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梓淇和蔡琳:彭劲秀：千秋功过“万斤亩”

彭劲秀：千秋功过“万斤亩”

　　钱学森是国内外著名的力学家，他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他在大跃进年代发表多篇有关“万斤亩”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颇受非议。2011年3月3日，叶永烈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长篇文章--《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以下简称《始末》），对“万斤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尽管笔者当时只是农村一个尚未成年的半大孩子，但是，当时狂热的浮夸风给农村带来饥荒和死亡的惨痛情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对叶氏在《始末》中的某些叙述和观点不敢苟同，故将个人意见发表出来供广大读者参考，并欢迎批评指正。

　　关于三个“无关”

　　钱学森发表有关“万斤亩”的文章与当时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有没有关系？《始末》提出了三个“无关”，具体表述为：

　　一、“《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29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的时候，也还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钱学森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前景，与‘高产卫星’无关。”

　　二、“钱学森的第五篇文章《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发表于1959年2月；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发表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那时候以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浮夸风早已经饱受批评和纠正，所以钱学森的第五、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也跟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

　　三、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我认为，叶先生这三个”无关“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和社会生活常理。因为，钱学森不是人微言轻的普通人物，而是”科学界的头面人物“，是在社会上知名度相当高的名人。名人必然产生”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名人效应。而名人效应”可以带动人群，它的效应可以如同疯狂的追星族那么强大“（百度百科）。在大跃进浮夸风刮起时，人们对粮食亩产量究竟能达到多少普遍感到迷茫，一位著名科学家就此发表的意见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并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社会生活的常理。所以，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文章不仅对决策者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而且对社会各个层面都必然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与当时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不仅有关，而且关系很大。如1958年7月15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写了一篇《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发表在当年第5期《红旗》杂志上。为了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陶铸举出钱学森的文章作为依据：“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根据他的估算，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四万斤（见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么大。”文章结尾，陶铸说：“为了确保这一跃进的胜利，我们必须给各式各样的‘粮食增产有限论’以彻底的揭露与批驳。”当时，像陶铸这样相信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观点，并以此为武器揭露与批驳“右倾”的人很多，并非陶铸一人。接着，“高产卫星”比着上天，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高，争先恐后，愈演愈烈。怎么能说与“万斤亩”理论与“高产卫星”无关呢？

　　另外，对钱学森在《农业科学》1958年第12期上发表的《可以实现的理想》一文，《始末》作者说“这篇文章专门论述‘单产量的极限’，原标题是《什么是单产量的极限？》”既然是“专门论述‘单产量的极限’”，而且得出“一亩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并断言“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如此肯定、明确，怎么能说与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呢？

　　笔者认为，凡是鼓吹“万斤亩”的文章，都与当时的浮夸风密切相关。发表于前的，对浮夸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发表于后的，则直接影响和阻碍浮夸风的纠正。“无关”之说难以服人，不能成立。

　　关于“捉刀”、“移花接木”和两个“也许”

　　《始末》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高产卫星”的1958年6月8日为界限，据此认定钱学森发表于6月8日之前的文章与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把发表于6月8日之后的文章也说与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前“无关”，后亦“无关”，那么，1958年6月16日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与6月8日仅8天之隔，是有关还是“无关”呢？

　　对这篇文章，《始末》作者不作有关、无关的界定了，而是另有说词，即叶永烈先生说朋友尹传红曾向他介绍说，《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篇文章是Z君所写。据此，叶先生确认此文“是Z君为之捉刀！”

　　在尹传红提供的信息中，Z君说此文“整理稿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之后发表的。显然，此文发表前是否经过钱学森的同意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当叶先生走访Z君时，“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至于Z君为何对尹传红和盘托出，而对“老朋友”叶先生却绝口不谈，那就不得而知了。

　　叶永烈先生询问钱学森当时的秘书张可文，当年是否经手《中国青年报》寄来的小样，“她说记不清楚了。”在有关问题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叶先生却说“基本事实已经清楚”。于是也来个大胆的推想，断定Z君所说“不确”，“显然Z君在读了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上钱学森的文章之后，以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对钱学森文章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稍加改动，然后“戴帽穿靴”，“再加上醒目的标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找人画了漫画，就在《中国青年报》科学版上登出来了！”像站在Z君身旁亲眼见到的一样。于是断定这篇文章是Z君“精心加工”、“梳妆打扮”的结果。

　　叶先生这样说没有举出任何依据，完全是个人主观的想象和臆断。况且，叶先生在《始末》中也说：“我对照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惊讶地发现，与钱学森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既然“核心段”的基本内容与钱学森此前发表文章中的表述“几乎完全一样”，又说此文是Z君“捉刀”的“移花接木”之作，如此前后矛盾、不是未免太轻率、武断了吗？

