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达seed 重制 1080p:去掉“国父”神衣，看孙中山在辛亥前起义真相

以“国父”之称的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在官方的精心操办下已降下帷幕。本人想就此写点什么，苦于近来烦事不断，一直未能如愿。今日乃周末，终于有空落笔，了却一桩心思。不在乎文章挂在网上会是什么结果，赞同或反对都将会充分的道理。我写此文目的只有两个字：真相。

在历史课本书上，提起孙中山往往是以“国父”并论。我们的官方舆论也是不遗余力宣称他为：中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贡献巨大无比。“这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伟大功勋”（摘自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上讲话）。我们的电视媒体也在这之前推出了20集电视连续剧《孙中山》。该剧表述了孙中山从1895年第一次武装起义到1925年病故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五号。通过“表述”着重刻画了孙中山在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为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举行了11次武装起义、3次革命政权建立、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两次改组国民党活动，最后北上议政的人生轨迹。

说起“武装起义”，我们来看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是怎样轰轰烈烈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据历史文献记载，与孙中山领导直接有关的起义有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钦州起义、4月的河口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冈起义。加上之前的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共十次，不过这些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失败，意味着一部分起义者的人头要落地。那么孙中山又是如何不怕流血牺牲，发动一次又一次壮烈起义呢？

我们先来看看1900年的惠州起义。这年九月，领导“兴中会”的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台湾，准备在大陆惠州地区举行起义。在这之前几个月，孙中山已与密友商定在广州同步起事，并成立暗杀机关。为起义一举成功，孙中山找到了日本驻台湾的总督，要求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日本总督巴不得中国国内天下大乱，一口同意无偿相助。10月8日，起义还未进行，清军已得知消息，立马调军队在惠州城门处设重兵堵截。“三合会”首领黄福闻之大惊，等不及枪械到来便带领八十名会员仓促起义，计划一路杀向广州。远在台湾摇控指挥的孙中山电告说，枪械一时运不进香港，只能改邮到闽南。苦等半个月，决定命运的枪械终于运到了。打开箱子一看，全是特妈的生诱不能用的烂枪。黄福这下药吃大了，电问孙中山是怎么一回事。孙中山也不知道，原来是清政府许诺好处买通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由他下令给总督，来个调包计，然后又以“走私军火”罪名把孙中山赶出了台湾。一百多名起义者得不到弹药，于当月22日全体溃逃至香港。惠州起义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此时，“兴中会”的另一位成员史坚如受孙中山秘密指令，要求把事闹大点。他于当月来到广州，在广东巡抚衙门的对面租了一间民房，然后在夜里以挖地道的方式进入了戒备森严的衙门，在署理两广总督的德寿休息室外安放了炸药。由于炸药威力不是很大，没能伤及德寿。翌日，他偷偷去现场查看，由于行动鬼祟而被清兵抓捕，次月9日被害。孙中山闻此很伤心，说：“我们的队伍中又少了一位忠诚的好同志。”

孙中山发誓要以牙还牙。为此，同盟会在孙中山的授意下，于1905年成立了一个暗杀小组，专门刺杀清政府高官，认为杀了他们就能推翻清政府，改变社会现状。暗杀部门由一位叫方君瑛的女同志负责。那时外国惊险小说《铁假面》在中国流行，暗杀小组经常仿照书中的情节进行暗杀技术研究。后来汪精卫也受此感染，联合几位同仁决定刺杀清政府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

这其中有一个小故事，那同仁很聪明，将炸药放在摄政王每天必经之路的桥下，埋好炸药后发现引爆的电线不够长，想要取回炸药时发现有人走动。第二天再去取炸药时已没了，而外面又无风声，同仁认为是当地老百姓拿走了也就没当一回事，照样做自己该做的事。其实不是！是清军拿走了，拿到外国大使处让外国专家鉴定。清军根据炸药外壳加工痕迹很快找到那家铁加工厂，铁加工厂老板带着清军便衣四处寻找，很快抓到汪精卫同仁，汪精卫由此一同入狱。

不说这么多，回到主题，继续说下一个起义——黄冈起义。远在1906年6月，革命党人许雪秋就接受孙中山指示，要在潮州一带起事。后孙中山觉得光有一个潮州起义不行，威慑力不大，希望惠、钦、廉三州革命党人同步进行。那时通讯不发达，传递一个消息需要一段时间。在消息传递中，知道的人越多，保密工作就越难做。1907年5月，清军闻此准备在黄冈开展一次全城大搜查。陈涌波等人感觉大事不妙，于当月22日晚先发制人。一千多名起义者与数量有限的清军激战一夜，天亮占领了黄冈。

