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宝石有哪些:开佛法本意，扬慈悲真髓——漫话佛教医学（1） >>医方明>>五明研究>>佛教导航

开佛法本意，扬慈悲真髓——漫话佛教医学（1）
作者：不详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265     更新时间：2009-4-12
开佛法本意，扬慈悲真髓——漫话佛教医学
佛教与医学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在缘起缘灭的世间，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众生的病苦，除了来自身体器官的疾病之外，还包括心理的疾病，也就是贪瞋痴等无明。佛陀为了医治众生身心的病痛，以一生的时光演说三藏十二部经典，指出一帖帖疗治身心的药方。因此，经典里比喻「佛为医师，法为药方，僧为看护，众生如病人」，依于此义，则佛教可以说是广义的医学，佛法是治疗人生疾苦的良方，佛陀是世间第一良医。
佛陀年轻时曾学过五明，其中之一是医方明。根据经典记载，佛陀弟子中有医圣之称的耆婆，曾依佛陀的指示，完成许多杰出的医疗措施，比方诊断肠闭塞的病人，先施以麻醉，再切开腹部，将肠整复，最后缝合腹部，完成治疗，这就是现代医学的外科剖腹手术。
在佛教历史上有多数僧众通达医方明，甚至出现不少名声远播的医僧，例如佛图澄、竺法调、单道开、竺法旷、诃罗揭、法喜。隋代那连提耶舍、唐泽州羊头山道舜、唐益州福成寺道积、丹阳沙门智严、绦州沙门僧彻等，更为麻疯病患吸吮脓血、救助治疗、洗濯衣物等，慈心感人。
在佛教经典中，也有不少论及医药的专书，其中由印度、西域传入中国的有十二种，由中国僧侣所撰述的约十五种。在三藏十二部经典之中，佛教医学的文献浩瀚如海，如：《增一阿含经》记载，佛陀为诸比丘说风、痰、冷三大患，并提出医治之方；在《医喻经》中，佛陀指出医生应具备的条件，以及看护病人应注意的事项与病人应奉行之法等；在《佛医经》中，佛陀说，人得病的十种因缘；《摩诃止观》指出造成疾病的六种原因；《大智度论》记载，疾病的产生是由外在或内在的因缘所造成的；南传的《清净道论》也提到引起疾病的八种原因。 此外，《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咒时气病经》、《疗病痔经》、《治禅病秘要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只律》等，也都谈及医药问题。
佛陀不仅是善疗众生身体疾病的大医王，更是擅于对治众生各种心理病症的心理医师。例如佛陀敷设三学、六度、四无量心、五停心观等八万四千法门，无非是为了对治众生贪瞋痴等八万四千种烦恼疾病。
一般疾病的产生，往往与人的心理、生理、行为，以及周遭社会的生活环境有关。尤其在这个新时代，许多人好吃美食，吃出病来；有的人游手好闲，闲出病来；有的人信息太多，多出病来；有的人工作压力太大，急出病来；有的人心性怯弱，意志消沉，闷出病来；有的人则因为是非太多，气出病来。总之，不外由于心不能静、气不能和、度不能宏、口不能守、瞋不能制、苦不能耐、贫不能安、死不能忘、恨不能释、矜不能持、惊恐不能免、争竞不能遏、辩论不能息、忧思不能解、妄想不能除等，于是造成身心的病患。佛教对此也有各种疗治之道，例如：节制饮食、礼佛拜忏、持咒念佛、禅定修行、行香礼拜、数息止观、乐观进取、心宽自在、放下安然等。
世间的医学对于疾病的疗治，大多强调饮食、物理、化学、心理、环境、气候、医药等疗法，在有限的范围内，依病治疗。佛教的医学则不但含括世间的医理，更重视内心贪瞋痴三毒的根除。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唯有调和生理与心理的健康，才能真正迈向健康之道。
中医将病因分为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外感六淫(寒、暑、燥、热、湿、风)；日本“汉方养生谈”亦分病因为内七情与外五邪(风、寒、暑、湿、饮食劳倦等)。七情被认为是生病的主因，因为“七情是五脏之主，喜和恐太过激烈，伤心；怒则伤肝；忧则伤肺；思则伤脾；惊悲则伤肾”。中医从内外因来谈疾病产生的原因，与佛经阐述者颇多相似之处。例如《佛医经》中说，人得病有十种因缘：一者、久坐不卧；二者、食无贷(饮食无度)；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佚；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呼吸)；十者、制下风。《摩诃止观》亦指出造成疾病的原因有六种，即四大不调、饮食不节、坐禅不调、鬼神得便、魔神所扰、恶业所起。前三种因素引起的病，只要改善饮食，不受病菌感染，即可治愈；后三者则与患者自身的业力相关，必须藉由拜佛礼忏修福，才能减轻病苦。《大智度论》中记载，疾病的产生是由外在的因缘或内在的因缘所造成的。南传的《清净道论》也提到引起疾病的八种原因：风、痰、饮食不调、业、外伤、非人、鬼、魔所致。总结说来，致病的原因不外乎下列二种：
四大不调
人身由四大假合，神识在六道中轮回。所谓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此身由四大所成，是印度医学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医学中，倡言经络气血、五脏六腑各有其独特系统。《小止观》说，人身四大各能生一百零一病，合生四百四种，即一切身病的总称。其中，地大病相为身体沉重，坚结疼痛；水大病相为饮食不消，腹痛下痢；火大则会全身发热，大小便不通；风大会引起肺闷，气急呕吐。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云：“凡四大之身生病，悉由多食所起，或由劳力而发。”又《金光明经》记载，持水长者教导其子流水为众生医治病苦的方法：“云何当知，四大诸根，衰损代谢，而得诸病？云何当知，饮食时节，若食食已，身火不灭？云何当知，治风及热，水过肺病，及以等分，何时动风，何时动热，何时动水，以害众生？时父长者，即以偈颂，解说医方，而答其子：三月是夏，三月是秋，三月是冬，三月是春。是十二月，三三而说，从如是数，一岁四时，若二二说，足满六时，三三本摄，二二现时，随是时节，消息饮食，是能益身。医方所说，随时岁中，诸根四大，代谢增损，令身得病。有善医师，随顺四时，三月将养，调和六大，随病饮食，及以汤药。多风病者，夏则发动，其热病者，秋则发动，等分病者，冬则发动，其肺病者，春则增剧。有风病者，夏则应服，肥腻酢，及以热食，有热病者，秋服冷甜，等分冬服，甜酢肥腻，肺病春服，肥腻辛热，饱食然后，则发肺病，于食消时，则发热病，食消已后，则发风病。如是四大，随三时发，病风羸损，补以苏腻，热病下药，服呵梨勒，等病应服，三种妙药，所谓甜辛，及以苏腻，肺病应服，随时吐药，
若风热病，肺病等分，违时而发，应当任师，筹量随病，饮食汤药。”这与中医的四时、五脏、阴阳相联系的理论相通。
贪瞋痴毒
外在的四大不调固然是致病的因素，内在的贪、瞋、痴三毒更是引发各种疾病的主因。《维摩诘经》说：“我现在所有的病，都是由于过去的妄想所造成的。众生因为执着了我相，所以才产生烦恼和疾病。”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来自我们内心攀缘外境所产生的妄念。以下分别说明贪瞋痴之所以致病的原因。
贪：是对于自己的喜爱境生起染污耽着的心。例如：贪求美食过饱，而致消化不良；好吃零食、甜点；不定时的饮食，吃完后无暇清除牙垢，贪着美食留在口中的美味，时间久了，自然容易产生酸，成为细菌的温床，造成蛀牙和肥胖。
