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退台初期的高层权争

    ●左双文(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蒋介石退台初期，在高层权力斗争方面，实际上很快即面临一明一暗、前后相续的两个战场。明的是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随着桂系的实力在大陆丧失，李宗仁由港到美，蒋介石复职，桂系的威胁渐趋消失；暗的却是一文一武、渐成气候的吴国桢和孙立人，成了对蒋介石权威构成挑战的新势力。这两股势力的冒头都离不开美国人的操纵，都有以之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意图。尤其是李宗仁渐渐淡出后，美国政府和军方都在为吴国桢、孙立人向蒋介石要实权，压蒋就范。这时的台湾要生存，唯一的希望是美国，蒋介石不得不耐着性子。但美国人越是抬高吴、孙，蒋的心里就越是嫉妒吴、孙，套用一句中国的老话，“爱之，适足以害之”。到民主党一下台，进入艾森豪威尔时代，形势一变，吴国桢、孙立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吴国桢靠着美国一个未能兑现的承诺上台,已属尴尬，上任之后，在军、政、台湾地方均无深厚背景的他，却十分强势，不与陈诚、严家淦合作，又与彭孟缉等人暗中跟蒋经国争高低，甚至公开向蒋介石叫板，说什么“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的硬话。吴以受过美国教育、有民主的信念自许，号称“民主先生”，要与蒋介石、蒋经国的威权相抗衡，纳台湾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他追随蒋介石多年，实在是太自信了。或许他以为蒋介石在大败之后痛定思痛，会彻底改弦更张，放手让他施展，甚至不惜束缚住蒋经国的手脚，事实证明他错了。又或许他以为，蒋介石要保台湾，就必须靠美国，要靠美国，就离不开他。如果说，朝鲜战争之前，他这样想想还无妨，朝鲜战争之后，他还这样想，就未免迟钝了。所幸他脱身得快，比之稍后的孙立人，还算是幸运得多。吴国桢出事了，同样是美国人看好的孙立人，没看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不思急流勇退，还想着该他来做参谋总长，结果输得更惨。

    在国民党军队中，孙立人是少数有美国军校背景的高级将领之一，在中印缅战区有上佳表现，深受美国人欣赏。但抗战胜利不久被调到台湾任陆军编练司令，不受重用。国民政府退台初期，因其美国背景而突然走红，1950年3月出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俨然台湾军方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与吴国桢相似的是，他与军中与其他高级将领关系很差，“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了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他的一位老部下评价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另一点与吴国桢相同的是，他也抵制蒋经国的特务政工人员对军队的渗透，“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他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和小蒋为敌”。(江南：《蒋经国传》，第312-314页。)这种局面，二蒋不拿他开刀才怪。

    1954年6月，孙被调离“陆军总司令”职位，改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5月即发生了所谓“孙立人兵变案”，指控孙的部下要乘蒋介石到南部屏东阅兵时以武力要挟蒋介石重用孙，接下来更抖出孙的部下郭廷亮等一批官兵通共的“匪谍案”。6月起，孙即被长期软禁。郭廷亮判死刑，后经蒋特批改判无期。这在50年代的“共谍案”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让人惊愕的是，30多年后，1988年3月23日，台湾《自立晚报》独家发表了郭廷亮关于此案的“陈情书”。其中写道：郭廷亮在1955年5月25日被秘密逮捕后的最初10天，不停地被严刑拷打，强迫其承认是“匪谍”，“有谋叛之意图”，以及与孙立人将军有“非法”关系。特工人员公然要求郭廷亮“扮演假匪谍自首”。“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等人对郭说：“由于被捕军官三百余人，而今又找不出你们的罪证，致使中外舆论哗然，社会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所以你必须站在党国利益的立场，来与我们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谍自首，使政府对舆论及社会各界有所交代。”7月14日，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郭廷亮接到其公馆谈话。毛说：“为了使这次的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

    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使郭廷亮不再抗拒：“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主任等所杜撰编造。”为应付陈诚、王宠惠、王云五等九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核查，9月9日晚，“保密局长”毛人凤又亲临侦防组，召见郭廷亮，对他说：“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地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王云五先生现任行政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无党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和忠贞的国民党员，绝不可在无党派人士面前，说出有损党国利益的言论……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9月10日，郭廷亮在严密的戒护下，由“保密局”侦防组乘车到“军法局”，接受王云五的约谈。如果郭廷亮的陈情书属实，那么当年孙案的性质何堪再问。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去台后仅仅几年时间，蒋下野时所倚重的为数不多的大员中，又有几名要角出局。从此，台湾政坛基本只剩下了两种人，一种是绝对效忠蒋氏父子，尤其是追随蒋经国、对蒋经国的继位不构成任何威胁者，如彭孟缉、俞大维、严家淦之类；一种是地位与实力均较有限的台籍人士。在这种被蒋家日渐净化(恶化)的政治生态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陈诚，实在是个异数。其实，越到后来，陈诚越是显得突兀，而且，台湾政坛的容量就那么大，要做点事，就要有权，要有权，就难免与别的掌权者发生碰撞。谁还能与陈诚发生碰撞呢？那自然是非蒋经国莫属。

    还在1950年8月，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在正儿八经地谈论此事了：“如今，福摩萨（注：台湾）行政集团内部存在很多重大的内部张力，这些矛盾正在削弱政府的统治。较为显著的矛盾是：(1)聚焦于省政府内的陈诚与吴国桢之间的政治分歧；(2)在中央改造委员会和国防部之间的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私怨。”在稍后蒋经国的权力进一步上升之后，美国人认为，“蒋经国目前的权力根基并不完全能够确保他继承大位，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依靠他的父亲……蒋经国的首要对手是陈诚，他是目前的行政院长和蒋介石的忠诚副手。”(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四)，第307页、第329-330页。)1954年2月，魏道明对徐永昌也谈道，“辞修年来很布置势力，此为蒋先生所不喜……今辞修与经国已摩擦甚。”(《徐永昌日记》，第11册第251页，1954年2月13日。)(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陈诚这样敏感的地位，二蒋能不对他大大地睁着眼睛？各种真真假假、飞短流长的传闻能不包围着他？在这样的环境下，陈诚能够从从容容做那么些事，除了陈一直对蒋表现忠诚、肯做事敢做事能做事、身有痼疾肯定熬不过蒋经国等因素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在捧吴、捧孙、压蒋的同时，也将他划在蒋的一边一并打压，反而使他能够在位高权重的情形下得以善终。

    ◎左双文，历史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