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成“乱臣贼子”的辛亥元勋

■电函摘录

陈炯明报告粤军扩充情形及请款上国父函（1918年3月3日）

孙大元帅鉴：钧座向患无兵，炯明则患无饷，今粤军扩至三十余营，军费一切总计，月需二十余万，有财厅定案内九万可抵，余拟追加，碍难允准。炯明到汕，措施未定，心力交瘁，务请设法筹措，斟酌拨用，报命之日，当不在远。陈炯明。江。印。

陈炯明致孙中山、黎元洪等电（1912年2月8日）

闻此次和议内，有清帝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王公仍旧要爵之条。此耗传来，全粤愤激。溯我汉族，主张共和政治，以烈士殉身，壮夫舍命……行当尽遣精锐，以我岭东数万军人血肉，为真共和之代价。宁陆沉中国，决不忍见此非驴非马之国体，为天下笑也。炯明庚。

1911年到1916年的这段历史，在广东叱咤风云的陈炯明的历史坐标，一直被轻描淡写成一条简单的粗线条：“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都督、绥靖经略、护军使。二次革命中，宣布广东独立，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

1911年到1918年，陈炯明致孙中山电函数百封。1911年12月31日，陈炯明以“粤代都督”的身份，发电孙中山询问“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是否属实”。以“闽粤军总司令”的新身份，发电孙中山汇报“拨军二十营，编配出发”“艳日抵汕，地方平靖，居民欢洽”。1918年3月16日任“闽粤总司令兼潮梅军务督办”时向孙中山表决心“炯明惟有督率三军，努力杀贼，以报民国”。

这些电函，犹如显微镜，将当时的历史细节，像切片一般，清晰呈现，直至脉络。

多次请辞广东代都督

在电函的字里行间，争议人物陈炯明不是独霸一方、手握兵权的“军阀”，也不再是“六·一六兵变”中与孙中山反目成仇的“乱臣贼子”，反倒是正如专栏作家潘采夫所说的是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陈炯明真正成为辛亥志士，当从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之时算起。

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的陈炯明，20岁中了清朝的秀才，然而，革命风潮席卷，1909年陈炯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后，任广东谘议局议员，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提案。就在这一年，陈炯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两年后广州“三·二九”起义爆发，陈炯明任统筹部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武昌起义后，陈炯明赴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建立循军，光复惠州所属各县，成为当时民军中最具规模、最有声势的一支队伍。

1911年12月21日，粤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副都督陈炯明接任为代理都督。

1912年2月8日，陈炯明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强烈反对“帝号世袭，贵族仍存”。他表示“行当尽遣精锐，以我岭东数万军人血肉，为真共和之代价。宁陆沉中国，决不忍观此非驴非马之国体，为天下笑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陈炯明的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段云章认为，性格分明的陈炯明在对待“清帝不去”这件事情上，态度十分坚决，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陈炯明根本就不信任袁世凯。在他看来，保留尊号和军队实就是‘假共和’，应该彻底消除君主专制，不要给复辟留下余地。这也是后来他坚持建言中央政府宜设在南京而不应建在清朝‘老巢’北京的原因。”此后，陈炯明多次请辞广东代都督职务，亲率粤军北伐。

该电函发出6天后，陈炯明再次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直言“废帝不出，北京禁卫军实际仍存，而将来之共和政府，以何如人组织，尚在未知之数。此中危象，妇孺皆知”。

力散驻省民军二万人

广东独立后，“民军如麻，单就驻省者大小不下六十股，人逾十万”，陈炯明一大任务是“快用新军，先以新军填驻要地”、“力散驻省民军，期节饷项”。

1912年3月6日，陈炯明发电函给孙中山、黄兴，其中提到“粤需解决散兵问题后，始能顾及其他要政也”，所以粤政府从当月1日起，共散去民军十五股，数约二万人。

在遣散民军的过程中插曲连连。其中最大一出的插曲当属广东民军之首惠军统领王和顺“误信谣言”，以为军政府要他们缴枪械，解散其部队。于是他对粤政府发起攻击，造成“新军死者约二十人，伤者约四十人”。最后陈炯明用炮击散惠军，王和顺败走香港。为此，陈炯明从1912年3月10日至1912年3月16日，连发5封电函，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并且总结经验“此次事变，为粤省独立以来刻刻所预期者，及今爆发，尚易收拾，若姑息容忍，将来之祸恐尚不止此也。”

段云章直言，陈炯明的处理方式，迄今为止仍有很多争议。他分析，当时的民军有不少绿林和会党，他们参加辛亥革命，并不单纯为了民主共和，各民军之间存在不少矛盾，陈炯明确实存在没有安置好遣散民军的情况。“除了财政受限，陈炯明也有排斥异己的地方，他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段云章也强调，陈炯明此举，是在北方革命没有成功的动荡情况下稳住了南方，这对稳住广东局势，具有积极意义，这在当时也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

●南方日报记者 赵琦玉

实习生 霍佳敏

陈炯明，字竞存，1878年1月13日出生于广东海丰。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与孙中山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于1922年分道扬镳，为国共两党均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1925年，粤军在东江两战役中战败后退居香港。同年，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举其为总理。1933年后病卒于香港，翌年迁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孙陈政见不同兵变意在阻止北伐

所有围绕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争议，都无法绕开1922年“六·一六”兵变、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这一历史谜团。

在“兵变”之前的1919年，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理念，反对孙中山北伐且辞职，为日后冲突埋下伏笔；而“兵变”也直接导致了后来历史的推演：1924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陈炯明，并组成东、西两路讨伐，1月16日，孙中山兵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在《陈炯明》一书中，段云章如是描述——1922年6月16日，“六·一六”兵变发生，粤军向观音山总统府附近放了三炮。随后不久，孙中山以海军大炮回轰广州城西关一带。

