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黑总裁独宠小娇妻:深切怀念蒋光鼐将军

　　（一）

　　蒋将军与我父亲李章达的关系密切，他们两人是同乡、同学、同志、统称三同关系。两人同是广东省东莞县人，1904年一起就读东莞师范学堂，1906年毕业。1906年8月在黄埔陆军小学念书时，他们也是同班同学，两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陆小毕业后，他们又同时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当时他们共同担任同盟会的秘密组织工作，传递革命党人的活动信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又即赶赴武昌作为首批中央第二敢死队员在汉口龙王庙前线与清军作战，并随黄兴坚持了五十多天大小战役。后因黄兴东去武昌，部队解散，李章达回到广州，蒋光鼐去了上海。1913年他们又一同参加过李烈钧的讨袁战役。为避过袁世凯的通辑和追捕，蒋光鼐化装成老百姓，于年底乘上一艘日本货船抵达东京。1912年1月父亲应朱执信的邀请，协助朱执信编练民军，1912年6月父亲又和蒋光鼐一起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学习期间蒋光鼐和父亲李章达又一起前往江西参加二次革命的湖口起义。1915年春，国内辑捕风潮稍有缓和，蒋光鼐便从日本回国了。他回到故乡东莞找到我父亲和他们好友张廷辅，他们一起离开故乡到香港去。在九龙塘的山边租了一间小木屋，在门前一块地里种花卖菜赖以谋生。平时勤俭节约，三人仅有一件衣衫作为他们外出办事的公用服装。后来，蒋光鼐设法筹得一笔款项，并设一个平民印书馆，一张宣传“三民主义”的《平民日报》问世了。直到当年秋天，香港的反袁机构正式成立，他们这种流亡生活才得以结束。

　　1916年4月，蒋光鼐和父亲又一起参加了朱执信在香港主持的“反袁讨龙”（龙济光）机构军事部工作，随即又与先父李章达、张廷辅等一起入云南投身到护国军行列。抵广州后，他们发现军阀龙济光虽被赶走，但实权仍掌握在广西军阀手里，护国军备受排挤。蒋光鼐想到自己革命十多年，但救国救民的希望却成泡影，百姓仍在贫弱中挣扎，他心中凄然，感触良多。当年秋天，蒋光鼐和我父亲李章达一起住进了广州六榕寺大梅堂，两人过着既是军人又是居士的生活。蒋光鼐并取法号憬然，我父亲取法号南溟。随后他们的另一个同学陈铭枢先生也来到这里，他的法号叫陈真如。1917年底，孙中山组成援闽粤军，蒋光鼐和先父便走出佛门投到粤军参谋长邓铿幕下。1920年初邓铿任师长的粤军第一师刚成立时，蒋光鼐和李章达又同在第一师师部任重要军事职务。1922年李章达、蒋光鼐二人又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孙中山警卫二团分别担任团长、团副职务。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役中，警卫团官兵浴血奋战，孙中山避至永丰舰，次日蒋光鼐和先父李章达即赶赴舰上随伺左右。1927年，蒋将军与蔡廷锴第十师第一次入闽，先父李章达即赴闽从旁协助，共商国是。父亲应邀亲赴福建、赣州、上海等地参与谋划。

　　我家与蒋光鼐家的关系密切，因此孩子们接触的机会也就较多。记得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家就在香港九龙城。我经常随父母到蒋家去，当时他们住在九龙塘，他的大女儿蒋定闽和大哥都比我们大许多，我只和他的女儿定苏，和抗日（后改为定日）玩，大人在聊天，我们就玩捉迷藏。每年夏天，我们两家是经常相约到浅水湾去游泳。在那海湾的地方有一片美丽的沙滩，当时一些富裕的人家就在这沙滩之上，那一片平坦的地方搭起了一幢带有客厅、更衣室、洗手间和厨房的房子，以便渡假时，全家都能住进去享受海风的快意。当年蒋伯伯就有这样一间房子搭在“十一米”海滩上。夏天，我们两家人有时就到那里去游泳，暑假之时，我们经蒋伯伯同意后还可以自己去活动。就这样我们可以愉快地渡过一个暑假。

　　1939年抗战时期，父亲在孙中山警卫团时的旧部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安排就任四战区军法执行总监之职，1940年我小学毕业便随母亲赴韶关住在西河坝并考入华英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当年蒋伯伯任四战区参谋长，后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驻韶关。他们住在韶关市黄田坝的一幢别墅，而我们家就住在西河坝的一幢平房。由于距离不远，我们两家时有来往。他平易近人，当我随父母去拜访他时，他见到我总是十分和善亲切，拉着我的手，摸摸我的头，叫着我的“岁初”乳名，（即小儿时期尚未读书命名之前的名字我是年初出生的）。因此，从小我就十分敬爱这位伯伯，及至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作，我在广州生活，但每逢我因公到北京开会时，我总会去看望他老人家和他的孩子们。六十年代初有一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期间，利用休会的空隙去看望蒋伯伯和伯母。我临走时他告诉我说：“今天是廖夫人（何香凝）的生日，今晚她请客。你好不容易到北京来正好碰上，今晚随我去参加她的宴会吧。”他的盛情，他的好意，对我这个晚辈来说真是受宠若惊，我不好推却便服从了。他还叮嘱我要记住向她祝酒啊。我点头答应了。傍晚，当我一进那间灯火辉煌的豪华餐厅时，我看到席间就坐的人多是一些全国知名的国家领导。我坐在一旁循规道矩地品尝着美味佳肴，那敢大胆出众地站起来向老人家敬酒呢，散会后蒋伯伯问我为何不向廖婆婆何香凝先生敬酒？我说：“那么多高级领导在，我有点害怕”。他说：“不用怕，向长者敬酒是种礼貌，高级领导只是分工不同，但人是平等的。”这番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解放后，蒋伯伯一直在北京工作，很少回广州来。约在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前的一天，他因公到广州来，即使时间很短，他也找到空隙来到光孝路祝寿巷我家来看望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已逝世，他进门后首先径自走到父亲遗像前，恭恭敬敬地行三鞠躬礼，然后回过头来和我母亲和我们握手，并关切地问及我们家目前的生活状况，他是父亲的亲密战友，当时，我们感到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临走时，还一再叮嘱我们有机会到北京时，一定要到他家去作客。

　　1966年8月份，我又出差到北京参加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休会期间，我到王府井甜水巷24号蒋伯伯家去看望他和他的家人，那时他患癌症刚动完手术后出院回家休养，精神尚好，他见到我，热情地和我握手并问侯我母亲和弟弟是否安康。当时，他还告诉我前几天发生的事——一有十几个带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突然闯进家来，不由分说便把家里珍藏多年的印章及珍贵物品，以破四旧的名义拿走了。他还告诉我：“蔡廷锴就住在这附近，也许也难免此劫，他说知道他脾气不好，怕他发作，引起大祸。于是红卫兵一走，便立即打电话给老蔡，告诉他刚才自己家里就遇到这回事。叮嘱他，万一小将们也到他家时，千万别发火，以免将问题复杂化”。当时我就想，蒋伯伯深知蔡伯伯的脾气，他是个军人，生怕他发作起来后果难料。这表现出蒋伯伯为人正直，对朋友尽友爱真挚之情。不由使我对蒋伯伯十分敬重。真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最后的一面了，你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后来大约在七十年代初，我母亲到北京时和我的儿子和女儿去拜访了他的家人，受到十分热烈的接待。现在我们两家人的后人又同在十九路军联谊会，将我们两家人的友谊发扬光大。

　　（此文系在东莞市纪念蒋光鼐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