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接地电阻测试视频:《活着》--百看不厌

《活着》

一、故事梗概

国共内战时期，福贵（葛优饰）是当地一个显赫有钱家庭的长子，他天性懒惰，嗜好赌博。尽管他的妻子家珍（巩俐饰）多次威胁要离开他，福贵还是不能放弃赌博，很快就把他家的财产输给了狡诈的皮影剧团的领班龙二，福贵的父亲气得一病不起，在龙二来讨要房契的时候被气死了。突然变穷了，福贵被迫沿街卖线。六个月后，福贵就向龙二借钱，但龙二并没有借给他，只是把他以前工作时的皮影给了他，让他自谋生路，后来福贵和他原来的长工长根带着那个皮影箱子，在乡下走街窜巷靠表演皮影谋生 ，在一天演出的时候，他们碰上了蒋介石的国军，被强征入伍，悲惨的经历使福贵明白了生活的真意。两年后，福贵投降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并被释放回家。

福贵回到了现在已经被解放的村子，被告知他母亲已经死了，凤霞因高烧哑了，龙二又被新政府定为恶霸地主，被枪毙了；福贵和家珍决定重新建设他们的生活。到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炼了三天三夜后，福贵正要休息，有庆的同学找到他，说是区长来了，老师让同学都去学校参加大炼钢铁。尽管家珍反对，福贵还是坚持把好几天没睡好觉疲惫不堪的有庆带到学校。那天晚上，福贵正在唱皮影戏，被告知有庆因为太困了在学校的围墙下睡着了，被区长的汽车倒车撞倒砖墙砸死了。当区长来参加葬礼表示歉意时，福贵吃惊地发现他竟然是春生，他过去最要好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福贵的皮影被斥为封建遗物，并被责令不得再进行皮影活动。春生被打成走资派，并遭到了批斗。一天晚上，春生来到福贵家的门外，坚持让他的老朋友收下他的存折。当福贵意识到春生想自杀时，试图劝阻他。突然，从未原谅过春生的家珍打开门栓，走了出去，冲着他大声喊道：“春生，你记着，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在此期间，嫁给了二喜（姜武饰）的凤霞要生产了，福贵和家珍连忙把她送往医院。 　　

然而，他们发现医院里唯一的医生只是一些护士学校的学生，因为有经验的医生都已经被打倒了。二喜设法把一个有经验的老教授带到医院，但这个医生由于三天没吃饭，虚弱得连头都快抬不起来了，福贵给这个医生买馒头吃。凤霞生了，但随后却突然大出血，学生们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而这时老教授因为馒头吃的过急，噎着不能动......孩子虽然健康地出生了，但凤霞却由于大出血死去了…… 　　

影片结尾，福贵对馒头说，“你是赶上好时候了，将来这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四十年，弹指一挥或是沧海桑田，无数黄面孔的、沉默的、坚韧的中国人就这默默地生活着。编辑本段艺术风格

一部好的小说对其主角的塑造肯定是成功的，《活着》也如此。它不仅成功把主角塑造得活灵活现，而且把那些出场时间极短的配角也塑造得极其完美。在这方面，余华用的是一阳指功夫，精炼语言的一阳指，即用仅仅几句语言就可以像一阳指一样轻轻一指，就可以把人物定性了。干净俐落，没有太多的繁琐文字，就用几句话就可以把配角塑造的活灵活现，这是真功夫。 　　

再看塑造村长的几句话：“村里办了食堂，砸了锅，谁都用不着在家里做饭了，省出力气往共产主义跑，饿了只有抬腿往食堂门槛里放，鱼啊肉啊撑死你们”（人民公社化时期村长要砸福贵家的锅拿去炼钢时）；“福贵，这小子说的还真对，你家出了个科学家”（村长听到福贵儿子有庆说炼钢要加水时）；“福贵，家珍，有好吃的分我一口”（灾荒时村长闻到福贵家有米香时）。三句话构成的一阳指一指就圈定了村长的性格：很忠诚很平和也很愚昧很小农。 　　

很多人认为这是张艺谋炮制得最好的一部片子，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当代野史，因为正史的缺如，更显出了它的超常价值，改编后的故事本身便远超过了余华的原著，修正了许多不具典型性、合理性和不便于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地方。 　　

塑造人物性格的方法有很多，对于主角来说，一般要使用组合拳才能使人物变得更加圆形。但是对于配角，由于笔墨不多，所以精准的语言描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活着》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片，主人公福贵的遭遇异常凄惨。影片透过一个人的一生遭遇，涵盖着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衍生出了对死亡的苦笑。在福贵的一生当中，最初的纸醉金迷，到五颗枪子的恐惧，到儿子夭亡时的悲痛，再到女儿意外去世时的无奈接受，影片结尾时吃饭时的辛酸苦楚，个人命运随波逐流，被历史牵引。《活着》是跨越年代的较长的一部影片，历史浓缩为个人的命运。 　　

