党徒16人投入江河（《明史?宦官二?陈奉传》）。
马堂，天津税监，纠集地痞无赖抢掠中产之家财物。民众非常气愤，远近罢市，有万余名州民放火烧了他的衙署，打死他的同伙37人（《明史?宦官二?马堂传》）。
杨荣，到云南，“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冤民万人烧了杨荣的房子，并将其杀死投入火中，又杀其同党200余人。万历帝得到奏报，难过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明史?宦官二?杨荣传》）。
高淮，尚膳监太监，也就是御膳房的太监，后来出任辽东的矿税使，横行霸道，对巡抚、总兵任意呵斥，很多人起来要把他撵走，但是不行，因为他后面有皇帝支持。
其实，万历不是不知道矿税之弊，而是明知故为。《明史?沈一贯传》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万历帝忽患病。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万历帝说：我病得很重了，但是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我的孩子就托付给先生您了，请您把太子辅佐为贤君。原来设矿监收矿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大殿还没有完工。现在可以停下来，派出去的太监都召回吧。他说完这番话，沈一贯哭了，太后、太子、诸王都哭。沈一贯赶紧出去拟旨。当天晚上，阁臣、九卿都在朝房值班。第二天，万历皇帝又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太监赶紧找沈一贯，把那个谕旨追回来。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几个大臣都说不行，天子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沈一贯稍一犹豫，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人。宦官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沈一贯一看这阵势，只好交还圣旨。其实太监也不是都赞成皇帝收回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就据理力争，气得万历皇帝拔出刀来要杀了他。但是田义仍旧坚持己见，毫不退缩。这时候太监拿着沈一贯交还的那份上谕回来了。后来田义见到沈一贯就啐他说：“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就是说：您要是再稍稍坚持一下，矿税就撤了，为何这么胆小怕事啊！
三、边务废弛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中央王朝强盛的时候，边防就强固，边境就安宁；相反，凡是中央王朝衰弱的时候，边务就废弛，边境就多事。可以说，边防问题，是中央皇朝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个缩影。万历帝怠政，造成边务逐渐废弛，辽东局势日益严峻。
第一，边疆大吏，备受掣肘。朝廷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影响边疆大员。明朝辽东官将的任免、胜败，都同朝廷的党争密切相关。如熊廷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三次赴辽，很有建树，但因为党争，先被排挤下台，后被掣肘失败，最后落得个“传首九边”的下场（以后要讲到）。
第二，宦官监军，祖制少有。派太监到前线去监军，虽不是明朝首创，但太监监军所造成的危害，却是较前代更甚。这些太监，从小被阉割，生长在宫廷，不了解军事，不懂得兵法，不熟悉民情，更不懂地理，却在前线指挥一切。督师、经略、巡抚、总兵等都要听监军太监的。打了胜仗，功劳都是他们的；吃了败仗，全是经略、巡抚、总兵的责任。明朝后来辽东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太监监军。
第三，欠发军饷，官兵哗变。军饷不按时发，以辽东为例，有一次竟然长达三个月没有发饷，兵士到了没有饭吃的程度。有的士兵把衣裤卖了，换点粮食吃；有的士兵干脆抢老百姓的粮食吃；有的士兵甚至夺马料吃！管火药库的官兵把火药私自卖给努尔哈赤，换点钱买粮食吃。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将领死的死，降的降，缺员严重，“残兵零碎，皆无人统率”。兵士则是身无片甲，手无兵器，装死扮活，不肯出战。招募上来的兵，多数都是无赖之徒，不习弓马，有的早晨从这个军营里报名领了安家月粮，晚上又跑到另一个军营报名去了。朝廷派来的援军，也是滥竽充数的多，战斗力很差。所以，这五六万辽兵，眼看着留下来难免一死，各营逃跑，在在都有，且“望敌而逃，先敌而逃，人人要逃，营营要逃”。不仅逃跑，有的还因为军饷等问题闹事，甚至哗变。
第四，兵器朽坏，滥竽充数。在辽东的行政中心辽阳，有一次检阅3万官兵，有2万人头戴着毡帽，破衣烂衫，没有武器，拿根棍子。明军打萨尔浒之前，官兵在练兵场上训练，拿着槊（ｓｈｕò）稍一抖，槊头就掉了。要杀牛祭纛（就是祭旗），刀是锈的，捅了三刀，才把牛杀死。这个刀怎么打仗啊？
第五，骑兵羸弱，杀马而食。辽东原有战马数万匹，兵败之后，一朝而空。剩下的马瘦弱不堪，不光是政府粮草供应不上的原因，许多骑兵故意给马断绝草料，有的甚至将马杀死，为的就是找借口不上战场。
第六，辽东百姓，人人思逃。明辽东军战败之日，辽、沈百姓放声大哭，人人思逃。逃难的饥民，吃草根树皮度日，草根树皮吃尽，竟然有父子相食者。
而正当万历皇帝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时候，世界上别的国家在做什么？
俄国 沙皇伊凡四世，已经召开了首届俄罗斯全国会议（时年19岁），并开始向西伯利亚扩张。这个时候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域归明朝奴尔干都司管辖，同俄罗斯并不接壤，俄罗斯向西伯利亚东扩，后来才出现康熙皇帝的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英国 向海外扩张——成立东印度公司，建立北美殖民地，国会讨论国家重大问题。
法国 在加拿大建魁北克城，国会讨论社会改革问题等。
再看国内，东北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已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他创立八旗，建立后金，统一女真各部，绥服漠南蒙古，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并发布“七大恨”告天，向大明皇朝挑战！
此时的明朝像大海航行中一艘船体裂缝的巨船，正在歪斜地下沉着！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看到了万历皇帝的朝政危机，他说：“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拾也！”（《明史?叶向高传》）万历朝政危机在当时有一个集中的爆发点，这就是所谓辽事，即辽东的边事、辽东的战事。而与辽东边事、战事密切相关者，有一位辽东总兵李成梁，我们下面就要讲到他。
附录：
《明史?王元翰传》载其上疏，极言时政败坏。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今华宁）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官给事中。为人骨鲠正直，意气凌厉，极言时政弊端，尝以谏诤自任。其疏陈万历弊政八端曰：
辅臣，心膂也。朱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可痛哭者一。
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
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
被废诸臣，久沦山谷。近虽奉诏叙录，未见连茹汇征。苟更阅数年，日渐销铄。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痛哭者四。
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平居冻馁，脱巾可虞；有事怨愤，死绥无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师十余万兵，岁靡饷二百余万，大都市井负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可痛哭者五。
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高阁。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无济，第存此议论耳”。言路惟空存议论，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
榷税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声彻天，降灾召异。方且指殿工以为名，借停止以愚众。是天以回禄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禄剥万民也。众心离叛，而犹不知变，可痛哭者七。
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者。且青宫辍讲，亦已经年，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可痛哭者八。
帝皆不省。
第四讲
成梁守辽
关于李成梁守辽，下面分四个小题目分别介绍，就是北边防务、遏制蒙古、打击海西和局中之局，以利于大家了解和认识李成梁守辽的功绩和不足。
一、北边防务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金陵（今南京）建立明朝。当时，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沿运河北上，攻打元朝的都城大都（今北京）。徐达临行之前，请示朱元璋说，元主如果北逃，是不是要穷追不舍，除恶务尽？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朱元璋做了明确回答。《明太祖实录》记载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就是说，元主北逃，你不要追他，听其自然。所以徐达夺取大都后，对蒙古军队没有穷追务歼，这就使故元蒙古主要的军事力量没有被完全摧毁，“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元主退回漠北地区，自称“大元”，史称北元。北元蒙古不甘心于失败，不时犯扰内地，企望再次入主中原，恢复元朝，从而给后来明朝北部边务带来长期困扰。终明一代，蒙古骚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明朝建立之后，为加强北部防务，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1）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就是都城由原来的金陵（今南京），迁到北平（今北京），由天子亲自守国门。（2）大修长城，构筑防线。（3）设立“九边”，驻军防守，等等。“九边”的这个“边”，不是国界，而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塞外草原文化中间的一条大概的界限，九边的防御和战守，完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战。“九边”就是沿着长城，由东往西，分别设立的九个军事镇守防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固原镇、宁夏镇、甘肃镇。辽东镇的设立是在洪武初年，其辖地，主要是今辽宁地区，不是辽河以东的狭义概念。在辽东，洪武初年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进行军事防御和军事屯田，建立起军事组织系统。辽东都司设都指挥三员：一是都指挥使，管全镇的军务；二是都指挥同知，管军事；三是都指挥佥事，管军屯。都司下设卫：有卫指挥使、卫同知、卫佥事；卫下设所（千户）：正千户，管全所军务。一名副千户，专管军事。另一名副千户，专管屯田；千户所下设有堡（百户）、台（总旗）等。辽东镇是由朝廷派总兵官镇守，派巡抚、太监等在辽东监镇。辽东镇有严密的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从鸭绿江开始，往西大约有
辽东镇的防御体系，以城堡为依托，以军队为防守。
辽东防御城堡，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五级，组成防御体系。
镇城：有两座，一座是辽阳城，为辽东都司城，是副总兵和巡按等的驻地；另一座是广宁城（今辽宁北宁市），为都指挥使分司城，是巡抚及总兵驻地。初期都指挥使司在辽阳，都指挥使司分司在广宁。巡抚和总兵驻广宁，因其更靠近蒙古，军事地位格外重要。后来满洲兴起，隆庆元年（1567年）辽东军政重心移到辽阳。
路城：辽东镇下设东、南、西、北、中五路屯兵城，就是路城。东路辽阳城（兼），南路前屯卫城，西路义州卫城，北路开原卫城，中路广宁城（和镇城合一）。
卫城：各路下分管二十五卫，有些卫单独建立了防御性的卫城，如宁远卫城、铁岭卫城、沈阳中卫城、金州卫城、复州卫城、海州卫城、盖州卫城等9座。后来袁崇焕镇守宁远卫城，这里发生过许多历史故事，以后将要专门讲到。
