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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三十年：创新的乐章
来源：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透视改革开放30年来民政工作全面发展与进步的伟大成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创新是促进事业发展的源泉。只有勇于创新，才能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开创新局面。民政事业的发展成就源于创新的成功经验。而创新的成功实践集中反映了民政系统在各个发展时期解放思想、活跃思维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本期刊发民政30年系列专稿之四：创新的乐章。对一项事业来说，创新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禀赋着创新品质的中国民政，在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中，不断深化思想解放，一个个应运而生的创新举措，一个个脱颖而出的创新典型，一种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一条条前无古人的创新途径，展示了民政工作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大跨越、大发展的光辉历程，在与时俱进中谱写的新篇章！
民政三十年：创新的乐章
改革开放不仅给民政事业的发展带来欣欣向荣，给民政工作的全面进步带来勃勃生机，而更重要的是很多新的词汇，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意识，都已经深入人心，融为民政工作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今天已被社会广泛熟晓的福利彩票、社会工作、社区建设、村民自治、民间组织、慈善事业、蓝天计划、福利服务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民政工作的每个日常术语，都跳动着创新的音符和旋律。
民政工作的创新旋律，把我们带进改革开放的创新时代。民政战线的一幕幕创新图景，犹如昨天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当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时，民政人用创新观念拓展认识的新视野，确立辩证思维和与时俱进的新理念。
当面对新探索、新经验时，民政人用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确立遵循规律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新思路。
当面对新问题、新要求时，民政人用创新方法打破习惯思维定势，确立积极应对和寻求突破的新对策。
当面对新起点、新目标，民政人激发创造活力，形成创新动力，开创出民政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天地， 谱写出民政创新的新篇章！
创新：开辟发展新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政事业莫不如此。
民政部恢复成立30年，也是改革开放30年。民政工作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推进了我国民政事业的发展创新。
今天，我们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民政30年是改革创新的30年。30年民政事业的发展成就，注释了创新就是从无到有，实现零的突破；就是从有到优，达到更高更好。
当我们追寻中国福利彩票的发展历程，就会强烈地感受到已经融入到民政工作日常术语中的这个新词汇，不仅是民政事业30年改革开放的创新成果，而且是民政事业发展提升到更高更好境界的一个标志。
福利彩票，最初的名字叫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1993年2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奖券，1995年又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一票引来万家春，神州无处不飞彩。今天的中国民众对福利彩票的品牌不再陌生。今天的彩民已比股民多！
发行福利彩票，正是民政人在面对新情况、破解新难题的创新实践中，开辟出的发展新途径。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国民经济步入有史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走向了小康。但与此同时，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里，还有这样一个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证的群体。
虽然国家每年都拿出大量资金，兴办各种类型的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和福利企业，为民政对象提供生活保障、康复医疗，并帮助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业。然而，国家财力有限，民政部门仅靠国家财政拨款的援助之手已显得越来越软弱无力。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表示，“不能因为没有钱，我们的工作就不搞了”。1984年，他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找到了一条思路，那就是搞彩票。由此，开始了中国发行彩票的可能性调查。
1986年，崔乃夫部长在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考察三峡地区时，汇报了民政工作面临的困境，并谈到了发行彩票的设想。总理要求崔乃夫部长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彩票资料拿来参阅。
一月后的
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阶段。那时的站点简陋不堪：一张桌、一把椅，扯条横幅卖彩票。
那时的中国福利彩票步履蹒跚，当年全国的年销量不足1800万元。
创新需要胆略，需要勇气，还需要毅力，需要坚韧。而福利彩票事业的繁荣发展，正是对这种精神品质的检验。
民政人在发展福利彩票事业的创新实践中经受了检验。他们针对福利彩票销售实际，果断摒弃了老套路、老办法，大胆引进新技术、新手段、新办法，采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奖组集中销售方式。这种在短时间内集中销售大量彩票的方式，为开创福利彩票新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疆，这个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竟以一连串的令人瞠目的数字屡屡刷新着全国纪录：
新疆模式的“大奖组”销售方式迅速遍及全国，福利彩票销量的大幅增长：1998年11月，在广东省东莞虎门广场３天半时间销售福利彩票4400万元；
中国福利彩票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造，在创造中创新。九十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民政人广泛地吸纳世界各国在彩票领域里的最新科技和管理成果。
2003年热线升级改造工作，截至年底，已经有24个省级发行机构实现了热线系统销售，当年电脑福利彩票仍然销售了166.45亿元，全国福利彩票总销量首次突破200亿元。
2004年底，全国所有省级发行机构全部实现了热线销售。电脑福利彩票一举突破了200亿元大关，达218.44亿元，全国福利彩票销售了226.38亿元，连续四年创历史新高。
2005年，电脑福利彩票实现跨越式发展，销量突破400亿元，达402.2亿元。
伴随着“风采系列”电脑福利彩票热销，全国已建立健全了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省级中心承销，地（市）级机构为基础的发行销售网络。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深圳市共设发行机构32个，地级销售机构320个，县级销售机构2123个，电脑福利彩票投注站超过10万个，全系统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形成了强大的销售网络，有效地保证了福利彩票的销售和发行工作。
创新无止境。
