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天记鞠婧祎:中国古代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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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各种衣裳、冠帽、鞋袜等服装,在世界上自成一系,其结构与款式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变化。通过对古代服装的研究,可以认识历代人物的风貌。在鉴定有关文物时,服装也是断代的重要尺度。古代服装存世不多,在研究中除依据实物外,古代雕塑、绘画中的人物形象,也往往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编辑本段]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知缝衣,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曾发掘出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不同地区和族别的人们中间,服饰款式已各不相同。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陕西龙山文化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头顶有髻,可能就是用笄束发的反映。骨笄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曾出土,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此得知束发为髻在远古时已是华夏族服装的特征。

[编辑本段]商西周

  商与西周时的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的服装中,常有“朱市、葱黄”(《毛公鼎》)“市、黄”(《询簋》)等物。市、 黄即古文献中的、 衡,指蔽膝,衡则指包括系玉之组和玉件在内的整套佩饰。河南信阳长台关与湖北江陵纪南城战国墓所出之俑,均在腹前系玉佩。贵族则在玉佩下衬以色彩特殊的,因而引人瞩目,成为代表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

[编辑本段]春秋战国

  这时深衣和胡服开始推广。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裳连属在一起,所以叫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续衽钩边”。深衣在战国时相当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穿深衣的人物形象。楚墓出土木俑的深衣,细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确。短袖衣是楚服的一项特征。江陵马山 1号楚墓曾出短袖的“衣”,衣即衣,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短衣。根据曾侯乙编钟之钟金人的服装看,应即短袖之衣。
  胡服主要指衣裤式的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服装。为骑马方便,他们多穿较窄的上衣、长裤和靴。这种服制据《史记·赵世家》说,是赵武灵王首先用来装备赵国军队的。山西长治分水岭所出铜武士像,上身穿矩领直襟上衣,下身着长裤,腰系绦带,佩剑,正是采用胡服的赵国战士的形象。
  “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裤褶传人中国,历代皆以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带,或三者全用,晋代民间,始偶用之。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王(国维)氏《胡服考》言之最详,不赘。唯唐代胡服,何以特盛,向来无人研究,王氏所考,亦未提及。依愚所见,不外以下三因:(1>唐代胡人,杂居内地,为数众多;(2)贵族阶级,废古之席坐,而为胡人倚坐;(3)朝臣侍从,弃车而尚骑马。
  胡服之中,有所谓半臂者。古称半臂,今言马褂。《说文》无褂字,《玉篇》亦无之,恐即卦字,褂卦皆从圭得声,俗作褂,但不能作“挂”或“挂”。无袖或半臂之衣,皆为胡服,《罪唯录·冠服志》云:“历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无袖而衣中断,下有横摺,又下有竖摺。若袖长,则为曳撒,或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谓之程子衣,无线道,谓之道袍。”
  似此裤褶,又变为胡服总名。凡无袖、短袖、长袖之衣,与腰中间有线道横截或无线道横截之袍,皆可称为裤褶,因而今所论之半臂,其为胡服,决无问题。至其形制,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
  “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马褂即对襟衣。明清之制犹然。《日知录》卷二十八《对襟衣》所谓:“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是也。”(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编辑本段]秦汉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大批陶俑的出土,为秦汉武士的服装提供了较充分的例证。他们穿的半长衣所交掩之曲裾虽较浅, 但仍为深衣之属, 其下身着长裤,腰系施钩之革带。这种装束在西汉时仍广泛流行,裤也逐渐向全社会普及。冠制的确立是在汉代实现的。上古时,华夏族之冠主要从属于礼制,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汉代的冠则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职以至官阶的表征。身份低微的人,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冠本为加于发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据说因为他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后来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因而在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冠,也都在下面垫着帻。冠和帻不能随便配合,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戴冠者的身份。皇帝戴的通天冠和诸侯王戴的远游冠也都是在进贤冠的基础上增益华饰而成。武弁大冠又名“惠()文冠”,起初只是用(薄麻布)制作的下垂双耳之弁,后来在弁下垫帻,进一步又在弁上涂漆,其状遂若漆沙笼,故又名“笼冠”。甘肃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曾出土了纱笼冠。此外,武士也戴冠。执法的官员则戴獬豸冠。
  在区别尊卑方面,进贤冠上的梁虽然起一定作用,但梁数多不过三,等级的划分较粗略。所以汉代又用绶作为官阶的标志,不同等级的官员之绶的颜色、织法、密度和长度都不相同。这时的绶是系在官印上的带子,但它和西周时佩玉之组实一脉相通。
  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的圆髻,名椎髻。常着深衣,女式深衣之华丽者名衣,它的曲裾不但在下身缠绕好些层,且在其斜幅上缀以三角形物及长飘带,即文献中所称之与。其状可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见到。

[编辑本段]魏晋南北朝

  魏、 西晋时的服装, 大体沿袭汉制。唯流行褶装,且多戴当时称之为小冠的平巾帻。南北朝时,由于北朝处在鲜卑或已鲜卑化的当政者统治之下,故流行鲜卑装,少数鲜卑族男子多穿圆领或交领的褊衣,着长裤、长靴,腰系装带扣的革带,头戴后垂披幅的鲜卑帽。各民族长期杂处之后,这种装束也在汉族平民中普及开来。另一方面,北魏的某些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提倡汉化,于是皇帝和臣僚的祭服、朝服中又出现了峨冠博带的汉魏“威仪”。这在响堂山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或《历代帝王图卷》的北周武帝像上可以看到。

[编辑本段]唐代

  在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唐代服制,出现了“法服” 与“常服”并行的局面。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冠、冕、衣、裳,常服则是在鲜卑装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唐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包括圆领缺袍、幞头、革带及长靴。缺袍即开衩的长袍。幞头则是由鲜卑帽演变出来的,它本是一幅头巾,系裹时两个巾角向前抱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结扎,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幞头的质料起初用黑色的缯或罗,所以垂下的巾角也是软的,故称“软脚幞头”。以后又在巾角中用铜、铁丝作骨,将它撑起来,成为“硬脚幞头”。由于硬脚的形状及翘起的角度不同,又有“句脚”、“展脚”、“朝天”等式。唐代的革带上起初装有供系物用的窄皮条,故此种带名带。上面并固着若干方形饰牌,名。依官阶之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瑜石、蓝铁等材料制作,从而使革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标志。另外,北周时出现的“品色衣”,在唐代已形成制度,成为此后中国官服的一大特色。唐代官员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等差。
  唐代女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这时常将衫掩于裙内,所以显得裙子很长。帔又名帔帛,像一条长而薄的披巾,是受了西亚佛教的影响才在中原流行的。唐代前期女装中还流行卷檐虚帽、翻领外衣等胡服,安史之乱后,此风渐歇。 唐陶俑

[编辑本段]宋代

  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人称之为“幞头帽子”,可随意脱戴,与唐初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这时,皇帝和高官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出,可达数尺。身份低的公差、仆役等,则多戴无脚幞头。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

[编辑本段]元代

  元代蒙古男子所戴之帽圆形的名钹笠,方形或多角形的名瓦楞帽,俗称均为鞑帽。前者在甘肃漳县元汪世显家族墓中有实物出土,后者则见于河南焦作元墓所出陶俑。元人之袍常在腰间施辫线,下身有褶,名辫线袄子,高官贵胄多以纳石失(织金锦)制作。冬季常穿翻毛皮衣,名答忽。贵妇戴顾姑冠,以木为骨,高三尺许,外包红绢,上缀珠玉,顶插木枝、翎毛,式样极特殊。元初曾要求在京士庶均作蒙古装束,大德以后则各任其便。所以元代汉族,尤其是居住在江南的汉族即所谓“南人”的服饰大体与宋代无别。

