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能方程式赛车ova:退台后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汤恩伯

 1949年12月，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于是，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对国民党的失败进行“反思”。随之而来，一些“国民党核心高层”也就开始面临着新的命运抉择。
　　没有死守上海、厦门是祸因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浙江武义县人，生于1898年9月。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构筑多时的长江防线被人民解放军突破，4月23日南京被解放。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指示，着手准备解放大上海的战役。
　　此时，蒋介石虽然下野，他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牢牢控制着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为了与共产党决一死战，并出一口气，4月26日，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乘“泰康”号军舰抵达上海复兴岛，并在龙华机场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向出席此次会议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人说：“南京失了，上海再不能失，大家要死死守住上海。这是关系到党国存亡的战役。如果上海守住了，我们可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光复全国。”
　　4月27日，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在上海地区的重要官员开会，研究了“保卫上海”的措施。5月1日下午，蒋介石又召开了上海驻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蒋在会上训话说：“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我此次也留在上海指挥作战，与上海共存亡。”
　　不久，蒋介石离开上海，并给汤恩伯写了一封10余张纸的长信，要他的儿子蒋经国亲自送到汤恩伯手上，告知上海存有3亿多黄金、白银、美元，要他尽快运往台湾，如不能将这笔钱运到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代市长)是问。这就是说，蒋介石先要汤恩伯在上海坚守6个月，后在信中又变了，说待黄金、白银、美元都运完后，可以撤退。
　　当时，汤恩伯在上海有8个军、20余万兵力。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攻打上海，汤恩伯作了精心部署。汤恩伯也多次吹嘘说：“上海城防固若金汤，共军休想越雷池一步!”哪知，汤恩伯的防御部队一遇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就溃不成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打了十余天，20万大军除跟随他逃跑的五六万人外，其余均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汤恩伯在上海守的时间太短，而且损失又大，蒋介石极为恼火，对汤恩伯非常不满。
　　7月23日，蒋介石在福建厦门主持召开了师级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讲：“台湾是头，福建是手脚。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要固守福建，作长期保卫东南沿海之计，并借以巩固台湾。只有支持到明春，世界反共力量便会和我们联合一致驱俄清共。共产党现在看起来很嚣张，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消灭。”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要汤恩伯死守金门、厦门，并任命他为金、厦防卫部主任，汤恩伯走马上任了。汤恩伯防守厦门期间，确实尽了责任。1949年10月7日，蒋介石到厦门视察防务时，还称赞过他的防御措施。
　　尽管蒋介石话说得很硬气，汤恩伯深知，国民党军队经过大失败后，元气大伤，与解放军一交手，就兵败如山倒。福州失了，厦门也很难守住。他怕再担失败的责任，不想再干，于1949年10月1日向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派别人来做金、厦防卫部主任。10月2日，陈诚给汤恩伯回电，不同意他辞职。为稳住汤恩伯，蒋介石立即给汤恩伯发了一电，不准他辞职，要他死守厦门。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你是军人，军人应以服从领袖为天职。”
　　汤恩伯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苦不堪言，但又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往下干。10月17日，汤恩伯苦心经营的厦门防线被人民解放军攻破，厦门解放，汤恩伯带着少数亲信逃到金门岛。他打了败仗，感到无脸见人，在岛上闭门不出。
　　大约在此时，蒋介石的亲信、“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曹圣芬和原汤恩伯部下刘汝明在蒋介石、陈诚面前告了汤恩伯一状，说厦门之所以失守，与汤有很大的责任，还说汤恩伯贪生怕死，不在战场指挥，而是躲在船上发号施令。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大骂汤恩伯是“懦夫”、“怕死鬼”、“败坏了国民党军队的形象”。
　　10月22日，协助汤恩伯做厦门、金门防守工作的“国民大会”副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奉命返回台湾向蒋介石说明厦门失守的经过时，蒋介石又十分生气地批评汤恩伯不该在船上指挥作战。雷震说没有这么回事，并用人格担保，蒋介石仍不相信地说：“汤恩伯带兵作战，只知道跑，不知道战，厦门还有不失的?上海失了，厦门又失了，我们不能光跑哇?一个将官的名誉要紧嘛。你回去告诉汤恩伯，金门不能再失，他要与金门共存亡!”
