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3:12:03
摘自骆新的新浪微博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跟杨澜一起在央视《正大综艺》共事，我当导演，她做主持。每次录像前，她都会针对脚本，提出一连串问题，有时候，也弄得我很烦。“何必呢？稿子怎么写，你就怎么说嘛！”我说。对我这种说法，她摇了摇头，并告诉了我一桩她上大学时的见闻。
她那会儿所在的班级，请了一名美国外教。第一次上课，外教鼓动大家踊跃提问，但很遗憾的是，中国学生大多比较拘谨，竟无人举手。外教掏出一美元，放在讲台前的桌子上，说：“谁能提出一个问题？就可以拿走这一美元。”台下顿时窃窃私语，但还是没人提问，甚至，有同学认为，这简直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拜金主义”式的诱导，绝不能上当！外教很尴尬。眼见快下课了，这名外教有点急了，大声地对学生们说：“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研究或学说，是提不出任何问题的！”同学们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外教的意思，纷纷举手……当然，问题的质量不一定很高，但课堂的气氛却一下子活跃起来。下课铃打响了，外教满意地离去，尽管到最后，也没有人主动拿走他放在桌子上那一美元。
杨澜后来出了一本书，叫《我问故我在》。我很理解，她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标题。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界就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培养学生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命题，其实存在一个隐形的条件，就是“问题”已经被假定事先存在了，你的作用，就是尽力解题——当然，不能排除，已经被人提前设定好了一个“正确答案”。
毋庸置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固然很重要，但是，真正代表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创造力的最重要体现，却是能不能“提出问题”。遗憾的是，在我们传统的教育思维当中，超出教学大纲的“提问”，往往代表着离经叛道，总被教育者视为“无效劳动、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而横加指斥，最后，整个社会能提出问题，恐怕也只有老师和领导了，其余者，全都成了解题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上说，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进入工业和后工业时代以来，中国已成了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几乎所有影响人类的工业制品，我们全都能制造，但是，却没有一样产品是由中国人发明的！
九十年前，李大钊先生说：“人生之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对真理的探究，不仅依赖对事实的尊重，更离不开提问的勇气。而人的思想，如果一旦被各种条框所桎梏，如何去探究、抵达那未被发现的世界？又如何能够创造未来？
十几年前，我去法国旅行，曾通过朋友拿到一份法国中学生的历史考卷，其中有一道题目，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拿破仑一世的最后一战，是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的决战，英国和普鲁士联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也结束了“拿破仑帝国”。与我们中学的考卷不同，法国人并没有问：这次战役，是拿破仑跟谁打的？是威灵顿公爵？还是库图佐夫元帅？在1815年打的？还是1812年打的？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重要的是，这个“原因”和“意义”，竟是有标准答案的）？……他们的问题，完全出乎想像：如果拿破仑一世没有在滑铁卢被打败，请问，当今欧洲的格局，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朋友还告诉我，法国人的许多这类考试，学生是可以带教科书参阅的，但是，就算你翻遍了教材，恐怕也找不出所谓的“正确答案”。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想知道一种知识在哪里存放，并不是件难事，难的是，你将通过什么样的思维工具找到它们？并通过这些既有内容，创造出富有建树的观点！重复他人，非我所愿，独立思考，才是王道。
不久前，英国驻沪领事馆为伦敦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举办了一个酒会（那会儿，伦敦尚未陷入治安骚乱）。在酒会上，我听到英国总领事在介绍英国的时候，仅仅用了三句话：“我们是一个拥有悠久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家，我们既强调法制又充满自由和活力；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排名世界第二；我们是全球文化和创意的中心！”
我知道，这种自信心，一定不会诞生于一个成天苦苦钻研“标准答案”、从不敢提问和质疑者之口。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