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武器:俯仰都无愧色——刘济民的故事

发布时间： 2010年08月08日 21:41:12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夏虚龢 责任编辑： 杜朦 点击率：
江苏无锡的惠山最早是以泉水之佳名天下的。陆羽把惠山泉列在庐山康王谷之下，为天下第二。泉水是不是可以排座次是可以讨论的。但湖山为东南之美，惠山当之无愧。如今，这里是无锡人最喜爱的休闲去处之一，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到这里爬山，他们相互之间有的熟悉，有的不熟悉，大家都互称为“山友”。有一天上午，一男一女两位山友下山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熟悉的身影，只见那人身量中等，肩平背直，一身朴素的衣着，抬腿跨步轻快有力，一望而知，是位经常爬山的老“山友”。
“很像刘书记。”两个人猜测着。
“叫一声试试。”其中一个人说。
“刘书记！”
前面的人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说是老人，但面色清润，神采奕奕，身体硬朗。
“是我呀，你们也来爬山了？”
两个人笑了：“果然是刘书记呀。听说您也在爬山，我们不相信。贸然叫一声，没想到叫对了。”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近年来，无锡人在菜场，在超市，在书店，在公园，在体育场，在太湖边，在公共汽车上，在往返于惠山、锡山的山路上，经常看到这位刘书记的身影。普通老百姓的几声问候、几句关切的话语，使他觉得非常温暖，他说：“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他，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任无锡市委书记的刘济民：一个普通人，一颗平常心。
近几年，我有缘走进他的生活，同这位老人闲聊神侃，谈天说地，听他讲述他那50多年的风雨历程，心情激荡，无限感慨。
一、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1991年夏天，无锡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7月2日夜半，刘济民站在家门口看着那如倾如注的大雨。他说：“那个雨下得邪了，从来没见过，我睡不着，想得很多。想到当年大兴安岭的大火，想到唐山的大地震……无锡这场大水，我觉得很严重。如果整个无锡城或者半个无锡城被淹怎么办？怎么救人？城区的100多万人往哪里撤？”他认为，不仅要组织指挥好当前的防汛救灾，而且要尽最大努力做好迎战特大洪涝灾害的一切准备，必须尽最大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他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向老同志、老水利干部请教，根据他们的预测，制定应急的处置方案，就是人们十多年后所说的“预案”。
这是他到无锡任职的第四年，1991年的六七月。他被任命为无锡市委书记是1989年6月，那时，全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不可预测的大风波之中。无锡的局势同全国一样，每天都有很多人上街游行、静坐。高校的学生占据着无锡市的五爱广场，有几万人。刚刚上任，就遇到了这样复杂的局面，真是猝不及防。但他镇定，很镇定。他知道，面对这种大范围的群体事件，必须牢记六个字：镇定、耐心和善意。在那次的政治风波中，由于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处置得当，没有处分一个人，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清查一个人，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比较稳妥地过去了。10年前的1979年，他就已经面对过类似这样的重大事件了。当时在新疆的阿克苏地区，作为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作为处理上海知青要求返城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他深入事件的策动地，被情绪狂躁的上海知青围困了七天七夜，就是凭着这六个字，最终安全脱离险境，促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如今，天灾将至，必须全力投入到这场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
当时无锡市委确定的抗洪救灾方针是：第一救人，第二救人，第三还是救人。他们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正体现了人们现在说的“以人为本”。市委责成一位副书记牵头，组织各有关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班子，紧急研究一旦毁灭性的灾害来临，如何确保人民群众安全的对策，把大水灾来临时的救助路线设计出来，包括大批灾民如何撤离危险地区，车辆如何组织，如何安置灾民，如何保证他们的生活，如何保证医疗救护，都要有详尽的方案，以备不测。
从6月底到7月中旬的10多天当中，无锡城乡降雨达900多毫米。这是无锡自有气象记录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雨。加上上游地区洪水自然下泄，太湖水位骤涨，向城区涌灌，无锡全城一片汪洋！
刘济民知道，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发动全市人民共同抗灾救灾。在危急的关头，他发表了“群众自有回天力”的演讲，他说：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聪明才智，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大洪涝灾害。
就这样，在无锡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从水中救出36万人，全部疏散到安全的地方。除在救灾中牺牲了四位党员干部和工人外，上至90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全市城乡400多万人，无一人因洪水丧生。在那场大灾面前，全市党政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等待，不犹豫，不向上伸手要钱，士气不减，精神不倒，凝聚了“12级台风吹不倒”的英雄气概，夺取了抗灾、救灾、恢复生产的全面胜利。
刘济民非常激动地对我们说：“无锡人民创造了奇迹。群众自有回天力，口号变成了现实。”全市人民在大灾过后，无不感念市委、市政府符合实际的组织指挥。每一个曾在风雨中见到他的人，每一个听到他讲话、看到他组织指挥人民排除万难、渡过难关的人，都从抗灾的胜利成果中，品味到了他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的精神。人们说，还是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人民解放军好。
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岗位，面对突发性重大事件的机会总是很少的，面对更多的是平凡的事务，市委书记也不例外。如何看待平凡事务，如何处理平凡事务，却体现着一个人的品德和精神。
刘济民任市委书记不久，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的办公桌上没有人民来信。怎么会没人给市委书记写信呢？经过了解，并不是没有人给书记写信，而是来信太多，按照以往的惯例，就由信访局直接处理了。他觉得这样做不妥。他认为，如果市委书记不亲自处理群众来信，那就是自己堵塞了一条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老百姓谁还会给我们写信呀？那还算是共产党的书记吗？于是，他给机关的同志立了一个规矩：凡是写给他的信，不论多少，他都要看，都要认真地处理。于是，有一个时期，这位书记每周安排两个半天，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有些还要亲自回复。有的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福利的重要来信，他还会带上有关部门的同志，登门拜访来信群众，实事求是、面对面地解决问题，在无锡留下许多佳话。
刘济民对那种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作风是深恶痛绝的。
刘济民说：“我的基本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从1986年到1993年，我在苏州、无锡工作了8年，要说有什么长进，最重要的还是运用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学习，在调查研究中学习。”苏州、无锡农村的300多个乡镇，无锡的几十个重点国有企业，无锡所有的高等院校和城区、农村的许多中、小学，以及一些商店、街道、居委会、农民家庭、市民住宅，他都去做过调查研究。特别是在任无锡市委书记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小材大用，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 。他当市委书记有个特点，很少开会，也很少参加一些不必参加的会议。他说：“我是多年做副职，突然做了正职，感觉至少有一个好处，即如果安排得当，时间都是自己的，安排时间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书记之后，我超脱多了，反而清闲了一些。”这位市委书记绝不去过问那些具体的琐事，尽可能地摆脱一些场面上的应酬，每周安排一两个半天处理群众来信，每月安排一两个半天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看书，学习，思考大事，商讨大事。在无锡工作的5年中，他考察和研究了新加坡改造、建设城市和发展经济的经验，考察和研究了深圳、珠海建设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乡村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他还用大量的时间，反复阅读了几位中外伟人的理论著作、传记，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城乡现代化建设的文章、书籍等。刘济民深情地对我们说：“我从实践中真正体会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实实在在地而不是哗众取宠地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学习现代理论和科学知识，确实是创造性地做好工作的法宝。”
