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310 的坐骑: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之比较

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之比较

一、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的问题缘起
    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影响下，不断产生诸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有没有宗教？有没有设计？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在问题的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中西方关于某些概念定义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差异，西方科学强调实证主义，设计看重工具理性，但这样并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文化的合理性与创造性。例如，中国西汉的碟形轮和独轮车设计，仅就材料、工艺等内部因素而言，是无法与西方的登月车相提并论的，但它们在突破限制，体现人类的创造性方面是存在可比性的。
    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从整体上看，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浸透着浓厚的生命象征意味与伦理价值观念，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因材施艺、因势利导，适可而止的设计原则。
    而西方现代设计更突出科学精神，更强调创造性与个性特征，更注重逻辑分析，更善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注重对于外部世界因自身个体化的需求不断扩大而产生的创造力和成就感。
    存在于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势中的共性与差异，都需要用比较来验证，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的比较不是简单的事实罗列，比较的目的也并非只为得出几条概括性的结论，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在比较中建构起的新的设计思维，通过比较发现人们思维定势中的较肤浅的观念，以及人类创造力在质与量上的差异性，并尽可能多地揭示设计演化序列潜在的可能性，这是设计创新的起点。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的比较不是单纯设计物之间的比较，而是与设计相关的文化系统各要素间关系的比较，是动态的、多角度的、综合性的以设计事理逻辑为主线的文化比较。
    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研究谈论可比性，实际上是谈如何比得更有意义的问题。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所以只为了寻找差异，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没有意义，这百分之一的意义就是有目的的比较。换句话说，比较本身不是目的，揭示合而不同或殊途同归的事物表象后不被人察觉的事理逻辑才是意义所在。
    设计研究的是满足人类特定时空条件下各种“需求”的方法，运用发现的“原理”，根据限定的“条件”，进行创造发明。认识设计事物就必须抓住其存在的事理逻辑，例如：中国古代辁车轮子的发明与西方现代的磁悬浮列车设计，都是为了克服物体运行过程中的摩擦力，解决出行效率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决不可只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因技术含量的限制，而主观臆断孰优孰劣。在创造性的层面，评价的标准是综合的，要区分内部和外部因素，考察在设计质变的关键点上，对于限制条件的突破程度；而在历史性的层面，应更深入地分析设计变迁体系中点、线、域的关系，客观地论证其当时乃至未来对于相邻或相关设计创新点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的内外因素分析
    设计的本质是选择一种适当的方式，用以满足源自生活中产生的人类各种需求的计划、行动和结果，任何人为事物，例如建筑、道路、桥、轮子、计时器等，它们的起源和演进最终都是因主观或客观的限制与调整、突破，进而归结到一种适当的形式而存在。导致变化的力来自许多方面，为了加强研究的系统化，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反映了设计物演化的结构、功能合理性的逻辑关系，外部因素着眼于文化、社会、时空环境和演化条件的分析。二者共同结成需求与满足、限制与突破的矛盾共同体，在不同设计物演化体系的网络中，分布着无数层次不同的内外因素的关键点，通过比较，加深对于设计本质的理解。
    以往的设计分析，大多只停留在对于设计物的内部因素分析，即局限在材料、工艺、技术、性能、形式之上，而忽略了设计物外部因素的考察。以桥为例，如果单单罗列梁桥、拱桥、索桥等在性能、形式或材料、技术上的差异，则无法真正揭示其设计的文化意义，只有结合考察与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密切相关的造桥的目的、环境、历史条件、社会伦理需求等，我们才能理解当时当地桥的设计的根本性质——需求满意程度和限制突破程度。只有具有这样的视野，我们才能跨越古今中外设计物的表面形式障碍，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产生过同样伟大的设计文化。
三、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的体系建构
    设计文化是在变迁中适应和发展的，由于时空的转换，在缺失背景和联系的孤立分析中，常常导致错误的结论。应用系统综合的方法论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抽象、揭示出更多人为事物演化形式背后非线性、非加和性、动态的隐结构。
    设计的目的是要提供问题求解的方法，轮子的发明，克服了摩擦力，提高了运行效率；桥的发明，使险阻变通途；墙的发明，使居住的内外空间隔离，防风御寒；门的发明，又使居住的内外空间灵活畅通；而当我们有了轮子，又设计了路，还有桥、屋、伞等各种器具，人类在衣食住行用诸多领域不断突破需求增长与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的矛盾。在有形的设计背后，交织着一个特定文化共享群体中交流和互动的社会关系，以及包含多种文化要素在内的复合整体。“物”的背后，是一连串“事”的过程，例如祠堂之后是一系列宗族祭祀之事；轿子之后是一系列婚俗嫁娶之事；研究旗袍、筷子、窑洞、车轮和陶罐，实际是在研究衣、食、住、行、用的设计之“事”，强调外部因素的合理化以及内外因素的协调。“事”是“物”的存在方式，“事”也是“人”与“物”发生关系的行为状态，“人”不是直接与“物”发生关系，而是通过“事”与其使用“物”产生联系，因此中外比较的关键在于揭示深藏于诸多设计“事”、“物”之后的“理”——设计存在与演化的系统联系。在中外设计比较研究中，必须筛选有着更多文化价值和可比性的设计典型，必须区分比较双方是同质异构还是异质同构的比较类型，研究设计系统目标演化的主客观条件，以及在中外历史文化中相关层次要素演化的关键点和线的分布,从中总结出中外设计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与相互取长补短的可能性。
四、以建筑为例
    谈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曲线美，很多人津津乐道，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和发展的新艺术运动中，曲线型的设计风格也一度成为主流，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异同呢？西班牙建筑设计大师安东尼•高迪的有机曲线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曲线又有多少共性呢？首先，中国古建筑不以人工与自然抗衡，而采取一种内敛的方式，主动与自然达成和谐，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是一种含蓄、舒缓的品质：高迪建筑丰富的曲线，则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感，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是一种向外的张力释放。中国古建筑屋顶是中心指向大地的反凹曲线，翼角戗脊也有反翘，总体上以一种横向铺开，被覆大地的姿态求取与自然共生；而高迪建筑的屋顶曲线是中心指向天空的拱尖曲线，充满挣脱束缚的向上张力。中国古建筑庭院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高迪建筑却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追求，突破了传统的对称、稳定、和谐的设计原则，以求达到心灵上与自然片刻跨界的平衡。
实际上，比较的不仅是建筑本身，也不是单单呈现东西方“物”的差异：设计目的虽然都是通过建筑设计之“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对于自然的理解不同，导致不同的表达方式，最终带来建筑上的差异。其中设计之理相通，事不尽相同，物更有别，这其中异同的程度和诸多事理仍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结语
    长期以来，由于对设计比较的理论和客观规律缺乏系统的研究，导致大量的设计研究只停留在现象差异的呈现阶段，无法揭示出深层的事理逻辑。站在主观的立场上，用简单的比附和模仿，是不能够最终揭示设计质与量的差异性及其文化演化过程对于设计突破时空限制条件的特殊意义的。另一方面，解释人类设计文化差异的关键是设计事与物的关联性，将研究视野扩大至与物相关的人和事及其情境、文化等等，分析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当设计目的、性质的不同，连同转化为可观察的行为和表现方式的差异，都得到了系统的认识，那么事理逻辑便会渐渐显现出来，这样离真正成功的设计比较就不会太远了。
参考文献：
①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②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9。/
③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2001。
李永春 柳冠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