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扫把制作视频:俯仰都无愧色——刘济民的故事

刘济民：俯仰都无愧色
人大新闻网>人大之子 (2010-11-03 05:25:06)
作者：香港文汇报记者彭凯雷、胡海岩 人民日报记者颜珂
江苏无锡的惠山最早是以泉水之佳名天下的。陆羽把惠山泉列在庐山康王谷之下，为天下第二。泉水是不是可以排座次是可以讨论的。但湖山为东南之美，惠山当之无愧。如今，这里是无锡人最喜爱的休闲去处之一，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到这里爬山，他们相互之间有的熟悉，有的不熟悉，大家都互称为“山友”。有一天上午，一男一女两位山友下山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熟悉的身影，只见那人身量中等，肩平背直，一身朴素的衣着，抬腿跨步轻快有力，一望而知，是位经常爬山的老“山友”。
“很象刘书记。”两个人猜测着。
“叫一声试试。”其中一个人说。
“刘书记！”
前面的人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说是老人，但面色清润，神彩奕奕，身体硬朗。果然是刘书记。
“是我呀，你们也来爬山了？”
两个人笑了：“果然是刘书记呀。听说您也在爬山，我们不相信。冒然叫一声，没想到叫对了。”
刘书记说：“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我们没想到，书记也爬山。”
刘书记脸上一直带着微笑：“书记也是普通人，也要锻炼身体，也食人间烟火，也要过普通人的日子啊。”
三个人一起笑了。
近年来，无锡人在菜场，在超市，在书店，在公园，在体育场，在公共汽车上，在往返于惠山、锡山的山路上，经常看到这位刘书记的身影。普通老百姓的几声问候、几句关切的话语，使刘书记觉得非常温暖，他说：“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任无锡市委书记的刘济民：一个普通人，一颗平常心。
一、甘棠遗爱
1991年夏天，无锡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7月2日夜半，刘济民站在家门口看着那如倾如注的大雨。他说：“那个雨下得邪了，从来没见过，我睡不着，想得很多。想到当年大兴安岭的大火，想到唐山的大地震，想到无锡这场大水，我觉得很严重。如果整个无锡城或者半个无锡城被淹怎么办？怎么救人？100多万人往哪里撤？”他认为，不仅要组织指挥好当前的防汛救灾，而且要尽最大努力做好迎战特大洪涝灾害的一切准备，必须尽一切努力，绝不能让无锡人民遭受唐山大地震和大兴安岭大火那样的灾难。他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向老同志、老水利干部请教，“安排后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刘书记当时所安排的“无锡后事”，就是人们十多年后所说的“预案”。
这是他到无锡任职的第四年，1991年的6、7月。他被任命为无锡市委书记是1989年5月，那时，全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不可预测的大风波之中。无锡的局势同全国一样，每天都有很多人上街游行、静坐。高校的学生占据着无锡市的五爱广场，有几万人。刚刚上任，就遇到了这样复杂的局面，真是猝不及防。但他镇定，很镇定。他知道，面对这种大范围的群体事件，必须牢记六个字：镇定、耐心和善意。10年前的1979年，他就已经面对过类似这样的重大事件了。当时在新疆的阿克苏地区，作为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作为处理上海知青要求返城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他深入返城事件的策动地，被情绪狂躁的上海知青围困了七天七夜，就是凭着这六个字，最终脱离了险境，促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如今，“人祸”已过，天灾将至，必须全力投入到这场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
当时无锡市委确定的抗洪救灾的方针是：第一救人，第二救人，第三还是救人。他们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正是体现了人们说的“以人为本。”市委责成一位副书记牵头，组织各有关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班子，紧急研究提出一旦毁灭性的灾害来临、如何确保人民群众安全的对策，把大水灾来临时的救助路线设计出来，包括大批灾民如何撤离危险地区，车辆如何组织，如何安置灾民，如何保证他们的生活，如何保证医疗救护，都要有详尽的方案，以备不虞。
从6月底到7月初的10天当中，无锡城乡降雨达600多毫米。这是无锡自有气象记录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雨。加上上游地区洪水自然下泄，太湖水位骤涨，向城区涌灌。无锡全城一片汪洋！
刘济民知道，在这样严重的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发动全市人民共同抗灾救灾。在全市危急的关头，他发表了“人民自有回天力”的演讲，他说：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聪明才智，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大洪涝灾害。
就这样，在无锡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从水中救出36万人，全部疏散到安全的地方。除在救灾中牺牲了四位党员干部和工人外，上至92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全市城乡400多万人，无一人因洪水丧生，夺取了抗灾、救灾、恢复生产的全面胜利。
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岗位，面对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总是很少的，面对更多的，是平凡的事务。市委书记也不例外。但如何看待平凡事务，如何处理平凡事务，却体现着一个人的品德和精神。