2003年，利用电脑物流管理系统发行的带有二维条码的网点即开票首先在上海和湖北进行试点。目前，运用这种销售管理系统的省份已经达到15个。
截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发行福利彩票2760多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923亿元。其中，定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社会福利事业545亿元，上缴中央财政用于支持其他公益事业378亿元，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和其他专项基金，支持了社会保险事业、残疾人事业、城乡医疗救助及青少年课外活动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的发展。
20多年来，民政系统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先后资助兴建、改建和扩建了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救助管理站、精神病院、荣军医院、光荣院、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孤儿学校和社区老年之家等设施建设项目11万多个，新增建筑面积1.3亿平方米，直接受益人数达1000余万人。此外，还投入福利彩票公益金40多亿元，用于资助特殊困难群体直接受益的项目，如孤残儿童手术康复、伤残军人更换假肢、“非典”疫情资助、艾滋孤儿救助安置、残疾儿童特殊教育、临终关怀和居家养老服务等活动，受益对象300余万人。
福利彩票的创新实践，拓展了民政事业发展的新领域。福利彩票不仅成为新形势下民政工作新的生长点，推动民政工作创新的重要阵地，而且是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慈善事业最广泛、最经常的慈善活动，是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如同福利彩票的创新，正在快速发展中的社会工作同样被视为民政工作新的生长点。
2008年６月２９日，对有志于社会工作的人们来说，就如同高考的日子终生难忘——首次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在这天开考，１３．６万余名考生走进全国各地的考场参加考试。
这一天，标志着我国将诞生首批社会工作师！这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将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开创了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自助的专业，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等国。在我国，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全新的职业，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靠政府机构及单位解决社会成员的困难，既充分展现了政府职能的有效性，也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化的管理机制，迫使政府和社会思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路，源于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开始进入政府的视野。
1987年，民政部在北京马甸召开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确认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学科地位。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复，在民政部资助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并于1989年招收了第一批学生，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时期。
民政部门的积极倡导和推动，形成了社会工作发展的良好环境。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对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很多院校纷纷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系，甚至社会工作学院，全国社会工作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目前已有200多所大专院校设有社工专业，近百所综合性大学设立了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2001年，上海市就进行了社会工作职业化对策研究；2002年，上海市民政局成立“推进上海市社会工作职业化工作小组”，着手制定社会工作者从业标准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配套政策；2003年，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民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的通知”，同年11月，上海市首届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举行，首批持证社会工作者产生。上海市社会工作职业化的一系列探索，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03年初，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的通知》，积极倡导有条件的省市积极开展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试点工作。
2006年10月，社会工作写进党的文献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要求。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２００６年７月，人事部、民政部联合颁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同年１２月，民政部在深圳召开“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民政部门作为政府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部门，首开先河全面引入职业社会工作制度。
２００７年２月，中组部举办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专题研究班，来自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编办等有关部门以及部分省市组织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从理论认识破题，研究、探讨我国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７月，民政部正式在７５个区（县、市）和９０个单位全面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从实践层面将社会工作的发展逐步推向深入；１１月，团中央、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民政部、人事部联合启动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工作。
2008年2月，民政部向全国民政系统下发了“关于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各地民政部门积极响应，纷纷要求开展试点工作。5月前后，民政部分3批组织申请参加试点的民政事业单位和市辖区（县、市）民政局的领导进行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专项培训。7月，民政部在全国共确认试点75个区（县、市）和90个民政事业单位。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在谈到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时， 形象地比喻道：再过十年，就如同现在有困难找警察一样，“有困难找社工”也会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创新，就是这样开辟了民政事业发展的一条条新途径。（５５６０）