刘济民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从苏南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思路和执政理念，如无锡“新三宝”——太湖、人才加创造；破“三小”——破小步渐进、破谨小慎微、破小富即安；“尽可能多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使劲一跳摘桃子”；“高起点、跨越式、外向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也不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杂交出优势”；“群众自有回天力”；以及“不进则退、无功即过”等等。这些工作思路和理念，对于在更高水平上推进无锡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特别重视引进外资和国外的高新技术，特别重视改善投资环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华裕制药的董事长林先生到无锡来考察，准备投资相当两亿元人民币的外资办制药厂。这在当时是个大项目。刘济民亲自会见林先生，向他推荐生态环境极好的马山岛作为厂址，向无锡的有关方面交待了具体要求，请林先生同有关部门商谈投资事宜，并作实地考察。几个月过去了，刘济民估计谈得差不多了。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有一天，听说林先生要离开无锡了，项目没有谈成，临行前想见见刘济民书记。刘济民觉得不可理解，很诧异，“这么大、这么好的项目怎么谈不成呢？”他立即同林先生见面，听取他的意见。原来是因为一些具体的政策卡得太严，关卡太多，又不肯松动，林先生觉得不理想，不想谈下去了。刘济民觉得，有关领导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似乎认为办独资企业，就是引进资本主义，如果在政策上不卡得严一些，好象没有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刘济民对林先生说，你不要走，再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还谈不成，算我们没有诚意，我亲自送您到苏州、到上海、到深圳，您到他们那里去投资。林先生在半信半疑中留了下来。刘济民立即召集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说：林先生在无锡谈不成，就会到苏州去，或到上海去，到深圳去，不管在哪里谈成，当然都是好事，对我们无锡却是很大的损失，不仅仅是失去一大笔外资，更重要的，是人家会认为我们改革开放没有诚意，我们太保守，以后谁还敢来无锡投资啊！他说：我今天为林先生这个项目定个原则，怎么能谈成，就怎么办。现行政策如果不允许，那就改政策，要突破。总之，以谈成为原则。结果，不到一个月，谈成了，每个环节都开了绿灯。林先生很感动，决定就在无锡发展。林先生为感谢刘书记，一定要送他一件很贵重的礼物。刘济民谢绝了。他非常诚恳地对林先生说，我们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对台湾同胞的情谊，是不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时间长了，您就明白了。以后，林先生不断地向他的家人、亲友宣传无锡对外开放的诚意，还多次带领他们到无锡来，一个人影响了一群人。现在的华裕制药已成为无锡的大型制药企业，有着很好的效益。
刘济民在一些会议上多次讲到台商林先生在无锡办外资独资企业的启发。他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还需不断地解放思想。他特别指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的港、台地区客商，到我们这里来投资，不仅带来大量外资、高新技术、新产品，带来现代化的管理、广阔的市场和就业岗位，还能带动城乡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为什么要拒之门外呢？
他不但注重从政策上改善无锡的外资投资环境，还亲自关心外商的生活，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在1991年夏天的特大洪涝灾害中，虽然指挥救灾工作非常繁忙，他还是不忘去看望几位同无锡人民同舟共济、一起抗灾的外商。有位外商叫高尔文，是美国籍爱尔兰人，他的妻子安娜曾在1991年3月间突发重病，生命垂危，高尔文已请了天主教神父为安娜做了“临终”祈祷。刘济民到医院探望后，要求市卫生局和医院“不惜一切代价尽全力抢救”、“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要放弃”。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抢救，几乎是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硬是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安娜的生命。刘济民在抗灾中去看望高尔文时，高尔文一再感谢无锡人从死神那里救了安娜的命，他深有感触地说：“你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刘济民说：“我们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一般的人道主义救不了你的安娜。为了救安娜，我们的医护人员那样地全力以赴，千方百计，精心救治，精心护理，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救了你的安娜。”高尔文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位有再造之恩的市委书记，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都有效地提升了无锡的对外形象，2000年秋，高尔文还专程到上海看望了刘济民。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刘济民不但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还特别重视借鉴外地的经验，学“真经”，找差距。
那时，苏州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快，水平也较高，引起了刘济民的关注。他曾两次派出市里的领导同志到苏州市，重点学习独具特色的昆山开发区经验。他亲自听取赴昆山学习的领导同志汇报，非常遗憾的是，所汇报的内容都是一份基本相同的印刷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曾在苏州做过领导工作、对昆山比较了解的刘济民，觉得很有必要再赴昆山，一定要学到“真经”。他亲自出马，带了一个精干的小班子，专程到昆山“取经”。当时任昆山市委书记的李全林，是刘济民在苏州工作时的熟人。他对全林同志说：我这次是专程来昆山取经的，这至少是无锡的领导第三次到昆山来学习了，我们是真心实意来学习的。非常可惜，前两次你们都是送了一份内容相同的情况介绍，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没有把你们的真经带回去。这次我自己来了。“事不过三”，如果这一次还是取不到“真经”，说明我们心不诚，不是你们的问题。刘济民特别诚恳地对全林书记说：我好歹在苏州做过领导，也算老领导了。你今天要给我们讲“真经”，不能有任何保留。全林同志，你也不要念那个念过无数次的稿子了。你不看稿子，给我们讲半个小时。
李全林书记即席讲了四十多分钟，非常精彩。刘济民非常感动，受到极大震撼，真是心诚则灵啊！他说，无锡这几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还是可以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典型。但是，同苏州比，特别是同昆山比，我们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落后了。我们还停留在小打小闹、来者不拒、缺乏选择的阶段，还停留在建“标准厂房”、低水平重复的阶段，还拘泥于外商投资不可高于49%的阶段，还停留在对外商独资企业疑虑较多的阶段，这充其量也还是外向型经济的初始阶段。“山中方一日，世上几千年”。这次到昆山来学习是大开眼界了。刘济民带领无锡的同志实地参观了昆山的几个外资企业，他联系无锡的实际情况，把昆山开发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真经”概括为“三为主、一鼓励”，即高新技术为主，大中型企业为主，外资为主；鼓励发展独资企业。从昆山回来后，他提出了“高起点、跨越式、外向型”的指导方针，他说：“好比高速公路上跑车，我们不能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跑，要捕捉机会，要敢于超越、敢于突破。”他在无锡几次大会上，大讲特讲昆山开发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三为主、一鼓励”的经验，大讲特讲无锡市委、市政府关于在更高起点、更高水平上推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具体措施。这些，都强有力地促进了无锡市城乡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刘济民对城市的建设和改造特别谨慎。他认为，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甚至是千年大计，稍有不慎，将祸及长远，是几代人难以挽回的。就在一些地方建大广场、修大马路、盖大高楼之风盛行的时候，他考察和反复研究了新加坡城市建设的经验，请曾任新加坡城市建设局局长的刘太格做无锡城市建设的顾问。他认为，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把为人民办实事放在第一位，不可以为了个人的所谓“政绩”，为了个人名利，办那种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害民扰民的所谓“事业”。在他任市委书记的几年中，无锡在原来的基础上，把优先解决群众危困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作为重点，深得人心。由于当时财力、规划、时间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他主政的那几年，无锡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城市拆建和改造，现在看来，这也是一种贡献，至少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浪费。刘济民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我的能力、知识有很大的局限。当时，我年岁大了，快退休了，时间也不允许。这种在更高水平上、更富有远见、更大规模地建设现代化城市和乡村的大事，还是留给后人去解决为好。相信后人比我聪明。近几年几位年纪更轻的市委书记的工作实践证明，他们比我的水平高、能力强、本事大，他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比我做得好。”他还说：“到了无锡，已经年过半百，只觉得人生苦短，别无所求，只想在有限的几年当中尽可能为无锡人民多做点实事。”多少年后的今天，无锡人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许多往事，依然感念这位不图虚名、专做实事的书记。
