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时代txt全集下载:谢无愿：100年在中国只证明了一件事

100年在中国只证明了一件事

谢无愿

辛亥革命至今100周年，作为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肇始，它打倒了帝制，却带来了新的专制与混乱。如果从民间的立场来纪念它，味道实在非常复杂。这场可说形式大于内容的革命及其后果对中国社会一个世纪来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说，负面元素几乎不小于正面元素。

在帝制被推翻前后一个时期，不管是当初大量的中上层知识分子，还是那些革命的主导者与追随者，无疑都是以去封建行宪政为目的，其诚意不应否定。如1917年孙文在提出军政、训政与宪政3阶段时，仍提出训政阶段应制定“伸民权而抑政权”的政治约法。然而，正如胡适曾说的，“1924年的孙文已不是1917年的孙文”。为何才几年过去，孙便摇身一变成为倡导新专制的旗手，大力鼓吹以党治国，乃至于崇拜并勾搭苏俄，全面施设对党政军民的专制体制，合理化并大举实践独裁，以至于后来在蒋介石统治时期，蒋所操控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凌驾于国民政府的一切权力之上，共和与民主的色彩甚至比北洋军阀时期还要暗淡。宪政成了一场春梦，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化而为新专制的马甲。

从历史文化的观念看，单纯指责孙、蒋及国民党集团统治权欲太大，客观上并不很公平。有时政治人物也可以有若干理想主义成分，但这决不可能成为推动政治运行的主要动能。以实用主义为底色的政治尤其是中国式实用犬儒政治，在兴起之初一般是顺时势而为，即利用民众对原有权力体制的不满来夺天下，夺权之后则为政治利益绑架社会操弄民众。然而，无论是利用民众还是操弄民众，都需要民众的顺从与合作，也即需要相当的社会基础。从此一意义上看，政治实际上是被时局、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社会文化所拖动的。说到底还是那么一句，即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不妨假设一下，二十世纪开始的最初几年，在全国各省包括不少体制内官僚在内的士绅阶层拥护和推动宪政汹汹如潮的环境下（1910年各省请开国会的代表三次集中北京请愿，是一大高潮），若满清权贵里多了几个明白人，君主立宪真的搞起来了，或其后宋教仁在国会内以代议民主制衡为方式的努力成功，那么中国就能迈上现代宪政民主之路吗？恐怕此方面的可能性依然严重成疑，以彼时的社会现状，别说宪政走向康庄大道，连迷踪小径大概也很难走得通。

对于此一点，看看“革命成功”后各地凶险糜烂的状态便完全明白。如在广州这个革命大本营，各种地方灰黑势力以革命之名杀来杀去；湖南督军府里，只要有点点实力，是人不是人都来争一官半职，府里每日被迫大开流水席上百桌对付这些军官地痞。一般大众照样麻木不仁，很多还为剪掉脑子后面的猪尾巴而哀声四起，江浙一带民间竟成立了“保辫会”之类的团体，连新政府派来宣传剪辫子的青年都杀了。桩桩件件，哪里有半点换了人间、革旧鼎新的气象，反而四方沉渣泛起，黑暗没多大改变，又加上了混乱。

孙文之所以由倡导民权转而力行专制，宣称中国人不配有自由，老蒋之所以敢于嚷嚷“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固然出于内外权力斗争需要，但毋庸讳言，也因为他们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国度，民间根本缺乏支撑民权与宪政的社会基础，这里的民众只能为威权所役使。就孙蒋等看来，只有施行专制，才能为自身的利益或某些社会公益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集中力量办其所需要的“大事”；换言之，中国社会对宪政一度的热忱，不过是毫无出路之下病急乱投医之举，除了极少数上层知识分子外，对宪政的追求与认知于中国人不过是极为皮相的措辞，就像从邻居处借一件衣服来暂时保暖一样，在民众意识和社会文化上根本缺乏起码的沉淀。如此之下，民众对专制威权几乎无丝毫的抵御之力，或者完全不在乎乃至只得靠专制度日，那权力者又何乐而不为！