刘济民就任市委书记不久，就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他的办公桌上没有人民来信。怎么会没人给我这个市委书记写信呢？经过了解，并不是没有人给书记写信，而是来信太多，按照以往的惯例，就由信访局直接处理了。他觉得这样做不妥。他认为，如果市委书记不能亲自处理群众来信，那就是自己堵塞了一条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老百姓谁还会给我们写信呀？那还算是共产党的书记吗？于是，他给机关的同志立了一个规矩：凡是写给他的信，不论多少，他都要看，他都要认真处理。于是，这位书记每周安排两个半天，排除杂务，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有些还要亲自回复。有的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福利的重要来信，他还会带上有关部门的同志，登门拜访来信群众，实事求是地、面对面地解决问题。这样的事，在无锡留下许多佳话。
由副到正，他同样将面对的，是更为艰险的考验。刘济民说：“我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
1989年6月，刘济民就任无锡市委书记。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同样影响到了无锡。因为有过了赴新疆处理知青闹事时间的经验，刘济民已经有了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去应对这场严峻而敏感的考验。“八九事件，我没有抓过一个人，没有处分过一个人，也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留问题。”整个无锡，平平稳稳的过来了。
刘济民对那种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作风是深恶痛绝的。
刘济民说：“我的基本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我在苏州、无锡工作了八年，要说有什么长进，最重要的还是运用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学习，在调查研究中学习。”苏州、无锡农村的300多个乡镇，无锡的几十个国有重点企业，无锡所有的高等院校和城区、农村的许多中、小学，以及一些商店、街道、居委会、农民家庭、市民住宅，他都去做过调查研究。特别是在无锡做市委书记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小材大用，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他做市委书记有个特点，很少开会，也很少参加一些不必参加的会议。他说：“我是多年做副职，突然做了正职，感觉至少有一个好处，即如果安排得当，时间都是自己的，安排时间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书记之后，我超脱多了，反而清闲一些”。这位市委书记，绝不去忙事务，绝不去过问那些具体的琐事，他尽可能地摆脱一些场面上的应酬，每周安排一、两个半天处理群众来信，每月安排一、两个半天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看书，学习，思考大事，商讨大事。
刘济民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从苏南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工作中形成的无锡“新三宝”——太湖、人才加创造，破“三小”——破小步渐进、破谨小慎微、破小富即安，“尽可能多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使劲一跳摘桃子”，“高起点、跨越式、外向型”，“愚昧也不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杂交出优势”，以及“不进则退、无功即过”等工作思路和执政理念，对于在更高水平上推进无锡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济民对城市的建设和改造特别谨慎。他认为，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甚至是千年大计，稍有不慎，将祸及长远，是几代人难以挽回的。就在一些地方建大广场、修大马路、盖大高楼之风盛行的时候，他考察和反复研究了新加坡城市建设的经验，请曾任新加坡城市建设局局长的太格尔做无锡城市建设的顾问。在他任市委书记的几年中，无锡把优先解决群众危困住房问题作为重点，深得人心。多少年后的今天，无锡人回忆起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许多往事，依然感念这位不务虚名、专做实事的书记。
“湖山信是东南美。”刘济民在苏南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前后工作了八年。这是他指点江山、尽情挥洒的八年，也是他最为舒心、最为充实的八年。刘济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也深深地敬仰着这位书记，敬仰他的才干，更敬仰他的为人。他说：“苏南是个好地方。地灵人杰，显瑞呈祥，得山水之灵气，集天地之精华。说不定我也沾了点太湖的灵气，好象那几年脑子也不怎么太笨了。脑子太笨，就很难做那个书记。我非常怀念在苏南工作的那几年。那感觉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那种经历是百科大全，是五味杂陈。那是可以让人反复回味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二、智括四海
一个人的领导才干，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才干来自实践，更来自对实践的总结，来自孜孜不懈的思索。才和智，从来不能离开须臾。特别是在处理突发事件中，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从容不迫，临机立断，既要稳定大局，又要兼顾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不仅需要勇气，需要才干，更需要智慧。
1978年，一些地方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回城风潮。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全国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到生产建设兵团，到国营农场，到广大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形势的变化，大批知识青年陆续从农村返回城市。但是，黑龙江、新疆和广东、云南的生产建设兵团，由于是准军事化组织，单个人不可能随意返城，于是大批知青有组织地集体上访，要求返城。1979年3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阿克苏地区为主组成的“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赴北京上访团，共47人，赴京上访，要求回上海。当时国务院归口管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工作的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作为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的刘济民，负责接待这个上访团，对他们的住宿、伙食等做了妥善安排。刘济民和几位接待人员夜以继日地、耐心细致地、面对面地做思想教育工作，僵持40多天，工作做得很艰苦，但成效甚微。上访团明确提出：不解决问题，不回新疆！他们还要求中央派人到新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同时，从新疆传来消息，那里的几十万上海知青情绪极不稳定，大部分地区已经停产、瘫痪。