段云章认为，“六·一六”兵变是双方互相激化而成的，而且，随后孙中山与陈炯明分后未合，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孙、陈二人在政见上的不合；二是两人的部下在兴风作浪，企图获得一些利益；三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其中耍了一些手段，特别是苏联和英国的介入，最终促使“六·一六”兵变发生。

“陈炯明发动兵变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将孙中山置之死地，更像是想将孙中山软禁起来，以达到阻止其指挥北伐的目的。”对近年来有学者将陈炯明定成一个军阀，称他“叛变革命”，段云章直言“这是不正确的”。

孙中山和陈炯明从起初政见上的分歧发展到后来的流血冲突，彻底决裂，除了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与二人极端自信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虽然之后吴稚晖等从中调解，希望陈炯明能够归附孙中山，但均遭到陈炯明拒绝。

有学者作出假设，如果孙、陈二人当初有一方稍作退让，妥善处理革命内部矛盾，或许中国的政治面貌会不一样。“如何谈如果？可叹！”段云章倍感唏嘘。

微妙的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从中，我们依稀能够读到陈炯明未消的怨气和内心的纠结。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逝于香港，遗言称“吾家事无可告者”，并连呼两声未竟的“共和！”。他停尸在家中的一张行军床上，挪用了本为其母亲备用的棺材。辛亥元勋，就这么寂然陨落，而身后动荡的世界，正如他临终前写下的诗：“假我太平至。四海撤藩篱，万邦泯夷陂。农者名其田，工者名其肆。人人乐春台，家家喧鼓吹。老夫独阨穷，易此群生遂。斯愿了何时，茫茫问天意！”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段云章

孙中山治国方略比陈炯明更现实

初见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段云章（见上图，赵琦玉摄），是在中山大学荣光堂的阅览室内，82岁的教授笑容可掬地从背包里掏出几大摞和陈炯明相关的材料，还未坐定，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电函往事。

不应否认陈炯明有理想

“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陈炯明，1989年自己著书《陈炯明的一生》，当时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陈炯明是‘假革命’，对他偏见颇深。”段云章当时指出陈炯明“搞革命是真诚的”，但是段云章也遗憾，书中的观点也有陈旧的地方，比如论定陈炯明“官越大，权力欲越重”，没有强调他的理想。

“强调陈炯明有理想，是我20年后的事情了。”2009年，段云章所著《陈炯明》一书出版，在学界引起不少关注。“想为陈炯明正名，为他‘争地位’。我们不应该否认，陈炯明是有理想的。”

何以见得？段云章从陈炯明和孙中山电函往来最密切的1917年至1920年间，娓娓道来。

这段期间，陈炯明和孙中山在治理闽粤大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后不再有的默契和共识。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与孙中山分而复合。1917年12月4日，已任广东省长亲军司令的陈炯明发出电函：“炯明受任为攻闽粤军总司令，拨军二十营，编配出发，经于江（三）日就职视事”，正式拉开了他随孙中山北上护法的大幕。

闽南曾被称“模范小中国”

在1918年1月25日发给孙中山的电函里，陈炯明发出援闽粤军出师通电，再表“提师东出、为国讨贼”的决心。他说“炯明虽刀折矢尽，誓不还顾，宁裹马革之尸，断不与败法逆竖同戴天日。”之后不久，陈炯明兼任惠潮梅军务督办，率部入闽，援闽粤军扩编为两个军后，陈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在段云章看来，正是由此，由闽南26个县组成的“闽南护法区”，成为陈炯明进行自治政治试验的良田，在其后的近2年时间里，陈炯明让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也摇身变成“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

在闽南护法区，陈炯明他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此外，陈炯明的另一影响深远的举动，即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除了禁绝私塾，他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此外，陈炯明开始办报刊如《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希望让当地民众经过新思想的洗礼，“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说漳州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试点，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即便上海、广州，也没有这样的尝试。在一点上，陈炯明可谓敢为天下先。”段云章说。

禁赌后广州没有一处赌场

段云章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许多进步人士主张学习西方，但由于当时西潮纷繁，流派甚多，每个人接触到的东西不一样，取舍亦各异。因此，每个人的政治主张也有所不同。

“客观来说，陈炯明本人的政治追求和孙中山有些不同。”段云章认为，与孙中山晚年奉行中央集权、力主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是，陈炯明想通过和平的联省自治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和社会大同。这就使得两人在政见上发生分歧，为两人随后的决裂，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以后，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都督。在他的治理下，广东在民主观念、廉政建设、市政建设、教育事业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使之成为了全国的“模范省”。

段云章说，清政府将赌税作为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导致赌博屡禁不止。陈炯明顶着各方压力，主张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绝烟、赌。1920年12月1日禁赌章程生效后，广州市面几乎没有一家赌博场所。“在战争年代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对广东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至今仍应得到盛赞。”

段云章分析，陈炯明极力反对孙中山北伐，主张实行“联省自治”，是希望通过和各地军阀协商，在各省先行立宪，进而实现民主共和这样一种和平的手段统一中国。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多个帝国主义侵略宰割和封建势力残酷压迫下的顽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上中国幅员辽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辛亥革命后各省军阀又割据一方，很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想要彻底消除当时军阀割据的分裂状况，则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统一全国，然后从事有效的治理和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晚年受到苏联的影响，想要学习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由国民党集中领导的民主共和国。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孙中山的上述方案比陈炯明的更现实一些。”段云章说。

南方日报、中山大学联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