《摩诃止观辅行》上说贪着美好的色、声、香、味、触五种东西，都会产生疾病。因为色、声、香、味、触会蒙蔽我们的心智和德性。因此，佛教的养生之道认为：沈迷色境的人多半会生肝病；贪享声音的人多半会生肾病；贪爱香气的人多半会生肺病；贪图口味的人多半会生心病；眷恋触觉的人多半会生脾病。可见凡事以中道为宜，否则贪图睡眠容易造成惛沉；贪求美味，吃过多的高脂、高醣的食物，引起诸多慢性病；缺乏运动、噪音过高等，容易造成现代人的文明病。凡事若能有所节制，求其适中，则易拥有健康的人生。
瞋：《大智度论》卷十四云：“瞋恚其咎最深，三毒之中，无重此者；九十八使中，此为最坚；诸心病中，第一难治。”瞋心起时，血脉贲张，容易引起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等疾病。清朝普能嵩禅师有一首偈云：“名医化导有来因，疾病伤寒先忌瞋，脉理深微能率性，良方精细度迷津。”医生在为人治病时，要先知道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比方说，伤寒病最忌讳瞋怒，先将情绪平稳下来，不要起瞋恨心，就比较容易治好。
痴：是愚昧无知，不明事理。众生何尝不是如此呢？被无明烦恼缠缚身心，而不得出离生死苦海；即使生病，只相信偏方密医，也不愿探究病痛产生的前因后果，加以对症治疗。身体外在的病，容易察觉，但心里的毛病，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而不自知，久积则易成病。现代生理学认为，忿怒、愉悦、忧愁、恐惧、悲伤、激动等心理反应，会影响体内的生理变化，久而久之，造成不易治愈的疾病，例如：消化性溃疡、精神疾病等。医学研究报告中提到：“当一个人不快乐、发怒或紧张受压力时，脑内会分泌‘去甲肾上腺素( Noradrenalin )’，这是具有毒性的。”
佛陀有八万四千法门，专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病，例如贪欲心重者，佛陀教他用不净观来对治，观想不净的种种，自然不会再起贪爱。对于瞋恨心重的人，就教他慈悲观，发脾气时，只要一念慈悲心起，怒气就发不起来。若愚痴太重，就以因缘观来对治，想到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生灭无常，犹如飞尘与粪土，何必愚痴呢？明代憨山德清大师说：“老病死生谁替得，酸甜苦辣自承担，一剂养神平胃散，两重和气泻肝肠。”若是懂得陶冶心神，修养自己的心地，凡事心平与气和，必能受用无穷。
总之，佛法的诸多药方都是在教我们如何去除贪瞋痴三毒，净化身心。
佛教的医疗法
疾病的产生，与人的心理、生理、行为、整个社会的生活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疾病的治疗必须先找出其病因，防范于未然，甚至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维护健康的观念，所谓“上医治未病”，就是这个意思。如何预防、治疗疾病呢？佛教有各种方法提供参考：
良好的饮食习惯：所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对于食物无论在清洁或习惯上，乃至质与量的摄取，都必须谨慎。《佛遗教经》云：“受诸饮食，当如服药，于好于恶，勿生增减，趣得支身，以除饥渴。如蜂采华，但取其味，不损色香。”《行事钞》说，维护生命的食物摄取，须配合四季的变化，利用不同的饮食，来调和四大之身。《禅苑清规》记载的食存五观：“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为成道业，故受此食。”就是一种不离修行的健康饮食法。
均衡的饮食，知量知足，让肠胃正常蠕动，减轻身体机能的负荷，使身体器官发挥正常功效，维持体态平衡，加强新陈代谢，可避免因饮食不当，造成肠胃肝肾的负担而引发疾病。
静心打坐：我们的心经常是向外攀缘的，妄想纷飞，念头生灭，永无停止，让人心神不宁，影响身体的作息。就生理上来说，妄想会使神经系统受到刺激，造成不协调的现象，例如：遇到意外惊吓时，会有颜面发青，手脚发冷，精神恍惚等现象，这是因为心神不宁导致。将心调到平和，呼吸顺畅，对整个身体器官，必能减少无谓的伤害。例如：透过静坐，将身心调和，使情绪稳定，有益血液循环，调畅五脏六腑。天台智者大师对于禅定治病的功效，非常的肯定，他说：“夫禅坐之法，若能善用心者，则四百四病自然除。”坐禅不只是精神上的健康法，更能达到生理上的健康。如日本的医学博士长谷川卯三郎的《医学禅》中，归纳坐禅产生的健康效果有：促进新陈代谢，使体力增进，使壮年期延长；革新全身的血液循环；内分泌器官的复活。藉由禅坐来调身、调息、调心，置心于一处，不散乱惛沉，在行住坐卧间，就能将粗犷的身心调柔，稳定情绪，自然不易引发疾病。静坐参禅，就是使妄想纷飞的杂念去除，获得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是身体力行，以实践的功夫，体验生活的圆融无碍，从而使身心获益无穷。
礼佛拜忏：就“礼佛”的效果而言，从外观看，为屈伸肢体的全身运动，实是达到体操健身，舒筋活血，治病健身的效用。“礼佛”，尤重心意，心志专一虔诚，动作徐缓安详，意作观想，观一身化无量身，遍往十方无量世界，礼拜供养无量诸佛，利益无量众生；观“能礼所礼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从内心言，信仰者礼拜时的虔诚恭敬，不只表达对诸佛菩萨最深的感恩，也是消除我慢、我执的有效法门，更是消除身体业障的修行妙法。忏悔心，如同清水一般，可以洗涤衣服上的垢秽，洗净内心的尘垢。
例如唐朝的悟达国师忏悔昔日的恶业，以慈悲三昧净水治愈群医束手的人面疮，而得到清凉。因此，我们对于己身的病痛和业缘，应该要常行忏悔，面对诸佛菩萨，恳切发露恶业，痛心忏悔，立誓洗心革面，不造新业；不仅自忏恶业，更代一切众生忏悔，观业性本空，彻底放下一切罣碍。从心理疗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忏悔是释放潜意识中的不良积淀，消解精神负担的妙法，达到治疗身心疾病的效用。
持咒念佛：佛经中也有咒术治病的记载，如《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等。又如大悲咒、药师咒等，本身就是一个治疗疾病的有效法门，无一不具有不可思议的大功德力。“念佛一声，罪灭河沙；礼佛一拜，福增无量。”末法时代的众生根性浅薄，在修行上难以见到工夫，这都是因为我们纷乱的妄想与障道的烦恼所致。称念佛号，能将妄想止息，能把烦恼抛开，使心志清醒，不但有益修行，对事业也有很大的助力。所以妄想烦恼多的人，可以用念佛来对治；专注称名念佛，可止息散乱之心，使心安住于一处；又念佛的功德能使贪瞋痴不起。
以法为药：众生的病，除了身体的疾病外，更有：国土病(污染、噪音、公害)；时代病(功利、速成、暴力)；社会病(虚荣、绑票、恐吓)；教育病(体罚、放纵、冒犯)；感情病(外遇、重婚、施暴)；经济病(投机、贪取、背信)；信仰病(迷信、邪信、乱信)；心理病(虚伪、嫉妒、多疑)。
人的身体生病要找医师，心理生病则要靠自己，靠佛法。以佛法为良药，能杜绝种种恶疾。像六度就是要度众生的六种毛病：布施对治悭贪，持戒对治毁犯，忍辱对治瞋恨，精进对治懈怠，禅定对治散乱，般若对治愚痴。
佛法是心法，医治众生的病；而一切法门的目的，无非在消融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使人身心健康，人格高尚。
人心理的毛病要治好，石头无际禅师有一剂心药方，是治心的妙药：“好肚肠一条，慈悲心一片，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全用，方便不拘多少。”我仿无际禅师的心药方，也开一帖药方：
慈悲心肠一条。 道德本性一片。
惜福一点。 感恩三分。
言行实在。 守戒守法一块。
惭愧一个。 勤劳节俭十分。
因果全用。 方便不拘多少。
结缘多多益善。 信愿行通通用上。