　　笔者认为，作为报刊的编辑，对作者的文章作必要的修改是通常的惯例，代他人整理文稿以他人的名义发表也很常见，但是必须经过作者的同意才能发表，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原则。不管具有多么“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高度新闻敏感”的编辑，他都不能在未经别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捉刀”，将自己“精心加工”、“梳妆打扮”或“移花接木”的文章以他人的名义发表。对钱学森这样声名显赫的名人更应当慎重，这是常理。Z君有什么必要非要对钱学森的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再“移花接木”一番并不经本人同意便擅自以钱学森的名义发表呢？

　　钱学森从未说过此文是Z君“捉刀”之作，也从未对Z君和《中国青年报》提出过批评。对这个关键性问题，《始末》作者仍是主观臆断，想当然地说：“也许是当时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那篇短文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也就没有说什么。也许钱学森碍于他的声望，不便于在当时对Z君的‘编辑加工’说什么，也就没有说什么。”

　　这段话含糊其辞，主观臆断，左一个“也许”，右一个“也许”，什么不便“说什么”，也就“没有说什么”，绕来绕去，简直像绕口令一样。一位严谨的文化人记述和评论重大历史事件怎么能采取这样的态度？

　　笔者认为，如果Z君未经钱学森同意擅自把文章以钱学森的名义发表出去，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完全有必要要求编辑更正，乃至公开声明此文与本人毫无关系。然而，钱学森不仅从来没有予以否认，而且在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与钱学森见面谈到这篇文章时，钱学森不仅没有利用这个良机说明这篇文章不是本人所写，而是向毛泽东说自己“不懂农业”，“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这足以说明钱学森对这篇文章是自己所作的认可，而且在漫漫五十多年的岁月中从来没有公开否认过，叶先生却猜测性地用两个“也许”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难以自圆其说的。

　　关于“孤证”

　　对《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叶氏在《始末》一文中谈到“这篇短文被毛泽东看到了”，又说：“后来毛又在别的场合说，他之所以相信当时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关于毛泽东后来的这段谈话，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来自当时担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的回忆。”并说“（李锐）所回忆的毛泽东关于钱学森的谈话，并未见诸档案记录，也未见诸别人的回忆，成了孤证。”

　　事实并非如此。

　　据我所知，曾经提及此事的当事人，除李锐外，还有原中顾委委员周惠（1919-2004）。据《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权延赤、黄丽娜著，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4月版）一书记载，大跃进期间，各地都争先恐后地放高产卫星。“在这同时，周惠所看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在谭震林那里碰了钉子后，疑惑自己是否有些”井底之蛙“，只见湖南，不见全国？他找来省农科院的副院长张化儒”，要他“你替我出去跑跑，凡是报纸上登了放卫星的地方你都去看看，到底产了多少粮？”

　　张化儒“连跑七省，风尘仆仆赶回长沙，他的报告令周惠震惊：‘全是胡吹。我所见产量最高的只有亩产七百多斤，是在江苏常熟县。”（第118-119页）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谈话时又通知李锐来参加。

　　周小舟谈兴渐高，口无遮拦：“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话讲得相当尖锐，且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李锐、周惠至今承认，毛泽东“不仅没有丝毫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提倡敢想敢干是对的，但也确实引起唯心主义”。毛泽东一边轻弹烟灰，一边自嘲地笑道：“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产几万斤，因此我相信了。”

　　《天道》接着写道：

　　“曾随毛泽东视察河北、天津、湖南等地的卫士长和卫士都曾回忆，说毛泽东一旦看到田地和庄稼都明确表示不信’亩产万斤‘，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讲的话他是相信的，但走遍全国很失望，没有一片地能使他相信亩产万斤。”（第179-180页）

　　《天道》出版于1997年4月，周惠是2004年11月去世的。而且《天道》中关于庐山会议的章节（包括上引三节文字），正式出版前曾在中国侨联所办的《海内与海外》杂志发表。该杂志在文前的“编者按”中披露：“该文经权延赤所采访的周惠同志亲自审改两遍，广电部常务副部长田聪明（原周惠秘书）亦审改一次，均同意发表。”（《海内与海外》，1996年第6期，第5页）

　　这充分说明，李锐的回忆并非“孤证”，叶文的“孤证”之说不能成立。

　　退一步说，如果硬说李锐的回忆是“孤证”，不能采信，那么，叶先生凭尹传红一人所说（没有得到Z君的证实）就作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是Z君为之捉刀”的断言，无疑也是孤证，何以厚此而薄彼呢？对待史料是不能采取双重标准的。