问题并不是同意或不同意返城这么简单。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城市接纳能力和就业岗位非常有限。很多知青已经在当地成家，知青返城还伴随着配偶和子女问题。总之，千头万绪，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将酿成大乱，是完全可能的。许多知青仅仅从自己的愿望出发，考虑不到这么多，使事情变得更为棘手。刘济民考虑到，这么多上访人员长期滞留北京，随时都有发生不测事件的可能，他主动向总局党组提出派调查组到新疆，既可把上访团引回新疆，又可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广泛听取意见，提出决策建议，向国务院报告。经总局请示，王任重副总理同意，决定由刘济民带领调查组前往新疆，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40岁就任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的刘济民，这一年41岁。
新疆垦区的情况远比在北京了解的严重和复杂。就在调查组到达新疆的同时，策动返城最早、活动也最积极频繁的阿克苏垦区，上海知青已经占据了阿克苏地区农垦局的办公楼。一方面是对调查组不信任，一方面是要向调查组施压，他们四处活动，甚至准备动员老人和小孩儿数千人，向调查组跪求。初到乌鲁木齐的调查组，感觉到气氛的凝重。
在和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农垦总局的领导沟通后，在南疆开了3天座谈会。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刘济民决定，必须尽快赴问题最突出的阿克苏地区，防止进一步的过激行动发生。
调查组兵分两路，分别前往阿克苏地区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团，刘济民带领两位青年同志去14团。6月27日黄昏时分，刘济民一行到了14团团部。团长和政委非常担心调查组的安全，建议在团部开几个座会，就结束调查。刘济民没有同意，他说：如果不直接了解上海知青的工作生活情况，不能直接做思想工作，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出大乱子。他不容分说，决定直接到已经瘫痪的11连。
当天晚上，住在团部招待所。半夜时分，熟睡中的刘济民突然被惊醒了，大街上人声嘈杂，脚步声来来往往。原来，调查组到达的消息已经走漏，“上青联”组织大批知青已兵临城下。刘济民正想出去，团长和政委急忙赶来，劝说刘济民不要出去，外面很危险，说不定这些人会绑架你，问题就大了。刘济民冷静地说：“他们是冲我来的，我不出去，他们不会走。他们本来对你们几位团领导就有气，你们出去，他们不会听。僵持下去，会更危险。”他不顾劝阻就开门走了出去。
刚出门，突然断电了，院子里一片漆黑。刘济民不信邪，在黑暗中说道：“我叫刘济民，是国务院王任重副总理派我来的，也是你们上青联的头头请来的。”
院子里响起了一片起哄声。几只手电照向刘济民的脸上、身上。
“我们来，就是要听取你们的意见，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回去向国务院汇报。你们要解决问题，就要为调查组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这样乱糟糟的，我们怎么工作？”
也许是这些人根本没有想到刘济民会挺身而出，也许被刘济民的气势震慑，也许是听进了他讲的道理，这些人在刘济民一段讲话之后，安静下来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刘济民发现招待所的大门、他住的房门，都有人把守，比晚上的人还多。代步的吉普车机厢盖上，坐着两个小伙子，车头前面的地上，还坐着几个人，看来是不让调查组动步了。大门把守很严，他们自己的人可以进出。这显然是精心组织的。
团长和政委更紧张，劝说刘济民留在团部，不要下连队了，下连队会更危险。刘济民知道，“上青联”就是不让他和广大知青直接见面，要把他困在团部，逼迫他答应要求。刘济民依然坚持要按计划到11连，直接和广大知青见面。他让团长另外准备一部车，找一个可靠的知青掩护，想办法走出大门。他告诉团长、政委，不必跟他一起走，调查组另外两位同志也不要去，人多目标大，很难走出去。
正巧，调查组两位年轻的同志在院子里同几位知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吸引了许多知青。就趁这么一个短暂的机会，刘济民和掩护他的知青悄悄出了大门，坐上团长准备好的吉普车，顺小路开往11连。
开始很顺利。车子走了一段路，突然发现前面有十几个人拦住去路。原来，“上青联”的头头得报刘济民不在招待所，马上电话通知各连队四处拦截。终于有一支小分队在途中发现了他们。
知青们围住了吉普车，走是走不了了，又不能硬闯，刘济民下了车。
经过一番巧妙的周旋，这些青年同意随刘济民一同去11连。他们簇拥着刘济民向11连走去。走不多远，一条宽阔的灌渠拦在面前。走在前面的知青开始脱鞋，要蹚过水渠。刘济民也要脱鞋，有人说：“不能让首长蹚水。”说着，他们把刘济民高高地举起来，一排人接力式地把他传过了对岸。这条渠，现在就叫“济民渠”。
到了11连，指导员把刘济民安排在连部的托儿所。
“上青联”的头头们立即组织大批知青向11连集结。那些知青赶着牛车、马车，拉着行李、烧柴、米面，到11连安营扎寨，把刘济民作为人质，向中央施加压力。
当时的11连，集中了一、两千知青，笼罩在一种紧张而又慌恐的气氛中，形势相当严重。
刘济民想到了会不会死？他认为：“如果局面失控，出现大乱，我和一些青年人的死，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并不觉得可怕。真的死了，也是死得其所。”他说：“一个人如果死都不怕，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所以我很坦然，很镇静。晚上，我照样还是老习惯，睡前用凉水擦澡。”
第二天上午，刘济民参加了“上青联”在11连召集的大会。会场上的一千多人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刘济民讲话。
