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棚闲话》，清代短篇小说集，编著者艾衲居士的真实姓名及生平均不详，从天空啸鹤的序和十二篇故事看，他是一位才思敏捷，“卖不去一肚子曰诗云”的乡间“独醒人”。
关于这部书的编写情况，鸳湖紫髯狂客在总评中说：“迩当盛夏，谋所以销之者，于是《豆棚闲话》，不数日而成。”可知这是一本用以消闲的小说。从小说的内容看，他写这“闲话”，是由于眼见世道衰微，道德沦丧，一则借闲话来开导人心，二则发泄一下肚子里的不平。
儒家教化的理论影响，在古典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每部小说的作者都宣称自己的写作目的是“关乎世道人心”的。《豆棚闲话》也落此套路中。不同的是，作者能在旧套路中别开生面，借“闲”字大做文章。作者在故事中说得明白：“莫把‘闲’字看得错了，唯是闲的时候，良心发现，一言恳切，最能感动”。因为是良心发现来，不装腔作势，虽然跳不出老套子，读起来并不觉得困难；加上作者阅尽沧桑，能够心平气静，把一肚子不平，一肚子主张，不狂叫怒骂，娓娓谈来，因而时有生花妙笔。
《大和尚假意超升》，写一个僧中的败类，假借佛门，骗人钱财，最后被人设计焚死。《小乞儿真心孝义》，又从正面说起，借乞丐的真孝顺，讽刺富贵官宦人家的孝顺是“墓顶夸张，坟头热闹”。这都是作者眼见假仁假义的事多了，写出假的来，供万人唾弃；写出真的来，使众人效仿。他将这意思在书中说得明明白白：“只要众人听了该摹仿的就该摹仿，该惩创的就该惩创，不要虚度我这番说便是了。”更妙的是作者善于做翻案文章，《范少伯水葬西施》中把范大夫写成个奸诈小人，好利忘义，借西施帮助勾践灭了夫差，又怕西施逞吴宫娘娘的威风，泄露了他那种“暧昧心肠”，于是假请西施赏月，当心一推，（西施）便“直往水晶宫去了”。一篇故事说得头头是道，读者也可以从他的翻案文章中看出作者对所谓建国中兴名臣，真能看到骨子里去。《首阳山叔齐变节》，把历来推崇不食周粟的忠臣叔齐，写成一个忍受不了腹中饥饰饿，贪图声名利禄的小人。鸳湖紫髯狂客在总评中说艾衲居士满口诙谐，满腔激愤冷眼奇怀，写出了封建社会中一班假道学、伪君子的真面目上。
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谁也不能跳出现实之外。封建社会的文人也是这样，他们面对苦难的现实，力图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可是绕来绕去，总绕不出儒释道的老圈子。本书作者就是在有意想绕出去，无意中又绕了回来。弁言引徐菊谭《豆棚吟》一首：“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反生香。晚风约有溪南叟，剧对蝉声话夕阳。”作为正统思想的补充，从来有两条路，一是道释思想，一是来自民间原始却较健全的思想。前者不免日渐与儒同流，后者即溪南叟的思想新鲜有趣。作者有意无意中认可了这一点，所以才在豆棚下与村民闲话，不去做帮闲文人。
这豆棚底下的书院是新鲜的，与正统书院是对立的，这闲话也就谈出很多合理的见解。如第一篇写妒妇可恶，实际上是同情女子的，这在封建社会并不多见，在男女可以“相克相济”的看法中就有那么一丁点男女平等的思想了。第二篇《范少伯水葬西施》中他说对商人的谈玄不感兴趣，倒对“四方怪事，日用常情，后生小子闻所未闻”的事“最是投机”。因为关心日用常情，不喜欢空谈心性，倒容易从日常现象中看到真情，从正统里看出虚伪。忠君的叔齐，在他的笔下哪有一点高风亮节，还不如市井小民。写小乞丐时说读书史的人，一旦做了高官，赤子之心全然断灭，不读书的人，两脚踏实地，一心靠着苍天，真情发露。作者在这里养得心境灵变，有意想另立门户，以新的眼光审视历史，注重现实，希望挽救世风，但最终没有走出去。全书所宣扬的思想仍旧出不了仁礼智信，忠孝节义，他的不同于正统，只在于他认识到这些信念没有错，可惜叫一些伪君子给弄坏了，他力图恢复到本来面目。再有，这部闲话，力主真儒，严辟佛老，也是走的正统一路。这样子去关乎世道，板起面孔，终于立脚不稳，跌入旧思想的窟穴。