占领黄冈，第一件事就是按孙中山遥控指示，成立“广东国民大都督”政府。几天之后，也就是5月27日这天，大批清军杀来，两面夹击，陈涌波等起义负责人看到局势不利，慌忙由水路逃到香港。也许是经验不足、或者说光顾逃命，至关重要的花名册竟给清军拾到了，那些没有逃往香港的革命党人因此被一网打尽，或砍头、或下地狱，或满门抄斩。真是开玩笑，拿起义当游戏，没想到清军会这么快大举反扑过来；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流血，这样的起义要不得，这样的起义领导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再来说说在这其后一星期发生的七女湖起义。这次起义是由邓子瑜受孙中山策划而开展的。起义方式很简捷，“三合党”成员挑拨当地不满政府的民众数十人，连同自己的党徒共一百人左右，在七女湖地区抢夺了清军枪械，奋勇杀死在清军中混口饭吃的水陆兵多人，然后正式宣布起义了。数天后，清军大部队到来，起义者一见妙头不对，识时务地自行解散队伍，各自回家避风头。这种起事其实不应该叫“起义”，应该叫压迫之下不可避免的“骚乱”。

起义越多，镇压自然越残酷。就在这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起义过程很简单，作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徐锡麟在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时，突然拔枪射杀受邀请到现场来观礼的安徽巡抚官员恩铭，恩铭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身中七枪而死。恩铭受邀是受徐锡麟之邀而来，因为徐锡麟掌管安徽巡警学堂是由恩铭开后门为他谋来的。徐锡麟恩将仇报一则是因为公事公办的原则，二则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比恩铭更大的清政府官员成为谋杀对象。也因为他要造反的计划已被两广总督端方掌握，与其等死不如起来造反。

就在徐锡麟不计后果地带领三十名兄弟攻打抚署后的当日下午，徐锡麟就被清军抓捕。清军领队是恩铭的崇拜者；也是一个变态狂。他在当晚就将徐锡麟的心脏活活挖出来，看它慢慢停止跳动而狂笑不已。

徐锡麟与远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关系很好，他们俩曾商定在某一天共同造反。当徐锡麟事发了，秋瑾不逃避，发誓要做中国第一烈女。当月13日被捕，二天之后的凌晨，在轩亭口刑场被悄悄斩首。

同年9 月的防城起义比前几次的起义时间要长。受孙中山指示，会员王和顺带领200多名成员在钦州（今属广西）于3日发动起义。5日，起义者占领防城，王即以“中华民国南军都督”的名义发布《布告粤省同胞文》和《告海外同胞书》。公告书发表之后的几天再投入战斗，攻打钦州。此时钦州早已设防，无法攻破。没办法，告书已贴出，只好改攻邻近的灵山。不想灵山的清军看到告书后已用足兵力防守，城门自然难攻。历时半个月，起义者没攻下一座城，而进不了城就得不到军粮。没军粮，又没军械可武装，起义者一下子觉得没劲，纷纷要求回家。起义在闹哄哄中自行解散，领导者则逃进十万大山避风头去了。

由于屡次起义屡次失败，同盟会中出现分歧。章太炎认为“粤人好利而无兵略”，焦达峰认为孙中山把起义重点放在广东是“经略不远”；陶成章认为应该将起义地点选在长江下流一带。但是，孙中山坚持认为两广、云南地区是最佳首选之处。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孙中山命令黄明堂和他的兄弟们（80余人）火速夺下广西镇南关（友谊关）炮台。翌日，他带着黄兴、胡汉民等人登上炮台，观察好地形之后，第二天早上再次来到炮台，亲自点燃炮火，炮轰清军兵营。此时，孙中山显得很得意，说：“反对清政府20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

   不想镇南关炮台上的大炮陈旧不堪，长年不用，风吹雨打，根本就是废铁一堆。孙中山有些失望，但没挂在脸上。他对黄明堂安慰说，你给我守着，我去河内（越南）买炮，二三天就回来。

河内大炮大大地有，就是需要钱。河内军火商是三六九抓现钞，不管你是孙中山还是王中山，认钱不认人。此时，孙中山口袋里没钱，他要先要到华侨那儿搞募捐，捐到钱后才能买大炮。而那边，黄明堂是等不及了，清军杀来，坚守没几天，他就溃退到越南燕子大山里去了。同月9日，清军夺回炮台，起义结束。

再来看看1908年3月27日发生的钦州起义。当天，黄兴召集旅越（越南）华侨同盟会成员和民众200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在安南（今越南）与中国边境举行起义，然后向钦州进军。在这之前一二个星期，孙中山被安南当局驱逐出境，起义工作由黄兴来落实。黄兴向一位驻安南的法商购得短枪十支，又得到同盟会香港分会支援的一批枪支，认为起义时机到了。起义军一度在马笃中山激战中占上风，但起义者手中的枪支用完弹药后便得不到补充。没出40天，清军大队人马再次杀来，起义者无力对抗。起义军总指挥只能宣布起义提早结束，大家快快回家，把武器藏好。

现在来看看1908年的河口起义是怎样乱哄哄进行的。4月30日，王明堂、王和顺带着200余人从越南渡河进攻云南河口。激战二小时后即占领河口，随接进攻半山炮台。经河口清军防营一部及铁路巡警的默契配合，起义很顺利，从兵库中劫得到大批武器。为分配这些武器，起义军中出现不和、兵变，各自拉山头为王。受孙中山之托前来督战的黄兴从中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但没用，没人愿意听黄兴话。黄兴一气之下打道回越南，公开招兵买马，自行成立一支“华侨敢死队”。那时越南属于法国殖民地，殖民地当局闻知此事怕引火烧身，马上把黄兴驱赶出境。