刘济民讲了第一句话：“你们都要求回上海，我很理解你们。我要是你们，也可能早走了！”
石破天惊！
全场轰的一声炸开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么一句话。听惯了官腔，听惯了空话，谁会想到中央派来的官员会说出这么一句大实话？有更大的疑惑，也有更大的惊喜，仿佛这一句话的力量，就击中了他们的心头。紧接着，长时间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刘济民止住人群的喧哗，说：“先不要鼓掌，我还有话要说。只要符合中央的政策，就可以走。但是不能闹。无理不能不闹，有理也不能闹。”
刚说完这句话，有人起哄。
刘济民接着说：“其实我和你们当中许多的人年龄差不多，我是老农垦，1958年到北大荒，那里现在也叫兵团。后来我走了，是考大学走的，不是闹着走的。”
刘济民原原本本地讲了中央关于知青上大学、参军、病退、困退等政策，说：“符合这些条件的，你们回去收拾东西准备走，不符合规定的，有困难和要求，可以向组织反映，我们调查组就是来听你们意见的，回去向国务院汇报。”
知青们被感动了，原来这位副局长和他们一样，也是建设兵团出身，难怪这么了解他们的情况。很多人当时就对刘济民产生了信任感，觉得他讲的话合情合理。是啊，事情必须一步步办啊，哪能说走就走呢？
刘济民宣布，以后每天上午在这里开群众大会，他有许多话要讲，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敞开讲。
第一次大会后，又连续开了四次大会，效果都很好。唯有第二次的大会，“上青联”策划了一次刘济民意想不到的“集体跪哭”，这对他又是一次考验和挑战。
二、三十名穿着整洁的男孩、女孩整整齐齐地站在队伍的前面，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走到刘济民面前，行了一个队礼，拿出一片香烟纸，转身对着大家念道：“尊敬的刘伯伯，您好！我们都是上海知青的子女，我们要回上海，我们要爷爷、要奶奶、要外公、要外婆……。”孩子还没念完，哭声就响起了，二十多个孩子一起跪在刘济民面前，女青年们跪倒了，男青年们跪倒了，全场一千多人全部跪倒了，哭声由小到大响成一片，有些人嚎啕大哭。
刘济民也掉泪了。他同情这些知青的遭遇，但他同时也很清楚，这又是“上青联”头头们给他施加的压力。他上前扶起跪在地上的孩子，对“上青联”的头头们说：“孩子们还不懂事，你们不该把孩子们推出来。”
“跪哭”事件让刘济民意识到，虽然一直在同广大知青直接见面，但整个过程还是被“上青联”牵着走的，自己很被动，必须扭转这种局面，把做工作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他在那几个“保护”他的彪形大汉寸步不离的情况下，到知青家里，一家一户地走访，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解真实情况，也让大家有机会了解中央的政策。在大会上，引领知青们合情合理地思考问题。知青对他的敌视在减弱，对他的信任在增加。
在这期间，忽有传言：阿克苏地委书记刘裕如，要组织两个连的兵力，进驻11连，强行解救刘济民。
武力解救，是刘济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他十分了解，兵团知青都受过军事训练，很多连队有武器库，11连是值班连队，也有武器库。虽然他在进入11连后，就已经安排可靠人员守护武器库，但如果发生正面冲突，知青们强行打开武器库，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样一来，就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一定要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刘济民临机立断，当即针锋相对、义正辞严地拆穿“上青联”主要头头的阴谋。只见他拍案而起，大喝一声：“你听着，我是你请来的，这里发生的任何大事，你都跑不了，你都要负责！”一直和颜悦色、从不发火的“刘局长”，居然拍桌子了，居然发火了，火气还很大，在场的那几个头头脸都吓白了，他们一个劲儿给刘济民说好话，劝他不要发火。刘济民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他赶忙给14团团长和政委写信，告诉他们：公安和武装人员没有他的同意，绝不可以进入11连，请他们同时报告地委书记。事后，刘济民得知，地委书记确实准备派一些公安武装人员进入11连维持秩序。接到刘济民的信后，才没有派人过来。
这个智慧的决定不但避免了流血冲突，而且深深感动了“上青联”的头头和部分怀有敌意的知青。从这件事上，他们没有看到刘济民利用武力对他们威逼，而是仍然孤身一人耐心地同他们交流，他们终于理解到：刘济民完全是怀着真诚来关心他们的，是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
就这样，在被围困失去自由的七天七夜里，在一触即发、险象环生的危急关头，他硬是凭着勇气，凭着胆识，尤其是凭着智慧，既正气凛然，坚持原则，孤立了少数人，拆穿了他们的图谋；又善解人意，体贴入微地、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终于化险为夷，稳定了大局，没有激化矛盾，赢得了广大知青的信任。
刘济民要离开11连了。虽然只有七天，虽然这七天还是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下，但是，他已经和这里的知青，和他们的家属，甚至包括曾经看守他的人们，有了感情。他知道，广大知青是善良的，虽然他们的一些做法有些过激，但他们并没有什么非份的要求，怎么能不同情他们呢？怎么能不尽最大努力帮他们解决问题呢？
围困他的一、两千知青陆续撤走了，11连的大人、小孩、老人几乎都出来为他送行了。依依惜别，殷殷相告，刘济民挥泪告别了11连。
刘济民1979年夏天赴新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回到北京后，他如实汇报了新疆兵团上海青年的情况和他们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调查组的建议。
1980年初，中央组成工作团，再赴新疆阿克苏地区，共商稳定新疆大局、做好上海青年工作的大计，刘济民参与了中央工作团的工作。
在我们这次专访中，刘济民向我们详尽地讲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他说：“说老实话，我一直是同情那些青年人的。他们没有什么奢望，他们只希望回上海，即使自己回不去，也希望把孩子的户口转到上海，在上海上学。”他深情地说：“这批上海青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响应祖国的召唤，挺身而出，奔赴边疆，屯垦戍边。当时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5岁、16岁。他们经历了近20年的艰苦磨炼，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事业，他们不愧为一代英雄的青年。以后由于身体、家庭等多方面实际情况的变化，他们提出了回上海的要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情理之中”四个字，使我们很感动。在当时中外瞩目的知青回城风潮中，刘济民所表现的大情、大义、大智、大勇，曾被一些上海青年誉为“刘青天”，在知识青年中一时传为佳话。刘济民当年那些传奇般的言行，至今还有一些老知青在网络上、在其他媒体上传播着。
