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苏和吴奇隆:在毛泽东身边几事

在毛泽东身边几事

作者：师　哲　口述　师秋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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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情愫
　　
　　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18年，同他接触越多，了解得越多，也就越加敬佩他。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是深厚而广博的。他的言行，他的音容笑貌、神采韵味，都在我的眼前，永不离去。
　　1940年初，我随周恩来、任弼时一同回国到了延安。我1925年去苏联学军事，原本打算学两年就回国，但被稽留了15年，早已归心似箭，此时得以实现，我的激奋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可是临回国时，共产国际却给了我一个使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然后回共产国际去汇报。因为周恩来在共产国际说中共打算在1940年召开“七大”，在当时情况下，派一个外国人到延安执行此项任务多有不便，所以共产国际就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心里想的是再也不离开祖国了，所以开始接受这一任务并不愉快，转念想：回国再说，还不定怎么变化呢。我这一使命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以外没有人知道，我1985年写回忆录时才开始透露出来。
　　1940年3月23日到达延安。刚进入边区，周恩来就和毛泽东通了电话，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同毛泽东面谈，毛泽东当然掌握了我们一行人的一切情况。毛泽东本来是夜里办公，白天休息到午后，但24日（即我们到达的次日）他很早就起来，在窑洞前活动腿脚。周恩来带着我去见毛泽东。我们离开兰家坪，过了延河，向杨家岭走去，很远就看见了毛泽东那高大身躯，当我们走近时，他微笑着迎了上来，先握住周恩来的手，周恩来把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转过身来又同我握手。我握住他的手，心里激动万分——啊！这就是我在共产国际看到的斯诺所摄照片上的毛泽东，现在我正站在他的面前，正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大手。
　　
　　在这样一位伟人面前，我不免有些拘束。毛泽东显然是觉察到了，为缓和气氛，他打趣地说：“你的面孔像××，你的风度像××。”
　　他说的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不知道如何回答，也没记住。机智的周恩来赶紧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
　　毛泽东话锋一转，问我：“你是哪里人？”
　　“陕西韩城人。”我回答。
　　毛泽东立即接上：“哦，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嘛！”
　　我首先是惊讶，接着就觉得他一下子把我和他拉近了。我不知道自己对毛泽东是佩服，是崇敬，还是亲近？或者三者都是！我不知道毛泽东的知识有多么渊博，脑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他能同任何人找到共同语言，高深莫测啊！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韩城境内的龙门，谈“禹门三叠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又谈黄龙山的走向，自西向东，绵延至韩城境内，谈黄龙山命名的起因，说延安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我前面已有的感觉又大大加强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我心目中已有的威信和高大形象更具体化了！
　　我光听着犯傻也不行啊，我就说：“小时候听说黄龙山是土匪窝子。”
　　毛泽东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就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这使我想起幼年时，家乡父老遭土匪祸害，民不聊生的情景，就说了些“跑贼”的事，还说韩城老百姓把杨虎城叫“杨九娃”（“九娃”是杨虎城的乳名）。
　　毛泽东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经历，我只简略地谈了一点，但是已经很够了，他已经对我有了基本的了解，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住我了。
　　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我口称“是”，心里在想：我再也不去“吃面包”了，您能留我“吃小米子”就好了，您的意思是不是要留我呢？我想说“我再也不离开祖国了”。转念一想：身负使命，也不是自己说了算数的，于是只好什么也不说。
　　回到延安以后，“七大”的召开却推迟了，我当时的职务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大部分精力是为毛泽东做俄文翻译。那时，苏联的飞机差不多每年要到延安来一两次。1942年末又一次飞来时，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要我返回国际去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接着目视着我，意思是问我的态度。我当即说：“我不回去！”
　　毛说：“那好，你同他讲。”
　　于是当着毛泽东的面我对苏联同志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如此紧张，任务十分繁重，这里很需要人，我不能回去。”
　　毛泽东知道我不愿再离开中国，虽然没在我面前表示什么，但我知道他放心了；我也知道毛泽东需要我，我也放心了。以后第二次、第三次捎口信催我返回国际时，我都照样回绝了。毛泽东曾对任弼时说：“师哲在苏联那么长时间，留在国内作用更大，如果国际一定要中共派人去，我们有的是干部，可以派别人去嘛。”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了，当我把国际关于此事的电报读给毛泽东听时，他很兴奋，说：“他们做得对，我早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接着又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我当然更有此感。
　　
　　解放战争开始
　　
　　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就病了。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冷汗不止，手脚痉挛，不能成眠。我一天看他几次，他要求用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本来医疗条件就很差的医院，这时都已撤离，只有中央医院几个负责人（傅连璋、金茂岳、黄树则等）尚留在延安，但没有药品和器械，也是枉然。毛泽东显得十分痛苦，我心急如焚！情急之下，我建议毛泽东仍向斯大林求助，经他同意，我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请他派两位医生来，并希望最好阿洛夫能来，因为他熟悉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毛泽东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叫我暂时不要给斯大林发电报。我说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毛泽东说：“你做得太快了，你这样着急干什么？”我心里说：这还不急！嘴上说：“我的性格就是急，历来如此。”他没再说什么。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身体状况跟着变化。于是我想：这个时候我很着急，毛泽东却可能知道自己的病不大要紧，所以不让我发电报。至少他知道不是生理上的病因。那么什么是他患病的原因呢？这是我长期琢磨的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因内战前途未卜，而日夜焦虑，身体欠佳。
　　同年12月初，斯大林派了两名医生前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一同回来。两名医生，一位是原来在延安的对毛泽东身体很熟悉的外科医生阿洛夫，另一位是内科医生，大家叫他米大夫。
　　由于江青的纠缠，阿洛夫给江青做了如下解释：“根据我和米大夫二人对毛主席身体的检查，认为他身体基本是健康的，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在就是要让他好好休息，安静地休息，精神缓和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为此，要使他暂时少操心工作，放开国家大事，尽量少管或不管，使神经尽量松弛下来。也不要用琐细事情去麻烦他……”
　　阿洛夫不知道毛泽东具体的精神负担是什么，但精神紧张压力大这一点是肯定的了。所以毛泽东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我们却是看到他异常痛苦，着急万分，所以采取了许多办法让毛泽东尽快康复，虽然也有些效果，都未能使他根本好转。
　　1946年6月宣化店战役一开始，毛泽东就说：“这是全面内战的开始！”果然蒋介石接着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蒋介石的高级将领叫嚣：“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而且要“三个月消灭共匪”。
　　宣化店战役发生，毛泽东的病奇迹般地消失了！从此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整个转战陕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全过程中，他都是精神百倍，指挥若定。
　　
　　共产国际解散
　　
　　1943年5月，中央收到“远方”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知，大意是说：在过去的历史时期，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中心——共产国际。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对他们起过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而时至今日，各国共产党已经锻炼和成长起来了，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中复杂的问题，再无需像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干预各国党内事务，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同时取消他的一切附属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