[编辑本段]明清

  明代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飞鱼、斗牛等服。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
  清代改着满装。官员在袍外所着之朝褂多为石青色,故不用品色之服。清代官服区别等级时,除继续用补子外,还特别重视缨帽的顶子。一品官装红宝石帽顶,二品装珊瑚顶,三品蓝宝石顶,四品青金石顶,以下各有等差。武官中之亲贵及有军功者,还赏戴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因此清代官服遂以“顶戴花翎”为最显赫的标志。
  明、清两代汉族女装变化不大,仍着衫、裙,清代后期始以裤代裙。清中期以后女装层层镶边,称为“滚镶”。清代满族妇女着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有时外加坎肩。乾隆以后,满族女装中出现高底的“花盆底”鞋。咸丰以后,又出现高大的“两把头”、“大拉翅”等发型,成为满族女装之突出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服饰

目录
魏晋服饰之一
魏晋服饰之二
魏晋服饰之三
魏晋服饰之四

     

      近年在甘肃嘉峪关东北的戈壁滩上,发现一处魏晋时期的墓群,其中有六座墓室的墓砖上绘有彩画,共有六百余幅。砖画的内容几乎都是现实生活的各种场景,包括采桑、耕田、狩猎、畜牧、屯垦、庖厨、宴饮等等,其中描绘劳动者形象的,就有二百多幅,如农民的袍服、猎户的毡帽、信使的巾帻、牧民的绑腿、妇女的围裳等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这一时期老庄、佛道思想成为时尚,“魏晋风度”也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宽衣博带成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流行服饰。男子穿衣坦胸露臂,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
      同时,民族间战乱频仍,却也给了各民族在服饰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机会,各民族服饰相互融合。

    [编辑本段] 魏晋服饰之一

      魏晋南北朝服饰 宋代诗人苏轼的《念奴娇》中“羽扇纶巾”的纶巾,是幅巾的一种,一般认为以丝带织成。因传说为诸葛亮服用,故名“诸葛巾”。幅巾束守,即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束首,始于东汉后期。一直延续到魏晋,仍十分流行。对唐宋时期的男子首服也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冠帽也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另外,帽类有几种样式:一种“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一种“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等等。左图为戴小冠的侍从(江苏南京中央门外小红门出土陶俑)。中图戴笼冠的贵族男子(河南巩县石窟寺石雕)。右图为戴卷荷帽的吹鼓手(河南邓县出土彩色画像砖)。

    [编辑本段] 魏晋服饰之二

      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除衫子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左图是袒胸露腹的文人(刘伶画)。中图是梳丫髻、穿宽衫、袒胸露腹的士人。右图为裹巾子、穿宽衫的士人。(江苏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砖印壁画)
      魏晋妇女假髻
      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 “缓鬓倾髻”。此图为戴假髻的妇女(江苏南京中央门外幕府山出土陶俑)。

    [编辑本段] 魏晋服饰之三

      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男子服饰主要为胯褶及两裆等。左图穿杂裾垂髯服的妇女(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北魏漆画屏风)。右图为戴小冠、穿裲裆的男子(河北景县出陶俑)。
      魏晋武士铠甲
      魏晋南北朝服饰 由于战争频繁,魏晋时期的武士胄甲,在原来基础上有很大发展。比较典型的有筒袖铠、两裆铠及明光铠等。筒袖铠一般都用鱼鳞纹甲片或龟背纹甲片,前后连属,肩装筒袖。头戴兜鍪,顶上多饰有长缨,两侧都有护耳。两裆铠服制与两裆衫比较接近,材料以金属为主,也有兽皮制作的。据记载当时武卫服制,有“平巾帻,紫衫,大口裤,金装两裆甲”、“ 平巾帻,绛衫”、“大口裤褶,银装两裆甲”。穿两裆铠,除头戴兜鍪外,身上必穿裤褶,少有例外。明光铠是一种在胸背装有金属圆护的铠甲。腰束革带,下穿大口缚裤。这种铠甲到了北朝末年,使用更加广泛,并逐渐取代了两裆铠的形制。左图为戴兜鍪、穿筩袖铠甲的武士(河南出土西晋陶俑)。右图为穿明光铠的武士(河南洛阳出土陶俑)。