“湖山信是东南美。”刘济民在无锡工作了五年。这是他指点江山、尽情挥洒的五年，也是他最为充实的五年。刘济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也深深地敬仰着这位书记，敬仰他的才干，更敬仰他的为人。他说：“无锡是个好地方。地灵人杰，显瑞呈祥，得山水之灵气，集天地之精华。说不定我也沾了点太湖的灵气，好像那几年脑子也不怎么太笨了。脑子太笨，就很难做那个书记。我非常怀念在无锡工作的那几年。那感觉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那种经历是百科大全，是五味杂陈。那是可以让人反复回味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二、临事大智，临阵大勇
一个人的领导才干，不是天生就有的。才干来自实践，更来自对实践的总结，来自孜孜不倦的思考。才和智，从来不能离开须臾。特别是在处理突发事件中，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从容不迫，当机立断，既要稳定大局，又要兼顾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不仅需要勇气，需要才干，更需要智慧。
1978年，一些地方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回城风潮。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全国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到生产建设兵团，到国营农场，到广大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经受锻炼。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形势的变化，大批知识青年陆续从农村返回城市。但是，黑龙江、新疆、内蒙和广东、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由于是准军事化组织，单个人不可能随意返城，于是大批知青有组织地集体上访，要求返城，一时间成为风潮。1979年3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阿克苏地区知青为主组成的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赴北京上访团，共47人，赴京上访，要求回上海。当时国务院归口管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工作的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时任农垦总局副局长的刘济民，负责接待这个上访团，对他们的住宿、伙食等做了妥善安排。刘济民和几位接待人员夜以继日地、耐心细致地、面对面地做思想教育工作，僵持了40多天，工作做得很艰苦，但成效甚微。上访团明确提出：不解决问题，不回新疆！他们还要求中央派人到新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同时，从新疆传来消息，那里的几十万上海知青情绪极不稳定，大部分团场已经停产、瘫痪。
问题并不是同意或不同意返城这么简单。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城市接纳能力和就业岗位非常有限。很多知青已经在当地成家，知青返城还伴随着配偶和子女问题。总之，千头万绪，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很可能酿成大乱。许多知青仅仅从自己的愿望出发，考虑不到这么多，使事情变得更为棘手。
刘济民考虑到，这么多上访人员长期滞留北京，随时都有发生不测事件的可能，他主动向国家农垦总局党组提出派调查组到新疆，既可说服上访团回新疆，又可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广泛听取意见，提出决策建议，向国务院报告。经请示国务院，王任重副总理同意，决定由刘济民带领调查组急赴新疆，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40岁就任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的刘济民，这一年41岁。
新疆垦区的情况远比在北京了解的严重和复杂。就在调查组到达新疆的同时，策动返城最早、活动也最积极频繁的阿克苏垦区，上海知青已经占据了阿克苏地区农垦局的办公楼。他们对调查组不信任，向调查组施压，四处活动，甚至准备动员老人和小孩儿数千人，向调查组跪求。初到乌鲁木齐的调查组，就感觉到了气氛的凝重。
在和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农垦总局的领导沟通后，调查组先在南疆开了3天座谈会。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刘济民决定，必须尽快赴问题最突出的阿克苏地区，防止进一步的过激行动发生。
调查组兵分两路，分别前往阿克苏地区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团。刘济民带领两位青年同志去14团。6月27日黄昏时分，他们一行到了十四团团部。团长和政委非常担心调查组的安全，建议在团部开几个座谈会，就结束调查。刘济民没有同意，他说：如果不直接了解上海知青的工作生活情况，不能直接做思想工作，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出大乱子。他不容分说，决定直接到已经瘫痪的十一连。
当天晚上，住在团部招待所。半夜时分，熟睡中的刘济民突然被惊醒了，大街上人声嘈杂，一片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原来，调查组到达的消息已经走漏，“上青联”组织的大批知青已兵临城下。刘济民正想出去，团长和政委急忙赶来，劝说刘济民不要出去，外面很危险，说不定这些人会绑架你，问题就大了。刘济民冷静地说：“他们是冲我来的，我不出去，他们不会走。他们本来对你们几位团领导就有气，你们出去讲什么，他们不会听。僵持下去，更危险。”他不顾劝阻就开门走了出去。
刚出门，突然断电了，院子里一片漆黑。刘济民不信邪，毫不畏惧，在黑暗中说道：“我叫刘济民，是国务院王任重副总理派我来的，也是你们上青联的头头请来的。”
院子里响起了一片起哄声。几只手电照向刘济民的脸上、身上。
刘济民非常诚恳地对青年们说：“我们来，就是要听取你们的意见，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回去向国务院汇报。你们要解决问题，就要为调查组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这样乱糟糟的，我们怎么工作?”
也许是这些人根本没有想到刘济民会挺身而出，也许是被刘济民的气势震慑，也许是听进了他讲的道理，这些人在刘济民一段讲话之后，安静下来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刘济民发现招待所的大门有人把守，招待所院子里比晚上的人还多。代步的吉普车机箱盖上，坐着两个小伙子，车头前面的地上，还坐着几个人，看来是不让调查组动步了。大门把守很严，他们自己的人可以进出。这显然是精心组织的。
团长和政委更紧张，反复劝说刘济民留在团部，不要下连队了，下连队会更危险。刘济民知道，“上青联”就是不让他和广大知青直接见面，要把他困在团部，逼迫他答应要求。刘济民依然坚持要按计划到十一连，直接同更多的知青见面。他请团长另外准备一部车，找一个可靠的知青掩护，想办法走出大门。他告诉团长、政委，不必跟他一起走，调查组另外两位同志也不要去，人多目标大，很难走出去。
正巧，调查组两位年轻的同志在院子里同几位知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吸引了许多知青。就趁这么一个短暂的机会，刘济民和掩护他的知青悄悄出了大门，坐上团长准备好的吉普车，顺小路开往十一连。
开始很顺利。车子走了一段路，突然发现前面有十几个人拦住去路。原来，“上青联”的头头得知刘济民不在招待所，马上电话通知各连队的知青四处拦截（当时从兵团到各连队的电话话务员全都是上海知青）。终于有一支小分队在途中发现了他们。
知青们围住了吉普车。走是走不了了，又不能硬闯，刘济民下了车。
经过一番巧妙的周旋，这些青年同意随刘济民一同去十一连。他们簇拥着刘济民向连队走去。走不多远，一条宽阔的灌渠拦在面前。走在最前面的知青开始脱鞋，要蹚过水渠。刘济民也要脱鞋，有人说：“不能让首长蹚水。”说着，他们把刘济民高高地举起来，一排人接力式地把他传过了对岸。这条渠，现在就叫“济民渠”。
到了十一连，林本虎指导员把刘济民安排在连部的托儿所休息。
“上青联”的头头们立即组织大批知青向十一连集结。那些知青赶着牛车、马车，开着拖拉机，拉着行李、烧柴、米面，到十一连安营扎寨，把刘济民作为人质，向中央施加压力。
当时的十一连，集中了近两千名知青，笼罩在紧张而又恐慌的气氛中，形势相当严峻。