再说那些起义军，层次与素质不一，军心极乱。清军于5月24日杀来，仅用二天时间就把起义军摆平。黄明堂等60余人自知大势已去，便逃回越南。清政府要求法国殖民地当局把人交出来。当局把这些人的军械缴了，然后送他们到新加坡，自行解散队伍。

在清政府眼里，孙中山不是元凶，黄兴才是，一个不要命的“恐怖分子”。1908年5月27日出版的《神州日报》上便有清政府缉拿革命党人的赏价：黄兴5000元；胡汉民4000元；汪精卫、田桐、刘揆一、谭人凤各2000元。这一招暂时管用，至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没发生过暴动起义。

没发生暴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同盟会里发生严重分歧。原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与孙中山因《民报》经费问题发生不和。陶成章对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不满，认为这是高深莫测的方针，建议改一改，但孙中山不为所动。在起义地点选择问题上，陶成章反对孙中山重华南一带。孙中山多次起义，多次失败，招致章太炎不满，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而陶成章则站在章太炎一边。黄兴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但没用。之后，陶成章受章太炎之托，来到南洋与孙中山见面，要求解决《民报》的经费问题。听说是受章太炎之托，孙中山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回拒，言辞坚决。陶成章明知孙中山记恨，也只能热面孔贴冷屁股，让孙中山写一份介绍信，由他陶成章出面去借款。孙中山写了介绍信，陶成章拿着此信再去找人，但没有一个人肯买孙中山面子。陶成章一下子明白了，一定是孙中山暗中梗阻才不成。他发下狠心，决定不求他人，自己一个人扛下来。章太炎得知孙中山不肯相助，气上心来，把报馆墙上挂着的孙中山像撕下来，在上面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孙文即孙中山，孙中山其名乃孙文一位日本朋友给起的）。1909年11月27日，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全文刊登了陶成章等人的《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孙中山与他们从此分道扬镳，各立会派，各走各的路。

孙中山要干一番，他通过地下网向全国的革命党人发号施令，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广州新军一千多人在革命党人倪映典的号召下奋勇起义。起义军分三路进攻广州市区，市区清军早已得知消息而重兵把守。总指挥倪映典虽是军人但不懂军事，采用硬攻，起义军遭重创。清军吴宗禹老奸巨滑，使用奸计诱倪映典深入，结果他死于阵前。总指挥一死，群龙无首，起义失败。队伍中腿脚快的则逃往香港，慢者则被浮、被杀。

面对一次次失败，孙中山于1910年11月召集各路革命党首在马来西亚开会。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人到场。在会上，孙中山重申：“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大会一致同意以广州新军为骨干，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配备500名由革命党人组成的敢死队。起义一旦成功后，黄兴负责带军向湖南挺进；赵声带军向江西进发。为确保一举成功，孙中山四处游说，搞募捐或借款活动，对象不仅有南洋华侨，还有欧美华侨，筹得捐款达15.7万元。

有钱就能买军火，有军火就能起义。大量武器经横滨和香港被偷偷运进广州。1911年4月27日这一天，黄兴率领120多名敢死队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与前几次起义一样，这次起义也是仓促举行的。原定在军饷和军械到来时再举事，不想因叛徒告密，部分军火运送出事，清军因此在全城张网搜捕革命党人。搭档者陈炯明见势不妙逃出城外，黄兴只得与其他几位头头商量，决定立马起义，不等军饷和军械到来了。此时是下午五点半，敢死队杀入总督署，总督署张鸣岐早已闻风逃走。起义军焚烧了总督署，在东辕门外与清军大队人马相遇，双方短兵相接。黄兴手下一位大将感觉很好，认为清军中一定混有革命党人，逐张开大嘴叫喊士兵们快谋反。没叫出第二声便中弹牺牲。奋战中，起义军这才感到自己的兵力严重不足，低估了清军的实力。再战下去已无意义，黄兴下令撤退。此时黄兴已负伤，他躲进一个女人家，以其老公名义逃过清军大搜捕，之后再逃回香港，那女人后来成了他妻子。林觉民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起义前就给妻子写下遗书，被捕后即被害。死难的同盟会成员有名可考的共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又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由此得名于天下。

起义再一次失败，孙中山不甘心，他在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上宣布，成立“革命公司”，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革命股票，一旦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股票发行分10元、100元、1000元三种面值。认购对象为海外华侨。

那么孙中山又是如何搞募捐的呢？这边，邓世昌和他的舰队在海上与日本海军猛烈作战；那边，孙中山正联络日本浪人、日本退役军人向清政府发难，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下文要写的内容。

再去“国父”神衣，看孙中山如何募捐搞革命 [原创 2006-11-20 01:12:50]    字号：大 中 小

政府隆重纪念以“国父”并论的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并称其为中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孙中山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伟大功勋。

