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鬼谷之谜2攻略:养生史记——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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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让我们谈谈养生吧 发表日期：2011-9-16 14:43:00
开篇序
前段时间，还在某出版公司的时候，主编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参考《新周刊》11年第13期那组谈养生的文章系统的编一本《养生史记——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养生？》的书稿，并且告诉我一周内必须完稿。接到任务后，我没日没夜的编，没想到等我快完稿的时候，主编却走了，而新来的主编对这个稿子并不感兴趣。
就这样，当我结束这段暑期的出版工作回到学校后，这本没编完的《养生史记——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养生？》也就被我带回来了。
我想，既然出版不了，那我就索性发到网上来吧，呵呵，总不能枉费了我那段时间的辛苦吧。正好，也可以借机和大家探讨一下：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养生？
在正式开始连载之前，我要把《新周刊》那组文章中的《中国人的养生简史》再贴一下，因为我发现这篇其实是很好的《养生简史》的序言：
中国人的养生简史
在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一点上，中国人属于行动派，无所不用其极。
最初迷恋炼丹术的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他招揽了千余名方士在府邸进行实验。传说他修炼成仙，全家大小包括鸡犬全都飞升。但实情是，他因谋逆罪被诛杀，家藏的炼丹秘方被刘向抄走。刘安的侄子刘彻，也就是汉武帝，和叔叔一样喜好炼丹术，《史记.武帝本纪》有一半的篇幅说他终其一生如何宠信方士，如何兴师动众寻访仙药。
此后，炼丹术成为历代皇帝的公开爱好。隋代更是炼丹的全盛时期，几乎历代皇帝都热衷于炼丹，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六位皇帝服丹身亡。皇帝如此，臣子也纷纷仿效，但结果往往是“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白居易晚年有《思归》诗“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元亮）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说的是他的几个朋友服丹的恶果，其实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曾是炼丹之士一员。
明太祖朱元璋刚当上皇帝时，认为仙丹方术是“欺世之占，切不可信”：“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劳精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但到了晚年，他犯了同样的毛病，宠信周颠仙等道士，据信服食丹药是他加速去世的原因之一。他的儿子朱棣，则因服食壮阳药身亡。康熙则是难得不迷信丹药的皇帝。一次南巡时，有人献《炼丹养身秘书》以邀宠，康熙嗤之以鼻。
养生之道，无非是动养、静养、药养、食养等途径。但古人一定想不到，现代中国人的养生创意如此疯狂。甩手疗法、饮水疗法、卤碱疗法、羊肠线埋藏法、爬乌龟等都曾经流行一时，其中最最疯狂的，当属打鸡血。
打鸡血的发明人是上海永安棉纺厂的医生俞昌时。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他当众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时候他这样回忆：“不到三小时，就感觉饿，中午吃了八两饭。”这使他的病人打消了顾虑，从下午一点开始四十多人打了鸡血，“有的频频咳嗽，打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打鸡血的念头源于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传过来的“组织疗法”。组织疗法尝试把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注入人体内，以达到治病的目的。俞昌时想到传统中医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做法，就想，可不可以打鸡血？他从自己身上试起，第一次注射了1．5CC。之后他给妻子和女儿打，然后就是1959年5月的那次公开表演。
打鸡血后来在全国疯狂蔓延，出现人们提着小公鸡排队打鸡血的盛况，这跟俞昌时散发的鸡血疗法的宣传资料有关。资料中说，鸡血疗法“国际领先”，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且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这种宣传说法很有蛊惑性。
亲历过打鸡血的疯狂年代，虽然那时还小。注射者每隔一天打一次，小公鸡被抽血后跌跌撞撞、晕头晕脑，当然也没有献血补助这一说。在当时，打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的盛行维持了10个月，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吻合。
打鸡血的不良反应当然有，但当时人们胆子大，勇于尝试。这种养生的全民性癫狂在此后一再出现，而且是一波比一波投入。从二十多年前这功那功凭意念治病到喝信息水治病——让有些人喝到拉肚子，到所谓的“养生大师”张悟本满嘴跑火车，他的谬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四个汤：绿豆、豆浆、蘑菇汤、骨头汤”，“国家规定了，女同志怀孕前必须补充2500毫克钙”但听得人就是愿意相信他，想想都好笑。
秦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堪称中国养生文化繁荣的鼎盛期。西汉初年开始，由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养生文化的兴盛。
