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战神5200:刘良华：成为有智慧的教师

刘良华：成为有智慧的教师

作者：刘良华（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     摘自：《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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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课程智慧”主要显示为教师“备课”的智慧，那么，教师的“教学智慧”则主要显示为“上课”的智慧。

究竟什么是一堂好课？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样追问几乎是徒劳，因为一堂好课所隐含的因素过于复杂，甚至不可言说。

事实上，一堂好课这个话题虽然复杂，但还是可以从“复杂”中找出一些“简单”的要素。我们借用韩愈的框架，认定一堂好课至少有三个基本要素：传道、授业和引起主动学习。韩愈的原话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的“传道”在这里主要指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培育学生的人格；“授业”在这里主要指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解惑”在这里主要指让学生主动学习并在学生提出自己的困惑之后教师再给予解答。

“传道”

对孩子来说，“传道”是影响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关键要素。这里的“传道”是指让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受到激励、唤醒和鼓舞。知识也许是可教的，但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不可教的。教师的“传道”只能显示为感染、熏陶和引导，只能显示为激励、唤醒和鼓舞。好的教师总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感染、感化他的学生。

对学生来说，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永远是重要的。但是，无论知识和技能多么重要，它从来就不是学生学习的全部内容。教师除了传递知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学生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

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回忆”。我们现在无法简单地相信，人“先天地具有知识”，以至于光靠回忆就能够获得知识，但我们至少可以断言，人“先天地具有自由精神”，人一旦发展了这种自由精神，他就能够主动地获得相关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的命题“知识（学习）就是回忆”可以转换为“知识（学习）就是自由”。教师的基本使命，就是让学生因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而主动求知、自由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

“授业”

“授业”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里的“授业”主要是指教师引导学生在学业上达到掌握的水平。在重视“笔纸”考试的现实社会中，“授业”可能是中小学教师和家长最关心的主题。

教师是否能够有效地讲解知识，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能够引起学生的有效学习。而学生的学习是否有效，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学习就是打游戏，学习就是认地图。当然，也可以加上另外两句话：“学习就是学说话”和“学习就是学走路”。

第一句话：学习就是“打游戏”，与之相关的概念是“及时反馈与矫正”。中国教师和中国家长目前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是学生接近“无度”地沉溺于“网络游戏”中。学生为什么愿意把自己交付给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究竟有什么诱惑力？原因可能是，游戏里面隐含了学习的秘密。游戏里面隐含的第一个秘密是，任何游戏总是为游戏者提供及时的反馈。游戏里面隐含的第二个秘密是，任何游戏总是让游戏者满怀希望，无论游戏者经历了多少失败，但只要游戏还在延续，游戏者就有成功的希望。实际上，这两个秘密是相互缠绕的，它让参与者满怀成功的希望，并为参与者提供及时的显示成功或失败的反馈。

第二句话就是“学习就是认地图”，这也是一条教育隐喻。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看看用哪种学习方法能够让学习者在一个星期之内掌握整个北京市地图的所有街道。掌握和理解的标准是：你问“安外大街88号”在哪里，学习者就可以回答出从大兴出发，经过哪些街道就可以抵达那个地方。

最有效的办法是，学习者最好先确定自己在哪里，然后找出“主干道”，比如东西走向有几条主干道，南北走向有几条主干道。掌握了主干道之后，再去学习“分支”和“分岔”的街道，这就是“整体学习”。

如果老师一条街道一条街道慢慢地教，那么，学生可能永远都不会掌握和理解北京地图。

学习就是打游戏，学习就是认地图。这两个隐喻提示我们：及时反馈与整体学习这两条原则是多么的重要。

引起主动学习

如果说“传道”是一堂好课的第一个标志，有效地解决知识困惑是一堂好课的第二个标志，那么，教师引起学生主动地学习，这是一堂好课的最高境界或终极使命。帮助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但真正的帮助是让学生“摆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依附”。

