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森林峡谷:卫志民：腐败，人人都是参与者

卫志民：腐败，人人都是参与者

　　“资助科学研究活动绝对不同于寻找勇敢的刺客。”

　　“现在我们依靠老人讲真话，依靠圈外人讲真话，依靠外国人讲真话，依靠翻脸的人讲真话，这是不正常的！”

　　“现在的学术腐败是一种系统性的腐败，已经不是一个个人品德问题了。在口头上人人厌恶腐败，在行动上又有几人勇于拒绝腐败？”

　　“如果不去思考产生这种系统性腐败的制度基础，我们会失去洞察力和解释力。学术道德委员会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要从体制上真心诚意地去保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中立性，真心诚意地去保护学术领域的良性竞争、自由争鸣，真心诚意地去促进舆论监督，打破学术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对中青年学者的控制，让优秀的中国人能够有机会痛痛快快地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但我们又为什么做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

　　“现在我们依靠老人讲真话，依靠圈外人讲真话，依靠外国人讲真话，依靠翻脸的人讲真话，这是不正常的！”

　　“之所以会出现选择性执法的现象？就是这些机构工作起来过多地受制于了利益的权衡取舍和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绝非单纯的是非对错那么简单。”

　　“除了档案柜子还能让这些所谓的科研成果去哪？

　　9月份，对于中国学术界注定是不平静的。

　　先是哈医大“千人”王志国因学术不端被免去科研权利，其在加拿大的实验室被关闭。王志国一事还没有“消停”，一场由80多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携5位教授共同揭发举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的“战役”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不得不承认，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学术腐败也愈演愈烈，而这种恶性循环在现行体制下似乎并没用改观，相反，它正在向纵深不断滋生和蔓延，正在吞噬着全体中国人的良知。

　　院士举报院士事件迅速在科技界引起轩然大波，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也许正是中国反对学术腐败深入的表现。那么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缘何如此难以根治，甚至“越治越腐”。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卫志民的分析。

　　系统性的腐败

　　科学新闻：“科学的春天”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带来的就是学术界的造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也日渐显著，学术腐败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卫志民：目前严重的学术腐败是与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密切关联的，要理解与反思今天发生在中国的这种系统性学术腐败，就不能不去思考产生这种系统性腐败的制度基础，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洞察力与解释力。在围绕这些基础性的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的情况下，我们是很难单独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目前只能呼吁有关部门在严肃惩治已经浮出水面的学术腐败的同时，能够着眼于基础性的制度创新，关心这个问题的相关各方要看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国学术腐败的危害不亚于官场腐败，现在应该把态度化为行动、把态度化为制度，不要止步于就事论事，还要通过制度创新来遏制学术腐败的蔓延趋势，消除其产生的制度基础。现在的学术腐败是一种系统性的腐败，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一个个人品德问题了，因此它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行为。在这种体制下，好像所有的人都难于独善其身。在口头上人人厌恶腐败，在行动上又有几人勇于拒绝腐败？正常的学术竞争，来自同行的互相监督是遏制学术腐败的一种主要的力量。创新活动非常活跃的发达国家并非依靠什么道德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几个专家，甚至没有成立这些委员会，他们靠的就是同行之间的良性竞争，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不受限制的新闻监督，这是主渠道。一个研究人员，欺骗一两个专家教授容易，收买一两个专家容易，但是想欺骗同行、欺骗公众非常困难，在资讯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几乎是做不到的。就像在官场上一样，讨好一个上级搞定你的上级很容易，但是你要让下面的群众真心信服你就很难，正所谓“骗一个人容易，骗天下人很难。”

　　科学新闻：为了遏制学术腐败、净化学术环境，最近几年，高等学校和一些科研院所都成立了相应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其目的就是监督和调查学术造假，规范学术行为，可到如今这个组织基本是碌碌无为。

　　卫志民：对于学术道德委员会等监督调查机构，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有聊胜于无。你不能去责备它，因为这原本就不是它所能承担起的重任，它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它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对于目前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在现有的这种体制下想通过学术道德委员会这类技术性手段来加以遏制乃至根除，显然是避重就轻的，绕着走的。目前的反腐机制不是根据产生腐败的原因去设计的，而是根据针对腐败的现象本身去设计的，所以的治标不治本的。

　　科学新闻：既然这样，这个机构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卫志民：当然有。当出现学术不端这类问题后，总是需要学术道德委员会或学术规范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处理的。只是单凭这样的机构是无法遏制住学术腐败的蔓延的，必须针对学术腐败不断恶化的制度性基础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其存在的土壤。要立足于建立起基于良性学术竞争的学术评价机制，要从体制上真心诚意地去保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中立性，真心诚意地去保护学术领域的良性竞争、自由争鸣，真心诚意地去促进舆论监督，打破学术界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对中青年学者的控制，让优秀的中国人能够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繁荣昌盛痛痛快快地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但我们又为什么做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