《活着》具有一定的史诗性，这种史诗性被包装在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之下，同时隐隐露出一股的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影片的个人生存状态和苦难，在经过精简的历史背景里，体现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荒谬感。影片的结尾虽然很温和，但颇引人深思。福贵的一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片中对大跃进、文革等时期也进行了温和的讽刺。影片中的绝望、无助、无力在黑色幽默里得到转变。 　　

导演张艺谋对小说中不少情节作出了“留有一线”的改变，例如对原著中一些直接攻击社会主义时代的场景的删减，如三年自然灾害。对几个主要配角命运的修改，如把有庆的死因由替县长夫人输血过多而死改为交通意外。但张艺谋之所以对这些尖锐的部分作出弱化的改变，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个人出于谨慎而对政治风险作出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他认为小说原著反映的情节过于血腥、尖锐，所以有所不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从情景的血腥程度来说，有庆死于交通意外的镜头远比因输血过多而死要血腥。 　　

张艺谋把这些情节改变后，同时却插入了不少有所指的情节，例如凤霞的死中本没有王教授这一角色，又如镇长（小说中的队长）提到的发炮解放台湾的情节，张艺谋悄然地把镇长的原话改成张狂的笑语，故意制造出讽刺的效果以达到丑化那个时代的目的，这都是值得观众留意并深入分析的作为导演的张艺谋有何目的的细节。 　　

电影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当年通过赌博赢取福贵祖屋的龙二在建国初因抗法和破坏国家财产而被判处死刑，福贵感慨着自己的“幸运”。虽然龙二的死是因为其违法抗法，他被枪毙也是死有余辜的，而福贵如果当年继续保留着祖屋 ，那他难免也会成为一个冷酷自私的刻薄地主。 而且这样的剧情描写更显示出了这种乱世年代，世事无常。年轻时的人生选择造就了今天相反的命运结局。

二、剧情

影片中，把龙二受刑时的枪声弄得清脆尖锐，回荡不已，这是导演为了制造一种“革命恐怖”的氛围而特意作出的铺垫，这已经预示着作者和导演的伏笔——一个“革命恐怖”的时代开始降临。影片通过福贵的心有余悸的话不断暗示着龙二是无辜送命，这已经是赤裸裸地为当年的地富反坏右鸣冤，鼓吹地主对人民要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抵制是有理的，当然，这也符合作者余华的反共心理和导演张艺谋的内心看法。 　　

张艺谋对该电影的较大创新是插入了一条暗线——皮影，皮影在电影的开头、剧中的几个转折点和末尾（皮影箱）都有所出现。从艺术角度分析，皮影与秦腔的搭配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增强了影片的美感和大时代小人物的情感氛围。 　　

影片涉及皮影这个意象还有一处暗示，到了结尾，福贵把尘封着的皮影箱拿出，帮孙子放入小鸡，这个空空的箱子寓意着孙子的崭新命运。当孙子问起他“小鸡长大后变成什么”这个似曾相识的问题时，他不再像当年回答儿子有庆的问题时那样回答“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而是改为“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这个细节可以说是导演的一种暗喻：告别激情岁月的宏大理想，回归踏实的生活。 　　

由上总结出甄别文艺作品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我们离开阶级分析的独立思考立场，离开依据作者观点结合其作品思考的文艺赏析习惯，仅从娱乐的角度看待影片，尤其是带有历史寓意和思想指向的影片，带有作者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为暗藏导向的影片，而不以旁观者的立场思考作者或导演是站在什么立场看待问题，其反映的思想正确与否，那我们将很容易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被灌输带有偏见的意识。

三、经典台词

“小鸡长大了就是鹅，鹅长大了就是羊，羊长大了就是牛”“牛之后了呢？”“牛之后就是共产主义了。” 　　

该台词后来又被重复“小鸡长大了就是鹅，鹅长大了就是羊，羊长大了就是牛”“那我就可以骑牛了”“到那个时候馒头就可以开上火车，飞机了”“到那时候，咱日子就会越来越好了。”

把小说改成电影很普遍，可少有电影超过原著的。是目前最好的既符合原著精神，又加入导演自己的理解。 　　

从原著来讲，作者是通过福贵的回忆来叙述的。作者在一个穷极无聊的下午，碰到了福贵和他的牛。然后一段段故事从这个看似平凡的老农嘴里讲出来。国民党抓丁，文革，疾病，死亡。福贵的亲人一次次离开他,最后只剩一头老牛。凤霞先聋哑，然后有庆献血而死，凤霞大出血死了。女婿也被砸死。老婆家珍等于被饿死的。孙子苦根是被豆子撑死的(太饿了)。经过一次次死亡的考验，老人以一种超脱的姿态活在世上，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寻死觅活，他心里的亲人没有死，都陪伴着他，他在回忆，继续有努力快乐地活着。他把他的一生，讲给作者听，竟然有些像一个哲人，但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普通再也不能普通的农民。 　　