刘济民想到了最严重的后果：“如果稍有不慎，一旦局面失控，出现大乱，我和一些青年人的死，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确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要把我整死的。只因头头们意见不一致，他们才没有断然走险。他们对我的绑架、围攻、甚至整死，我从北京出发时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说老实话，我当时并不觉得可怕。真的死了，也是死得其所。那么多知青命运攸关，对于个人安危，我没时间想那么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想得更多的还是肩负的责任。”他说：“一个人如果死都不怕，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所以我很坦然，很镇静。既来之，则安之。晚上，我照样还是老习惯，睡前用凉水洗澡。”
第二天上午，刘济民参加了“上青联”在十一连召集的大会。会场上的一千多人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刘济民讲话。
刘济民讲了第一句话：“你们都要求回上海，我很理解你们。我要是你们，也可能早走了！”
石破天惊！
全场“轰”的一声炸开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么一句话。听惯了官腔，听惯了空话，谁会想到中央派来的官员会说出这么一句大实话？有更大的疑惑，也有更大的惊喜，仿佛这一句话，就击中了他们的心头。紧接着，长时间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刘济民止住人群的喧哗，说：“先不要鼓掌，我还有话要说。只要符合中央的政策，就可以走。但是不能闹。无理不能闹，有理也不能闹。你们这样闹下去，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刚说完这句话，有人起哄。
刘济民接着说：“其实我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年龄差不多。我是老农垦，1958年到北大荒，那里现在也叫兵团。后来我走了，是考大学走的，不是闹着走的。”
刘济民原原本本地讲了中央关于知青上大学、参军、病退、困退等政策，他说：“符合这些条件的，你们回去收拾行李准备走；不符合规定的，有困难和要求，可以向组织反映。我们调查组就是来听你们意见的，回去向国务院汇报。”
知青们被感动了。原来这位北京来的官员和他们一样，也是农垦出身，难怪这么了解他们的情况。很多人当时就对刘济民产生了信任感，觉得他讲的话合情合理。是啊，事情要一步步办啊，哪能说走就走呢？
刘济民宣布，以后每天上午在这里开大会，他有许多话要讲，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敞开讲。
第一次大会后，又连续开了四次大会，效果都很好。唯有第二次的大会，“上青联”策划了一次刘济民意想不到的“集体跪哭”，这对他又是一次考验和挑战。
二三十名穿着整洁的男孩、女孩齐刷刷地站在队伍的前面，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走到刘济民面前，行了一个队礼，拿出一片香烟纸，转身对着大家念道：“尊敬的刘伯伯，您好！我们都是上海知青的子女，我们要回上海，我们要爷爷、要奶奶、要外公、要外婆……”孩子还没念完，哭声就响起了，二十多个孩子一起跪在刘济民面前，女青年们跪倒了，男青年们跪倒了，全场一千多人全都跪倒了，哭声由小到大响成一片，有些人嚎啕大哭。
刘济民也掉泪了。他同情这些知青的遭遇，但他更清楚，这又是“上青联”头头们给他施加压力。他上前扶起跪在地上的孩子们，对“上青联”的头头们说：“孩子不懂事，你们不该把孩子们推出来。”
“跪哭”事件让刘济民意识到，虽然一直在同知青直接见面，但整个过程还是被“上青联”牵着走的，自己很被动，必须扭转这种局面，把做工作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他在那几个“保护”他的彪形大汉寸步不离的情况下，每天下午到十一连的知青家里，一家一户地走访，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解真实情况，也让大家有机会了解中央的政策，表达意愿。在大会上，他引领知青们合情合理地思考问题。知青们对他的敌视在减弱，对他的信任在增加。
在这期间，忽有传言：阿克苏地委书记刘裕如，要组织两个连的兵力，进驻十一连，强行解救刘济民。
武力解救，是刘济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他十分了解，兵团知青都受过军事训练，很多连队有武器库，十一连是值班连队，也有武器库。虽然他在进入十一连后，就已经安排可靠人员守护武器库，林指导员也已安排人将枪机和枪体分别保管，但如果发生正面冲突，知青们强行打开武器库，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样，就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刘济民认为，一定要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
他当机立断，立即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地拆穿“上青联”主要头头的阴谋。只见他拍案而起，大喝道：“你听着，我是你请来的，这里发生的任何大事，你都跑不了，你都要负责！”一直和颜悦色、从不发火的“刘局长”，居然拍桌子了，居然发火了，火气还很大。在场的那几个头头脸都吓白了，他们一个劲儿给刘济民说好话，劝他不要发火。刘济民告诉他们，武力解救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他赶忙给十四团团长和政委写信（当时不便打电话），告诉他们：公安和武装人员没有他的同意，绝不可以进入十一连，请他们同时报告地委书记。事后，刘济民得知，地委书记确实准备派一些公安武装人员进入十一连维持秩序。接到刘济民的信后，才没有派人过来。
这个智慧的决定不但避免了流血冲突，而且深深感动了“上青联”的头头和部分怀有敌意的知青。从这件事上，他们没有看到刘济民利用武力对他们威逼，仍然孤身一人耐心地同他们交流，不厌其烦地做说服教育工作。他们终于理解到：刘济民完全是怀着真诚来关心他们的，是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
就这样，在被围困失去自由的七天七夜里，在一触即发、险象环生的危急关头，他硬是凭着勇气，凭着胆识，尤其是凭着智慧，既正义凛然，坚持原则，孤立了少数人，拆穿了他们的图谋，又善解人意，体贴入微，耐心细致地做宣传教育工作，终于化险为夷，稳定了大局，没有激化矛盾，还了解了各方面的真实情况，赢得了广大知青的信任，解除了对刘济民的围困。
刘济民要离开十一连了。虽然只有七天，虽然这七天还是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下，但是，他已经和这里的知青，和他们的家属，甚至包括曾经看守他的青年有了感情。他知道，广大知青是善良的，虽然他们的一些做法有些过激，但他们并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怎么能不同情他们呢？怎么能不尽最大努力帮他们解决问题呢？
围困他的一两千知青陆续撤走了，十一连的大人、小孩、老人几乎都出来为他送行了。依依惜别，殷殷相告，刘济民挥泪告别了十一连。
刘济民1979年夏天率队赴新疆的这次调查，历时三个半月之久。回到北京后，他如实汇报了新疆兵团上海青年的情况和他们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调查建议。
1980年年初，中央组成工作团，再赴新疆阿克苏地区，共商稳定新疆大局、做好上海知识青年工作的大计，刘济民参与了中央工作团的工作。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新疆兵团的大批上海青年，按照新疆、上海两区市商定的政策，陆续回到了上海。
刘济民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新疆兵团知青问题的妥善解决，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崇高威望，中央政策的巨大威力，以及广大知青的通情达理，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闹事不得人心。每个上海知青都想回上海，但绝大多数不赞成闹，上青联的主要头头只是蛮干，一旦中央的政策同广大知青见面，他们就孤立了。我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兵团各级组织的支持，有当时越来越多的上海知青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又有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法宝。我的个性也不会发急，不会说那些激化矛盾的话、做那些激化矛盾的事。当时，只要不激化矛盾，稳住大局，就不会大乱，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工作就稳妥。当然，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该揭露的要揭露，该批评的要批评，否则就很被动，更不利于教育广大青年。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切，我们这个调查组做工作的底气很足，我个人才有那么一点胆识，那么一点勇气，那么一点精神，居然急中生智，遇难呈祥。那次突发事件的处置，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深刻的教育，受益匪浅啊！”
刘济民多次向我详尽地讲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他说：“说老实话，我一直是同情那些青年人的。他们没有什么奢望，他们只希望回上海，即使自己回不去，也希望把孩子的户口转到上海，在上海上学。”他深情地说：“这批上海知青，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响应祖国的召唤，挺身而出，奔赴边疆，屯垦戍边。当时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5岁。他们经历了近20年的艰苦磨炼，把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事业，他们不愧为一代英雄的青年。以后由于身体、家庭等多方面实际情况的变化，他们提出了回上海的要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情理之中”四个字，使我很感动。在当时中外瞩目的知青回城风潮中，刘济民表现出大情、大义、大智、大勇，曾被一些上海知识青年誉为“刘青天”，许多故事在知识青年中传为佳话。当年那些传奇故事，至今还有一些老知青在网络上、在其他媒体上传播着。