有关主动学习最恰当的教育隐喻是“学走路”。“学走路”意味着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走路，你只能自己经过爬行，跌跌撞撞，然后就学会了直立走路。尝试、摸索、跌倒、摔跤之类的错误是成长的正常代价，如果不付出尝试、摸索、跌倒、摔跤的代价，人就不会掌握走路的技巧。学习是自己的事，别人只能提供帮助，但无法代替。成人在某个时候可以“牵”着孩子的手往前走，但这种“牵手”也是需要克制的，在必要的时候要“放手”。这个秘密至少在叶圣陶那里已经被识破。1962年，叶圣陶在给教师的通信中提出，教学如“扶孩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

黄武雄先生曾经讲过一个“父亲的脚后跟”的故事。主动学习究竟有多重要，这个故事大体可以提供一些解释：

小时候我曾住在丰原东边的山里，父亲常带着我入城。这条路很长，走起来总要两三个钟头。每次父亲走在前边，我跟在后头，他的步伐大而且快，我必须两脚不停地划，眼睛不停地盯住他那双破旧的布鞋，一路不停地赶。

有一次，天色向晚，路过一道铁桥，一根根枕木的间隔比我的步子还宽。平常父亲总会歇下来等着我爬过去，或索性抱着我过去，但那天他心里不知牵挂些什么，等到我爬过桥，抬头一看，他已经“失踪”了。

突然，我涌起一阵恐惧：“这条路来回已跟着父亲走过二三十趟了，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陌生？”

我哭着等在桥端的田埂上，几个钟头在黑夜里又饿又怕。我甚至分不清家的方向。我苦苦思忆，但呈现的总是父亲那双不停晃动的布鞋。午夜时分，总算由远而近，传来了母亲苛责父亲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回到家竟还不知我早在半途就已走失。

今天，很多教师在上课时，不告诉学生“我们去哪里”，从不指出大体的方向。一开始就下定义，一味要学生一步步陷在“推理”的泥坑里，以为这便是思考训练，这便是“教学”，其实这只是教学的“形式”。

演示解题时也是一样，一步步非常严密，非常工整，每写一行就问学生一句：“对不对？”学生的回答也是非常合作：“对。”这样热烈的上课情绪，该说是天衣无缝了。若效果不好，只好怪学生素质不佳或教材不当了？

事实是：学生看到的不是“路该怎么走”，他们只看到了“布鞋不停地晃动”，简单的“左-右-左-右……”的换脚规则是知道的，但一旦没有“布鞋”在前面带路，便觉一片陌生。家在何方？路怎么走？

我深深相信，当时父亲如果像赶牛一样让我走在前头，出城的时候便用手指明家的方向，然后问我：“吴厝的大榕树，旧厝的土地庙，阿公溪上的铁桥，南坑阿婆家后的小径……你认不认得？”而在我点头之后，叫我逐一带路走过。我必定在走过一趟，回到家之后便会十分熟悉整条路径。

如果父亲是最最上乘的教育家，也许他在指明家的方向后，便要我带路，他在后头宁可随我多走一点冤枉路，一边加以修正。其后并画图比较近路与远路，如此我不仅能熟悉家城之间的路径，城东郊的地理我必也在走过一遭后便了如指掌，再也不愁迷路，甚至可以常常代我父亲跑腿办事。

可是我不敢苛求，我仍该感谢父亲，毕竟他不会抱着或背着我走，使得我尚有一丝镇定，能在漫长的四五个钟头里守在同一个地方等着他与母亲回来找到我。

在今天的教室里，我看到学生不敢或不知问出一句：“老师，我们去哪里？”总觉得老师走在前头，一味要学生“尾随”。甚至有的老师是将学生“背着走”的。要改良教学，或许我们今天该提出要学生“带路走”的赶牛教法。(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刘良华)