所城：卫下计有127所，所依托的城为所城，其规模较小。以下要讲到的抚顺，就是个所城。
堡城：也称台堡，有107座。
镇、路、卫、所、堡，众多城池，依托长城，构成一个强固的防御体系。辽东的军队，实行卫所制。设总兵官一员，协守或分守副总兵一员，其下有参将、游击、守备、备御等。卫所的建制，据《明史?兵志》记载，一个卫的驻军大体上5000人上下，一个所的驻军大体上1000人上下，下面还有百户（100人上下），再下面是总旗（50人左右），再下面是小旗（10人）左右。约相当于现在的军、师、团、营、连这么一个体系。后来实际兵员数有变化。这样，辽东镇组成了一道井然有序、层次分明、互相联系、依托长城的强固防线。辽东镇的总兵一任一任很多，跟本书关系密切的一个总兵就是李成梁。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李成梁守辽前后30年，他经营的辽东战守格局，一直影响到明末。
李成梁，生于1526年，死于1618年，享年93岁。他的先祖在朝鲜，明初内附，就到了辽东，后来落籍到铁岭，因军功授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李成梁出身将门，史载他“英毅骁健，有大将才”。但李成梁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富裕，不能袭职，直到40岁还是诸生。后来得到一位巡按御史器重，资助他到北京，才得以袭职。后因军功，升为参将，又升为副将，直至升为总兵官。李成梁升任总兵官之时，恰恰是在张居正当国的时候，大体就是万历元年（1573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这段时间。张居正对内整顿朝政，对外支持戚继光和李成梁。所以李成梁和戚继光都有所作为。直到现在，当年万历皇帝为李成梁敕建的牌坊，还矗立在今辽宁省北宁市。李成梁两任辽东总兵，第一次守辽22年，第二次守辽8年，前后30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遏制蒙古；第二，打击海西。
二、遏制蒙古
在明朝，蒙古主要分为三大部：一，厄鲁特蒙古，在西部，通常称为西蒙；二，喀尔喀蒙古，主要在北部，通常称外蒙；三，漠南蒙古，就是在大漠以南，通常称内蒙。其中重要的部族有鞑靼部、瓦剌部、兀良哈部、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各部分合，相互交错，彼消此长，极为复杂。
正如上文说的那样，此时蒙古的军队还有百万之众。这样一股强大的势力直接威胁着明朝首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己巳之变，史称“土木之变”，蒙古瓦剌军队打到今河北怀来，俘虏明英宗，然后攻打北京；明世宗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蒙古俺答汗的军队又打到北京城下。为此，北京修了外城。2004年重建的永定门城楼，是北京外城南大门的门楼。后面我们要讲到的广渠门、左安门，都是北京外城的城门，是嘉靖年间修的。到万历的父亲隆庆时，俺答汗纳娶他的外孙女即三娘子，他们愿意同明朝和好，互通贸易，所以定了“隆庆和议”。俺答汗死后，三娘子又嫁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死后，再嫁给他的孙子。史书记载，三娘子“历配三王”。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这样，明朝和蒙古俺答部20多年没有战争，相对来说，西北部比较安宁。但是，这时候蒙古的另外一部，土蛮部的势力东移，主要移到辽东地区，这部分蒙古的势力很强大，他们的骑兵数以万计，集合起来以十万计，经常骚扰辽东地区。纷扰情况，非常严重。
蒙古土蛮汗等犯扰辽东：少者一两万骑，多者一二十万众，饮马辽河，屡犯锦州，旁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震惊开原、铁岭、义州、广宁，声势浩大，烟尘蔽天，“杀掠数万，村堡荡然”。所过之处，焚掠几尽。到万历年间，张居正任用李成梁守辽，抵御蒙古犯扰，取得重大成绩。
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就是到张居正死后、袁崇焕出生的那年，李成梁一直在辽东抗击蒙古犯扰势力。此前十余年间，辽东三员大将战死，李成梁镇辽后，重要的战役，可列出五次：
第一次，万历三年(1575年)，土蛮汗率领10万骑，号称20万骑，抢掠锦州、义州一带，李成梁率兵进行抵御，大败蒙古骑兵。朝廷加授成梁太子太保。
第二次，万历六年(1578年)，土蛮等几个部大举犯辽阳、锦州等地。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李成梁率军迎击，斩获1745级，取得大捷。成梁因功受封宁远伯，赐大红蟒袍。
第三次，万历七年(1579年)，土蛮等大举攻锦州、广宁。总兵李成梁先后斩1287级，夺马牛羊驼4261头匹。明廷以辽东大捷，告祭郊庙。
第四次，万历八年(1580年)八月，土蛮等聚4万余骑，“人牵牛二角、羊三头”，攻略辽东。也就是说，每一个骑兵牵牛一头，羊三只，这些牛羊就作行军的食粮，没有吃的就杀羊，再没吃的就杀牛。李成梁提兵出塞，杀到其大营，斩750级。因获大捷，明廷告祭郊庙，敕建“宁远伯李成梁石坊”。
第五次，万历九年(1581年)，土蛮纠合九部，一共有10万联军，大掠辽东，还扬言要攻打北京。消息传到北京，朝野一片惊恐，人们争着从安定门出去逃难，因为拥挤，每天都有被踩死者。通州百姓想夺船从水上逃走的，不少人落水溺死。可见当时京师惊慌到何种地步。
以上史实说明，辽东地区蒙古势力连年攻掠，形势严重。但是，万历初年，张居正为相，“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明军辽东军事防御比较严密，有力地阻击了蒙古贵族势力骚扰；再加上后来土蛮汗去世，另外一个重要的蒙古族首领也死了，蒙古各部矛盾纷争，互相倾轧，逐渐走向衰落。相对来说，这个地区比过去安宁了一些。但是，按下葫芦瓢又起。原来蒙古势力到鸭绿江，控制着女真的势力，蒙古势力衰弱之后，女真的势力又抬头了。李成梁没有料到，他打击蒙古势力的同时，也为女真发展扫清了障碍；而女真势力，将是更强悍的对手。
三、打击海西
明代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四大部分。其中黑龙江女真和东海女真离明朝辽东腹地较远，又居住分散，对辽东构不成威胁。对辽东影响较大的是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和哈达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和哈达。为此，李成梁对叶赫和哈达进行了三次重大的军事打击。
第一次，设“市圈计”。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明辽东巡抚李松、总兵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马市贸易的机会，在开原中固城设“市圈计”，诱其入伏，而袭杀之。事情是这样的：叶赫贝勒要带着他的部众同明朝进行马市贸易，地点在开原。明朝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率领两千骑到了开原，要入市。明朝这边说，不能两千人都入市。清佳努和杨佳努请以300余人随从，获允。清佳努和杨佳努等进入中固城市圈（四周用围墙围着）后，信炮一响，伏兵四起，二贝勒及其300余随从，全被斩杀。李成梁听到信炮声，拥精兵突然进攻女真在“市圈外”的骑兵，共斩首1252级，夺马1073匹。叶赫部族蒙受空前灾难。这是李成梁对海西女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第二次，削弱哈达。哈达部是一个很强的部。哈达的万汗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不和，其中一个叫孟格布禄，他姥姥家在叶赫，就和叶赫联合起来，要统治哈达部。李成梁看到叶赫要和哈达联合起来，那样势力就强大了，于是出重拳打击哈达势力。
万历十五年（1587年），辽东巡抚顾养谦以降丁为向导，引兵出塞，进攻哈达部孟格布禄。此役，共斩杀554级。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字，因为哈达部的人口很少，这554级主要是成年男子。哈达部主要的军事力量被砍掉了，受到重创。
第三次，打击叶赫。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被明军计杀后，清佳努子布寨、杨佳努子纳林布禄，分别袭为叶赫贝勒，元气日渐恢复，军力日益强盛。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李成梁率兵攻打叶赫布寨和纳林布禄，遭到叶赫东城与西城的贝勒和部民坚决抵抗。李成梁下令发炮摧毁他们外城的城墙，放火烧了他们的粮窖。经过这次打击，共“斩首五百五十四颗，得获马、器以七八百计”。叶赫罹受重难，死伤惨重，城中老少，昼夜号泣。
由上可以看出，李成梁守辽期间，一个拳头遏制蒙古，另一个拳头打击海西，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经过以上三次重大军事打击，海西女真遭到重创。
李成梁第一次镇辽22年，大仗打了十次，每一次，当辽东告捷之时，朝廷内上自阁部，下到督抚，升官荫子，增俸受赏，盛宴歌舞，弹冠相庆。《明史?李成梁传》记载：“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第二次，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年已76岁的李成梁，重任辽东总兵。他又守辽8年。李成梁以宽甸六堡孤悬难守为由，建议放弃，把居民全部迁徙到内地。老百姓恋家不肯走，李成梁就派大军驱迫，死者狼藉；还有一部分辽民逃入建州。
李成梁93岁卒。他的弟弟李成材，做过辽东的参将。他的五个儿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都是在辽东或西北战场成长为总兵官，其中李如柏、李如桢后来都做过辽东总兵。另外四个儿子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也都做到参将。《辽左闻见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
这里要说明的是，李成梁和努尔哈赤家族可能有某种特殊的关系。相传努尔哈赤青年时曾到李成梁麾下，后跟随李成梁到京师，因而出现“义犬救主”、“乌鸦护驾”和“大青马”的故事。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娶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女为妾，还生了儿子。所以当时流传“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的民谣。以上传说缺乏史料确证，但是可以肯定李成梁同努尔哈赤家族彼此熟悉和了解。
李成梁遏制蒙古、打击海西，并纵容建州、放弃六堡的结果，却出现了新的历史变局，就是局中之局。
四、局中之局
李成梁镇辽前后长达30年，立有大功，封伯建坊。他的战功、他的过失、他的骄纵以及他同努尔哈赤家族的关系，恰恰为建州女真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而出现一个新的变局，就是局中之局。这既是李成梁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万历帝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李成梁守辽的策略，用一只拳头打蒙古，一只拳头打海西——给满洲的兴起提供了空间。
所以，人们应该用第三只眼睛看历史，就是从对立两面的夹缝中，去观看、去分析已经隐藏并可能出现的问题。满洲努尔哈赤就是从历史的夹缝中走上政治舞台的。
第五讲
满洲崛兴
上文讲到李成梁在辽东战蒙古各部、打击海西女真，多战克捷，立下大功。但从另一面来看，这恰恰为满洲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一、满洲源流
满洲原称女真，满洲这个词出现得很晚，明崇祯十年即天聪九年（1635年）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上述的“诸申”即“女真”，都是jūsen的汉文音译。从此，满洲的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的典册上。
那么“满洲”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满洲”一词是满语“manju”的音译，它在满语中的含义学者们有几种说法：（1）人名（满洲历史上的英雄满住）；（2）地名（曼遮）；（3）部名（满洲部）；（4）佛名（曼殊师利）等。因为当时皇太极对“满洲”的含义没有做出解释（也可能当时人人都知道，无需解释），因而成了一个清史之谜、满学之谜，至今学界没有达成共识。
至于“满族”，清朝的时候还没有这一称谓，通常称“旗人”、“在旗”、“满洲”等，不在旗就是“民”，所谓“只分旗民，不分满汉”。到民国初年，八旗制度废除，对这些人怎样称呼？当时报刊上，称呼很杂，如：旗人、旗民、满旗、满人、在旗等等，后来逐渐统称“满族”。满族就是“满洲族”的简称。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满族人看到好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而满族没有，就把满洲的命名日，也就是阴历的
说到满洲的源流，有一个神话。《满洲实录》记载：
初天降三仙女，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在长白山布勒瑚里湖沐浴。她们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枚朱果，落在佛库伦的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姓爱新觉罗，名布库哩雍顺。