中国古代小说，多借小说讽世劝善，不管小说情节是否需要，与人物性格塑造有无关系，高兴了就大肆议论，因而忽视了小说结构的完整性，现在的读者看来，就全变成不必的罗嗦了。《豆棚闲话》也发议论，却没有这种缺憾。可能作者意识到了长篇小说不适合随处发议论，所以，才写出闲话式的短篇小说，既容易发议论，也避免了古典小说的通病。由此看，艾衲居士的这部小说还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全书选取豆棚为线，串起一个个小故事，看似闲散，实则结构严密，确实别具匠心。南方天气到五、六月份，酷日当空，人人汗流浃背，种豆搭棚，常见亲切，不同于富贵人家的凉亭水阁，山僧野叟的散襟松下，老老少少摇扇乘凉，说些闲话，风趣自然，不掺一丝虚伪。作者这样把自己置身于百姓中间，去体验他们近于“自然”的性情同时也把复兴民心、振兴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借闲话来实践一番苦心。
全书十二个故事，各不相同，人物也没有任何牵联，是典型的闲话。既是闲话，就该想说什么说什么，事先没有安排。闲话的内容很多，从天下大事到柴米油盐，从历史到现实，选材广泛。该书从妒妇说起，有范蠡、西施、破落户、败家子、乞丐、和尚、瞎子、吃白赏的、叔齐、强盗，最后以老儒谈天说地结束。十二个故事都表达一个意思：反虚伪、倡真诚。这样，把看似没有联系的故事串了起来。
有了中心，并不代表有了合理的布局，弄不好像散珠。作者又巧妙安排，紧抓豆身、豆棚，每篇先谈豆，由此引申开，然后写大家每天聚到豆棚下开始闲话，安排得自然巧妙，没有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话。由于作者对豆十分了解，每次谈豆都不枯燥，从种豆说到开花、豆熟，生活气息浓厚。如果担心这样仍有生涩之感的话，作者又采取变换讲故事人的办法，每天的故事都由不同的人来讲，今天是听众，明天又是讲故事的，角色变换自然、贴切。古代说书往往都是一个人说到守，而这个新招，别开生面。现代作家非常注重小说叙述模式的变化，艾衲居士变换角色这招，还赶了个现代新潮呢。
这部闲话，语言运用得也是应心得手，赞美真性情的人时，充满真情；贬斥伪君子时诙谐风趣，极尽挖苦之能事，事事说得有趣，刺得痛快，“极意搜罗，恣口谐谑”，如“冷水浇背，热炎烧心”，这本事，也是多半得之于民间吧。
人物也写得活灵活现，写叔齐下山前的心理活动，患得患失，全在一个“利”字，十分传神，典型的封建官场中的心态。强盗也不是个个罪恶滔天，多是由于小时候娇生惯养，形成好吃懒做的坏习惯，最后走了打家劫舍的坏路。如写两个瞎子拜成把兄弟，刚发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就为一点点吃的争得面红耳赤，被人骗了，还说人好，使人读了不由得不发出笑声。不过，由于作者心中总怀着教化百姓的意思，往往把个有趣的故事写成轮回、天报之类的迷信故事，人物命运掌握在上天手中，所以，性格的发展及命运的变化全没根据，只能听从天意，人物形象显得单薄，情节的，缺少起伏变化，这也是古典小说的通病。
读这部闲话，恍惚间觉得自己也在豆棚下，坐小板凳，摇大蒲扇，看绿叶青豆，听人说古往今来的故事，真有新雨才过，暑热顿消之感。
《豆棚闲话》的闲话
早春三月，屋前屋后的闲余空地，植下几株羊眼豆秧。待到豆藤长出的时候，觅得几块木头、几支竹竿，在豆藤缠绕攀爬之处搭起棚子。豆藤顺着竹竿、棚子弯曲生长，豆叶也一天天的肥厚起来。待到盛夏来临，豆棚已被豆藤豆叶密密缠满，月上柳梢时，人家或抬着小凳、或放把躺椅，或就地铺条凉席，凉风习习，满目青翠，遍开的豆花随风送来阵阵清香。男女老少将手中的蒲扇、团扇徐徐轻摇，不由荣辱皆忘。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豆棚的主人，早在豆棚上备得了些许清茶、瓜果。无论是乡间野老，还是懵懂少年，只要肚子里有些谈古论今、博人一笑的段子，便可登棚说书。豆棚所讲的故事，时间上至夏商下至崇祯；人物有大夫、隐士、佛陀、道人、官兵、流寇、富商、乞丐、清客、员外、书生；有太平盛世痴儿一朝发迹的不经之谈，亦有流寇满地时割头尤生的诡异故事……月儿越爬越高，人们笑谈、评说的声音渐渐低去，人去棚空，这剩一个静谧、安详的星夜。
