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树：走出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困境（一）

作者：杨天树  时间：2011-05-31   浏览次数：417 次

摘 要：本文简要综述了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研究状况，重点考察“拨乱反正”后国内外各个学术流派和众多学者的不同论点与视角，根据学术界的主流评价对辛亥革命重新定位，同时结合针对辛亥革命的最新批判进行思想反思。笔者指出了研究现状的诸多缺憾，并结合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新动态，展望即将出现的研究趋势，希望籍此改进研究现状中的不足，进而走出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困境。
　　关键词：辛亥革命;评价;定位;新批判;再反思;困境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消逝，但其是非成败，百年以来众说纷纭，俨然已成世纪之谜。“共和革命百年”即将不请自到，但困惑我们的是：如果无法给予辛亥革命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那么我们将怎样聊以纪念 或者我们将纪念一个什么样的辛亥革命 面对沉重的世纪拷问，回顾、检讨辛亥革命的研究，还其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近现代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笔者不揣浅陋，勉力为之，以聊表缅怀之情。
　　一、“拨乱反正”和重新定位
　　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其实早在革命准备时期就已被人意识到，如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 国内外都曾热烈讨论这一事件对中国政局可能带来的影响，一些法律专家还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了国际法教科书，随后就相继出现了革命党人地方起义的早期记录和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民初谷钟秀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首次阐述了辛亥革命“摒除帝制，肇建民国”的伟大功绩，同时不少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以亲身经历为依据，纷纷撰写回忆录式的著作。当然，这些辛亥革命前后的著述尚不算科学的史学著作，还没有开始系统论述这场革命的评价问题。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共两党都有意识地加强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国民党方面，左舜生、郭真等人把辛亥革命史纳入党史的编纂和研究，颇多删改史实之处，倒是国民党元老邹鲁、冯自由编撰了一批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在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他们或多或少受到国民党正统史观的影响，情感色彩很明显，溢美之词居多，难免文过饰非之弊，但这些著述实为此后纯学术的辛亥革命研究之起点,其创榛劈莽之功不可没;共产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作者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揭露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利用辛亥革命进行侵略的罪行,厘清了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奠定了新中国史学界评价辛亥革命的基调。总体来说，国共双方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政治色彩都很鲜明，很多歧见正是双方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的缩影。
　　新中国初建，史学界和国家领导层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都给予充分肯定。陈旭麓所著《辛亥革命》一书和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把辛亥革命定位为“近代三大民主革命高潮之一”，纳入革命史观的总体框架。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研究暂趋沉寂，所幸此后不久的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为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提供了契机。以刘大年、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章开沅、林增平为代表的老一辈史学家，从不同侧面对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辨证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到来，辛亥革命的研究遭到了“文革史学”的摧残。所谓“文革史学”，一是以阶级斗争史观作为唯一的理论标尺，二是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影射史学极端化，三是经典著作教条化，忽视实证研究。“文革史学”站在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全面肯定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这两次革命高潮，对“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辛亥革命,则因其资产阶级属性而“立足于批”，甚至凡是资产阶级范畴的都是反动的、落后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皆是“洋奴哲学”，“改良主义”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宣扬“暴力”优于“改良”,极端夸大暴力斗争的历史作用，甚至“颂扬暴政,反对仁政”，因此辛亥革命因其“妥协性”被当作反面一再批判;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脸谱化、标签化，突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代表的光辉形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革命派则被丑化、矮化，甚至孙中山也难以幸免。在“批林批孔”期间，辛亥革命被进而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很多辛亥革命史专家遭到了政治批判，辛亥革命一时成为了学者不敢涉足的“险学”。
　　文革结束后，章开沅先生致力于肃清“左”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拨乱反正阐发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①]……在章先生和其他老一辈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重新步入正轨。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到来，辛亥革命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终于实现了全面的“拨乱方正”，俨然由三十年前河东的“险学”一变而为三十年河西的“显学”。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也随之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套用一句社论体来说，就是“不断挖掘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硕果累累，其中正面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意见是主流，笔者择要综述，兼顾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以窥全豹。
　　在政治史[②]方面，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其一，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埋葬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关于有人贬其为“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林伯渠同志曾感慨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1]其二，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有人贬其为“有名无实”或“只剩下一块招牌”。但是我们应看到，有了这个“名”，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所以孙中山号召“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③]对比一下专制主义时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训诫，这是何等深刻的转变!其三，颁布了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宪法，这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其四，为近代政党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有论者从政治参与、社会动员、地方自治等方面阐述，足见辛亥革命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还有挖掘的余地。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认为辛亥革命仍然是旧式的革命，它导致的政治变动并无实质性意义，或者说是换汤不换药。它没有也不可能跳出王朝更替的传统，更不可能建立起来新型的民主政治和崭新的政治秩序。《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 (伧父) 早在20年代就把辛亥革命与古代的“帝王革命”改朝换代相提并论，他分析说：“吾国之财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 ,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是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2]，日本学者市古宙三和大陆学者朱宗震也有类似观点[④];其二，认为辛亥革命是过激主义的结果，它造成了军阀割据和社会动荡，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启蒙的夭折和历史进程的中断，在政治上反而搞糟了[⑤];其三，认为革命的政治作用不在于推翻权威，而在于填补权威的真空。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胜利的、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造成政治稳定性的丧失。因此，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并未终结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衰败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一再被延误就是必然的现象了。[⑥]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辛亥革命则是一场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提高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觉醒，为社会注入了崭新的思想意识：“其一，自由平等意识;其二，民主共和意识;其三，法治意识;其四，独立、自尊、自爱、自信的个性意识。”