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甫妻子是谁:深切的怀念

深切的怀念
 
成荫
 
 
　　当我听到关于贺龙同志被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情况时，长久地愤懑难平！这样一位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老革命家，无论是在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过那么多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竟然得到如此结果，使我悲愤万分，难以抑制！　　在战争年代里，我曾在贺龙同志手下工作过，解放后我也多次见到他，贺龙同志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音容笑貌、许多感人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地映现在眼前。　　一、到贺龙部队去当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我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告一段落。当时正值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因此延安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我们学院的同期同学，也响应党的号召，大部分要求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去从事文艺工作。那时，同学们要求奔赴抗日前线的心情非常迫切，当大家唱着《毕业歌》的最后两句：“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每一个人的心情就更加激动。可是，我们都将分配到哪个部队去呢？这不免使大家又猜测议论起来。我们等啊，盼啊，学院终于通知了我和其他各系的二十几位同学，以及作家沙汀、诗人何其芳同志等到贺龙同志率领的一二○师去。　　对于贺龙这个名字，记得我最早是在国民党的反动报纸上知道的，那时，反动派通过连篇累牍的报道，使用各种污蔑的字眼对他进行攻击和诽谤。但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却有自己的看法。因为蒋介石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葬送了东北，出卖了华北，陷中华民族濒于灭亡的境地。爱国的人们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党的影响扩大，全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就越发抹煞事实真象，进行反革命的鼓噪。在这种情况下，贺龙的名字出现得越多，就越会加深群众的印象，受到人民的景仰。　　贺龙这个名字本来就很响亮，很有气势。我曾把他看成是救世济民的侠客义士，不只一次地想望着一瞻他的丰采。参加革命后，在延安曾经常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但因贺龙同志在前线指挥作战，我一直未能见到他，所以，“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渴望心情，就更强烈。　　我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是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那时，我们正在演出，别人忽然告诉我：“贺龙同志来了！”这使我惊喜非常，便抑制不住地拉开幕布缝，悄悄向台下望去。果然，他是那样气宇轩昂，体态魁伟，浓眉短须，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闪耀着坚强豪放的性格。特别是当演出引起观众的反应时，他那爽朗的笑声，显得格外宏亮突出。啊！他不是什么侠客义士，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率领着工农红军南征北战的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告别延安那天，我们是坐一辆卡车出发的。贺龙同志带着随行人员，比我们早动身。当我们傍晚到达了第一个休息点——永新兵站时，我们见到了这位性情豪迈、和蔼可亲的师长。他紧握了大家的手，说：“同志们！咱们的车还在路上，日本鬼子竟然用飞机轰炸了延安！”他的语调是那样气愤，两眼迸发着怒火。接着，贺龙同志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饭后又把我们邀请到他的窑洞，详细询问了每一个人的姓名、籍贯，还讲了他家乡湖南桑植县的一些情况。开始，我们还显得十分拘束，但一经交谈，他那平易、亲切、豪爽的作风，就使我们的紧张心情一扫而光了。　　在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老红军将领面前，我们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同志间的亲切关系，大家心里都是热呼呼的。我们每到一站，晚饭后总很自然地围在贺龙同志身边，听他讲述革命故事，介绍南昌起义的经过。他对我们说，在参加起义的过程中，他还不是共产党员，由于看到蒋介石很坏，是个反革命，靠国民党，中国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便到处寻找共产党，谁知在自己的身边就有共产党员，这怎能不使人高兴呢！那时，党派人来做他的工作。他听到了革命的道理，就豁然开朗，毅然地参加了这次震憾中外的南昌起义。而他这个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把一个军的兵力，全部交给党指挥。我们知道，在旧社会，谁要是掌握了部队，谁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本钱。兵越多，本钱越大，地位也就越高。可是，贺龙同志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走革命道路，决心抛弃个人的一切，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更加使我肃然起敬。