爱新觉罗?布库哩雍顺就是满洲的始祖。汉族也有殷始祖契（Xiè）母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神话：“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当然，这些都是神话，其真实性我们不必深究，但从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满族和汉族一样，都经过了一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期。
真正有文献依据的满洲的前身是女真。女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曾经建立了政权，最早约是唐代的渤海国大氐，最强大的就是金，与南宋对峙，占据半壁山河。金朝的中都就建在今北京。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元太祖成吉思汗率蒙古骑兵攻占金中都，后纵火焚烧宫殿：“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金之后，就是元朝。元亡明兴，女真族就成了明朝的臣民（一部分则到了朝鲜）。
女真在明代分为四大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黑龙江女真和东海女真离明朝辽东腹地较远，又居住分散。对辽东影响较大的是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
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和哈达部。在《成梁守辽》一节，我讲过，海西女真遭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致命打击，而建州女真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壮大。
建州女真明初主要生活在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处地域。永乐二年（1404年），明朝设立建州卫，封女真胡里改（火儿阿）城万户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这是建州女真名称的由来。永乐十年（1412年），建州的另一个首领猛哥帖木儿因跟随成祖朱棣攻打蒙古有功，获封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卫一分为二。后来，猛哥帖木儿在动乱当中被杀，他的儿子董山被俘虏。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报告朝廷说建州左卫的印丢了，明朝皇帝就命人新刻了一个印，让他执掌。不久董山被赎出，说原来那个印又找到了。围绕新旧两印，叔侄纷争不休，官司一直打到了明英宗那儿。皇帝决定把建州左卫再一分为二，增设建州右卫，叔侄俩各掌一卫。于是，原来的建州卫就变成三个卫了，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史称“建州三卫”。
建州三卫经过艰难曲折，多次迁移，先到了今辽宁怀仁浑江，就是五女山那个地方，又辗转迁徙到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苏子河（苏克苏浒河）畔，就是赫图阿拉这个地方。
以上就是满洲在明代的大概的源流。
赫图阿拉北临苏子河，四周环山，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宜于农耕、牧猎、采集、捕鱼。赫图阿拉地近辽阳、抚顺，又为群山阻隔。这里东隔鸭绿江、图们江通朝鲜，西接辽河平原，受东西两面农耕文化影响，农业发展较快。又与蒙古、朝鲜、明朝贸易，购进铁器、耕牛、布帛、器皿，卖出人参、马匹、皮张、蘑菇、木耳，互通有无，扬长补短。赫图阿拉成为满洲、建州的发祥基地。
建州三卫相邻而居，部族兴盛，势力渐大，逐渐形成为两大部——建州部和长白山部。建州部又分为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和哲陈部；长白山部则分为讷殷部、朱舍里部和鸭绿江部。
当时女真各部的形势，如《满洲实录》所载：“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万历初年，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利用蒙古与女真、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以及建州女真内部的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分化瓦解，拉此打彼，利诱威胁，以实现明廷对辽东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统治。但李成梁没有想到，他在分化打击女真势力的同时，却播下复仇的星火，这点星火，后来逐渐成为燎原之势。
二、燎原星火
满洲兴起，以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作为起点。努尔哈赤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生于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的赫图阿拉。他的外祖父王杲(ɡǎo)为建州右卫指挥使，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先后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他10岁丧母，在兄弟五人中居长，传说曾到古勒寨外祖父王杲家居住。继母对努尔哈赤很不好，他19岁上就分家另过，经常自己到山林里，挖人参、采蘑菇、拾松子、摘木耳，运到抚顺马市（集市）贸易，换回一些生产和生活用品。努尔哈赤饱经磨练，体格健壮，精于骑射，广交朋友，聪睿能干。这些都是他成就一番事业的基础，但是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好的机遇。努尔哈赤的机遇就是建州女真此时发生了几件大事。这要从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说起。
当时在建州女真诸部中，以王杲势力最强，史称他“生而黠慧，通番、汉语言文字，尤精日者术”。他勇敢多谋，武艺超群，兼通女真语和汉语，成为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明万历二年(1574年)，王杲以明廷断绝贡市、部众坐困为借口，大举犯扰辽阳、沈阳。明李成梁督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今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寨在山上，形势阻险，城高坚固，易守难攻。李成梁率领号称6万车骑，携带炮石、火器，分路围攻王杲寨。明军先挥斧砍断数重城栅，又用火器进攻。王杲督领守寨军兵，施放矢石，奋力据守。明军纵火，寨内房屋、粮秣焚毁，烟火蔽天，守军大溃。李成梁令明军纵击，“毁其巢穴，斩首一千余级”。王杲势穷，突围遁走。明军车骑官兵，杀掠人畜殆尽。翌年，王杲再出兵犯边，为明军所败。王杲只得骑马逃跑，起初穿一件红色的衣服，目标很大，追兵认定衣服尾随不舍。王杲赶紧与别人换了衣服，结果那个人作了明军的俘虏，他自己则得以逃遁。
王杲兵败无依，投奔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王台一向忠于明朝，缚王杲，献朝廷。明万历三年（1575年）八月，万历帝御午门城楼，受辽东守臣献俘，命将王杲“磔尸剖腹”。这就是史籍记载的建州女真首领王杲被“槛（jiàn）车致阙下，磔于市”。这时，努尔哈赤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王杲死后，其子阿台也就是努尔哈赤的舅舅和姑父，王杲死后，其子阿台在危难中逃脱而去。后阿台回到古勒寨，成为寨主。阿台与努尔哈赤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既是努尔哈赤的舅父，又是其堂姐夫——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而阿台之妻又是努尔哈赤祖父的孙女。在危难中逃脱而去，后回到古勒寨。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李成梁以“阿台未擒，终为祸本”，督兵从抚顺出塞百里，攻打古勒寨。寨势陡峻，三面壁立。李成梁麾军火攻两昼夜，未能攻克。时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为讨好李成梁，引导明军到古勒寨，攻打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见古勒寨被围日久，想救出孙女，又想劝说阿台归降，就同儿子塔克世到了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都被围在古勒寨内。
尼堪外兰到古勒寨下，高声喊话骗道：“天朝大兵既来，岂有释汝班师之理！汝等不如杀阿台归顺。太师有令，若能杀阿台者，即令为此城之主！”太师就是明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阿台部下有人信以为真，就杀死阿台，打开寨门，投降明军。李成梁在古勒寨降顺后，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古勒寨内，男女老幼，均遭屠戮，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在其中！此役，明军共斩杀2222级，使得尸横屯巷，血流成河。明以此功，告捷郊庙。
在短短八年间，明军先后杀死女真建州部的重要人物王杲、阿台、觉昌安、塔克世，而这四个人都和努尔哈赤有亲缘关系：王杲是他的外祖父，阿台是他的舅舅和堂姐夫，觉昌安是他的祖父，塔克世是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惊闻父、祖蒙难的噩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前往诘问明朝边吏道：“我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为辞？”明朝遣使谢过称：“非有意也，误耳！”明朝归还努尔哈赤祖、父遗体，并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从此，努尔哈赤与大明皇朝，积下不可化解之怨，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大明皇朝万历帝、辽东总兵李成梁，破一座边塞小城，杀若干女真草民，易如翻掌，如耍儿戏。但是，人心不可欺，民志不可辱。怨，可散不可聚；仇，可解不可结。女真与明朝，边民与明军，其怨其仇，其愤其恨，集中表现在其未来的首领努尔哈赤身上。努尔哈赤椎牛祭天，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复仇。这一年他25岁。
一座高楼大厦被大火焚毁，往往是从一点火星引发的；一个庞大王朝被民众推翻，往往是从一件小事引起的。星火燎原，蚁穴溃堤，古今中西，概莫能外。这点火星，在萌发时，细如秋毫，对立的双方，都没注意到。然而，它燃烧成为熊熊烈火，能将大厦吞噬。明亡清兴历史上的这一点火星，就发生在明朝辽东建州女真一个普通的屯寨——古勒寨。努尔哈赤成为女真焚毁明朝大厦的点火者，成为埋葬大明皇朝的掘墓人。
三、统一女真
努尔哈赤起兵后，首先开始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
首先，整合建州女真。上文讲过，建州女真分本部和长白山部两大部，其下比较重要的共有八个部。努尔哈赤想把这八个部统一起来，困难很多，难度很大。一是很多人不服，二是部属宗族惧祸，生怕引来明军报复而遭灭顶之灾。有几次，努尔哈赤的族人甚至要杀他以除祸患。努尔哈赤偏不信邪，对认定的事坚持不懈。第一战，努尔哈赤联合自己所属的苏克苏浒河部的四位寨主，共同攻打里通明朝的本部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兵败，投奔明军寻求庇护。努尔哈赤派人到明军那里要求交出尼堪外兰。明军看此时的尼堪外兰已无利用价值，就把他交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首战告捷，自此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在十年之间，实现了建州女真的统一。
努尔哈赤崛起之后，引发女真各部关系新的变动。海西女真各部首领对建州的兴起，既不服，又恐惧。乌拉贝勒很轻视努尔哈赤，称他是“无名常胡”。叶赫贝勒派使臣到建州说：“要将额尔敏或扎库木一地给我！”努尔哈赤说：“土地并非牛马，怎么可以割裂分给？”使臣又说：“倘两国兴兵，我能入尔境，尔安能蹈我地耶！”努尔哈赤举刀断案道：“尔叶赫诸舅，何尝亲临阵前，马首相交，破胄裂甲，经一大战耶！”
谈判不成，便用刀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以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为首，纠集哈达、乌拉、辉发三部，长白山朱舍里、讷殷二部，蒙古科尔沁部，以及锡伯、卦尔察部，共有九部，结成联盟，合兵3万，分作三路，向建州军政中心佛阿拉，摇山震岳而来。入夜，九部联军到浑河北岸，生火煮饭，火密如星。《清太祖实录》先后三次记载建州军“闻之色变”。其时态势，极为严重。