此药用包容锅来炒，用宽心炉来炖，不要焦，不要燥，去火性三分(脾气不要大，柔和一点)，于整体的盆中研碎(同心协力)，三思为本，鼓励作药丸，每日进三服，不限时，用关爱汤服下。用药时切忌言清行浊、损人利己、暗中箭、肚中毒、笑里刀、两舌语、平地起风波，以上七件速须戒之；而以不妒不疑、不放纵、自我约束、心性有道来对治。果能如此，则百病消除。
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作者：薛克翘）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医药学发生了影响。这影响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域来华僧人传来了西域，特别是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二是大量佛经的翻译，以文字形式将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介绍了进来；三是中国出现了一批懂得医药学知识并能为人用药治病的僧人。这些，对于中国医药学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西域来华医僧
这一时期来华的西域僧人，特别是南亚僧人中，有许多人都学习过《五明》。“五明”的意思是五种知识，包括：一、声明，即语言音韵方面的知识；二、工巧明，即工艺算历等方面的知识；三、医方明，即医学方面的知识；四、因明，即逻辑论辩方面的知识；五、内明　，即人生、灵魂与宇宙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婆罗门教的基础教育内容，佛教也不排斥。因此，西域来华僧人懂得一些医学知识是常事，不足为怪。他们把西域的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并有不少为人治病的例子。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例证。
据《高僧传》卷一《安清传》，安世高综达“医方异术”，他虽然是安息国王子，但他皈依佛门，精通诸经，对南亚的医术也必然了解。
卷二《佛陀耶舍传》有印度来华僧人佛陀耶舍用药水加咒为弟子洗足，并令其能疾行的故事，如果拂去其神秘的色彩，则是行医用药的生动例子。
卷三《求那跋摩传》说，印度僧人求那跋摩善医，曾在婆国（今爪哇）两度为当地的国王医治脚伤，后于刘宋初年来华。
同卷《求那跋陀罗传》说，求那跋陀罗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博通“医方咒术”。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
卷四《于法开传》说，于法开（多半是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人）“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危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取少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升平五年（361）孝宗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入”。从这段记载看，于法开的医术主要来自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的传统，但他又会针灸、切脉，可见他已把印度医法与中国医法结合起来了。曾经有人问他：“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他回答说：“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可见，他学医的目的是“自利利人”。
卷九《佛图澄传》说，西域人佛图澄的医术非常神妙，他于晋代来到洛阳。后赵石虎的儿子石斌暴病而亡，“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疗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
同卷《耆域传》说，晋代来华的印度僧人耆域是一名神医。当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得病，“经年不差，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柳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两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又有一病者将死，耆域把他救活。佛图澄和耆域的故事不免被神化和夸大，但他们深明医术，又曾治病救人恐怕是真的。
（二）汉地医僧
中国中原地方的僧人中，也有不少懂得医道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据《高僧传》卷四《于道邃传》：于道邃，晋代敦煌人，“年十六出家，事兰公为弟子。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
同书卷十《诃罗竭传》记载，晋代僧人诃罗竭本是樊阳人。晋武帝太康九年（288），他到洛阳，正赶上那里流行疾病，“死者相继，竭为咒治，十差八九。”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丰传》：北齐时僧人道丰“炼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他曾经以针灸为人治病。
同卷《法济传》说，陈隋间僧人法济，常常为人治病。“如有疹疾，咒水饮之，无不必愈。”这里是夸大了咒语的力量，但同以前举过的一些例子一样，我们可以相信，法济是懂得医学的。
同书卷十八《法进传》说，隋代法进也懂得医术。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蜀王的一个妃子病重，请许多人都治不好，蜀王便差人去请法进禅师。法进去了，手到病除。
《太平御览》卷七二四引《千金序》三条，提到这一时期的汉地僧医三人：
其一曰：“沙门支法存，岭表僧也，性敦方药。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袭水土，皆患脚弱，唯法存能拯济之。”
其二曰：“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缨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脚软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
其三曰：“僧深，齐宋间道人，善疗脚弱气之疾。撰录法存等诸家医方三十余卷，经用多效，时人号曰《深师方》焉。”
《魏书》卷九十一《李修传》载：“李修，字思祖，本阳平馆陶人。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兖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修兄元孙……亦遵父业而不及。”“修略与兄同。晚入代京，历位中散令，以功赐爵下蔡子，迁给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子天授……医术又不逮父。”这里说的是李亮祖孙三代行医的事，李亮最有成就，李元孙和李修次之，李天授又次之。李亮的医术主要得益于沙门僧坦。