创新：激发思维新活力
对中国人民来说，改革开放创造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对民政人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在发展思路上，还是在工作手段上，都凝聚着创新的智慧。
创新的关键在思想观念创新。没有思想观念的创新，就难有行动上的突破。而思想观念的创新，有赖于创造性思维的激发。
激发思维创造力，就是要把人的活力、各种潜能和聪明才智焕发出来，要善于借新眼光观察问题，从新角度提出问题，以新思路分析问题，用新办法解决问题。
被称为中国“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就是民政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深化对国情、民情的科学认识，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强化对决策实践的创新意识，在解放思想中不断引导人民群众焕发创新活力的成就之一。
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历史在波涛起伏中闪身跨进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展开，农村旧有的体制和传统受到猛烈的冲击。原来的生产大队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在经济上自主了的中国农民，在政治上产生了要求自主的迫切愿望。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出现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生产大队的管理体制被冲破了！群众创造出村民委员会这种自己管理自己、管理本村的和与他们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各项事务的自治组织。
这一新生事物萌芽就受到民政部门的高度关注。这种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体制，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民政部组织力量，深入实际加紧进行专题调研。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从而为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提供了宪法依据。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布结束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政府体制。通知明确指出，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要由居民选举产生。此后，村民委员会的建立进入了普遍的、具体的实施阶段。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强调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同时责成民政部门负责村民委员会建设工作。这时，除个别省份外，全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普遍设立了村委会。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
置身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中国农民，不仅是村民自治这种“草根民主”的创造者，而且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创新者。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之前，作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新形式，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已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北老壕村“海选”中初步尝试。
“海选”，是指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各级组织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不提候选人，由农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的做法。“海选”的“海”字，东北话是大的意思，也有多的意思，还有漫无目标的意思。农民说的“海选”就是村委会换届的大选，在这个众多人参加的大选之中，要像从大海里面捞取珍珠一样选择自己信任的人。所以，“海选”这个略带乡土气的词汇准确地概括了民主选举的丰富含义。
1986年，梨树县的北老壕村原村委会主任已任职17年，班子成员闹不团结，群众意见很大。经过民意测验，有80%以上的村民要求民主选举村委会干部。乡政府顺从民意，当众宣布，这次选举，乡政府不划框子、不定调子、不提候选人，谁当村委会干部，完全由群众民主投票选举决定。经过两轮预选和一轮正式选举，在11名候选人中选出9名村委会干部，原村主任落选，村民们把原来当过小队会计，有文化、懂科学、有开拓精神的孙国清选为村主任。新当选的干部都在会上作了就职演说，表示要为村民干好哪些事。新班子上任后心里想着群众，塌实工作，这个村很快就由后进变为先进。
梨树县村委会的“海选”产生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取得广泛认同，全国各地都在学习推广“海选”，其原则、方法、程序也逐渐被完善，民政人一面以敏锐的眼光关注、支持基层群众的探索，一面认真总结实践，引导基层群众大胆创新。
1990年8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民政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山东省莱西县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座谈会”，随后，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提出每个县市找几个村进行试点，总结经验。
随着村委会的普遍建立，村民自治的工作重心逐渐向建章立制转变。民政部在1990年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中指出，建立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和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侧重点。
1992年，吉林省的村委会已进行了两次换届选举，梨树县实行“海选”、“五公开”的经验被总结推广，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第三次换届选举期间及其以后，民政部多次承头，与中央有关部门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到吉林省考察，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丹麦、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有关人士到梨树等地参观。中国农村民主选举的热烈场面，农村“海选”的透明、公正、民主和规范，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美国某研究机构把“海选”誉为世界六大民主选举模式之一。
1994年2月，民政部又发布了《全国农村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实施纲要(试行)》，对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目标、任务、指导方针、具体措施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项民主制度。
1997年，民政部在《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深化农村村民自治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指出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是加强农村村委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注重实效，努力实现村务公开的规范化、制度化。