努尔哈赤根据地形险隘，进行了军事部署：在敌兵来路上，道旁埋伏精兵；在高崖峻岭上，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路上，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就绪后，努尔哈赤就寝酣睡。其妻富察氏把他推醒，问道：“尔方寸乱耶，惧耶？九国兵来攻，岂酣寝时耶？”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兵压境，这哪里是睡觉的时候！努尔哈赤答道：“人有所惧，虽寝，不成寐；我果惧，安能酣寝？前闻叶赫兵三路来侵，因无期，时以为念。既至，吾心安矣！”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事；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努尔哈赤说完之后，安寝如故。不难看出，沉着是努尔哈赤身临险境的一种宝贵的品格。
第二天拂晓，用完早饭，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堂子，发布檄文，鼓舞士气。他说道：“尔众无忧！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指出，敌兵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打伤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随后，统率兵马，出征杀敌，上了古勒山。努尔哈赤派巴图鲁额亦都率精骑百人，径直冲向九部联军营阵。叶赫贝勒布寨和纳林布禄求胜心切，见建州兵来，转向额亦都。额亦都佯败，且战且退。布寨被额亦都挑战激怒，策马挥刀，直前冲入。布寨驱骑过猛，战马触木墩绊倒。建州兵士武谈迅猛扑去，骑在布寨身上，将他杀死。纳林布禄贝勒见其兄被杀，惊呼一声，昏倒在地。叶赫官兵惊慌失措，恸哭失声。联军无首，顿时慌乱。叶赫军急忙救起贝勒纳林布禄，拨转马头，夺路而逃。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陷，弃鞍，赤身体，无片衣，骑骣马”，仅以身免，狼狈逃脱。努尔哈赤命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邀杀败兵。骑涛呼啸，矢石如雨，杀得人仰马翻，整个山谷殷红。建州擒获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遂解其缚，赐猞猁孙裘，豢养之。
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中记载：“北关(叶赫)请卜寨(布寨)尸，奴儿哈赤剖其半归之。北关、建州遂为不解之仇。”也就是说，努尔哈赤将布寨的尸体一分为二，将其一半归还叶赫。自此，建州同叶赫两部之仇，不共戴天。
古勒山之役的战果是，建州军斩杀叶赫贝勒布寨及其以下4000人，俘虏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缴获战马3000匹、铠甲1000副。
努尔哈赤古勒山之战的兵略是：第一，占据险要，利用地势。第二，诱敌入伏，聚而歼之。第三，先打蛇头，伤其头目。在古勒山之战中，最精彩、最要害之笔，就是“先擒王”、“打蛇头”。九部联军，群龙无首，全线崩溃，败局已定。第四，集中兵力，并力攻战。“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就是建州军队人数虽少，却指挥高度集中统一。总之，借地以困之，设计以诱之，斩首以夺之，并力以击之——这就是在古勒山之战中，建州军队对付九部联军的军事策略。
著名的古勒山之战，是明代女真各部统一战争史上的转折点。它打破了女真九部军事联盟，改变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力量对比，表明女真力量核心由海西而转为建州。努尔哈赤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
努尔哈赤兴起，遇到了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李成梁打击蒙古，蒙古逐渐走向衰落；第二，李成梁打击海西，削弱海西女真势力；第三，李成梁打击建州王杲、阿台，使建州群龙无首；第四，明朝辽东主力到朝鲜，进行抗倭援朝战争，辽东出现“军事真空地带”，明军对辽东女真势力控制弱化——这一切，在时间上是20年，在空间上是辽东地区，都给努尔哈赤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以后，对海西女真扈伦哈达、叶赫、乌拉、辉发四部，展开攻势，软硬兼施，远交近攻，先弱后强，征抚并用，逐个吞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攻灭哈达；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灭亡辉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并取乌拉；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吞并叶赫。努尔哈赤先后用时36年，统一女真各部，实现了自元末200多年以来女真空前大一统的局面。
努尔哈赤汲取他以前女真首领失败的教训：哈达部王台、建州部尼堪外兰，对明朝“只称臣，不称雄”，结果没有做成大事；建州部王杲、王兀堂，“不称臣，只称雄”，结果“磔尸剖腹”、身败名裂，也没有做成大事。努尔哈赤则对明朝采取两面政策——先是，只称臣，不称雄；继而，明称臣，暗称雄；进而，边称臣，边称雄；最后，不称臣，只称雄。他统一女真、创制满文、创建八旗、创立后金、黄衣称朕、羽毛丰满后，公然犯顺，向明挑战，攻打明朝边城——抚顺、清河，与明朝争局辽东。由此引发了“辽事”。
接下来就要讲明清的辽东争局。
第六讲
辽事初起
所谓辽事，就是辽东战事。那辽东战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起点是明朝失陷抚顺和清河。
上文说过，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对明朝采取了两面政策，以避免过早暴露自己，而被明军灭掉。他羽毛丰满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发布“七大恨”告天，公然向明挑战，攻打明朝边城——抚顺、清河，由此引发了“辽事”。
一、“七大恨”告天
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攻明，中间整整36年，在这36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做了很多的事情，特别重要的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创制满文。满洲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金朝的女真文到明朝中期已经逐渐失传。公文用蒙古文，或者用汉文。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有6个元音字母，22个辅音字母，10个特定字母。满语文成为清朝官方语言和文字。其时，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的诸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清定鼎北京后，满文与汉文共同为官方文字。满文通行后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会士通过满文将“四书”等儒家经典翻译到西方。所以，满文创制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上、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存满文图书1000余种，满文档案200余万件，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财富。
第二件，创立八旗。满洲地域广大，人口增多，怎么把大家组织起来？军队也越来越多，怎么统制起来？这是努尔哈赤必须要考虑的。中原汉族地区有省、府、州、县，底下一直到乡村，村还有保甲制度，那么满洲社会怎样成为组织严密的整体？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狩猎组织形式——牛录，创建八旗制度。每旗分为三级组织，即牛录、甲喇、固山。按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后称佐领；5个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称参领；5个甲喇为一固山（就是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四旗，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标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增加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这样，共有8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尔后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统称为八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统领的八旗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第三件，创建基地。要成大事，必立根本；要立根本，必建基地。李自成没有建立基地，被称为“流寇”。努尔哈赤在北方统一海西，在东方结好朝鲜，在西方对漠南蒙古采取联姻、赏赐、会盟、尊重喇嘛教等政策，在南方对明朝采取两面政策，势力日渐强大，羽毛逐渐丰满。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金政权，又称后金，年号天命。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满洲实录》记载：“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努尔哈赤创建、巩固并发展了基地。
努尔哈赤能够完成这文化、军事、政治三件大事，表明：满洲经过36年的积累，已经具有与明朝抗衡的实力，下一步就要走出呼兰哈达（烟筒山），进入辽河平原，与明朝争夺辽东。
明朝是什么情况呢？万历帝怠政已20余年，出现中枢瘫痪、财政枯竭、边备废弛的末世局面。
恰巧此时后金地区遭遇凶年，饿殍塞路，老弱填壑。翻开中国皇朝社会史册，在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往往在大灾之年爆发，因为灾荒使本来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边疆地区，民族抢掠也往往在大灾之年发生，因为灾荒使本来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尔哈赤正是选择这个既不利而又有利的时机，把女真人的困惑、不满、艰难、怨恨引向明朝，并借着对明朝战争胜利和掠夺汉人财粮，振奋女真部民精神，缓解后金社会危机，这就是努尔哈赤的重大战略决策。
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年)正月，天命汗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
发布“七大恨”誓师，公开向明朝宣战。从此，后金战略攻击的重点，由统一女真转向进攻明朝。“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先向明朝遏制后金的两只犄角——抚顺与清河，举刀砍去。
二、初陷抚顺
当时明朝的沈阳在辽河平原，建州是山地，辽河平原和建州山地中间的结合部就是抚顺。抚顺濒临辽河支流浑河，西距沈阳百里，东距赫图阿拉200里，西北邻开原，西南接辽阳，既是明朝控制建州女真的前哨，又是建州女真出入辽东的门户。所以，努尔哈赤要进兵辽河流域，首先必须攻下抚顺。
抚顺城，为隶属于沈阳中卫的千户所城。前面我讲到，明朝的五级防御体系由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构成，沈阳中卫是个卫城，抚顺是它下面的千户所的所城。抚顺城建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成化四年(1468年)重修，周围三里，池深一丈、阔二丈，东、南、北三门。城的外围，修筑四堡：会安堡（今抚顺会元乡）、东州堡（今抚顺东洲区大东洲村）、马根单堡（今抚顺救兵乡马郡村）、散羊峪堡（今抚顺救兵乡山龙峪村），沿边建烽火台21处，构成辽东都司东端的前沿军事城堡。抚顺的地理特点，明人章潢在《图书编》中说：“通百夷贡市，内外皆山，多伏莽，我难于斥候。”就是说，抚顺地形复杂，明朝方面很难侦察警戒。
努尔哈赤年轻时，经常到抚顺马市贸易，所以，他对抚顺的山川、道路、险隘、城堡与明军的军力、器械、士气、民情了如指掌。他手下的骑兵善于野战争锋，这次攻打抚顺城，要采取何种战术？《明季北略》记载：在努尔哈赤60岁生日那天，八子皇太极建议说：
抚顺是我出入处，必先取之。今
就是说后金军打抚顺，主要不是力攻，而是智取。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建议，对抚顺以智取为主，以力攻为辅，内诱外攻，里应外合。
