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票网余票查询:复杂的中国人（作者：朱琦）

 一



　　有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常笑美国人大脑简单，而一旦回到大陆或台湾，就又觉

得自己大脑简单了。某个熟人曾对我说，老美很傻，如果中国人跟美国人一对一

的玩一玩，老美肯定不是对手。最近他回大陆一趟，又有一番喟叹：在美国生活

了几年，回去就象少了几根弦儿，反应迟钝，听不出话外音，摸不透人的心

理。

　　中国人确实太复杂了，世情复杂，人心复杂，办事复杂。许多事情本来应该

很简单，但在中国就变得很复杂了。譬如说谈生意，谈生意就是谈生意，但在中

国通常是先设宴席，不醉不散。会喝酒的还算侥幸，不会喝酒的会被灌得人仰马

翻。你说不会喝酒，对方就说你瞧不起他，于是得喝；你在酒醉中还残留一份理

智，拒绝再喝，对方就说你没有诚意，于是得喝；你实在不能喝了，对方却还有

许多高招，直到你酩酊大醉。酒到三更，席终人散，生意却是只字未谈。几天过

后，被请的再设宴席，又是酒到三更，又是只字未谈生意。或许两场宴席能使你

跨过人情大关，或许还有几场宴席要你奉陪，而后边的路还很漫长。倘若你天真

地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好办”或者“很快就办”而不采取送礼之类的手段，就

很可能熬到你熬不下去的时候而不了了之。

　　十年前我在大陆的时候，对做人做事的复杂是深有领略的。无论做什么都得

走后门，甚至买一张火车票都得寻找关系。察言观色，听话听音，说好话，陪笑

脸，送礼物，这些都是人生必学必用的艺术。有一年母亲身体不好，来北京看

病，我带她去求医。照理说看病就是去医院见医生，医生诊断了开药，如此而

已。大陆人多医少，主治医生尤其难求，我因此一大早就去排队挂号。寒风飞雪

中队伍绵延二三十米，尚未排到跟前，主治医生的号早已挂完。我自叹来得太

晚，打算明日凌晨就来，却听人说来得再早也未必能够如愿，因为主治医生的号

大都被有关系的人抢去了。即使挂上号，主治医生也未必就乐意给没关系的人仔

细检查。回去给母亲一讲，母亲说不仔细看病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胡乱

给病人开贵重的药。我听了枉然愤慨一番，医生却不能不找，只好紧急行动，四

处求人，最后送礼再送礼，关系套关系再套关系，硬套到某某主治医生那里，才

终于检查了一下母亲的身体。大概是关系套得太多，到医生跟前只剩下袅袅细

线，而我对医生话里的微言深意又没能及时领悟，——没在医生给我母亲诊断前

及时送礼，结果医生只是草草诊断了一下，一丝笑意也没舍得给我们。母亲千里

远来，我为找关系奔波了三两日，而看病的整个过程只有三两分钟。尽管如此，

母亲已有了几份安全感，她说这位医生总不至于胡乱开药吧！

　　中国父母教育孩子，常常说“要多长几个心眼”。一个心眼应付不了周围的

人和事，两个三个也不够用，说话做事的时候要有许多个心眼灵活转动。据说现

在大陆的女孩子找对象最忌讳老实的，如果你给她介绍某某人，说此人是个老实

人，那就免谈吧！说诚实也不行，诚实就是老实，老实就是憨厚，憨厚就应付不

了社会，就是无能。有些从大陆来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至今还是希望孩子要

多长几个心眼。不久前我参加一个圣诞节聚会，就碰到这样一位。她轻锁愁眉，

若有深忧，对我说她想让儿子到大陆生活一段时间。我以为她准备让儿子到大陆

学汉语，立即表示赞成，不料她说：“我儿子在美国长大，太单纯了，真担心他

将来应付不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吃亏栽跟头。他到中国锻炼锻炼，能多长点儿心

眼。”

　　我哑然无语，怅然黯然。



　　 二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群体社会，群体社会最注重人际关系。孔子那里很醒目

的一个字是“仁”字，“仁”字的构成是“人”和“二”，意谓人与人相亲。人

与人相亲当然是很理想的，人情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一个显眼的特征，但人与人
的关系不可能只是相亲，人与人还会彼此猜忌，相争相斗，而后者比前者往往更