　　大家都不敢讲真话

　　科学新闻：对于学术腐败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难道在整个学界和教育界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吗？

　　卫志民：中国的学术腐败，并不是这些腐败隐藏的有多深，而是因为学界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不是大家不知道，白纸黑字的，而是学者们都不敢讲真话。你顺着我讲话呢我就给你各种项目，开会就邀请你，还有红包拿，慢慢地你就能进入这个圈子，否则一切免提。现在的科研人员很难做到独立，不独立就很难做到中立。

　　现在我们依靠风烛残年的老人讲真话，依靠外国人或拿了外国护照的中国人讲真话，依靠圈外人替圈里人讲真话，依靠拥有了财务自由和世界性学术竞争力的圈里人讲真话，依靠翻脸的人讲真话。这是不正常的！

　　多数人呢？恐怕还得选择低眉折腰，顺从依附。项目的分配、学术荣誉的分配，教授岗位的分配，总而言之，金钱与荣誉，光荣与梦想，你想想有多少是掌握在别人手里，自己的命运自己又能控制多少呢？

　　科学新闻：你觉得相关管理部门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吗？

　　卫志民：作为这个游戏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我想他们是很清楚其中的弊端的。比方说我们目前实现的种种量化考核制度。现在还在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搞研究，严重违背了科学研究的规律，创新怎么能够提前规划？这本身就非常荒缪。然而，我们却很难看到这种规则和制度的终结，相反还在不断地受到强化，愈演愈烈，这种考核体制直接助长了学术腐败。

　　在这种体制下，论文专著不再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获取研究经费、满足考核要求的一个手段了。慢慢的科研人员就不再会去追求科学真理了，而是以能够发表为原则了。

　　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也看得很清楚。但是在深层次的体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们似乎认为也只能如此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创新体制是不可能在更为基础性的制度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单兵突进、独善其身的。日子还得过下去。

　　科学新闻：不断增加的研究经费是否会缓解体制因素对我国科研效率的掣肘？

　　卫志民：国家投入到教育和科研方面的经费逐年增长，而且数目巨大。虽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规律，虽然研发活动不能脱离投入，但是单靠重赏很难出现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创新性的成果首先依赖的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追求真理的精神。资助科学研究活动绝对不同于寻找勇敢的刺客。尽管中国发表的论文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但引用率超低，这说明我们的成果多数都是没有创新成分的。

　　科学新闻：你认为中国科研投入的效率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卫志民：国家花了很多钱，但花大价钱“买”来的这些论文许多是既没有促进学术的发展，又对社会的繁荣进步没有什么作用。似乎只是造就了一批富翁学者，富豪教授。如果国家只是往里投钱，体制不变，必然会滋生大量的学术腐败，并且刺激学者们以更快的速度放弃追求真理，转而追逐金钱、名誉与权力。现在的学者教授主要的工作就是跑项目，项目获批之后基本由学生在做，这已不算潜规则了，都是这么运作的。在我看来，某些研究项目，伪造数据，收买评委，贪污浪费，几乎等同于诈骗，严格说来是犯罪。

　　选择性执法

　　科学新闻：但是，我们通过各种媒体还是能看到学术道德委员会或学术规范委员会处理过相关的案件。

　　卫志民：确实有过，不过当前的这种状态也只能是选择性执法，有些案件能得到迅速的处理，但是有些案件白纸黑字放在那里也得不到处理，甚至组织出面做工作、来压事。比如西安交大的案件。所以，我们的相关监督机构忽而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忽而又装聋作哑，甚至帮着腐败分子去掩盖“犯罪”事实，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也得不到处理，有些“涉案”的人还升官，还竞选院士。

　　之所以会出现选择性执法的现象？就是这些机构工作起来过多地受制于了利益的权衡取舍和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非单纯的是非对错那么简单。边缘性人物的处理难度通常较小，牵涉面也窄，但是牵射到很多人的案子处理起来难度就会很大。处理一个普通教师常常能够显示出其雷厉风行的一面，但面对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处理起来就要仔细思量了。如果他本身就是学术执法机构的负责人，怎么处理？

　　科学新闻：中国每年招收和毕业的研究生几十万，他们将来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要走向科研岗位，他们的前途在哪里？