同卷《崔传》又记：“崔，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针之，抽针即愈。”“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这里又是一个得益于沙门的医学世家。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
当然，我们还注意到，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有些僧人并不是真正的医生，而是利用医药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刘宋时周朗的《上书献谠言》中就曾提出，说有的僧人“假揉医术”而不遵守佛教戒律。在佛教的大潮中，有时难免泥沙俱下，但这并不影响主流的积极意义，从整体上看，还应该肯定僧人们对我国医药学的积极贡献。
（三）西域输华医书
印度古代的医学理论在佛书中保存了不少，因此，随着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一些医学理论也传入了中国。在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了有关佛经而外，还译有印度传统医学的专门书籍。
《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记沮渠安阳从天竺法师佛驮斯那学《禅秘要治病经》，后又将此经译为汉文。另外，三国吴竺律炎共支谦译的《佛医经》、西晋法炬共法立译的《法句喻经》、苻秦昙摩难提译的《增一阿含经》、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的《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的《十诵律》、东晋法显佛驮跋陀译的《摩诃僧律》、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译的《五分律》、北凉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含有印度医药学知识。
其中，《佛医经》较详细地谈论了病理，认为人体是由“四大”，即地、水、风、火四种元素，和合而成；四大不调，人即生病；季节变化、饮食男女、心理状况、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人体四大要素的消长，从而使人体内在的机制保持平衡或失去平衡；平衡即健康，失衡即患病。这些理论与中国古代的一些医学理论有相似之处，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十诵律》卷二六《医药法》用一整卷谈饮食卫生、用药治病以及佛陀传教时的有关例证。其中提到“四种含消药”，即“酥、油、蜜、石蜜”。
还提到“四种药”，即“一、时药，二、时分药，三、七日药，四、尽形药”，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如解释“尽形药”（《五分律》译作“终身药”）时，说有“五种根药”（舍利、姜、附子、波提毗沙、菖蒲根），“五种果药”（呵梨勒、卑醯勒、阿摩勒、胡椒、荜钵罗），“五种盐”（黑盐、紫盐、赤盐、卤土盐、白盐），“五种树胶药”（兴渠、萨罗茶帝、夜帝、夜波罗帝、夜那）和“五种汤”（根汤、茎汤、叶汤、花汤、果汤）。这些也都与中医药学有相通之处。
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这一时期从南亚传来有关医药、养生（包括以巫术驱邪）方面的书籍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域婆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龙树菩萨和香法》2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可惜这些书籍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中一些药方却在别的书中保存下来了。
（四）印度医学的影响
晋代葛洪曾编有《肘后救卒方》3卷，86篇。到南梁时，陶宏景对此书重加整理，将86篇改编为79篇，又增补了22篇，成为101篇，并改其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宏景生于刘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卒于梁大同二年（536），他少时喜读葛洪《神仙传》，19岁为官，41岁辞官隐居，其后又受五戒而皈依佛门。由于他受了佛教的影响，因而他所编的这部医学名著也反映出佛经中介绍的印度古医学理论。如他在此书的自序中说：“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陶宏景引用的这句话出自《佛说医经》和《智度论》。据《法苑珠林》卷九五《病苦篇》引《佛说医经》：“人身本有四病（大），一地、二水、三火、四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大）起四百四病。”又引《智度论》：“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意思是说，四大不调会引起404种病，一大不调即引起101种病。陶宏景显然是接受了这一理论，故而将其书刻意编为101篇，并改名为《百一方》。
南梁有书目《七录》，其中著录有《摩诃出胡国方》和《杂戎狄方》，可能与印度医药有关，尤其是前者。如是，则其时已有古印度药方在华流传，或已为国人所用。
（一）史书记载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卷八四《郝处俊传》、卷一九八和《唐会要》卷五二、卷一百，均记有贞观二十二年（648）有天竺僧到中国为太宗制“延年之药”事，“太宗试服，遂致暴疾。”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件。那个天竺僧可能确有医术，但所谓“延年之药”（“长年药”）则是骗人的东西。
《旧唐书》卷一九八记，开元七年（719），宾国遣使来朝，进“秘要方并蕃药等物。”开元十八年（730），“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开元二十五年（737，《贞元录》卷十四记在开元二十一年），“东天竺大德达摩战献胡药”。
《新唐书》卷四九著录有《菩提达磨息胎诀》一卷，盖养生类书。又有郑虔《胡本草》7卷，其中必然要涉及南亚传入的草药。
《宋史》卷二十七著录有《耆婆脉经》3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龙树眼论》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波驮波利译《吞字贴肿方》一卷、《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和《耆婆五藏论》一卷。这些书目均不见于《隋书·经籍志》，可能是唐以后传入中国的。
《通志》卷六九则把《隋志》和《宋志》著录的有关书目都收了进去，而且还增加了《摩诃出胡国方》10卷。
由此可知，这些书在宋代还有相当的影响。
在这些书中，有两个人物很突出，那就是耆婆和龙树。