十五日寅时（3～5时），假冒商人的后金先遣队果然来到抚顺叩市，将抚顺商民诱出城外贸易；部分军队乔装后则由叛明投金的佟养性引导入城；后面接踵而来的右翼四旗军主力，架设云梯，乘机攻城，里应外合，突入城内。明抚顺守将李永芳骑马出城，剃发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努尔哈赤将降民千户，迁到赫图阿拉，按照明制，加以编制，授李永芳为副将，仍旧统辖其众，并以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李永芳，称其为抚西额驸。
明辽东巡抚李维翰得到抚顺失陷的败报，急檄总兵官张承胤。张承胤领兵万余人，尾追后金军队。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统军三面环攻明军，并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山峦密林的有利地形，奋勇作战，猛攻明军。明军大溃，张承胤战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张承胤是明朝同后金作战第一个战死的总兵官。
抚顺之役，历时一周，八旗军不仅夺占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毁抚顺城；而且骑兵横排百里，像梳子一样掠夺所过的堡、台、庄、屯等500余处，掳获人畜30余万，编为千户。又因击败总兵张承胤的追击军队万人，获马9000匹、甲7000副；并获取大批粮食、金银、布帛、器物，从而缓解了因灾荒缺粮而加剧的后金社会矛盾。
抚顺城陷，京师震动。刑科给事中姚若水奏请“罢内市，慎启闭，清占役，禁穿朝”，并给太监发腰牌，出入查验，以防努尔哈赤的奸细混入京城大内。
后金相反，首战告捷。进攻抚顺是努尔哈赤起兵36年来，第一次同明军正面交锋，师出顺利，初战获胜。他袭破抚顺，碰了一下天朝这个庞然大物，竟然俘获人畜30万，这是建州兴兵以来、也是明代女真200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掳掠。这刺激了天命汗努尔哈赤更大的贪欲——继续兴兵，进攻清河。
三、再陷清河
明军失陷抚顺后，山海告警，朝廷大震。明廷命辽东巡抚李维翰由广宁移驻辽阳，以强化辽东的御守。不久后调李回原籍，等候查处，后将其革职为民。又起用杨镐为辽东经略兼任巡抚，派陈王庭巡按辽东兼监军事，重新谋画辽事战守。
抚顺是赫图阿拉通向沈阳的必经之路，清河则是赫图阿拉通向辽阳的必经之路。清河城（今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清河城），东北距赫图阿拉160里，西南距辽阳百里。明成化年间修建，城周4里，四面环山，位置冲要，势极险隘，号称“天险”。《三朝辽事实录》论述清河地理与形胜说：“高山四拥，北控宽奠，南枕辽阳，左近沈阳，右近叆阳，皆相去百里。”努尔哈赤要进兵辽河流域，打下了抚顺后，还必须攻下清河。
抚顺之役后，同年
二十一日，后金军队破鸦鹘关。鸦鹘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苇子峪镇三道关村地方），是明朝防御建州女真西进的重要关隘，也是明军扼守清河的咽喉。鸦鹘关包括三道关——头道关、二道关、三道关，每关相距大约一里，依险而建，扼守冲要。三座雄关，依次递进，互相依托，彼此呼应。后金军出征后，先进攻鸦鹘关。明守军不敌，鸦鹘关为后金军占领。天命汗努尔哈赤攻破鸦鹘关后，直奔清河城。
二十二日，后金大军围清河城。守城副将邹储贤等率兵一万，婴城固守。守城明军，千名炮手，从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遮厚板、粗木，冒炮火，顶矢石，从城墙下，奋勇挖墙。城东北角，被挖开大洞。后金军涌入，城陷。邹储贤被甲登城，率亲丁，守城南。李永芳从城外招降，邹储贤答道：“你既投彼，则无朋友之义，可速去，不然，且放箭!”李永芳无功而还，邹储贤力战而死，兵民万人，全部陷没。明失清河，全辽震动。
后金夺取清河，既以力攻，又用智取。史载努尔哈赤破清河，先令“驱貂、参车数十乘入城，貂、参穷而军容见。因入据城门，延入诸骑。故清河之破，视抚顺尤速”。也就是先派人化装入城，里应外合，一举破城。
戚继光《登坛口授》云：“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血报朝廷，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在清河之役中，努尔哈赤打的是算定战、舍命战、明白战；明朝方面却先是失算、继是糊涂、终以舍命而失陷清河。
辽东经略杨镐闻清河已失，单骑急赴河东，斩千总陈大道以塞其责。明朝的各路援军，或遭到拦截，或畏缩观望，或中途而回，或止兵不进，坐看清河失陷。
抚顺、清河之战，意义重大。
第一，后金登上明清争局的历史舞台。乾隆帝东巡，途经抚顺城，吟诗曰：“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此诗寓意，十分深邃。明朝设置抚顺所城，意在抚顺建州女真。明清历史乾坤，由此开始倒转。所谓辽事问题，实际上是从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开始的。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以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第二，里应外合成为后金的基本兵略。后金军作战长处在于：运用骑兵，野战争锋；明辽军作战长处在于：凭借坚城，运用火器。努尔哈赤在军事上，如何扬长避短？他的主要策略就是：诱敌出城，野战争锋，里应外合，夺取坚城。后金连陷抚顺、清河使努尔哈赤的兵略得到验证，后来屡试屡胜；明军却不吸取教训，依旧抱着原来的战法不放，因而屡战屡败。直到袁崇焕才认识到这一点，改变战略，从而取胜。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对后来袁崇焕的战略就不能理解。不了解努尔哈赤如何攻占抚顺和清河，对后来袁崇焕保卫宁远之艰难就不能理解。
第三，八旗官兵获得空前巨大的财富。抚顺、清河之役不仅使后金在政治军事与政治影响上，而且在军事训练与指挥艺术上有极大的提升；同时在军械装备与物质资源上有很大的补充。后金八旗官兵仅在抚顺就获得人口、牲畜30余万。克清河后，《满洲实录》记载：“将周围之粮运尽，方班师。”这是满洲兴起以来掳掠辽东数量最多的一次。这样，既缓和了后金因灾荒发生的社会危机，又增大了后金官兵的贪欲，也使努尔哈赤增强了信心：明朝这个庞然大物不仅可以碰，而且可以取胜。
努尔哈赤破抚顺、拔清河后，胆愈壮、气愈粗，将300屯民斩于抚顺关，留一名被掳汉人割去双耳，令其鲜血淋漓地送信与明。这封信措词强硬：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大战一触即发。
附录：“七大恨”文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第七讲
四路丧师
明朝失陷抚顺、清河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决心认真对待努尔哈赤的挑战，集中兵力，发动军事围剿，犁庭扫穴，打击后金，这就引发萨尔浒大战，导致了明军四路丧师。
一、战前准备
明朝在战前做了一系列部署。
第一，遣将调兵。先说遣将：起用原辽东巡抚杨镐为辽东经略，赐尚方剑，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任命御史陈王庭巡按辽东兼监军事；起用旧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谕令旧将杜松、刘綎等“星驰出关，以备调遣”；在广宁新设辽东饷司，管理东征粮饷，增加海道，运输粮料。再说调兵：明朝辽东全镇原有兵6万，除去城堡驿站布防的兵，能作战的只有2万有余。于是从关内、关外多方募集兵员。再于旅顺等地派驻舟师，与镇江（今辽宁丹东）、宽甸兵会合。并征集福建、江西、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官兵星驰援辽。并咨文朝鲜，合力征讨。此役，共调遣一帅、七总兵，12万大军，并有朝鲜、叶赫的军队。这是明朝当时所能调集到的最大限度的军事力量。
第二，筹措粮饷。兵部尚书薛三才请饷奏疏说：户部应发额饷自去年秋天到本年夏天，计50余万，就算不能全部发下来，至少应该先给一半，以解燃眉之急。只是国库没有那么多银子，而万历帝又不肯动用内帑，只好从户部尚书李汝华奏，加派辽饷：除贵州外，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每亩增加三厘五毫，计增200万两；明年再加三厘五毫，后年复加二厘，前后共九厘，增赋520万两。这加剧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矛盾，后来发生的民变，与此有很大关系。
第三，重金悬赏。明廷想利用叶赫与建州的矛盾，出重金悬赏瓦解其内部。悬赏：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擒斩其八大贝勒者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像李永芳、佟养性那样的降将，若能俘献努尔哈赤，可以免死。还特别提出：如果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能擒斩努尔哈赤，将给与建州敕书并封龙虎将军。龙虎将军是明朝对女真首领的最高封爵，为散阶正二品。这是想利用叶赫与建州的宿怨，从堡垒内部瓦解后金。
第四，制定兵略。以杨镐为统帅，设计征剿方略，决定：“兵分四路，分进合击”，集中兵力，主客配合，直捣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二、四路大战
明朝经过十个月的准备，于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
经略杨镐为诸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四位总兵分别率领四路大军共12万人，号称47万，定于
出兵前，经略杨镐等在辽阳演武场会师，为严肃军纪，取尚方剑，将抚顺临阵逃将白云龙当场枭首示众。但在祃（mà）祭时，大将屠牛刀不锋利，“三割而始断”，三次才把牛杀死；刘招孙在教场上驰马试槊，木柄蠹朽，槊头堕地。足见明军器械之粗窳（yǔ）、营伍之狼狈。而且，杨镐遣后金逃卒赍书给努尔哈赤，号称大兵47万，并以发兵日期相告。明军尚未出动，其部署和师期，就已被后金掌握。
努尔哈赤八旗兵力约6万人，加上筑城夫役总数近8万人。面对强敌，有四种作战方针选择：第一，坚壁清野，隐藏主力；第二，负隅顽抗，死拼死守；第三，分路抵御，各自为战；第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选择了第四种作战方针（一说采纳李永芳的建议），命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明军。
明朝的四路大军，西路也叫抚顺路，从沈阳出抚顺进攻赫图阿拉；北路即开原路，从开原往南进攻赫图阿拉；东路，由宽甸往西进攻赫图阿拉；南路，由清河往北进攻赫图阿拉。四路明军，分别介绍如下：
西路 即抚顺路，为明四路大军的精锐主力，以山海总兵官杜松为主将，还有总兵王宣和赵梦麟，统率官兵2万（一说6万）余人，由沈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杜松是一员勇猛虎将，身上的创疤像是出的疹子，使人见之挥涕。《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松，榆林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杜松的弱点是“尚气不能容物”，就是气量有些狭小，曾因小事生气，剃发为僧，后又还俗。官为总兵，镇守辽东。曾因吃了败仗，几次要自杀，还焚毁了所有甲胄器仗，被勒令还乡。此次被起用，他随身带着刑具枷锁，说：“吾必生致之，勿令诸将分功也。”也就是说，杜松这次一心想抢头功，一定要生擒努尔哈赤。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杜松统率的西路军，二十九日乘夜列炬，出抚顺关，迅速前进，急贪首功。
杜松军星夜燃火炬，一天之内急行军百余里，直抵浑河岸。诸将请求宿营稍作休整，杜松则执意渡河。总兵赵梦麟谏之，不听；车营将官恳求，竟遭怒斥。杜松酒意正浓，敞胸露怀，挥舞大刀，裸骑径渡。众将请他披甲，杜松笑道：“入阵披坚，非丈夫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他说，披着铠甲入阵杀敌，那不是男子汉。我从参军到现在，都不知道铠甲有多重！遂乘兴麾兵，横渡浑河。没料到，努尔哈赤早已派人在浑河上游筑坝蓄水，看到杜松军渡河，扒开大坝，河水陡涨，兵士们被淹死多人。其所部参将龚念遂的辎重营渡河困难，留在大军后面。
杜松所在的吉林崖大营，得到萨尔浒的败报之后，军心动摇。这时，后金军攻打萨尔浒的六旗兵，同部署在吉林崖的两旗兵，汇聚一起，八旗合力，攻打杜松军。杜松亲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欲图聚占山头，以高临下，不意树林复起伏兵，对垒鏖战，天时昏暮，彼此混杀”。八旗劲旅在河畔与莽林，山麓与谷地，以数倍于杜松的兵力，将明军团团围住。明军点燃火炬，从明击暗，铳炮打入丛林，野草瑟缩，万木染红。八旗军从暗击明，箭矢如雨。杜松虽左右冲杀，但矢尽力竭，落马而死。总兵王宣、赵梦麟也战死。明西路大军全军覆没，横尸山野，血流成渠！
北路 即开原路，以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2万余人、叶赫兵2000余人，由靖安堡出，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初二日，努尔哈赤尽管有三倍于马林军的兵力，还是集中兵力，先砍龚念遂营。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一千精骑，朝着龚念遂营薄弱的一隅猛冲，突破一个缺口。随后八旗兵像洪水似的涌入，参将龚念遂战死，全营败没。日午，努尔哈赤跃马急驰尚间崖。
