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法院傅妮:毛泽东与刘少奇阶级矛盾斗争思想的分歧

　　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致通过了党的八大决议。几天后，毛主席又有了新的想法。

　　据刘少奇身边的人回忆说，1956年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突然听到旁边的毛泽东说：“国内的主要矛盾还应该是阶级斗争啊！”

　　刘少奇当时便吃了一惊，马上说：“可是‘八大’决议已经发出去了！”

　　毛泽东当时陷入了沉思。显然，他对刚刚结束的中共“八大”报告中的观点又有了不同想法。

　　就在这一年9月，中共胜利地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决议指出：

　　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剿匪、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上建立起来。虽然新中国仍面临着解放台湾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但是，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新中国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尤其是经过10年“文革”经济停滞和30年改革开放飞速发展对比的人们，不仅由衷地感到“八大”决议的正确，更为共和国因误入迷途而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感到痛心。

　　对党的领导集体一致同意的“八大”决议，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了赞同，不过几天后上天安门时便有了新想法，这自然让刘少奇感到震动。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不一致，也从此开始。

　　此后，导致新中国步入误区的，恰恰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的重新提出，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由于此前几个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这两个东欧国家的动乱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感到了某种隐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的话，便是这一担忧的反映。

　　这一担忧，很快与国内“大鸣大放”中少数人的反党言论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大量的所谓“右派”被揪出，就更证明了阶级敌人远未消灭。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便提出一个新讲法：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这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

　　接下来，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党内开展了一场错误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的起因是上一年的“大跃进”。1958年，毛泽东希望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来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摸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尝试受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最早认识到这点，并且多次提出纠“左”。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为纠“左”而召开的。

　　彭德怀等在会上的批“左”言论，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联系到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的污蔑和攻击，再加上康生、林彪等人从中煽风点火，会议议程转为批判彭德怀等人，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且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直接引伸到党内。此后，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党内。

　　由于庐山会议未能纠“左”，反而反右，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3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而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毛泽东对于刘少奇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表示不满，认为在农村刮起的“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是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倒退到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不仅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征兆。

　　1962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有些什么矛盾？要求会议进行讨论。之后，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发言，阐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无比坚定的口气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并将与小说有关联的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再次将阶级斗争引向党内。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讲话，得到了全体与会中央委员的同意，并被写入会议决议。而随着会后会议公报的广泛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一整套“左”的理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更加明确地告诫全国人民，如果党和人民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4年，当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的运动开始有所成效的时候，毛泽东对青年问题进行了思索和引导。他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之后，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四清”运动在党的基层组织中揪出了越来越多的“变质分子”，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以这种错误的实践为依据，进行了理论概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在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简称《二十三条》)中写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进一步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政策的依据。

　　据1970年12月毛泽东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的谈话，在1965年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经认定刘少奇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场政治运动的序幕即将拉开。

　　1956年国庆节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的分歧的苗头，在10年后终于以运动的形式激烈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