豆棚里的故事，一夜夜的讲述着。有时，说书人整夜都是原原本本的讲着一个扣人心弦的大故事；有时，说书人围绕一个话题，尽数搬出肚子里装着的无数小故事。每个夜里，说故事的人都不尽相同，而每则故事与故事之间，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豆棚讲故事的这种形式与结构，极似古代阿拉伯小说集《一千零一夜》与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十日谈》。
早在十世纪中叶，巴格达作家哲海什雅所收集编写的四百八十则小故事，哲海什雅为串起这些互不相干的神话、传说，特意编出一个故事：山努亚国王每天娶一个女子次日清早再杀掉的她们，为阻止国王的暴行，宰相长女桑鲁卓每天晚上为他讲一个故事，桑鲁卓的故事无穷无尽，直讲了一千零一夜，终于感动国王。十四世纪时，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为纪念1348年3月到7月，死于瘟疫的十万佛罗伦萨人，以十位躲避瘟疫的青年男女（三对情侣和四个女子）为主角，让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直讲了一百个故事，结集为《十日谈》。在豆棚里讲故事，与《一千零一夜》、《十日谈》一样，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索”，构建这些大大小小、故事套小事的文字迷宫，就是《豆棚闲话》。
《豆棚闲话》成书于明末清初顺治到康熙年间（1644-1722）。时间较《一千零一夜》约晚半个世纪，较《十日谈》约晚四百年，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文学成就上，《豆棚闲话》也无法与这两本不朽的世界文学遗产相提并论，胡适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在《豆棚闲话笔记》写中道“此中十二篇都不是好小说，见解不高，文字也不佳”。《豆棚闲话》内容杂陈、思想激愤，每多荒谬不经、追求新奇的翻案文章。
《豆棚闲话》的编者是圣水艾衲居士，其真实姓名和身份已不可考，胡适认为艾衲居士是杭州人，因为“圣水大概就是明圣湖既杭州西湖”，因为《水经注》里已经写明“明圣湖”即“西湖”。天空啸鹤漫题的《豆棚闲话叙》说：
有艾衲先生者，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七步八叉，真擅万身之才；一短二长，妙通三耳之智。一时咸呼为惊座，处众洵可为脱囊。乃者侨鸽弥矜，懒龙好戏，卖不去一肚子“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诨！况这猢狲队子，断难寻别弄之蛇；兼之狼狈趱生涯，岂还待守株之兔！收燕苓鸡壅于药里，化嘻笑怒骂为文章。莽将廿一史掀翻，另数芝麻帐目；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揽甜头。那趱旧闻，便李代桃僵，不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薰帽薛戴，好像生成。止因苏学士满腹不平，惹得东方生长嘴发讪。看他解铃妙手，真会虎背上斛斗一番；比之穿缕精心，可通蚁须边连环九曲。忽啼忽笑，发深省处，胜海上人医病仙方；曰是曰非，当下凛然，似竹林里说法说偈。假使鼾呼宰我，正当谑浪，那思饭后伸腰；便是不笑阎罗，偶凑机缘，也向人前抚掌。迟迟昼永，真可下泉酝三升；习习风生，真得消雨茶一盏。谓余不信，请展斯编。
这篇“叙”中先是鼓吹艾衲居士有惊世脱囊的才学，又透露他没有并未通过科举出头地。“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艾衲居士参加过明末清初兴盛的士人结社，但这也不能帮助他卖去一肚诗云子曰。不第的落魄书生为稻梁谋，只有撰书卖文、担任教职、算命医卜这么几条路。