尚间崖的马林营防守严整。努尔哈赤命“先据山巅，向下冲击”。三大贝勒各率兵急进，冲向马林营。营中明军发鸟枪、放巨炮，但“火未及用，刃已加颈”。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利刃飞舞。正在酣战之际，马林一看形势不妙，带着几个随从骑马先跑了。军无主帅，群龙无首，四面溃散，全营皆没。马林的两个儿子——马燃、马熠，也战死于尚间崖。《明史?马林传》记载：“死者弥山谷，血流尚间崖下，水为之赤。”马林的父亲马芳为名将，马林沾父亲的光，升到总兵，他“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是个文士的料，不是位统兵的将。马林“未经强敌，无大将才”，而当局“以虚名用之”，故败。
努尔哈赤攻下尚间崖马林营，又马不停蹄地驰往潘宗颜营，一举攻破。至此，明北路马林军，除主将马林仅以数骑逃回开原外，也全军覆没。
东路 即宽甸路，以总兵刘綎为主将，会同朝鲜国都元帅姜弘立统率13000人，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刘綎，是明军中与杜松齐名的勇将，身经数百战，名闻海内。他善用大刀，“所用镔（bīn）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又善弓马，曾“命取板扉，以墨笔错落乱点，袖箭掷之，皆中墨处。又出战马数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喷鸣跳跃，作临阵势，见者称叹”。他又嗜酒，每临阵都要饮酒斗余，激奋斗志。他率领一支器械简陋、又无大炮的混杂队伍，同朝鲜军会师后，在险远道路上行进。所带之粮，也用完了，“三军不食，今已屡日”。这时杜松军和马林军已经败没，刘綎却全然不知。刘綎军进至距赫图阿拉约70里的阿布达里冈（今桓仁满族自治县老道沟岭），陷于后金的埋伏之中。
初四日，努尔哈赤派降顺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卒，骗刘綎说：杜大帅请您快去和他会合。刘綎说：我们同为大帅，他给我传令，难道我是他的副手吗！这人说：我们主帅因为事情紧急才这样做。刘綎说：那为什么不发信炮呢？这人说：边塞之地点烽堠不便，不如骑快马更快捷些。刘綎这才相信。努尔哈赤密令以刚缴获的杜松军大炮，燃炮“传报”。刘綎军在阿布达里冈山谷的行进途中，“遥闻大炮三声，隐隐发于西北”，以为西路杜松大军已到。刘綎唯恐杜松独得头功，急命火速进军。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隘路险夷，马不能成列，兵不能成伍，刘綎督令兵马单列急进。后金军伏兵四起，上下夹攻，首尾齐击，弥山满谷，四围厮杀。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建州兵假杜将军旗帜奄至，綎不之备，遂阑入阵，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綎犹鏖战不已。自巳至酉，内外断绝。綎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
也就是说，建州的军队打着杜松军的旗帜突入刘綎军中，刘綎军猝不及防，一下被打乱。刘綎两臂受伤，依旧奋战，被刀削去半边脸，还在左右冲杀，死得异常惨烈。其养子刘招孙，“负綎尸，手挟刃”，与后金军拼杀，力竭而死。
刘綎身死兵败后，有数千浙兵败屯山上，据目击者记载：“胡数百骑，驰突而上，浙兵崩溃，须臾间，厮杀无余。目睹之惨，不可胜言。”这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的步兵，惨遭后金铁骑横杀，抛尸荒野！史载：“所经僵尸如麻，数十里不绝。”
刘綎军败后，后金军移师进击刘綎余部及助明作战的朝鲜兵。姜弘立率朝鲜兵于四日到达距阿布达里冈的富察之野（今桓仁满族自治县富沙河铧尖子镇至二户来镇一带），下令军队安营。营刚扎下，后金贝勒代善统领数万骑兵冲向富察，漫山蔽野，烟尘涨天。遇明监朝鲜军的游击乔一琦兵，乔兵败，率残兵奔向朝鲜兵营。后金兵进攻朝鲜兵营，迅猛突入营中。朝鲜的兵卒，被纸作甲，柳条为胄，饥馁数日，进退两难，无奈偃旗息鼓，遣官求降。初五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投降。他们在投降之前，将明监军乔一琦及其随从之兵驱赶下山，送给后金军。乔一琦走投无路，留下遗书，投崖而死（一说自缢而死）。明东路大军全军覆没。
南路 即清河路，以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官兵2万余人，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杜松抚顺路、马林开原路、刘綎宽甸路相继败北，经略杨镐急檄清河路李如柏回师。李如柏为李成梁第二子，由父荫为锦衣千户，放情酒色，贪淫跋扈，怯懦蠢弱，出师滞缓。他接到杨镐檄令后，急命回军，并大肆掳掠。后金武理堪率哨兵20人，虚张声势，呼噪下击，斩杀40人，获马50匹。明军大乱，奔走相践，死者千余人。李如柏逃回清河，言官交章论劾。《明史?李如柏传》记载：“如柏惧，遂自裁。”
至此，五天之间，明军三路覆没，一路败退，萨尔浒大战以明军失败，后金军胜利而结束。
三、简要分析
明军萨尔浒大败原因很多，其最主要的因素是用帅不当，指挥失误。
四路军总指挥杨镐何许人也？《明史?杨镐传》记载：杨镐，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是个文官，做过知县、御史。这个人很自负，不懂兵法，但会讨好上级，因而得到一些人的信任，委他以重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偕副将李如梅出边作战，失败了。后朝鲜用兵，被免罪起用，经略朝鲜军务。岛山之战，明军大败，死亡2万。史称：“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吃了这样一个大败仗，杨镐却向朝廷奏捷报。后来败露，全赖首辅赵志皋营救，才免于一死。后又被起用，因事再丢官。后金破抚顺之后，明朝廷竟然重新起用这样一个很少打胜仗的书生，来指挥这场决生死、系社稷的萨尔浒大战！
辽东经略杨镐作为萨尔浒之战明军的统帅，未谙兵家三阵：“日月风云，天阵也；山林水泉，地阵也；兵车士卒，人阵也。”我再加一个，“兵阵”。杨镐在天、地、人、兵四阵上，铸下历史性大错。
一说天阵。辽东冬季寒冷，杨镐把开战时间定在三月，明军有许多是从南方或关内调来的，很难适应辽东的寒冷。行军作战中“风雪大作，三军不得开眼，山谷晦冥，咫尺不能辨”。明军大败，实违天时。
二说地阵。明四路大军远程奔袭，进入后金腹地。山川峡谷，河流林莽，易守难攻，更为辎重和步军所忌。明军大败，实违地利。
三说人阵。杜松刚愎自用，贪功冒进；马林进军迟缓，畏敌先逃；刘綎轻信诓言，有勇无谋；李如柏起自废籍，临阵怯懦。杜松兄杜桐、马林父马芳、刘綎父刘显、李如柏父李成梁都是名将，这些将门子弟，或借父荫官、或崇尚空谈、或跋扈骄傲、或放情酒色，亦或兼而有之。一个很少打胜仗的杨镐，带领这样四个将帅，明军岂能不败！明军大败，实违人和。
四说兵阵。“兵分四路，分进合击”这八个字，关键是一个“合”字。因为：只有合击，才能集中兵力；只有合击，才能重击敌人；只有合击，才能实现目标；只有合击，才能取得胜利。杨镐的无能在于：“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只做成了七个字——兵分了，军进了，敌击了，却没有做成一个“合”字。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却做成一个“合”字。努尔哈赤以“合”对杨镐的“分”。明军由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战术上劣势，结果——四路出师，分兵未合，两双败北。明军大败，实违兵法。
后金军胜利的原因，既利用了明朝的劣势，更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尤其重要的是，努尔哈赤指挥得当。他针对明军“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方略，采取“集中兵力，合进分击”的对策，就是以“集中兵力”对“兵分四路”，以“合进分击”对“分进合击”，兵法之妙，就差一字——是“合”字还是“分”字？一合一分，决定胜败。努尔哈赤指挥艺术的精华是12个字：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敌军。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军事指挥艺术一次精彩而经典的表演。
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大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明朝军队损失惨重。明军文武将吏死亡310余员，军丁死亡45870余人，阵失马、骡、驼共28600余头匹。辽东明军遭到毁灭性失败。而后金八旗军，号令严肃，器械精利，纪律整肃，赏罚严明，兵马精强，勇猛拼搏，是当时中国一支最强大的，也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富有战斗力的骑兵。
其二，大明皇威受到挑战。明军萨尔浒败报传到京师，庙堂内外，朝野上下，举国震惊，一片恐慌。内阁大学士方从哲说：“三路丧败之后，人心不固，兵气不扬。”这可谓是其时的真实写照。而后金则人心振奋，踌躇满志，胆气更壮。
其三，明清历史的转折点。萨尔浒之战使明朝和后金互换了位置：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由防御转为进攻。后来乾隆帝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文》中说：萨尔浒一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又失陷开原、铁岭。
第八讲
开铁失守
前文讲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到七月，后金向明朝主动进攻，明朝一失抚顺、再失清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在萨尔浒大战中，明军四路丧师，后金军大获全胜。这场明朝与后金在辽东的政治与军事博弈，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双方对策各是什么?其结局又是怎样？
一、双方对策
后金获得萨尔浒大捷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衙门里搭起凉棚，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分坐八处，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投降的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六人坐在凳子上，举行大宴会。缴获的甲胄、兵仗、衣物、枪炮、粮食等，像小山似的堆积八处，按八旗、论军功进行分配。庆功之后，努尔哈赤立即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略。
在这个会上，大家共提出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先打叶赫；第二种意见是先攻沈阳；第三种意见是先占辽阳；李永芳则提出第四种意见：先打开原、铁岭。李永芳这个人我们上文已经介绍过，他是铁岭人、原明朝抚顺游击。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后，他投降了后金，得到努尔哈赤器重，招为额驸。在萨尔浒大战前，据说就是李永芳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被努尔哈赤采纳。这次他又与众不同，提出高明意见，也被努尔哈赤采纳。努尔哈赤决定：先取开原、铁岭，再北攻叶赫，西抚蒙古，等待机会，进攻沈阳和辽阳。
这个方案有什么好处？我归纳了四点：
第一，于明朝。大家可以看地图，开原和铁岭在沈阳的北边，沈阳的东面是后金，西北是叶赫，西面是蒙古。开原和铁岭正好成为沈阳和辽阳北部的一个屏障。后金夺占开原、铁岭，就控制了辽东北部，阻断明朝与蒙古、叶赫的联系。同时，明朝辽东中心沈阳和辽阳也会失去北部的屏障。
第二，于叶赫。叶赫和建州之间就横着开原和铁岭，扈伦四部的哈达、辉发、乌拉全被努尔哈赤吞并，只剩下了叶赫。努尔哈赤要灭叶赫必须经过开原和铁岭，开原和铁岭成为吞并叶赫的一个障碍。打下开原和铁岭，努尔哈赤就打通了进攻和吞并叶赫的通道。
第三，于蒙古。后金将建州与蒙古之间的阻隔——叶赫、开原、铁岭夺取，就打通了后金同蒙古的通道，可进行直接联系，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联络与征抚。
第四，于自己。后金此时发生灾荒，很多人流落讨饭。而打下开原和铁岭，可以通过抢掠当地的粮食和衣物缓解后金的社会危机。
在努尔哈赤决策下一步棋如何走时，明朝方面又在做什么？可以说，这个时候明朝朝廷上下有三个特点：
第一，万历不理朝政。大学士、首辅方从哲以萨尔浒兵败、形势危急给皇帝上应急奏章，并召集举朝大小臣工，于文华门一起叩吁万历帝“大奋乾断，立赐批行”。疏上，不报。他又疏请皇上为辽事、为京师、也为社稷，“重临轩之遣，下罪己之诏，发内帑之积”。就是请万历皇帝慎重拣择负责辽东防御的将领，下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发内帑以充实前方的粮饷，言辞恳切，忧虑深重。疏再上，又不报。方从哲先后五疏，一概不报。