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突飞猛进。199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安徽省五河县考察之后，第一次把“村民自治”上升到了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同等的地位，并称为中国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此后，党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农村民主、村民自治上升到社会主义新目标规划的高度。
这一法律从1984年提交审议，到
1999年4月，以民政部在河南省许昌市召开“全国村民自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为标志，村委会组织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实现了村级组织的统一和规范。
与此同时，村民自治建章立制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日趋完善。全国31个省份全部制定出台了村委会选举办法，并制定出台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大多数村庄都制定了实施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至此，村民自治基本走上了依法建制、以制治村的良性轨道。
之后，村民自治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权利保障上来。在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由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是法律赋予村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是基层民主的重要体现。搞好村委会换届选举，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广大村民在选举各环节中的权利，使村委会的选举真正体现农民群众的意愿。
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又提出了“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的知情权;进一步规范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决策权;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参与权;进一步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至此，保障亿万农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成为村民自治工作的重心。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既顺应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大势，也满足了亿万农民珍视和主张自己民主权利的客观要求。
2003年6月，由民政部牵头，中央有关部门共同参加组成的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成立，负责协调全国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
2004年6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要求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完善和规范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目前，全国各地加大实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工作力度，许多省级行政区在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中，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更为细致的地方法规和政策。农村基本建立健全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有的地方还总结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做法来落实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在村民自治中基本形成了事前共决策、事中听意见、事后有监督，村级民主管理有序运行的局面。
村民自治的实现不仅是我国基层组织建设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创新。从基层组织建设到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创新历程，凝聚着激发创新活力的成功经验，诠释了焕发思维创造力的价值意义。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进程中，每一项民政工作的创新实践，都闪耀着民政人创造性思维的光辉。
民间组织从最初的单纯数量增长到优化结构、依法管理、提高质量的协调发展，是转变职能、创新管理体制、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例证；
双拥工作从物质双拥到智力双拥、从人力双拥到科技双拥、从节日双拥到经常性双拥的过程，是创新思路、创新载体、丰富手段、拓展内容的具体例证；
社区建设从提出社区服务到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再到建设农村社区、和谐社区的过程，是不断拓展领域、推进制度创新、提高服务水平的具体例证;
正是创新思维引领养老服务逐步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新格局；
正是创新思维引领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实现由强制性收容遣送到关爱性救助管理的转变；
正是创新思维引领殡葬服务方式实现由单一服务向多层次服务，由独家经营向多元主体参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创新思维决定创新品质。在推进深化改革中，面对开放的社会，民政进入打破旧观念、适应新要求、开发新思路、鼓励新办法的全面创新阶段。
这是2004年1月，李学举部长在全国民政厅局长会上，首次提出了把“加大社会开放度，增强社会透明度，扩大社会参与度”作为民政部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的思路和任务。时隔一个月，他又在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表示：今后凡宜于公开的会议，包括部长办公会，应向新闻界敞开，媒体记者可以参加。这一举措是民政工作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中央国家机关中的第一次。
作为民政工作方式的创新举措， “三度”不是简单的词句装饰平列，而是对民政工作全面创新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民政工作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不但能开阔胸襟，拓宽眼界，有利于集聚社会智慧和力量，发展壮大民政事业，而且有利于重新审视民政工作，找准民政工作改革开放的方位，发挥民政部门的职能作用。
“开放度”是指民政工作要对内、对外开放。 对内开放，要求我们眼睛向下，倾听群众声音，真正为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同时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包括媒体和专家广泛参与，提出意见和建议，解决己经和可能阻碍民政事业发展的问题。对外开放，则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加大自身改革步伐，眼睛朝外，加大开放力度。这不但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也有利于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借鉴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使工作与世界接轨，努力把民政事业做好、做实、做强。