世事的惨烈动荡、个人的艰难生计，让艾衲居士愈加愤世嫉俗。他虽然参与结社，但却又看不起那些社中的士人，不相来往；寒夜青灯，面壁著书，胸中孤愤难平，因此“莽将二十一史掀翻，另数芝麻账目。”将世人最为熟悉的种种故事大作翻案文章，在字里行间肆意痛责、漫骂，有时甚至达到刻薄恶毒的程度。天空啸鹤在“叙”中又说“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榄甜头。”，艾衲居士虽然在小说最后一章中批驳佛老“彼佛老倡修谬说，僧道姑尼四等，男女游手游食，骗钱安享，做那淫逸不道之事。”但却深信因果报应，小说近一半的篇幅大力宣扬善恶必报天道轮回，如第三章“朝奉郎挥金倡霸”；第四章“藩伯子破产兴家”；第五章“小乞儿真心孝义”等，面对战乱之后的新朝，作者思想深处的不安与矛盾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些在胡适先生看来，小说与中国古代优秀的小说相比，显得格调不高、文字斑杂，所以“见解不高，文字不佳”。
中国的话本小说的特点，一为劝诫教化、一为探新求奇，《豆棚闲话》在“探新求奇”这一面上的确上是作足了文章，加之作者艾衲居士是明末遗民，经历了明亡清兴那个乱离兵火的时代，思想颇多矛盾冲突之处，写书基本是以“泄愤”为目的，所以此书尽管在见解和文字”上“不高“、不佳”，但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不可不提的一部以翻案致胜的奇书。《豆棚闲话》实在是圣水艾衲居士的一本泄愤之书。
《豆棚闲话》的荒诞叙事
成书于明清之际的《豆棚闲话》，是一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本小说集，韩南先生曾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说到：“《豆棚闲话》的出现，标志着和中国白话小说本身的基本模式和方法的决裂”。的确，创作者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艺术上呈现的创新元素，以及文本包蕴的多层审美意蕴，这些都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已有的研究资料分别从遗民文学、叙述学、话本小说文体流变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细致分析，本文则试图以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荒诞”概念为参照，对《豆棚闲话》的荒诞性作一定探讨。
“荒诞”的洋文名为“absurd”，在西方文化话境中，“absurd”是与“人的异化”、“非理性”相生相伴的，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指出：“荒诞就产生于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沉默之间的对抗”。可见absurd是指任与世界的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二战后，“absurd”频繁出现于哲学著作与文学创作中，它不仅是哲学、文学范畴，同时也直指一种生命体验，生存状态，它“是人的意图与现实之间残酷紧张的较量”中流露的一种情绪、感受。国人将“absurd”译为“荒诞”,是充分结合了荒诞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含义。“荒”，《辞海》释之“无也”，“虚也”、“空也”、迷乱”。“诞”，《辞海》解释为“妄为大言也，欺也”。“荒”与“诞”合成一词，是指“虚妄不可凭信之” 。古人常用荒诞不经、荒诞无稽来评价传奇、志怪或笔记体小说中离奇、虚妄、怪诞、不尽人情的描述。这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对现实的荒诞描述有相似之处，其审美特征也有趋同性。因此，荒诞在词典中一般定义为不合逻辑，不合情理，悖谬，无意义和不可理喻，亦指缺乏秩序或价值。
综合“absurd”和“荒诞”的丰富涵义，《豆棚闲话》中的荒诞审美特性既体现为故事、情节等显性层面的怪诞、离奇、不合情理，也吸附着作者深层的理性思考与一种更真切的生命体验。
一、表象世界：荒诞的故事、情节、人物、场景
作为文人独创的话本小说，《豆棚闲话》所提供的经验世界里，不仅有较为传统、忠于细节的现实主义描写，同时还呈现出一些荒诞虚幻的人物，匪夷所思的情节，和迷离恍惚的场景。