[⑦]虽然革命派的宣传与思想动员并不深入，难以取得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之功效，但是它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外衣，催生了初步的国民意识，为新文化运动鸣锣开道。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张勋复辟的丑剧更是昙花一现，就充分证明了新思想意识的内在力量。从这些方面出发，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还是一场文化革命，”[3]不为无见。但是也有论者提出质疑，如有人论证“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是在为辛亥革命买单[4];还有论者从思想反思的角度批评辛亥革命助长了激进主义，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恰恰中断了思想解放的正常进程。其实早在80年代初，章开沅先生就以近代化为参照，提出“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概念，把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而，章先生深入研究了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改造传统文化的问题。他认为，先进的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经历了从“愤悱”到“讲画”再到“变力”的过程，认识上从情感走向理性，实践上变革的动力和力度也在逐步深化。而深入到对待传统的矛盾心理和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渗时，情况就显得非常复杂。章先生重点考察了孙中山与章太炎，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曲折历程，进而提出了“离异与回归”的思想分析模式，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处触及了辛亥革命的脉搏。他指出，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至于孙中山等人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则主要是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的丧失，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和同化，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但由于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之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章开沅先生这样表述：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⑧]所以，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具体作用很复杂，如果要从总体上概括，或许可以不恰当地这样说：思想启蒙之功不可没，思想解放之实效不理想，改造、重建民族文化的使命更不成功。
　　在经济史方面，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于工业化的进程：其一，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风俗习惯，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环境与土壤;其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和“实业救国”的使命感;其三，辛亥革命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度，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来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凡此种种，史家大多予以肯定，并将之与随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直接联系起来，如黄逸平认为，“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也有辛亥革命的一份功勋”(《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华东师范学报》，1981年第4期)，虞和平这样分析，“黄金时代出现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主义，增加和发展了清末已出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地一些政治变革和影响，为这次资本主义高潮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辛亥革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5年第5期)。但是也有论者把“黄金时代”的出现归因于“列强无暇东顾”和人民以抵制洋货为代表的反帝斗争，[5]或认为辛亥革命“影响所及，反映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成果是极其有限的”，而黄金时代“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笼统地归结为辛亥革命的作用，是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政策，“虽然体现了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热情关注，但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7]加上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夭折，因此，他们对辛亥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
　　在社会史[⑨]方面，辛亥革命造成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剧变，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进步。早在80年代初，章开沅就呼吁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的研究，但是，囿于史学界在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方面长期以来的“经典”结论，进展并不顺利。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众多学者大量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系统深入考察辛亥革命的地位。社会史作为一种崭新视角，已经成为辛亥革命研究的百花园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奇葩，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值一提：其一，在移风易俗方面。风俗史作为社会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长时间遭到不应有的冷落。华中师范大学的严昌洪教授以超前的学术眼光，在80年代初转向风俗史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先行者。他于1982年在《华中师院学报》第5期上发表《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一文，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方面之功效，[⑩]并带动了一大批学者从风俗变迁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且已渐成气候。其中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易俗对国民的塑造，不仅仅是革“身”，更重要的是革“心”，使觉醒的中国人开始摆脱封建束缚对人性的压抑，而有了鲜明现代性的独立人格[8];或认为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移易适应和推动了人们心理状态层面的早期现代化进程[9];有人则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婚姻为例，认为清末民初时婚姻习俗的变化既是维新时期婚俗观演变的继续和拓展，也是“五四”时期婚姻文化变革的基础和必要环节[10];还有人认为婚姻家庭变革在20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得到了升华，且这种升华对社会文明进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1];但也有学者持有异议，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移风易俗的变革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变迁,不但有很多污习陋俗以不同方式被保留下来,甚至有的变本加厉，出现一种逆反现象[12];或认为民初习俗的改造工作不仅未能持续下去，而且时间不久反倒出现复归的现象[13];还有人指出，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革命所带来的婚姻变革也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14];其二，在妇女解放方面。学术界肯定的声音占压倒性优势，如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既伴随着颇有声势的谋求自身解放运动，又有着冲决封建网罗、破除邪说陋习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具有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15];或者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了高潮，并且在中国近代妇女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始于辛亥革命，革命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辛亥革命时期,部分先进的妇女开始觉醒,并通过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为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16];还有人指出，近代女知识分子挣脱“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一改弱质裙钗之旧貌，英姿勃发地投入革命洪流，使沉沉女界熠熠生辉[17];或认为女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反封建意识，较多的群体意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革命的秘密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妇女解放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8];另一些学者则着重指出了其局限性，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这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只能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向前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19];或指出辛亥妇女群的解放心态还存在多层次性和不稳定性等总体的缺憾[20];其三，在宗教问题方面。