我，一介书生，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表现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孙中山是如何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爱以及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内政别有用心所切实搞募捐的。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很早的时候就知道想要推翻清政府只有起来革命，搞革命必须有钱，有钱可以买军火武装队伍；可以拉拢和收买各阶层人士；也可以大量招募敢死队员。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把皇帝拉下马。孙中山明白，靠自己的工薪收入根本无法进行革命活动。他既不愿安心打工，又无意做老板发大财。要弄钱只有靠嘴唇皮翻动，宣传革命道理，让海外华侨或海外势力自愿掏钱出来，供革命开销。

为筹资，孙中山四处游说，动足脑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规定每个入会会员必须交纳“底银”5元，“股银”10元。会宗声明：“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兴中会章程第8条）。孙中山向所有入股者许诺，一旦革命成功，加倍偿还股钱。收到13000集资款后，没想到孙中山拿着这钱跑到香港与杨衢云谈合作了。

“兴中会”成员不是很多，所收的入股款根本不够孙中山革命需要，孙中山想要认识更多的人，让他们入会。无奈“兴中会”影响力有限，孙中山曾写信给李鸿章，提出自己对改良政治的看法。李鸿章若是识人才，重用孙中山，那孙中山肯定又是一种人生。只是可惜李鸿章听也没听到“孙文”这个人名字，自然不会答理。孙中山自觉威望不够，他知道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才会被他人认可。为此，孙中山于1895年10月26日回大陆，发动了生平第一次的广州起义。在起义之前，孙中山周密地写下此次行动方案，认定光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孙中山果然这样做了，这一招果然管用，清政府一下子重视他了，把他“孙文”的名字加上三点水，变成“孙汶”，作为海寇来缉拿。从此，孙文这个名字传遍海内外。

1901年，孙中山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越南）总督介绍和担保，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扶持孙中山事业。双方立下什么交易条件，史无记载。孙中山只是在《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一文中解释此款是向法国一大资本家所借，将来要还的。

1904年1月11日，这一天对孙中山来说是最难忘的，他在檀香山经人推荐加入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致公堂”组织。入会后，即被封为“洪棍”（大元帅）职务。会内会员成份复杂，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但孙中山顾及不了这些，一心认为入会就能争取到更多的会友一同起来闹革命。在制定新章程时，特别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以吸引更多的人入会。

相比之下，黄兴的目光要超前一些。黄兴于同年2月15日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自认会长，宋教仁等人任副会长，到会者有100多人，也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口号。前后入会者达500多人，对外则以办矿名义称“华兴公司”。发行股票，“矿业”代表革命，入股就是入会，股票就是会员证。此举吸收了不少资金，“华兴”又将这些资金投于教育事业，开设“东文讲习所”和“作民译社”，同时拿出部分钱用于与“同仇会”“黄汉会”的沟通以及收买个别新军官兵。

1907年初，清政府与日本政府达成幕后交易，日本政府同意驱逐在日本活动的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不愿走，日本政府便馈赠5000元作为路费，一位叫铃木久五郎的日本商人也拿出了10000元。4月3日这天，孙中山没与众人商量，拿上钱便离开日本，前往安南（越南）搞革命了。为这事，章太炎动怒第一个跳出来，鼓动在东京的全体同盟会会员声讨孙中山。同盟会因此事差点解散。

1911年5月，孙中出席同盟会芝加哥分会活动。在会上，孙中山郑重宣布成立“革命公司”，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革命股票，一旦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股票发行分10元、100元、1000元三种面值。认购对象为海外华侨。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还是一个威望不及黄兴的革命党人，他的影响在海外，可做实事的却是黄兴等人。当辛亥革命爆发时，黄兴赶到武昌，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而这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华人餐馆洗盘子，打算赚点钱再图起义。孙中山确实需要大量的钱，钱就是革命成功的保证。他在1910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称：第九次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5000元经费。“致公堂”美国分会事前答应给5000元，但到关键时刻只给了1900元，导致起义流产。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筹办会于1913年9月27日在东京召开）。会上，孙中山宣誓就任党总理。黄兴到席，但拒绝加入该党。理由是：入党必须按手印，立宣誓，宣誓效忠（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总理的一切命令）。黄兴认为这有违背“平等自由原则”。孙中山对此不开心，不再重用这些打江山者，另外启用新人，蒋介石等一些少壮派武人后来就是这样上来的。

（说明：1918年3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电召在上海的蒋介石，这是蒋介石首次被启用。启用蒋介石是因为蒋于1917年9月20日写了一篇《对北军作战计划》给孙中山，此文引起孙中山重视。此次召蒋介石而来，从此被孙重用。）

1915年，袁世凯图谋在全国复辟帝制，日本驻华公使便向中国政府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有意让秘书把这事放出去，让国际间组织出面干涉。然而各国政府无力管这事，海外留学生又把这事回传到国内，举国上下一片哗然震惊。孙中山看到机会来了，便于当年3月14日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造，提议只要日本政府推翻袁世凯政府，由他上台当大总统，一切好说话。为恐日本政府不肯，他在提议中所立的惠策超过了“二十一条”。在这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已密函日本政府一个叫大隈的官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那时孙中山落荒在外，大隈对他的空头支票不感兴趣。现在，孙中山旧事重提，希望日本政府从长远目光出发，郑重考虑。天哪！一个党总理竟然如此出卖自己的国家，太不可思议、也太不可想象了。