首先来考察体现在故事情节中的荒诞离奇特征与悖谬因素。艾衲在十二则故事中，采用古今杂糅、时空交错的手法，或驱遣人、鬼、神、兽同台共演，或塑造缺少现实依据的大义、大忠、大孝之奇人，或借助梦境，虚构仙界凡间离奇怪异之事，或用人物言行的悖谬因素来凸现现实的荒诞可笑。在《豆棚闲话》的世界里随处可见不合常理常情的奇幻情景。“忠诚苦节”、为母尽孝的高隐之士介之推原来是个惧内之人，被奇妒的妇人纠缠致死（《介之推火封妒妇》）；清高隐士叔齐一反常态，难耐寂寞，成为变节之士。豺狼虎豹心慕高义，也想学义士的浩然正气，放弃扑杀本性，投名弃暗，在听了叔齐 “应运而生，待时而动”的劝告，又决定及时行乐，回归本性。众兽为保护叔齐，可以和没手没脚，有颈无头的恶鬼对峙，兴师造反的洛邑商民打着捍卫商家的旗号，私底下却是满足自己夺取天下的私欲（均见《首阳山叔齐变节》）。汪兴哥“痴痴呆呆，到了十五岁，格格剌剌，指天画地，一句说话也不明白，却似哑巴一般”，十六岁之后却拥有超常规的经商理念，本钱散尽，被人骗财仍然心平气和，只凭借一句承诺，不问来人行藏来历，径直以五万金相赠（《朝奉郎挥金倡霸》）。忠心为国的道德典范范蠡实则心怀鬼胎，损公肥私，贪图钱财，为一己之私欲，阴谋水葬爱人西施（《范少伯水葬西施》）。此外，第十一则《党都司死枭生首》里，受伤不死，没有脑袋的尸体居然还有活人的行动能力，被俘自尽的党团连可以起死回生，挥刀砍下仇人头颅后，尸身才扑到在地。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里，光棍无赖油里滑、滑里油假扮官吏，审理迟先、孔明的纠纷，结果被二人称为“清廉好官”。一心想获得光明的瞎子，在被奇石点亮双目后，反而痛苦流涕，世间的碌碌红尘“尽成了无穷芒刺”，情愿闭上眼，重回黑暗世界，落得清闲自在。
第二是人物形象的荒诞性。在《豆棚闲话》的人物谱系中，既出现了神仙鬼怪，又活跃着经过主观变形、被扭曲丑化了的历史人物，还有荒诞滑稽的丑怪者，以及拥有反常思维的特立独行者。艾衲充分运用变形、夸张、反讽等手法塑造一系列偏离审美常规的奇人，这些奇人在表现形态上都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距离，无论神人丑怪，他们的荒诞、离奇总是给接受者造成“惊异”，他们以不合常规逻辑，不可理喻的面貌出现，给读者的阅读心理制造强有力的冲击。
艾衲笔下的神人与一般神魔小说中神人的外在形象并无明显区别，或是“二、三尺高，庞眉皓齿，白发银须的老汉”，或是被天神天将簇拥着龙车凤辇而来的齐物主。神人角色的功能在于调和丑陋者在道德选择的困境中面临的现实与心理的重重矛盾。第七则齐物主的出现就是如此，作者借神人之口，阐明“道隆则隆，道污则污”的道理，肯定了叔齐投明弃暗的行为。
艾衲非常钟情于丑陋者的刻画，因为，“在文学中，丑一直是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存在，当审美被理想化时，丑便是清醒的旁观者”，卓越的创作者总是倾向于用丑的形象来包裹严肃深刻的理性思考和人生哲理。他笔下的丑怪者滑里油、油里滑、迟先、孔明以及变形了的历史人物无不是些荒诞滑稽、庸俗可笑之辈。且看艾纳对历史人物的精心改造。叔齐、范蠡、西施、介之推是几位变形了的历史人物。这些千百年来飘浮于浩瀚历史典籍的道德典范、人格符号，都成了作者戏谑嘲弄的对象，义士叔齐是个灵活善变、投明弃暗的变节者，美人西施不过是相貌平平、毫无德行的村妇，忠臣范蠡则是一意为己、居心叵测的阴谋家，。高义之士被解构成为私欲所驱使的凡夫俗子，一切崇高的行为都是个人私欲的表现，艾衲用凡夫俗子对抗道德典范，借私欲攻击崇高。千百年来，人们对经典人格形成的稳定的审美认同心理被颠覆，崇高与卑下扭结成一股强大的审美张力，从接受者角度看，艾衲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在逆向接受的奇异心理中感受着人物的荒诞可笑。此外艾衲还虚构了妒妇石氏的形象，石氏是“碧眼高颧，紫色伛兜面孔，张着簸箕大的红嘴”的半老妇人，十年一妒，害人致死，妒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总之，荒诞的人物活在荒诞的情节中，无论是轰然倒塌的庄严形象还是那些丑怪者滑稽可笑的言行，《豆棚闲话》的荒诞人物世界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陌生化效应。和西方现代派作家一样，艾纳选择丑怪者，描绘他们荒诞滑稽甚而是悖谬的言行，寓意在更好地表达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与直面事物本真的精神。
