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力宝贝海洋饰品:企业家精神成政治婢女

                            雪珥(微博)

1895年4月20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江苏布政司邓华熙，向光绪皇帝发出了一道奏折，郑重推荐一本书《盛世危言》。就在他上折荐书的3天前（4月17日），李鸿章已经在隔海相望的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中日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场疾风暴雨开始迅速涤荡中国知识界。

而邓华熙所推荐的这本《盛世危言》，俨然成为那只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海燕。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将该书印制二千部，发给高级干部们作为学习材料。《盛世危言》一时洛阳纸贵，人人诵读。在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中，有时年37岁的康有为，也有时年29岁的孙文，而一个还在湖南韶山呀呀学语的婴儿，日后也向美国记者斯诺坦言，这本书对他的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婴儿名叫毛泽东。

这本畅销书作者郑观应，是晚清大名鼎鼎的职业经理人兼思想家，这一年他53岁，正在轮船招商局担任总经理（总办）。

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说是“千手观音”。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打工皇帝”。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那是一个盛产买办的地方。16岁那年（1858年），郑观应“高考”不中，但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追随其叔，顺利地进入了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颠地洋行)实习。当时，另一香山同乡、比郑大四岁的徐润，也在这家公司当学徒。

郑观应的外企职场生涯相当顺利，两年不到就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项。当1867年宝顺洋行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闭时，郑观应无论在经验还是资金的积累上，都已经可以单飞，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栈担任翻译，不久便盘下了这家茶叶公司，经营两湖、江西、徽州茶叶生意。同时，他还成为外资企业“公正长江轮船公司”的董事，并参与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后仅两年，郑就出任该公司总买办，这一年（1874年）他才32岁，登上了外企华籍员工的顶峰。

此时，郑观应的年薪已在7000两白银以上，还有不菲的办公津贴（按当时行情，一般为年薪的5-6倍），而一亩良田的卖价亦不过6两白银。再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年收入据估计高达100万两以上，远远超出一般买办1-5万两的年收入。

头上顶着外资名企（太古洋行绝对是当时的世界500强，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灿烂光环，兜里揣着叮当作响的真金实银，“千手观应”并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而是积极地将手伸向政界，除了掏钱捐官外，开始大力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济灾民活动，这使他这个广东人迅速地融入到江浙帮中，并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

年轻的郑总在政界的投资迅速结出果实。1880年，李鸿章邀请郑观应加入大清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副总（会办）。机器织布局权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补道、总经理（总办）彭汝琼和郑总是不谐，导致企业筹建进展艰难，甚至连房租食用也快付不出款。李鸿章见状不妙，便将彭调开，已经捐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的郑观应，成了新的总经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压制了新调来的官方代表龚寿图、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过程中规避了“姓公姓私”的无聊问题，以公开集股的办法超额筹集到50万两股本。

有作为自然就有地位，郑观应一炮走红，除了织布局总办外，他还兼任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千手”，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大权，当然，还有自己所经营的其它私人生意。

但此时，“千手观应”播云布雨的好运走到头了，他在织布局栽了一个巨大的跟斗。因为资金、设备等问题，织布局迟迟难以开工，等到终于动起来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中国和法国因越南问题而兵戎相见，法国军舰武装集结上海海口，摆出进攻姿态，十里洋场泡沫破碎，繁华如潮水般退去后，人们发现如胡雪岩、徐润等巨商豪富也赤条条地在裸泳，而机器织布局股票从原价100两跌破70两, 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公告栏中消失。

在此艰难之际，“千手观应”却成了“千脚观应”，拼命逃离。郑观应成功说服了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将他调往广东，为抗法战争前线服务去了。郑推荐了盛宣怀接办机器织布局总办一职，但盛也兴冲冲地要到天津接任海关道的肥缺，机器织布局这块“鸡肋”就留给了经元善。经元善本和盛、郑是一伙的，接盘后就使劲追查龚寿图等人挪用公款的“罪证”，龚被逼急，反戈一击，抖出了郑观应利用公款炒股，“利则归己, 害则归公”的丑闻。上海道邵友镰奉命查办，结果虽在台面上宣称查无实据，但确实发现了郑所成功融进来的股本金，很多居然是股票，有很多水分，郑最后还是自掏2万两补帐。这番折腾后，机器织布局更是一地鸡毛，按张之洞的说法是“资本难集，心志不齐”。

但屋漏偏逢连阴雨，织布局的事件还未平息，郑观应又在香港被法庭扣留。原因是他在离开太古时推荐了继任者杨桂轩，这位杨总不仅不善经营，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导致太古公司损失惨重。洋人们不愤，便将郑观应这一担保人扣留起来追债。

如此两番折腾，郑观应大为灰心，“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 。1884年，郑观应于42岁盛年退隐澳门，“千手观应”收回了捞钱的手，开始享受自己积累的财富，同时修订早已经给他带来巨大名声的《盛世危言》（旧作名为《易言》），改行做思想家了。

这时，郑观应还花了大量财力和精力修道炼丹，“入室”、“访道”、“修炼” ，赞助道友“入武当养性”、“入罗浮养性”等。在修道炼丹之外，郑还大娶侍妾，个人生活过得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晚年郑观应要教育儿子：“娶妾不宜多，多则不和，且伤身体，使费亦多”，甚至在1914年遗嘱特别强调“男子以色欲不节而妨其发达。”可见当年的纵情声色是过于投入的。

1891年，在盛宣怀推荐下，郑观应担任了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第二年又成为招商局帮办。当好大喜功的张之洞把汉阳铁厂办成了一个烂尾项目，盛宣怀出手相救，将自己的老哥们郑观应派去做了总经理。1906年，郑观应还担任了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复出之后，“千手观应”依然活跃在国有、半国有和民营企业，而且因《盛世危言》的盛名，风头更胜当年，只到去世。

“千手观应”终其一生，似乎都一直显示着“人格”的分裂：

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却几乎没有创办过属于自己的上规模的企业，说到底他还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他是一位很受“老板”们（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欢迎的职业经理人，却总是和自己的同事难以和谐；

他总是热衷于开创新业，也同样热衷于在遭遇困难时抽身离去；

他大声疾呼商战，却在骨子深处向往着当官，只要有机会，他就从商场溜到官场，尽管他做官的本事比他经商要差多了；

他高调地反腐败，提倡有德性的生活，却也悄悄地大搞腐败，利用职权，将自己的亲属安插到企业的重要岗位，大搞关联交易，同时，他还毫不掩饰地耽溺于声色，尽管堂皇地自我包装为只是为了多生几个儿子……

作为一位思想先驱，他的著作激发了后人的思考，至今，“郑观应xx思想研究”的论文依然充斥着中国各大学术论文数据库。郑观应的片言只语，也能放大成洋洋洒洒的一篇大论文，得以养活不少文人学者，俨然“郑学”。他被供奉上了政治和学术的双重神坛，乃至他与旁人的利益纷争，也被化妆成了“毅然迎接中外反动势力的挑战”。他那些“激轮飞电收权利, 织雾开山救困贫”的打油诗，“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被人郑重整理出来，并在史料价值之外上纲上线，塑造出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

应该说，郑观应是较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但这种动辄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政治层面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也令崇拜他的后人们成为上层建筑万能论的迷信者。很多本可在经济操作层面就能解决的问题，被拔高到了政治的高度，中国最为缺乏的企业家精神，沦为政治的婢女，企业家从此可以方便地通过责难政治来逃避自己的应有责任，如同郑观应一样，永远批判他人、批判自己身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