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7.0 附魔:从武昌两湖书院到广州四标营

                    从武昌两湖书院到广州四标营
                   ——忆叶帅率领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
左洪涛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深受全国人民信任和爱戴的叶剑英元帅与世长辞了。在这悲痛的日日夜夜里，回忆叶帅率领我们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思绪万千。历史走过了漫长的60年，但他的英姿仍亲切如在眼前，他的教导仍回响在耳边。　　1926年底，大革命洪流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黄埔军校部分师生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后，遂在历史名城——武昌两湖书院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被反动派目为“赤子赤孙”的武汉军校革命师生，自汪精卫撕下“左派”假面具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更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反动军阀何键就公开叫嚣要这么干。当时担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洞悉张发奎与何键为争夺武汉政权和两湖地盘，互相敌视，剑拔弩张，机智地抓住张、何之间的矛盾，建议张把武汉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该团名义上隶属张发奎管辖，实际上是我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团有党委，营和连（队）有党支部或党小组。　　1927年7月下旬的一天，教导团接到张发奎的命令：去南湖誓师，“东征讨蒋”。张在誓师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并命令贺龙、叶挺担任先锋，率部到九江待命出征；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作为殿后部队，尾从前进。其实，“东征讨蒋”是假，亟图扩充实力，另找地盘是真。教导团于 7月 31日离开两湖书院，来到武昌煤炭港码头，分乘由五只轮船拖着的若干只木帆船，顺流而下，向江西进发。当晚在黄石港停泊时，获悉担任前锋的贺龙、叶挺同志率部在南昌起义。　　追随汪精卫的张发奎，自“七·一五”之后，其政治倾向已很明显。7月28日，汪精卫窜到庐山，会同张发奎、孙科、朱培德等密谋策划，妄图诱骗叶挺、贺龙同志上庐山“开会”，借以解除叶、贺兵权。这一阴谋，幸好被叶剑英同志及时察觉，立即在星子县鄱阳湖的一条小船上秘密约见叶挺、贺龙同志，共同商定：叶、贺不上庐山开会，也不听张的命令把部队集结德安，而是径直开往南昌。因此，汪精卫的阴谋顿成泡影。7月29日，汪精卫下令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同志又秘密通知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五等同志立即转移，并要他们把张发奎已投靠汪精卫的情况，报告党组织，又一次使不少同志脱离虎口。原属第二方面军的叶挺、贺龙等部队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于8月1日在南昌高举义旗，使原来拥有三个军之众的第二方面军，至此便仅有第四军一个军了。当起义军撤出南昌，向粤东挺进时，张发奎、黄琪翔等在军事会议上力主尾追起义军；叶剑英同志为了减轻起义军的压力，又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提出反对尾追的意见，理由是让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东部，驻广州的桂系部队必然要调兵到东江一带堵截，张部即可乘虚而入广州。张因急于要取得广东地盘，觉得言之有理，便接受了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改变尾追南昌起义军的打算，而沿赣江直开粤北。　　叶剑英同志利用张发奎回师广东，也带领教导团南下。　　教导团于8月3日中午抵达九江，张发奎下令教导团所乘船只一律停泊江心，傍晚接到通知，全团持枪上岸，排好队，架好枪，到广场就地坐下，听张发奎讲话。张说，“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我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我把你们的枪收下，这也是出于不得已的。”他命令大家徒手开赴营房。教导团被解除武装后，在九江驻留了几天，这时，一部分学员思想情绪动荡不安，叶剑英同志察觉到这种情况，对学员作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他亲自向全团师生讲话，语重心长地指出：同学们都是有志革命的青年，此次从武汉出发，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但也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须知革命任重道远，有时顺利，有时难免受点挫折，不可能一帆风顺。大家重任在肩，要努力学习，加紧锻炼，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前途是光明的，胜利终归属于革命的人们。他的一席话，使浮动的人心稳定下来。叶剑英同志鉴于白色恐怖严重，教导团处境艰险，为了保护这支革命力量不致被反动派消灭，特向张发奎建议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称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并由他兼任团长。自此，教导团学员在茫茫黑夜中，又有了和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擎灯指路人。同时，叶剑英同志还向张发奎把枪枝子弹要了回来。