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马会管家婆彩图:刘再复：鲁迅的“民族爱”形式与“普世性”内涵

   　　上篇：鲁迅的“民族爱”形式 　　第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鲁迅终身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天职，而且一生致力于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他是开拓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化的伟大先锋，又是清算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主将。有一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即鲁迅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态度，其基本点是批判的。这种批判又具有彻底性。因为有彻底性，所以才有无与伦比的震撼性。鲁迅不仅批判孔子，而且批判庄子，无论是批孔，还是批庄，他都毫不留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家：儒、道、释，鲁迅用“三教合流”这一大概念统统给予否定。相对而言，对于释家，鲁迅的态度温和一些，他只批判中国人的“吃教”而不信教，并未直接攻击释迦牟尼，而对孔子和庄子则几乎一点面子也不给。鉴于以上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态度，我们讨论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鲁迅如此批判民族文化而他在一九三六年逝世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却选择“民族魂”三个字覆盖在鲁迅的棺木即鲁迅的亡灵之上，也就是说，一个终生批判本民族文化的作家，他最后得到本民族的评价是“民族灵魂”的评价，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关于这问题，有以下三点基本认识。 　　（1）鲁迅对中华民族有一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爱。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所作的诗就表明他已中了丘比特的神矢即爱箭（“灵台无计逃神矢”），祖国之爱无可逃脱。面对故国的危亡，他决心献出满腔的热血。但是，鲁迅对中国的大爱，其爱的形式是“恨”，是恨其不醒，“怒其不争”，即怒其早已病入膏肓却仍然不知不觉不悟，仍然一片“精神胜利”。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面对大耻辱，中国一些先进思想家如梁启超在反省时就说，从此之后，中国的爱国者应分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爱国者，即只会讴歌“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爱国者；另一类是忧国者，即正视本国本民族弱点的爱国者，这才是深刻的爱国者。鲁迅就是属于这种深刻的爱国者，他用最犀利的精神医生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祖国灵魂不健康，犯有很深的病症，而且这种病不是表面的病，是根上的病，即民族劣根性的大病，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大病。对这些病，必须下重药，所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才如此沉重，如此彻底！ 　　（2）鲁迅对中国文化是把握其深层的魂魄，也可说是得其深层的精髓，而不是得其表面功夫，例如儒术、道术、法术、阴阳术等等，对于儒与道所派生的束缚中国精神活力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行为模式等，他全断然加以拒绝。他紧紧抓住的是中国文化重现世、重此生、重存活的根本精神，这与基督教文化那种重来世、重天堂的精神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他不是重“上帝”，而是重“人民”；不是重天上价值，而是重地上价值。中国文化这种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核心价值，在鲁迅身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文化主要不是呈现于书本中，而是呈现于活人身上。鲁迅正是中国文化根本的载体，他负载的乃是中国文化的总精神。关于这一点，在最近的对话中，李泽厚先生作了非常清晰的表述，他说： 　　我觉得对中国文化，鲁迅是得其“神”，不在乎其“形”。他身上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总精神。凡是有益于这一目标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于这一目标的一概批判，他说过，凡是阻碍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均一概打到。看似激进反传统，却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比那些大喊国粹至上、国学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的多。是鲁迅而不是这些国粹派才真正是中国的“民族魂”。 　　一切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温饱、发展，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硬核，中国文化的第一真理。鲁迅批判孔子、庄子，实际上是批判儒家、道家中那些远离硬核、远离真精神的中国伪形文化，这种批判恰恰是维护中华民族求生、重生、庆生的灵魂，恰恰是对祖国同胞最深刻的关怀。正是鲁迅，最深刻地体现“天地之大德”和“民族之大爱”。 　　（3）鲁迅在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又一直在开掘与发现中国的脊梁，呼唤中国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力。他通过小说、散文等形式，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治水的大禹、射日的后羿、补天的女娲、蔑视权贵从容而死的嵇康、力倡兼爱制止战争的墨子等等，也提醒中国人民不要把眼光投向天上，而应看到地底，也就是说，应当看到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最有力量和蕴藏在中国文化最深厚的灵魂是永远不会灭亡的。二十世纪中，千百万中国读者阅读鲁迅，不仅不会感到颓丧，反而得到无穷尽的力量，就在于他告诉中国人：扫掉中国文化中那些虚假的糟粕，撕碎面具，你便可以发现大希望。 　　根据以上三种理由，我们认为，鲁迅获得“民族魂”的最高礼赞完全名符其实，当之无愧！