刘济民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农垦工作，在他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30多年是同农村、农业、农垦打交道，是同农村干部、农民，同农场干部、工人打交道。他热爱农村，熟悉农业，关心农民，一直关注着国营农场事业的发展。
讲到农村，讲到农场，他都很动情。他认为，我国农村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群体。古往今来，大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那些震撼天地的大事，往往都是先发生在农村。我国农民，曾经是正义战争的脊梁，如今又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他说：“在现阶段，我国农民不仅要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还要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还要为13亿人口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食品支持，还要为保护和营造我国美好的生态环境作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还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科学素质，等等。目前，我国广大农民还不富裕，又肩负多重历史使命。我总觉得，我国农民实践市场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有自身的规律。”他特别推崇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经验。他认为，华西村的今天，应该是我国农村的明天。吴仁宝同志领导的华西村，是当今我国农村的一面旗帜，是我们党带领广大农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一盏明灯。他说：“我国广大农民，应该象华西村那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入广阔的市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回顾几十年的从政历程，刘济民无限感慨。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错。但许多真理是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的。长期的实践就是历史。这样的历史性的实践，可能是几年、十年、十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有些乡村工业可以民营，可以私营，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营呢？我主张推广华西村股份合作制的经验。究竟怎么样？还是让实践去检验吧，让历史去检验吧！”
讲到实践检验，刘济民又给我们回忆起他1997年夏天率国务院调查组赴黑龙江省调查农垦体制问题的往事。
当时，刘济民从群众来信和一些北大荒战友的反映中了解到，黑龙江省准备把现有省属大型国营农场下放到县管，先试点，再全面推开。他预见到事关重大，立即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报告建议尽快派出调查组赴黑龙江省调查。
这件事引起了李鹏总理的重视。很快召开总理办公会研究，决定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刘济民带队，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组成国务院调查组，急赴黑龙江，调查农垦体制问题。
这又是一件难办的事。由于认识不一致，问题的解决也就更为复杂。刘济民说：“黑龙江的农垦体制问题，事关黑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甚至会影响到全国几个大垦区的兴衰存亡，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如果决策失误，将造成巨大损失。”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调查任务，刘济民从开始就很冷静，很谨慎。他首先给调查组的成员约法几章：谢绝宴请、陪餐，不收以任何名义送的土特产等礼品、纪念品，不接受任何名义安排的参观、游览，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总之，切不可因小失大，切不可自找麻烦，切不可有丝毫的“变通”。这几条纪律的明确和毫不含糊的严格执行，确保了调查组堂堂正正、实事求是、无可挑剔地完成调查任务。
这次调查历时两周，遇到的干扰和阻力也是多方面的，甚至是防不胜防的。
刘济民和调查组的全体同志，排除干扰，冲开阻力，不辱使命，谨慎应对。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调查研究，走访老农垦、老领导、老职工，走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充分听取地方和农垦多方面的意见。调查组实事求是地向国务院提交了调查报告，提出了稳定大局、坚持现行省管为主的体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建议。国务院采纳了调查组的建议。1998年，国务院批准组成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列入全国120家大型企业集团，参与企业改革实点。黑龙江省的大型国营农场，在新形势下迎来了在更高水平上大发展的机遇。