耆婆，梵语作Jiva或者Jivaka（此字的原意是“生命”），又译为耆域、时缚迦，佛经中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后汉安世高译过《柰女耆域因缘经》和《柰女耆婆经》，经中说耆婆是柰女与萍沙王（即频比沙罗，Bimbisara）之子。但《经律异相》卷三二引《四分律》说他是萍沙王之子无畏王子与妓女所生，生下后被弃于巷中，无畏王子见了，便问这是什么，旁边的人说是小儿，无畏又问：是死是活？答说：是活的。无畏便让人抱回收养，并给他起名耆婆（“活的”）。耆婆长大，无畏让他外出学习技艺，他便到得叉尸罗处拜师学医。7年学成，遍识天下药物。据以上诸经，耆婆大体上是佛陀时代的人。《十诵律》卷二七说他曾为佛陀治病。此外，各经还有一些其他传说，尽管时间上有差别，但都一致称他为“医王”和“药王”。至于《高僧传》卷九所记之耆域，是“晋惠之末（306）”到洛阳的，时间虽晚，却也是以医术见长，不知是否与佛陀时的耆婆有传承关系。
龙树，梵文为　Nagarjuna。印度叫龙树的人很多，历史上最有名的龙树本是大乘佛教早期的大师，后世称为龙树菩萨，是马鸣菩萨的弟子，约2、3世纪时的南天竺人，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若干重要著作传世。至于那些冠以龙树名义的药书，则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著作。
《文献通考》卷二二二在《龙树眼论》下考曰：“晁氏曰：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可见，古人有时把两个龙树混为一谈。
不过，《龙树眼论》在唐代是十分有名的。白居易有首《眼病》诗，其后半写道：
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
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唐代还有擅长治眼病的印度僧人。如刘禹锡的《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中就曾写道：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这两首诗中的“金篦术”即当时印度眼医之金篦决障术，即以金针治疗白内障的技术。唐诗中提到金篦术的诗还有一些，如杜甫《谒文公上方》中有这样两句：
金篦刮眼膜，
价重百车渠。
白居易《病中看经赠诸道侣》有这样四句：
右眼昏花左足风，金篦石水用无功。
不如回念三乘乐，
便是浮生百病空。
李商隐《和孙朴韦蟾孔雀咏》有这样两句：
约眉怜翠羽，
刮目想金篦。
以上，除了刘禹锡的诗是写真人真事外，其余诗中所说金篦似乎都是运用典故。那么，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还是要从佛经中寻找。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B231经》卷八有这样一段话：“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篦抉其眼膜……”。这说明，印度古代很早就有了这一技术。40卷本的《大般涅槃经》又简称为《大涅槃经》或《涅槃经》，是大乘佛教的五大部经典之一，它的翻译在北凉时代，即428—452年之间。但据文献记载，早在后汉时，支娄迦谶就翻译过《梵般泥洹经》2卷，后来三国时又有安法贤翻译的《大般涅槃经》2卷、支谦翻译的《大般泥洹经》2卷，不过，这三种译本都是节译，而且在北凉之前已经失传。晋代，法显又与佛驮跋陀罗合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相当于40卷本《涅B231经》的前十卷。这样说来，印度的金篦术至少在晋代以前就已经发明。
不过，这一著名技术后来很快就失传了，在印度也不见了踪影。有趣的是，在千年后的今天，即本世纪的80年代，这一技术又由中国医生给复活了，并回传到印度。这里有一段佳话：1981年，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唐由之等六人组成的中国传统医学考察团到印度访问。他们在印度期间共访问了6个城市，与印度医学界的同行广泛交流和切磋两国传统医学理论和技术。年末，他们在印度北方城市贝拿勒斯与传统印医研究所的上百名印医专家会聚一堂，观看了由中国考察团带来的记录片。这部记录片记录的是中国医生做“金针拨白内障”手术的情形，片中主持手术的就是唐由之教授。印度专家们看完影片之后，无不热烈鼓掌喝彩，他们为这一古老绝技的复活兴奋不已，纷纷上前与中国医生握手拥抱，场面十分感人。
唐代，僧人还曾把中国的医药和医药知识传播到国外，如朝鲜和日本等。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并在日本传播中国医药学。唐代，日本派到中国来的留学僧人很多，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及其弟子是应日本遣唐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的邀请，才决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的。鉴真为了去日本曾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五次东渡，经历了九死一生，都没有获得成功，而在此期间他的双目失明了。754年，他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此时他已经是66岁的高龄了。鉴真精于中国传统的医药学，据日本的《续记·天平宝字七年五月戊申》记载，当时日本人大多不会辨别药物的真假，于是日皇下令把药物拿去让鉴真鉴定，鉴真因为双目失明，便用鼻子根据气味鉴定，竟然一次都没有出错。据说，当时日本的光明皇太后生了病，鉴真曾为她进药，效果很好。后来，日本一直流传着鉴真的《鉴上人秘方》一卷。从这一事例可知，我国唐代的确有一些精通医药的僧人，他们为中国医药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据《宋史》卷四八九，大中祥符八年（1015），南印度注辇国遣使献“香药三千三百斤”；熙宁十年（1077），又遣使27人献阿魏、硼砂等药物，神宗“诏遣御药宣劳之”。这都是南亚药物于宋代大宗输华的例子，是政府间的交流。另据《诸蕃志》卷上，南毗国商人将本国土产运至东南亚，各国商人在那里贸易，贸易用货中有大黄、黄连等药物，而这些药物则是中国的土产。这是中国药物输往南亚的例子，是民间的交流。政府间交流也好，民间交流也好，这中间佛教是起过作用的，正是由于佛教的促进，双方的政府和人民对彼此的药物情况有了更明确的了解和认识。
又据《辽史》卷十四：“统和十九年（1001）春正月，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回鹘是中亚突厥人，而梵僧名医可能来自南亚。这是外国医生来华传播医学的例证。
（二）僧书记载
这里的“僧书”指僧人的撰、译著作。唐宋时代，僧人涉及医药方面的著译不少，如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道世《法苑珠林》（有关部分），宋法贤译《救疗小儿疾病经》，等等。下面着重介绍《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记载。
《南海寄归内法传》配合佛教的戒律撰写了40个问题，分为4卷，每卷谈约10个问题。其中涉及到卫生保健、用药治病的问题不少。下面逐一叙述。
第8个题目是《朝嚼齿木》，介绍了印度人的口腔保健法：嚼齿木和漱口。文中说“齿木者，梵云惮哆家瑟诧（dantakastha）……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用罢擘破，屈而刮舌。”其好处是“坚齿口香，消食去。用之半月，口气顿除。牙疼齿惫，三旬即愈。要须熟嚼净揩，令涎流出，多水净漱，斯其法也。次后若能鼻中饮水一抄，此是龙树长年之术。必其鼻中不惯，口饮亦佳。久而用之，便少疾病。”中国古人刷牙，大抵与印度的齿木有关。