鲁迅对民族文化尤其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乃是“民族爱”的深刻形式。 　　下篇    鲁迅的普世性内涵 　　我们思考的第二个大问题是：鲁迅创作整体的总主题是民族性的，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大苦闷的总象征。那么，为什么鲁迅又比中国现代任何一位作家更广泛地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打动许多不同民族的心灵？如果把这个问题加以简化，就是说，鲁迅可以称作“民族魂”，是否也拥有“世界心”，具体地说，是鲁迅的作品是否紧连着人类脉搏，并负载着人类心灵基本诉求的普世价值。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所以会缅怀鲁迅、研究鲁迅，完全是因为鲁迅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人类。 　　那么，我们要问：鲁迅成为人类共同心灵如何可能？鲁迅的普世性内涵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初步作了如下回答： 　　（1）鲁迅自己充分意识到，唯有文学是沟通人类心灵最好的通道，所以他把自己的作品均写成人性小说，而非政治小说。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也是一种超越阶级、超越阶层、超越党派、超越政治的人性探索。他自己讲得很明白。他说： 　　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且介亭杂文末编》，《全集6》P524） 　　这段话表明，鲁迅是自觉地用文学来打破人类的隔膜，推动人类的相互“关心”，而这一点，正是鲁迅赢得普世价值的基本立足点。 　　（2）鲁迅先生又充分意识到，文学虽然能沟通人类之心，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文学必须是真文学，即它发出声音的必须是真声音，从血脉深处发出的“心声”，关于这一点，鲁迅也说得极为明白，他说：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无声的中国》，《三闲集》，《全集4》P15） 　　鲁迅在这里特别强调“世界的人”，他认定，只有真声音才能感动世界人，而且只有在真声音成为中国文学的基调和中国人的主流声音时，才能打破与世界的隔阂，才能使中国人与世界人和谐地共处于世界。鲁迅说得多么好呵，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3）以上所讲的两点虽重要，但只是鲁迅普世性的前提，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重大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鲁迅的普世性精神内涵是他的启蒙内涵，即启蒙理性与启蒙精神。而启蒙价值便是普世价值。鲁迅作为五四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和同道们一踏上文坛就高举科学与民主这两大旗帜，反对的是这两大旗帜的对立面，即专制和愚昧。五四时期鲁迅无论是写小说、散文，还是直接发表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其主题就是“启蒙”二字，五四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就其精神内涵的核心价值而言，乃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启蒙文化。这种文化来自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所形成的以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为中心理念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虽产生于西方，但它反映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中国人摆脱数千年封建专制枷锁、谋求身心解放的要求，鲁迅和五四中国现代文化开山者们，他们对中国人的根本启蒙是唤醒中国人成为人的意识。鲁迅说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人的时代，只经历过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奴隶”的时代，一个是连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即做牛马的时代，而要做人，就必须：正视中国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已经丧失问题，正视奴性已进入骨髓、见到专制者就本能跪下的问题，正视阿Q性离科学十万八千里、离民主十万八千里，离现代文明十万八千里的问题。中国人不批倒阿Q性，就将永远处于专制与愚昧的统治之下。从表面上看，鲁迅讲的是阿Q问题，实际上揭示的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根本障碍问题，是中国与普世心灵严重隔阂以致完全无法相通的问题。 　　鲁迅发表《阿Q正传》和其它启蒙文章，至今已近一百年。今天再读鲁迅的文字，我们仍然觉得它没有过时，而且认为，如果丢掉鲁迅与世界现代文化核心价值相通的启蒙精神，就等于丢掉整个鲁迅的灵魂。鲁迅确实与尼采、与克尔凯郭尔、与安德莱夫等有精神上的关联与相通之处，也有个人主义的内涵（个人主义也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但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最根本、最伟大的贡献首先是他正视了中国专制文化所带来的淋漓的鲜血与惨淡的人生，然后高举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文化旗帜，即现代启蒙旗帜。鲁迅很了不起，包括他的“反孔”也很了不起，他反孔的重心，是揭示在孔子旗号下中国人被专制奴役而形成的精神创伤，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个个都呈现出令人惊心动魄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概念）。 　　当今西方世界的现代理性特别是现代理性已发展到了极致，甚至有些过头，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解构思潮甚至反理性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平衡与“清毒”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产生于西方的启蒙理性至今具有高度的普世价值，至今表达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基本愿望，不可否认这种价值。否定这一普世价值，便是否定鲁迅的精神指向和五四现代文化运动的精神指向。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