    [编辑本段] 魏晋服饰之四

      魏晋南北朝服饰 戴梁冠、穿衫子的文吏(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洛神赋图》是根据曹植《洛神赋》而作的长幅卷轴画。洛神为洛水之神。相传是古帝宓羲氏之女。曹植在赋中借以表达他失恋后的悲哀、苦闷和彷徨的感情。图中所绘洛神形象,无论从发式或服装来看,都是东晋时期流行的装束。男子的服装更有时代特色,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另外,图中侍者多戴笼冠,笼冠的形象与北朝墓葬中出土的图象略同,然而时间却比其他资料要早,可见笼冠并非出自胡俗,而是先在中原地区流行以后,才逐渐传到北方,成为北朝时期的主要冠式之一。
      魏晋笼冠大袖衫
      魏晋南北朝笼冠大袖衫 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笼冠的形象与北朝墓葬中出土的图象略同,然而时间却比其他资料要早,可见笼冠并非出自胡俗,而是先在中原地区流行以后,才逐渐传到北方,成为北朝时期的主要冠式之一。本图为大袖宽衫展示图及漆纱笼冠。
      魏晋贵妇衣裙
      魏晋南北朝妇女服饰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此图为穿汉化衣裙的贵妇。
      魏晋贵族男子服饰
      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
      魏晋皇帝便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便服 图中所绘洛神形象,无论从发式或服装来看,都是东晋时期流行的装束。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
      魏晋官吏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服饰 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魏晋时期冠帽也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
      魏晋士大夫服饰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服饰 戴巾子、穿宽衫的士人(孙位《高逸图》局部)。《高逸图》是我国古代人物画中的杰出作品,它虽然出自唐代画家孙位之手,但具有浓郁的魏晋风韵。画面绘四个士人,盘腿列坐于花毯之上,或戴小冠,或裹巾子,通穿宽博衫子。每人身旁各立一侍者,也穿宽袖衣衫。从画面的构图和人物的安排来看,都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相同,人物的服装和形态以及生活器具等都是典型的魏晋南北朝形制。
      魏晋士大夫服饰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除衫子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
      魏晋士大夫服饰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除衫子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
      北朝官吏便服
      北朝官吏便服 左图为戴突骑帽、披小袖衫子的官吏(北朝陶俑)。中图为戴突骑帽、穿裤褶、袒右臂的男子。右图为戴突骑帽、穿大袖衫的官吏(河北磁县北白道出土彩绘陶俑)。 魏晋帽类有几种样式:一种“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一种“突骑帽”, “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 魏晋时期一般男子服饰主要为大袖衫、胯褶及两裆等。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图中官吏外穿的服装,形似披风,两边虽装有袖子,但无实际用途。从形象资料来看,隋唐时期仍流行这样的装束,男女都可以穿着。
      魏晋妇女发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
      魏晋妇女发式之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在发髻上再加饰步摇簪、花钿、钗镊子、或插以鲜花等。
      魏晋妇女发式之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在发髻上再加饰步摇簪、花钿、钗镊子、或插以鲜花等。
      魏晋妇女发式之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顾恺之《女史箴图》,彩色绢本,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女史箴》一文而绘。全卷共九个部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画面为一贵妇席地而坐,一侍女为其理发梳妆。侍女(站立者)头梳高髻,上插步摇首饰,髻后垂有一髾。这种发式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魏晋以后,再度流行,成为广大妇女的主要发型。在顾恺之的另一幅图卷《列女图》里也有描绘。(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魏晋杂裾垂髾服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裾垂髾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深衣制已不被男子采用,但在妇女中间却仍有人穿着。这种服装与汉代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在衣服的下摆部位,加一些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另外,由于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比较长,走起路来,如燕飞舞。到南北朝时,这种服饰又有了变化,去掉了曳地的飘带,而将尖角的“燕尾”加长,使两者合为一体。
      魏晋杂裾垂髾服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裾垂髾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深衣制已不被男子采用,但在妇女中间却仍有人穿着。这种服装与汉代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比较典型的,是在服装上饰以“纤髾”。所谓“纤”,是指一种固定在衣服下摆部位的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所谓“髾”,指的是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由于飘带拖得比较长,走起路来,如燕飞舞。到南北朝时,这种服饰又有了变化,去掉了曳地的飘带,而将尖角的“燕尾”加长,使两者合为一体。
      魏晋妇女衫裙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的衫裙 魏晋时期的妇女服装,都以宽博为主,其特点为:对襟,束腰,衣袖宽大,并在袖口、衣襟、下摆缀有不同色的缘饰,下着条纹间色裙,腰间用一块帛带系扎。当时妇女的下裳,除间色裙外,还有其它裙式。
      魏晋新疆织纹锦履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衫裙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子多穿履、靴等,有皮履、丝履、麻履、锦履等。凡娶妇之家先下丝鞋为礼。鞋子的形式有风头履、聚云履、五朵履;宋有重台履;梁有分梢履、立风履、笏头履、五色云霞履;陈有玉华飞头履;西晋又有鸠头履。有的以形式定名,有的以色饰定名。其中各种履不一定都是妇女所穿,如风头、立风、五色云霞、玉华飞头等属妇女所穿;重台履是厚底鞋,男女都有之,因为南北朝时男足女足无异样。 还有加以锈纹的履,例如陆机《织女怨》有“足蹑刺绣之履”;梁时沈约有“锦履并花纹”。另外木屐在当时也为妇女穿着。
      魏晋妇女衫裙之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衫裙 图为穿大袖衫、间色条纹裙的贵妇、侍从(敦煌莫高窟壁画)及大袖衫、间色裙穿戴展示图(根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壁画复原绘制)。在敦煌莫高窟甬道的两侧及佛教故事的下方,往往有一行行排列整齐的男女,小的仅有数寸,高的竟达几尺。他们中间有权势显赫的官吏,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这些人物,都为修造洞窟出过资金,他们把自己的形象画在壁上,表示该窟的菩萨佛像都由他们供养,所以被称为窟主,也被称为供养人。很多供养人的身旁都附有题记,写明年代、职衔、排行及姓氏等等。本图所绘的服饰,在当时带有普遍性,河南洛阳等地出土的陶塑妇女,也穿这类服装。其特点是:对襟、束腰,衣袖宽大,袖口缀有一块不同颜色的贴袖。下着条纹间色裙。当时妇女的下裳,除穿间色裙外,还有其他裙饰。晋人《东宫旧事》记太子之妃服装,有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名色。可见女裙的制作已很精致,质料颜色也各不相同。
      魏晋信使服饰
      魏晋时期的百姓服饰 近年在甘肃嘉峪关东北的戈壁滩上,发现一处魏晋时期的墓群,其中有六座墓室的墓砖上绘有彩画,共有六百余幅。砖画的内容几乎都是现实生活的各种场景,包括采桑、耕田、狩猎、畜牧、屯垦、庖厨、宴饮等等,其中描绘劳动者形象的,就有二百多幅,。如农民的袍服、猎户的毡帽、信使的巾帻、牧民的绑腿、妇女的围裳等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唐代,由于朝服礼节繁琐、穿着不便,虽然将其列入令文,但实际操作中屡有偏差:唐前期一度被袴褶服所取代,而有唐一代,尤其是唐中后期实质上由常服履行其职能。

    袴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特点是便于骑马征战,引入中原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民通用,从隋代开始将其提升为官宦专用.在唐朝代宗之前,袴褶服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官员朝服的实际替代品,其具体形制为短身广袖上衣,时或外加裲裆,下裤宽大,腰系大带,足著翘头履,依据官员职守的差异配戴不同冠式。

    一、首服

    唐代官员体系庞大,按照职责权限可分为文官和武官两大类,二者在服饰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首服的不同上,即著袴褶服时文官常戴平巾帻,武官服武弁。帻,本是劳动人民用来扎裹头发不使散乱所用的巾帕,两端有带子可以从头上系于颔下。西汉时戴帻并不把头顶全包住,因为帻也常是空顶的,东汉元帝额上有壮发,故戴帻以掩护,群臣效仿,帻的质料和做工讲究起来。至西元九年王莽篡汉,因其秃发,故把软帻衬裱使之硬挺,把顶部升高作为“介”字形的“帽屋”,在此基础之上,西晋末年又出现了一种前面呈半圆形平顶,后面升起呈斜坡行尖突,戴时不能覆盖整个头顶,只能罩住发髻的小冠,即为“平巾帻”,一直沿用到唐代。

    弁,外形犹如两手相扣合,是一种下丰上锐的椭圆形皮质帽子,唐代武弁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沿着笼冠之制发展下来的,另一种是由鶡冠沿变出来,即正面饰鶡鸟形的弁式,后者与武官袴褶服配合使用 唐代武弁上所饰之鶡鸟并非似雉或似鸡的大型鸟类,而是一种小雀,同时弁的造型相当高大,其后还有包叶,包叶上画出鸟翼,象征意义更加明显。

    二、身服

    袴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由褶衣和下袴两部分组成。“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急就篇》卷2)隋唐时期褶的衽已由左衽改为右衽,对此吕思勉先生解释到:“(袴褶)盖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实袭诸胡,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21章,1149页)领式有竖领、方领等,而且领口、袖边常加花纹或异色以增强美感。作为朝服的袴褶,其内著中单,即穿在礼服之内袖口窄小的白色衬衣;其外有时著裲裆,裲裆是一种类似背心的服式,由前后两片组成,肩部用皮革或较讲究的织物联缀。《新唐书·车服志》:“裲裆之制:一当胸,一当背,短袖覆膊。” 裲裆与袴褶合穿时,用腰带系扎。“袴”通“绔”,是裤子形成过程中的称法,其义为胫衣、套裤。唐时文、武官员多著大口袴,如不缚袴,是为“缓服”;如缚袴,便称“急装”,后者是用截成三尺一段的锦锻丝带在裤管的膝盖处紧紧系扎,成为既符合汉族广袖大口裤的特点,同时又便于行动的一种形式。

    从隋代开始以颜色作为标志区分袴褶,“(大业元年)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后师旅务殷,车驾多行幸,百官行从,虽服袴褶,而军间不便。六年,复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 (《旧唐书》卷45《舆服志》)唐代沿用此制,规定“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下,小绫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碧。”(《新唐书》卷24《车服志》)然而袴褶服在唐代经历折发展并最终消亡的过程:武德年间对袴褶的规定主要限于武官,至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下令百官朔望日上朝都要服袴褶,武后时期更是推波助澜,“(文明元年七月甲寅诏)京文官五口以上,六品以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旧唐书》卷45《舆服志》)后经过中宗时期的一段停滞,至玄宗时期又恢复,“(开元)十九年六月敕,应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绸绫及罗,六品以下小绫。”(《唐会要》卷31“章服品第”条)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御史大夫李适之建议冬至、元日大礼时六品以下通服袴褶。天宝年间,御使中丞吉温又建议,“京官朔、望朝参,衣朱袴褶。”(《新唐书》卷24《车服志》)从这一发展过程看,袴褶服似有最终代替朝服的趋势,但是它既非传统冠服,又不如常服方便,所以不能逃脱逐渐消亡的命运。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前后,归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旧唐书》卷149《归崇敬传》)至此,袴褶作为唐代官员朝服的使命告以段落。然而由于它固有的优点,袴褶服被唐代下层武人加以改造后作为日常服装使用,即袖子变的窄小,没有中单,腰系革带等,已经完全出于实用考虑了。