第２０个题目是《洗浴随时》，说“洗浴者并须饥时。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则身体清虚，无诸垢秽；二则痰消散，能餐饮食。饱食方洗，《医明》所讳。”这是以古印度《医方明》的观点解释沐浴与饮食的关系。
第22题是《卧息方法》，讲述了古印度的坐具、卧具及其与健康的关系。
第23题《经行少病》说：“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经行。直来直去，唯遵一路，随时适性，勿居闹处。一则痊疴，二能销食。禺中日，即行时也。或可出寺长引，或于廊下徐行。若不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肿肚肿，臂疼膊疼。但有痰不销，并是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实可资身长道。”这里讲的是步行运动的好处。
第27题《先体病源》集中谈论了印度医药学知识。先说饮食与健康的关系，强调根据身体健康情况进食，而健康情况则要“观四大之强弱”。又介绍古代印度医学理论，说，“然西方《五明论》中，其《医明》曰：‘先当察声色，然后行八医；如不解斯妙，求顺乃成违。’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言疮事兼内外。首疾但自在头。齐咽已下，名为身患。鬼瘴谓是邪魅。恶揭陀遍治诸毒。童子始从胎内至年十六。长年则延身久存。足力乃身体强健。”其中，“察声色”有似中医之“望诊”；“八医”则是印度古代医学的八个分科。继而将中外草药作对比，“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掘沦国。唯斯色类，是同所须，自余药物，不足收采。”最后说到病源：“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咸从多食而起，或由劳累而发”，强调“体病本”、“解调将”、“止流塞源”、“伐树除本”，一句话，“四大调畅，百病不生。”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第28题《进药方法》首先讲印度医理：“夫四大违和，生灵共有，八节交竞，发动无恒，凡是病生，即须将息。故世尊亲说《医方经》曰……初则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则水大积，涕唾乖常。三则火大盛，颈胸壮热。四则风大动，气息击冲。”然后根据病情提出“断食”、“饮汤”、“近火”、“涂膏”等将息方法。还特别介绍了“三等丸”的制作和服用方法。最后，根据印度《医明》，强调了生病时“绝食”的重要：“此等《医明》传乎帝释，五明一数，五天共遵。其中要者，绝食为最。”并阐述了绝食的好处及其时间、地区、条件、禁忌等。
第29题《除其弊药》对庸医假药进行了抨击，告诫人们不可乱用药，至于那些有用而易得的药，则要常备身边：“然而，除蛇蝎毒，自有硫黄、雄黄、雌黄之石，片子随身，诚非难得。若遭热瘴，即有甘草、恒山、苦参之汤，贮畜少多，理便易获。姜椒荜拨，旦咽而风冷全祛；石蜜砂糖，夜飧而饥渴俱息。不畜汤药之直，临时定有阙如。”
总之，《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关于医药的部分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一、义净作为僧人，宗法印度戒律，祖述西天《医明》，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并没有一味地照搬印度医药成法，而是时时不忘神州医药成就，往往以二者加以比较，融汇贯通，中西结合，旨在实用。二、义净能根据中国与印度地理、气候、物产、习俗等差异提出自己的见解，既不违背佛理、《医明》的大旨，又使中国僧俗易于理解，切实可行，行之有效。三、义净是一位医药学的有心人，是一位实践家。他在取经当中能问医问药，详细观察，这为他进行中西医比较打下基础；他能长期坚持防病养生的实践，并将自己的体会融之于书，增加了书的说服力。四、《进药方法》一章有这样一段话：“神州药石根茎之类，数乃四百有余，多并色味精奇，香气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针灸之医，诊脉之术，赡部洲中，无以加也……异物奇珍，咸萃于彼，故体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内，谁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钦奉？”可见，义净是怀着巨大的爱国情怀和自豪感巡礼西天各地的，印度人当时对中国医药学已有不少了解，而且加以崇尚，这是中国医药学向印度传播的记载，尽管不具体，但义净决不会无中生有。在义净周游五印度时，他也很可能曾向当地僧俗介绍过中国医药知识。
（三）《千金方》和《外台秘要》
1．孙思邈与《千金方》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的作者均是隋唐时代的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前者是他于永徽三年（652）在广泛搜集历代各家方书和民间验方的基础上编辑成的，后者是他于30年后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撰写成的。这两部书都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医学类书，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据《旧唐书》本传，孙思邈“七岁就学，日讲千余言。弱冠，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即是说，他很早就受有佛教典籍的影响，并在他的著作中表现了出来。在《千金要方》的《序例》中，他写道：“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这说明他的医学思想包含着印度医学理论的成分，而这些印度古代的医理主要是通过佛教传播到中国来的。在1936年的《中国医学杂志》上，范行准先生发表了《胡方考》一文，他认为，《千金翼方》卷十一《小儿眼病》中的《赤眼方》、《治赤眼方》、卷十二《养生》中的《服昌蒲方》、《耆婆汤主大虚冷风羸弱无颜色方》、卷十七《中风》中的《硫黄煎主脚弱连屈虚冷方》、卷十九《杂病》中的《酥蜜煎主消渴方》、《羊髓煎主消渴口干濡咽方》、《酥蜜煎主诸渴方》、卷二一《万病》中的《阿加陀药主诸种病及将息服法久服益人神色无诸病方》、《阿魏雷丸散方》、《苦参消石酒方》、《大白膏方》、《大黑膏方》、《浸汤方》、《天真百畏丸》、《治十种大癞方》、《治癫神验方》、卷二二《飞炼》中的《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等等，均属来自印度的方剂。
在《服昌蒲方》中，孙思邈则明确写道：此方是“天竺摩揭陀国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跋摩米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使主，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德护法师、净土寺主矩师笔译出。”在《苦参消石酒方》所附《浸酒法》中则说：“黄青白消石等是百药之王，能杀诸虫，可以长生，出自乌场国，采无时。此方出《耆婆医方论·治疾风品法》中。”可见，上述各方有的是采自印度医书，有的是采用了印度方面传来的药物。
2．王焘与《外台秘要》