教导团又重新武装起来了。　　张发奎为夺取广东地盘继续挥军南进。叶剑英同志则利用南下机会，率领教导团开始了沿赣江到珠江的千里长途跋涉。这支队伍，一身月白色浅灰军装，绑腿短裤，赤脚草鞋，肩挂水壶粮袋，头戴竹编晴雨两用帽，年纪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小伙子，态度和蔼，纪律严明，每到一个地方宿营，总是把驻地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沿途老百姓对这支秋毫无犯的学生军，非常热爱，看作自己的子弟兵。行军是艰苦的，炎夏的气候忽晴忽雨，山区的道路崎岖泥泞，一天行进近百里，有时还披星戴月昼夜兼程，一路上个个满头大汗直喘气。叶剑英同志佩着武装带，挺胸阔步，体格健壮，神采焕发，一路上不断给我们以鼓舞和教育。有一天，大家爬了几座山，有些学员因长途行军，疲劳过度，累倒了，叶剑英同志十分亲切地鼓舞大家说：干革命可不是简单的事啊！要咬紧牙关，好好锻炼，使自己换上劳动人民的筋骨，才能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我们听了这意味深长的讲话，都很信服和敬佩。8月下旬抵达吉安，叶剑英同志又对全团师生讲了一次话，明确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大革命遭受严重挫败；但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灰心丧志，要回到广东重新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同时阐明此次行军，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备行动，要有敌情观念，不能掉以轻心，要提高警惕，加强侦察警戒，随时粉碎敌人可能的袭击。他亲自率领教导团行军，和学员同甘共苦，长途跋涉，他的马总是让病号骑，自己坚持步行。　　9月初，教导团到达江西万安时，党内有人提议就在万安举行武装起义，把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的枪械收缴后，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当时教导团的党组织又遵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没有采纳上述意见，认为南昌起义军已向粤东转移，很难同他们取得联系，教导团单独行动，孤立无援，不易取胜；同时考虑到广州是大革命策源地，群众基础好，素有革命传统，在那里组织起义，给敌人的打击将远远超过万安。为此应千方百计保存和巩固这支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向广州进发，力求取得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和领导，加强工农联盟，待机而动。　　9月中旬我们到达赣州进行休整，在赣州休整时期，出了一次乱子：当时教导团党组织就“南昌起义的意义”为题，拟定了一个学习讨论提纲，并油印出来分发给团内新成立的尚未公开的群众性组织“工农兵革命同志会”各小组研究讨论，不料有两份落到两个暗藏的以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手里。这时，张发奎到香港同汪精卫商量如何回师广东、与桂系军队争夺地盘等问题去了，而由第四军副军长黄琪翔代理军长。那两个反革命分子就将窃取的两份油印的学习提纲拿去向黄琪翔告密。黄电告汪精卫、张发奎，并以此为借口，宣称：“奉张总指挥急电，有人密告教导团要举行暴动，配合叶、贺夺取广州，为维护安全，防止万一，着令教导团自动交出武器”。叶剑英同志带领教导团抵达赣州休整期间，曾一度因公他往，不在赣州。教导团各个连队听到张、黄如此乱命，怒不可遏，都持枪实弹，准备战斗，有的甚至要求马上把队伍拖走，宣布起义。教导团的党组织获悉黄琪翔已令饬第四军第二十六师许志锐部在城内城外各条要道及制高点布置重兵，架设机关枪，严加戒备，教导团决不能在四面受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盲目乱干，孤注一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动员全团所有党员同志立即分别向各自所联系的同学进行劝导，为了保存力量，继续战斗，必须再一次抑制感情冲动，暂时交出武器。这是教导团第二次被缴械。叶剑英同志回来后，又挺身而出，进行交涉，严正指出：教导团是可靠的，决没有要举行暴动之事。演成这次事件，是误信坏分子的诬告。须知坏分子是有预谋的，处心积虑亟图搞垮教导团，如果轻信谣言，任意收缴教导团枪支，不就恰恰中了坏分子的奸计？！黄琪翔面对叶剑英同志义正词严的谴责，迫不得已，又将枪支发还教导团，但每支枪只配给子弹五颗，依然采取怀疑歧视态度。　　当教导团到达南雄时，听到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受挫败的消息，大家心情沉重，一些学员产生消极情绪。叶剑英同志耐心细致地做了许多思想工作，阐明教导团能够保存、扩展的道理，鼓励大家继续南下。教导团在长途跋涉中，还经常利用行军间隙，实施军政教育和训练。我当时在炮兵连，10月初，教导团由南雄、韶关抵达新街休整期间，叶剑英同志多次亲自到我们连上课，讲述炮科基本原理和技术等等。那时，虽然名为炮兵连，实际上什么炮也没有，连图表亦付缺如，叶剑英同志就利用黑板绘画、阐述，由浅入深，由简到繁，讲得有条有理，又形象，又生动，使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易于融会贯通。这些原理和技术，在后来广州起义的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10月中旬，教导团终于奉叶剑英同志之命，由新街开到广州，进驻北较场四标营。随即通过当时负责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工作的黄锦辉同志，同省委军委取得了秘密联系。　　此时，叶剑英同志为了避免张发奎的疑忌，有意识地不兼教导团团长，建议由杨树淞代理团长。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教导团全体师生集合在四标营广场上，叶剑英同志全副武装，步履安详地走到集合队形的前面。他首先说明工作忙，不能经常和大家见面的原因，随即庄重地宣布了新的任命。