　　10月25日，人民解放军发动金门战役，结果作战失利。尽管此役汤恩伯有“功”，他回台湾后，蒋介石仍对他不信任，很长时间不与他见面，也未给他新职。
　　上海战役检讨会矛头直指汤恩伯
　　上海战役失败后，逃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意见纷纷，也使蒋介石痛苦万分，便指示陈诚在台北主持召开一次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
　　1949年7月2日，上海防卫战检讨会在台北一所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军政大员有顾祝同、陈诚、谷正纲、雷震、方治、陈良及参加过上海防卫战的师级以上军官，汤恩伯被特邀与会作战役情况报告。
　　会议由陈诚主持。陈诚在讲话中先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及开这次会议的目的。陈诚还一再强调，上海防卫战失败了，教训十分深刻，大家都有责任，发言时不能将责任全推给某个人，也不能有问题不说，做和事佬。
　　陈诚讲完，由汤恩伯报告上海防卫战失利的经过。汤在报告中，首先讲了他对防守上海的布置，然后对参战部队的主要将领也一再作了夸奖。谈到上海会战最后为何撤兵的问题，他说，他当时考虑共军作战势头甚猛，国军难以守住，加之援军难到，感到如硬坚守下去，可能全军被歼，上海也会遭受毁灭性破坏。上海被毁，对国民党、对政府均无任何益处。撤出部队主要是从保持实力以利再战的愿望出发的，上头没有任何人下令，责任由他一人承担。如果此事做错了，愿受大家的批评，也愿承受历史的批评。
　　随后，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谷正纲等人发言，对汤恩伯应负的责任也作了中肯的分析。意见汤恩伯基本能接受。7月3日，会议继续举行，由原上海5个守备区的部队负责人发言。刘玉章、阙汉骞虽在发言中批评了汤恩伯，但话讲得比较巧妙。轮到原第37军军长罗泽发言时，会议气氛就变了。罗对汤恩伯抨击甚为激烈。他说，他的部队驻扎在浦东，条件是各守备区最差的，汤恩伯对他的部队另眼相看，并有意遗弃，汤恩伯下令各部队撤退时，唯独不通知37军，导致37军孤军作战，全军被歼，只有他和副军长王大均等少数人化装成平民，才死里逃生，保住性命，汤恩伯应对37军被歼负全责。
　　罗泽还在会上扬言，37军被歼，一直是他和王大均心中之痛，他和王大均将考虑到法院状告汤恩伯，用法律为37军官兵申冤。雷震、谷正纲、方治认为罗泽、王大均的抨击太过分，在随后的发言中为汤恩伯作了一些辩护。后来的发言者也有多人批评汤恩伯，汤心里虽然不服，因批评的人太多，他难以一一辩驳。
　　到了下午6点，由陈诚做会议讲评。陈诚在讲评中说，大家这两天的发言均是耻遇逆非，今后要改过迁善。过去上行下悖，今后也须改正。今后，遇到上海防卫战这类关系党国命运的大战时，上下要精诚团结，不可相互攻讦。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要以党及军队的事业为重，勇于负责，敢于牺牲，切不可为了保财保命，丢城弃军。陈诚这几句话，显然是对汤恩伯而发。
　　回到家里后，汤恩伯大发牢骚说：“国民党在大陆打了那么多的败仗，死伤的人比上海防卫战也要多得多，为什么一次检讨会也没有开，而独开上海防卫战的检讨会?”汤恩伯心里很清楚，这个检讨会一开，对他十分不利，他以后在台湾的处境也肯定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