（此段资料来自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孙中山还是需要钱，他在美国和日本看到当地交易所很赚钱，于是动脑筋也准备办一家交易所，这样至少可以收集到一部分资金供革命之用。早在1916年，孙中山就联络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等，希望他们出面筹建“上海交易所”，办事处选在市中心的“四明银行”楼上。大门口悬挂“通记”招牌。1917年2月，经北京政府段祺瑞总理批准，同意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中国首家“上海交易所”。这样，孙中山搞革命又多了一条财路。

1917年9月1日，在国会非常会议无记名投票中，孙中山以84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当月10日，正式宣誓就职。这与北方的军政府形成对峙局面，“护法战争”由此开始。战争需要钱。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向德开战。而这时，孙中山通过留德学生曹伯亚帮忙，在答应不少许诺之后，终于拿到了德国政府给予的两百万银元（见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报告USDS893.00\2707号文件）。拿着这笔巨款，孙中山带着他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也就在这年十月至十一月，湖南成为北洋军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决一胜负的主战场，湖南人民由此陷于炮火之中。

说起“炮火”，不得不提一件题外事。1918年的某一天，孙中山觉得战事一直不太顺利。那天他登上军舰，望着远在市区的对手指挥部，怒不可遏，下令炮轰。那个舰长不是党员，不肯听他的命令（党章上规定：是党员就得坚决听党的总理命令），坚持说开炮会伤及无辜百姓。孙中山一把推开舰长，亲自点燃大炮。一炮出去，死了多少人，无从考略。

无法正确考核的记录还有：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与一个叫田中义一的日本军部人员来往密切，先后接受了日本军部140万特别接济款（以现在的人民币计算为560万元），这数字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据说这些资料都是日本政府战前档案开禁后得知的。

后语：

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叫《邓世昌》的电影，邓世昌与他的海军战士们为抗击日本瓜分中国领土的侵略野心在海上与之奋勇拚杀。为保卫中国海疆不受侵犯，最后浴血壮烈牺牲。在此，我想没有人会认为邓世昌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

  在邓世昌壮烈牺牲的前后期，孙中山于1895年发动的“广州起义”正是清政府处于中日战争史上最惨败之时。孙中山几度密见日本领事，要求提供推翻政府的武器。当日军占领我胶东半岛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趁机大量发展由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级军官组成的革命党人来扩充自己的军队，发动新的军事革命，推翻中央政府。如果说邓世昌是爱国的，那么孙中山的行为又是属于什么呢？

三去国父神衣，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要炸毁颐和园和故宫 [原创 2006-11-24 00:38:53]    字号：大 中 小

前二篇文章我写了孙中山是如何鼓动革命党人发动一次次起义；又是如何在一次次失败之后得到海外华侨及来源不清的募捐东山再起的。在此，我要谈谈孙中山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或者说与孙中山一同发动起事的革命党人是如何在辛亥革命前后抗击清廷政府的专制统治与残酷镇压的。

 

自从1895年10月26日“兴中会”发动了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在起义中，革命党人采纳了孙中山的起事方案。即：为营造起义气氛，增加市民恐慌感，震撼和打击清朝统治者，于广州城内“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

 

起义失败后，“兴中会”想出新招，招募社会上一些青年激进分子组成敢死队，一旦看到清廷高官在公众场合露面就毫不迟疑地拔枪谋刺。“兴中会”如此，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也是如此；上海的“光复会”更是异工同曲。凡行刺失败而死，皆追认为烈士。

 

现在我们来看看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是如何实施暗杀活动的：

1900年10月2日，受孙中山遥控指示，“兴中会”成员史坚如只身来到广州。夜里，他以挖地道的方式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广东巡抚衙门，在署理两广总督的德寿房外安放了炸药。由于炸药威力不是很大，没能伤及德寿。翌日早上，他去现场查看，由于行动鬼祟而被清兵抓捕，次月9日被害。

 

（补充：德寿产生一股报复念头，二个月之后，也就是1901年1月10日，他派杀手来到香港，暗杀了原“兴中会”会长杨衢云。杨衢云是1899年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改由孙中山接任。也就是说：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是由杨衢云领导的，孙中山只不过是共同策划。1900年9月的惠州起义才是孙中山亲手策划。他由日本来到台湾，在台湾遥控指挥郑士良举行惠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郑士良逃到香港。次年，他在一家酒店与朋友吃好饭出来，回家路上暴死，后人怀疑是清廷派人下毒药而死。）

 

1904年10月，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在长沙起义流产。一个叫万福华的成员不服，决定刺杀正在上海游历的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以证明“华兴会”不是好对付的。11月19日晚，他利用一朋友名义邀请王之春在英租界上一饭店吃饭，饭桌上拔枪行刺，未遂被抓。巡捕以“私带军火罪” 判他入狱十年。黄兴等人同时被抓，后因证据不足黄兴被释放。

 

1904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主要成员有：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陈去病、柳亚子等。该会前身就是从事各种暗杀活动的组织。陶成章和徐麟后来取代蔡元培，成为该会领袖。