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传教”外交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称“文化侵略”。近年有学者开始深入考察辛亥革命时期的“传教”问题，[11]改变了一概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还有学者从城市化、禁鸦片、戒缠足、社交、娱乐、饮食等方面透视，可谓无所不包，构成了一幅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新生活的全景图。关于民初中国社会的革故鼎新，1912年3月5日的《时报》上，一篇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曾这样生动地描述：“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革命史方面，辛亥革命是承前启后的革命分水岭。史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辛亥革命达到了旧式民主主义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意义的革命，它把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最佳方案，完成了革命的首期目标”;[7]但是，不少学者在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地关系时，片面强调两者的区别，否认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在理论上造成后者对前者的客观否定，“你不行，由我来”，以便说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注定要失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种模式，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发展线索，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他们一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其一，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得以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其二，它开创的政治、经济生活新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得以产生发育的社会条件;其三，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初步传播，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后来接受马列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毛泽东就是在1912年从湖南革命党人的喉舌《湘江日报》及革命党人江亢虎的小册子中，最早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其四，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和培养了干部，教育和锻炼了群众。中共初创时期，直接或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超过三分之一，出身同盟会的占10%，陈独秀由康党——革命党——共产党的人生轨迹就颇为典型;其五，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为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革命提供了启示。因此胡绳认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自然转化合乎历史发展程序的内在逻辑性”。[21]毛泽东同志就非常善于“以辛亥革命为鉴”，他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22](p391)“孙中山是个好人，……失败的原因有三个：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23](p68)
　　在民族史方面，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24]胡耀邦同志说：“中华民族三次腾飞，辛亥革命成为第一次腾飞。”[12]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中国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隶变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从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中华民族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的潮流，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最终赢得独立、走向富强，从而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形成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进的完整轨迹。辛亥革命赫然就是这串足迹的第一个足印，其先导之功不言自明，因此完全有理由视其为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和主要标志之一”，[25]这恐怕也正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念念不忘辛亥革命的共同情感之所系吧。
　　在中国史方面，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近代化的进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此，大多数学者都予以高度评价，具体认识和表述大致分成了两种。一种认为：“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26]另一种则认为：“不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阶级划分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认识,辛亥革命都应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27]出现这种分野的原因，除了标准和角度有异，更多的恐怕还是源于“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分歧，实际上在肯定“划时代意义”的角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世界史方面，由于“辛亥革命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28]因此，辛亥革命还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如果说，1905年俄国革命启发了东方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那么，中国辛亥革命则把这个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12年，在中国的越南侨民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共和的主张。在荷兰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尼、爪哇等地，很多华侨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展开革命民主运动。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际，列宁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29](p457)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以彰显其世界意义，显得犹为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有论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抱有乐观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如有人认为：“不能以政权转移为依据来判断革命全局就已失败;民主革命过后，必然产生社会动荡，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然而社会的进步伴随着新的历史代价而悄悄来临。”[30]或则指出，“辛亥革命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已完成，并形成了一些积极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得到一定发展。”[31]当然，若仅仅据此就论定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尚属勉强，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充分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不无裨益。
　　不难看出，经过拨乱反正，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总体上说，正面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意见是主流，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也并没有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而是从一些侧面指出了辛亥革命的诸多不足之处，这与大多数学者的评估也只是量的差别。辛亥革命远非完美，讨论其局限和缺憾实属正常而且十分必要，但这必须以承认其功绩和地位为前提，因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2](p154)——无论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经验和还是失败教训都正是这种“新的东西”，直到现在化成宝贵的精神财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费正清在其名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说，“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就是革命”，他并没有说或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主旋律的序曲正是辛亥革命，——它不但奏响了其中第一个音符，而且使革命乐章以正义的声音风靡华夏，感染着千千万万中国人起来战斗，最终让中华民族淬火重生。它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其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或许在更远的将来会被我们的后人看得更清楚。至于现在，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历史的真实。笔者依据史学界现在对辛亥革命的主流评价，暂且这样为辛亥革命定位：它成功地推倒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愧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社会，但是它全面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族的自由进步，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它不愧是一座彪炳千秋的历史丰碑，必将永垂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