刘济民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农垦工作，在他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30多年是同农村、农业、农垦打交道，是同农村干部、农民，同农场干部、工人打交道。他热爱农村，熟悉农业，关心农民。他也一直关注着国营农场事业的发展。
讲到农村，讲到农场，他都很动情。他认为，我国农村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群体。古往今来，大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那些震撼天地的大事，往往都是先发生在农村。我国农民，曾经是正义战争的脊梁，如今又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他说：“在现阶段，我国农民不仅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还要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还要为13亿人口提供数量最多、质量更好的食品支持，还要为保护和营造我国美好的生态环境作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科学素质等等。目前我国广大农民还不富裕，又肩负多重历史使命。我总觉得，我国农民实践市场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有自身的规律。”他特别推崇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经验。他认为，华西村的今天，应该是我国农村的明天。吴仁宝同志领导的华西村，是我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圣地，是当今我国农村的一面旗帜，是我们党带领广大农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一盏明灯。他说：“我国广大农民，应该像华西村那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入广阔的市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他对我国的乡村工业关注了二十多年，研究了二十多年，讲了二十多年。在苏州，在无锡，在南京，在成都，在中央党校，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上，他曾经满怀激情地多次发表关于乡村工业问题的演讲。1995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写了题为《农民的创举——关于促进我国乡镇工业发展壮大的几个问题》的论文。这篇全面总结乡村工业发展的万余字的文章，经党中央、国务院多位领导同志批示，经中宣部领导推荐，于1995年9月7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回顾几十年的从政历程，刘济民无限感慨。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错。但许多真理是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的。长期的实践就是历史。这样的历史性的实践，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有些乡村工业可以民营，可以私营，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公有制（包括股份合作制）为主体的经营呢？我主张在我国农村推广华西村股份合作制的经验。”
刘济民讲到华西村，讲到吴仁宝，总是特别动情。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将来的共产主义究竟什么样，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从华西村的现状，似乎看到了那喷薄欲出的共产主义的曙光。如果我国农村的60多万个行政村中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几万个像华西村那样一年比一年好的乡村，如果我国农村有一大批像吴仁宝书记那样的带头人，有一大批像华西村党委那样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一大批像华西村那样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乡村，我国农村、甚至全国，将是什么样的景象呢？究竟怎么样？还是让实践去检验吧，让历史去检验吧！”
讲到实践检验，刘济民曾多次向我讲述他1996年夏天率国务院调查组赴黑龙江省调查农垦体制问题的往事。
当时，刘济民从群众来信和一些北大荒战友的反映中了解到，黑龙江省准备把现有省属大型国营农场下放到县管，先试点，再全面推开。他预见到事关重大，立即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报告，建议尽快派出调查组赴黑龙江省调查。
这件事引起了李鹏总理的重视，很快召开总理办公会研究，决定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刘济民带队，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组成国务院调查组，急赴黑龙江，调查农垦体制问题。
这又是一件难办的事。由于认识不同，问题的解决也就更为复杂。刘济民说：“黑龙江的农垦体制问题，事关黑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甚至会影响到全国几个大垦区的兴衰存亡，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到商品粮的生产供应，如果决策失误，将造成巨大损失。”
面对这次非同寻常的调查任务，刘济民从一开始就很冷静谨慎。他给调查组的成员约法几章：谢绝宴请、陪餐，不收以任何名义送的土特产等礼品、纪念品，不接受任何名义安排的参观、游览，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他说：“总之，切不可因小失大，切不可自找麻烦，切不可有丝毫的变通。”这几条纪律的明确和毫不含糊的严格执行，确保了调查组堂堂正正、实事求是、无可挑剔地完成了调查任务。
刘济民和调查组的全体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调查研究，走访老农垦、老领导、老职工，走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充分听取地方和农垦多方面的意见。调查组实事求是地向国务院提交了调查报告，提出了稳定大局、坚持现行省管为主的体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建议。国务院采纳了调查组的建议。1998年，国务院批准组成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列入全国120家大型企业集团，参与企业改革试点。黑龙江省的大型国营农场，在新形势下迎来了在更高水平上大发展的机遇。
刘济民满怀深情地对我诉说，几十年来，北大荒人创造了奇迹，创造了丰功伟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黑龙江农垦所属各国营农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生产建设、职工生活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是质变，是突变，是巨变。如今的北大荒，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里已初步建成现代化、机械化的国营农场群，初步建成了国家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最为可靠的粮食战略储备基地、最有特色的大型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北大荒已经建设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仓。2009年，黑龙江垦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达535亿元，比上年增长18.7%；大灾之年夺得了粮食生产的特大丰收，粮食总产330.5亿斤，其中商品粮305.1亿斤，商品率达92.3%。刘济民非常激动地说：“北大荒人每生产10斤粮食，其中有9.2斤是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的。这种贡献是稳定的、可靠的，是逐年增长的。只要人们还靠吃粮食和靠粮食所转化的肉、奶、蛋、禽、鱼等食品生活、生存，我看，北大荒人的这种贡献就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刘济民有一段奇特的经历，就是“三进三出”北大荒。
他在1958年初随部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参加了创建国营农场、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事业。 1960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离开了北大荒。1975年他任农林部农垦局副局长不久，带领学大寨工作组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原八五三农场）工作一年多，1976年9月回到北京。1980年至1982年，他又到八五三农场带职任党委副书记、副场长两年。“三进三出”北大荒，先后在那里劳动、工作、学习五六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几次大的体制变动，他都亲身经历了。他说：“五十年代刮共产风，曾经实行局（农垦局）县合并、办共产主义大公社，使农场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以后又恢复，损失惨重。现在属黑龙江省管的这些国营农场，都是大型机械化现代化农业企业，魄力大，贡献大，举足轻重，非同一般。实践早已证明，把这些大农场下放到县管是失败的。如果放下去，必将导致又一次的生产力大破坏，必将造成多方面的巨大损失。那不是改革，那是倒退。经过1996年那次调查，国务院决定对黑龙江省属国营农场坚持现行的省管为主的体制，稳定了黑龙江农垦的大局，有力地促进了各农场又好又快地发展，对全国农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目前，黑龙江垦区正在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做出新的示范。实践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国务院的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听说对黑龙江农垦的体制问题，至今仍有不同认识，刘济民说：“还是让实践去检验吧，让历史去检验吧。千万不能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了，不能再折腾了！”
