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杨和镇房产:公民练习：寻求普通人的意义 2011-07-01

                                                                                                                                                      —— 序蔡朝阳《以自由看待教育》

从才子文章到公民写作

朝阳是绍兴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与他认识已经快八年了，他们第一次结伴来我在杭州耶稣堂弄的家，找不到，从六楼下去到大街上接他们的情形，我还依稀记得。他那个时候的文字，我也很喜欢，有晚明小品的流风遗韵，弥漫着一种江南的才子气，这是我少年时代就熟悉的文字风格，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袁氏兄弟的短文，沈复的《浮生六记》，到黄仲则的诗、纳兰容若的词，以及苏曼殊的诗和小说，都属这一类型，很中国，也很古典，这样的汉语气质曾吸引、陶醉过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个。

我与朝阳相识在2003年，2001年他就在新浪的读书论坛发表文字，已由纯粹审美的文学感觉中逐渐走出，开始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之后，他2004年春天在“天涯”网开通的博客“读书写字”（后更名为“黑暗时代，读书写字”）可以看作是这一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午夜梦回之时，他在键盘上敲打出的一篇篇文字，更多地关乎当下，与这个时代有了更多血肉的联系。

2008年的冬天，我们一行朋友到乌镇去游玩，在景区街头目睹一个白发老妪骑坐在屋脊上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牌，抗议官商勾结强占她的家园。我们给老太太拍照，和她聊天，她说的一番话，令我们心生感慨：“公民有合法做生意的权利，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可是他们剥夺了我纳税的机会，剥夺了我做一个好公民的权利！”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公民和公民社会、公民写作上来，我提议回家后，由朝阳写一篇文章，贴在博客上。我当时说，朝阳的文章越来越好，已经从文人写作变成了公民写作，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跨越。随后，他写的文章就以老太太的话为题：《他们剥夺了我做好公民的权利》。

我目睹了他写作变化的过程，这些年来他的文章我大都读过，其中多有精彩之作，《在鲁迅路口》是他在2006年写下的，那个上下班必经的路口，他熟悉极了，生活在绍兴，年年岁岁读鲁迅，教鲁迅，他将自己日积月累的欣喜、困惑、那种似乎矛盾的心理都写出来了，鲁迅的闪电雷霆般的语言，痛彻国人肺腑灵魂的洞察力，诅咒黑暗的力量，同时他也写下了一段“腹诽”：

我对你充满了腹诽。因为我在读你的时候，时时看见了自己无辜的影子。每次讲授《记念刘和珍君》，我都如芒刺在背，进退失据。你一口一个“庸人”，一口一个“无恶意的闲人”，你对普通民众的愤怒多么深切啊。“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是的，忘却就是我们的本能。可是，大先生，为了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存，在这个充满了刀俎和杀戮的年代，我们还有哪一条道路可循？人们告诉我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们还告诉我，“爱比死更冷”，只是，先生，你能给我一个更高的超越的可能吗？

很多人，从你脚下经过，仰头看看，或者不看。你说，你一个都不宽恕。我趁着绿灯的时间，从你脚下经过，我打算，宽恕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

除了文章的长进，这些年在思想上的自我训练，使他的见识大大长进，这是从才子写作过渡到公民写作的坚实基础。读了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他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正好俞可平是他的诸暨同乡，也是他叔叔的朋友，他和认同俞可平观点的叔叔有过一次饭桌辩论，据此就写出了一篇完全真实袒露自己思想的文字。2006年12月，刘军宁在《南方周末》撰文呼吁来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他也参与到争论之中，写了《在当下中国谈文艺复兴是奢侈的》一文，不同意刘军宁“观念是一个起点”的看法，“认为利益才是起点，有了利益冲突，人们才会在这个不断的冲突中寻求和解。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驱动力不是观念，而是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就够了。”他尤其不同意对现实太乐观的看法，“不要去谈论遥远的文艺复兴，不要对当下有过高的期望。低头看路，着手做事。”他的观点诚然可以商榷，他的思考和感受带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提供了学者往往不具备的一些元素。2008年4月，在奥运火炬引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如火如荼时，他写了《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观念的对决》，对爱国主义、自由主义都提出了清楚、理性的看法。这些文章不是从书本中来，而是从生活中来，从正在发生的关乎我们当下和未来的那些事件中来，他不回避，不遮掩，而是真诚地提出一己之见，他文字是感性的，表达的观点却是理性的，这正是他文章的特点，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力求将自己对大问题的认知说得明白、清楚。无论到绩溪访胡适故居、到苏州为林昭扫墓，他对故乡草塔变迁的感怀，还是写教育、写孩子，不同的话题……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一种崭新的气息，那是内心自由的气息，一种公民的气息。