 

1905年1月，清政府南下巡察军事财政的兵部侍郎铁良由湖南到武汉视察工作。湖北革命党人王汉得知此事，认为机不可失。他与同伴在汉口火车站侍候铁良。行动不成后，便尾随铁良一路乘火车来到河南彰德。在彰德火车站，看见铁良出站台，王汉连开数枪。由于心慌，一枪也未打中。清官兵包围火车站，王汉自知插翅难逃，看到车站旁有口水井，便投井自杀。铁良曾于1903年代表清政府赴日本考察日本军事。归国后，面对中国军事与经济及文化落后，他向清皇帝提过不少建议。王汉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是清廷高官就该杀，满人不能统治汉人，清政府应该早日完蛋。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在会长孙中山的授意下，成立了一个暗杀小组。暗杀小组由一位叫方君瑛的女同志负责。那时外国惊险小说《铁假面》在中国流行，暗杀小组成员经常仿照书中的情节进行暗杀技术研究[见《辛亥革命》（吴玉章）P101页]。

 

清政府意识到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严重滞后，逐派出五位大臣去国外考察。年仅27岁的革命党人吴樾得知此事后便提早潜入北京。1905年9月24日，吴樾怀携土制炸弹来到北京火车站，登上大臣们的专列车厢。因人多拥护，加上车身震动，土制炸弹未掏出来就爆炸了。车厢里死伤人数不少，而五大臣中只有二人轻伤，出国考察计划由此被推迟。

 

（补充：吴樾死了，与吴樾结为好友、无话不谈的同盟会会员陈天华把自己关在房内，整天郁闷地写东西。清政府惧怕革命党人，尤其是在日本活动的中国革命党人。清政府在给日本政府施压的同时，又进行了不少幕后交易。日本政府因此颁发了对中国留学生极为不利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全体留日学生抗议，看不到希望而心灰意冷的陈天华终于同年12月8日在日本火森海湾跳海自杀，留下一封绝命书。）

 

1907年2月7日，同盟会会员杨卓霖因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害。杨卓霖曾因谋刺两江总督周馥不成而逃到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后，受孙中山指示再潜回国内。在横滨，他曾先后组织了“东方暗杀团”与“支那暗杀团”的成员潜回国内。

 

1910年1月30日，24岁的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哈尔滨行刺刚从欧洲考察归国的清廷高官贝勒载洵，未成被浮。熊成基曾参加安庆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到日本，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后受令潜回东北，继续从事暗杀活动。次月27日在长春被害。

 

1910年3月，与陈璧君正处在恋爱中的汪精卫决定刺杀清政府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他联合同伴黄复生一同干。黄复生将炸药放在摄政王每天必经之路的桥下，埋好炸药后发现引爆的电线不够长，想要取回炸药时发现有人走动。第二天再去取炸药时已没了，而外面又无风声，黄复生认为是当地老百姓拿走了也就没当一回事，照样做自己该做的事。而清军根据炸药外壳加工痕迹很快找到那家铁加工厂，铁加工厂老板带着清军便衣四处寻找，很快抓到汪精卫、黄复生等人。辛亥革命爆发，汪精卫等人才被大赦。

 

1910年11月，旅美华侨邓佐治在美国旧金山屋伦车站谋刺经日本前来美国考察的清朝海军大臣载洵。未遂，被判入狱十四年。在法庭上，邓佐治自称自己是革命党人，与载洵个人本无怨仇，行刺不是因为汉满关系，而是为了推翻满清政府，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1911年3月20日，由朱家骅组织的“中国敢死队”在上海日华照相馆召开成立大会。会宗很简明：“联络敢死同志，为国家后盾。”成员有大学生、军警、军官等。次年2 月，“敢死队”自行解散，朱家骅到德国从事地质学研究去了，他觉得学点知识比暗杀更能救国。

 

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在大街上刺杀了在广州从军的孚琦将军。温生才也是同盟会会员，1909年加入华侨暗杀团。事前他曾谋刺广州另一位将军，未成。此次，他特地从香港赶到广州，当孚琦看完飞行表演走在回家路上，被温生才连开四枪而死，他被浮后，依旧谈笑风生，称是自己一人所为。当月15日，温生才遇害。由于温生才的鲁莽与独行其事，同盟会原拟订好的第十次起义——广州起义不得不推迟进行[见《辛亥革命》（吴玉章）P113页]。而起义日期一旦推迟，引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温生才应当对广州起义失败负责，也应该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谢罪。如果没有温生才的事发生，清政府不会在广州如临大敌，起义会照常进行，或许就是成功了。

 

1911年8月13日，同盟会会员林冠慈和陈敬岳因行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未能成功。那时，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手下的暗杀团便派林冠慈和陈敬岳过来。在行刺时，林冠慈向李准的坐轿接连投掷了两颗炸弹。一颗炸弹炸伤了李准，另一颗炸弹在身边爆炸，林冠慈当场被炸死。一边配合掩护的陈敬岳被浮，他于辛亥革命爆发前三天被害。

 