三、清廉自矢，竹报平安
1979年，在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垦区之前，刘济民对随行人员说，我们这次下去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为了防止意外，刘济民让调查组的同志把随身携带的零用钱和多余的衣物等都放在乌鲁木齐的延安宾馆，他自己把手表也留下了。这只1955年在部队实行薪金制后买的小英纳格手表，在当时是他唯一的贵重财物。
2006年，国家调整公务员工资，他的月工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他很知足。他说：“一个月有几千元的工资，再加上老伴的退休金，足够用了，相当宽裕了，数都不会数了。”
从与他一言一语的交谈中，我强烈感受到他对共产党极为深厚的感情，感受到他那种普通人的平常心态。
这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满怀深情地说：“回顾我这几十年走过的历程，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的，都是共产党给的。我的知识、学历、职位，都是在共产党培养教育下才有的，我用的车子、房子、俸禄等等，也都是人民的。我离家参军时，身体瘦小而又软弱，是个满身稚气的孩子，什么都不懂。穿上军装后，我就把从家里带来的衣、被、鞋、袜等，全都捎回给父母了，真正是赤条条一无所有。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吃着喝着人民的供给，在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学校的抚育下，一天一天地长大成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的一切都属于人民。”
“我早就知足了。”刘济民说：“我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知足。”他，因为知足而长乐；因为知足而感恩；因为知足而没有什么物质奢望；因为知足，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努力工作；因为知足，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习惯于过那种简单、朴素的生活。
受国务院委派，刘济民从1998年4月到2003年3月，先后在东方航空集团等五个国有大型企业任稽察特派员、监事会主席。在中国华源集团任监事会主席期间，曾先后在上海衡山宾馆住了三四个月。按照国务院规定，监事会成员外出工作期间，按出差待遇，可以住普通宾馆、招待所，当时每人每天伙食费50元。一日三餐50元，在上海这样的地区，而且是在经营性的宾馆就餐，伙食费标准明显偏低了。按衡山宾馆的惯例，包伙一天80元，宾馆问他们怎么办？刘济民说，就按50元安排，多素少肉，不吃海鲜，谢绝酒水。就这样，五个人四个菜一个汤，勉强够吃。每餐吃到最后，望着餐桌上仅剩的一点点菜，大家总是你推我让。刘济民一点也不觉得寒酸，不觉得没面子，而且很知足。他说：“天天有白米饭吃，天天有新鲜蔬菜吃，总还有点鱼、肉下饭，偶尔还可以喝点自备的老酒，不说‘长征’啊、过去怎么艰苦啊这些老话，就是和现在贫困地区老百姓比，这样的伙食也是天天过年了。”
不只在一件事上这样。在任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稽察特派员期间，1999年初，刘济民和老伴从上海乘东航的飞机去外地，东航总裁李仲明听说了这件事，一定要请他们夫妇吃晚饭。刘济民一再谢绝，李仲明一定要请。刘济民很为难，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和老伴先在机场附近吃了便饭，然后打电话给东航办公室，说已经吃过晚饭，感谢李总的盛情。事后据东航同志讲，李总是诚心实意敬重这位老领导，那天一直等到很晚，没想到刘济民还是拒绝了，感到很不可理解，甚至产生了误解。刘济民说：那就只好请李总谅解，以后再当面表示歉意吧。
有时企业会送一些纪念品和土特产品，收了，也不能说是违纪。刘济民坚决不收。1998年他刚到东航时，正值东航十周年庆典，准备了一些纪念品，包括画册、资料和一枚金属纪念币。稽察特派员办事处主任单建生请示怎么办？刘济民召集办事处的同志开会研究，大家认为，这些纪念品就是收了也算不上什么问题；不收，向企业做个解释，也可以理解。他们请刘济民决定。刘济民说：只收画册和资料，纪念币退回去。大家一致同意。到扬州调查时，当地的同志送了一些扬州酱菜，推辞不掉，刘济民说：“带回上海，交给东航的食堂处理吧。”
伙食差点，有没有办法改善？有没有变通的办法？当然有，办法多得很。刘济民不动这个歪脑筋，不想这个“俏”办法。中央对稽察特派员、监事会这支队伍有特殊的、非常严格的纪律要求，有“六要六不”行为规范，其中就有不得接受企业的招待、宴请，不得接受企业送的礼品，不得接受企业任何名义的补贴，等等。刘济民说：“我和我所领导的办事处的每个同志都严守纪律、勤奋工作。我总觉得不可因小失大。宁可失之过严，不可失之过宽。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大家做的比说的更好。”他认为，吃喝不是小事，事关党和政府的威信，事关稽察特派员、监事会形象的大局、大格。
监事会完成使命，回北京之前，华源集团赠送给他一幅墨竹画，画上写着十个小字：“但留清白在，日日报平安。”刘济民破例收下了。他认为，那幅墨竹画，那十个字，是对国务院派出的稽察特派员、监事会的工作给予的最高评价、最高奖赏，也是对他自己的鞭策和鼓励。这幅画一直挂在他家的客厅里。
刘济民特别怀念担任稽察特派员、监事会主席的那五年。他说：“那五年的工作、生活很充实，心情特别舒畅。那五年的工作，非常痛快。没有宴请，没有招待，没有前呼后拥的喧闹，没有喋喋不休的恭维，没有毫无实效的繁文缛节，没有任何场面上的寒暄、应酬。大家专心致志地、精力高度集中地工作，还可以挤出一些时间读书、学习。其实，生活算不上艰苦，朴素是实实在在的。肩负的重任，严明的纪律，紧张有序的工作，清静、淡泊的生活，充满活力的民主气氛，团结和谐的友爱集体，坦诚、奉公的工作关系，超脱灵动的工作方法，等等，这就足够了。这又是很值得反复回味的五年。”
“容易满足”，刘济民从政为官几十年都是如此。
这样的品质，首先是源于家庭的熏陶。
刘济民出生在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父母一生勤劳，从不仰人鼻息，从不幻想意外之财，从不想任何邪门歪道。在这样的家庭影响下，刘济民从小就容易满足，不做非分之想，也不会用大话空话装饰自己，而更多的，是想到自己对别人、对事业应尽的责任。
1951年，刚刚小学毕业，他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那一年，他还不满13周岁。在连队的一次忆苦思甜会上，战士们都控诉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之苦，大讲为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豪情壮志，刘济民却说：“我来当兵是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到了部队觉得比家里好。”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指导员还严厉地批评了他。其实他说的是实话。
他从小就容易满足。当父母先后来到部队找他，要他回家时，他坚决不走。他觉得部队有肉吃，有大米白面吃，衣服、鞋袜、毛巾、牙刷、牙膏什么都发，还有零花钱，战友如兄弟，领导和蔼可亲，很好，不想家。
庄子曰：“质朴之谓素”；孔子说：“素而后绘”。本性质朴，不加修饰也是很好的。要紧的是，这个本性的质朴，能不能随着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完整地保留下来。有多少人出身也贫寒，等到环境、地位一变化，就丢掉质朴的本性，完全变了一个人。同样的贫寒，可以催生知足常乐，也可以催生贪得无厌啊！
刘济民这种容易满足的品德，一是来自本性天成，二是来自党性养成。他从小接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为了人民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抱定这样的宗旨，他在共产党这个队伍里修炼几十年了，成为一种信仰。他说：“一个秉性，一种党性，长在骨脉里了，改不了啦。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 ”
老伴彭翠萍，是刘济民大学同系同届同学，人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工作，多年做军事记者。老彭勤奋好学，有非常好的古典文学基础。她勤劳、节俭、清廉、好善、肝胆照人、嫉恶如仇、一身正气。刘济民说：“老彭对我最大的影响，一是爱读书，成为一种习惯；二是清清白白做人，成为一种本性。老彭是我们家里的纪检书记，她绝对不想任何邪门歪道，绝对不会给家里添麻烦添乱，绝对不会帮倒忙，绝对不做任何违规违纪违法的事，可以一百个放心。”
许多人喜欢忆苦。许多人因为过去苦而拼命地想抓住今天的甜，追求更多的甜，结果贪欲就膨胀了。刘济民也“忆苦”。北大荒的苦不是一般的苦，是奇苦。但是他认为，北大荒留给他最为深刻的并不是苦境的回忆，而是一种比金子还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在北大荒，磨炼了他的筋骨，考验了他的青春，绽开了他清晰的理想：刻苦自学，上大学。而这个理想，正是北大荒给了他实现的土壤。