在西汉产生的众多养生诸作中，最令世人瞩目的要算《黄帝内经》。该书汇集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养生观点、并且首次专门从医学角度探讨了养生问题。
《黄帝内经》涉及的养生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调摄精神与形体，努力提高机体防病抗衰能力；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对此，《上古天真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此外，《黄帝内经》还记载了许多具体的养生术，如《异法方宜论》中介绍的导引、按足乔等等，都具有实用养生价值。以上种种理论和实践均在中国养生文化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后世的各种养生著作，多数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
东汉以后，在《黄帝内经》的引导和带动下，中医养生学日趋繁荣。这一时期很多著名的医学家都长于养生，其中又以张仲景和华佗为影响之最。
张仲景在《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提出了若干具体养生原则，即“不令邪气干忤经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以及“饮食禁忌”等等。
华佗认为运动是却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为此极力主张通过劳动运动来养生。华佗还根据古代导引法，创立“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尤为可贵的是，华佗还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五禽戏”锻炼，以至“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战争频繁、政权更迭的动乱时期。战乱和灾祸接踵而至的现实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使得当时人体的寿命十分短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出于一种生命本能的需要，往往沉醉于养生之道。在道德修养方面，这些人迷恋于老、庄之学，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在具体的养生实践上，则由重视导引吐纳转向炼丹服食，进而形成了一系列颇具道教色彩的养生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养生文化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和陶弘景。
葛洪，字雅川，自号抱朴子，他的养生文化思想集中体现在《抱朴子・内篇》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主张恬愉淡泊，涤除各种嗜欲；
提倡宝精行气，创立胎息功法；
强调房事养生，“得其节宣之和”。
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主张人的言行举止，存思计虑都不应超出正常的生理限度。
陶弘景，字通明，南京人，齐梁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兼养生家。陶弘景一生著述宏富，仅养生方面的专著就有若干种，如《养性延命录》、《导引养生图》、《养生经》等等。现存的养生著作主要有《养性处命录》，书中涉及到多方面的养生内容，它们是：
认为形神相依，主张清心寡欲以养神，导引运动以养形；
认为人的寿命长短固然与先天因素有关，但后天的调养更为重要；
提倡过用病生，主张节用以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隋唐二代，养生文化进一步沿着秦汉魏晋以来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孙思邈和司马承祯等重要养生学家。
孙思邈的养生思想主要收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孙思邈既主张静养，又强调运动；既强调食疗，又主张药补；既强调节欲，又反对绝欲。不但涉及到衣、食、住、行与养生的关系，而且专门探讨了老年保健问题。这些都对后世中国养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司马承祯的两部重要著作《天隐子养生书》和《坐忘论》，都大抵本于老、庄，阐述了收视反听、遗形复照的内修养生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养生方法上，司马承祯还创立了各种服气法、导引法，详见其《服气精义论》和《导引论》二书。较之于其他的道教养生方法，司马承祯创立的上述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能够运用中医理论探讨服气、导引的作用机制。
除了上述重要的养生理论和养生人物之外，汉唐时期还有一中重要的养生问题必须提到着重阐述，这就是道教气功的发展情况。此外，气功不但开始被道教吸收，而且逐渐形成了最能体现道家养生特色的“存思”和“内丹”两大流派。
存思派
存思，又名存想，它是一种专以调神为基本练功手段的气功功法。在道教早期的经典《太平经》中，存思法就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至晋代，则出现了专以存思法作为修炼内容的上清派道教。隋唐以后，道教存思派气功进一步得到发展，仅宋代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签》收录的《老君存思图》所述存思法的具体方法就达18种之多，存思的内容也较前更为丰富。