革命党人一次次行刺清廷政府高官，以此为乐道。幸亏行刺时多以手枪代替炸弹，如若动不动就抛出炸弹，那一定会伤及无辜百姓。那时好在革命党人搞不到烈性炸药。用的都是土制的，动不动就先把自己给炸死的炸弹。

 

在同盟会里，要数湖南留日学生杨笃生最厉害。一则他会自制土炸弹（行刺清政府五大臣的炸药就是他给提供的，不过吴樾吃了他的药，炸弹未掏就在怀中开花了。他自己一个眼睛被炸瞎，也是因为功夫没到位的缘故。二则是什么呢？二则，他打算在天津设立暗杀总机关，要用高猛炸药炸毁颐和园和故宫，炸死西太后，在爆炸声中让自己的名字威震天下，胜过“昆阳大战”*（见《杨度外传》P28页）。

（*注：昆阳故城今在河南叶县，公元二三年，刘秀以八九千人马击退王莽四十万大军，史称：“昆阳大战”。）

 

革命党人总是突发奇想，认为谋杀了一批清廷高官，清政府就会自动垮台。革命党人是这样想的，革命党人总领袖孙中山也是这样认为并积极鼓励大家这样做的。真是一场“了不起的革命！”（说了不起就是衣角不能了起来，一了起来就会露出短枪、炸药，不管是好人坏人，是满人高官开枪再说。不管对手身边有无过路百姓，扔了炸药再说。孙中山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殉道，一种爱国主义的淋漓表现。

 

四去国父神衣，黄兴为何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原创 2006-11-27 09:30:10]    字号：大 中 小

前三篇文章我写了孙中山领导的十大起义真相，以及他在海外如何搞募捐，鼓动革命党人开展各种暗杀活动的。文章挂上网之后，有人问我孙中山有没有神衣可去？也有人问我为何要别有用心地去神衣？是不是为自己的博客争取点击率？他们坦言，他们一生敬爱孙中山先生，正是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推翻了清朝政府几百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那么，孙中山到底有没有神衣？我因何要绞尽脑汁撰写文字以撕开这神衣呢？

 

“国父”是人们对孙中山的敬仰之称，敬仰本不是神衣的由来。孙中山的神衣由来在于后来的当权者把他和他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彻底给神化了。大凡一个被神话的人便是一个完人，他的丰功伟绩被盖棺定论，他在那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也给悄悄掩去了。这世界，舆论导向可以带倾向性，英雄包装可以金碧辉煌，但历史不能，历史应当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除去神衣只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我所深表敬意的孙中山先生其人。

 

今天，我来谈谈与孙中山生死相依的一个重要角色人物：黄兴。黄兴是“华兴会”会长，那年在日本，杨度带着急切想认识黄兴的孙中山来到黄兴居所（见《杨度外传》P60页）。双方在相识第一天便商谈两会合并之事，彼此很快成为知己。之后，同盟会成立，黄兴直接参与和指挥了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和两次广州起义。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发生，受湖北军政府电促，黄兴由香港赶至武汉，担任革命战时总司令。12月4日，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留沪代表一致推选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副大元帅。没想到此时的黄兴却一反常态，拒绝担任大元帅一职，并且一再要求众议员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一星期之后，众议员同意改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大元帅。12月20日，各省会代表再致函黄兴，要求他“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还是不肯赴南京就职。

 

黄兴为何要这样做？难道他没有做大的野心和本事？他其实是在等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因为他敬重孙中山的才华与领导能力。12月25日，孙中山停止在美国搞募捐活动，风尘仆仆地赶回上海。翌日，他即把黄兴、宋教仁、胡汉民、陈其美叫到自己寓所。在丰盛的酒席下，孙中山言明大总统一职非他莫属。众人同意，并推黄兴为内阁总理，协助并监督大总统事务。没想到这时孙中山又提出新的要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搞总统制。众人当即沉默不语，因为搞总统制就意味着不再需要设总理一职。孙中山会后与黄兴私谈，许诺给黄兴陆军总长一职。对此，黄兴不计较。第二天，黄兴匆匆赶赴南京，极力鼓动各省会代表力选孙中山为大总统。12月29日，众省代表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以优势票当上临时大总统，终于可以一事权。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如愿以偿地当上大总统，发表了《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没几天，又发表了著名的《告友邦书》。宣告清政府在革命前与各国政府所缔结的一切条约、所借外债、所认赔款及让与权利继续有效。此举无非是为了争取各帝国势力对他上台的支持与认可。

 

众人反对，主权国家不可以这样对待，但反对无用。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劝说无用，便失望地退出同盟会，另组一个新党：统一党。此时，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呼吁俄国人民站起来，反对沙皇政府对中国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战争》见《列宁选集1》P213页）。

 

2月15日，孙中山心潮澎湃地来到明孝陵，跪拜老祖宗。昭告清帝已退位，中华民国元年开始诞生。3月11日，带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南京颁布。《约法》中说：“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约法》是对《告友邦书》莫大的讽刺。孙中山无法安顿天下大乱、内战四起的局面。4月1日，他主动宣布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从南京迁都北京，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就这样由于孙中山的一味迁就与妥协而夭折了。至于《约法》中还说：“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二年之后，即被袁世凯公开废弃了。