    三、佩饰和足服

    唐之前世与袴褶服配合使用的是皮革质腰带即革带,唐代为提升袴褶服的地位,将革带改为大礼服专用的大带,其色为白,无装饰,以纽系于身。纽,即带的结扣,《礼记·玉藻》:“士锦带,弟子缟带,并纽约用组。”《疏》:“纽谓带之交结之处,以属其纽,约者谓以物穿纽约结其带。”

    袴褶服的足服为履,履是单底之鞋的统称。《说文》:“履,足所依也。从舟,象履形。”唐代履的质地有皮、丝、麻、葛等,官员著袴褶服的场合使用的是皮质之履,即靴。《旧唐书·舆服志》:“中官紫褶,外官绛褶,舄用皮。服冠衣朱者,紫衣用赤舄,乌衣用乌舄。唯褶服以靴。”这时期的皮履一般多采用黑色,制作前先将皮料染黑,使之变成“乌皮”,然后根据履的造型,将皮料剪裁为大小不等的皮块,一只皮履通常用六方皮块缝合而成,寓东、西、南、北及天、地四方六合之意,而且为了增加礼服的庄重感,还将履头高高翘起,故称“翘头乌皮履”。

    四、余论

    袴褶服在唐代曾经辉煌又最终消亡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服饰特别是礼服实用性和等级性相结合的特点。起自胡族的袴褶服以其便利、舒适的优点受到中原人民的喜爱,隋唐阶段更是提升为官员专用,然源自中土的朝服却因使用繁琐而名存实亡,在唐代实际操作中被袴褶服所取代,这正是体现了服装实用性的一面。但是服装在中国古代不仅具有御寒、遮体等基本功能,更体现着极强的等级性和礼仪性,是伦理政治的物化形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官员服饰上。官员既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又是皇帝维持政权的工具,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其服饰的特殊性,即是封建礼仪、伦理的集中体现,其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礼制所规范,赋以天道伦理和身份地位的诸多涵义,成为封建政治的图解和符号。因此,政治上的需要使袴褶服在强大的专制礼仪面前,不得不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再一次回归到其最初实用性的一方。

    ,“袴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特点是便于骑马征战,引入中原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民通用,从隋代开始将其提升为官宦专用”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服饰史》周锡保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古代服饰、用具、职官》孔德明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黄正建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资料来源:《西北美术》2003年2期)


    (魏晋陶俑)

    汉代陶俑http://bbs.artron.net/viewthread.php?tid=758466

     

    http://shop.artxun.com/goods_c3BlY19pZAk2MzAyOQ==.html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fm=ps&word=%BA%BA%B4%FA%CC%D5%D9%B8&rn=21&pn=32&ln=168     秦代兵马俑相比,汉代俑像则主要塑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且形象更生动活泼。西汉早期俑像性质和秦代兵马俑相似,多是用军阵来送葬的模拟物,但在规格上要比秦俑小得多。沿袭秦的风格,造型比较呆板,主要是用整齐的阵列向人们展示为死者送葬的森严军阵。除此之外也有彩绘女侍俑,模制烧成陶后敷涂色彩,轮廓线条流畅优美。艺术造型超出军阵陶俑,富有生活情趣。渐至东汉,这种侍仆舞乐俑成为主流,兵马俑不再出现。造型对象转为舞女,侍仆,农夫和市井等。造型艺术也由呆板变为生动。
      汉代俑像种类很多,主要以陶俑为主,另有铜俑,玉俑,石俑,木俑等。
      其中最受人称赞的是东汉的说唱俑。真实地刻画了说唱者充满感情的神态和手舞足蹈的忘我境界,极富戏剧性的神情,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尤其是东汉时期的俑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面貌。朴拙的风格,奔放的气势构成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秦始皇陵园里最壮观、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兵马俑了。兵马俑军队象征了秦始皇东征六国的军队和出行的仪仗队,形象地再现了秦皇扫六合的雄壮景象。据学者介绍,这些兵马俑的制作一般是先按不同的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然后进行粘合,再细细雕塑外部,涂上鲜艳的彩色。这些俑外表的色彩经过几千年的剥蚀大部分已脱落,经过修复还原后,这些色彩显得十分壮丽和谐。俑的造型因出身、地位、经历的不同而显出不同的特征和表情。它们不仅装束服饰不同,而且神态各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中国古代艺术的典范。且神态各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中国古代艺术的典范。

    西汉指挥陶俑

          墓室陪葬俑。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神灵观,认为人死之后灵魂脱离肉体依然存在。为了灵魂有所陪伴,奴隶社会的君主以大量的人牲和牛马殉葬,死事如生。进入封建社会人牲废止,使用泥陶俑替代。不同历史阶段,陶俑显示出迥异艺术风格。
      西汉初期陶俑继承楚文化着衣木俑风格,形体较僵直,没有秦俑严格的身体结构比例。在制作工艺方面,陶俑先烧后绘,人物或立或坐,基本都为模制。陶俑整塑出衣履,袖手直立或端坐,似更多地继承着秦俑风格,但身躯的轮廓线条更流畅和优美,面目发髻塑作精致,仪态端庄,艺术造型能力远高于秦俑。最大的改进在于汉俑除去了秦俑脚下的方形压重托板,而采用双足站立的形或,增加了俑群真实感。
      图中指挥俑出土于杨家湾西汉墓。据推测墓主为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在这处墓葬当中发摒出2500余件汉代兵马俑,数量、种类、配备及队列均严肃规范,相当罕见。由于墓主地位逊于帝王,俑士高度普遍只有44~55厘米之间,骑马兵俑略高。墓中士兵俑出土近2000件,大多数著士兵装束,唯有一件身材高大,与众不同。此件彩绘指挥俑它高于其它陶俑,头似戴冠,身披当时极为罕有的鱼鳞甲,铠甲之下着绿色短袍和红色长袍,足蹬装饰华丽的长靴。他意气昂扬,双唇紧抿,显得沉着果敢;右臂上扬手指上举,左手下劈,似在指挥万马千军。整体造型质朴洗练,双臂有挥舞动势,极具内在艺术魅力。
         汉俑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塑制目的和创作意识的雕塑艺术形式,是崇拜祖先的活动的产物。它既宣扬了墓主生前的富贵,也营造了死后的哀荣。汉俑中的诸多形象,一方面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我们认识汉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它体现了汉代民间艺术匠师的个性及创造水平,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就洛阳地区而言,汉俑有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有文吏、仕女、百戏、劳动俑及动物俑等。这些陶俑洋溢着一种那个时代特有的美。古朴厚重、雍容大度的造型方式,使人充分领略到汉代文化特有的力量内涵;单纯简洁、整体概括的造型意识使这些艺术形象具有浑厚、粗犷的节奏韵律;加之陶俑充分表达了作品材料———陶土的质感特性和捏塑感的自然情趣,使得这些作品有着淳朴浑厚、古拙耐看的共同特点。

