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我的一点意见(2011-10-08 21:24:13) 原文地址：刑诉法修改，我的一点意见作者：刘晓原我的这份修改意见，已从中国人大网“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系统”，发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刑诉法修改，我的一点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是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现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稿）提出以下意见，供各位委员和人大代表参考。为了节省篇幅，只列出要作修改的条文，我的修改意见附在修正案条文后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三、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我的修改意见：鉴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没有行动自由，无法聘请律师.因此，建议增加“犯罪嫌疑犯人近亲属有权代为聘请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人作为辩护人”的规定.允许除律师之外的人,担任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是因为有的犯罪嫌疑人,因为经济家庭聘请不起律师.
“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将“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代为委托辩护人”，改为“应当告知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有权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
七、将第三十六条改为二条，作为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我的修改意见：应增加“近亲属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规定。也可以另行增加一个条款对家属的会见和通讯权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根本不允许家属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我的修改意见：删除“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安排的规定。会见是在看守所内进行，有专职工作人员办理律师会见手续。没有必要拖至四十八小时内才安排，只要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律师申请会见就应当天作出安排，以提高工作效率。）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我的修改意见：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改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办案机关不准派员在场监视，不准使用电子设备监听”）。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对于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我的修改意见：应删除律师会见要经侦查机关许可的规定。其他案件的会见，不需要侦查机关的许可，而这类案件的会见，就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其实是对律师搞“有罪推定”。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才能会见，在司法实践中，容易成为侦查机关用来限制律师会见的“挡箭牌”。）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本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我的修改意见：这条规定不明确。对指定居所进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在采取强制措施时，以“有碍侦查”为由没有通知家属，哪么，辩护律师根本无法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通信，更无法办理会见。建议在此条规定后面增加一款，即：辩护律师查询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外指定居所时，办案机关应当如实告知并依规定安排会见。）
“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我的修改意见：刑诉法规定了公民可以担任辩护人，因此，此条规定中的“辩护律师”应改为“辩护人”为妥。既能允许公民担任辩护人，就应当允许他们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我的修改意见：在“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的后面，增加“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应当调取”的规定。）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在最后一句中，增加“人民法院”。因为这方面的证据，也有可能在审判阶段获得。）
十、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我的修改意见：应将开头一句，改为“辩护人、办案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或者，开头一句直接简化为“任何人”。因为辩护人也包括在“任何人”中，没有必要突出“辩护人”。）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司法机关通报。”（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去掉“但书”部份。因为，这样的规定等于要求律师控告自己的当事人，要求律师成为自己当事人的“证人”，这严重违背了律师职业基本道德。）
十二、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鉴定意见；
“（六）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七）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的修改意见：删除证据（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作为证据的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并将“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为“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质证，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庭外由审判人员单方核实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针对修正案草稿第一百五十一条而言，后面会谈到这个规定。）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的修改意见：既能《刑事诉讼法》确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自证其罪”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当删除“但书”部份。从《刑法》规定来看，在公诉案件中，只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举证责任改由公诉机关承担。建议在以后修改《刑法》时，应改变这个“自证其罪”的规定）。
十四、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删除“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的规定。了解案情的公民属于证人，证人只有作证义务，如允许证人协助审判人员、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进行调查，证词难以客观公正。）
十五、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过司法机关核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我的修改意见：行政执法取证，不能代替刑事侦查取证。此条规定不具体、不明确，建议删除。）
十六、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二条，修改为：“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我的修改意见，删除“重调查研究”，显得有些多余，因为案件判处重证据即可。）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我的修改意见：把“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改为“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因为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任何证据都应当予以排除，而不是只有在“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才予以排除。）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更换办案人。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的修改意见：把“必要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更换办案人”，改为“必须要求侦查机关更换办案人”。）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我的修改意见：应增加“对拒绝出庭说明情况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强制传唤到庭”的规定。）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七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属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或者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可能性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我的修改意见：在该条中增加“应当追究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办案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一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证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予以保护的申请。”（我的修改意见：保护措施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即证人出庭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对证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是针对本案的旁听人员，还是包括了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在内？如果也不向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披露，又该用什么证据来证明作证的人，就是了解案情的人员？我以为，这条规定，只注意到了保护证人权利，却忽视对证据真实性查证的问题。这条规定如何修改，值得好好研究。）
二十八、将第五十六条改为三条，作为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修改为：