伴随着存思派气功的产生和发展，一种具有自我心理保健功能的存思疗法也开始得到普及与提高。东汉时期，存思疗法已初具规模，《太平经》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魏晋时期，存思疗法的种类增多，而且论述也更加详细，如《养生要集》中就提到：“行气欲除百病，随病所有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使其愈，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此养生大要也。”隋唐以后，存思疗法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诸病源候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内丹派
内丹，是道教炼丹术的一种。该法将人体拟作“鼎炉”，把体内的精气当作“药物”，运用“神”去烧炼，从而使精、气 、神凝聚结成“内丹”。内丹派气功奠基于东汉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但“内丹”这一名称却一直到晋代许逊的《灵剑子》中才始有记载。魏晋时期，道教气功方面出现了一部融合内丹、存思两派基本特点的内修专著，这就是《黄庭外景经》。内丹气功兴盛于隋唐二代，此时相继出现了《群仙会真记》和《日月玄枢论》（已亡佚）之类的内丹气功集大成之作。
两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出现了流派争鸣的局面，涌现了金元四大家和陈直、邹铉等一大批著名养生家；同时由于宋代帝王对养生学十分关注，组织力量编写了《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类的大型官修医书，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医养生学沿着《黄帝内经》开创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
注意从发病学的角度探求养生规律。当时的中医养生家已经认识到人的形体“因气而荣，因气而病”（《圣济总录》），于是主张养生应该努力保养气血，调理气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从而相应地提出了养生要务在于保养脾胃之气的理论主张。同为金元四大家的失丹溪则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格致余论》），因而在治病和养生方面都以滋阴为主。
注重联系老年生理特征探求养生长寿之道。，邹铉《寿亲养老新书》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老人精神真气及五脏衰弱耗竭，肠胃虚薄，喜怒性情不定，类似儿童，且孤僻易于伤感，故应重视饮食调养、精神调摄，怡情悦志，以及顺应四时气候变化以养生。宋丹溪在《格致余论·茹淡论》中则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老年养生食谱。
宋代以后，由于真宗、徽宗等皇帝狂热崇道，使得道教宗派迅速蕃衍，道教理论有所深化。在众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门的道教学说中，内丹派理论影响最大，并相继出现了陈抟、丘处机、王珪等著名道教养生家。
陈抟所著的《指玄篇》、《阴真君还丹歌注》、《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均为阐述道教丹丹派养生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其中又以后者在民间流传最广。
丘处机的养生思想除了强调“全神炼气”、养气内守之外，还著有《摄生消息论》一书。
王珪在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中论述了婚后至孕育和婴幼、童壮、衰老诸阶段的生理调摄，疾病治疗等问题，很有特色。尤其是书中关于药食养生的观点，更具创见。
由宋一代，儒家一反汉唐专治经学的传统，转而引释、道入儒，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学。当时的理学家认定“理”是先天存在的、是永恒而至高无上的。为了穷究此“理”，理学家们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总原则，而静坐则被视为实现这种原则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尽管“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原则本身是与人们的养生目的相悖的，但静坐方式却包含了积极的养生意义。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为例，“静坐”固然被他视为穷理尽性的主要方法，但在“静坐”穷理的实践过程中，邵雍同样感到了这种方式所具有的养生功效。因此，在他的某些诗作，如《何处是仙乡》中，就写出了一种独特的静坐感受。
对静坐养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南宋理学。由于晚年健康状况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倾心符合其理学大师身分和经历的静坐养生法。据《宋元学案》记载，为了提高和加强静坐的养生效果，朱熹还作有《调息箴》一首。
继朱熹之后，南宋著名学者真德秀，世称西山先生，更为注重养生，认为“运气之术，甚近养生之道”，于是采集诸家养生之要，编为《卫生歌》一篇。《卫生歌》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当时的理学家已经注意对各种养生功法加以兼收并蓄，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养生文化开始向通俗与普及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它有可能真正从少数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广阔的社会各阶层，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大众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当他们“通则兼济天下”之时，也许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业；而一旦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况之际，他们常常对道家的学说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对养生之道的关注。早在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王绘、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养生活动。