      对于“形具而神生”的古典美学法则,洛阳汉俑的创作者已经有了充分体验,并具备了生动表达的能力。洛阳汉俑的造型往往以一种大度的大写意手法来强调刻画形象的动态,甚至有意对形象夸张变形以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譬如洛阳七里河东汉墓中出土的那件长袖拂扬,踏盘而舞的女舞俑,虽然面容朦胧,但她有着被蓄意夸张的细腰长颈,强调的是头、颈、腰扭转而形成的动态之美。她的手、脚张扬地配合着,铿锵的节奏就在她抬手举足间迸出。再如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的头戴平冠、上身袒裸、下着肥大的喇叭形裤的男舞俑,他右足屈膝踏地,左足抬起,双臂开掌向上举起,似作拍手踏歌的舞蹈动作,形象率真天然,粗砺豪放,没有精致的细节刻画,但却传达出“神似”之美。

      洛阳汉俑的塑造手法极富想象和创意。同为七里河所出土的“三人倒立杂技俑”,表现了三人倒立于圆缸之上,其中二人手按缸沿作倒立之姿,身体相互叠架支撑,另一倒立者驮于其上,双足屈伸在空中。这个被凝固了的空间姿态既惊险又灵巧,既接近生活而又不受拘束,其整体形象获得多方位、多角度的观赏效果。

      洛阳汉俑塑造中除了大度、自由、富于创意的特征外,还蕴含着另外一种素质———稚拙、谐谑的意趣。那件眯眼嘻笑的“矬矮力士”,面部布满了沟壑般的纵横皱纹,他赤露上体,肌肉炫耀似的隆起,挺胸凹腰,臀部撅起,整个身体几乎拧成“S”状,神态表情的憨厚与形态的笨拙浑然一体,表现出汉代普通民众在生活中诙谐、乐天、幽默的个性特质。再如前面提及的男舞俑,他虽然面容浑浊,手不分指,但却在剽悍的身躯上塑造着赫然的两乳,使人睹之忍俊不禁,给人以诙谐、风趣的印象。

      洛阳汉俑艺术还用塑造组群的方式表达复杂的内容,在七里河东汉墓中出土的“陶俑百花灯”,灯座似群峰环绕的山峦,上立灯柱,分为上下四层,上有人和猫、羊、狗、虎等多种动物;灯盘和灯柱上有四条乘坐羽人的飞龙和可以同时点灯的几支曲枝灯盏;灯下围绕着乐舞杂技俑、滑稽俑、七盘舞女俑以及抚琴吹箫乐俑等等。试想华灯高照之时,这种乐音飞扬、人神共舞、狮走羊奔、百戏纷呈的场景,仿佛营造了神话般的世界,含有无穷的魅力。

      洛阳作为西汉的陪都,东汉的都城,两汉年间均居重要地位。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使许多达官显贵趋之若鹜,死后也埋葬于此,这便促进了陶俑的兴盛与发展。洛阳汉代陶俑朴拙生动、率真天然、自由奔放、张扬大气的风格特征,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审美标准。