成为有管理智慧的教师

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刘良华

摘自：《中国教育报》

能上好一堂课的教师不一定是学生喜欢的教师。做学生喜欢的教师必须要有一定的管理智慧。

管理智慧的核心是教师的民主精神以及相关的管理技巧和管理威信。

一位老师让学生敬畏的原因可能是他的思想魅力，也可能是他的人格魅力。学生喜欢老师，是因为老师有爱心，对学生好。

一位教师如果有课程智慧和教学智慧，他（她）基本上就可以上好一堂课。但是，教师仅仅能上好一堂课是不够的。有的教师上课不错，却很让学生讨厌。学生为什么讨厌教师？很可能是教师缺乏基本的管理智慧。管理智慧的核心是教师的民主精神，除此之外，还包括相关的管理技巧和管理威信。

民主管理

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界一直在谈论“民主的教育”或“教育的民主”。在教育理论界，有一本书已经成为教育界的“经典”，就是美国人杜威写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在教育实践领域，教育民主的倡议与呼声一直绵延不断。魏书生总结了他自己做教师兼班主任的经验，“民主”管理是最重要的一条。

对教师来说，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就是尊重学生，遇事肯与学生商量。如果学生出了事情之后，教师不与学生商量就自作主张解决学生的事务，就是独裁。独裁就是不与他人商量而“单独地裁断”。

有些教师也谈论民主，但他们也仅仅止于谈论，不愿意兑现。他们不认为学生有自己做主的资格和权利，总以为学生太小，没有经验，他们应该听从成人的指令，接受成人的安排。教师的这种怀疑与不信任，其实是成人对儿童的怀疑与不信任。成人曾经经历了失败和痛苦，这些失败与痛苦转化为人生经验之后，他们会以导师的心态鄙视和教训儿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教师和家长的普遍心态。

这种“大人情结”总有一天会让这些“大人”陷入尴尬：他们要么死死地抓住管理、治理的权利不放，这样的“大人”就会培养出大批唯唯诺诺的“奴才”或琐琐碎碎的“蠢材”，这是“母强子弱”的典型症状；他们要么在某个时候遭遇抵制或抵抗，他们一直不明白，“我全心全意为他们着想，他们怎么不理解我的苦衷呢”？大人们应该明白，人的成长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儿童自己做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错误甚至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是，这是成长必须支付的学费。如果父母一直怀疑孩子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孩子的精神成长就会无限期地延迟；如果教师一直怀疑学生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学生就会成为精神的侏儒。他们可能善于服从、听话、俯首称臣，但缺乏自信、热情、勇气，他们的生命也会缺乏基本的活力与光泽。

管理的技巧

过于追求管理中的技术主义是可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就不重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技术或技巧，这是一个常识。我们没有必要过于依赖技术、技巧以至于成为技术主义者，但是，没有人会否认，管理总是需要必要的技术与技巧的。

班主任的管理技术主要显示为人际（尤其是教师与学生之间）交往的技巧与技艺。具体地说，这种技巧与技艺主要涉及一些处理“人事”的技巧与技艺。班级中的“人事”并不复杂，学生群体中的这些“人事”主要包括学习事件、情绪事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暴力事件、偷窃事件，等等。作为班主任，常见的问题是：如果学生群体中出现偷窃事件怎么办？如果学生与某个教师发生冲突怎么办？如果学生破坏班级规范怎么办？

教师威信

管理的根本精神是民主，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自主发展，这是管理的核心目的。但是，无论民主管理多么美妙，它总还是需要一些辅助策略或前提条件。如果说技术是民主管理的辅助策略，那么，教师威信则可以视为民主管理的前提条件。/p>

一个教师在学生那里是否有威信，取决于这个教师是否能够让他的学生又敬畏又喜欢。教师可以询问自己：我要让学生敬畏我，我做到了吗？如果做到了这一条，紧接着可以询问第二条：我要让我的学生喜欢我，我做到了吗？学生凭什么敬畏教师？敬畏的原因可能是教师的思想魅力，也可能是教师的人格魅力。学生凭什么喜欢教师？喜欢的原因可能是教师有爱心。他对学生好，他的学生就喜欢他，就是这么简单。