还有一类是特立独行的奇人。如大义之党都司、大孝之小乞儿是最能体现艾衲的道德理想的。党都司性情刚烈，大义凛然，受害冤死后仍然凭着忠义之英灵扶尸数罪，死断生颅。小乞儿躲在山中，鼓盆歌舞，为母祝寿，身虽下贱，却品质高洁，一片至纯孝心感天动地。一个行义，一个行孝，言行都有超乎常人思维的奇异之处。更有那汪兴哥，幼年痴愚，成年后大智若愚，具有凡人难以企及的大智慧，借银万两，却不问来人姓名。艾衲正是在这样貌似荒诞不可信的言行举止中寄予严肃深刻的思考，构建内心的道德标准。
第三是场景的幻化与时空操作的荒诞性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谈到：“时间幻化，是与神话思维模式或佛教观念的流行有关，它们以时间幻化来改造、伸缩和反讽人间生存的时间状态。”《豆棚闲话》正是一个融神话、传说、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自由出入于古今各种场景的奇特文本，艾衲用幻笔设置出众多飘忽不定、迷离恍惚的流动场景，通过时空的不断切换来实现隐喻现实的创作旨意。
第一则讲述介之推与妒妇的故事，作者有意在开篇的入话，叙述者“老成人”以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 “某年某月” 自己在山东济南渡口听到的传闻，老成人遭遇的神道原来在唐时《述异记》中就有记载，此渡口名叫“妒妇津”，由妒妇津牵引出晋代刘伯玉与妻子段氏的一段渊源。正话中，时间又回落到了战国时的晋国，地点转换为山西晋地，叙述人变为“一老者”，故事由轶事传说进入历史演绎，虚构石氏奇妒害性，遗祸介之推的虚妄之事。很显然，艾衲借助蒙太奇手法，让时空场景自由组接，忽而指向现实，忽而进入历史，忽而飞至神话。将读者的思维与想象引入一片荒诞虚幻的世界。
第七则《首阳山》，艾衲依据现实逻辑构想叔齐的生活场景，在历史人物身旁安插大量现实描写，让历史叔齐在现实中显身。西山上，上上下下、川流不息的假隐士们进山的人脑场景带给人强烈的现实感，而山下洛邑商民与众兽们的辩驳对抗又给现实蒙上一层荒诞色彩。叔齐下山寻求出路，结果遭遇“黑旗黑帜，黑盔黑甲，黑袍里面的洛邑商民”都是些“焦头烂额、有手没脚、有颈无头的一班阵上伤亡”，正当叔齐进退两难、深陷困境时，“东南角上祥云冉冉，几阵香风，一派仙乐齐鸣”，仙人齐物主出现，一番顺天应人的诉说后，“黑云黑雾逍遥四散，满地却见青莲万多，涌现空中”，叔齐立身起来，却原来是南柯一梦。梦境与仙境交错，场景充分幻化，令人产生不知今夕是何年的陌生感。
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是集中体现作者时空幻化手法的篇章。此篇空间转化之大，真正的是上天入地，或神或人，忽梦忽真，时空上的变异处理使人间形态与仙界形态完全粘合。人物变幻莫测，有罗汉的前生今世，也有俗子的人生起伏，空间转换则由天界到凡间，从虚幻的西牛贺洲，东胜神州到现实中的中州、华山，在飘移到“无何有之乡”的杜康埕，最后定点于昆仑神山。“空间”在这里处于天地阴阳混为一体的胶合状态。空间的迅速转换与人物的变幻不定，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似是而非的荒诞感，作者自己也说“此段说话实是玄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也是杨义先生所说的“超越时空限定，争取大幅度的时间幻化谋略，使古今两种叙事因素互相干涉，从而创造出浓郁的喜剧性和“似非而是”的佯谬性叙事效果”，总之，时空、场景、人物的不确定性为整个文本增添了一层浓厚的荒诞色彩。
二、深层叙事：荒诞背后的历史真实与个体批判