现实。当社会动荡之时，当世风日下之时，人与人的关系就更险恶了。

　　中国人常讲“做人”，所谓“做人”一是指要有道德，一是指要会处理人际

关系。而这两方面检验的标准，与其说取决于儒家的教义，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社

会群体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从前的中国人很少不是为众人的眼光而生活，今

天能跳出大众眼光的也不多。儒家注重道德教化，在平民百姓那里简化成一个

善。如果讲真、善、美，中国人是以善为美的，善与不善就是是与非，因此中国

人的是是非非特别多，几乎无时无地无人无事不涉及是与非。是非因时代因社会

而异，也因人而异，所以要符合道德的标准，最终还是要经得起大众眼光的挑

剔，于是一言一行都有人指指点点，一笑一颦都得小心翼翼。仅仅如此还远为不

够，还要随时注意与周围人处理好关系。一个人要落得好名声，这一点甚至更重

要。《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和袭人是那个时代的道德完人， 更是善于处理人际

关系的绝顶高手。贾府上下数百人，本来关系复杂，是非颇多，但她们特别会做

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因此从主子到丫环媳妇都对她们交口赞誉。其实，真

正的道德完人是没有的。宝钗和袭人为时人所称，我们后人透过曹雪芹冷静而真

实的笔墨却不难看到美人的污点、完人的缺陷。薛宝钗是“山中高士晶莹雪”，

似乎无瑕可挑，但这“雪”未免有冷的一面。宝玉挑逗王夫人的贴身丫环金钏，

王夫人将怒气都撒到金钏身上，致使金钏投井自尽。当此之时，宝钗只想着宽慰

王夫人，讨王夫人欢喜。她先说金钏并非赌气投井，多半是失脚掉下去的，又说

金钏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最后说“不过多赏他几

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如此地会“做

人”，让我们后世读者不由得要打几个寒噤。至于袭人，则是那个时代完美的奴

才。金钏跳井宝玉挨打之后，她在王夫人面前极尽忠言，用心之良苦可比古之忠

臣，而做人之技巧和说话之婉转简直是炉火纯青。她和王夫人只说了一席话，竟

然就让平素不苟言笑的王夫人感爱不尽，冲着她喊了三次“我的儿”，言明了要

把宝玉交给她。于是袭人就做了准姨娘，每月的“薪水”翻了两倍有余。与宝钗

和袭人相比，黛玉和晴雯做人的本领可就差得太多了，因此在众人眼里的形象也

差得多。宝钗在贾府应付自如，黛玉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

逼”；袭人大受王夫人赏识，晴雯却在接连数日一粒米不曾沾牙的情形下被王夫

人赶了出去，贫病而死。

　　会做人与不会做人，区别竟是如此之大，难怪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学会做人。

　　做人复杂，做官更复杂。中国数千年都是官本位，做官才有前途，因此官场

文化十分的发达。做人要懂得八面玲珑，做官更要懂得笼络人心。刘备的智慧远

不如诸葛亮，武艺远不如关云长，但他有本事让他们誓死效忠，鞠躬尽瘁；宋江

的武艺在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中不足道也，但他能让那些好汉们一见到他就拜倒在

地，所以他坐头把交椅。刘备和宋江毕竟是小说家极力要推崇的英雄人物，我们

对于他们领袖群雄的技巧只能看到笼络人心的一面；而官场上真实的人物，就不

知要比他们复杂多少了，所以中国人一谈到官场就想起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这类词

汇。虽然没人把官场上的种种手段一一整理出来，但这许多手段在历史故事里是

俯拾即是的。中国的历史书多写权力斗争，虽然历史学家并非希望后来的权贵比

从前的更加诡诈，但客观上却使那些工于心计的官场人物读出了权力斗争的真

经。当然更丰富的真经是从官场上学来的，官场有如大染缸，官场文化有如千年

的咸菜缸，染一染，腌一腌，就成了官场的精灵；而不愿同流合污还想着出淤泥
而不染的，就只能感时伤怀，不胜苦恼了。李白才情过人而胸怀大志，但他不懂

做官的诀窍，且又狂放不羁，因此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且惹出一身是

非，饱受谗言之苦。他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的朋友杜甫也

为他大抱不平：“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如果说李白的仕途蹭蹬与他本人

的狂放性格大有关系的话，那么像杜甫这样的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应该不至于

仕途艰难；但事实上杜甫一生更潦倒，更无奈。因为他的官场意识只怕比李白还

有不及。明代的袁宏道二十多岁时在吴县做过一段时间的县令，初尝冠带滋味，

痛苦不堪。他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

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罗。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

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又说：“迎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