由唐入宋，诗人墨客养生的热情有增无减，当时不少文学家都是锻炼有素的养生里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最为突出。
苏轼认为“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因此他对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养性》篇中记载的胎息法曾“反复寻究”，颇有所得。苏轼还融闭息、存思及保健功于一体，创立了一种简易有效的养生方法。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杰出的养生家。他所习的养生功法兼及道、释，包括导引、行气、内丹、坐禅诸项内容。
@王青虎 2011-09-16 17:47:42
现在忽然才想起来炼丹也算是养生啊，我觉得其原理不亚于现代人煲汤。又可笑又可气，不过lz应该多讲讲炼丹，那可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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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炼丹，我搜罗到的一些资料——
……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摘自易中天《混蛋皇帝嘉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炼丹大师》
作者：让我们谈谈养生吧 回复日期：2011-09-19 09:15:56
明清两代，中国的养生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因此得以显著提高。仅以《中国医学人名志》中所列医学家的寿命进行统计，其中80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共107人，而明代就占有86人。概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养生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明清两代在养生学术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张景岳。张氏在《类经》的“摄生”类中汇集了《黄帝内经》的论述，并加以阐发。他自己的创见则集中体现在《治形论》中。张景岳在《治形论》中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人生观，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体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提出形是神和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并明确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张景岳之前的养生家大多重视养神，从未如此响亮地提出过“养形”，可见他的养生理论确实很有创见。
明代重要的养生理论家除了张景岳之外，尚有李诞和李时珍。李诞在他的《保养说》中提出《黄帝内经》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和“精神内守”是养生正宗，并据此而创立了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薄滋味、寡言语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则丰富和发展了饮食调养的理论，在养生学领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表达方式通俗易懂
明清两代，随着中国养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其中唯心成份日益减少，很多养生学家都开始注重养生理论与实践的大众化。此时的内丹气功一改以往“奥雅难通”的旧貌，开始变得简洁明了。针对修炼内丹所涉及的人体部位及五脏功能作了明晰的阐述，尤其提出了修炼内丹的重要部位在于三丹田和三关，并指明其要点，使人一看即懂，十分通俗明了。
表达通俗化，还突出地表现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养生读物方面。象《医先》、《遵生八笺》、《食色绅言》、《呻吟语》、《类修要诀》、《老老恒言》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包含了自古以来丰富多彩养生文化内容，而又雅俗共赏的优秀养生读物。其中明代王文禄所撰的《医先》，就用人们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许多深奥养生理论，如论形神关系：“形譬灯缸盛油，神譬灯油燃火，摇翻灯缸则灯油泻，炙干灯油则灯缸裂，必形与神俱，即魂魄足，营卫调。”胡文焕的《类修要诀》则以警句和格言形式，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方法，如其中的《养心要语》谈及情志调摄的养生作用时写到：“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让一让，胖一胖。”不仅语言平易，朗朗上口，而且形式也很活泼，极易为大众所接受。养生读物的通俗化，不但促进了养生文化的普及。
养生对象偏重老人
中国的养生学，自唐代孙思邈提出“养老大例”之后，研究的重点便开始逐渐转向老年人。但这种观点真正达到普及的程度，则是在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也曾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最高统治者的上述举动客观上促进了重视老人颐养保健风气的形成。这一时期出现的养生著作，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联系到老人的健康和长寿问题。明清两代养生对象重老人，还显著地表现出当时出现的大批老年医学专著中，如《寿世保元》、《老老余编》、《老老恒言》等书，都把颐养老人列为重要的养生内容，其中明代御医龚廷贤还在《世寿保元·衰老论》中，对衰老原因作为专题研究。此外，当时的许多非养生专著中的养生篇章也十分重视老人的保健与长寿问题。