接着，便语意双关地指出教导团正经历着一条曲折的革命的道路，叮嘱大家要认清当前斗争的复杂性，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孤立敌人，削弱敌人，保存自己，壮大自己，准备夺取更大的胜利。回顾教导团从武昌两湖书院到广州四标营，在漫长的行军中，历尽艰难险阻，经过千锤百炼，终于转危为安，逐渐成长壮大，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叶剑英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指挥革命武装同敌人进行复杂、曲折的斗争，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当粤系桂系两军混战前夕，汪认为教导团犹如一颗拉了线的手榴弹留在手里炸自己，丢出去炸别人。为了诱使这支有生力量参加同桂系的争夺战，补给了一批新武器，还发了新的灰布军装。教导团遵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抓住这个时机，利用敌人的派系矛盾实行各个击破。为此，当接到进攻桂系驻广州机关的命令后，立即投入战斗，17日黎明前，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司令部，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这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教导团第一营第二连不打一枪，不费一弹，解除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卫兵的武装、一声口令冲进去时，那些还在蒙头大睡、美梦方酣的清党委员老爷，犹如晴天霹雳，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发抖，举起双手连声惊呼：“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共产党，是清党委员！”第二连的同志带着风趣的口吻严正宣告：“不错，一点也不错，我们要抓的正是你们这班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清党委员！”在这次战斗中，教导团不但更好地武装了自己，也秘密地武装了工人纠察队，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由于教导团在驱逐桂系中起了作用，张发奎表面上表示好感和信任，实际上却在加强防备，派反动透顶的朱勉芳任教导团参谋长，多方进行监视、侦察和控制。但是，由于教导团连排级干部和班组长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一千四百多个学员基本上都是热诚拥戴叶剑英同志的。因此，教导团的实际领导，仍然掌握在“老团长”、共产党人叶剑英同志手里。叶剑英同志对第四军新编的警卫团，除了已调配的团级和部分营连级党员干部外，亦于此时将蔡申熙等一批党员军事干部调到警卫团工作，使警卫团基本上也为我党所掌握。　　广州起义日期，原定12月13日。但是，正当武装起义紧张进行时，设在大北直街的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侦破，该店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汪精卫也风闻共产党准备在广州暴动，特派他的老婆陈璧君赶来广州，令张发奎解除教导团武装，接着，汪精卫又于一天之内连发三电，要张发奎等“认真清共”，张即急电黄琪翔赶回广州密谋镇压。在这紧急关头，领导起义的“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来的决定，提前于11日行动。叶剑英同志又一次挺身而出，在策略上运用革命的两手，迷惑敌人，分化敌人，当面指责张随便听信谣言，诬陷忠良，断言此事纯系坏人捏造，不可轻信。接着，“老团长”还召集教导团全团师生严正指出：“很遗憾，张总指挥听信坏人告密，诬指我们教导团要举行武装暴动，并且准备从外面调动队伍来缴你们的枪，为此，我已向张总指挥当面辟谣，说明那是坏分子捏造的谣言。”叶剑英同志又暗地里指示教导团的党组织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严防敌人袭击。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月明星疏。当时，教导团没有吹号，也没有吹哨子，各连队都起了床，全副武装，静悄悄地在集合，分发每人佩带的红布条领带，检查携带的枪支弹药，传达了当晚的口令：普通口令“暴动”，特别口令“夺取政权”。不一会，只见“老团长”叶剑英同志穿着工人服，戴着工人帽，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叫大家赶快站好队，并嘱咐不要鼓掌，不要呼口号，他说，因为我们对中国革命忠心耿耿，国民党反动派就不容许我们存在，我们教导团已被缴枪两次了，现在汪精卫又要缴我们的枪，黄琪翔今天已返回广州准备向我们下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束手待擒，任其摆布；一条是拿起武器举行起义。国民党为什么能屠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武装，没有政权。我们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我们这次起义，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他随即庄严宣布：任令李云鹏为工农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为第一、二、三营营长。叶剑英同志的讲话，使大家更加心明眼亮。他讲完后，队伍到大葵棚内集中，举行起义誓师大会。一千四百多人把这个大饭堂挤得满满的。站在讲台上的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同志。誓师大会后，教导团发出了三声炮响，万籁无声的夜空升起三颗信号弹，四标营的英雄儿女扛着红旗，奔向战场。叶剑英同志率领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开始了！　　
（原载1986年11月2日《羊城晚报》）　　《萦思录》
 
来源：中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