如果说艾衲提供的仅仅是一个荒诞化文本，而缺乏深度意义的指涉，这就不足以支撑其艺术魅力的内在依据，艾衲给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些用现实逻辑无法解释的人和事，当我们从文本中分离一些荒诞、不可信的情节，抽剥众多经主观变形的具有漫画式或丑化色彩的人物时，荒诞的反面——意义便凸现。“对艾衲的小说不能用通行的标准来判断，他关心最多的，是所描写的惊人的事实，而不是对人的行为和性格的表现；是对故事的解释，而不是为读者将故事戏剧化” 。因此，荒诞化只是一种叙事策略，荒诞这种感性形式往往包裹着严肃深沉的思考，也体现个体对人生、历史、现实最清醒的认识。它指引读者朝向文字背后的内蕴世界探索。
关于艾衲的个人资料，除了《豆棚》外，我们知之甚少。已有学者考证艾衲作为遗民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有人称艾衲为一位边缘化的文人，尽管我们并不确知艾衲的真实姓名及身份地位，但从《豆》展示的现实图景、人生世相来看，艾纳的生命与易代、战争、文化裂变、浪漫思潮紧密相连，艾衲见证了历史的巨变，目睹了晚明王朝的异常腐败，也经历了异族新朝的残酷文化专制，他在小说中谈天说地、言神言鬼，制造人神共出，人兽相杂的奇异世界，令人疑心他所指并非人间，艾纳苦心孤诣想要将现实荒诞化，其用心可谓良苦。在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中，他的言说权利遭到巨大威胁，文字狱与告讦风迫使他只有借假语言真事，曲折隐晦地表达以全身远祸，保证文本的流传。因此，艾纳手中时刻握有两套笔墨，一为幻笔，一为实笔，幻笔为读者虚构荒诞虚幻的世界，实笔则直指明清鼎革时期的历史现实。
艾衲生于明清鼎革之际，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他饱尝世事的艰辛，也看透世相的荒唐与丑恶，他以清醒的的头脑，冷峻的目光打量着历史转折时期的人生世相。他发现，易代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的极度混乱和道德秩序的彻底崩溃，更引发了潜伏于凡夫俗子身上的一切罪恶因素的大暴露，人类本性之中最肮脏、最低俗的那部分东西，诸如虚伪、贪婪、自私、嫉妒、残暴等在明清交际的特定时空中如燎原之火焚烧着整个晚明大地。他指摘时弊，烛幽索隐，目光犀利，批判意识强烈，以致所有“不平之世道”“叵测之人心”在他的逼视下无以遁形。他时常借助变形了的历史人物或奇人丑怪之口骂尽世俗中最卑劣、虚伪的人性。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叔齐变节前后的心理刻画无不隐射着王朝更替时期贰臣们的心态，但是叔齐与众兽的对答中，我们又看到艾纳对道德实用主义者的带有嘲讽意味的肯定，更有趣的是，艾纳透过叔齐的视角揭开了进山隐居的假隐士们做秀的伪善嘴脸。这些人“或是商朝在籍的缙绅、告老的朋友，或是半尴不尬的假斯文、假道学”，他们隐居的动机不过是“有些惧怕，有些艳羡”，在“表出许多清高意见，许多溪刻论头后”，传统文化中隐居的崇高与悲壮意义被“你传我，我传你，淘淘阵阵，鱼贯而入”的群体起哄行为消解殆尽，至于那些投奔新朝的变节者，“或是写了几款条陈去献策，或是叙着先朝旧职的求起用的，或是将着几篇歪文求征聘的，或是营求保举贤良方正的，纷纷奔走，络绎不绝”。叔齐的道德顾虑正是被这样“意气昂昂”的热闹场面打消，唐而皇之地完成了由守节到变节的心理过渡。在这里，无论是假隐士、假道学还是政治投机者、变节的贰臣，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艾纳嘲讽的对象。艾纳借古人言时事，通过“口似圣贤，心同盗跖”的伪善者们滑稽的表演，将他在明清交替时期目睹的一切丑闻都一一揭批开来。
《空青石蔚子开盲》是一篇典型的熔铸古今的神话寓言，“此则以瞽目说法，大是奇异”，故事的奇特构思一方面体现创作者尚奇的心理，以及一定程度上向世俗阅读趣味的妥协，另一方面更明确的是艾纳借神话寓言对末世浊世里人情世相的充满愤激甚至是刻薄的抨击。艾纳身处乱世，见事太明，对人性悟得太切，以致于迫不及待地想将隐匿于历史深处的污垢一齐抖落。迟先、孔明对自己姓名的一番正话反说式的解释饱含了作者对世情世相的冷嘲热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瞎子随后破庙结义、反目成仇、“对簿公堂”的一系列荒唐举动将先前貌似纯洁的自我表白又逐一消解，解释者赋予名字的合理意义被解释者自我言行推翻，演变成人性私欲的展示。艾纳借迟先、孔明的姓名演说来解构现实，而瞎子的暗藏私心又将自身结义之神圣性再一次解构，这样悖谬式的叙事操作中我们体察到的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忧愤与悲凉。艾纳对人性的丑恶深恶痛绝，他深知，现实世界里找不到良药妙方医治人性之痼疾，于是转而求诸寓言，安排陈抟老祖出场，吩咐迟先、孔明“须把旧日肺肠先在山下洗刷净尽，方好问道。”迟、孔二人吞下小白石，吐出腌臜血肉，“顿觉心地空灵”，这样荒诞的表达隐藏着作者的愿望，恨不能将世人灵魂深处的污垢一并洗刷。