班主任管理个案

班级是学校最基本的要素，对学校来说，如果一个一个的班级有生机了，这个学校就比较有生机。

到目前为止，班主任管理领域至少推出了三个有影响的“个案”：一个是魏书生老师，他的代表作是《班主任工作漫谈》；一个是李镇西老师，他的代表作是《爱心与教育》；一个是万玮老师，他的代表作是《班主任兵法》。

魏书生老师管理经验的关键词是“自我管理”与“制度管理”，魏书生老师本人称之为民主和科学。李镇西老师的关键词是“爱心”。万玮老师的关键词是“计谋”，这个词听起来来有点像搞阴谋诡计，但万玮老师本人称之为“与学生斗智斗勇”。

他们三个人的差异和特色在于他们三个人所秉持的管理精神不太一样。

万玮老师的管理精神大体是以“兵家”为主，辅之以“在爱的前提下”。尽管万玮老师的做法引起了一些非议，但一个年轻教师，能想那么多的办法成为一个让学生敬畏的班主任，也不容易。如果说万玮老师的管理精神显示为“兵家为主”，辅之以“在爱的前提下”，那么，李镇西老师的管理精神则直接显示为“儒家为主”或者叫做“以爱心为主”，并以思想者的魅力辅助之。儒家讲爱，所谓“仁者爱人”，这正是李镇西老师管理的闪光之处。但对那些年轻的、新上任的班主任来说，万玮老师的“法家”策略似乎更管用，倒是李镇西老师的“儒家”策略比较困难。李镇西老师的秘诀在于，他不只是有爱心，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是一个思想者。魏书生老师的管理精神大体显示为以“法家”为主，兼及“道家”。法家讲究的是“制度”，道家讲究的是“自治”。魏书生的班主任经验虽然也遭受某些人的非议，但从概念来看，最具有现代意义的班主任经验还是“民主”。所谓“民主”，主要是“制度管理”和“自我管理”。

成为有课程智慧的教师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良华

摘自：《中国教育报》

新课程有一个关键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课程资源”。相关的说法是：“教师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

中国的教师一直被称为“教学工作者”，这是对的。但是，一个优秀的“教学工作者”首先是一个出色的“课程工作者”。所谓“课程工作者”，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教教材”的人，他首先是一个“调整教材”、“补充教材”或“重新开发教材”的人。优秀的教师总是在调整、补充或开发教材，或者说，优秀的教师一直在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可能表现为“补充教材”，这是比较温和的形态；也可能表现为“更新教材”，这是比较激烈的形态；还可能表现为“校本课程开发”，这是比较充分的形态。

“吃透”教材

在变革教育传统的过程中，总会提出一些教育隐喻或教育口号。新课程有一个流行的课程口号：“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这个口号是有意义的，但也容易误解，如有些教师以为新课程不重视教材，可以随意调整、更换教材。

坏的教师各有各的坏，但好的教师总是有相同的好--绝不“照本宣科”。如果教师不打算让自己成为“照本宣科”的坏教师，就不得不做一件事情：调整、补充或重新开发教材。

调整教材是教师的权利，不过，正式发行的教材往往聚集了大量的专业智慧和实践经验，有些教材可能隐藏了一些错误或缺憾，但很少有教材会败坏到“一文不值”的程度。教师可以补充或开发新的教材，但补充和开发新教材的前提是尽可能“吃透”并“利用”现有的教材。

“吃透”意味着教师对教材“了如指掌”，而不是“伸手不见五指”。教材一旦被教师“吃透”，则这份教材在教师的心中已经“明朗透亮”，而不是“一团漆黑”。有些教师“吃透”之后甚至可以“背诵”教材，虽然没有必要建议每个教师都能够背诵教材，但教师应该对教材有基本的了解和熟悉。