“透明度”是指民政工作要公开、透明。强调公开、透明，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先进手段将可以向社会公开的事项，尽可能地进行公开，这样可以及时暴露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苗头，促使我们依法行政，杜绝丑恶及违规事件的发生。
“参与度”是指民政工作要注重社会和公众参与。注重社会和公众参与，有利于避免工作上可能出现的更大偏差，从而达到共同合作、共同管理、共同进步的目的，使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政工作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民政工作“三度”集中体现在“以人为本”时代的政务公开。政务公开被称为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要求高、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阳光工程”。民政工作的领域在于面向社会；民政工作的对象在于服务社会；民政工作的优势在于依靠社会；民政工作的发展在于动员社会。只有让社会知情，才能得到社会参与。民政部作为国务院主管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一直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不断深化对政务公开工作的认识，不断丰富政务公开工作的内涵，不断完善政务公开规章制度，不断创新政务公开方式。
——通过部政府网站建设，提供“政策公布”、“网上信访”、“公告板”、“公众留言”、“在线交流”等多项功能，以及通过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服务电话、部信访电话、值班电话等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建立了民政公用政务平台，搭建了民政系统政务信息公开、人事管理公开、信访管理公开的网络平台。以召开会议、发布通告等方式，公布部机关重大决策事项、干部选拔公示、公务员录用等事项的程序和结果，促进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在利用公告栏、办事指南、部令公告、新闻媒体等传统手段进行公开的同时，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务公开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部网站和部属业务网站政务公开主渠道作用，建立网上公开和互动平台，逐步开展网上审批、查询、交费、办证、咨询、投诉、求助等服务项目，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坚持按照《民政部听证办法》、《民政部专家咨询办法》等规定，进一步完善新闻发布制度，通过新闻发布会及时发布政务信息。进一步发挥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建立重要事项、重要决策须经部专家咨询委员会研究的制度，不断提高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水平。大力推行社会公示、听证、“点题”公开等制度，不断拓宽、改进公开的渠道，对行政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予以公开，使政务公开及时、真实、全面、有效，全力打造的“阳光民政”渐行渐近。
创造性思维不仅为民政事业改革发展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标志着民政决策步入了全面认识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正确把握问题的新境界。（５７１４）
创新：跨上历史新起点
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张1：400万的全国政区图，其背后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地图本身。这张中国历史上唯一确定的行政区划图的诞生，意味着中华大地上每一个行政区域的界定真正地步入了法制化的阶段，将对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作用。从此以后，只要再出中国地图，不管是水利图、交通图还是其他地图，都必须与这张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保持一致，所有的边界纠纷都必须在这张地图的框架内加以解决。这既是一张地图，也是一部线描的法律。
建国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实行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资源、土地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当土地和资源发生争议，一般都由上级组织用行政命令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土地经营方式由集体转成个人承包，对个人和地方来说，多占一块地，就意味着多得到一份利益。地域边界矛盾瞬间凸显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全国的边界纠纷加起来不过百十起，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仅发生在省界上的边界争议就有800多起，而发生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部的边界争议远远超过省界。据1984年的统计，仅我国西北部地区就有争议地段460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9月，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西部五省区解决行政区域界线争议讨论会上第一次提出：全面勘定行政区域界线，制定全国行政区划详图，是摆脱边界争议被动局面、实现行政区划有效管理的重要措施。
1989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民政部等12个部门的请示，决定以民政部为主，建立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进行勘界试点工作。省界勘界试点在冀鲁、内蒙古与吉林、青新、陕宁、甘宁等6条长近5000公里的界线上进行，同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区内的全面勘界试点工作。
1995年，在试点工作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从1996年开始，在全国开展勘定省、县两级行政区域界线工作。由此，全国大勘界工作正式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虽然地图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但勘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用测绘和行政的手段规定出一条界线，而是把争议双方叫到一起，用调查、研究和谈判的手段，来说服双方。每一条短短的界线背后，蕴藏着三十万勘界工作人员所经历过的艰辛和曲折。所有参与过这项活动的“老勘界”都承认：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然而正是通过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全国上千起的省界争议、上万起县界争议终于都在这次大勘界行动中得到了妥善解决。边界群众评价勘界是：勘定一条界线，造福一方百姓，结交一批朋友，保证一方平安。
勘界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也许只是一件艰辛、漫长而琐碎的工作，历史也许不会留下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但当所有这些平凡的努力汇聚起来时，却构成了一件兴邦治国的大事业。
就是这样一件件创新的伟业，把民政事业推向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慈善事业由民间自发性活动发展到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就是典型一例。
对于中国人而言，慈善虽然早已不是陌生的概念，但作为一项事业进入政府的发展视野，还是在1994年。这一年，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首任会长正是刚刚卸任的民政部长崔乃夫。