《外台秘要》的作者是略晚于孙思邈的另一位唐代医药学家王焘。据《新唐书》本传，王焘出身于仕宦之家，曾为官，性至孝，“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外台秘要》成书于天宝十一年（752），全书40卷，分1104门，载有6000余方，是汇集前人69家医方书而撰成的医学巨著。其中介绍了不少南亚方面的医药学知识。
除了范行准先生的《胡方考》一文外，1984年第二期《南亚研究》上又有房定亚等三位先生的《从〈外台秘要〉看印度医学对我国医学的影响》一文。现据这两篇文章及其他资料作以下介绍。
《外台秘要》卷二一《眼疾二十四门》记曰：“谢道人曰：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是地大也；血泪膏涕津润之处，是水大也；生气温暖，是火大也；举动行来，屈伸俯仰，喘息视瞑，是风大也。四种假合，以成人身。”王焘说此谢道人俗姓谢，号陇上道人，住齐州，从西国胡僧学眼科医术。同卷同门又有谢道人撰《天竺经论眼序》一首，曰：“盖闻乾坤之道，唯人为贵，在身所重，唯眼为宝。以其所系，妙绝通神，语其六根，眼最称上。是以疗眼之方，无轻易尔。”这里的谢道人无疑是一位僧人，而从谢道人的言论看，他是受了印度医学理论的影响，因此，他所从学的“西国胡僧”很可能是印度僧人。
除了这些理论方面的影响外，据范行准先生《胡方考》，书中有关印度的方剂尚有卷三引《深师方》的《酪酥煎丸》、卷九引《千金方》的《疗肺病咳嗽脓血及唾涕血不止方》、卷十引《千金方》的《疗土气方》、引《救急方》的《疗上气咳肺气胸痛方》、卷十九引《张文仲方》的《牛膝三物散》、引《肘后方》的《疗脚气方》、卷二十一引《肘后方》的《疗眼赤无新久皆差神验方》、引《近效方》的《眼赤痛眼漠漠方》、《敕赐源乾曜疗赤眼方》、引《崔氏方》的《眼赤并胎赤方》、引《必效方》的《眼风赤久胎赤方》、引《救急方》的《久患风赤眼方》、引《必效方》的《疗眼暴赤方》、引《延年方》的《令目明方》、引《近效方》的《眼中一切诸疾方》两种、卷三十引《近效方》的《婆罗门僧疗大风疾并压丹石热毒热风手脚不随方》、《疗一切热疮肿硝石膏方》、卷三十一引《近效方》的《莲子草膏》、引《广济方》的《蒜煎方》、《地黄煎》、卷三十八的《耆婆汤》，等等。这些药方中，有的出在唐代以前，有的则流行于唐代，有的甚至是唐朝宫廷中使用的。此外还有一些香药方、熏衣香药方，则多是供上层社会所使用。
《外台秘要》所录诸方中，有两个与耆婆有关的药方，很引人注意。卷三十一说道：“千金耆婆万病丸，疗七种癖块，五种癫病，十种注忤，七种飞尸，十二种虫毒，五种黄病，十二时疟疾，十种水病，八种大风……服此药以三丸为一剂，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说无穷尽，故称万病丸。以其牛黄为主，故一名牛黄丸。以耆婆良医，故名耆婆丸。”然后列出30味药，其中犀角一味。从记载看，这个药方是中国的，除了名字冠以耆婆字样、犀角似需从南亚进口外，看不出有更多的印度影响。但它至少说明，印度古代名医耆婆当时在我国的名气很大，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是包医百病的神医。《耆婆汤》的情况与此不同：“耆婆汤，疗人风劳虚损，补髓令人健。”其方为：“麻油一升、牛酥一斤、葱一握、胡麻人一升（研）、豉二升（以水二升渍一枚取汁）、蜜、上酒。”从这些药味看，葱和芝麻（胡麻）都是古代西域的特产，后来传到中国，牛酥也是印度人日常最喜欢食用的东西，所以这个药方可能是由印度传来的，到汉地后，变化不大。
我们还注意到，唐代著名僧人，号称禅月大师的贯休曾经写过一首《施万病丸》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药王药上亲兄弟，救人急于己诸体。
玉毫调御遍赞扬，
金轮释梵咸归礼。
贤守运心亦相似，
不吝亲亲拘子子。
曾闻古德有深言，由来大士皆如此。
贯休所说的“万病丸”应当就是《外台秘要》里所说的“千金耆婆万病丸”。贯休生活于唐代末期和五代初期，即852—913年，而王焘生活在盛唐时代，《外台秘要》的编成要比贯休出生早整整一百年。也就是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里，万病丸一直被制造和使用。
（四）唐宋医僧
除了前面提到的鉴真以外，唐宋时代还有许多精通医药的僧人。下面列举出一些，肯定不是全部，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已。
《宋高僧传》卷十八《僧伽传》记载，僧伽本是中亚人，于唐高宗龙朔初年（662）来到中原江淮一带。他在长安时，由于为驸马都尉武攸暨治好了病，名声大噪。从那以后，他曾为许多人治病，往往效果神奇。
同书卷二十《法藏传》记载，唐代庐山僧法藏在出家前“研寻史籍，而与《医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门僧卧疾，几云不救，藏切脉处方，信宿平复。”
卷二十二《僧缄传》提到，五代时四川青城大面山有僧人采药。
卷二十四《法朗传》记载，龙朔二年（663），城阳公主病得很严重，请了许多医生，用了许多药，都没有效果，后来请到法朗，结果很快被治好。
卷二十五《神智传》记载，神智是晚唐时期的僧人，他也能救治各种病症。
卷二十七《智广传》记载，唐雅州开元寺僧智广给人治病有绝技，“凡百病者造之，则以片竹为杖，指其痛端，或一扑之，无不立愈。至有挛者则起，跛者则奔，其他小疾，何足言哉。……其后益加神验，或遇病者，一掴一叱皆起。或令烧纸缗，掇散饮食。或遇甚痛恼者，捩纸蘸水，贴之亦差。”
卷三十《自新传》说，五代时僧人自新曾入山中采药。
宋代，僧人用药行医似乎成了一时的风气。这方面的例子有不少。
据《补续高僧传》卷三《若水传》记载，宋代僧人若水“能以咒水救疾，全活者夥。”
同书卷二十三《宝月传》记载，宋僧宝月大师“为人乐易慈祥，有知识度量，不见其喜怒。读五经，知大义，颇喜为诗。少羸多病，始学为医。既成，而有疾者多归之。无贵贱贫富，皆为之尽其术，未尝有所厚薄，尤贫者或资之衣食。”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四《宝月大师塔铭》中也给予很高评价。
《宋史》卷四六一《方技上》记载：沙门洪蕴，本姓蓝，潭州长沙人。年13，于本郡开福寺出家，于寺中习方技之书，后游京师，以医术知名。“太祖召见，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蕴尝以方药谒见。咸平初，补右街首座，累转左街副僧录。洪蕴尤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汤剂精至，贵戚大臣有疾者，多诏遣诊疗。”
同卷又记载：“又有庐山僧法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后还山。”
卷四六二《方技下》又记曰：“释智缘，随州人，善医。嘉末，召至京师，舍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
宋人的诗文中还有许多关于僧医的记载，据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四册第一百七十七条收集，除前文提到的曾巩《宝月大师塔铭》外，还有如下若干人的诗文中提到僧医：
强至《祠部集》卷一《送药王圆师》
王质《雪山集》卷十二《赠僧师能》
罗愿《鄂州小集》卷三《城阳院五轮藏记》
史尧弼《莲峰集》卷十《印公和尚医眼茶榜文》
《南宋群贤小集》第二册王琮《雅林小稿·京华病中》
苏辙《栾城集》卷十三《赠医僧鉴清》和《赠医僧善正》
朱松《韦斋集》卷二《逢年与德粲同至温陵谒大智禅师医》
廖刚《高峰文集》卷十《寄赠清凉医僧劝师》
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六《龙山圣寿寺记》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一二五《于役志》