另外，他还讲到他在潮汕地区失败以后，自己暂避香港的情况；又讲到他辗转抵达上海，接受党中央的指示，带了几个人回到他的家乡，重新组织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迎接了革命高潮。这更说明他始终不屈不挠，永不后退的大无畏精神。贺龙同志就是这样用他的亲身经历，教育着我们这些无知的青年，要我们热爱党，忠于党，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当时，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实还很幼稚，也不懂怎样去爱护首长。大家行军一天，贺龙同志已很劳累了，可是我们依然一吃过晚饭总是跑到贺龙同志前面说东问西，毫不顾忌。到了米脂县时，同行的余秋里同志实在看不过了，悄悄告诉我们，要我们应该爱护首长。说师长行军一天，还有很多军机要务要办，不能总缠住他不放。我们这才感到老同志对首长关怀，而我们却过于放肆了。从米脂县出发，我们都换上了骡马，但大家都没骑过马，单是为了把行李捆上马背，就费了好大力气。这一支新的骑兵队伍，一路上摔的摔，跌的跌，稀稀拉拉全给拖的不象样子。当我们最后一个人到达黄河边的葭县时，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了。贺龙同志看到我们这副狼狈象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骑马也得好好地锻炼。等到晚饭后，他依然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里，给我们讲革命故事，谈骑马技术。第二天过了黄河，他又特意叫了一个警卫员，骑上一匹缴获日寇的大洋马，在河边上纵横奔驰，飞身腾跃。他对我们说：“骑马一定得掌握要领，更重要的是要有制服劣马的勇敢精神”。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苦行程，我们终于到达了师部所在地晋西北岚县。那时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被分配到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当教员，其他同学有的分到政治部宣传部，有的分到旅里去。　　战斗剧社是在红二方面军的时期建立的。它先叫战斗宣传队，后改为战斗剧社。当红军在陕北庄里镇改编为八路军时，三个师的师部都有一个剧社，如一二九师的烽火剧社，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八路军总部的是抗战剧社。除此，在一二○师所属的各旅，也都有一个剧社，即三五八旅的战火剧社，三五九旅的奋斗剧社。后来部队扩充了，独一旅的就是战力剧社，彭八旅(彭绍辉同志率领的新三五八旅)就是战线剧社。在那战斗频繁的岁月里，由于这些剧社都起着很好的政治宣传作用，所以不论在延安，还是在其他抗日根据地，都流传着贺龙同志的部队有“三好”的说法。这“三好”是部队仗打得好，战斗球队的球打得好，战斗剧社戏演得好。贺龙同志对战斗剧社确实是关怀备至的，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许多问题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帮助解决。剧社有些问题请示师政委关向应同志或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有时他们也要我们去找贺师长解决。　　剧社分两个队，一是戏剧队，一是歌舞队，队员多半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但也有好多是红军时期参军的红小鬼，江西、四川、贵州的都有，他们都是从十二、三岁年纪就参加了革命，爬雪山，过草地，历经了长征过来的。　　贺龙同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就连每个红小鬼的绰号都能叫得出来。他常常到各个班去，了解我们的一切。我们同他也更熟了，一见到他，就喊“老总”，真是跟着他越久越亲。特别是我们剧社，不仅演出，还要到部队去从事战勤工作和政治工作，甚至还做统战工作。贺龙同志为了使我们在这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更重视剧社的活动。我们不论什么时候排练节目，演什么戏，他都非常关心。我们关政委、甘主任也时常到剧社给我们讲形势、交任务。战斗剧社这支年青的文艺队伍就是在贺龙同志和关政委、甘主任的关怀指导下茁壮成长起来的。　　二、到冀中去　　这年十二月，贺龙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率领主力部队离开晋西北，前往冀中平原。从晋西北到冀中要经过两道敌人封锁线，我们是从晋北忻县和原平之间通过同蒲路的。过封锁线之前，领导动员大家，准备一夜要走一百四十里路。过封锁线时如遇到战斗，机关人员若有失散，就直向东走。带队的同志告诉了我们集合地点，并再次鼓励大家，牺牲是为革命牺牲，要是有人负伤，同志间必须互相帮助。这对我这个初次长途行军，又没有参加过战斗，也不知道敌人的封锁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来说，未免有些紧张。那天，下午三点钟就吃了饭，四点钟开始行动，走到午夜已到达同蒲路附近。在这个关键时刻，师部是由一支队和教导团掩护；主力团亚六(七一六团的代号)也要在太原附近同时过铁路，于是，队伍爬山过沟，前追后赶，当接近铁路线时，行列已显散乱。尽管敌人在我们大部队的威慑下，没敢阻挠，但静静的深夜，却被沿途村落的狗吠声搅乱了。走到了铁路边时，部队已变成了十几路纵队同时越过。这时，我正要跨过铁路，只见贺龙同志巍然屹立，象座铁塔似的站在铁路中间，威严地喊着：“不要乱！”他的坚定，沉着，顿时使我激动万分，信心百倍，我和其他同志一样飞步疾跑过去。　　我随着人流向东山进发，心里还一直念着：老总为了掌握部队，还在后面呢！当天色破晓，我们走到了晋察冀边缘地带时，我的两腿发肿，几乎挪动不得。就在这时，贺龙同志，带着警卫人员，骑着马又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我们的老总征尘扑扑，神采奕奕，泰然自若。我的那种再也挪动不得的感觉，当即被他那爽朗的笑声一驱而散，两条腿真象注射了兴奋剂，一下子来了劲头，在集合点稍微休息后，吃过早饭又继续走了四十里路，加起来一百八十里的行军路程，终于被我坚持下来，没有掉队。