公民社会从身边建起

朝阳经常说起，大学毕业，分到绍兴的一所中学教书，曾经过了几年无聊、寂寞甚至有点沮丧的生活，网络慢慢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心态，从“消极生活”到“积极生活”，这种改变要感谢神奇的互联网，因为网络，他开始在上面写作，私人性的写作转变成了公共性的写作，他的天涯博客，今天已拥有400多万点击率，影响日渐扩大。另一方面，通过网络，他也突破了原来的交往圈子，网络至少使我们有了过一种虚拟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在他所栖身的古城绍兴，如果不是网络的出现，几乎很难找到同道者，正是网上的读书论坛催生了他们的E网读书会，我曾先后去参加过两次，一次是在一家酒吧，一次是在绍兴文理学院。通过这个读书会和网上论坛，他认识了许多跨越不同行业的有热情、有活力的年轻朋友，大家的兴趣、专业各不相同，但都关心这个城市，希望过一种有尊严、有意思的更健康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的愿望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2009年清明节前夕，他和6个朋友以绍兴市民的身份自发地前往蔡元培故居旁边的孓民广场，向蔡元培先生表达敬意，献上鲜花，宣读他执笔的祭文。

当时，全国共有16处大型公祭，除了孔子和“三苏”以外，全是帝王将相。网上还传出山东清河县要公祭西门庆的消息，有感于此，他们想以简单的民间方式纪念他们的乡贤先辈，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北大的奠基人。

今年春天，他们邀请出色的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到绍兴开音乐会，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因为当地人对民谣的热忱，周云蓬干脆在绍兴租房子住了下来，随后举办了多场音乐会，歌谣给这个古老的城市带来了一次次的冲击，特别是8月14日举办的“追忆似水年华：一百人与周云蓬共唱一百年”。朝阳不久前写的《音乐照亮梦想》中说：

我热爱李青兄为其音乐台所录制的一句宣传语：有音乐就有全世界。确实如此，自4月份老周第一次演唱会以来，万晓利、刘东明等我们热爱的歌手，相继来到这个江南小城，给我们带来最为美好的音乐，而以老周这次的“追忆似水年华”谈唱会为高潮，我有一种深切的感触，我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变得更加可爱，正在变得更加宜居。如果城市尚有可能使生活更加美好，而音乐，则毫无疑问，正在使得城市更加美好。

教育，做一个公民的支点

教书多年，朝阳一直不讳言他并不热爱这个职业，他不必全力以赴，课堂、练习题、高考不是兴趣所在。但是十几年的教师生活还是赋予了他教育学的眼光和职业精神，包括与学生的交往，乃至米奇尼克访华时，他在“推特”上问的问题也是站在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在教育当中，他逐渐找到了自己做公民的支点。

作为一个热爱阅读的老师，他给学生开读书会，也给学生开书单，只是最初推荐书目基本上是文学类的，他爱好古典文学，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中文系给他的趣味大致上也在美这个范围内，对真与善的维度没有太多的留意。但是，随着阅读视野的打开，他的书单渐渐开始变化，渐渐从文学的框子里跳出来，涵盖历史、哲学和其他各类社科和人文书籍。因为他意识到，公民教育，需要的是权利观念的启蒙，需要的是理性思维的训练。

在学校以外，因为《教师之友》和《新教育读写月报》的约稿，他写了不少与教育有关的文章。2004年1月，《教师之友》刊出的“那一代”专题，对魏书生、钱梦龙、于漪三巨头进行批判，引发了热烈争论，其中反响最大的就是他那篇《魏书生——技术主义与权威人格的末路》，从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偏差两个方面，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界的权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2009年，他与郭初阳、吕栋等人有关小学语文课本的研究报告，对现行三个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了一次审视，发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从事实真相到价值观念，可以说，中国孩子还在吃错药。

如果说2004年他挑战权威魏书生的那篇，影响还在教育圈内，那么，“救救孩子”的影响则大大跨出了教育圈，许多媒体都做了重点报道，甚至成为一时舆论的热点。

他自述儿子的出生对他影响很大，尤其在教育观，在看待教育的问题上，他围绕着儿子学步、学语的成长过程所写的那些文字，也都足以融入到公民教育、建设公民社会的进程当中。教育，在他心目中，不仅仅是课堂，不仅仅是练习和考试，早在2004年春天，在杭州现在已消失的三联书店，有过一次《中学人文读本》的座谈会，当时崔卫平、丁东、谢泳、邢小群诸位先生都在，还有许多中学教师和中学生，记得他在发言中就直言，没有什么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分，只有人的教育与非人的教育之别。他要做的就是人的教育，他有关教育的文章和所有努力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的。