人，谕百姓则保山婆。”官场如此险恶庸俗，一个疏放惯了的人要在其中适应下

来，岂能不扭曲了自己？

　　不过，世上有种人是天生下来就适合做官的。这种人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毫无

才情，但对付人颇有一套，官场上如鱼得水，是做官的天才。汉朝有个庸人叫石

奋，他的儿子们也没什么才华，但万家父子个个身居朝廷高官，食禄至二千石，

所以汉景帝把万奋呼作“万石君”。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为万家父子作传，

实在是意味深长。这个万石君，原是汉高祖刘邦的一个小吏，但“恭谨无与

比”。有才华的人通常最受不了“官长尊如阎罗”，“迎上官则奴”，而这毫无

才华的石奋最懂得做奴才的奥妙。他经过宫门要步行，见了皇帝乘坐过的车马要

行礼，皇帝赐他点儿食物，他即使人在家里也要匍匐在地下吃。石奋以恭谨之名

博得皇帝的欢心，官运亨通，他的儿子们深知其中奥妙，于是也紫气东来。长子

石建在朝中作郎中令，有一次他书奏皇上，皇帝阅后发还，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奏

章上“马”字少写了一笔，惶然大呼：“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

一，上谴死矣！”皇帝并未看出他的笔误，他还要装得这般惶恐，无非是为了博

取恭谨之名。石奋的小儿子石庆身为太仆，陪侍武帝外出，武帝问他几匹马驾

车，石庆以马鞭逐一数马，举手报告说：“六马”。石氏父子的恭谨看似蠢笨，

其实他们城府很深，最懂得赢得皇帝的好感和信任，因此也抓住了朝中做官的要

诀。与朝中臣子相处，他们也特别会装愚守拙，最是圆滑不过。石建在皇帝面前

议论朝政时要避开周围人再放开话说，而当众廷议时就不说话了，“如不能言

者”。石庆做了九年宰相，却把朝政一概推诿给桑弘羊等人，自己凡事都不置可

否，“醇谨而已”。

　　还好，以“恭谨”来博取功名而心怀机巧的石氏父子虽然可笑可厌，却算不

得大奸大恶之辈。历史上又有多少人物，无德无才，却偏偏善于玩人整人，兴风

作浪。时代和社会最好别给这种人提供生存的土壤，我辈最好别碰到这种人，否

则，纵然多长三百个心眼也对付不了。



　　 三

　　一直忘不了一件小事。几年前十多位大陆来的朋友在旧金山聚会，正谈得高

兴，忽然从窗外飞进来一只苍蝇。有人拿起一份旧报纸，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

要给苍蝇一个猝不及防。主人找来苍蝇拍，推贻d他说：“没必要费这么大功

夫。美国的苍蝇，笨得很嘛！”为了告诉我们大家美国的苍蝇有多么笨，他把苍

蝇拍慢慢地按下去，按死了苍蝇。大家纷纷称奇，然后说美国的苍蝇果然笨得要

命。

　　大家都说美国的苍蝇笨，显然是因为中国的苍蝇聪明。然而中国的苍蝇之所

以聪明，却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卫生运动和卫生检查，硬是在喊打声中练成了精

灵。

　　人和动物一样，都得在环境中生存。中国人的复杂，是在环境中训练出来

的。一次次革命和运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让人很难单纯。尤其是席卷一切

的文化大革命，无人能够躲避，揭发、批斗、洗脑，甚至朋友之间也要层层设

防，夫妻之间也不敢敞开肺腑。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还那么单纯，轻则吃亏受

气，重则丢掉性命。假使美国人处在这种环境，同样也无法单纯，就像在中国小

摊上买东西就得学会讨价还价一样，—当然，这其中的学问要比小摊讨价复杂得

多。文革过后，中国人无所信仰，旧的尽皆砸烂，新的尚未建立，随后又是一波

一波的商品经济大潮。干涸的大地亟待商品大潮，而这大潮在爆发的初期阶段难

免要夹泥沙而俱下，人在突如其来的商品大潮面前也难免眼花缭乱，于是又开始

另一种疯狂。到小摊上采购你得多长心眼，新鞋子也许会连底掉下，化妆品也许

会伤人皮肤，更有那假酒损人健康，假药害人性命；有人找你谈生意，你得多长

心眼，他可能是空手套白狼，他可能看到一点甜头就跟你翻脸，他可能是信誓旦

旦义冲云天的样子但丝毫不履行诺言，他可能给你签下了合同但合同形同废

纸。

　　许多事归根结底，都与社会机制大有关系。中国这二十年来虽然变化多多，

但法律机制和民主机制远未健全，基本上还是人治的社会。在人治的社会里，人

靠人、人玩人、人整人之类的现象是很普遍而寻常的。平民百姓有了法律纠纷，

与其说诉诸法律，不如说寻找关系，为此而复杂地动用复杂的关系网。乃至房

子、薪水和孩子上学这样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得动用关系网。当官的升官主要

靠上司的赏识，于是要揣摩上司复杂的心理，逢迎拍马和请客送礼之类的传统老

戏愈演愈精，同时要与周围人同室操戈窝里争斗。人生短短，而我们中国人常常

要把经历用于应酬人、戒备人、对付人，岂不哀哉！

　　也许有人觉得在中国做人并不复杂。想办事不复杂，送礼就行；想与上司处

理好关系不复杂，巴结就行；想升官也不难，花钱就行。这就是复杂中的简单，

你觉得简单它就简单。就像在大陆或者台湾开车，看起来异常混乱，毫无规则，

惊险万分，但你如果胡乱开惯了，那也不见得就复杂，混乱中自有游戏规则。而

你如果处处严守交通规则，那才说不定要出事，那才是行不通。

　　真有人对我作如是说的话，我就只能无言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