　　卫志民：中国的知识分子有3大特点：不独立、不中立、不专业。不独立就是他们的大部分都身处公立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活动的资金来源非常单一，基本来自政府或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摆脱行政主导的命运。所以口口声声说行政化，怎么去？拿人钱财替人讲话，这就是无法中立的根源。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那么多项目，如果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掏钱，有几个民营公司会投资他们做这样的项目，会花几百万、几千万来购买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在基础性领域里我们有多少成果真正推动了学术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能够走向世界？有多少人可以拿着自己的论文堂堂正正的走上真正的国际会议（不是那种假的、照完相留下证据就去旅游的国际会议）。国内有几个院士、专家、教授敢拿着自己的论文在真正的、严肃的国际会议上宣讲，你让他去他都不去，丢不起那个人。正如北京大学饶毅教授指出的，很多教授不去倾听一流专家的报告，或者主持一下就跑了，真正的学术讲座，特别是他本专业的讲座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听，完全是官场做派，只有跟他直接利益相关的一些专家来了他才会很谦虚的像个研究生一样，从头到尾的陪同，还记着笔记。

　　科学新闻：难道国家对此真的就置若罔闻吗？

　　卫志民：国家的“千人计划”我猜测有多重含义，除了通过吸引一流学者回国提升中国的教育科研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复兴以外，可能还暗含一个较为次要的考虑。目前大家对院士制度很不满，希望把它慢慢变成一个荣誉性的东西，不要控制那么多的资源，但是现在取消院士制度会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会产生某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实际上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对许多情况看的很清楚，可能是在寻找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和最佳方式。目前的院士制度严重挫伤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把学者们都搞得低眉顺眼、低三下四的，不要谈有什么傲骨，简直就是奴才。这是最高决策层不愿意看到的，我猜测引进“千人”有稀释院士权威的深层考虑。

　　除了档案柜还能去哪？

　　科学新闻：但毕竟在中国，这样的模式已经运行了许久，很难改变的。

　　卫志民：作为一种常识，在应用性研究领域，市场没有失灵，企业原本就应该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现在大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公立的研究所效率很低，研发投入浪费很严重，贪污屡屡发生，这都是公开的秘密。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获得一个大的项目，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祝贺他可以有机会从事自己心爱的研究了，而是说他发财了，这就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研究项目的账目都是不能公开的，公开的话就非常荒谬了。如果把所有科研项目的开支明细都公布出来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买了数吨的复印纸，成千上万只签字笔，专业级的数码单反相机，发票都是超市的。

　　科学新闻：现在的一个现象是，科研项目鉴定完后，基本都默默无闻了。能走向应用的似乎很少。

　　卫志民：在应用性研究领域，那些所谓的科研成果，首先应该反思一下有没有产业化的价值。在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的今天，在流动性过剩资金追逐项目的今天，有市场价值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想被埋没都难。许多研究机构所承担的国家级项目，鉴定完之后就进了档案柜了，除了档案柜子还能让它去哪里？难到企业家有眼无珠，视金钱为粪土？显然不是。

　　这就涉及到国家的创新机制。政府活动的范围应该在基础性研究领域，这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企业应该成为应用性研究活动的投资主体，他们最了解市场需求，也不缺乏投入的动力，更不会存在应用和科研的脱节。但在中国这个就分的不是很清楚，政府是急于求成的“赶超思维”在作怪，企业则是能沾国家便宜为什么不沾，他们会游说政府采取种种补贴政策。

　　学术腐败，人人都是参与者？

　　科学新闻：在当前这样一种常态下，多数科研人员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去努力适应它。

　　卫志民：中国的学术力量不独立，因为科研人员的资金来源非常单一，所以很难摆脱行政主导的命运。行政力量控制着资源，所以知识分子在面对学术腐败的时候就很难畅所欲言。学术领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江湖，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每个人都痛恨学术腐败，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在这种体制下，培养了一大批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他们也有苦衷，他们也要生存，一方面不喜欢腐败，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参与腐败，在有机会腐败的时候，不会客气，在没有机会腐败、腐败的机会被别人拿走的时候，就谴责腐败，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怪象。

　　科学新闻：和国际相比，有什么区别？

　　卫志民：在一种比较健康的学术环境中，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是一个较为单纯的事情，不会因为你不在学术界了或没有多少人认识你这个大活人，就置之不理。他们主要看你的成果，即使某天你已经不在大学里面，变成一个农夫、售货员、司机也无所谓，照样可以被授予很高的荣誉，如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就是一位小公司的小职员。这对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是个很大的启示，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

　　科学新闻：但是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卫志民：说到这个，媒体也可以呼吁一下，在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也许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学术委员会要改变传统的只接受实名举报的游戏规则，事实上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在保护腐败者，对匿名的举报也应该受理。与此同时，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带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否则相关领域的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要为学术力量的独立和学术活动的中立创造制度性的基础。建立独立、透明、高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在各种奖项和院士的评选制度方面，逐步废除目前这种申请制度和单位推荐制度，改由提名委员会秘密提名、投票来确定。