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养生方法并无重大改进只是对各种已有的养生之道加以兼收并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动静并重、综合调理的多元趋势。这一时期的静态养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着重提醒人们，保生须知护养心神，才能却病延年。
与静态养生重心神的特点相对应，明清时的动态养生则重视导引法。所谓“导引”，实际上是一种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为特点的主动呼吸运动与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保健法。它起源于战国时代，与气功、按摩共同构成了我国动态养生方法的三大支柱。明代以后，由于《道藏》的刊行和武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导引术的普及与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间状元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详尽地收藏了华佗的“五禽图”，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点明了导引方法的保健养生作用。此外，综合调理也是明清两代最主要的养生方法之一。 千叟宴最早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在清代共举办过4次。清帝康熙为显示他治国有方，太平盛世，并表示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因此举办“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三千零五十六人，即席赋诗三千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让我们谈谈养生吧 2011-09-19 10:49:24
千叟宴最早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在清代共举办过4次。清帝康熙为显示他治国有方，太平盛世，并表示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因此举办“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三千零五十六人，即席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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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初四日，在宁寿宫的皇极殿开宴，列名参席者3056人，列名邀赏者尚5000人，“其仪率多由旧，而盛事实视前有加”。(见《国朝宫史续编》卷42)当时的席位安排如下：内外王公、贝勒贝子、台吉、一二品大臣席在殿内，朝鲜、回部、西藏、暹罗、安南、廓尔喀等地区来客在殿廊下，三品大臣官员在丹陛甬路，四品以下有职官员在丹墀左右，其余拜唐阿、护军、马甲、兵民、匠艺等均在宁寿门外。皇子、皇孙、皇曾孙、元孙等给殿内王公大臣敬酒，侍卫等给众叟依次行酒，并承旨分赐食物。另加恩著赏百岁老人熊国沛、邱成龙等六品顶戴，其余90岁以上者受七品顶戴。(见《朝隆实录》卷1494)乾隆帝虽然有些老态龙钟，但在酒宴上仍豪迈不减当年。
养生一词，原出《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健康与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而养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遍布世界。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探索中国养生文化这棵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之树，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终于以自己的聪明睿智创造出了一系列与疾病和衰老抗衡的独特理论方法，逐渐使养生成了一种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中医曾经（注意是曾经）认为人血可以治病，但要注意中医从来没有提出过用人血馒头或是杀人取血入药的说法与做法，人血馒头是迷信的产物，与中医无关。
并且中医对于人血入药的做法从明代就已经开始逐步废止。尤其是等到明后期巨著《本草纲目》刊行后，李时珍在其中明确提出反对用人血或人体器官入药的观点，并迅速受到中医界的广泛认同，所以此后基本已经没有医生用人血入药，只是局部地区还有不通医理的人或庸医迷信用人血治疗肺结核等疾病。
大家有没有吃过脐带的呢？
下面是中国民间的药房：
脐带来源为初生婴儿的脐带。
功效：补益气血，温肾纳气。
主治：治虚劳羸弱，气血不足，胃虚喘咳。
性味归经：甘，咸，温①《本草汇言》："甘咸，气温，无毒。"②《医林纂要》："甘苦咸，温。"入脾，胃，肺，肾四经
用法用量：内服：研末，2～6分；或煎汤。
别名：坎气(《本草从新》)
炮制方法：将脐带洗漂干净。用银花、甘草煎汁加黄酒和脐带同煮，沸后取出，烘干。(每20条脐带用银花、甘草各1钱，清水1斤煎汁，入黄酒1两)
考证：出自《本草纲目拾遗》。
生药材鉴定：干燥的脐带，呈细长条状，淡黄成黑棕色，长10～15厘米，内有2个动脉管和一个静脉管，质坚韧，不易折断。气微腥。
《医源资料库》：脐带，见《本草拾遗》。又名坎炁、脐、肚、带、脐肠、命蒂。①组织名。指连结胎儿和胎盘的管状物。长约50厘米。具有供给胎儿血液和营养物质代谢，保持胎儿在宫腔内的一定活动等作用。②中药名。为初生婴儿的脐带。甘、咸，温。益肾，纳气，敛汗。治虚劳羸弱，气血不足，肾虚喘咳，盗汗。内服：煎汤，1-2条；焙干研末服，0.6-1.8克。本品含有硫酸软骨素，还含有糖元和脂质。