“吃透”教材之后，教师可以“利用”教材。“利用”教材首先可以表现为“调整”教材，即保持教材的总量不变，只是变换教材中各个教学单元的顺序。只要不至于引起学校管理上的混乱，教师是可以调整教材的。“利用”教材也可以表现为“整合”教材。“整合”不只是调整教材的顺序，而且是将教材中的各个知识点综合起来，使各个知识点之间相互照应，融合为新的主题。

“利用”教材还可以表现为“解读”或“解构”教材，即教师引导学生尽量解释和发掘教材背后的意义，或者以怀疑、批判的方式使原有的教材显露另外的意义。

“补充”教材

若教师发现有的教材比较单薄，或者发现在现有的“课本”之外，还有相关的有意义的材料，教师就可以将相关的教材引入课堂，使现有的“课本”与课外的材料相互补充。

补充教材实际上是以“加法”的态度对待教材。它并不改变教材的原有内容，只是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增加相关的教材。这种只“增加”不“减损”的处理教材的态度显得比较保守，也因此而比较平稳、安全。虽然“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不是考教材，而是考课程标准”等观念在中国教育界已经提倡多年，但“教教材”、“考教材”的传统很难说就已经完全消失。这样看来，“补充教材”的方式既能够保证教师不至于“照本宣科”，又能够让教师减少考试的焦虑。

教师、学生和教材三者构成了教学的关键要素。如果教师在上课之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并围绕某个教学主题给学生提供相关的材料，那么，这样的教学在“上课”之前，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更新”教材

如果教师发现现有的教材绝大部分内容都比较过时、落后或者不适合学生学习，那么，教师就可以考虑用另外的教材替换现有的教材。在传统的教材制度背景中，更新、更换教材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当市场上出现多种版本的教材之后，这种更新、更换教材已经不再是新闻。

“更新教材”也可以视为“补充教材”的形式。它意味着教师用新的教材替换所有或绝大部分教材的内容，而“补充教材”虽然也更新了教材，但以维护原有的教材为前提。

“更新教材”是先做“减法”，再做“加法”。没有必要期待所有的教师都有更新、更换教材的能力。教材的开发与编写需要专业的素养和额外的时间。一般教师缺乏专业的训练，也缺乏额外的时间。但是，总有一些教师，他们凭借自己宽广的阅读面和丰富的经历，大量提供补充材料。只要这些材料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意义的，那么，这些材料就可以进入课堂，成为学生学习的基本材料。

中国曾经有过多次教育改革（或教育实验），其中很多教育改革实际上只是“教学改革”，也就是“教学方法改革”。

1979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大量的“教学实验”，其中很多实验也主要只是“教学实验”，比如“自学辅导教学法实验”、“尝试教学法实验”、“目标教学法实验”，等等。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实验是重要的，但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实验抵达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遭遇一个障碍：原有的教材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教学方法，旧教材成为新教学方法的瓶颈。于是，真实的教学改革总会引起教材改革以及相关的课程改革的渴望。或者说，有效的教学改革原本应该是课程改革，应该使教材和教学方法同时发生改变。否则，教师就只能在教学方法上作一些微调，而不能使教育发生整体的转换。2000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出现的教育改革称为“课程改革”、“新课程”，而不是单一的“教学改革”、“新教学”，这是有道理的。

从教学改革转向教材或课程改革，这里面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对教师来说，以往的教育改革常常显示为教学方法的调整，却不知道真正应该调整的首先是教材。如果教材错了，教学方法无论如何调整，终归是一种微调，甚至会“助纣为虐”。也可以说，如果只改变教学方法而不改变教材，至多只有“正确地做事”的效应，而且很可能是正确地做错误的事情。方法是对的，方向却错了。教材改变意味着首先保证“做正确的事情”。显然，“做正确的事情”比“正确地做事情”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