庙堂已然休克，政府已经瘫痪。大学士、首辅方从哲疏称：今日六部九卿，只有户部、通政司为正官掌印；刑部和工部由别的衙门官署掌印；都察院、大理寺既无正官，也无掌印官；吏部赵焕病故后大印高悬；礼部何宗彦出城，印也高悬；兵部黄嘉善杜门不出而大印尘封。朝廷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或没有正堂，或大印高悬，户部不能正常筹措粮饷，工部不能正常制造枪械，吏部不能正常荐任官员，兵部不能正常调募军队，非常之时，非常之地，辽东怎能堵御后金进攻？京师怎能进行有效防守？所以，大学士方从哲沉重地疏奏：“此皆何等衙门，所司者何等事务，其在今日是何等时节，而皇上可漫然不加之意耶！”六部是何等重要部门，他们管的是何等重要事情，又面临着何等紧要时刻，皇上您难道可以漫然不管这些事情吗？话说到家了，结果还是：不报。
第二，辽东经略调整。原来的辽东经略杨镐，在萨尔浒惨败之后，遭到举朝痛骂，斥责之声一片。明朝只得起用原任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寻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经略辽东。简单地说，让熊廷弼出任辽东最高军政长官，希望他扭转辽东败局。但是，熊廷弼还未及赴辽，开原、铁岭之战就打响了。
第三，纨绔败将镇守。朝廷派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丧师的统帅杨镐，统领败军之将马林守开原、纨绔之将李如桢守铁岭。时辽东经略杨镐因萨尔浒大败，正遭朝臣弹劾，待罪管事，心中忐忑，惶恐不安。总兵官马林在萨尔浒之战中以数骑逃遁，所率北路大军2万余人损失殆尽，被谪为事官，御守开原。李成梁之子李如桢被派为辽东总兵官，是一个纨绔将军。李如桢抵辽后，杨镐派他驻守铁岭，实际上他并未守在铁岭，而是屯驻在沈阳。这样的纨绔总兵怎能带兵守城呢！
明朝在朝廷不行、经略不行、总兵不行这三个“不行”的情况下，开原路城、铁岭卫城遭到后金军队的进攻。
二、开原失陷
开原是明辽东防御体系北路的路城，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面遏制蒙古，北面控制海西，东面牵制建州，南面屏藩沈阳和辽阳。所以，开原是辽东北部最重要的一座路城。谁控制开原，谁就控制了辽东北部。开原又是一座古城。康熙《开原县志》记载：“开原本元开元路地，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设三万卫，二十五年（1392年）设辽海卫。因旧土城之东修筑砖砌。周围二十三里二十步。门四：东曰阳和，西曰庆云，南曰迎恩，北曰安远。角楼四，鼓楼在中街。”我去实地考察过，虽然当时城墙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址还可以看出来，城垣厚实，濠池宽深，又濒临着清河，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而此时，开原城的防守却十分疏懈：
一是，主官不在，推官腐败。明开原道韩原善当时不在开原，而在山海关内，以推事官郑之范摄理道事，主持日常工作。郑之范是个极为腐败的官员，史书上说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
二是，主将待罪，官兵缺饷。开原城中，有总兵马林、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等率兵戍守。马林当时同蒙古部介赛、煖兔订有盟约，二人答应一旦后金进攻开原时，他们将出兵援助。马林依恃盟约，而不精心设防（下面还要讲到）。同时，他又是待罪之身，因为在萨尔浒之战中逃跑，朝廷要处罚，正在调查过程中，他惶惶不安，根本没有心思守城。底下那些官兵则几个月见不到粮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月不给。各军衣物尽变，马倒人逃”。官无斗志，兵无粮饷，马无粮料，民心动摇，如此状况，谈何据守！
三是，马短草料，兵缺器械。马没有草料，有的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有时要到城外很远的地方去放马，让它吃野草。士兵手里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如何，可以想见。
第四，内藏奸细，暗通后金。下面还要讲。
开原的上述薄弱防守，恰被努尔哈赤利用。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
八旗军驰抵开原城下，马林先期全无侦探，来不及布防，慌忙登城守御，并在四门增兵。八旗军一面在南、西、北三门攻城，布战车，竖云梯，鱼贯而上，沿城冲杀，杀得城上守兵溃散；一面布重兵于东门，进行夺门血战。自卯至巳（6～10时），两个时辰，攻冲三阵，争战激烈。由于后金派进的谍工“开门内应”，八旗兵得以夺门进城。摄道事郑之范临阵仓惶，身受箭伤，下城乘马，带领家丁，从北门逃遁。后郑之范被逮，死于狱中。
开原城失陷，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等、招兵游击任国忠等皆死，马林被斩。
马林，父马芳。《明史?马芳传》称：马芳“大小百十接，身被数十创，以少击众，未尝不大捷”。所以，马芳“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马林由父荫为参将，进副总兵，升辽东总兵官。在萨尔浒之战中，马林率北路开原军出三岔口，于吉林崖兵败，仅以数骑逃命。为此，谪为事官，御守开原。马林雅好文学，能作诗、工书法，交游多名士，自诩亦甚高。《明史?马芳传附马林传》评论道：“林虽更历边镇，然未经强敌，无大将才。当事以虚名用之，故败。”他图虚名，书生气重，自诩甚高，并无将才，纸上谈兵，终至败死。
但是，开原城的明朝军民，表现出可贵的节义。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
后金军因进攻开原遭到顽强抵抗，故得胜后杀戮甚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述较详：“我兵遂布战车、云梯进攻。欲先破东面，塞门掩杀。正夺门时，攻城者云梯未竖，遂逾城而入。城上四面兵皆溃。其城外三面兵，见城破大惊，冲突而走，被抵门之兵，尽截杀于濠内。郑之范预遁，马林、于化龙、高贞、于守志、何懋官等并城中士卒，尽被杀。……收人畜、财物，三日犹未尽。……论功行赏毕，毁其城郭，焚公廨并民间房屋。”
朝鲜李民寏《栅中日录》记载：“十六日，奴酋陷开原，屠害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连络五六日。”
时明铁岭卫守军得知后金军进攻开原的哨报，派兵三千增援，后金诸贝勒急带兵迎击。明军见开原已经失陷，后金兵马前来接战，便调拨马头，撤退回军，但被斩40余人。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明朝失败的第四个原因：内藏奸细，暗通后金。努尔哈赤攻城拔寨，非常重视里应外合，在开原也是这样。后来，曾任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这对天命汗以智谋取胜，是一例很好的说明。
开原与铁岭，犄角相峙，互为声援。开原失，铁岭危。明朝失陷开原后，接着失陷铁岭。
三、铁岭陷落
“开原破不移时，辽左危不终日。”这是辽东巡抚周永春概括明朝失陷开原后危难态势时说的一句话。辽左首先“危不终日”的就是铁岭。
铁岭是卫城，在开原以南，沈阳以北。天命汗夺取开原一个月之后，
铁岭失陷后，城中士卒遭到残酷的屠杀。后金屯兵三日，将所获人畜，论功分赏给三军。
天命汗努尔哈赤通过明军中的叛徒，从内部攻破堡垒，又智取了铁岭。铁岭附近的小堡，则被后金军横扫。
当时奉命守铁岭的为总兵官李如桢。
李如桢为李成梁第三子，由父荫为指挥使，官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卫，曾掌南、北镇抚司。“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京中一些官员因为其父李成梁的关系护着他，使得李如桢更加骄纵跋扈，成为典型的纨绔子弟。他有一次召集一班狐朋狗友喝酒，酒醉后放枪放炮玩闹，枪炮声惊动大内。后查出是李如桢，给他一个很轻的处分就过关了。他受命之后，借父亲权势，又以锦衣近臣自诩，未出山海关，就遣使与总督汪可受争相见礼仪，闹得朝议哗然。
到辽东后，经略杨镐以李如桢为铁岭人，派他守铁岭。铁岭是李氏宗族、坟墓所在。但在李如柏还京候勘时，其族党部曲、豪门大户皆随之而去，车载马驮，城中空虚。连游击陈维翰也将150两银锭运走。至于城中百姓，“妇女老幼，空国而逃”。李如桢领命后，未驻铁岭，而驻沈阳。我们想想看，总兵官跑到沈阳去享受荣华富贵，而让那些官兵留在铁岭给他卖命，大家能心服吗？所以后来参将丁碧开门迎敌，从气节来说当然要谴责，但是设身处地来想，应当说是明朝政治腐败的结果。
总兵官李如桢不仅躲在沈阳，而且在得到铁岭危急的战报后，未能立即驰援，也是明失去铁岭的重要原因。据山东巡按陈王庭参劾李如桢言：“据
据记载：铁岭陷后城内军丁死亡4000余人，城乡男妇被杀掳万余人。但李如桢纵兵割后金死兵179颗首级报功而还。朝中言官交章论劾李如桢，经略熊廷弼疏论其罪。李如桢以拥兵不救、失陷铁岭罪，被罢任。后言官又攻其罪，被下狱论死。崇祯四年（1631年），李如桢被免死充军。杨镐先后以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三个儿子如梅、如柏、如桢为总兵，他们——如梅败于朝鲜岛山之役；如柏贪淫跋扈，放情酒色，羞于萨尔浒之役，后引罪自杀；如桢虽将家子，却不知兵，则辱于铁岭之役，后下狱论死。《明史?李成梁传》论道：“语曰‘将门有将’，诸人得无愧乎？”
下面，我们简要总结一下开原—铁岭之战的经验与教训，从后金与明朝两方面看——
努尔哈赤取胜的经验，主要有三：
一、选取最优方案。努尔哈赤进军时有几个方案可以选择，他选择了一个最优方案，就是先打开原、铁岭。如果他先打辽阳，则至少要经过半年准备，这时熊廷弼也到了，可能就碰个硬钉子。所以军事指挥也好，平常工作也好，有许多方案可以选择，怎么能够选择最优方案，是很重要的。
二、选择最佳时机。努尔哈赤选择萨尔浒之战胜利、全军士气正旺，而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尚未到任的当口，发动开、铁之战，这个时机非常得宜。时间早了、晚了都不会取得攻破开原、铁岭的战果。
三、选用内应智取。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
明朝的失败的教训，也主要有三：
一、朝廷决策滞缓。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还拿不出对策来，对手已经兵临城下，那仗怎么打？
二、经略防御无方。经略杨镐，没有实施任何有效的措施进行防御，错过了积极防御的时机。
三、将领纨绔腐败。守开原的马林是败军之将，守铁岭的李如桢是纨绔之将，以之对付后金诸将——四大贝勒，无异于羊入虎口。
正当辽东战事吃紧之时，明朝朝廷上也乱成一锅粥。万历皇帝死了，他的儿子泰昌帝立，登极仅一个月又死，万历的孙子天启皇帝再立。一月之内，皇宫里头办了两次国丧，一片哀泣。历史上著名的“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也在此时发生。这三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辽东战局，我们将在下文着重介绍。
第九讲
明宫三案
前面已经讲过，当明朝辽军在辽东战场上连遭败绩，形势异常严峻之时，紫禁城内也乱作一团，一月之间，两办国丧，一片哀戚。其实，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早已使得大明皇朝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而“明宫三案”或可以看作是这种末世景象在宫廷中的一个缩影。“明宫三案”影响到国务运作、朋党之争、辽东战局和以后袁崇焕的命运。具体言之，所谓“明宫三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一、梃击案
“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皇太子，所以就成为一个案子。这个皇太子是万历皇帝的长子，叫朱常洛。万历帝皇后无子，妃嫔共生八个儿子，其中早死三人，实际竞争太子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宫人王氏所生皇长子常洛，另一位是郑贵妃所生皇三子常洵。万历帝长时间在立常洛与立常洵之间犹豫不决，形成朝廷大臣所谓的“国本之争”。这个梃击案，其实就是储位之争的极端表现。为更清楚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先把朱常洛其人简单介绍一下。皇长子朱常洛命运多舛（chuǎn），充满悲剧色彩，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母宫人。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现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泰昌帝）。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shěnɡ），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万历帝宠爱郑贵妃，子因母贵，也喜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常洵，一直想立常洵为太子。后来这位皇子被封为福王，明末被李自成军杀死，此是后话。万历帝想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皇太子，既怕违反祖制，又受到朝臣的反对。所以，迟迟19年不立皇太子。
第二，不让入学。皇子不同于百姓之子之处，至少有三条：一是正名位，二是延帝祚，三是受教育。后者就是到外廷读书，在讲官辅导下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万历帝5岁开始读书，但他一直不允许儿子朱常洛读书。谁建议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直到13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然后就长期辍读。19岁时又奉旨出阁读书，以后读书断断续续，长期被禁闭在宫中。所以，他没有受到良好的系统的文化教育。