刘济民有一段奇特的经历，就是“三进三出”北大荒。前后在那里劳动、工作、学习五、六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几次大的体制变动，他都亲身经历了。他对我们说：“五十年代刮共产风的时候，曾经实行局（农垦局）县合并、办共产主义大公社，使农场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以后又恢复，损失很大。现在属黑龙江省管的这些国营农场，都是大型机械化现代化农业企业，体量大，贡献大，举足轻重，非同一般。实践早已证明，下放到县管是失败的，如果放下去，必将导致又一次的生产力大破坏，必将造成多方面的巨大损失。经过那次的调查，国务院决定对黑龙江省属国营农场坚持省管为主的现行体制，稳定了黑龙江农垦的大局，对全国农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听说对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不同认识，刘济民说：“还是让实践去检验吧，让历史去检验吧。”
三、清廉自矢
1979年，在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垦区之前，刘济民对随行人员说，我们这次下去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为了防止意外，刘济民让调查组的同志，把随身携带的零用钱和多余的衣物等，都放在了乌鲁木齐的延安宾馆，他自己，把手表也留下了。这只1955年在部队实行薪金制后买的小英格纳手表，在当时是他唯一的贵重财物。
2006年，国家调整公务员工资，他的月工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他很知足。他说：“一个月有几千元的工资，再加上老伴的退休金，足够用了，相当宽裕了，数都不会数了。”
“我早就满足了。”刘济民说：“我这个人没有太多的长处，有一个长处，就叫知足。”他，因为知足而长乐；因为知足而感恩；因为知足而没有什么奢望；因为知足，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奋发有为地工作；因为知足，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习惯了那种简单的、朴素的生活。
受国务院委派，刘济民从1998年4月到2003年3月，曾先后在五个国有大型企业任稽察特派员、监事会主席。在中国华源集团任监事会主席期间，曾先后在上海衡山宾馆住了三、四个月。按照国务院规定，监事会成员外出期间，按出差待遇，可以住普通宾馆、招待所，当时每人每天伙食费50元。一日三餐50元，在上海这样的地区，而且是在经营性的宾馆就餐，伙食费标准明显是偏低了。衡山宾馆的惯例，包伙一天80元，问他们怎么办？刘济民说，就按50元安排，多素少肉，不吃海鲜，谢绝酒水。就这样，五个人四个菜一个汤，勉强够吃。每餐吃到最后，望着餐桌上仅剩的一点点菜，大家总是你推我让。刘济民一点也不觉得寒酸，不觉得没面子，而是很知足。他说：“天天有白米饭吃，天天有新鲜疏菜吃，总还有点鱼、肉下饭，偶尔还可以喝点自备的老酒，不说'长征’啊、过去怎么艰苦啊这些老话，就是和现在贫困地区老百姓比，这样的伙食也是天天过年了。”
监事会完成使命，回北京之前，华源集团赠送给他一幅墨竹画，画上写着十个小字：“但留清白在，日日报平安。”刘济民破例收下了。他认为，那副墨竹图，那十个字，是对国务院派出的稽察特员、监事会的工作给予的最高评价、最高奖赏。
刘济民特别怀念担任稽察特派员、监事会主席的那五年。他说：“那五年的工作、生活很充实，心情特别舒畅。没有宴请，没有招待，没有前呼后拥的闹猛，没有喋喋不休的恭维，没有毫无实效的繁文缛节，没有任何场面上的寒喧、应酬。大家专心致志地、精力高度集中地工作，还可以挤出一些时间读书、学习。其实，生活算不上艰苦，朴素是实实在在的。肩负的重任，严明的纪律，紧张有序的工作，清静、淡泊的生活，充满活力的民主气氛，团结和谐的友爱集体，坦诚、奉公的工作关系，超脱灵动的工作方法，等等，这就足够了。这又是很值得反复回味的五年。”
“容易满足”，刘济民从政为官几十年都是如此。
这样的品质，首先是源于家庭的熏陶。
刘济民出生在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父母一生勤劳，从不仰人鼻息，从不幻想意外之财，从不想任何邪门歪道。在这样的家庭影响下，使刘济民从小就容易满足，不做非份之想，也不会用大话空话装饰自己，而更多的，是想到自己对别人、对事业应尽的责任。
1951年，刚刚小学毕业，他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那一年，他还不满13周岁。在连队的一次忆苦思甜会上，别人都控诉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之苦，大讲为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豪情壮志，刘济民却莫名其妙地说：“我来当兵是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到了部队觉得比家里好。”惹得大家轰堂大笑，指导员还严厉地批评了他。其实那时他说的是实话。
刘济民这种容易满足的品德，一是来自本性天成，二是来自党性养成。他从小接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为了人民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早已抱定这样的宗旨，他在共产党这个队伍里修炼几十年了，成为一种信仰。他说：“一个秉性，一个党性，长在骨子里了，改不了啦。'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名利、钱财面前做到铁板一块，力枪不入，我看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老伴彭翠萍，是刘济民大学同系同届同学，人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军事部），多年做军事记者。老彭勤奋好学，有非常好的古典文学基础。她勤劳，节俭，清廉，好善，肝胆照人，嫉恶如仇，一身正气。刘济民说：“老彭对我最大的影响，一是爱读书，成为一种习惯；二是清清白白做人，成为一种本性。老彭是我们家里的纪检书记，她绝对不会给家里添麻烦添乱，绝对不会帮倒忙，绝对不做任何违规违纪违法的事，可以一百个放心。”