动议成立中华慈善总会的缘由，时任民政部长崔乃夫曾深情地说：对很多人来说，慈善事业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事业。说熟悉是因为它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说陌生是因为它已中断了四十多年。在建国初期，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民间的慈善活动基本停止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由国家和集体统一安排，人们在一种财富相对平均的条件下生活，收入没有大的差别。因而慈善事业这种人帮助人的社会活动也就逐渐退出了舞台。
他分析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社会财富有了很大的增加，另一方面人们的收入差距也相对加大了。在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同时，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仍未摆脱贫穷的困扰。据国家统计局10万城乡住户调查统计显示，以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从1978年的1.6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农村的贫富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乡平均收入差距约为5.6。另据统计，全国还有7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民中还有一些因年龄和生理缺陷造成的困难群体。截至1994年底，我国有60岁以上的老人1.17亿，其中7%约819万多人过着独居的生活；全国有近20万流浪儿童，其中近10万是孤儿；还有5000多万残疾人。为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国家已经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已不可能象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采取大包大揽的形式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在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慈善这个古老的话题被人们重新提起。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在物质财富增加的情况下，对改善生存空间和建立良好的道德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党中央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此过程中，人们普遍对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和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陷入贫困状态的群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开展了群众性的救助活动。如1991年华东大水灾时期，国内同胞和海外侨胞对灾区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捐款达20多亿元；1993年，全国各地逐步开展了以援助孤儿和老人为主要特点的献爱心活动；进入1994年，这种活动进一步高涨，形成了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新的景象，引起了社会的热切关注。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把他们与慈善联系在一起。提出对慈善重新认识的新命题，认为：慈善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不是外国人的专利；慈善是社会文明的象征，当代中国同样能够而且需要发展慈善事业。这种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和反响。全国性的慈善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初，只有4个人和募捐来的2000万元启动资金。而今，各地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已发展到数百家，中华慈善总会的团体会员基本形成慈善组织网络体系。基金会逐渐成为社会互助的重要形式与力量。广泛存在于各地县区、街道、镇乡、居（村）的帮困基金，作为社会互助的重要形式，在基层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华慈善总会杰出工作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他们的奠基实践和探索,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民政人的努力下，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增强。
199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首次规定了对提供慈善捐助的企事业机构给予减税待遇;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将此项政策以法律形式予以固定；
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试点方案》和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杜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发展慈善事业”的要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街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将慈善事业第一次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从根本上确立了慈善事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也相继制定了一些政策、法规对慈善机构给予支持和保护。2003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向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锐和个人所得锐前全额扣除。这项政策的出台，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明确了慈善事业作为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并特别指出要 “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慈善事业发展被写进在党的文献中，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支持系统，这无异于昭示世人：中国政府将倾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指导和管理机构，民政部高举慈善大旗，作出了政府大力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表率。
这是2005年。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年。
这一年的11月20-21日，由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的中华慈善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对116位为我国慈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并颁发了“中华慈善奖”；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2006—201 0年》；发表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倡议书》、《慈善组织行业自律倡议书》；举办了NGO论坛和规模宏大的慈善事业发展成果展。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是，中华慈善大会的召开，无疑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预示着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开始步入“快速成长期”。