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他的《阅读会内化为血脉与骨骼》一文里可以看到，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时代，他的阅读主要限于文学作品，最多加上美学，这是他全部的精神滋养，也是那些弥漫着文人气息的才子文章之由来。大学毕业之后，林贤治、顾准、余英时、殷海光、唐德刚、黄仁宇、费正清、史景迁、汤因比等进入他的视野，阅读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文学阅读转向涵盖历史、思想的人文阅读。肖雪慧、崔卫平、艾晓明、何清涟、龙应台等知识女性的著作也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6年的3月，他和初阳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在博客里写下这份令汉语世界骄傲的名单。）这当中网络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波普尔、哈耶克、贡当斯、托克维尔、以赛亚·柏林乃至哈维尔、米奇尼克……的世界一个个向他打开，他的精神资源变得日益丰厚起来，捷克天鹅绒革命推动者哈维尔倡导的“生活在真实中”，波兰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米奇尼克所说的世界是不完美的，灰色的是美丽的，为了美好的今天而不是明天，“as　if”，……这些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而再地提及那段经历，上班磨日子，“生活在下班之后才开始”，直到他的世界一点点扩大：“既然日子要一天一天地过，那么可不可以尝试着，将每一天，都尽量将自己放置在真实之中呢？既然空气和泡沫也是一天，尽量真实也是一天，那么，不如试试尽量真实的方式看。反正我从来不想得到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

他尝试着在单位也尽可能地说实话，展现真实的自我，与同事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结果发现有很多人同意他。他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和别人一起共享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世界，但我们说出真实，将自己的主张表达出来，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推动。这正是他尝试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原本对经济学完全陌生、也毫无兴趣的文学青年，从最初接触到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学史笔记》，第一次意识到，经济学在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他把网上下载的这本书打印、装订，做成了平生第一本自制的书，这也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第一种启蒙读物。他把能找到的杨小凯著作，全部找来读了，而杨小凯在经济学以外谈宪政、谈时政的文字，更让他感受到一个经济学家的公共关怀。循着杨小凯，他走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阿马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他说，“读经济学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大概是推动我从文学青年实现转向。从文学青年的特质中抽身出来，我觉得是我这几年最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一则是从读历史而来的……一则就是读经济学。从文学梦走向努力学做一个现代公民”。

正是这一转向，使他不久前完成了一本专门写给小学生看的读本《为什么不能买下所有东西？》，围绕着他5岁的儿子蔡从从，从活的现实中撷取很多真实故事，步步深入，为孩子解答：为什么不能够把所有的玩具都买走？钱从哪里来？工作是什么？假如你有一笔钱会用来做啥？勤劳就能致富吗？干净的钱与肮脏的钱？人一辈子究竟需要多少钱？……这样充满生活感，同时又有知识积累和精神视野的读本，正是今天儿童读物中所匮乏的。不能忽略儿子带给他的灵感，正是他对儿子的爱，使他身上的才华和责任一天天地显示出来。他的经济学知识是有限的，但是他做的这件事实际上已超越了经济学的界限。

朝阳的精神资源不仅来自书本，来自知识先辈们的思考与探索，还来自生活中呼吸相关的一个精神共同体，从大学时代的同学挚友郭初阳，到网络时代逐渐扩大形成的跨地域的朋友们，他们中有很多是中学教师比如吕栋、周仁爱、范美忠、苏祖祥、梁卫星、魏勇等人，也有民间社会各行各业的朋友，大家相互砥砺、交融互补、讨论对话，成为彼此的精神资源。这种影响也许一点都不亚于闭门读书。

朝阳还跋涉在通往现代公民的路上，生活远未完成，收入本书每一个字，都在为他的脚步作证。这些年来，他的思考、言论和行动，可以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做一个具体而微的注脚。他持的一种低调、建设性、可持续的行为准则，看起来不够雄浑、不够过瘾，但他确乎浑身都散发着民间的气息，有点儿散淡、随意，从行事为人到作文似乎都是如此，他的目光总是那么诚恳而清明。

就职业而言，他在中学也是体制内，我常想，是否在体制内谋生并非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独立、民间的标准，有些人身在体制外，整个价值观、思维方式、语言表述都在体制内，有些人身在体制内，但心态、语言、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是民间的。他不是那种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天纵之才，既不能一言足为天下法，也不是勇者无惧，没有为了理想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表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于一所普通的中学，没有显赫的学历，没有惊心动魄的人生履历，却因着他不停地寻求做一个普通人的意义，他点燃了自己这盏灯。也正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也以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为目标，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更具有示范性，是每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效仿、可以普及的，他的文章也属于普通人的感想、普通人的思考，他为普通人如何走向自由之路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在民间社会崛起，重建一个新时代的过程中，这个平凡的实例所具有的意义，也许超过了许多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典型事件。因为他所经历的、正在经历的都不是高不可及、需要巨大道德勇气和牺牲精神才能做到的，他只是在脚踏实地做公民的练习。

2007年的最后一天，他在博客发表过《重申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2008新年献辞》，篇末曾引用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你一定要做一位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