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mp4网址:“大特區”呼之欲出　深圳撤關擴容已成定局

　　中評社香港6月4日電／《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下稱綜改方案）激發出深圳建設大特區的極大熱情。綜改方案的操刀人、深圳市委副秘書長和政研室主任蒙敬杭說，綜改方案獲國務院批准意味著深圳特區撤關擴容問題基本定局，接下來僅僅是程式問題。

　　“一市兩法”行將終結

　　《第一財經日報》報道，綜改方案5月26日公佈後，深圳于5月31日召開貫徹該方案的工作會議。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在會上表示，接下來要突出一個“幹”字，“當前特別是針對延伸特區範圍等涉及國家事權的改革項目，要抓緊時間力爭儘快儘早上報啟動。對推進工作不得力，影響改革進度和造成後果的，要追究責任。”

　　特區撤關擴容被列為2009年深圳綜合配套改革的攻堅重點。

　　目前，深圳全市土地總面積為1953平方公里，下轄6個行政區和光明新區，其中經濟特區面積為396平方公里，包括羅湖區、福田區、南山區、鹽田區。而寶安區、龍崗區和光明新區地處經濟特區外，總面積1557平方公里。

　　官方資料顯示，截至2007年，深圳特區內可開發利用土地面積只剩下20余平方公里。擴容之後，深圳經濟特區的面積將擴大5倍，接近香港面積(1103平方公里)的兩倍。

　　蒙敬杭說，“正在準備，做好一個專門的呈批件就可以上報了。”

　　在蒙敬杭看來，特區擴容不僅僅是為擴大範圍，而主要是為了解決“一市兩法”和城市二元化的問題。“過去，解決‘一市兩法’難題必須通過全國人大，對此有些特區和你攀比，有些省份有意見，很多問題老是解決不了。最後，我們只能採取這種迂迴的辦法，請國務院給予一定的支援。”

　　早在199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已授予深圳“特區立法權”，但特區立法只能在特區內施行，而不能適用於經濟特區之外的寶安、龍崗兩區。此後的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又賦予深圳市擁有“較大市立法權”，但必須與廣東省、國家立法保持一致。

　　授權特區立法為深圳積極探索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許多法律保障。

　　但與此同時，“一市兩法”也給深圳的行政管理、司法以及公民權益保障帶來諸多難題。比如,同為深圳市民，特區外居民與特區居民在養老保險等方面的待遇卻迥然不同；特區內外工傷養老保險、交通管理等方面也因法律適用不一樣而存在差異；深圳至今還存在著特區內1000元/月和特區外900元/月的兩種最低工資標準。

　　不過，遭受詬病最多的，還是這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深圳特區內外發展的極不平衡。一方面特區內面積太小、可供經濟開發用地不足，另一方面特區外的規劃、建設和管理水準相對滯後，城市化程度不高，降低了深圳的整體競爭力。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行政管理學系主任倪星表示，一個城市兩種體制是一種政治分隔。目前特區內的發展空間已經受到制約，而特區外與特區的發展差距又有所擴大，如果現在不加快特區內外一體化，將不利於深圳的長遠發展。

　“二線關”或撤或移

　　特區擴容，與“一市兩法”相伴相隨的“二線關”撤移問題也成為應有之義。蒙敬杭表示：“按道理講，特區範圍擴大了，目前的‘二線關’肯定要撤，但到時候‘二線關’是否需要往後移，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二線關”是指國務院于1983年批准在特區與內地之間設立的具有相應管理設施的陸地管理線，沿途以巡邏公路及高2.8米的鐵絲網分隔，在此管理線上分佈的14個經濟特區檢查站成為特區一道特殊的屏障。

　　在深圳人的眼裏，“二線關”就像一道鴻溝，將特區內外人為割裂。

　　很多人認為，深圳交通擁堵的重要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特區內外接駁、設立檢查站所致，而“二線關”對人流、物流以及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都有限制，對深圳的產業轉型和升級也有產生影響。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二線關”給深圳人帶來不小的心理隔閡。在很多人眼裏，關內、關外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價值標準，並成為人們身份識別的一種特殊方式。特區內的人，天生充滿自豪感。

　　事實上，近兩年深圳“二線關”對人口流動的管理已逐步放寬，外來人口已不需要辦理通行證即可進入特區，其對人口管理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結束。而深圳市規劃局編制的《組團分區規劃(2005~2020)》將全市劃分為11個功能不同的組團，更意味著作為深圳特區標誌的“二線關”名存實亡，其障礙性作用正在消失。因此，深圳大學經濟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鐘堅向CBN表示，“二線關”已經沒有太多的現實意義。

　　“大特區”呼之欲出

　　特區擴容對深圳關外房地產市場是個利好毋庸置疑，但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其影響也有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城市運營中心主任高海燕亦認為，深圳早已啟動關內關外一體化建設進程，特區擴容不會對深圳房地產市場產生巨大影響，也不會推動房價上漲。

　　相比之下，當地居民對破除特區內外“二元化”懷有更高期待。

　　由制度割裂帶來的深圳特區內獨特的“二元化現象”，主要表現在特區內外在各項公共服務設施和市政設施建設水準上存在很大差距，尤其在體現生活服務品質的醫療衛生、生活用水等方面的差異非常明顯。其結果嚴重阻礙了特區內某些城市功能的向外轉移，使得深圳在特區內土地儲備日益緊張的形勢下，城市發展空間出現了結構性短缺。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表示，深圳綜改如果能夠更好地融合特區內外，那將進一步突出深圳“大特區”的功能。特區內外的確應該在城市總體發展戰略、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享受共同的地位和政策。

　　馬敬仁建議，特區擴容後，特區的既有法律要重新梳理，以適應全市的情況，推動深圳一體化，核心是行政上要形成“大特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