    雕塑艺术

      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精美的雕塑艺术作品。中国雕塑艺术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反映,除了原始石器,从夏朝起到目前为止,按照遗存的资料和它的发展顺序的主要变化,可分为南北朝以前和南北朝以后。但在这两大段中,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1、殷商-战国(上古前期)
      2、两汉-晋(上古后期)
      3、南北朝-五代(中世纪前期)
      4、宋-清(中世纪后期)
        汉代的画像刻石,题材上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唐宋各代的雕塑品,当然是超过了汉代,可是唐宋的作品从来没有如汉画像石那样充分反映现实的作品出现。明代手工业、商业各方面,较唐宋有提高的,但明代的雕塑品,很少能如宋代充分的表现出每个作品的特征。    中国雕塑发展史
      中国原始时期的雕塑艺术,大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以上。最初的雕塑可以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算起,造型多样的陶器,为中国雕塑的多向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出现了陶器。中国原始雕塑的最初形态是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从工艺手段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它们有的以配件的形式出现,如盖钮、把手等;有的以表面浮雕等形式出现。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七千年了。尽管作品只有6.3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可见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腻。
      中国的历史发展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这中间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夏禹是在约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最大部族的统治者,从他以后,确定了王位的世袭制。商代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其仍然是部落性质的国家。商代后期迁都安阳,由于当时地名称为“殷”,所以史称商后期为“商”。再后来是建都西安附近的周代,史称“西周”,迁都洛阳是周代后期,史称“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这一期的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
      从形式上大致可以将青铜器的雕塑因素分为以下几种:①是以动物现象为主题造型的青铜器,如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站立的鸮 鸟圆目大睁,坚实有力,外表装饰有其它动物纹样的装饰;再如湖南 醴陵出土的象尊,在基本写实的基础上又有夸张变形的因素,铸造技术精细。②是青铜器表面的装饰,常见的有浮雕、圆雕、透雕等形式,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体态巨大,四角各铸一卷角羊头,造型端庄;如河北平山中山国都遗址出土的人物座三连灯,以人物造型为灯具的主体结构,神态自然。③是相对独立的青铜造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站立人物像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高172厘米,加上基座高达262厘米,面部形象简洁,整体感较强,整个外形上有比较精致的装饰。据考证,此类雕像非为明器,可能与祭祀所用的器物相关。再比如河南洛阳出土的玩鸟顽童雕像,其面部表情生动,非常写实。这些青铜器虽在性质上仍属工艺品(实用目的),但已初步具备了雕塑艺术的属性。一些夸张变形奇特的纹饰,构成了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观点和对自然环境的理解。
      从整体风格上看,商代青铜器比较端庄、沉重,气质伟岸;西周前期、中期的作品比较华丽、装饰繁缛,形象怪张,有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其上;而西周晚期则比较写实,不再咄咄逼人,装饰上也相对简洁了一些。
      另外,在这个时期还有用石、玉、陶等材料制成的雕塑作品。这类雕塑的目的在于祭祀、日常生活用品、服饰等方面。其中以玉雕最为突出。据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的人们很喜欢佩带玉器,除了审美意义还兼有道德伦理上的含义。商周墓中经常会有玉雕的佩饰品,有玉鳖、玉虎、玉人等等,以简洁明快的手法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特征。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坐形,高8.5厘米,周身饰饕餮兽面纹,头上钻孔,以利穿绳佩带。再如陕西宝鸡西周墓出土的玉雕鹿形,姿态可爱,尽管体形很小,但其刻画却十分传神。西周时期的国都在陕西长安一带,近年来该地有很多类似的文物被发现。
      春秋晚期的墓葬已大量使用陶俑替代人殉葬。山东林淄的出土陶佣只有10厘米左右,外表加施彩绘。此外,在湖南、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还发现有木雕人俑,形体概括、简练,注重体快的整体效果。这一类殉葬品都为“明器”,有些在制作上比较粗糙。
      春秋、战国时代的其它雕塑作品,文献上有零星记载,但实物已无处可见。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雕塑艺术范畴是建筑中使用的配件或装饰,这一类作品最常见的是瓦当,一般都有各种纹样的浮雕,以动物、云气、几何纹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雕塑者群体已开始明朗起来,随着手工业的发达起来,专门对铜、玉、石、古、木进行加工的行业明显比以前分工更细,并有专门管理“百工”的人员和机构。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
      虽然在整个雕塑史中,秦代只占据着短短的十五年,但只一个兵马俑的出现,就足以改变中国雕塑史。它出土于1974-1976年,主要以兵俑和马俑居多。体态与真人等大,数量众多,神态各异;自是有立、有跪,有驭手、射手;由军官、士兵之分。马俑形象写实,身材矫健,可见当时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对塑造技术支精通。这些秦始皇百万大军的缩影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不论是造型、塑造、烧制等各个环节,都是一件庞大的工程。一般采用模制加手工塑型的技术,分段成型,整体焙烧。其陶泥制的细腻、烧成火焰均匀、过程当中变形较小,烧成后外表用颜料彩饰。作品注重面部形象刻画,据说万千兵马俑没有充样、雷同的,可用“栩栩如生”这个词来形容。从人物结构上看,比例合适,动态自然。秦俑的单件作品都有很强的动作个性,有的手持利剑,有的伫立凝视,有的坚定刚毅。但整体上不在乎细节变化,不是完全照搬现实,在躯方头圆上有强烈的体块对比、疏密变化、动静之别。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秦代兵马俑的出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显示出我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很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前进了一大步。总的来说,秦代兵马俑对我们研究那一段历史、促进后代的雕塑艺术之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同秦俑同时发现的另外一个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就是铜车马。这些铜车马比秦俑要小些,为铸铜而成,做工更为精细,即以考究。青铜雕塑艺术始自商周,像这样的铜车马,是空前罕见的。
      同样,由于秦代的大兴土木,使我可以从许多现存的建筑构件遗物上了解当时的雕塑艺术。秦代的瓦当艺术可以说是小件浮雕艺术之精品,大致上可分为卷云纹和动物纹,构思巧妙、变化多端。动物纹瓦当充满了雕塑趣味,由“子母鹿纹”瓦当,表现一直带着孩子的活泼腾跃的母鹿,在只有十厘米的空间内,把生气盎然的生命浓缩起来,有浓厚的装饰趣味。
      俗话说“秦砖汉瓦”,是指秦代的空心陶砖,多是以龙、凤或狩猎、农耕的图案。这种风格特点,在秦代的铜镜纹饰中也可以欣赏得到,这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品种,自秦代开始愈加精美。其浮雕装饰纹样,无一已不是飞动活跃的,这种艺术特征对后来的魏晋六朝时期有很大影响。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自秦朝统一中国,一直在盛衰变化中持续了四百余年。汉风气势,我们可以从现存的雕塑清楚的看到。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
      霍去病墓石雕群中完整的有十二三件,其体积之大,风格之独特,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是罕见的。公元前二世纪,是汉武帝当政的时代,郭力比较强大,工艺技术、艺术水平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也正是体现了当时的雄厚气魄,石雕采用巨大整体石块,就其自然外型加以艺术处理,灵活使用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使之完全服从于雕塑的整体造型。比如“卧虎”,在虎形上运用了寥寥几条简单的阴刻线,就表达了它的内在精神。
      这组石雕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挖掘、整理、保护起来,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光辉一页,它给人们带来五穷的艺术享受和创作启迪。
      西汉也有大量的陶俑陪葬。陕西杨家湾就出土了数千件彩绘陶俑,有人有马,阵容整齐。但这些陶俑体积较小,大都在50-60厘米高,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再者,这些陶俑的做工也远不如秦俑大部分比较模糊、型相类同。“汉承秦制”,相比之下,汉代比之秦代的厚葬之风有所减弱。汉代的明器雕塑在题材上更为广泛,为了使死者能在阴间依然享用生前的生活环境,开始大量出现陶制的粮仓、猪圈、锅灶、房屋以及鸡、鸭、狗、猪等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事物。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有许多陶质明器都外挂了赭色釉和绿色釉。这些明器也为研究当时的农牧业、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形象佐证。
      西汉的工艺装饰性雕塑也十分发达,其一为铜镜装饰。这一时期除了与前代大体相同的云雷纹、蟠龙纹以外,比较流行使用吉祥语,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等;乳钉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乳钉之间有人物、鸟兽等等。其二,西汉的金银嵌镶工艺也比较发达。是在铜制器物上嵌镶金、因、松石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在填以黑漆,曰“错金银”。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错金银”博山炉,虽微熏香用的实用品,但其炉盖雕制成层次重叠的造型,这在汉代也十分盛行。