艾纳的寓言与他对世态的揭批让人想起庄子和他的愤激，同是眼极冷、心极热的有心人，庄子更多的是看透世事、超然物外的飘逸与洒脱，而艾纳却执着现世，用心良苦，用情至深 , 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小心翼翼地发泄心中的愤愤不平，他借陈抟老祖的话更集中地揭露了世相的真伪。“今世界大矣，一双脚走不尽；宝贝多矣，一双手拿不完；滋味美矣，一个臭皮囊装不满。只因世人心雄意险，走出娘胎，逞着聪明，要读尽世间诗书；凭着力气，要压倒世间好汉。钱财到手，就想官儿；官儿到手，就想皇帝。若有一句言语隔碍，便想以暗箭蓦地中伤；若有一个势利可图，便想个出妻献子求媚。眼见得这些焰头上根基都是财筑起的，强梁的口嘴都是势装成的，雄威的体面都是党结就的。遇着有识见的，到此地位，早早抽身跳出圈外；略不济的，便是粪里蛆虫和身钻入。”陈抟的话让人联想起晚明的历史真实，当时社会，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带来普遍的急功近利和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而心学的空疏也影响了社会风气，导致世风的虚伪浮华。艾纳将那些逢迎钻营的小人看作粪里蛆虫，足见他对世相的鞭挞。正因为世界太污浊不堪，迟先、孔明在获得光明之后，看到了尘世的丑恶，反而痛哭流涕，情愿合上双眼，重返黑暗。这样的结局实在发人深省。
艾纳深处民间，既参与正在发生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又以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姿态站在距离之外反观历史现实，这使得他更有机会洞察出现象与本质的背离。在对人情世相洞若观火的考察中，他发现了事物的矛盾的两极，表象与真实往往是对立的，动机与行为同样处于矛盾之中。于是，艾衲决定用悖谬来解读光怪陆离的世界。第九则《渔阳道刘健儿试马》中，官方的捕盗者原来和盗贼同流合污，蛇鼠一窝，官匪一家。第十一则《党督司死枭生首》里，打着正义旗号的农民起义军干着“将孕妇暗猜肚中男女，剖看行乐，刳割人的心肺，以备闲中下酒”等惨绝人寰的杀戮，更触目惊心的是，同样丧失人性的残杀竟然在弘扬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佛门禁地频繁上演，《大和尚假意超升》中，佛门变种招摇撞骗、欺世盗名、奸淫妇女，以二尺长钉杀人于无形，用女人脚骨作象牙筷子谋取钱财，在世人眼中戒杀戒色、纯洁高尚的佛门弟子成了杀人狂魔，人性的恶劣又一次彻底地暴露。艾衲将他在乱世里见证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真相冷冷地、近乎残忍地揭露，顷刻间，世界成了可怕的荒原，一切庄严肃穆的光环在残酷的现实前惨淡隐退，假象与真相的巨大反差凸现着世界的荒诞存在，而艾衲也陷入了对现实的深重失望与怀疑之中。
R.N科说：“荒诞是一种前进的方法，通过消除合理性的观念而达到某个点，从这个点上便可透过那一片废墟而得以窥见以定义来说并不合理的终极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衲毫不犹豫地选择荒诞、变形、悖谬来凸现社会生活更本质的真实。他意识到，只有这样的选择才更符合内心的需要，才更为准确地表现主体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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