试请大家捧场的网友讨论一下，吃脐带这个在中国人群众里延存了几百年的偏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呢？吃掉人身上的一个部分，真的不会触犯伦理底线吗？
@染子 2011-09-19 14:06:01
看到打鸡血，想到了算是与之相对的放血疗法
这事情起初是读欧美的小说的时候读到的
某某阔夫人头晕了就叫人放血
当时觉得可笑
后来想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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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放血疗法，有记载说：放血疗法是针刺方法的一种，即《内经》中的刺络法，是用“三棱针”根据不同的病情，刺破人体特定部位的浅表血管，放出适量的血液，通过活血理气，达到治疗的目的。放血疗法在疾病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古代医家对放血疗法非常重视，《素问·血气形志篇》说：“凡治病必先去其血。”《灵枢·热病篇》中说：“心疝暴痛，取足太阴、厥阴尽刺去其血络。”
记得以前读一本关于传染病的书，读到天花，说法国皇帝路易十五患上了天花，治疗方法就是当时欧洲流行的放血疗法，这位皇帝以其死时著名的一句话而闻名于世，这就是Après moi le déluge，意思就是“我之后定有大变革”，预测了十几年之后的法国大革命。
最近再次读到放血疗法，于是对这个统治欧洲近2000年的“万能”疗法充满了兴趣。首先放血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源自古希腊的医圣希波克拉底和伽林，说人的生命依赖四种体液，血，粘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这四种体液对应空气，水，土和火，和中国的“金木水火土”接近，多了个“气”少了“金木”。古希腊人认为血在四种体液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伽林大夫认为血是人体产生的，经常“过剩”，正如中医里滋阴派讲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样，中医滋阴，古西医于是就放血。伽林还和把人体皮下的动静脉血管和身体各个内脏器管联系起来，所谓“相表里”，得不同的病，就在“相表里”的血管上开口子放血，例如放右臂静脉的血治疗肝病，放左臂静脉的血治疗脾脏的病。
一直到中世纪，放血的实施者都是教堂的僧侣，直到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才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民间，具体的讲是交给了理发师，现在理发馆的招牌，就是旋转的红蓝白的筒子，红色是动脉血，蓝色就是静脉血。理发师们发展了一整套的放血操作规程和工具，切割血管的刀片叫“柳叶刀”，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就是来自放血用的刀片。
在欧洲非常流行的放血疗法随着殖民者传到了美洲大陆，美国著名的大夫本杰明.瑞师（Benjamin Rush）就是放血疗法的推广着和实践者，本大夫是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唯一的一位大夫，14岁就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新泽西学院大学毕业，以后创建了美国医学教育体系，当时美国大夫的四分之三都是他的学生，被誉为“宾夕法尼亚的希波克拉底”。1794年到1797年费城流行黄热病，本大夫大量采用放血疗法治疗这些患“热病”的病人，每天能给超过100个病人放血，他诊所的后院成了血海，血里滋生的苍蝇象“云雾”一样密集。这个时候一位好事的英国记者出现了，他就是William Cobbett。
这位记者翻阅了费城那几年的死亡报告，发现被本大夫治过的病人死亡率明显高于别的病人，于是发表文章说本大夫和他的学生们为人类人口的减少作出了突出贡献。本大夫一怒之下，于1797年在费城起诉了这位英国“诽谤者”，官司的成败是显而易见的，一方是费城的英雄，著名的大夫，一方是诽谤费城声誉的外国人，法庭宣判本大夫获胜，罚这位Cobbett记者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法庭的宣判相当于从法律角度声明放血疗法是有效的。
但几乎就在法庭宣判的同时，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病了，生病那天是1799年12月13日，是个星期五，Friday the 13th，西方迷信是个“百事不宜”的倒霉日子。到14日，几位本大夫的学生，给华盛顿放掉了近2500毫升血，就是人体血容量的一半，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华盛顿死于失血性休克。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质疑放血疗法，有用还是有害？
10年之后，苏格兰军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开始认真研究放血疗法，他采取的手段是临床观察，他把366名患病的士兵平均分成3组，3组的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类似，所接受的治疗也一样，唯一不同就是两组病人不放血，一组病人接受传统的放血疗法，结果是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和4个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的组尽然死了35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发现没能发表，直到1987年人们才从故纸堆里找到当时的记录。又等了10年，法国人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is）发表了他7年时间对近2000名病人的临床观察，发现放血疗法明显增加了病人的死亡率。人们对放血疗法的信念开始动摇，以后很多文章发表，都证明放血疗法给病人的伤害远远大于给病人提供的帮助，尽管如此，人们2000年的观念很难更改，1833年法国还是进口了4000多万只帮助大夫放血的水蛭，又称“蚂蟥”。因为蚂蟥有三个口（吸盘），每个口里都有上百颗尖利的牙齿，这个小吸血鬼吸血的时候，还能释放出可以防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的物质，这些特点使其成为实施放血疗法的重要工具，比较变态的大夫还用刀片把蚂蟥的身体划开，蚂蟥就前面吸血，血马上就又从刀口里流出来，成了加速放血的管道。