      西汉的玉雕也是不可忽视的小型雕刻艺术之一。常见的有带钩、印牛、头饰、玉佩等等,以随葬品玉蝉、玉猪等。这些小型玉雕小中见大、选材精良、造型完整。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建筑装饰构件上看到雕塑艺术的成就。史籍中所记载的建筑实物已荡然无存,“秦砖汉瓦”为我们提供了推想空间。西汉瓦当场以“延年益寿”、“长生无极”等吉祥语作为装饰内容、动物纹样多采用“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再满足与仅仅实用,而是趋向于把生活用品制作得更艺术化。比如当时的铜油灯是常见的一种生活用品,从现在的出土文物看,各种地位的人们所使用的灯具也有很大差异。最为著名的是出土于河北满城的“长信宫灯”,以一个神态安详的少女形象为灯体,双手托起灯罩;结构很巧妙,整体为空腔以免烛烟四处散漫。再比如有一些随身佩带的腰饰、头饰或玉佩等,都是小型雕塑精品。云南省晋宁出土的“双人舞饰牌”,以镂雕的形式表现了两位翩翩起舞的人物,脚下踩着一条扭曲转动的长蛇,整个形象饱满而浪漫,结构紧凑。
      东汉时期,豪强争斗激烈,社会因素很不安定。两个世纪中,厚葬习俗成风,所以留至后代的墓室有很多保存完好。为使墓穴坚固耐久、多使用材质较好的石料构筑其框架,并在石材外表浮雕以历史故事、植物动物,或把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面雕刻记录下来。其中最为优秀的有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一组浮雕,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车马出行、宴乐游乐等场面,还有些是神话传说、鬼怪迷信一类。所使用的雕刻技术多为阳刻,将人物形象以外的部分铲平剔下,使物象凸现于石面。再就是山东的孝堂山祠和肥城张氏墓其画像石的特点是使用阴刻,以凹线勾勒形象外缘。
      河南南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家,当地的富豪官员、皇亲贵戚众多。从后来发现的石雕、画像后可以看当显官贵族们的奢华生活。现在的“南阳汉画像博物馆”藏有千余件保存基本完好的墓石壁雕。南阳汉墓浮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粗犷、中期熟练、晚期的风格不及前两期。趋于软弱。其手法多为阴线凿刻,题材广泛。此外,江苏徐州、陕西绥德、四川岷江沿线等地区都有较为丰富的汉代墓石雕刻。四川的彭山、乐山、重庆等地有不少崖墓,这种墓壁上的装饰被凿棵成高浮雕纵深可达20厘至40厘米。
      在出土的墓俑方面,四川远比其它地方(包括洛阳),都更加丰富。在四川成都附近出土的一件说书俑,表情极为生动,刻画出说书艺人的情感瞬间和他的典型特征,并配合以夸张地肢体动作,加强了人物的神态动势。在其他地区也有优秀的东汉时期雕塑被发现,如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使全世界为之轰动。这匹奔马三足腾空,以足落在支撑点上,雕塑家巧妙地将底座设计成一只飞燕,象征“天马行空”的潇洒。整件作品为铸铜而成,虽只有34.5厘米高,但它的气势却是雷霆万钧、不可一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为目的的雕塑也从另一条道路走向繁荣。
      中国在历经秦、汉四个世纪的一统局面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分足割据的状态。所谓三国就是曹氏父子建都洛阳的魏国(220-265),建都南京、由孙权统治的吴国(229-265)以及汉室后代刘备统治的蜀国,他的称帝是在(221-263)。这期间鼎立存在了四十年,战争频仍,但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生存的威胁也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艺术成果似未受太大影响。
      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已经被正史所记载,造像活动也因此而展开。自晋代以后,造像活动大肆盛行,甚至当局不得不出面干涉,限制其不加节制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现在所能看到的三国时期的雕塑实物,多为墓葬明器。如安徽亳县一带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贵的砖雕艺术,其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
      蜀国和吴国被魏所灭以后,魏国的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统一而短命的西晋(265-316)。但由于西晋的统治腐朽无能,被北方各少数民族所破,这些少数民族被统治者成为“五胡”。随之天下大乱,除了“五胡”、“十六国”的民族争斗,西晋政权旋即倒台东晋王朝(317-420)趁乱建立于建康(今南京),统治者为西晋宗室司马睿。之后的局面更加复杂,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被统称为“南朝”;与此同时,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十六国”以后分别建立,成为“北朝”,直到公元六世纪的这一段,就是南北朝时代。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尊奉,市佛教雕塑艺术得以巨大发展。印度佛香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区为主,由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甘肃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僻远,未受战乱的更大影响,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干扰。但当地土质疏松,不宜于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这也是中国佛像艺术的特点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设规模巨大,从十六国到北朝这一时期的塑像来看,匠师们已把人物形象渐渐中国化,并在造型审美尺度上趋向于当时的流行形式,与同一时期绘画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点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后期作品开始出现唐代的风格迹象,受内地影响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比如服装、饰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浓抹,表现技法日渐成熟。
      麦积山石窟的得名是由于它的外形似麦垛,位于甘肃天水。同样,由于石质的问题,麦积山也不宜于雕刻佛像,属北齐时期的作品较多。相对而言,麦积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动和世俗化,在众多雕像当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声耳语的供养人、由活泼生动的比丘还有虔诚苦修的老僧以及狰狞怒目的金刚力士。这些泥塑的制造工艺十分精湛,选材讲究,虽未经焙烧但历经千余年仍未损坏。
      云岗石窟群位于山西大同,石窟延绵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龛)约千余个,规模庞大。云岗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是北魏时期,充分利用了当地石材的特点;体魄巨大、形象庄严,具有摄人魂魄的体量感和空间感。主佛高达13.7米,立于石窟中主要位置,为云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显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注重形象刻画,人物动态也更加活泼;第三期已近尾声,时间拖至六世纪初。当时的大规模开凿工作已经停止。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饰装扮已完全中国化,“褒衣博带”式的中原服装形式已经普及。
      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力经东魏、北齐、隋、唐多个朝代之开凿,作品庞杂,遗留作品也较多。可惜的是,解放前被外国列强盗去了许多造像以及头、手臂等局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中比较重要的一处,是北朝时期有史实可查的,其形制结构与云冈昙曜五窟相似,窟内饰有莲花、飞天、云气等图案,气氛神秘、纹饰华丽,但无琐碎之感;莲花洞内的石雕莲花特别突出,窟内主佛像为站立姿势,手臂的雕刻尤为动人,,似有柔软弹性之感;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较大的一个,历史年代也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内壁面上雕满了小佛龛,几乎每龛都有造像题记,中国著名的书法碑帖“龙门二十品”中,古阳洞中的就有十九品。
      南北响堂山石窟依据后人追记碑文可证为北齐时开凿,位于河北省磁县。北响堂山除北齐外,后来的隋、唐、宋、明各代叶逗留有作品。此处石窟被后人毁坏或改造的地方较多,比较明显带有北齐原有风格的,是大量图案浮雕。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大类雕塑作品当属陵墓雕塑。曹魏时期,尤于墓葬推崇简易,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陵墓未有雕像被发现。 北魏陶俑
      南北朝时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这种悖常为“神兽”的想象中动物形象,被成为“麒麟”,有的似狮虎,却右翼,被称为“避邪”。这种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姿态宏伟,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现存遗迹多为南北朝时作品,江苏南京周边比较多见。其中最为杰出的是江苏句容石狮村梁南康简王萧绩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简洁,体积感强,最能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各处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佛像和与之相关的造像被大量制造。单尊可移动的佛像,都带有“背光”,一为装饰、二为其坚固。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多件北魏时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时刻出佛经故事。山东博物馆、北京博物馆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保存比较完好的单件佛像。此外,为了供养方便,易于携带,当时还生产了大量小型鎏金铜像,制作精美,雕刻细腻,不亚于大型雕塑的气魄。
      建筑、工艺、雕塑等造型艺术家,在中国古代一般都与匠人等同,被史籍记载者很少。象戴逵、戴颙父子,被以雕塑艺术家记载下来的为数极少。戴氏父子活跃于四世纪至五世纪,名震一时。他们也都长于绘画,与僧佑、蒋少游等雕塑名家一起,对造型艺术之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国外雕塑艺术简史
      西方古代时期的雕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为图腾、魔法和宗教服务。
      在美洲,墨西哥的普勃洛州的特华坎河谷是伟大的中美洲文化的诞生地。而后在墨西哥湾地区出现了当时最先进的古典前期文化,即奥尔麦克文化。它被喻为墨西哥文明的前身。公元前300年左右玛雅文化开始出现并发展,它继承了中美洲文化传统,发展了大型雕塑,如神庙等。14世纪上半叶,墨西哥土著阿兹台克人统治了墨西哥河谷,建立了君主专制王国,形成了阿兹台克文化。16世纪时,西班牙人征服了阿兹台克王朝,接着向南方掠夺并统治了印加文化的发源地——秘鲁。
      简介:古拉希雕塑
      一、古风时期的雕塑