这些事实都在反复证明一个道理：民政工作创新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的一部分。
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３０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没有什么挑战和艰难能阻止创新理念的引领，没有哪一项民政业务停止过创新脚步的前行。
在创新思维引领下，杭州市上城区主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积极探索政府搭台、企业运作、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社区服务新机制，着力打造“5A”式社区服务新模式：任何人（Anyone）在任何时候（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通过任何方式（Anyway）得到任何服务（Anyservice），居民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的方式，自由选择服务主体，获取满意的服务。
在创新思维引领下，上海探索出枢纽式管理模式：在政府部门和社区民间组织之间设立一个管理载体—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从党的建设、业务工作和保障工作3个方面对社区内的民间组织开展服务和管理，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改进社会管理方式，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民间组织自我发展能力提供了社会化管理的运作平台。
在创新思维引领下，南京尝试“一居一站”模式和“两级备案，两级管理”制 ：在所辖的7个街道各确定1个社区居委会，以原社区助理和新招聘人员等3人-5人的团队为基础，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社会事务服务站，承接原由居委会承担的计划生育、劳动就业、残疾人康复、社会福利、社区卫生等行政性工作，初步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事务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以固定补助的方式购买服务站所提供的服务，其他需要费随事转的经费，也相应拨付给服务站。
在创新思维引领下，退役士兵安置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安置制度受到严峻的挑战，城镇退伍安置难问题开始凸出，安置制度改革从此拉开了序幕。1993年，随着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的推进，民政部、劳动部、总参谋部提出了《关于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随用工单位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意见》，并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1994年5月，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了退役士兵安置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相结合办法，拓宽城镇退伍兵安置渠道，在国家保证一次就业的前提下，探索政府安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结合的路子，各地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退伍军人自谋职业。明确指出了安置制度改革的方向。
1995年，民政部在总结各地改革探索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试行安置任务有偿转移”和“适当扩大跨地区异地安置范围”等重大政策措施，确立了安置工作中的经济手段调控机制，安置制度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997年，民政部又制定了“均衡负担安置任务”的工作原则，并科学概括为“多渠道多形式安置”。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颁布实施，以法律的形式为多渠道多形式安置退役士兵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保证。
——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性安置政策，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安置任务有偿转移政策，退役安置安置工作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创新思维引领下，中国殡葬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
土葬，一个曾经承载过中华民族数千年习俗的词汇，一个具有农耕文化特色的字眼，在1956年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这年4月27日，毛泽东等151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各界知名人士，在实行火化、不留遗体、不建坟墓的倡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由此拉开了我国大规模“以火葬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的序幕。
1981年12月，民政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殡葬工作会议”，回顾总结过去30年殡葬改革的经验、教训。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改革工作的报告》，肯定了建国以来我国殡葬改革取得的成绩，指出当时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描绘了我国殡葬事业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迹。
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殡葬管理法规——《殡葬管理暂行规定》，确立了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破除封建迷信的丧葬习俗，提倡节俭、文明办丧事的殡葬管理工作方针，并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使殡葬改革真正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时期。
1997年国务院颁布施行《殡葬管理条例》，随后从中央到省、市、县政府，都设置了负责殡葬管理的专门机构。各地陆续出台了有关殡葬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基本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配套的殡葬管理法规体系。
随着现代殡葬观念的渐入人心，殡葬工作创新转向群众性实践。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江苏、广东等省、市，每年举行的多次骨灰撒海、骨灰植树活动，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认可和接受。一些现代时尚的祭奠方式，如居家祭奠、代理祭奠、社区公祭、电视公祭、集体公祭等得到推广，“时空邮局”、“孝心漂流”等新颖独特的做法成为媒体关注的亮点，“家庭追思会”、“网上祭奠”等文明的祭奠方式受到群众青睐。
我们无意于创新事例的堆砌，但对创新足迹的探究，对创新思路的疏理，对创新业绩的透视，却是我们力求在对实践总结和思考中获得启迪的路径。
三十年的创新历程，展示了民政人无限的智慧和魄力，凝聚着民政人无数的汗水与艰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新的发展进程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迈进在前行的路上。改革创新仍然是每项事业发展进步的希望。
回顾和总结过去，在渐渐逝去的历史影像中寻觅改革创新的轨迹和方向，是为展望和更好地走向未来，期许中国民政续写出改革的新乐章，创造出历史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