18岁前，他没有想过一个小学毕业生会考上大学，但他考上了。上大学时他只想毕业后当个记者，最好是军事记者，当个农业记者也好，没有想过当官，结果他当了官。他没想过当大官，结果37岁就担任农林部农垦局第一副局长。将近五十岁时他想到基层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没想当大官，结果他当了无锡市委书记。他没想到要离开无锡，全家人从北京搬到了无锡，结果中央又调到他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回忆这所有的经历，刘济民总是感慨地说：“我多年做领导工作，总觉得是小材大用。没有太多的激动，想得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说真话，办实事，不跟风，不做老好人。他就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期间，听说正在酝酿撤消文史委，甚至连撤消的日程都安排好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成立文史委，是一代伟人的创见，是高瞻远瞩的长远决策。刘济民多次用“无可替代、独树一帜、功德无量”12个字，概括政协文史委征集、整理、出版大量文史资料的作用。如今，这个历史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不断发生的新的历史事件，仍然需要通过“三亲”，完整地保存历史足迹。怎么能撤消文史委呢？他找到有关同志，交换意见，沟通想法。他向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反映意见，提出希望。在刘济民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政协文史委保留下来了，而且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改名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几十年来，刘济民在政坛上，任风云变幻，“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以一个“闲”字，看淡了上下高低，看淡了富贵贫贱，看淡了荣辱得失，“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在他自己的人生中，不在意是否利少害多，不在意是否得少失多，他都从容应对，闲雅淡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既清且廉，“我心君袍雪样明，俯仰都无愧色”！
四、学有缉熙
刘济民于1993年7月从无锡调国务院任副秘书长。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住了五年。
中南海加上现在的北海公园，清朝时总称为“西苑”，是御用的外花园。得名“西苑”，就是因为它在紫禁城之西。曾经，这里是清代的皇帝政务之暇的宴乐恬戏之所。清末，孺子溥仪登基，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把摄政王府建在这里。工程十分浩大，三年过去，未及完工，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清帝退位，这座摄政王府就成了后来的袁氏民国政府的所在地。不久，袁世凯僭位，这里又成了伪皇宫。袁氏垮台后，三十多年战乱，这里寂寂无闻。直到1949年，成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场所。
刘济民和其他几位副秘书长，在中南海西北角一个叫“老会议厅”的院子里办公。这个“老会议厅”是个古色古香的大四合院。这里自成格局，清静雅致，院落中间一片青草地，春天有海棠花开，十分怡人。
这里不仅是他的办公室室，也是他的家。
当黎明的曙光刚刚透过窗户，刘济民就起床了。有时，他就在老会议厅的院子当中，或漫步到太液池边，演一路他从不间断的太极拳和太极剑。掌心微微发热，额头渗出细细的汗珠时，他收住拳剑，深深地呼吸着那清新的空气，然后回到办公室，开始他上班前的另一项从不间断的功课：读书、练字、抄写《全宋词》。这就是他的每一个早晨。
运动和读书，是伴随刘济民终生的两大爱好。
从当小兵那时候起，他就喜爱运动。这很大程度上得自于家传，得自于武功颇为清湛的父亲的亲授。如果父亲不是有一副强壮的身体（父亲寿至91岁），不是因为有一身武艺、一身胆气，敢于带领全家寻找活路，全家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命运，都在未知之数，一定是另一个结局。刘济民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层道理，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几十年来，他运动不断。青壮年以前，他长跑二十多年；太极拳和太极剑，前前后后已伴他四十多年，近年又喜爱爬山运动。这些良好的习惯，使他有了一副好身体，即使在古稀之年的今天，依然肩平背直，步履轻快，甚至几十年没有生过病。
如果说运动在他是一种爱好，那么，读书就可以说是嗜好了。如果说运动是他天生的爱好，读书就是他的一种迟到的自觉的嗜好。
从1956年到1960年，从四川到北大荒，从部队到农场，他一直坚持刻苦自学。1960年7月，他从密山坐火车赶往哈尔滨，参加高考。他后来回忆：“也不知道怎么考试，连文科理科都不懂。考场在黑龙江省委党校。白天在教室考试，晚上就在教室睡觉，被褥也没有，就是一件自带的雨衣，铺在课桌上就睡。临行前还有人说风凉话：一个小学毕业生还想考上大学？也不照照自己！我不在乎，反上考不上也不算丢人。”
三天的考试结束后，刘济民回到了农场，一如平常继续工作，继续劳动。八月的一天，他正在856农场锄地，场部的电话打了过来，同事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录取了他，问他要报哪个专业。他也不知人民大学都有什么系，乐呵呵地说：“你们看着给我报吧！”结果，同事给他报了人大新闻系。他们说：“毕了业当记者，多神气啊！”
也许这就是机缘。完全不知道大学设什么系，连专业都是同事帮助选择的，但是，刘济民事后回忆：等他熟悉了大学，他发现他最喜爱的，恰恰就是新闻系。虽然他没有实现当记者的梦想，但在新闻系学习的经历，却影响了他此后的一生。观察的敏锐性，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习惯，以及写作的爱好，都是学习新闻专业培养成的。
一个小学毕业生，一个连大学设什么系都不太清楚的青年，一个只管昼夜苦读，不问将付出什么代价的追求者，就这样创造了奇迹，就这样让心中的那粒种子拱出了地面，开始蓬蓬勃勃地生长。如果说小学毕业去参军，还带着玩童的好奇的话，无论如何，参军让他走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一次，他是自觉地跨进了另一个广阔世界的大门：知识，是自足的独立世界，更深幽，更博大，更有魅力。
多年以后，谈起他的人生感慨，他说：“人要有两个健康，一个身体健康，一个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靠锻炼，心理健康靠修炼。修炼没有文化知识不行。在人民大学的五年，给我的修炼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最忘不了的……”。
最忘不了的，是副校长郭影秋老师的一段讲话。1963年郭影秋从南京大学校长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城内各系师生的见面会上，十分明确地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刘济民回忆说：“从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到我们上学时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全国都在突出政治，政治压倒一切。但是郭校长号召学生读书，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具备多么长远的眼光啊！郭校长的'学生主要的任务是读书’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越到后来，经历得越多，越觉得读书的重要，越觉得读书是极大的乐趣，它是打开我认识世界的一面窗户，也是涵育心灵的营养，是自觉地作一个高尚的人的基础。”