“第六十九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我的修改意见：应明确“市”，是指直辖市，还是“县级市”或“地级市”。）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我的修改意见：应删除此项规定。这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被执法机关滥用，被用来限制取保候审人的人身自由。如果不对“特定场所”加以明确，这个“特定场所”，很可能会被执法机关指向“任何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我的修改意见：应明确“特定人员”的范围。建议将“特定人员”，界定为“同案犯或本案证人”，否则，就应删除这个规定。如果允许执法人员在“同案犯和证人”之外再指定所谓的“特定人员”，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被执法机关滥用，因而侵犯到被取保候审人正当的会见和通信权。）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删除此项规定，如一定要保留，应对“特定活动”范围予以明确。）
“（四）将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删除这项规定。扣押旅行证件和驾驶证件，有违相关法律规定。旅行证件如是指护照，为了防止取保候审人出境，则可以在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时，通知边检机关限制出境，而没有必要扣押护照；扣押驾驶证件更不合理，被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居住的市、县范围内有行动自由，而车辆又是正常的代步工具。除非是因涉嫌交通事故犯罪，否则就不应扣押驾照。）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予以逮捕。（我的修改意见，应增加“没收保证金的必须出具罚没单，如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的规定。）
三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我的修改意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视居住，不论嫌疑任何案件犯罪，只要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有住所就必须在家中执行，不能在外指定住所执行。绝不允许以“有碍侦查”为由，在外执行监视居住。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在外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其严厉程度并不亚于，甚至要超过看守所羁押。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办案机关监管，很容易发生刑讯逼供。）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我的修改意见：此条应改为“对被指定住所执行监视居住的，不论犯罪嫌疑人涉嫌任何犯罪都必须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无法联系上家属的，应通知其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以“无法通知”或者“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这等于是允许司法机关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失踪”状态。这样的规定，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人权的规定，即《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我的修改意见：建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每周派出检察人员到居所进行检查”。因为在看守所羁押，有驻所检察室监督，而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所以必须要加强检查和监督。）
二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我的修改意见：对该条规定的第（一）、（二）项人员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必须在他们家中执行，不能在外为他们指定居所。因为他们需要家人的照顾，有的还要哺乳自己婴儿。如是在外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不利于疾病治疗和身体康复，还会侵犯到婴儿合法权益。）
三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我的修改意见：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论被监视居住人是涉嫌什么案件犯罪，都必须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如确实无法联系上家属，应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单位，没固定工作的，则通知其居委会或村委会。）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四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犯罪分子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将此条规定，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犯罪分子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我的理由是，在看守所羁押的，羁押一日可以折抵刑期一日。而在指定居所进行监视居住，对人身自由限制的严厉程度，并不亚于、甚至还要超过在看守所羁押。因此，监视居住一日，应折抵刑期一日。）
三十二、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五条，修改为：“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对“处所”作出明确界定，如是在外指定居所执行，这个活动的“处所”，是指居住的房间，还是指整栋大楼？是否包括小区范围？如是在宾馆里监视居住，活动范围是否包括整个宾馆范围？如果不加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执行机关就会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走出房间，这样就比在看守所羁押更加严厉。）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我的修改意见：对不能会见的“他人”，必须要加以界定。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允许会见律师和共同居住人。建议将此条改为“除家属和律师外，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六）将身份证件、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我的修改意见：在看守所羁押的犯罪人、被告人都不会扣押身份证件、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为何对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扣押这些证件呢？要知道，被监视居住的人也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特别是在指定居所进行监视居住的人。再者，扣押这些证件也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如《身份证法》、《护照法》等。建议删除这条规定。）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我的修改意见：这个规定不明确，如果原来是拘留或逮捕后变更为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在作出撤销监视居住时又先行予以拘留，这明显是拖延办案期限。除非原来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后，没有作出拘留的决定，直接采取了监视居住。否则，就不能再先行拘留，应直接予以逮捕。）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条：“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我的修改意见：这条规定不明确，对在家中执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采取电子监控方法，很容易侵犯到同住家属隐私权。这样一来，家属也成了被监控对象，严重侵犯家属的人权。）
三十五、将第六十条改为第八十条，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我的修改意见，案件只是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还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就称已“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样的用语很不当。应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为妥。）
三十六、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我的修改意见：这条规定应删除“除无法通知----”后面的内容，拘留任何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都必须要通知家属，绝不能给“被失踪”披上合法的外衣。人权条款的修改，应与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基本准则保持一致。）
三十七、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八十五条，修改为：“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我的修改意见：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讯问，时间拖得有些长了，建议改为在拘留后十二小时内讯问。）
三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我的修改意见：“可以”应改为“应当”，即：“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设想一下，如果不讯问犯罪嫌疑人，仅依据侦查机关的报捕材料，如何来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还不是听信一面之词？）
三十九、将第七十一条改为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删除“除无法通知或者------”后面部份的内容。逮捕涉嫌任何案件犯罪的嫌疑人都应当通知家属，在无法联系到家属情形下，应当通知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的嫌疑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也不能例外。因为获知家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情况，这是家属的一项基本权利。以“有碍侦查”为由，就不通知家属，这其实是对家属搞“有罪推定”，即“推定”家属在获知家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情况后，就会去实施“有碍侦查”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十一、将第七十四条改为第九十六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我的修改意见：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采取一种强制措施。即，采取了取保候审，就不能再采取监视居住；采取了监视居住，就不能再采取取保候审。在强制措施期限届满后，应当立即予以释放。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轮换使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以其达到拖延案件的目的。）
四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一十三条：“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侦查取证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删除此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办案活动行使的是法律监督权，因此，侦查活动应当由办案机关独立完成进行。）