以后的数十年时间，随着反对声音的逐渐加强，不断的科学证据都证明放血疗法对病人的伤害，这个流行了2000多年的疗法终于走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放血疗法的兴衰，我想到了近几年引起无数争议的中医，中医是否真的有效，只有通过大样本双盲随机对照的临床观察才能得出结论，但中医不愿意搞，西医不屑于搞，卫生部感觉这样也挺好，于是关于中医是否有效的问题就成了论坛的杀手，因为只要是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都很快被口水淹没了。
中医也有放血疗法，据我有效的中医知识，中医的放血比起西医来是“小巫见大巫”，只是用锥子（三棱针）在一些穴位捅几下，比起西医放血用的柳叶刀蚂蟥和盛血的大碗差的实在是太远了，不是中医胆小，而是中医认为血很金贵，使劲养还不一定够，就别提放掉了。这么看，中医在几千年里，不管是否有效，但就从放血这一点上看对病人的伤害是很有限的，这也许得感谢西医是在纠正了自己的很多严重错误后才传播到中国的，如果早几百年传进中国，大夫的后院也许也是血流成河了。
但没有严格的临床研究，医学就失去了判定疗效的依据，中医也就失去了进步的推动力，尽管不放血管里的血，但是否放了病人钱包里的血，也只有通过严格的临床观察研究后才能知道，但在目前的“初级阶段”，很多神医还是可以通过媒体这只蚂蟥吸病人腰包里的“血”的。
还有喝童子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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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童子尿的文本记载：
《本草纲目》中记载：人尿（童子尿）气味咸，寒，无毒。主治寒热头痛，温气。童男者尤良。其原理在于：“尿，从尸从水，会意也。方家谓之轮回酒、还元汤，隐语也。”
元代名医朱震亨医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小便（童子尿）降火甚速。常见一位老妇人，年逾八十，貌似四十。询其故，......人教服人尿。四十余年矣，且老健无他病......凡阴虚火动，热蒸如燎，服药无益者，非小便不能除。”
说完了民国，我们来谈谈建国之后的养生。如果说建国之前的养生还算是有点系统性，偶尔会出现奇怪现象。那么建国以后的养生史————是以闹剧居多的。
在讲建国后的养生史之前。有一朵中国历史上的养生奇葩不得不提，那就是——————五石散。
五石散是阴差阳错地成为一种嗨药的。
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最早是张仲景发明的，用来给伤寒病患者散寒，又称“寒食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目的是“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他没有料到的是，三国时何晏打着养生的名义，调整了寒食散的配方，使之成为风靡魏晋的嗨药。
没病的人服五石散，气血翻腾，会有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的快感。服食之后需“行散”，吃多了会“药发”。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八王之乱时任拥兵洛阳、自立为王的齐王司马冏的尚书令，河间王借机讨伐齐王，王戎劝齐王退位回家，引发众怒，说出这种馊主意的人该死。
王戎诈称“药发”故意掉进厕所里，让人相信他是嗑了药胡说八道，就不会怪责他。竹林七贤领袖嵇康则不服散，他不主张胡乱吃药，他的《养生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养生”概念。嵇康认识的一位名士王烈，是个养生狂人，于山中偶得一物，“石髓如饴”，视为珍宝，自己吃了一半，另一半打算送给嵇康吃，但还没到嵇康手上那东西就凝固成石头了。
服散是富人的专利，但风潮所趋，穷人也不免有样学样。据说有人穿着破衣服在南京清溪门前躺倒，滚来滚去说热死了热死了，“我石发！”同伴问他：“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
此人回答说：“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成仙，全家大小包括鸡犬全都飞升。但实情是，他因谋逆罪被诛杀，家藏的炼丹秘方被刘向抄走。刘安的侄子刘彻，也就是汉武帝，和叔叔一样喜好炼丹术，《史记.武帝本纪》有一半的篇幅说他终其一生如何宠信方士，如何兴师动众寻访仙药。
——引自《新周刊》2011年第7期
开头的位置，咱们讨论过打鸡血，现在咱们详细地说一说打鸡血是怎么回事儿
流行于1967年的一种保健术。前后历时大约10个月左右。各地流行(从大都市北京到穷乡僻壤的西双版纳)的起讫和流行的具体时间、长度略有不同。方法是抽取小公鸡(也有说4斤以上重的纯种白色“来航鸡”最好)的鸡血几十到100毫升，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
据传，这是1965年流行于某省“上层社会”一种的时髦。其“缘起”是，某国民党“中将”军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保。称，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不但当地行政首长依法办理，还有一帮效仿的下属。文革中该首长被批斗，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被当作“延年益寿，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揭狠批，并印上传单，广为流传。造成了打鸡血的大流行。