18岁前，他没有想过一个小学毕业生会考上大学，但他考上了。上大学时他只想毕业后当个记者，最好是军事记者，当个农业记者也好，没有想过当官，结果他当了官， 37岁担任农林部农垦局副局长。将近五十岁时，他执意要到基层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他对官位看得很淡很淡，结果他当了无锡市委书记。他没想到要离开无锡，全家人从北京迁居无锡，结果中央又调他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回忆这所有的经历，刘济民总是感慨地说：“我多年做领导工作，总觉得一直是小材大用。没有太多的激动，从来没有沾沾自喜，想得最多的是一种责任。”
人们经常说“清廉”。清廉是对官员基本的、普通的道德要求。 “清”和“廉”其实是不同的。不贪婪、不追求法定以外的利益，就可以说是“廉”了。“清”则是正直、至公、明理。没有“廉”，很难无畏地做到“清”；没有“清”，很难自觉地做到“廉”。明代著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就说过：“惟有知止知足，以淡薄节俭为务则无欲，无欲则心清神爽，智虑生焉。” “知止知足”，“无欲则刚”，“心清神爽”，不必费心去猜哪个人的心思，看哪个人的脸色，听哪个人的话音，抱哪个人的粗腿，不必仰人鼻息、钻营奔竟。这些，刘济民都做到了。
熟悉刘济民的人都知道，他敢讲真话，是出了名的。
于是就有好心的领导劝他：“济民同志呀！你要注意哩！送你两句话，说假话早晚要倒霉，说真话是立马要倒霉呀！”
刘济民哈哈大笑，觉得这两句话不能不说是对当今社会一些畸形现象的精彩概括。这也是多少人血和泪的总结。但是他不改初衷。对他来说，讲真话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觉悟。有时，在有些可能得罪人的问题上，他本来想好不发言的，到时候还是忍不住讲实话。得罪人也认了，甚至得罪人会产生什么不利后果，也想到了，但是他从不后悔。他觉得，只有这样才痛快，心地坦然，才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睡觉也睡得踏实。
说真话、办实事、不跟风、不做老好人。他就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期间，全国政协机关曾酝酿撤消文史委，甚至连撤消的日程都安排好了，文史委办公室的干部开始往外调了。他听说这个消息，大为震惊。政协文史委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倡导和关心下成立的，几十年来，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用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回忆，保存了一大批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史料，对总结历史、警醒后人有巨大意义。成立文史委，是一代伟人的创见，是高瞻远瞩的长远决策。刘济民多次用“无可替代、独树一帜、功德无量”十二个字，概括政协文史委征集、整理、出版大量文史资料的作用。如今，这个历史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不断发生的新的历史事件，仍然需要通过“三亲”，尽可能地保存历史足迹，怎么能撤消文史委呢？他明确表示：“如果撤销政协文史委，将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找到有关同志，交换意见，沟通想法。他向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反映意见，提出希望。在刘济民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政协文史委保留下来了，还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改名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是的，几十年来，刘济民在政坛上，任风云变幻，他都从容应对，闲雅淡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既清且廉，“我心君袍雪样明，俯仰都无愧色”！
四、博观约取，学有缉熙
刘济民于1993年7月从无锡调国务院任副秘书长。他调北京后，老伴和孩子仍留在无锡。经领导特许，他一个人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住了五年。
刘济民和其他几位副秘书长，当时在中南海西北角一个叫老会议厅的院子里办公。这个老会议厅是个古香古色的大四合院，自成格局，清静雅致，院落中间一片青草地，春天有海棠花开，十分怡人。
这里不仅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家。
当黎明的曙光刚刚透过窗户，刘济民就起床了。他就在老会议厅的院子当中，或漫步到太液池边，演一路他30多年从不间断的太极拳和太极剑。掌心微微发热，额头渗出细细的汗珠时，他收住拳剑，深深地呼吸着那清新的空气，然后回到办公室，开始他上班前的另一项从不间断的功课：读书、练字、抄《全宋词》。这就是他的每一个早晨。
运动和读书，是伴随刘济民终生的两大爱好。
从当小兵那时候起，他就喜爱运动。这很大程度上得自于家传，得自于武功颇为精湛的父亲的亲授。如果父亲不是有一副强壮的身体（父亲寿至91岁），不是因为有一身武艺、一身胆气，敢于带领全家另寻活路，全家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命运，都在未知之数。刘济民早就明白了这层道理：有个好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几十年来，他运动不息。青壮年时，他长跑二十多年；太极拳和太极剑，前前后后已伴随他四十多年；近年又喜爱爬山。这些良好的习惯，使他有了一副好身体，即使在古稀之年，依然肩平背直，步履轻快，甚至几十年没有生过病。
如果说运动在他是一种爱好，那么，读书就可以说是嗜好了。
由于贫困和战乱，他的小学六年是在三地四校读完的。从十三岁当兵，一直到十八岁，那五年中间，他完全处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快乐中，每天乐呵呵，无忧无虑，也没有想到读书、上学。直到十八岁的某一天，这位刚刚晋升少尉的青年军官，接到了一位小学同学的来信，对他此后的一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那位小学同学告诉他：他考上了大学。当时刘济民并没有多想，只是产生了一个简单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考大学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驱使他立刻就行动起来。他向那位已上大学的小学同学借来初中、高中的课本，开始孜孜不倦地自学。有时人生很难预料，不知怎样一粒小小的种子被风吹来，落在潮湿的土壤里，就开始发芽、生长，成长为参天大树。我们总是习惯于感叹那千年的巨木如此高大挺拔，却很少想到它原来也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人生中那粒小小的种子，就是理想。对于刘济民，那位小学同学的信，就是一阵轻风。
四川璧山县城的夏夜潮湿闷热。部队战友们不是三五成群地打牌，就是聚在稍稍凉爽的地方“摆龙门阵”。刘济民却把自己关在他一个人办公的档案室里，补自己从没有读过的中学课程。他当了几年的个人档案管理员，业务熟，摸黑都能把某个人的档案抓出来。可是他发现，自学中学课本，比摸黑抓档案难多了，尤其是数学，没有学过是很难入门的。部队机关的许多同志都比他文化水平高，这些战友都是他的老师，他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一点一滴地积累着自己的知识。
在部队当兵，读书的条件还相对好一点。1958年，他所在的部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他从一名军官变成了一名垦荒战士，读书的条件非常恶劣了。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他依然坚持自学。
从1956年到1960年，从四川到北大荒，从部队到农场，他一直坚持刻苦自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硬是把那些陌生的初中、高中课本整明白了。
1960年7月，他从密山坐火车赶往哈尔滨参加高考。他后来回忆说：“也不知道怎么考试，连文科、理科都不懂。考场在黑龙江省委党校。白天在教室里考试，晚上就在教室睡觉，被褥也没有，就是一件自带的雨衣，铺在课桌上就睡。临行前还有人说风凉话——一个小学生还想考大学？也不照照自己！我不在乎，反正考不上也不算丢人。”
3天的考试结束后，刘济民回到了农场，一如平常继续工作，继续劳动。8月的一天，他正在八五六农场参加夏锄，北京打电话到虎林的牡丹江农垦局，农垦局又打电话到农场，同事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录取了他，问他要报哪个专业。他也不知道人民大学都有什么系，他说：“你们看着给我报吧！”结果，同事给他报了人大新闻系。他们说：“毕了业当记者，多神气啊！”
也许这就是机缘。完全不知道大学设什么系，连专业都是同事帮助选择的，但是，刘济民事后回忆：等他熟悉了大学，他发现他最喜爱的，恰恰就是新闻系。虽然他没有实现当记者的梦想，在新闻系学习的经历，却影响了他此后的一生。观察事物的敏锐性，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习惯，以及读书、写作的爱好，都是学习新闻专业培养成的。
一个小学毕业生，一个连大学设什么系都不太清楚的青年，一个只管昼夜苦读，不问将付出什么代价的追求者，就这样创造了奇迹，就这样让心中的那粒种子拱出了地面，开始蓬蓬勃勃地生长。如果说小学毕业去参军，还带着顽童好奇的话，无论如何，参军让他走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一次考大学，他是自觉地跨进了另一个广阔世界的大门：知识，是自足的独立世界，更幽深，更博大，更有魅力。
多年以后，谈起他的人生感悟，他说：“人要有两个健康，一个身体健康，一个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靠锻炼，心理健康靠修炼。修炼没有文化知识不行。在人民大学的五年，给我的修炼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最忘不了的……”