　　关于“冒叫一声”

　　叶先生在《始末》中专门写了一节“所谓’冒叫一声‘”，援引1958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刊第61期《风讯台》的报道，叙述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与钱学森会面和谈话的情景。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后接着说：“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叶先生解释说：“所谓’冒叫‘，是湖南一带的土话，是一种带有自谦口气的’冒昧地说一声‘。”并在转引臧克家曾经引用毛泽东关于旧体诗词的一段话：“旧体诗词源远流长”，老年人、中年人都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之后，叶先生说：“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冒叫一声‘，只是自谦而已。在那样的场合，钱学森无法向毛泽东解释那篇文章并不是他亲笔所写，所以毛泽东称钱学森’你也是冒叫一声！‘”

　　何谓“冒叫”？各类词典均无“冒叫”这个词条。“冒”的含义，《辞源》的解释第3项是：“不审慎”。犹言冒失，冒昧。对“冒昧”的解释是：“轻率，鲁莽（《辞源》第1册，第321页）；《辞海》对”冒昧“的解释是：“犹莽撞。言行轻率。”“多用作谦辞。如：冒昧陈辞；不揣冒昧。”（《辞海》缩印本，第1696页）；《现代汉语词典》对“冒昧”的解释是：“（言行）不顾地位、能力、场合是否适宜（多用作谦辞）：不揣冒昧，冒昧陈辞。”对“冒失”的解释是：“鲁莽；轻率。”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冒”字的“冒失、冒昧”含义时举了一个例句：“看见那人好像是他，我冒喊一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858-859页）这“冒喊一声”与“冒叫一声”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没有看准就喊叫一声！

　　根据各个版本词典对词义的解释，结合当时钱学森说自己“不懂农业”、“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和“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的语境，我认为，毛泽东当时说钱学森“你也是冒叫一声！”不是“自谦”，而是含有批评之意，只不过这个批评非常轻松、委婉而已。

　　“冒叫”含冒失、冒昧、轻率，鲁莽、不审慎等贬义。正因为其为贬义词，所以自称“冒叫”才为自谦。如说他人“冒叫”，其批评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叶氏说“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冒叫一声‘，只是自谦而已”，没有道理。

　　关于“向毛泽东检讨”

　　《始末》作者还专门写了“所谓’向毛泽东检讨‘纯属瞎编”一节，对祁淑英、魏根发著的《钱学森》一书中讲到钱学森向毛泽东检讨的情节痛斥为“纯属瞎编”、“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又说：“也有人把毛泽东所说的’冒叫一声‘，引伸为’冒进‘，引伸为毛泽东对钱学森的严厉批评，甚至由此编造出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所谓’故事‘。”对此，叶先生一概斥之为“杜撰”、“篡改”和“纯属（任意）瞎编”。

　　笔者认为，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与钱学森会面时，毛泽东对钱学森说“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这话显然是对钱学森的褒奖和鼓励。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钱学森明确地承认自己“不懂农业”，当面向毛泽东坦陈自己“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这不是检讨是什么？毛泽东听后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显然含有批评之意，只不过不是“严厉批评”，而是轻松、诙谐、委婉的批评而已。

　　检讨和批评有多种形式，既有书面的检讨和批评，也有口头的检讨和批评；既有按组织体例在会议上进行的郑重其事的检讨和批评，也有在一定场合进行的非正式的检讨和批评。钱学森向毛泽东坦陈自己“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实际上就是检讨；毛泽东对钱学森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实质上也是批评。叶先生刻意为尊者讳，对关于钱学森检讨、毛泽东批评的说法斥之为“杜撰”和“瞎编”，显然是主观臆断，粗暴无理，很不足取。

　　关于“科学计算”、“科学推算”

　　《始末》作者多次强调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观点“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的前景”，是通过“科学计算”得来的，“计算是科学的”，“计算是正确的”，是“科学推算”的结果。笔者认为，“科学计算（推算）”与“科学家计算（推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科学计算（推算）”，是人们立足于实际，采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实事求是地计算（推算），得出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结论；而“科学家计算（推算）”则是科学家的计算（推算），其结论存在正确和错误两种可能，并非必然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科学是反映事实真相的学说，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计算（推算）才是科学的计算（推算）。

　　古往今来，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都不可能一贯正确、没有错误，科学家也不例外。回顾人类科学发展史，科学家犯错误的事例不胜枚举。如１９１４年秋，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写一篇论文，“西维塔指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错误”，“爱因斯坦纠正了自己概念上的错误，完成了相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