第三，太子难熬。明朝皇位继承，一般遵照以下原则：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我解释一下，第一句话好懂，皇位继承，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第二句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什么叫立嫡呢？就是皇帝的正妻皇后生的儿子，算嫡子，有嫡子的情况下，要立嫡子，没有嫡子，才可以立其他妃子生的儿子，原则是选择其中最年长的。第三句话，就是帝无子嗣，兄终弟及。皇帝要没有儿子怎么办？只好由他弟弟来继承。后来崇祯皇帝就是这样。
第九讲明宫三案｜万历帝皇后没有生子，宫人王氏生皇长子常洛，按理应当成为皇太子。但是万历帝一直想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所以朱常洛的太子之路艰难而漫长（19年）。万历自己是6岁被立为太子的，但是朱常洛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9岁才被立为太子，住迎禧（xǐ）宫。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还是长期笼罩在“更立”的阴影里，随时忧虑皇父会以三弟常洵取代他。从立皇太子到继位又是19年。在这19年里，朱常洛终日战战兢兢，胆小怯懦，唯恐被废。有人著《续忧危竑议》一书，署名“郑（隐喻郑贵妃）福（隐喻福王）成（隐喻更立太子成事）”，其书大意说：“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直到朱常洛32岁时，他的弟弟福王朱常洵离开北京到洛阳封地，他才稍稍松口气，觉得太子的位子应该是稳坐了。
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再举一个例子。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考炼，也没有协助皇父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皇父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朱常洛的妃子很多，太子妃郭氏，才人王氏（天启帝朱由校的母亲）、贤妃刘氏（崇祯帝朱由检的母亲）等。还有两位姓李的选侍，一称东李选侍（简称东李），另一称西李选侍（简称西李）。选侍就是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号的宫女。他最宠爱的西李后来还引发了一起“移宫案”。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梃击案”。
梃击事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
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而且“举朝惊骇”。万历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为“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ｃàｉ），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使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郑贵妃，朝议汹汹。
《明史?郑贵妃传》记载：郑贵妃闻知后，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于是，郑贵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书记载，郑贵妃向太子号诉，就是郑贵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诉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太子宽恕。二人对话的过程是：贵妃拜，太子也拜，贵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面哭一面拜。万历皇帝一看这事情闹大了，牵连到郑贵妃不好，又牵扯到太子——两头为难，怎么办呢？他决定亲自来处理这个事。万历帝在慈宁宫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谕处理此案，禁止株连，就是不要牵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愿意得罪他父皇，也不愿意得罪郑贵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万历帝因为都是他们家里头的事情，而且牵扯到郑贵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后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宷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这就是“梃击案”。
大家注意，梃击案斗争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是国事，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尽管万历帝亲自处理结案，但这件事情始终疑云重重。此后大臣们常以此为题目，“奏章累数千百，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梃击案”之后，又发生“红丸案”。
二、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
泰昌帝是
泰昌帝死后，天启帝继位。天启帝即位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年号问题。万历去世，泰昌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泰昌去世，天启即位，又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这样，泰昌和天启两个年号就重叠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泰昌帝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
三、移宫案
万历、泰昌两朝，皇位的更迭，宫廷的谲（jué）变，对于万历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在明军大败于萨尔浒的当月，朱由校（天启）的母亲王才人病逝。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和朱常洛的冷落，抑郁而死。她曾说：“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第二年七月，朱由校的祖父万历帝驾崩。接着朱由校的父亲泰昌帝驾崩。朱由校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特别是他的父亲泰昌帝即位一月即崩，举国上下，乱作一团。这年，他16岁。
这时的朱由校，还没有被祖父万历帝立为皇太孙，也没有被父亲泰昌帝立为皇太子，更没有出阁读过书。万历帝在世时，他始终不肯立这位长孙为太孙，也不肯让长孙出阁读书。直到临死前才留下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几天以后，泰昌帝即位，册立朱由校的仪式自然应该从皇太孙变为皇太子。但是泰昌帝并不热心册封太子，后来在大臣的一再请求下，才下旨：“钦定册立东宫，择
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朝廷大事。“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
先说“避宫”。话还是得从朱常洛说起。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大家知道，后宫里头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等等，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控制朱由校，便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一宫。后来天启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由选侍封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不久，泰昌帝驾崩，西李封后的梦想破灭了，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朱由校年少，自己居乾清宫，觊觎垂帘，把持朝政。杨涟等到乾清宫哭祭，乾清宫门关着，大臣们排闼而进，阉宦挥梃乱打。诸臣强入，哭临之后，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西李选侍阻于暖阁。大学士刘一燝（zhǔ）、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西李选侍不能与太子朱由校同住一宫，但西李选侍不肯移宫，甚至把朱由校禁闭在乾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不备，将朱由校抢抱出，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朱由校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阁臣刘一燝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共拥朱由校登舆，抬到文华殿。西李派人来请朱由校回乾清宫，大臣们又把朱由校安排到慈庆宫。朱由校就这样摆脱了西李等人的挟制，逃出乾清宫，住进慈庆宫。这件事情史称“避宫”。
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天启）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西李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朱由校（天启）犹犹豫豫，反复无常，最后才于
这就是“移宫案”。
“明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牵涉到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但是以朱常洛为轴心人物。“梃击案”梃击的就是太子朱常洛，“红丸案”吃了红丸的也是朱常洛，“移宫案”则是朱常洛的宠妃西李选侍居占乾清宫。大家可能会说，这三个案子就是皇帝家里头的事啊？但是，皇宫无小事，这三桩案子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宫案”本身。因为：
其一，“明宫三案”影响朝廷决策。“三案”将朝廷注意力吸引到宫廷斗争。《明史?后妃传》记载：“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因之，朝廷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大政、要政上，诸如关外的辽事等，致使许多重大问题或束之高阁，或拖而不决，或决策草率，或决而不行。
其二，“明宫三案”加速宦官专权。《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跋扈，使本来腐败、黑暗的明末统治更加腐败、更加黑暗。
其三，“明宫三案”成为党争题目。明朝后期，有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等，这些党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党不同，他们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是一些学人、官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明宫三案”就成为党争的题目，比如说李可灼进红丸这件事情，方从哲他们说李可灼没有罪，他给皇帝治病应当赏银；东林党人则说，泰昌帝的死主要就因为吃红丸，李可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面要讲到的熊廷弼，他的三上三下、传首九边，都同朝廷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明朝廷“宫廷三案”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正是努尔哈赤建元、兴兵——下抚顺、清河，萨尔浒大战，又连下开原、铁岭的时期。努尔哈赤看准了时机，继续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与辽东首府辽阳发动进攻。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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