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十《医僧真应师赞》
洪咨夔《平斋文集》卷六《米积外科僧照源堂》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四《泉僧真济》
周必大《游山录》：“无锡县崇安寺罗汉殿僧义深，善医多资”。
这么多的僧人加入到宋代的医学队伍中来，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很有成就的，其对祖国医学的推动作用会有多么大，是可想而知的。
（五）《本草纲目》的记载
明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部药书，它为我国中药学和植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书共52卷，190余万字，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则，附图1100余幅。李时珍根据古籍的记载和自己的亲身实践，对各种药物的名称、产地、气味、形态、栽培、采集、炮制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严密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他在书中介绍和考证了许多来自南亚的药物，并广征佛书，给其中许多药物注出了梵文译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本草纲目》一书包含有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也有佛教与中国医药学密切关系的诸多例证。
需要说明的是，李时珍在书中所列的南亚传来的药物，多数都是明代以前传来的，而其中有些古籍已经失传，这就使他的工作更加意义重大。
下面让我们举例说明。
如在《石部》卷十一的“光明盐”条写道：“《吴录》云：天竺有新淘水，味甘美，下有石盐，白如水晶。”在“消石”条写道：“升玄子《伏汞图》云：消石生乌场（国）……”。
《草部》卷十二“仙茅”条，说仙茅又名婆罗门参，“梵音呼为阿输乾陀”，“颂曰：其根独生。始因西域婆罗门僧献方于唐玄宗，故今江南呼为婆罗门参。”又引：“颂曰：五代伪唐筠州刺史王颜著《续传信方》，因国书编录西域婆罗门僧《服仙茅方》，当时盛行。云五劳七伤，明目益筋力，宣而复补。云十斤乳石不及一斤仙茅，表其功力也。本西域道人所传。开元元年婆罗门进此药，明皇服之有效，当时禁方不传。天宝之乱，方书流散，上都僧不空三藏始得此方，传与司徒李勉、尚书路嗣恭、给事齐杭、仆射张建封服之，皆得力。”
《草部》卷十四“郁金香”条，李时珍注其梵名曰“《金光明经》谓之茶矩摩香。”并征引曰：“杨孚《南州异物志》云：郁金出宾，国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里嫩莲者相似，可以香酒。又《唐书》云：太宗时，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似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花而不实，欲种者取根。二说皆同，但花色不同，种或不一也。”于“藿香”条下释名曰：“豆叶曰藿，其叶似之，故名。《楞严经》云：坛前以兜娄婆香煎水洗浴。即此。《法华经》谓之多摩罗拔香，《金光明经》谓之钵怛罗香，皆兜娄二字梵音也。《涅槃经》又谓之迦算香。”又于“茉莉”条云：“《洛阳名园记》作抹历，《王龟龄集》作没利，《洪迈集》作末丽。盖末利本胡语，无正字，随人会意而已。”
《草部》卷十六“瞿麦”条，注其异名为南天竺草，曰：“近古方家治产难，有石竹花汤；治九孔出血，有南天竺饮。皆取其破血利窍也。”
《草部》卷十七“曼陀罗花”条，李时珍曰：“《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
《草部》卷十八“白药子”条，注曰：“……蔓及根并似土瓜，叶如钱，根似防己，紧小者良，人亦采食之。与婆罗门白药及赤药，功用并相似。”
《菜部》卷二六“干姜”条，注其异名为天竺干姜，“生婆罗门国，一名胡干姜，状似姜，小，黄色也。”
《果部》卷三十“庵罗果”条，注其梵名为庵摩罗迦果，并说：“庵罗，梵音二合者也；庵摩罗，梵音三合者也。华言清净是也。”
《木部》卷三四“天竺桂”条，李时珍曰：“此即今闽粤、浙中山桂也，而台州、天竺最多，故名。”“沉香”条注曰：“梵书名阿迦卢香。”“恭曰：沉香、青桂、鸡骨、马蹄、煎香，同是一树，出天竺诸国。”其“檀香”条，李时珍曰：“释氏呼为旃檀，以为汤沐，犹言离垢也。番人讹为真檀。”“《楞严经》云：白旃檀涂身，能除一切热恼。今西南诸番酋，皆用诸香涂身，取此义也。”“熏陆香（乳香）”条注曰：“佛书谓之天泽香，言其润泽也。又谓之多伽罗香，又曰杜噜香。”“承曰：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国。西者色黄白，南者色紫赤。”“苏合香”条，“《梁书》云：中天竺国出苏合香，是诸香汁煎成，非自然一物也。”“龙脑香”条，李时珍注曰：“龙脑者，因其状加贵重之称也。以白莹如冰，及作梅花片者为良，故俗呼为冰片脑，或云梅花脑。番中又有米脑、速脑、金脚脑、苍龙脑等称，皆因形色命名，不及冰片、梅花者也。清者名脑油，《金光明经》谓之羯婆罗香。”“《西域记》云：西方秣罗矩吒国，在南印度境，有羯布罗香树，干如松株而叶异，花果亦异。”“阿魏”条注曰：“波斯国呼为阿虞，天竺国呼为形虞，《涅槃经》谓之央匮。”“又婆罗门云：熏渠即是阿魏”。
《木部》卷三五“诃梨勒”条，释其名为诃子，“梵言天主持来也。”“《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除病品》云：热病下药，服诃梨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出。
总之，《本草纲目》博取前人有关记载，给以总结和辩证，尽管有时不免有牵强附会甚至误解之处，但大多数都是正确的，是有据可依，有理可循的。其对南亚药物记载之翔实，征引之广泛，胜过历代任何同类书籍。它收取了一些印度传入的药方，并对其制作、效力等进行介绍和评价，说明当时这些药方仍被医家采用。而一些含有印度药物的药方，则可证明当时有一部分印度药方已经汉化，融入了中医。这是两种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从这本书可以知道，在这两种医药文化的交流中，佛教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晋隋佛教疾疫观范家伟［DM（］晋隋佛教疾疫观［DM）］
编者按：佛教是一种宗教，但更是一种文化。曾有人认为，佛教所说的治病，仅是指的对治世人的“心病”，佛法所讲的大医王，也仅指“心王”而已。其实并非如此。佛教不仅要治世人的“心病”，也要治人的“身病”。这次本刊发表的二篇关于佛教医学的文章，就是想说明这个事实。透过这二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徒在弘扬佛法之时，始终将济医度药作为普发慈悲心，广度众生的一个方便施设，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传染病流行肆疟之时，僧人们不怕传染病带来的可怕后果，敢于面对现实，积极解除众人的身心痛苦，为此，有的僧人以付出生命为最终的代价。这种精神何等壮烈，何等可敬！在世纪之交，我们始终在关怀佛教的未来，关心佛教对社会的参与，我们要提倡的就是这种以身为法，以生命悬壶济世的伟大精神！
 
上一篇文章：从学医到学佛——科学证实佛法的威力
下一篇文章：开佛法本意，扬慈悲真髓——漫话佛教医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