这是一个分外简单的逻辑。100年过去，这样的逻辑不仅从没有变更过，还变成这个社会身上越来越紧的绑带，不仅绑得沉默大多数服服帖帖，还把数不胜数的人绑出了药石难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民族大悲剧。只是责任何尝仅仅在统治者一方。

辛亥革命打倒了帝制，好不容易使中华民族靠近了现代文明的路口，可是这场革命显然不能将中国社会带离中国式的巨大社会悖论-----社会要革新要进步，就必须冲破乃至摧毁既有体制及与其紧密相连的既得利益格局；但在既有文化现状与社会构成之下，任何革新与进步，似乎又只能依赖既有体制的理性自觉与既得利益者的良知。

这是一个奇特的民族游戏，是一个很难有解的方程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泥沼。只要这样的悖论依然成立，无论矛盾如何尖锐，无论变革的呼声表面上如何高涨，中国社会仍不得不在90%的腐旧、10%的改良中绕圈子，而且代价将越来越让人触目惊心。这或许就是百年历史所证明的一件事，一个负面的规律。

200余年前登上北美大陆的托克维尔，曾对当时美国普罗大众的社会参与热情发出无比赞叹：从基层小事、公共生活到国家改革大政，每桩每件都为基层民众所关注所议论，几乎每个市镇都有演讲厅，热烈贩夫走卒、妇孺老幼人人参与，你方唱罢我登场，讲者听者争论不休激情澎湃。其实托氏祖国差不多同一时期发生的共和大革命也莫不如是。而即使在缺乏深厚民主土壤的地区，像近来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与埃及这样国家的民众，有了那种枪口下长时间绝不退让、前赴后继的坚韧，即使在伊斯兰文化传统制约下难以完全贯彻普世价值，人民摧枯拉朽的气概（叙利亚民众的示威至今已持续7个多月），也将为这样的社会造就强大的变革能量。

总之，只有民众才是变革的关键力量，也只有被统治者才有本质上的变革诉求。至少在社会现代发展大方向上，如果不能将权力变成受制约、受驱动的被动一方，而是一味期望权力主动来解决根本矛盾、落实民权，那等于缘木求鱼，还势必为后者留出维系专制格局的极大余地。

很多人都将变革的唯一希望寄托在权力之上，有鉴于国情现实中的种种无奈，这也不能说完全是无稽之谈，可这又是一种无端的奢望，分明一个黄粱梦。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此类见解连一点经验主义的支撑都没有。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戊戌维新，几乎没有半件来自体制内的革新是真正为民众与社会着想的。清末不得已接受君主立宪，皇亲贵胄载泽在上奏《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说得最明白，称立宪的目的有三：“一曰皇权永固”，“二曰外患较轻”，“三曰内乱可弭”。除欧美早期民主革命运动等少数历史事实大致算得上例外，古今中外大体如此，毕竟人性自私，政治利益集团又必有突出的自利天性，既然被统治者根本没有制约权力的筹码，那么在利益面前，后者干嘛要引刀自宫。

虽然矛盾已十分尖锐，在权力认为仍有足够能力全面操控社会的情况下，指望他们去大力变革，找来找去，理由好像只有一个，说白了超级可笑，跟哄小孩儿打针吃药没什么两样，那就是“世界都这样了，您怎么还好意思……”

没有民众的自觉，就绝没有统治者的真正自觉。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会不会出现想变革的“内部人”，而在于这样的人至多只是偶然的存在，并极易被边缘化。这既因为既得利益的强大阻挠，更因为大众及社会文化根本对其不能有应有的支持。

悲观主义是无可奈何的结果，一般却比较接近事实。改变只能依靠沉默大多数出于自身权益所需、在现代文明召唤下的渐进。假如连这样的渐进都行不通，那么不管街市上游走的人如何衣冠楚楚、昂首阔步，心灵上咱们仍是十足的东亚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