据考，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一些人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医学、医药条件相对低下的当时，可能具有某种类似替代性作用。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显然被极端夸大了(一种夸张说法称它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搔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而且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有人注射后病亡的案例)。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没有得到理论和临床的证实，使用它的除了个别正规医院外，多是城市的街道诊所、县乡医院。高潮时候还需要排队注射。
一时间竟造成了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在低工资、高就业、物价稳定的当时，成为极罕见的现象。据称，被抽过血的公鸡瘦骨嶙峋，烹饪、食用时没有香味。
文革激发的非理性认知模式，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打鸡血的流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别重视肉体生命的保全。只是借助于西洋注射器械，又有了些“洋为中用”的科学色彩、现代意味，似乎愈发增加了可信度;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哄而起、应和者特别地多。1980年代，相声演员姜昆曾创作《红茶菌和打鸡血》对其进行讽刺。
饮水疗法
19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后流行的一种辅助性治疗方法。民间传说这种疗法传自日本，难以确定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有事实根据。
办法为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三杯凉开水。据说可以清洗肠胃中的残留废物，保持人体所需水(水分在人体体重比例中占70%多)的正常供应，对慢性肥厚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消化道溃疡、慢性肠炎、慢性消化系统疾病有一定疗效。
后来又有说，它有降低血黏度，流畅血液、预防中风的效果;对便秘、胃酸过多、下痢、膀胱炎、尿道结石……等，均有缓解之效;传得更“神”一些的是，说它有冬天预防感冒、减肥、延年益寿、纠正羊水过少和矫治异常胎位等作用。
由于这种疗法简易可行，不需额外耗费金钱，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相对缓解，人们讲究养生的心理要求。喝过的人都说神清气爽，胃口好，消化功能增强，于强身健体有明显疗效;不知道是自我暗示还是实情。总之通过这样的口口相传，互相模仿，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广为流行。虽然那个时代人们行为总体上带有反智性盲从特点，但它对经济落后、医疗条件欠发达状况下的健身防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补充。其盛况比较前些年的鸡血疗法更有过之。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会造成有益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保健。
有轶闻记者报道说，解脱释放后的前空军司令吴法宪(以“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名义判刑治罪)仍保留了当年实行饮水疗法以养生的老习惯，让闻之者会心一笑。一些文革回忆文章常把它和“鸡血疗法”、“甩手疗法”、“红茶菌(海宝)”、“针灸治聋哑”并列;其实饮水疗法和甩手疗法都比“鸡血疗法”、“红茶菌(海宝)”可靠，实际流传时间也更长一些。
甩手疗法
197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民间健身法。与饮水疗法等大致同时。
方法是：身体站直，脚伸直，腿稍弯，肛门上提，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两脚距离等肩宽，两臂同向前后摇甩，向后用力，向前不用力，由随力自行摆回，两臂伸直不宜弯，两眼平视，心无杂念。动作要领为：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随、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质、跨宜松、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甩手次数无一定之规，视各人情况而定。较好的方法是由二三百开始，逐渐做到每回一千多至二千多次，约半点钟;每日上下午、晚上三次。
其原理从中医观点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甩手可通气血，疏通经络，刺激脑细胞，增加食欲，促进新陈代谢，补气益血，镇静安神，缓解孪缩的肌肉，改善体质，消除百病(有说源自“易经筋”，疑为攀附虚构)。所以说此法对关节炎、失眠、高血压、中风、半身不遂有一定疗效，多少合于人们常识;至于说可治便血、便秘、哮喘、白内障、沙眼、色盲、近视、食道癌、颈部淋巴癌等，就让人存疑了。
古希腊时就有甩手疗法。相传苏格拉底曾向弟子传授甩手法，一年之后坚持每日300次甩手的只有日后终成大器的柏拉图一人。据信，苏格拉底60岁还娶妙龄少女为妻，柏拉图活到83岁，都与此相关。
文革间歇期，人们感到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业务上也无能为力，却唤起了对脆弱肉体生命的关爱。尤其人们面对生老病死无法抗拒的恐惧时，自然无不渴求练就超自然力以摆脱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趋众心理使甩手疗法大行其时。往往带有自发性、狂热性、非理性、暗示性的特点。当是时也，晨练人群排阵如林，手臂甩动，煞是整齐，蔚为壮观。真是挡不住的诱惑。姜昆作品《红茶菌和打鸡血》(1980年代中期)也捎带讽刺了甩手疗法。虽不能治百病，但甩手毕竟是一种有益、有效的运动，所以后来一直有人沿用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