最忘不了的，是副校长郭影秋老师的一段讲话。1963年，郭影秋从南京大学校长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各系师生的见面会上，十分明确地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刘济民回忆说：“从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到我们上学时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全国都在突出政治，政治压倒一切。但是郭影秋校长号召学生读书，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具备多么远大的眼光啊！郭校长的‘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不仅在学校主要是读书，工作以后，退休以后，依然要花很大的精力读书。生命不息，读书不止。越到后来，经历越多，越觉得读书的重要，越觉得读书是极大的乐趣，它是打开我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户，也增强了个人修养，是自觉地做一个高尚的人的基础。”
大学的生活清苦也平淡，没有了在军队和在农场时的那种火热和喧闹。刘济民却十分满足于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读书环境。一个孤独地自学了四五年的人，无比珍惜有同学可以相互讨论的机会；一个连课本都难以找到的自学者，无比珍惜图书馆里那宏富的藏书资源。
他如痴如醉地同我一起回忆着在人大读书五年中那些难忘的日子。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讲得出当年人大新闻系、语言文学系许多老师的名字。他说：“到北京上重点大学，太难得了。更难得的是，当时的新闻系有一支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都很强的教师队伍。他们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很有特点。他们讲课是一种创造，是一种艺术，我听他们讲课觉得是一种享受。难忘母校，难忘恩师。想到母校众多的老师们，心中就会树起一座丰碑。”199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系）创建40周年的喜庆时刻，他曾以“赠母校老师”为题，写下了这样一幅贺联：
看今日，万千桃李，争芳斗艳，文采飞扬，丰碑耸立云天外；
忆当年，四十春秋，含辛茹苦，风雨沧桑，奉献尽在不言中。
在此后近五十年的漫长生涯中，他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即使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也总是要千方百计抽出一点时间读书。在担任无锡市委书记期间，他推掉无谓的应酬，尽量少开会、开短会，除了下去调查研究，就是关起门来读书。有时，为了避开干扰，他甚至躲到没人找得到的地方，沉下心来，清清静静痛痛快快地读上一天书。在1993年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他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每天的清晨和晚上，他基本上都用来读书。他特别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是我们祖国最宝贵的遗产，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充满智慧。他尤其喜欢读中国古典作品。一部《全宋词》近两万首，他经常吟读，口诵手抄，常常若有所悟，受益匪浅。长期养成的读书习惯，深厚的文化积累，使他思维敏锐，眼界高阔，为人彬彬儒雅，讲话深刻有力。他常说：“多年工作实践，使我锻炼了一种本事，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没有清晰的头脑，自信的判断，是不可能化繁为简的，而这种化繁为简的功力，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眼界。读书使人明理。
1998年，他担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他又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初任全国政协委员，按照惯例，他被安排到经济界。他不同意，要求调到新闻出版界。在政协调界别，这是没有先例的。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最终还是如愿到了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以后他又要求从全国政协的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到文史资料委员会。这些调换不包含任何可以给自己带来通常所认为的“利益”的原因。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读书和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能、同参政议政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政协新闻出版界和文史委工作，经常接触许多有大学问的专家、学者，刘济民虚心向他们求教，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领域。
多年的文化积累，使他十分清楚政协文史工作在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现代文史工作提出了一些创建性的意见。他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唯一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发展下来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和中国的史学发达密切相关。中国的史学，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文化奇葩。正是因为史学实践的发达，造就了史学理论的发达，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
自古以来，就有对史学家要具备“德、才、学、识”四个方面的素质要求。刘济民就政协文史干部的素质问题，曾多次向全国政协文史委委员、中央党校教授刘景录虚心请教。他听刘教授讲解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关于史才、史学、史识的论述；讲解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关于史德的论述；以及国学大师钱穆关于对本国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的论述，等等。结合自己从事政协文史工作的实践体会，他认为，政协文史工作者还必须怀有对国家和民族深厚的感情，这一点非常重要。2004年8月，在西安举办的全国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上，刘济民以《温情满怀写春秋》为题讲了一课，明确提出，一个优秀的政协文史工作者，除具备“德、才、学、识”四种基本素质外，还应具备一种基本的品质，就是“史情”。他认为，作为优秀的政协文史工作者，要 “德、才、学、识、情”五备，要德才兼备、文史兼通、温情与学识并茂。只有具备了这四种素质和一种品质，我们才能从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高度，把新时代的政协文史工作做好。“史情”的提出，是刘济民对政协文史工作的一个贡献。
他也特别关心全国政协的文史工作者。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赵杰，是研究张学良的专家，几十年如一日，孜孜访求，旁征博引，著作等身。几年前，因为工作过于劳累，中风失语倒在病床上。刘济民多次打电话慰问，还在大会上介绍赵杰的事迹，认为他是辽宁政协文史工作的一座丰碑。有位同志把刘济民在西安培训班上对赵杰的评述发了一条短信给赵杰，赵杰一直舍不得删掉，每每翻出来看，依然十分感动。2006年，赵杰完成近作《张学良：毁誉由人》，怀着敬意，请刘济民作序。刘济民欣然为这本书写了《通天绝地写真情》一序。
多年以来，刘济民从来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工作报告、个人讲话，他从不假别人之手，都是自己亲自起草。他认为，如果一个领导连自己的讲话稿都写不好，甚至别人起草的文稿，自己还念不好，大概也就不配当领导了。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近60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散文。十多年来，一发而不止，写了数十篇文学纪实、手记、散文、随笔、对联，先后出版《春潮集》、《秋韵集》和《夏夜集》。不少文章脍炙人口，有的还被收入中小学教案。直到今天，他仍然壮心不已，勤奋读书，勤奋写作。他说：“二十年后，如能健康地活着，还可出版一本《冬雪集》，那将是写人生冬季的一本小书。”“恨不生当三百年，读尽天下万卷书。”《诗经·敬之》说：“日将月就，学有缉熙于光明。”天道修远，人只有怀着慎畏的心情，敬惕不已，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才能到达光明之顶。刘济民感动我们的，正是这样一颗明心。
结语
一天傍晚，我走出刘济民的办公室。城市已经被暮色笼罩，落日的余晖是那么辉煌。我仍然很难从刘济民人生经历的叙谈中平静下来。该怎么总结他呢？
他说：“我就是个普通人。几十年苦多甜少，尽可能从容应对，苦中得乐。如今老了，爬山，练太极拳，看点闲书。兴之所至，写点没用的文章。每日里清静闲适，平安无事。笑对人生无所求，从容闲渡去如归。一切都顺其自然了。”他多次对我说过：“无愧昨天，知足今天，坦然笑对明天。如此而已。”
一千年前，北宋名臣张咏写道：“临阵勇，临财廉，临事勤，临民仁，加之畏慎，此报国之大効也。”此之谓通天彻地。刘济民，其得之乎？
刘济民小传
一九三八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内蒙古。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从十三岁起，当兵、务农、从政、学做文史工作。几十年小材大用，平淡无奇，尽心尽力而已。
近年闲来少事，学写随笔、散文、对联、文学纪实。闲趣而已，聊以自乐。
一九九八年出版《春潮集》。
二○○二年出版《秋韵集》。
二○○五年出版《夏夜集》。
二十年后，如能健康地活着，或许还可出版最后一本《冬雪集》。这将是一本写人生冬季的小书。
压题照片由高跃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