大学的生活清苦也平淡，没有了在军队和在农场时的那种火热和喧闹。刘济民却十分满足于这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读书环境。一个孤独地自学了四、五年的人，无比珍视课堂上有老师讲课，无比珍视有同学可以互相讨论；一个连课本都难以找到的自学者，无比珍惜那宏富的图书馆里有很多很多的藏书。
他如痴如醉地同我们一起回忆着在人大读书五年中那些难忘的日子。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讲得出当年人大新闻系、语言文学系许多老师的大名。他说：“到北京上重点大学，太难得了。更难得的是，当时的新闻系有一支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都很强的教师队伍。他们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很有特点。他们讲课是一种创造，是一种艺术，我听他们讲课觉得是一种享受。难忘母校，难忘恩师。想到母校众多的老师们，心中就会树起一座丰碑。”199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系）创建40周年的喜庆时刻，他曾以“赠母校老师”为题，写下了这样一幅贺联：
看今日，万千桃李，争芳斗艳，文采飞扬，丰碑耸立云天外；
忆当年，四十春秋，含辛茹苦，风雨沧桑，奉献尽在不言中。
在此后近五十年的漫长生涯中，他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即使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也总是要千方百计抽出一点时间读书。在1993年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他住在中南海里，每天的清晨和晚上，他基本上都用来读书。他特别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是我们祖国最宝贵的遗产，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充满智慧。所以，他也喜欢读中国古典作品。一部《全宋词》近两万首，他经常吟读，而且口诵手抄，常常若有所悟，受益匪浅。
长期养成的读书习惯，深厚的文化积累，使他思维敏锐，眼界高阔，为人彬彬儒雅，讲话深刻有力。他常说：“我一惯的工作方法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没有清晰的头脑，自信的果断，是不可能化繁为简的，而这种化繁为简的能力，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眼界。读书使人明理。
1998年，他担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他又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政协新闻出版界，在政协文史委，有机会接触许多专家、学者、名人，刘济民向他们虚心求教，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领域。多年的文化积累，使他十分清楚文史工作在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现代文史工作提出了许多创建性意见。2004年8月，在西安举办的全国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上，刘济民以《满怀温情写春秋》为题讲了一课，明确提出，一个优秀的文史工作者，除了具备“德、才、学、识”四种基本素质之外，还应具备一种基本的品质，就是“史情”。他认为，作为优秀的政协文史工作者，要“德、才、学、识、情”五备，要德才兼备、文史兼通、温情与学识并茂。只有具备了四种素质和一种品质，我们才能做好文史工作，才能从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高度，把新时代的政协文史工作做好。“史情”的提出，是对政协文史工作的一个贡献。
多年以来，刘济民从来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工作报告，他从不假别人之手，都是自己亲自起草。他认为，如果一个领导人，连自己的讲话稿也写不好，甚至别人起草的文稿，自己还念不好，大概也就不配当领导了。他还写了很多篇纪实、手记、散文、对联，先后出版了《春潮集》、《秋韵集》和《夏夜集》。不少文章脍炙人口，有些还收入了中小学教案。一直到今天，他仍然壮心不已，勤奋读书，勤奋写作。“恨不生当三百年，读尽天下万卷书。”《诗经?敬之》说：“日将月就，学有缉熙于光明。”天道修远，人只有怀着慎畏的心情，敬惕不已，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才能到达光明之顶。刘济民感动我们的，正是这样一颗明心。
结语
采访完刘济民，我们走出他的办公室。城市已经被暮色笼罩，落日的余晖是那么辉煌。我们仍然很难从刘济民那娓娓道来的人生经历中平静下来。该怎么总结他呢？
我们想到，就在刘济民出生前一年，即1937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曾为即将创办的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在机缘巧合之间，刘济民的生命轨迹与人民大学相交于北京。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始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作为这段话的最为翔实的注脚。
一千年前，北宋名臣张咏写道：“临阵勇，临财廉，临事勤，临民仁，加之畏慎，此报国之大効也。”刘济民，其得之乎？
刘济民小传
一九三八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内蒙古。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从十三岁起，当兵、务农、从政、学做文史工作。几十平淡无奇，尽心尽力而已。
近十多年闲来少事，学写随笔、散文、对联、文学纪实。闲趣而已，聊以自乐。
一九九八年出版《春潮集》
二○○二年出版《秋韵集》
二○○五年出版《夏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