 

1913年3月20日，四处游说想要建立政党内阁制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派出的特务暗杀于上海东站。宋案发生，使孙中山彻底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孙中山大怒，3月26日抵达上海，即把黄兴、陈其美等人叫来，告之他们，准备联合日本军政势力以最快速度消灭袁世凯。武力必定会引起新一轮战乱，黄兴以手下兵力不足而拒绝，建议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事。而袁世凯知道孙中山早晚会起事，便不通过国会，擅自与英、法、德、俄、日5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关税担保。这些钱全部用于镇压对手，支付战争开销（见《中国百科年鉴1981年》P576）。

 

黄兴想法是天真的，当李烈钧于1913年7月12日在江西通电“讨袁”，由此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到了9月15日，袁世凯在全国通缉孙中山、黄兴、朱执信等人。11月14日，袁世凯又下令强制解散国民党。2个月之后，再次下令解散国会，议员每人领取400元路费回家。孙中山与他的同仁们只好再次流亡日本。

 

痛定思痛，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重组国民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会上，孙中山宣誓就任党总理，并公布了亲手拟定的《党章》。明确表示一个国家必须只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只有一个党总理。一党必须专制。党员必须宣誓，坚决听从党总理的安排。孙中山还宣布了一条不容商议的组织原则：“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孙中山）一人，毫无疑义而后可。”《誓约》说：“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新党成立，黄兴及老一批革命党元老拒绝加入。他们一致反对入党必须按手印，立誓词，绝对服从党总理命令，认为这有背“平等自由精神”原则。

 

黄兴的命很短。大会之后，他从日本来到美国，继续宣传革命理论，并为云南护国军募集军饷。1916年他回到上海，同年10月31日病逝，终年42岁。

 

我想，辛亥革命发生时，如果黄兴不辞大元帅一职；如果他能力挽狂澜地收拾残局，中华民国的历史可能会改写。然而，正是由于黄兴顾权大局的念头使他的才能没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也由于他在反袁中举棋不定，当袁世凯举起屠刀时，黄兴已无一卒一兵可调动对付了，曾经与他一同打江山的民军队伍随着清政府被推翻而解散了。

 

同盟会于1905年以华兴会和兴中会合并而宣告成立。兴中会的会长孙中山做了同盟会的会长，身为华兴会会长的黄兴却做了该会的庶务长。从此，黄兴认孙中山为老大。1907年之后同盟会搞的很多起义都是黄兴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但帐却算在远在美国的孙中山身上。拿生命作赌注的拚杀换来的竟是这样的划分和界定，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平。或许孙中山会从海外搞来钱，这是本事。有钱就能收卖新军，有钱就能购买军火弹药，然后可以举行革命起义活动。

 

孙中山确实是搞钱高手。黄花岗起义，原计划军费开支13万港币，但实际募捐到了18.7万港币。其中美洲华侨捐助了7.7万元，南洋华侨给了8万元（见《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1840----1980》P76页）。1918年2月2日，在桂系军阀岑春煊的策划下，军政府决定实行大改组。桂系自恃力量大，想要控制广州军政府，身为广州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受到排挤。岑春煊召开会议，明确宣布改大元帅为政务总裁。孙中山的权力由此被大大削弱。为联合护法，孙中山表面不作反对意见，暗中却让手下的亲信朱执信于2月至4月间两次去日本商讨救助，希望日本政府能解之困。但朱执信多方奔走，终没结果。不得已，孙中山只好与朱执信、廖仲恺离开广州回到上海。1919年3月，孙中山再一次让朱执信悄悄去日本执行特殊绝密使命。什么使命？该书编者说无口奉告（见《朱执信》余炎光著，P68页）。

 

后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觉得要想牢牢掌控政权，必须联俄联共，这是唯一的明智之举。虽然章太炎等人反对，但也不管这么多了。而这时共产国际组织来到中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资格悉数加入中国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理由是除非孙中山取消入党必须先“按手印，立誓盟，宣誓效忠。”

 

国民党一大，通过新的党章，其中有一条专项规定格外引人注目：“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孙中山名正言顺地成为超越党中央的终身最高领导人。而国民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从此成为一个独裁式的政党，孙中山一步步成为列宁式的领袖。国民党一大召开，会议内容还有一个，就是追怀列宁同志，可见列宁和他倡导的社会制度模式在中国，在孙中山头脑中影响之大。也难怪在孙中山病逝时，章太炎送来一幅挽联，上写：“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至于民国之初，名记者黄远庸对孙中山一生评价四个字：“大言无实”，很能说明一个问题。

 

最后，我想说，我很欣赏学者袁伟时在《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文章结尾时所说的一段话：“探讨民国建立后第一个十年孙文的迷误，不但有助于寻求历史真实，汲取经验教训，也是清算国民党的全能政治。告别专制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工作。这个工作早就应该做了。抛砖引玉，愿大雅勿负历史。”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我的个人藏书：

1．20世纪中国全纪录

2．辛亥革命（吴玉章）

3．章太炎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