      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希腊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落首领的权力完全消失,原始公社瓦解,奴隶制度在希腊形成,开始建立了奴隶制的城邦国家。由于陆地贫瘠,城邦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海上扩张和殖民统治。这两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使希腊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很快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在荷马时期,雕刻艺术仅是一些小雕像。真正古希腊雕刻史的首页应从古风时期开始。因为古希腊雕刻中最突出的人体雕刻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
      法国美术史家伊波利特·丹纳曾说:希腊人表现人体还有一种全民性的艺术,更适合风俗习惯与民族精神的艺术,或许也是更普遍更完美的艺术,这就是雕塑。人体雕刻艺术是古希腊雕刻艺术之冠。
      人们从保存下来的属于古风时期的男女人像雕刻中,可以窥见人类幼年时代的文明成就。古风时期的男子人像雕刻主要是青年全身裸体立像,希腊人称为“库罗斯”(意为“小伙子”)。这些雕像在人体比例和肌肉质感方面都接近真实的人体,面部表情开始生动起来,现出笑容。不管何种身份和职业的人物都用这种微笑表现,成为当时统一的时代风格,后人称之为“古风式微笑”。
      二、希腊过渡时期雕塑
      在希腊艺术发展进程中,由古风发展到古典时期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指公元前5世纪前半期。在这段时期里希腊经历了一场反抗波斯入侵的著名的希波战争。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在这个时期。
      希波战争对古希腊具有深刻影响,严酷的战斗培养了希腊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奋发图强的精神,产生了伟大的悲剧艺术。在雕刻艺术中出现了战斗,歌颂英雄业绩的主题,无论是表现神话还是现实题材都与古风时代作品不同,与“古风式微笑”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具有时代精神的严谨风格:从静态的姿势转向力求表现运动甚至激烈动作;从过去只表现人物的正面发展到表现人物的多种方面。雕刻的技巧更加熟练,逐渐形成一种比例匀称、结构准确、形体明晰的“团块”体系。这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驾车人》、《波赛东》、《鲁多维奇宝座浮雕》和《里切亚青铜雕像》等。
      三、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艺术
      历时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最终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结束。在希波战争中,雅典是希腊各城邦的盟主,城市虽然遭到战争的破坏,但是战争胜利而缴获的大量财富,又使希腊的经济繁荣起来。作为城邦盟主的雅典,对外以霸主身份发展自己的势力,对内实行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更多的富足与自由,从而使雅典成为当时欧洲最美丽繁荣的城市,也使雅典自公元前5世纪中叶进入了“伯里克利斯的繁荣新时代”。
      伯里克利是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他关心贫苦平民甚于贵族,曾立法不准鞭打奴隶。他还是积极提倡文化艺术的统治者,把雅典建成了全希腊的艺术和教育中心。他说过,“我们没有忘记使疲劳的精神获得休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优雅的”,“我们是爱美的人”。希腊的哲学家和艺术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古典盛期的伟大雕刻家菲狄亚斯就是他的好朋友。由于贤明的伯里克利斯的关怀和提倡,希腊艺术进入最繁荣的时期。
      古希腊雕刻进入古典时期后出现了新的繁荣,雕刻家们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突破古风程式,试图在人体直立的基础上将人体的重心移至一足,使另一足自然地表现出一些动态,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各种运动感。这是古代艺术家美学观的新发展,意味着雕刻家对人与人体美的认识的提高。这时期创造的作品更接近现实的完美人体。
      四、希腊化时期雕塑艺术
      希腊化时期一般指公元前334—30年,又称希腊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从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到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灭亡埃及托勒密王朝,前后共300余年。
      马其顿希腊王经过南征北战,使帝国版图跨越欧亚非三大洲,成为希腊的鼎盛时期。崇尚文化艺术的亚历山大大帝使希腊艺术广为传播东方,又从古代东方文化中吸收营养,从而使东西方文化开始交流与结合,促进了文明的新发展。随着城邦国家的瓦解,政治、宗教、艺术也逐渐丧失了严肃性和公民性。艺术开始成为满足少数贵族统治者自我炫耀、享乐和粉饰现实的手段。这就使神在艺术中的地位降低,人和人的生活更多地出现于艺术题材中。
      同古典时期雕塑相比,希腊化时期的艺术风格多样,既有同古典艺术接近的风格,如《米罗岛维纳斯》等一系列维纳斯雕像,也有体现这一时期生死搏斗、美丑相争的时代精神、掺入悲剧性风格的《拉奥孔》等。希腊化时期的雕塑艺术由于希腊本土雕塑传统深厚,依然成为希腊雕刻艺术的中心。
      在古典时期象征至高无上权威的宙斯和城邦保护神雅典娜,在艺术中已不占主导地位,象征爱与美的维纳斯则逐渐登上艺术的宝座,许多姿态各异,模仿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优美的样式”造型接踵问世。古希腊的艺术家们从人的生活出发,肯定人生,赞美人的美,赋予人的肉体和精神以崇高而十全十美的理想,把人提高到神的高度。人们通过希腊化时代的雕塑家们对维纳斯的创造,可以看到充满人性的女神的永恒的艺术魅力。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米罗岛维纳斯》。
      雕塑按使用材料可分为木雕、石雕、骨雕、漆雕、贝雕、根雕、冰雕、泥塑、面塑、陶瓷雕塑、石膏像等;
      雕塑的三种基本形式:圆雕、浮雕和透雕
      ①圆雕。所谓圆雕就是指非压缩的,可以多方位、多角度欣赏的三维立体雕塑。手法与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写实性的与装饰性的,也有具体的与抽象的,户内与户外的,架上的与大型城雕,着色的与非着色的等;雕塑内容与题材也是丰富多彩,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动物,甚至于静物;材质上更是多彩多姿,有石质、木质、金属、泥塑、纺织物、纸张、植物、橡胶等等。
      圆雕作为雕塑的造型手法之一,应用范围极广,也是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雕塑形式,本书将重点讲述关于人像圆雕的雕塑技法。
      ②浮雕。所谓浮雕是雕塑与绘画结合的产物,用压缩的办法来处理对象,靠透视等因素来表现三维空间,并只供一面或两面观看。浮雕一般是附属在另一平面上的,因此在建筑上使用更多,用具器物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由于其压缩的特性,所占空间较小,所以适用于多种环境的装饰。近年来,它在城市美化环境中占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浮雕在内容、形式和材质上与圆雕一样丰富多彩。
      它主要有神龛式、高浮雕、浅浮雕、线刻、镂空式等几种形式。
      我国古代的石窟雕塑可归结为神龛雕塑,根据造型手法的不同,又可分为写实性、装饰性和抽象性;
      高浮雕是指压缩小,起伏大,接近圆雕,甚至半圆雕的一种形式,这种浮雕明暗对比强烈,视觉效果突出;
      浅浮雕压缩大,起伏小,它既保持了一种建筑式的平面性,又具有一定的体量感和起伏感;
      线刻是绘画与雕塑的结合,它靠光影产生,以光代笔,甚至有一些微妙的起伏,给人一种淡雅含蓄的感觉;
      ③透雕。去掉底板的浮雕则称透雕(镂空雕)。把所谓的浮雕的底板去掉,从而产生一种变化多端的负空间,并使负空间与正空间的轮廓线有一种相互转换的节奏。这种手法过去常用于门窗栏杆家具上,有的可供两面观赏。
      除上述两种形式外,雕塑按其功能,大致还可分为纪念性雕塑、主题性雕塑、装饰性雕塑、功能性雕塑以及陈列性雕塑五种。
      ①所谓纪念性雕塑是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件为主题,也可以是某种共同观念的永久纪念。用于纪念重要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一般这类雕塑多在户外,也有在户内的,如毛主席纪念堂的主席像。户外的这类雕塑一般与碑体相配置,或雕塑本身就具有碑体意识。如1990年建成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堪称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雕塑艺术综合体。
      ②主题性雕塑顾名思义,它是某个特定地点、环境、建筑的主题说明,它必须与这些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点明主题,甚至升华主题,使观众明显地感到这一环境的特性。它可具有纪念、教育、美化、说明等意义。 主题性雕塑揭示了城市建筑和建筑环境的主题。在敦煌县城有一座标志性雕塑《反弹琵琶》,取材于敦煌壁画反弹琵琶伎乐飞天像,展示了古时“丝绸之路”特有的风采和神韵,也显示了该城市拥有世界闻名的莫高窟名胜的特色。这一类雕塑紧扣城市的环境和历史,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身世、精神、个性和追求。
      ③装饰性雕塑是城市雕塑中数量比较大的一个类型,这一类雕塑比较轻松、欢快,带给人美的享受,也被称之为雕塑小品。这里专门把它作为一类来提出,是因为它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美化你的生活空间,它可以小到一个生活用具,大到街头雕塑。所表现的内容极广,表现形式也多姿多彩。它创造一种舒适而美丽的环境,可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我们平时所说的园林小品大多都是这类雕塑。
      ④功能性雕塑是一种实用雕塑,是将艺术与使用功能相结合的一种艺术,这类雕塑也是从你的私人空间如“台灯座”,到公共空间如“游乐场”等无所不在。它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环境,启迪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在生活的细节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美。功能性雕塑其首要目的是实用,比如公园的垃圾箱,大型的儿童游乐器具等。
      ⑤陈列性雕塑又称架上雕塑,由此可见尺寸一般不大。它也有室内、外之分,但它是以雕塑为主体充分表现作者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风格和个性,甚至是某种新理论、新想法的试验品。它的形式手法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内容题材更为广泛,材质应用也更为现代化。但不管怎样它都给有才能的艺术家提供了创造性的空间,并保证了人类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之一——雕塑,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以上所说的五种分类并不是界线分明的。现代雕塑艺术相互渗透,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如纪念性雕塑也可能同时是装饰性雕塑和主题性雕塑;装饰性雕塑也可能同时是陈列性雕塑。 http://www.gs.xinhuanet.com/dfpd/2005-11/14/content_5583766.htm匠心独运唐陶俑 http://www.baidu.com/s?wd=%CC%C6%B4%FA%CC%D5%D9%B8&lm=0&si=&rn=10&ie=gb2312&ct=0&cl=3&f=1&rsp=1&oq=%CC%C6%CC%D5%D9%B8唐代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