对于这件事，我以后时常在想，作为一个革命部队的指挥员，在极为艰险的时刻，他的举止对部队该有多么大的鼓舞力量啊！直到现在，我一回忆起那段部队生活，脑子里就会清晰地映现出贺龙同志屹立在铁道中间的魁梧身影，和他那无往不胜的豪迈气魄。后来在我们又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敌人的装甲车把我们的大行李冲散，铁甲列车照射出耀眼的光芒，贺龙同志仍然威严地屹立在铁路边上，指挥着部队，使部队沉着应战，钳制了敌人的装甲车没再蠢动。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便很顺利地到达冀中平原，和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同志指挥的部队会师。　　部队驻扎在冀中期间，贺龙同志特地为我们剧社每人做了一套草绿色细布军装，要我们剧社配合部队工作，帮助收编当时的各种抗日军队，包括一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力量。这说明贺龙同志十分重视发挥我们作为政治宣传队伍的作用。后来，敌人出动大量部队进行扫荡，我们的行军也就多起来了。在这期间，贺龙同志作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给了肆无忌惮的日寇以很大的打击。记得有一次，我们要下连队去，甘泗淇同志把我带到司令部征求老总的意见，贺龙同志却把我们留下，说现在不必去了。原来当时敌人在任丘、河间、文安三角地带，开始向我们采取三面进攻。我们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形势十分危急。我们在傍晚就急行军直奔大清河边，河水很深，河上没有船，几千人的队伍要想渡过河是不可能的，了解地形的人都为此捏了一把汗。可是，当走近河边，突然先头部队沿河往北一转，绕到了白洋淀的堤上边，紧接着一个急行军，再往西北一插，绕过了任丘城，敌人竟被我们甩了老远。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们的贺老总原来早已掌握了敌人的动向和计划，机智地捉弄敌人，化险为夷。在那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贺老总那沉着镇定的神态，至今还清晰地映现在我的记忆中。　　三、重返晋西北　　一九三九年的年终，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新军。贺老总奉党中央之命，回师晋西北支援新军。我们再次通过同蒲路封锁线，赶回晋西北，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到了一九四二年，贺龙同志调回延安，担任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员。当时剧社还留在晋西北，虽然我们不在贺龙同志身边，但他还是一直关心着我们。　　当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贺龙同志当即给我们发来电报，要我们到延安作汇报演出。这个喜讯震动了我们剧社的每个同志。当我们来到延安后，便严格地按照贺龙同志给予的指示，演出了反映敌后斗争的《丰收》、《晋察冀的乡村》、《小八路》、《回头是岸》等剧目，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更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当时我们全剧社的同志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亲自给我们回信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记得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我们也曾受到演大戏、洋戏的影响，也演过象《中秋》这样思想内容不好的戏。这个戏脱离敌后的斗争实际，把一个游击队员写得家破人亡，情调非常低沉、灰暗，贺龙同志看了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们。那时，我已是剧社的领导人之一。他便把我们叫去，狠狠地说了我们一顿，并召集剧社的全体同志开会，讲述战斗剧社的历史和它在红军时期的作用，表扬了我们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在冀中的成绩，要我们继承红军宣传队的传统，为革命战争服务。贺龙同志对延安演大戏同样不满。一九四三年的春节，延安鲁艺演出了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等，他看过后高兴了，对鲁艺秧歌队的同志讲：“过去你们演的戏我反对过，现在演的就对头了”。　　日本投降以后，我离开了战斗剧社，改了行，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们的贺老总，一直到保卫陕甘宁战役期间，毛主席决定要打榆林，他来到了我们部队做战斗动员。那次他见到了我，象过去一样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问到我离开战斗剧社以后的情况，鼓励我在战斗部队里好好工作。　　全国解放之前，是贺龙同志下命令调我们一批同志到东北去学习搞电影工作的。叛徒江青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一次黑讲话中说是她把我从部队调出来的，用这来证明似乎她是关心电影事业，关心培养电影工作干部的，这简直是无耻的扯谎。全国解放之后，多年来贺龙同志如同以往，仍在不断地关心着我们过去剧社的许多老同志。可是，这位兢兢业业，毕生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可亲可敬的老红军，老前辈竟惨遭林彪、“四人帮”毒手。贺老总啊！过去我们在你身边，你从政治上严格要求我们，从工作、生活上关心照顾我们，更以你那永远保持着的旺盛乐观的革命精神的实际行动时刻教育着我们，每当我们回忆到你，就感到浑身增添力量。如今虽然你已和我们永别了，可是你那在延安、在冀中、在晋西北的英武形象和你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却铭记在我们的心上。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