电影里的活着要比小说轻松些。张艺谋加了一些讽刺的东西。例如：救风霞的教授因为太饿被馒头噎着，而不能去动手术，眼睁睁地看着凤霞被红小兵们弄得大出血死亡，还有加了福贵靠皮影吃饭的情节。导演完全理解了原著，并在影片中注入自己的东西。活着这部电影非常的长。整个看电影的过程我反反复复的咀嚼着两个字“活着”，活着真好，人只要活着，对家人，对朋友就是安慰，就是支柱。 　　

第一次感觉到活着好是在福贵被抓丁，国民党大撤退。福贵的战友都被打死了，没有吃的，什么都没有。福贵只想跑回家，看看家珍和孩子。当福贵举手向解放军投降的时候，使人心里喊出了“活着就好”。不管怎样活着，都要回家看看。 　　

第二次心里喊出活着，是在龙二被枪毙的时候，福贵吓得尿了裤子。葛优演得棒极了。真棒那一段听到枪声的时候。如果不是福贵赌输了祖传的房子，那枪毙的就是地主福贵了。能活着看到老婆孩子就是好。 　　

第三次是有庆死了，被车撞死的（书上更惨，是输血输多了，输死的，无辜的生命被愚蠢的官僚主义害了MD）福贵看到血肉模糊的有庆，家珍哭得死去活来。后来那个春生被打成反革命，要自杀，来找福贵道歉，福贵和家珍都原谅了春生。家珍最后冲春生喊“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令人感动的质朴的感情。心地善良的中国农民。他们没有很好物质和精神生活，却有最纯朴和实在的心地。 　　

第四次是凤霞死了。导演在这里大大的讽刺了一下，竟然让教授被馒头噎着(真能想出来)电影没有演到双喜，苦根，家珍的死亡。导演在最后出现了一家人在一起的场面。 　　

余华的《活着》通过福贵的叙述有些超脱的感觉；而电影则有种入世的味道，是张艺谋拿了一个讽刺的笔，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个生离死别，风风雨雨的那个时代的农民家庭。这里没有控诉什么，没有要反抗什么，没有埋怨什么，中国最被人看不起的农民默默地在那个时代里承受着一切，努力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故事的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嗜赌如命的纨绔子弟，把家底儿全输光了，老爹也被气死了，怀孕的妻子家珍带着女儿凤霞离家出走，一年之后又带着新生的儿子有庆回来了。福贵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和同村的春生一起操起了皮影戏的营生，却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后来又糊里糊涂的当了共产党的俘虏。他们约定，一定要活着回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平安回到家中，母亲却已去逝，女儿凤霞也因生病变哑了。 　　

一家人继续过着清贫而又幸福的日子。在“大跃进”中当上区长的春生不慎开车撞死了有庆，一家人伤痛欲绝，家珍更是不能原谅春生，她说：“你记着，你欠我们家一条命。”文革时，春生遭到迫害，妻子自杀，一天半夜他来到福贵家，把毕生积蓄交给福贵，说他也不想活了。这时家珍走出来对春生说“外面凉，屋里坐吧。”春生临走时，家珍嘱咐他，“春生，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哪，你可得好好活着！” 　　

后来凤霞认识了忠厚老实的二喜，两人喜结良缘。然而不幸总是不肯放过福贵一家。不久凤霞生下一子，自己却因难产而死。凤霞的儿子取名叫馒头，聪明可爱。影片结尾，福贵对馒头说，“你是赶上好时候了，将来这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福贵的妻子家珍在影片中始终是一个传统妇女的形象——勤劳、善良。她的思想中的封建团圆观念的根深蒂固程度更甚于福贵，她为了儿子的将来离开了好赌的福贵，却也在得知丈夫改过自新后主动地归来。这种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了家珍对丈夫及其家庭的忠诚，另一方面却从她对福贵抱有依恋、不离不弃的单纯想法中折射出封建观念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盲从思想。 　　

不过，在封建社会，妇女因为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被迫困守夫家，也有迫于无奈的因素。家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于更好地配合福贵的良民形象，家珍与福贵的本性相似，思想觉悟也在同一水平，只是两人一张一合，互为平衡、补充，构成一条有矛盾，得以推动情节发展，但没有根本冲突，得以保留家庭温馨的氛围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