四十六、将第九十一条改为第一百一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我的修改意见：这样的规定，难以避免刑讯逼供行为。办案人员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会利用送进看守所之前的时间进行突审，有可能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要真正避免刑讯逼供行为，就应当规定讯问必须在看守所会见室进行并全程录像。在送进看守所前做的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四十七、将第九十二条改为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我的修改意见：传唤、拘传时间应限制在十二个小时以内。删除“案情重大、复杂---”后面的规定。不然，所有的案件都会被办案机关视为重大、复杂案而适用二十四小时传唤、拘传时间。必须要防止办案机关钻法律空子。）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必要的饮食、休息时间。”（我的修改意见：对“必要休息时间”是几个小时，应作出明确的界定。）
四十八、将第九十三条改为第一百一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我的修改意见：这样的规定，有违“无罪推定”原则。案件还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也没有经过法院的认定，怎么就要他们“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建议删除这个条文。）
四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将此条改为“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也就是说，讯问任何犯罪嫌疑人都应当进行录音录像。）
五十六、在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一节，作为第八节：
“第八节技术侦查
“第一百四十七条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我的修改意见：应当明确进行技术侦查的时间，是在立案前，还是立案后。如果不加以明确，侦查机关为了寻找犯罪线索，很可能会滥用技术侦查手段。再者，由检察院自侦的案件，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等于是两家在共同办案。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严格的批准手续”，应明确是哪一级机关批准。但我还是建议删除此条规定，这个规定很容易被滥用，侵犯到公民通信自由权和隐私权。）
“第一百四十八条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我的修改意见：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在立案后进行，在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后，应立即停止技术侦查措施。但我还是建议删除此条规定。）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删除此条规定，要求个人配合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这会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后果。）
“第一百五十条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我的修改意见：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特定人员”作出界定，但依照此条规定来看，不是指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如“特定人员”不是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检察机关等办案单位的侦查人员，而让他们行使国家的公权力，这是没有宪法依据的。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就可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公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极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建议删除此条规定。）
“第一百五十一条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通过实施秘密侦查收集的证据，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特定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特定人员真实身份等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删除此条规定，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严重违反证据的基本规定，任何证据必须要经过控方、辩方、被告人、被害人庭审质证，经法庭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允许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如何来保证证据的真实性？）
五十七、将第一百二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经上一级侦查机关批准，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我的修改意见：建议修改为“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其他重要犯罪嫌疑的------”。因为是否属于“罪行“，必须要经过法院生效判决认定。随便就称“罪行”，仍然是“有罪推定”思维。）
五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五十八条：“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在案卷中注明。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将“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改为“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五十九、将第一百三十三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我的修改意见：在被拘留后的二十四个小时内讯问，时间拖得太长了，建议改在十二个小时内讯问。）
六十、将第一百三十四条改为第一百六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四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我的修改意见：十四日以内作出逮捕决定，时间太长了，建议缩短在七天以内，并不准再延长，以提高司法效率。）
六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六条：“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将此条修改为“证人证言案件定罪量刑有影响”，去掉“重大”两字，只要有“影响”就必须出庭。）
六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七条：“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对此条作进一步完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属于近亲属，应将他们排除在出庭人员之外。）
七十三、将第一百六十八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我的修改意见：对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延长案件审理期限应作出明确的限制，以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在司法实践中，少数案件拖至十几年也审而不结。如福建省福清市纪委爆炸案。案发十几年了，仍然还在福建省高级法院二审审理中。）
八十一、将第一百八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对此条规定再作修改，应规定所有不服一审判决的案件，特别是公诉案件都应当开庭审理。）
八十二、将第一百八十八条改为第二百二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庭。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开庭审理后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二十日内查阅完毕。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我的修改意见：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时间二十日太长。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给辩护人查阅案卷时间。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建议将查阅时间缩短为一个星期，并计入法院的审限。）
八十四、将第一百九十六条改为第二百三十一条，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的，至迟不得超过二个月。有本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因案件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我的修改意见：应对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延长审限时间作出明确规定，防止一些案件久拖不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形象。）
九十五、增加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一章：
“第一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我的修改意见：建议在本章中增加一条，允许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会见家属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送进看守所羁押后，除了极特殊的个案，都要等到判决生效才允许会见家属。鉴于刑事诉讼法和修正草案都没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家属作出规定，因此，建议草案稿中增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家属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家属是一项基本人权。会见家属的权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显得很重要，特别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犹其重要。《刑事诉讼法》应对此作出规定。）
我总的观点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能只考虑公检法司职权的行使，也要考虑如何约束公权力滥用，更要考虑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宪法》强调要“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因此，对《刑事诉讼法》人权条款的修改，也应参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等规定。
以上修改建议，是否妥当，请予以考虑！
建议人：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原
2011年9月28日
附博文链接：不能让“被失踪”合法化：建议取消“有碍侦查”可不通知家属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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